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牙 我所经历的“文革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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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那些革过命的命”


如今我对“文化大革命”那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早已淡忘，四十年前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磨灭。不过其中“大串联”的一些片段，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因为这一段经历太过荒诞，太过“空前”，也不知是否能够绝后，还是趁我彻底忘却之前将其写下来，以供后人饭后一笑。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缺衣少食的生活之后，一九六五年我考入了原北京机械学院。当年我们读大学基本不花钱，每个月15.5元的伙食费全免，我感觉自己简直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已经“三年不知肉味”，进大学后虽然有时还要吃窝窝头，但天天有肉吃，已经让我们十二万分地满足，我们用“每天都像过年一样”来形容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首长时不时所作的政治形势报告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对“苏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嘲笑，和对祖国未来美好的憧憬。
时间不知不觉的进入了一九六六年。社会上经常听到一些人议论北京市长彭真是否政治上出了问题，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六月一号晚上，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从幕后的权利斗争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从批判“三家村”等少数“打棍子”文人的批判文章，转变成了群众广泛参与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可悲的是，运动一开始，许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醒过神来，他们不明白这次运动的对象是谁，他们凭老经验认为，与过去的多次运动一样，自己永远属于打倒别人的人，是革别人命的人。直到几个月之后，“林副统帅”发明了著名的绕口令，“文化革命是革那些革过命的命”，他们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他们的子女由于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彩色光环之下，仍然天真的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己是天生革别人命的“自来红”。于是清华大学由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王任重的女儿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殴打致死，首开全国第一例教师被虐打致死的事件。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宋任穷之女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小将”，当伟大领袖得知她叫“宋彬彬”时，脱口发出了“要武嘛”三个铿锵有力的音节，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而早期以抄家和“破四旧”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也开始席卷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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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砸烂“狗头”和剃“阴阳头”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从“破四旧”开始，“不破不立”是其理论基础。虽说要“破旧”，但人们的日常用品还是越旧越好，大家以穿破衣烂衫为荣，否则就是“修正主义”。今天看起来，当年的“破旧立新”还不如叫“破新立旧”更为确切。比如谁如果烫了“新式”的头发，就要被剃“阴阳头”，也就是那种半边脑袋有头发，半边脑袋是光头的“发型”，谁穿了“新式”的高跟鞋，她的鞋后跟就要被红卫兵剁去，当然代表资本主义“糟粕”的“新式”尖头皮鞋也属于被剁之列。
当年我们都还只是二十岁左右，无知和幼稚的青年学生，却自以为是“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继承人。开始时，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暂时还未触及到我们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因此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空前大劫难，我们还毫无感觉，我们有的只是对领袖狂热的崇拜和对被害者的幸灾乐祸。

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许多“破四旧”的新闻，我们虽说位于运动的中心——首都北京，但我们其实都还缺乏对运动的感性认识。有一天不知是谁突发奇想。觉得应当走出去见见世面。到哪里去呢？北京市内大家都已了解“破四旧”的威力，没人敢于让“四旧”公开露头。我们应当到火车站去——那里有许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还不了解“破四旧”的真正含义，一定毫无准备，我们可以借此看一下热闹，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
这一建议立即被全票通过。于是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弟兄，在某天晚饭之后向北京火车站溜达过去。一进入北京站广场，立即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中最搞笑的一条题为“勒令”。其大意是：北京站钟楼的大钟，应当立即停奏资产阶级的音乐，勒令北京站的站长必须在24小时之内将大钟改为奏《东方红》乐曲，否则对站长就要“格揍勿论”，砸烂他的狗头云云。

