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吴冷西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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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

钱江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拉开了“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1966年春， 为了抵制姚文元的文章， 争取政治主动，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正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 的深渊。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成员难逃干系

　　早在1964年7月， 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彭真为组长， 陆定一为副组长， 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

1966年3月18日， 毛泽东在杭州当面批评吴冷西， 吴冷西仿佛惊雷当头， 身心受到很大震撼。

　　两天后， 吴冷西回到北京， 即来到钓鱼台8号楼， 向留守北京的中宣部副部长姚臻等几位“秀才”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发出的严厉批评。姚臻默默无语， 半个小时后独自来到吴冷西房间里， 心事重重地说， 大事不好， 大势已去， 此地不可久留， 望你好自为之。这句话说得很重。吴冷西问姚臻， 何以见得？

　　姚臻一字一句地对吴冷西说， 你还看不见？ 主席狠批你一顿， 连对随他多年而又不在场的两位大秘书也批得不轻， 只剩下个陈伯达安然无事。这不只是几个人的事， 而是事关全党的大局， 关乎党的最高层的大事， 后果难以预料， 不过很可能凶多吉少。当然你也得小心行事， 你1963年在杭州驳得陈伯达下不了台， 当心他报复就是了。

　　吴冷西说， 无事不怕鬼拍门， 我是明来明去的人，从来只按党的规矩办事， 从来不搞小动作， 在毛主席面前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 从来不打小报告， 别人说我坏话我不在乎， 也不怕。

　　姚臻说， 为人问心无愧就是了。

　　说罢， 姚臻在两三天里就从钓鱼台搬了出去， 和吴冷西道别时相对凄然。

　　事情果然被姚臻言中。3月28日至30日， 从杭州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 严厉批评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 不分是非， 是错误的。

　　在谈话中， 听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 于3月11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 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生气地说：

1962 年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 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 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报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 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 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 现在要打倒阎王， 解放小鬼， 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 你（指康生） 告诉彭真没有？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委， 中央有些部不做事， 包庇坏人， 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 科长做事， 改成科算了。

　　我历来主张， 中央机关做坏事， 我就号召各地造反， 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 大闹天宫。

　　毛泽东批评许立群， 说他“专门搜集关锋的材料，不搜集吴晗的材料”。毛泽东还对魏文伯说：“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 总是被动， 压制别人的积极性， 不准革命。”这句批评绝对是灾难之音。因为吴冷西同样不愿意收集吴晗的负面材料， 如果说到上报有关关锋的材料，那么吴冷西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成员， 肯定难逃干系。

　　在这次的“上海谈话” 中，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拓、廖沫沙及吴晗， 说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晴天霹雳般的传达

　　到这个时候， 有些事情吴冷西已经被蒙在鼓里了。

　　他跟随彭真为通过《二月提纲》而大江南北地跑来跑去之际， 江青拉大旗作虎皮， 与正在苏州的林彪达成协议， 从2月2日到2月20日， 在上海秘密地搞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中旬， 吴冷西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时候， 毛泽东却对江青的纪要亲笔修改了3次。江青的纪要与彭真的提纲是对立的， 满纸杀气腾腾， 认为16年来， “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两个对立的文件， 实际上公开了中央上层的意见分歧。

3月31日， 康生回到北京， 向周恩来、彭真等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1日， 忧心忡忡的吴冷西向人民日报编委同事透露： 彭真受到毛主席狠批， 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们听后犹如晴天霹雳， 感到不可理解， 从来紧跟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如何跟着转这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这时的吴冷西很着急， 要求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 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得知， 压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分别出自戚本禹和关锋之手的两篇文章， 《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很快就要发表， 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 他指定副总编辑陈浚亲自去《光明日报》商讨。

　　原来， 《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不久， 戚本禹就把自己的新作拿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几次催促发表。吴冷西从内心里不喜欢戚本禹， 嘱咐编辑部将戚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审阅。许立群感知其中微妙， 又将稿件报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审定。一来二去， 稿件实际被压住了。戚本禹几次催问， 都不得要领。但是现在， 戚本禹的文章再也压不住了。

　　此时此刻， 《人民日报》的地位一落千丈， 《光明日报》是否买账， 尚无把握， 还得吴冷西出面央求康生同光明日报社打招呼得到同意才行， 结果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在4月2日同一天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4月5日， 《人民日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文章《〈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此前两天， 即4月3日， 彭真召集了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 与会者中包括正在房山搞“四清” 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彭真告诉大家， 这次是主席派康生回来， 告诉周总理找我谈话说， 彭真犯了文化落后方面的错误。彭真沉痛地说， 我确实像主席说的， 在文化方面落后了。

