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堤 《逝者如斯》章节：北航文革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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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堤

〔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作者家庭出身“革命烈士”，
在文革开始时为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学生，是该校最早反对文革初期
由国防科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的人士之一，从而成为后来北京高校中有名的造反派“
北航红旗”的领导人。〕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对共产党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
种天然的崇拜。随着世界观的逐步形成，这种朴素的感情得了升级和升华。我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对无产阶级的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必胜
充满了信心。这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责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从小铭记在心。我崇拜马克思、崇拜列宁、崇拜
毛泽东，崇拜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屈原、杜甫、李白、岳飞、文天
祥和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以及外国的保尔·柯察金、牛氓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英
雄。在当时那个年代，象我这样的热血青年大有人在。

    象我这样的人，任何运动都不会当逍遥派。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我对报纸上关于“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大讨论十分
感兴趣。晚自习时，我常跑到图书馆去看报。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当时对中央内
部的情况和斗争一无所知，但我感到报刊上的讨论很有意思。令我不解的是，许多
文章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大帽子压人。特别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太霸道，写的文章
不讲道理。他使我想起了反右派时那些积极分子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一种打抱不平
的心理指使我，写了一篇短文，投给了《人民日报》，文中对姚文元等人不客气地
进行了抨击。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任何背景，也不知姚文元是何许人也，纯粹就
事论事地参与了这场讨论。谢天谢地，我当时用的是化名。事后才知，由于这场讨
论事关大事大非，所有投稿皆存了档备查，幸亏我用了化名。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火。不知为什么，全
国象洒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烧了起来。谁都知道，下令点火者是伟大
领袖毛泽东主席。

    不久，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乱了，停课了。学生们都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后便向院党委开了火。

    据我回忆，北航最早给党委提意见、“炮轰”党委的主要是一批高干子弟，这
不奇怪。北航工农子弟多，见识少，没有小道消息来源，只能听党中央号召和《人
民日报》社论的。高干子女见识广，消息灵，胆子大，所以先行一步。

    平心而论，当时高干子女们也好，工农子弟们也好，教职工们也好，对党委、
院领导提意见写大字报全是好意，提的意见也不疼不痒，不外乎学生负担过重啦，
工农子弟受排挤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啦，某领导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啦等等，
还没有人上纲上线，要打倒谁，“砸烂”谁。

    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知内情的干部和教职工的揭发批判，全院开始乱了
起来，党委已经瘫痪。北航主管上级国防科委按中央指示派来了以赵如璋同志为首
的工作组，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

◇　反工作组的斗争

    工作组一进院，便取代了党委，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长赵如璋“老
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象其它学校一样号召全院师生揭院党
委的盖子。很快，工作组便罢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官，让群众揭发、
批判，带高帽子游街。不久，以沈元副院长为首的一批航空专家、教授也被打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受到了打击、迫害。

    高干子女们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事实上是对着他们的老子们来的。他们在积极
炮轰北航党委、批斗北航老干部的同时，他们的老革命老子们在全国各地也开始被
批斗、打倒了。因此，随着运动的深入，高干子女们开始消极起来。他们开始保工
作组，对工作组唯命是从，不愿再造反，有的人当起了逍遥派，洗手不干了。

    我没有老子了，但作为烈士的后代，作为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为了防止
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仍然积极地投入
到了斗争中去。我和一些学生受到了工作组的赏识，成了文革积极分子和工作组的
“红人”，被指定为基层“文革代表”。

    实事求是地说，在揭批北航党委盖子的过程中，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
言，因为本人实在不知道党委主要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在工作组的领导和支持下，
本人和许多同学一样，写过几篇不疼不痒的大字报，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没有具体针对党委的任何一个人。对基层党支部普遍存在的发展“老好人”入党
的做法，本人写大字报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

    工作组取代党委以后，许多领导干部和教授都被打成了“黑帮”和“牛鬼蛇神
”。这时，工作组又提出了“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的
错误口号，把矛盾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

    而我和许多学生们（以工农子弟和一般干部子弟为主）认为，按照毛主席和党
中央的号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号召“谁
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是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
大方向肯定错了，为什么不能对工作组提提意见呢？

    这时，同班同学石兴国先行一步，贴出了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
》，矛头指向了工作组和上面。一石激起千层浪，北航顿时象炸了锅一样，支持的
，反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工作组如临大敌，立即组织人马批判，围攻。

    我对工作组的作法也很不满。我认为工作组矛头指向学生和一般干部、教师，
大方向错了。石兴国同学的大字报，是根据中央社论精神写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毛泽东在“５·１６通知”里那些惊心动魄的话）。走资派无论地位多高职务多大
，只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一追到底，把他们拉下马，所以，石兴国同学的观
点没有错。于是，我和其它同学立即写了支持的大字报。由于３５１１班的大部分
同学都支持我们，所以３５１１班以反工作组最厉害在全院出了名。工作组立即组
织人马对３５１１班进行批判、斗争。

