《“李一哲”事件纪实》之十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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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哲”事件纪实》——陈锦禄

之十


编后语


“民主”“法制”任重道远

周 宇


掀开共和国历史最沉重的一页，一群坚韧的生命跃于眼前。这些立志为国家富强而贡献毕生的优秀儿女；这些在当年躁动着赤色宗教狂热，誓死效忠 “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要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砸烂旧世界”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自命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铁血战士，被封建个人迷信所蒙蔽和操控，在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迅间摧毁了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摧毁了共和国建立后十多年来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摧毁了法律；摧毁了国家行政机构；摧毁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摧毁了萌芽中非常有限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在经历了这场空前残酷的血腥洗礼后，终于在思索中觉醒。以先驱的勇气、用人类的良知、用青春甚至生命的高昂代价，呐喊着 “民主”与“法制”，勇敢地向封建法西斯专制巨兽发出挑战，血荐轩辕。用曾经讴歌“顶峰论”的笔尖，要为暴政画上休止符。

先驱的命运是痛苦的，生于1564年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为维护真理，论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欧洲封建教廷旧势力残酷迫害终生。而当共和国仍处在疯狂中，觉醒者希望把 “民主”与“法制”落实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的命运将会遭受到怎样悲惨的结局。“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气”，伽利略弥留时反复强调的话，却可悲地印证了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追求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付出异常高昂的生命成本和有着直面巨大牺牲的特殊勇气。

几十年后，当“民主”与“法制”被再次融入到官方语言体系中，先驱们已步入暮年。他们当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流落异邦、有的被残酷的现实折磨得奄奄一息、有的如本书作者，疾病缠身，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而每当他们相聚，回顾起这段“为民请命”的正义史，都会毫不犹疑地表达了对真理、对正义的坚守。

当今，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民主”与“法制”，已经成为建立现代人类文明国家的社会意识主流，而他们却是以青春和牺牲为代价,才得以换取今天能够成为绝大多数国人所认知的民主和法制意识。品味其中，逝者如斯，来者何如？

“民主”与“法制”，我们仍然在希冀，一路走来，艰辛踯躅，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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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哲”事件纪实》附件

《李一哲事件纪实》
附件
对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
宣集文
（附：李一哲驳宣集文的四篇大字报）