　　根据彭真的要求， 会议决定成立由刘仁、万里、郑天翔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 来负责对“文化”方面的工作， 同时组成由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的“四人小组” 来具体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这天， “三家村” 为首者邓拓也在场， 情知大祸降临。他表态说， 自己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彭真同志。此时的彭真说， 你写文章， 找了有鬼无害论（指廖沫沙），你怎么不找李琪、范瑾？

　　邓拓沉默以对。

4月5日， 彭真又在家中召集中宣部和北京市主管新闻的负责人会议。这回， 除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社还去了副总编辑王揖和陈浚。

彭真心情沉重地告诉与会者， 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他已向毛主席检讨。

彭真要求， 《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吴冷西在会议上发言， 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 要“放手开展学术批判”。此前， 他刚刚签发了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长篇社论《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这是他在2月间筹划的一组社论， 一共3篇， 根据邓小平在工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基调， 从正面论述“政治要落实到业务” 上的观点。吴冷西自己动手， 已将第一篇社论改了两遍， 还不满意，暂时放下， 现在要赶紧见报。

左右为难地寻找机会

　　吴冷西组织撰写这3篇社论， 与他刚刚在武汉参加向毛泽东的汇报有关。因为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时候， 表示不同意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提法， 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触发了吴冷西的灵感， 他即想到， 要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

　　回到北京正要起草社论的时候， 吴冷西和姚臻交换过意见， 在总的观点上他们的意见一致， 但是姚臻对是否要搞篇社论出来有疑虑， 一再说要慎重。吴冷西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且把原先打算写一篇社论发展成写3篇。现在， 吴冷西决心将这几篇稿子迅速见报。没有想到， 文章见报当日， 姚臻就给吴冷西打来电话， 劈头盖脸地说， 你吃了豹子胆是不是？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还硬着头皮往墙上撞？ 姚臻深知这几篇文章的来历， 是暗中和《解放军报》顶牛的。

　　吴冷西沉得住气， 对姚臻说， 这是3个月前的准备， 不是心血来潮。你也知道， 我有些固执， 认准的理不让人， 这口气非出不可。

　　姚臻闻言， 只说了一句话： “好自为之， 善自保重。” 说罢， 长叹一声挂断了电话。

　　吴冷西参加这次会议后， 不断有惊人消息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 说彭真地位危险， 不久就可以证实云云。这时候， 中宣部实际上被抛在一边， 《二月提纲》已停止执行了。

　　此时， 吴冷西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没有“紧跟领袖”， 要赶紧弥补这个缺失。在不能和领袖直接沟通的情况下， 吴冷西寄希望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的3篇长篇社论“突出政治”。也许， 这样歌颂领袖、阐发领袖思想的文章能够引起领袖的注意， 缓解危急局面。4月14日， 《人民日报》又登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社论。这篇社论占了1 版的整整上半版， 几乎是通栏标题， 黑压压一片， 按说已经很有“气势”了。

4月22日， 又刊出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 也是几乎通栏标题， 占整个上半版。没有想到， 这3篇社论带来了更坏的结果。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突出政治” 当天， 主持全社工作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即向领导层提出意见， 指责《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一周后《人民日报》发表二论“突出政治”， 唐平铸又一次指出， 《人民日报》社论背离了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断， 却宣扬“政治要落实到业务”。

　　实际情况是， 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由林彪领衔掀起的“造神运动” 中， 《人民日报》不如军报那样跟得紧， 有一些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提法” 没有像军报那样提得高。这一点， 被军报主持人抓住了， 便在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 此刻的吴冷西已经相当谨慎， 三论“突出政治” 社论都是送审的， 而且送“理论权威”———政治局委员康生审稿。狡猾的康生看出了苗头， 在审读三论“突出政治” 的社论时， 他终于发话说， 以后《人民日报》社论送军报总编辑审阅， 以免出错。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日报》的“第一报” 地位， 也大大动摇了吴冷西的地位。这是《人民日报》自1948 年6月15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这之前， 事态的发展已益发严峻。4月9日到12日， 由邓小平主持， 在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 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内容。由于毛泽东已经对彭真定下了“犯错误” 的调子， 书记处书记们也就一古脑地发言批评了彭真。而大局面是由康生掌控的， 他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论海瑞罢官” 批判运动中犯下的“严重错误”。陈伯达跟上来帮腔， 从政治路线方面上纲上线， 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 陈伯达说， 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 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 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陈伯达的话， 表明批判对象已经升格， 把邓拓的名字排到吴晗前面去了。

　　这个会议决定， 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 彻底批判文化革命小组的《二月提纲》的错误， 撤销这个提纲； 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 康生任顾问。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穆欣、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就在会议期间的4月10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江青炮制的军队《座谈会纪要》， 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 贯彻执行。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二月提纲》被完全否定了。

　　吴冷西列席了书记处会议， 心情自然沉重如铅。会议一结束， 他就找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 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彻底批判《二月提纲》， 要报社赶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 要求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 并叮嘱， 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 要自己独立负责。