天啊！站长除非有孙猴子的神通，他在24小时之内绝对无法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了见识一下站长如何应对这一“革命行动”，我们找到了站长办公室。想必站长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此时他早已逃之夭夭，踪影全无。
我们看见许多红卫兵正围在站长办公室，一打听，他们不是来“砸狗头”的。而是要求借火车票。我们以前只知道火车票是用钱买的，这下开了眼界，火车票居然还能“借”！据他们说，只要有学校“革委会”的介绍信，就可以“借火车票”。不记得当时是谁提议我们也到学校“革委会”去开一张介绍信，也借火车票外出见见世面。我一向比较循规蹈矩，觉得“欠债”总是要还的，将来拿什么还？但多数人认为先出去再说，管他以后还不还呢！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如愿看到了“破四旧”的“伟大成果”。一位女士用纱巾包着被剃的“阴阳头”，急匆匆地走在被行道树枝叶遮住灯光的人行道上，以躲避旁人的目光，她光着脚，手里提着一双被剁去高跟的鞋。一群小孩跟在她的后面起哄，高声喊着：“美丽啰！美丽啰！高跟鞋被剁啰！”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校“革委会”，要求开一张借火车票的介绍信，今天如果谁提这种要求，一定会被笑掉大牙，当年我们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要求。但“革委会”不同意，认为我们应当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就像当年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法庭上一样，表示如果不开介绍信，我们就不离开。最后还是“革委会”让了步，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我们借火车票的事。这当然是不影响我们“革命气节”的条件，于是我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我们就在火车站“借”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我们当时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只是火车站有许多言及西安革命群众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击的大字报，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到西安去和“走资派”斗争，去支持西安的“革命群众”。
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几个人默默地做好了出远门的准备，晚饭后我们没有告诉任何其他的同学，偷偷地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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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知道了我们的行踪，火车还未开出，金210班来了几位同学，他们登上火车一个劲地动员我们不要离开北京，要留在学校搞好“斗、批、改”，见我们无动于衷，他们又向我们宣传《十六条》。但我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我们毫不动摇，我们还是被火车带往了古城西安。

    在火车上，几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交给我们一大摞批判他们学校校长的宣传资料，让我们广为散发。一路上我们不辱使命，就像如今街头散发房地产广告的人一样敬业，见人就发，根本就不管该文所述内容是否真实，我们天真的认为，凡是用铅字印成的东西就不会是假的。

    火车刚一开动，一群红卫兵就占领了火车播音室。他们向列车长发出“勒令”：第一，每节车厢的两端必须张贴毛主席像，否则就要砸烂列车长的狗头。第二，火车上的盖浇饭三毛钱一份太贵，广大工农兵群众吃不起，必须立即将荤的降为一毛钱一份，素的五分钱一份。否则也要砸烂列车长的狗头。

    由于火车正在行进之中，无法做到红卫兵要求的第一条，也就没有追究。至于第二条嘛，列车长毫不犹豫的照办了，因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享受到了一毛钱一份的盖浇饭，可惜当时没有人将这最低价格的盖浇饭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火车离开北京不久，就有几个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抽打着三位老人，让他们从每一节车厢爬过去，那几位红卫兵高声向乘客们宣布，被他们抽打的两女一男，是他们从软卧车厢里搜出来的，男的是原国民党某高级将领，两位女人是他的大、小老婆。红卫兵义愤填膺地说，今天已是人民的天下，绝不允许这些人民的敌人在软卧车厢里享福，我们必须要对他们实行革命的专政，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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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他完全能够活到两百岁？

    火车到达西安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了西安交通大学。我们每天的“革命活动”就是乘车到西安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当我们乘坐的公交车路过大雁塔时，汽车司机热心地介绍说，这是一处著名的名胜古迹，你们应当去参观、参观。他的好心立即遭到我们义正辞严的驳斥，我们大声说，我们是来革命的，而不是游山玩水的！
    当年我所看过的大字报的内容除去两篇之外，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其中之一是叶帅的一个讲话，叶帅说，根据医生的检查，“林副统帅”的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他完全能够活到两百岁，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还有一个是陶铸同志的讲话，陶铸说，中央决定让红卫兵小将到全国各地免费串联，他强调说，有人讲红卫兵串联是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可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好的嘛！

    陶铸后来被称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翻在地，可当年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党内老四，地位仅在“副统帅”和周总理之下，当时他的讲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是否有钱归还所借火车票了，这是对我们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在参加了一次全国各地三万多名学生声援西安“革命群众”的大会之后，立即决定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精神，把我们的“革命大串联”进行到底。这次我们再也不用去“借”火车票了，我们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到火车站去“领”一张。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除台湾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可以安排免费住宿，可以免费乘坐市内的公交车，还可以免费借军大衣。如果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连吃饭也都免费。由于同行的老覃同学是重庆人，因此我们把自己的下一个“革命”目的地定在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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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喝一声：“你是什么出身？！”