中共广东省委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印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
对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
宣集文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南大门——广州市的大街上，李一哲抛出了一张洋洋两万余言的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及其《序言》（以下简称《民主与法制》）。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自称是“全面”“自我暴露”的李一哲“体系”。这个李一哲“体系”，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从反面教育了革命的人们，在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总之，这张大字报的要害就是反对和摆脱党的领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李一哲反动“体系”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前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反映。正如许多革命群众尖锐指出的：李一哲在此时此地迫不及待地抛出他们的反动“体系”，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要安定、要团结的指示，破坏当前大好形势，破坏四届人大的召开，一句话，就是要无产阶级下台，资产阶级上台！
对李一哲的这张大字报的反动本质，我们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它打着“批林”的幌子，披着“社会主义”的伪装，装着“关心群众”的样子，耍着两面派的手法，到处大喊大叫他们的“体系”如何“吓人”，如何“叫人害怕”，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如何“咬不动，吞不下”，用尽了一切为了吓唬别人也为了给自己壮胆、打气的词句。但是，革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懂得，这不是什么“勇敢”，而是胆怯、心虚。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锻炼的广大革命群众面前，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它终必原形毕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下面，我们分四个问题，对李一哲的反动“体系”进行批判。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李一哲在《民主与法制》这张反动大字报中，尽管玩弄了种种隐晦的手法，但其通篇攻击的矛头，始终是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其险恶用心，较之一九五七年的资产阶级右派以及吴晗之流，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一哲在他们的“体系”中，明目张胆地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叫嚷着：“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态度。”这是他们从林彪以及资产阶级右派那里学来的、借以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的一套惯用的卑劣手法。谁都知道，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一伙不是借古讽今，借攻击秦始皇，大肆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吗？李一哲在他们的大字报中，竟然胆敢捡起林彪一伙的破烂，与林彪一伙同唱一个调子。这位自称“不畏虎的年轻人”，毕竟还算“坦率”一些，他们按捺不住心头之恨，不但对秦始皇“不表尊敬”，而且还声言要“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也充分说明，李一哲之流比他们那些老奸巨滑的前辈来，倒称得上是“初生之犊”，勇气十足！他咬牙切齿地污蔑我们肯定秦始皇的作用，是“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请看，他的反动矛头究竟指向谁，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剥掉李一哲“体系”的伪装，用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来衡量，我们就不难看出，李一哲不仅是在反对毛主席对于秦始皇的科学评价，而且是同中外反动派一样，借攻击秦始皇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李一哲在他们的“体系”中，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法，把我们全党衷心拥护、党章上明确规定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污蔑为“封建性”的“新的礼教原则”，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这是无耻的谰言，恶毒的攻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的党章一再重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看来，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过是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区争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或假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李一哲这张披着“批林”外衣的大字报，对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伪装“拥护”毛主席，假借“捍卫”毛主席思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两面派行为只字不提，却在那里大肆攻击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封建性”的“新的礼教原则”，要砍掉这条“神圣支柱”。胡说什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其罪恶目的就是煽动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起来，同他们一起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们还挂着“批林”的招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掀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对怀着满腔热情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广大革命群众，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字里行间，切齿之声可闻，这亦充分暴露了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极端仇恨。
李一哲在他们的“体系”中，疯狂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胡说什么“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么！”并且公然提出要对海瑞“落实政策”。请问：“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是谁领导、谁批准的？李一哲为海瑞抱不平的矛头究竟指向谁？这个问题，不但我们心里明白，就连李一哲他们自己也明白，不然，他们为什么对“第一篇文章”故意躲躲闪闪呢？
李一哲在他们的“体系”中，还大肆攻击我们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他们污蔑党中央提出的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是什么“王明反李立三”。言下之意，就是王明不反李立三之“左”而反李立三之右，结果犯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错误，而今天党中央好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不反林彪之“左”而反林彪之右，同样是犯了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他们煞费苦心地在“左”右问题上大做文章，其目的无非是用以掩盖林彪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他们还放肆攻击我们党中央关于把“走后门”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以免冲淡批林批孔的指示，胡说这是“迴避对于特权的批判”，攻击党中央用“好人”、“坏人”的问题，掩盖“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妄图挑起群众对党不满，搞乱党中央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他们胡说十大提出的反潮流原则是个“茶余饭后，说说而已”的空洞口号（“二稿”），并有恶毒的语言讥讽张铁生、黄帅的反潮流精神，胡说这些革命小将，充当了“某些人”“可以利用”的工具。显然，上述这些谬论，都是直接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他们极力要造成一种印象：反潮流只是一句空话。这正好说明，他们所主张的“反潮流”，同我们所主张的反潮流，有着原则的区别。细读这张反动大字报，不难一眼就可以看穿，他们所要反的，不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错误路线，而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及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决策。这样的“反潮流”，难道是我们所能容许的吗？