    工作组的做法，令我们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写出了北航“赶走工作组
”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鉴于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把矛头指向了
群众，大方向错了。赵如璋同志已不适宜继续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议国防科
领导另派负责同志。”当时，我的真实思想是针对赵如璋个人的，我当时对国防科
委领导仍是拥护的，但是，大字报一出来，我便有口难辩了。

    我的大字报顿时成了众矢之的。

    “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维堤的嚣张气焰！”“揪出反革命
分子戴维堤示众！”……顿时，全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对准了我。由于我
是“文革代表”，许多人要求工作组立即罢掉我这个“代表”的“官”。我不甘示
弱，又贴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了‘官’也要干革命！”的大字报。
这时恰好工作组刚罢免了王恒、周天行的党委正、副书记的官，于是我又多了一条
为黑帮分子“喊冤叫屈，助威打气”的罪名。工作组如临大敌，一面派人调查我的
出身、家庭、表现、同“黑邦分子”的关系，一面组织人马批判、围攻我和石兴国
等人，这就是北航文革初期有名的“六·二七大辩论”事件。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这天，我被许多人轮番批判、围攻一直到深夜，我“困
兽犹斗”，被迫自卫，顾不得说话“结巴”，声嘶力竭地同众人辩论、争吵，一直
到口干舌燥，声带失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没有武斗，没人打我，只有些推推拉
拉而已。天快亮的时候，同班同学把我架回了宿舍。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出现了
奇迹，同学们突然发现我说话不结巴了。啊！真的，困扰我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
间没有了。谢天谢地，这真是福从天降，因祸得福也！从这点上，我真感谢工作组
和批判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他们治好了我多年的口吃毛病。（注：从那以后，我
的讲话能力和口才逐渐好起来。如今“吹起牛”来，可谓口若悬河，走向了反面。）

    在工作组的指使下，我和石兴国等３５１１班的同学们被轮番批判。以孔令华
为首的四零五教研室和以陈忠为首的五零一教研室的老师们水平不凡，他们有理论
，会分折，能上纲上线，极具说服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工作组代表党，反工作
组就是反党，在１９５７年就要定为右派分子。现在承认错误，可以从宽处理。党
和国家培养你们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戴维堤是烈士后代，你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
和革命家庭，如不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出于对老师们的尊重，加上当时确实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我们不得不承
认了一些错误，但心里是不服气的。当时没有如今的口才，否则很可能老师们会甘
拜下风，因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这位孔令华老师，非一般人物。他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李敏的丈夫，毛泽东
的女婿，后来当了院文革筹委会主任。他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的。他当时
与我们对立得很厉害，批判我们时十分卖力，我本人也同他辩论过多次。他虽同我
们观点相左，但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从人格上始终十分尊重他。

    据多年后李敏同志在回忆录中说，孔令华曾受到过北航红旗的迫害，被批斗时
坐过“飞机”，并被诬蔑为“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李敏在自己的
回忆录中竭力表白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受害者，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且
不说当年孔令华同志为首的文革筹委会对我们的批判和打击是何等厉害——而这些
我们早已哈哈一笑置之。据我所知，北航红旗“翻身”以后，对工作组和继承者—
—文革筹委会主任孔令华确实进行过批判，至于是否坐过“飞机”，笔者印象已不
深了，即使有，也是当时北航四系的一些学生们干的，与韩爱晶等人和笔者无关。
这笔糊涂账希望李敏同志还是不要再计较了吧！李敏同志不了解的是，后来韩爱晶
和我们曾经多次想邀请孔令华参加北航革委会领导班子，韩爱晶多次想把革委会主
任位子让于孔令华，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多年以后，孔令华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经常一起聚会，无话不谈。这些事孔令华可能瞒着李敏，否则为什么李敏同志不知
道呢？由于多种原因，孔令华后来被调离北航，进入军界，但仕途不顺，后步入商
界。１９９９年他在深圳出车祸，不幸身亡，我们知道后无比悲痛，有的人专程去
深圳向他告别，我们至今非常怀念他。李敏同志如能看到此书，请不要再骂我们。
至于本书中对毛泽东主席文革中某些失误的评述，请李敏同志谅解。毛泽东首先是
属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我们决不全盘否定毛泽东主席，我们对伟大的毛泽东同志
永远哀悼和怀念。

    陈忠老师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当时是五零一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文革初，他的
许多亲友都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冲击，他也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他同我
们观点对立得很厉害。他批判过我们，我们也批判过他。后来，文革中的事一笑置
之，我们和陈忠老师握手言欢，成了好朋友，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毕业后我和同学
们常去看望他。他后来任北航党委书记，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现已离休。我借本书
祝陈忠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对本书的某些观点，陈忠老师可能有不同看法，
请他谅解吧！