    这次所乘火车，比起我们从北京来时的那一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行李架被捷足先登者占领，成为他们专用的“卧铺”，许多没有座位又不能忍受长途站立之苦者，此时正放倒身躯，铺几张旧报纸躺在座椅之下梦见周公，不过这也要异常小心，旧报纸上不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否则就会犯下“反革命罪”，而当年报纸几乎每一版面都有他老人家的照片。火车在当年最伟大的铁路工程宝成线上飞驰，跨过千山万水，穿越无数的涵洞之后，我们终于抵达山城重庆，我们被安排住到了风景优美的西南师范学院。“西师”位于著名的北温泉附近，学校里所有的房屋都在绿树的掩映之下，你从任何一扇窗户朝外看去，视力绝不会达到五米之外。可当年的“西师”也非世外桃源，校内所有可供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我还是没有谨遵陶铸同志游山玩水的教诲，一直未能搞清楚北温泉的大门朝哪开。只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面“干革命”（也就是看大字报），离开“西师”时也要和“红五类”的同学同行，若单独外出，从来不敢多嘴多舌。因为当年在重庆这个地方，你若与人争辩起来，对方会突然对你大喝一声：“你是什么出身？！”此时我便立即气短，大气不敢出。因为我的父亲已受到运动的冲击。和我父亲多有来往的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作为“武汉三家村”的代表人物已被整死，李达的夫人石曼华女士带着一个八岁的孩子，生活没有着落，当我母亲在街上看到她时，她正以拖板车谋生，有人劝她将孩子送人，她却要与孩子相依为命。当敬爱的周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尽管他自己也身处困境，还是派人将石曼华女士和她的孩子安排到北京东单居住，这是后话。

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李哲愚伯伯，是我父亲三十年代留日的同学，1986年我父亲病逝后，他出差时还来看过我母亲。此时李伯伯被“西师”的“造反派”称作“头号走资派”，正处于被批斗的状态，学校里贴满了“打倒西师头号走资派李哲愚”的大字报。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单位，只要是“当权派”，其头衔前面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个字，否则该单位就被认为不正常，就会有红卫兵来“揭盖子”。还有一位叶老教授（他的名字电脑无法打出，该字几乎所有字典都未收录，猛一看以为是“鹰”字，其实是“广”字头下面一个“化”字，“化”字下面是一个“鸟”字，该字念“lín”），也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他被批斗的原因是，在红卫兵“破四旧”时，要求大家把“封、资、修”的书上交，于是叶老先生把家中除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书全都上交了，其中许多都是马列的原著。我亲历了叶老先生的批斗会，批斗会上他假装糊涂地说，“我还以为今后除毛主席的书之外任何书都不许读了”。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傲气，可是当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学生哪里懂得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们一起大声地呼喊口号，以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回到武汉家中，我向父亲谈起了叶老教授被“触及”灵魂和皮肉的情形，父亲只是告诉我，叶教授也是他多年的朋友，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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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只会下米的石鸡

    终于我们有了实践陶铸同志教诲的机会。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对于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来说，看到江上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轮船，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压抑的心情也为之一振。宽阔的长江江面上百舸争流，还有那么多可敬的工人、农民坚守在生产第一线，这才保证了我们的国家尽管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仍然能够勉强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

    在轮船上我们被分配住在货舱里面，每人一条草席，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这样的条件比起拥挤的火车不知要好多少倍。上午从朝天门启航后，为了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景色，我整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甲板上观赏江景，站累了，我就坐在船舷的栏杆之上。这时来了一位老者，他说这样太危险了，要我下来。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他自我介绍说，他已经退休，原先在船上负责收发邮件。老人对长江沿线的景色了如指掌。这时他指着江边一处景点要我看：只见长江北岸临水处有一拔地而起四壁如削的陡壁孤峰，山顶与山脚树木葱茏，沿着石壁建有一座木结构的宝塔，山顶有寺庙。华山自古一条路，而此山却没有路，只能踏着宝塔内的楼梯到达山顶。老人说此处相传为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也就是“石宝”，此山因此被称作“石宝寨”。

    老人说此山虽孤峰独立，但山上既不缺水，也不缺粮。山上有水也许并不稀奇（当然孤峰独立的山上有水实为奇事），有粮就稀奇了。山上自古就有一只石母鸡，此鸡虽不会下蛋，但会“下米”，每日有米从鸡屁眼里流出来，不多不少，刚好够山上僧人食用，食后一颗剩余也无。如果有客人来，石鸡就多下一点米，没有客人就少下一点，反正每人都能吃饱，食完之后却一粒不多一粒不少。有一天老和尚萌发了“资本主义思想”，起了贪心，想要获得一些“剩余价值”，他认为鸡屁眼也许太小一点，如将其凿大些，岂不可以多下一点米？于是找来凿子，一凿子下去，鸡屁眼倒是凿大了，可是如今鸡还在，却再也不会下米了。
傍晚时分轮船到了万县县城（今天的万州区），由于三峡自古不夜航，所以轮船要在此停泊一夜，我们起坡浏览了一下万县的市容，不过除去码头上一些卖土产的小贩之外，并没有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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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轮船进入了全长192公里的长江三峡，长江两岸高峰夹峙，风光无限。江面最窄处仅仅一百多米，站在甲板之上，只见轮船航行在一片狭小的水域之中，四面高峰环绕，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在长江之上，而是位于一方小小的湖泊当中，但眼前又分明不是一汪宁静的湖水，而是汹涌奔腾，惊涛拍岸的急流险滩。在这重岩叠嶂，峭壁对峙的一汪“湖水”之中我们感觉轮船已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轮船正开足马力向迎面的山崖撞将过去，可是顷刻之间，轮船一个拐弯，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就像电影银幕上突然换了一个镜头，万千景象奔来眼中。而两岸的山峰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变换着各种形态和姿势，令人目不暇接。