二、 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李一哲肆意歪曲马列主义，采取捏造事实，颠倒是非，强栽硬塞的卑劣手法，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编造了一套所谓我国已经出现了“新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动”的谬论，并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污蔑我国各级党政领导是“特权阶层”、“新贵集团”，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美化自己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要依靠他们来进行所谓“新的政治变革”。李一哲还自我标榜说，“我们的‘体系’……提出了新生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应当指出，李一哲的这个“体系”，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在马列词句掩盖下推销的新老修正主义的黑货。不管他们用了多少个“新”字来吓唬人，他们的伪装必须剥掉，他们贩卖的那些反动谬论，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批判。
驳所谓各级党政领导是“特权阶层”、“新贵集团”。
李一哲根据他们对“新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并且污蔑各级党政领导已经“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是“新生资产阶级”，是“新贵集团”。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吗？各级党政领导已经“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了吗？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是对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
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各级领导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解放二十五年来，我国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而李一哲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在那里编造一套套谎言。这能够骗得了谁呢？
诚然，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在我们干部队伍里，某些人存在着特殊化、特权思想和“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某些意志薄弱者，由于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有的人“化公为私”，个别甚至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甚至存在着混进党内窃踞领导职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刘少奇、林彪）。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正是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现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党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所以，我国没有出现象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更没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李一哲故意迴避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而在那里玩弄卑鄙手法，把我们党反对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什么“走后门”、什么“化公为私”、什么“特殊化”、“特权思想”等等硬栽到我们党的头上，把它说成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国家的领导人所固有的，妄图用此得出我国已经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岂不是十分荒唐可笑吗？
也许李一哲会辩解说，我的大字报不也说过“党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话吗？的确，他们是这样说过，但这只是欺骗人的幌子。如果他们确实承认党的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就应该承认这些干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就应该承认这些干部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各种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不断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承认了这些事实，那他们恶意捏造的“特权阶层”、“新贵集团”不就是不攻自破了吗？但是李一哲是不肯罢休的。他们的谎言越编越多，越造越离奇。什么“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呀！什么“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呀！不一而足，妄图用伪装的马列主义来吓唬人。什么叫做“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呢？李一哲“体系”告诉人们，革命的对象变了，敌人已经不是被中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之流，而是由各级党政领导组成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革命的动力也变了，他们叫嚣要依靠什么“新兴的社会力量”（所谓“新兴的社会力量”是些什么人，本文还要揭露、批判），来推翻他们炮制出来的“特权阶层”、“新贵集团”。这就是他们讲的所谓“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动”，这就是李一哲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李一哲恶毒攻击我们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各级党政领导是“特权阶层”的谬论是赤裸裸的。他们不是得意忘形地把钟志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退学、退伍、下乡务农的革命行动，污蔑为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叛逆出来吗？而那位曾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并决心改正所犯“走后门”的错误，表示坚决行主席指引的道路的老红军，却成了他们咒骂为“特权阶层”的典型。他们使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的手法，得出结论说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
李一哲为了替自己的反动理论辩护，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并明目张胆地加以歪曲和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明明是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坚持反复辟的斗争。而李一哲却说“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不以人们意志转移而产生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当权的各级领导已经“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党的基本路线，诬蔑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绝不能说，产生特权阶层，复辟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更不能说，这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继续革命，就能够战胜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李一哲说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不以人们意志转移而产生的，就是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决定的，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理论，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恶毒诬蔑。
其实，李一哲的这些破烂，一点也不新鲜，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代言人杜勒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鼓噪拍卖了。《民主与法制》的作者，难道真的不想同杜勒斯之流“划清界线”吗？
驳所谓“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
李一哲在污蔑我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各级党政领导已经变成“特权阶层”的同时，怀着刻骨的仇恨，咬牙切齿地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专断”，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污蔑我们伟大的党是“君臣父子党”，污蔑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并且叫嚣要加以“彻底摧垮”。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极端狂妄的狼子野心。
李一哲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是在“反对林彪体系”的口号下进行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敌人惯用的两面派的卑鄙伎俩。试问，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污蔑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是“特权阶层”，攻击我们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难道矛头是指向林彪的吗？难道你们不正是由此得出结论：现在的政权已经变质，而必须加以“彻底摧垮”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撕开画皮，显露在人们面前的只不过是几个妄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丑而已。
为了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攻击和污蔑，李一哲竟捏造事实，说什么“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于是，“社会主义的法制突然不灵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突然”蜕变为“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了。但是事实是怎样呢？众所周知，六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激烈的搏斗，粉碎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断排除了林彪路线的干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了新的胜利，在毛主席的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下，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李一哲竟把这说成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突然”蜕变为“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这不是别有用心的诬蔑又是什么？