◇　写血书

    书归正传。北航“６·２７”大辩论后，我和许多学生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
生”、“牛鬼蛇神”，强迫接受批判，被责令检查交代问题。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的百万人“抗美援越”大会，全院师生都参加了，我和“牛鬼蛇神”们被工作组
派人看管了起来，剥夺了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

    一天晚上，我站在北航六系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个贫农
的儿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孤儿，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了呢？不
就是给工作组提了几个意见吗？提点意见就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逻辑？伟大领
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不出修下主
义，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给工作组提点意见，有什么错
？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些情况不？我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
要自己救自已。于是，我割破了手指，写了一份血书：“誓死忠于党，誓死忠于毛
主席，永远不变心！”并连夜写了万言书大字报，公布了我的家史，呼吁工作组和
全院师生不要把矛头对准我。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了工作组长赵如璋同志的办公室门，把血书交给了他，并
让他转交党中央和毛主席。赵如璋眉头一皱，似乎有所感动，收下了我的血书，安
慰了我几句，把血书交给了身边一位仪态大方的女军代表。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
我还不知道，这位女军人正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孔令华的爱人李敏。她当时是
工作组的秘书。

    我的万言书大字报和写血书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院。许多干部、教师、同学
纷纷到宿舍来看望我，并写大字报对我表示支持和声援。一些已有分歧的高干子弟
也来看望我，甚至有许多不认识的女同学也多次来找我，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当时，支持我的同班同学中，尹聚平是最坚决的一个。在我挨整的日子里，她
始终同情我，支持我，为此，她也被工作组列入黑名单中，被点名批判，可她似乎
并不很在乎。她不善言辞，一遇批判就用沉默寡言来抵挡。

    说实在话，尹聚平完全应该当“保守派”。作为干部子女，她的父母当时也被
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但作为烈士的后代，她象我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号召，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积极投入了运动。我当时认为，象我们这种人，
不可能也不甘心当逍遥派。我们的命运始终同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若资
本主义“复了辟”，反革命上了台，我们也要跟着人头落地，不象有些人，蒋介石
来了照样有饭吃。因此，对于某些所谓“胆小怕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的“老实人”和“逍遥派”我很有看法和意见。

    当时，尹聚平因同情、支持我而逐渐走入了造反队伍，成了“北航红旗”一名
能干的女将，后来身不由已地介入了某些重大事件，受了很大地牵连和磨难，差点
丢了小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连累了她，害了她。她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二个
女性，她后来水到渠成地或者说阴错阳差地成了我的患难妻子，但当时，我俩毫无
特殊之处，仍是普通同学关系，因为我当时有自己的女友李青君。

    据尹聚平后来说，她当时之所以同情、支持我，完全是因为烈士后代，同病相
怜而已，她根本没同我谈过恋爱，更没想到后来会嫁给我。就算如此吧！她当时刚
２０岁，天真无邪，可能什么也没有考虑，她也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李青君在等着我。

◇　工作组走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公报指出，工作组
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毛泽东８月５
日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死
刑。毛泽东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负
责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
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
　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
其毒也！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
不　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该大字报全文于一年之后的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但
有关内容当时就传播了开来。不久，便传来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撤走的
消息。被工作组整过和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和教职工们欣喜若狂，学院里又一次
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许多大字报要求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向全院师生做检查，
为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一小撮”的师生们平反。这时，工作组指定了
以孔令华为首的北航文革筹委会，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而工作组随时准备“溜
之大吉”。

    一天，石兴国、我和其他几个被工作组整得较厉害的学生（所谓北航十大“牛
鬼蛇神”）被接替工作组的文革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搂开会。那天，北航戒备森
严，不一会儿，几辆高级军队轿车开进了北航。

    国防科委的钟赤兵中将、罗舜初中将、刘华清中将、陆杨少将等领导来到了会
议室，“召见”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牛鬼蛇神”的我们。会场
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如临大敌。钟赤兵等领导大发雷霆，他百般为赵如璋为首的
工作组撑腰、辩护，一口咬定我们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让我们好好
检讨，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
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
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真是杀气腾腾。

    钟赤兵将军是老革命，他在长征中娄山关战役时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因没条
件，锯掉了。他是我军有名的独腿将军，打仗时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这些当时我
们都知道，但他同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对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很不理解。

    工作组要撤走了，把许多干部学生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工作组没有一
句交待就要走了，把烂摊子留给了以孔令华为首的文革筹委会。我们认为：工作组
不能走，筹委会是工作组指定的，我们不承认，它也解决不了北航的问题。于是反
对工作组的学生、教师亮起了真正的红灯。许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红灯笼，挂了
出来；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们－－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员、司机、某些教师和高干
子女们却挂起了绿灯笼，为工作组放行。“红灯”派和“绿灯”派互相冲突了起
来。保工作组的人挂出了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工作组！”，“老革命遇到新问
题，真不简单！”，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组万岁！”以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国防科
委工作组就这样离开了北航。

□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