    终于在傍晚时分轮船停靠到了宜昌港，不过当年的宜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此时长江突破了崇山峻岭的阻拦，进入了九曲回肠的荆江。与三峡比较起来，荆江好像静如处子，谁知此处却号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又经过一夜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汉口港。武汉是我从七岁开始生活的城市，自然怀有很深的感情，轮船从万里长江第一桥下穿过的时候，我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此处江面开阔，江上船行如梭，看着奔流不息，滚滚东去的江水，想到孔老夫子“逝者如斯”的名言，此时唯有感觉人是那么的渺小，只有永恒的宇宙才是最最伟大的。

    在武汉，我没有回家去住，而是仅仅回家探视了一下父母，大半年不见，感觉到他们明显地苍老了许多，父亲虽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可是那个年头，谁又能够避免呢？
    我们在武汉大学住了几天，看了一些批判所谓“武汉三家村”的大字报，而后就匆匆地乘车返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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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记不清爬过多少次香山

    谁知回到学校却令我大感意外。学校里边冷冷清清地，我们班的同学全都踪影全无——大家全都响应陶铸同志的号召，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了，直到临近国庆节，才有人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学校，比较起来我们成了行程最短的人。最为奇怪的是，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变成了“造反派”，学校里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十月六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红卫兵大会，我和丁某某乘车去参加大会，上车后我正准备买票，丁对我说，这年头谁还买票？不要买！他当时的话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他说，没想到你去上海一趟，“造反精神”变得这么强了。还有些同学串联回来后，对社会上的一些荒诞说法信之凿凿。比如说，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郭沫若给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的书名内隐含着“反毛泽东”四个字，我天生愚笨，怎么也看不出来，当然也就不相信啰。还有的人说某张主席的照片上因衣服皱折而显出的阴影，是刺向主席心脏的尖刀，真不知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来的。不过当年还真有诅咒领袖之人，我曾亲眼看到某张报纸上有一段“语录”，“语录”用小点组成的花边包围着，但仔细看那花边时，却明显的是由小点组成的“北京大垃圾”几个汉字。

    回到北京后，在学校里过了几个月略显平静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我忙于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亲友和昔日同学,其中还包括如今满世界在城头上遗矢的某学术走召男（由于现在我与他社会地位悬殊，以致缺乏共同语言，因此不想利用其大名提高此文的“点击率”）。按规定他们在北京的吃、住、行都是免费的，由红卫兵接待站发给他们一张不记名乘车证，北京市的任何公交车都可以免费乘坐，期限是一个月，到了月底，你如果还不想离开北京，可以凭外地的学生证去红卫兵接待站重新换一张，当然在他们离开北京之前都没有忘记把乘车证留给我，这样我也就享受了免费乘车的待遇。不过由于要陪他们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还要陪他们游览北京多不胜数的名胜古迹，所以把我累得半死，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连我自己都记不清爬过多少次香山，上过几次鬼见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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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央最近要出一个文件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冷起来，我们的心反而开始躁动起来，此时报纸上正大力提倡红卫兵徒步“长征”，以减轻交通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宿舍的几个哥们又聚在一起研究是否该离开北京经经风雨，见见世面。经过“民主评议”，大家一致决定，此次一定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否则绝不收兵。而且还要背上行李，必要的时候步行走到延安或是韶山。为此我们每人都向学校预支了半年的生活费，而且学校还发给我们二十元的“宣传费”，主要是给我们买胶卷照相用。