李一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描绘成“阴森恐怖”的世界，比之历史上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完全是恶毒的攻击。毛主席在驳斥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时曾尖锐地指出：“‘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很显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感到“阴森”、“恐怖”的只是一小撮反动派，而绝不是革命人民。李一哲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比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政权还“可恶”，并胡说什么“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等待着他们。”李一哲如此咬牙切齿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幽灵”。他们究竟爱什么，恨什么，为谁鸣冤叫屈，代表那个阶级讲话，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李一哲为了污蔑无产阶级专政，还制造了一个“理论”根据，即所谓“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产生，也是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种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但这是枉费心机的。首先，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其次，我们从来认为封建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同这种传统观念作斗争，包括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李一哲把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形态硬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头上，把“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强加给广大群众和我们党的广大党员，以此作为他们“论证”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李一哲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和诬蔑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而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捡来的破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目考茨基就曾诬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独裁”、“专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也曾打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旗号，恶毒咒骂斯大林，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判徒、卖国贼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更是肆无忌惮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专制独裁”、“社会法西斯主义”。由此可见，在李一哲的身边的的确确是游荡着一个幽灵，那就是考茨基、赫鲁晓夫、林彪之流的幽灵。如果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他们是死不甘心的。
毛主席在四十一年前曾经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阶级斗争实践证明，一切阶级敌人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李一哲也这样做，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戳穿所谓“新兴的社会力量”。
李一哲之流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依靠的是什么力量呢？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这是他们根据所谓“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提出来的。
到底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是些什么人？李一哲说，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的“群众基础”，就是在“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中汇集起来的人。这些人是什么阶级的，可不必问，只要是有“民主精神”，敢于反抗所谓“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纵然是牛鬼蛇神，或者是什么人，都行。
李一哲们自祤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林彪一伙在其《“571工种”纪要》中则说“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请看，他们的黑话何其相似乃尔！不仅反动思想一致，而且语言也几乎一模一样。
在我国八亿人口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的阶级地位和所从事的大工业生产，决定了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要取得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除了坚定地依靠整个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之外，是不能去依靠任何其他阶级或别的什么“新兴的社会力量”的。李一哲的大字报，非常鲜明地表明：他们依靠的根本不是工人阶级，根本不认为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军，根本不认为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而在反对所谓“特权阶层”、“新贵集团”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下，却提出要依靠他们自己的所谓“新兴的社会力量”，妄图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阶级路线，以便混水摸鱼，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一哲的“体系”，肆意地歪曲、篡改了马列主义，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统统都变化了。他们妄图用这一套谬论从根本上代替和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号召牛鬼蛇神出笼，同他们一起在中国进行一场所谓“新的政治变革”，以达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三、 恶毒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这些年来，凡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毫不例外地都必然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是因为，这些革命运动是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障碍。
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上，李一哲也极尽歪曲、颠倒、污蔑之能事，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发泄出他们对这场革命运动的不满和仇恨。
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李一哲却别有用心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相反，是“确立了林彪体系”，是“林彪体系”“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革命死了”！
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深入批林批孔，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向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孔孟之道等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进攻，彻底清算和肃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影响时，李一哲却颠倒黑白地说：批林批孔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血淋淋的”“礼治”的“秘密”，“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并别有用心地“警告”人们：“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在李一哲的眼里，这几年，整个形势都已陷入“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瘖”的“灾难”之中！这种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形势的污蔑、攻击，及其由此流露出来的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实难令人相信竟会出自自称还算是人民的一分子的李一哲之流的嘴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形势“好得很”！而李一哲之流却睁着眼瞎说“糟得很”！一字之差，两种立场，真假革命，暴露得非常明显。
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革命死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体系”“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
这里，李一哲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作了恶毒的歪曲和篡改，而且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全盘的否定。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把毛主席订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派、北洋军阀、帝国主义屠杀革命人民的“三•一八”（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屠杀北京革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四•一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四•一二事件”）、“五•卅”（一九二五年上海英帝巡捕枪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六•二三”（一九二五年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屠杀中国人民的“沙基惨案”）相提并论，胡说什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李一哲的反动立场彻头彻尾赤裸裸的自我暴露。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场政治大革命，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很明显，这场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但是，李一哲却有意迴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要害问题，而抽象地空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革命大民主运动”（“二稿”）。作者做贼心虚，在第三稿中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是要解决“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也即所谓“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的“民主权利”——“人民的革命大民主”。“民主”、“民主”，“民主”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民主”。并且据说是这个“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灾难”，所以“革命死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吗？当然，我们这里分析的，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可能还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李一哲的心目中，究竟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为什么他们那么“热爱”这种“民主”，那才是一个更能触及实质性的问题。有人设计了这样一张漫画：李一哲左手拿着“民主”的长矛，恶狠狠地指向党、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右手拿着“法制”的盾牌，保护着一大群牛、鬼、蛇、神，妄图逃脱革命利剑的惩罚。对于这个问题 ，本文的第四部分还将谈到。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正告自称“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作者，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民主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把“绝对的”、“无条件的”民主权利作为目的、任务去喧嚷，革命的人们终会看到，这只不过是李一哲之流为了当前政治上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需要而耍的一种权术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革命死了”？不。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隐患，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而对我们的国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出现的这种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民主与法制》的作者却通通视而不见，而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向隅而泣？为谁哀鸣？你们那个“死”了的“革命”是那个阶级的“革命”？
“林彪体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统治地位了吗？不，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痴人的梦呓与谎言。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居心极其险恶的污蔑。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遭受到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的一种表现。但是，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是在同刘少奇、林彪的干扰、破坏反复较量和斗争中进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处于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开创出今天如此一片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正因为如此，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李一哲为什么把这个中央早已有明确结论、本来是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却故弄玄虚，胡诌什么出现了“二元状态”，妄图用诡辩的手法，为他们提出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被“取代了”的谬论作辩解。他们到底要打什么主意？
通观《民主与法制》全文，答案就明白了：李一哲所以要捏造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路线“取代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个谎言，实际上是要打着“批林”的幌子，欺骗和煽动人们，把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作林彪路线来批判和否定，把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林彪的一套来批判和否定。当然，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是决不可能得逞的。
驳所谓批孔“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
这个极其赤裸裸的反动观点表明，李一哲对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满和仇恨，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孔孟之道作为一种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历来就是一切反动派的精神支柱，因而同样是林彪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一伙要搞“克已复礼”，复辟资本主义，鼓吹“天才史观”，招降纳叛，大搞阴谋诡计，这一切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林彪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因此，批孔就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深挖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根。把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污蔑是“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这不是别有用心地颠倒黑白，恶意攻击，又是什么？
贼喊捉贼，历来是一切反动派惯用的伎俩。不知什么时候，《民主与法制》的作者也学上了这一手。他们在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时，殊不知得意忘形，露出了自己亦步亦趋地追随林彪的马脚。林彪和他的《“571工程”纪要》，不是喋喋不休地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君”，借咒骂秦始皇以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吗？而今天，我们也竟然看到《民主与法制》的作者，捡起了林彪的余唾，污蔑我们“乘”了肯定焚书坑儒的历史作用之“机”，“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这种论调同林彪说的究竟有什么两样？林彪叫嚷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而李一哲不是也以“评价”历史人物为幌子，要给“吴晗笔下的海瑞”“落实政策”吗？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重复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海瑞所作的彻底批判和已经做出的历史结论。对于吴晗的《海瑞罢官》，毛主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人们不禁要问：李一哲叫嚷要给“吴晗笔下的海瑞”“落实政策”，岂不是要给彭德怀、吴晗“平反”，也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吗？看来，要“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的人是有的，但决不是革命人民，而正是那些贼喊捉贼的李一哲之流。
驳所谓“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显然，李一哲是别有用心地妄图制造混乱，把水搅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一哲在攻击我们反复辟、反回潮时，对《评湘剧〈园丁之歌〉》以及张铁生、黄帅等同志进行了十分恶劣的讽刺、污蔑和攻击。我们要问，张铁生反对“不问政治，以分数卡人”的考试制度反得对不对？黄帅反对“师道尊严”反得对不对？《评湘剧〈园丁之歌〉》批判了“智育第一”批得对不对？难道这些反对复旧，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林彪尊孔读经，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教育观，都是为了“维护林彪体系”？而且成了“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这到底是那一家的逻辑？还有，李一哲说：“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这岂不是说，现在已经“形成”的，“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是来自中央的报刊，来自党中央？李一哲妄图制造混乱，把水搅浑，其目的不仅是要人们不听党中央的指示，不要批林批孔，而且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党中央。这就是他们叫嚷什么“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的险恶用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深深懂得：“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不断地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李一哲如果心里没有鬼，为什么那么害怕中央和中央报刊提出的“反复辟”、“反回潮”呢！
为什么李一哲要对毛主席亲处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断言”呢？革命的人们只要把他们那种用“慷慨激昂”的革命词句装饰起来的假象揭开，就不难看出：他们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攻击和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他们攻击和污蔑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妄图煽动群众，制造混乱，把斗争矛头转向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即李一哲之流所称的所谓“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使运动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和部署。人们要问：为什么《民主与法制》的作者如此再三热衷于攻击和妄图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呢？答案很显然，借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为了制造舆论，妄图“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 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法制，妄图纠集牛鬼蛇神，煸动群众，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
李一哲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大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提出一大堆有关这方面的“要求”。究竟他们要的是什么民主？什么法制？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资产阶级“纯粹民主”时，曾尖锐指出，在就“民主”问题开展辩论时，“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
对李一哲之流鼓吹“自由”、“民主”、“法制”的说教，我们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他们究竟要的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哪一个阶级的法制？
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还是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民主、权利”？
李一哲故意曲解我们党提倡的经常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武器为“四大自由”，胡说什么要确立“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好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民主权利”！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所谓“纯粹民主”、“一般民主”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无产阶级的民主，只给人民群众，而绝不给反动派。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是我们决不容许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开展“四大”的机会，兴风作浪，混水摸鱼，用大字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知道，大字报这个武器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但是，使用“大字报”这个武器，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各自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决不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李一哲鼓吹什么“绝对的、无条件的”“民主权利”，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显然，他们所要的“民主”就是要匈牙利事件中纳吉式的“民主”；要污蔑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民主”；要挑动牛鬼蛇神和“右派翻天”的“民主”。这种“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绝对”不能给他们的。
是要无产阶级的法制，还是要保护反动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法制”？