    这次我们一同出行的共六个人，覃民茂、张国栋、赵嗣龙、曹灵生、丁锡林和我。我们站在中国地图前“指点江山”，有人主张先去韶山，然后再走遍全国，有人主张先去延安，最后曹灵生建议大家先去他的家乡山西太原。他介绍说，山西现在出现了两派，一派保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一派支持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曹介绍说袁振虽说只是市委书记，但他是六级干部，比省委书记卫恒还高一级。因此受到卫的打击排挤。袁振曾任鞍钢第一书记兼总经理，曾主持制定了受到毛主席称赞的“鞍钢宪法”，因此袁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而卫恒呢，据说在其家中还抄出了国民党的党旗，所以我们应当到太原去支持袁。另外太原还有晋祠，那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为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祠内的参天古柏为西周时期所植，可见其历史之悠久。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将串联的第一站定在了太原，以后再上哪去，那是以后的事。

    1966年十一月中旬，我们一行六人打起背包，乘火车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太原城，由于我们将徒步“长征”纳入了串联计划之中，所以我们要背上不算太轻的行李。太原市虽说纬度比北京要低不少，但气温反而要比北京低很多，这大概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吧。整个山西省东边是太行山，西边为吕梁山，每到冬天，北风便顺着这一巨大的风筒自北向南毫无阻拦地吹遍整个山西大地，而不像北京那样有燕山山脉阻挡肆虐的北风，所以太原比纬度稍高的北京要冷得多。不知是天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街上行人稀少。当我们出现在太原市红卫兵接待站时，被接待人员问及要在太原呆多久，我们回答先住一个月再说，那人听后舌头立即“中风”，伸出来就缩不回去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能在太原住到一个星期以上的串联学生。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肚子问题，直到我们在餐馆坐下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来太原串联的学生，没有人能在此呆到一周以上。餐馆里面能够买到的主食只有玉米面窝头，副食也仅大白菜而已，许多当地人吃窝头时根本不用菜，他们把窝头蘸着盐和醋就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山西当时在经济发展上比起北京来不知落后多少年，我随身携带了一只自制的再生式半导体收音机，好随时收听中央的声音，可是到太原后有一个焊点开焊了，在太原城里竟然找不到一个维修的地方，最后还是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服务部答应把电烙铁借给我用，才将其修好。
    我们的“革命活动”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到街上和大学里面去看大字报。丁锡林由于有在上海串联的经验，善于走上层路线，他找到山西省某副省长，要求批给他500令纸，以便印刷《毛主席著作索引》，对此革命要求，副省长不敢不答应，很快批给了500令纸，并批示由山西日报印刷厂协助印刷。
正当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之时，丁锡林突然说他要立即回北京一次，并向我们解释说，中央最近要出一个文件，他要回北京去看看是什么文件。大家都劝他，说文件肯定会发到太原来的，没必要到北京去看。但他执意不肯，非要回去不可，于是他把行李留在太原，只身乘车返回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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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丁锡林刚刚离开太原，中央文件就贴满了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其内容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由于红卫兵的大串联，不仅给各地造成混乱，而且使铁路运输秩序恶化，超载严重，车辆损坏，迟发误点，使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周恩来总理曾忧虑重重地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966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暂停免费乘车串联。11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紧急会议上再次指示：“免费乘火车、轮船、公共汽车限在今年11月20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联的各地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

    中央的这一决定，显然使我们这六个人的“伟大战略部署”泡汤，此时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立即离开太原，要赶在11月20日之前跑得越远越好，至于晋祠我们也顾不上去游览了。此时所有串联的学生的想法也都出奇的一致，我们立即以可能的最快速度赶到火车站去办票！但火车站办票的队伍已经排出了几百米长，轮到我们之时，除去到成都的火车票之外，所有其他地方的车票都没有了，没有选择，我们只好再次向大西南进军。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我们把丁锡林的行李抛在了太原，五个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当天晚上火车到达“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风陵渡位于黄河从北到南，继而从西折东的转折处，由于修建黄河三门峡电站的原因，原风陵渡大桥已被拆除，所以要过黄河只有乘船。当天晚上我们被安排在渡口附近的一所小学内过夜。说是过夜，其实就是在稻草堆里凑合了一夜，虽说我们自己带着被子，但由于门窗都透风，第二天我还是因感冒而发起烧来。

吃过早饭，我们来到渡口排队准备过黄河，河对岸是陕西省的潼关。这时又有一列满载串联学生的火车到达，我们这两千多人就站立在寒风之中等待渡河。风陵渡虽说在郑州的上游，河面比郑州要窄得多，不过感觉水量却要比郑州的大。我们所乘渡船与见惯了的长江上的渡轮不在一个档次。渡船不大，还没有动力，靠一条拖轮拖着向上游方向驶去，到了河中央之后，拖轮与之脱开，然后渡船顺流飘到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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