法制，同自由，民主一样，也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社会主义的法制，是反映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的，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至于说到专政，那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又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国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然而，李一哲“体系”说的却是：“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障人民群众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一哲开列的“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里面，一，地主阶级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富农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不然，为什么作为专门阐明李一哲“体系”而抛出、并且大谈而特谈“社会主义”法制的这张大字报，人们竟无法找到一处一字讲到要对地、富、反、坏、右和官僚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二，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也不见了，于是，一切封、资、修的反动意误意识形态，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都可以自由泛滥了。其实这都是经过精心“推敲”的。在李一哲“体系”看来，就是应该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以“民主”、“自由”，不准对他们实行专政；相反，对这些进行颠覆活动、散播反动言论的人，应该得到“法制”的保护。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民主与法制”的实质所在。
为什么李一哲他们那么起劲地重新捡起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法制”这面破旗呢？
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李一哲在《民主与法制》中淋漓尽致地提出了他们的“体系”后，最后不是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叫得太露骨了，同一九五七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同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纳吉之流的反革命谬论太相似了么？于是，他们做贼心虚，就来了个“先声夺人”，“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为自己辩解一番，极其郑重地声明他们拾起的不是右派的余唾。说什么：“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这样一来，他们就以为可以用嘴巴来申明他们不是要搞什么匈牙利事件了。真是欲盖弥彰！我们的革命人民倒要认真想一想：为什么李一哲要把“民主”“自由”的口号作为“战斗的旗帜”强加给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他们究竟要中国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战斗呢，还是为李一哲式的“民主”“自由”而战斗？一九七○年波兰工人阶级向压迫他们、剥削他们、蜕化变质了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进行战斗，今天李一哲究竟是要中国工人阶级向谁战斗？
结论是十分明白的，李一哲之流今天重新捡起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法制”的破旗，就是妄图纠集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煸动群众，在我国搞新的“匈牙利事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原来，打着要当“光明正大的反对派”旗号的李一哲之流，实际是明火执仗的反动派！
的确，“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革命的人们可要提高警惕呵！
结 束 语
现在，我们可以对李一哲的“体系”来一个概括的剖析了：
第一， 李一哲“体系”的要害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整个打倒我们的党。《民主与法制》打着“批林”的旗号，偷运资产阶级和叛徒考茨基、林彪等人的黑货，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第二， 李一哲“体系”向人们编造了一套所谓“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就是“中国正在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新贵集团”，现在的各级党政领导已经“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他们都是林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是“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现在“我们的党”是“君臣父子党”，“我们的国家”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李一哲编造的这一套新“体系”、“新矛盾”，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为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而制造出来的“新体系”、“新理论”的翻版。
第三， 根椐这种“阶级”分析，李一哲“体系”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实行“新的政治变革”。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死了”，因此，要重新发动一次“人民的反攻”，孕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去夺取“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以达到他们“原来所抱的期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第四， 斗争的矛头指向谁？李一哲“体系”向人们提出要“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武器”，组织他们的所谓“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在批所谓“极左”的“林彪体系”的旗号掩盖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第五， 李一哲“体系”向人们供认了它的依靠力量和“群众基础”就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的英雄们，以及敢于“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的勇士们，还有什么海瑞、吴晗和那些“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们，妄图在我国煽动“匈牙利事件”。
总之，李一哲的“体系”，打着“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招牌，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发动了一次全面的猖狂进攻，妄图破坏毛主席关于要安定、要团结的方针，煽动人们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
“蚂蚁绿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让我们把妄图阻挡革命车轮前进的小丑们和他们的“体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吧！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

附：李一哲驳斥宣集文的四篇大字报
吓人战术
——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请君入瓮
——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
——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杜岗的把戏
——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吓 人 战 术
——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李一哲
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头上——。
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州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总之，他们为了发动血腥的内战所干的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
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
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着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象不象？在我们看来真是惟妙惟肖，象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
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的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的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得胜回朝”。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判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是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判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适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是不讲理的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同样也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的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意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为什么你们这样的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的根据，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
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的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并不是划分敌我的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的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战术！
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
李一哲的文章——“反革命的大字报”——不进行理论辩论——压倒（甚至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请君入瓮
——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李一哲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象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象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象样”的文章里，在这篇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污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别有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文化大革命”、“污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象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不能令人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权威心目中，从来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够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胡说毛主席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这他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叫做指桑骂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那个特权阶层咒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转告了出来。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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