　　吴冷西说这番话的时候沉着而冷静， 给在场者某种印象， 觉得他还能控制局面， 以为这一回同批《海瑞罢官》不一样， 《人民日报》能在批《二月提纲》中发挥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但是人民日报社大院里消息灵通者很多， 大多数编辑、记者心里明白， 吴冷西同中宣部、彭真和文化革命小组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否定《二月提纲》的“通知” 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主要由王力执笔， 完成后于4月14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当日收到后就加上了一句：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后来， 他又对这个通知稿作了修改， 加上了不少话。

4月16日， 新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成员在上海开会碰头。吴冷西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 他除了参加文件的起草外， 还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要他写揭发陆定一的材料。对于这个任务， 吴冷西心里抵触， 加上他与陆定一在工作关系上来往并不多（当时《人民日报》主要归中央书记处领导）， 实在也写不出多少， 最后写不下去了。结果， 此次上海之行， 成了吴冷西最后一次为毛泽东起草重要文件的旅行。

　　党内大秀才的经历

　　在这些日子里， 吴冷西奔波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之间， 政治风云诡秘， 连向来敏感的吴冷西也深感捉摸不透， 不知道主席对自己有了什么想法。细说起来， 从延安到北京， 吴冷西和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已经有25年了。

　　吴冷西原名吴佳占， 1919年12月14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他自幼聪慧，1932年入广州市省立广雅中学读书。小的时候， 吴家冬天用炭火盆取暖， 一颗火星蹦溅， 恰好烫伤了吴佳占的一只眼睛， 后来这只眼睛就失明了。凭借顽强的毅力， 他却毕生从事文字工作。抗战爆发后， 他于1937年12月离开广州奔赴延安， 即进入抗大学习， 从此改名吴冷西， 并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抗大毕业后， 他进入延安马列学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理论研究， 1939年9月调入中宣部， 担任编审科科员和《解放》杂志编辑。此间， 他关注国际形势，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1940年冬， 他调到毛泽东身边， 编辑《时事丛书》。1941年9月， 他进入《解放日报》编辑部， 先后担任国际版编辑、主编，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担任《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可以说， 吴冷西是作为一个“国际问题专家” 进入毛泽东视野的。

1948年5月， 吴冷西任新华总社编辑部主任， 驻地在西柏坡附近。当时， 新华总社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1949年2月， 吴冷西升任新华社副总编辑， 到10月即担任了总编辑， 1951年12月又任新华社社长。从这时起， 吴冷西不断列席中央的重要会议， 与毛泽东直接接触的机会增多， 使毛主席发现了他具有“政治家办报” 的才干。

1957年春夏之间， 毛泽东不满意《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反右运动前期宣传的不力， 当面斥责邓拓是“死人办报”， 决定调吴冷西接替。于是从1957年6月起， 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从反右运动到“大跃进”， 吴冷西负责《人民日报》， 鼓吹大炼钢铁全民动手， 推动“公社化” 不遗余力， 竭力大放高产“卫星”……如此这番， 获得了毛泽东的多次表扬。这期间报纸上有许多“高产” 卫星报道实属虚假新闻， 作为总编辑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 经历了“大跃进” 的狂热， 吴冷西对中国农村情况有所了解， 头脑渐渐冷静， 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初本来是同情彭德怀的意见的。

　　在庐山， 吴冷西利用自己“秀才” 身份， 凡是庐山会议有关简报， 或是什么重要讲话， 他都通过每日往返北京的递送文件专机给《人民日报》编委一份， 有许多文件甚至发到了部主任一级。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一印发出来， 吴冷西就从庐山给在家的《人民日报》编委送去了一份。看了吴冷西从庐山传来的彭德怀的信， 《人民日报》编委、还有一些部主任都觉得， 还是彭老总胆子大， 他的信可能会有好作用。由于有着吴冷西倾向彭德怀的原因， 《人民日报》编委会要在以后转弯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庐山会议上， 吴冷西一度遇到危险， 被列入了同情彭德怀的“四秀才” 之一（另外3人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但毛泽东还是原谅了吴冷西， 说了一句“秀才是我们的”， 使吴冷西在庐山上躲过一劫。一下山来， 吴冷西就变了， 与彭德怀撇清关系， 他紧紧跟随领袖， 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布置反右倾运动， 是颇有一些力度的。

　　接下来， 在国际问题上， 尤其是在中苏两党大辩论中， 吴冷西大显身手， 是20世纪60年代对苏联关系的“九评” （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的重要起草者之一。

　　那个时候， 也是吴冷西最忙碌的时候， 他一身而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 还兼起草“九评”，很多时候住在钓鱼台里修改文稿。这期间， 他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多为遥控指挥， 他会在任何时间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来， 传达“中央精神”， 作出具体的工作部署。为此， 人民日报社设立了专职的“吴冷西同志办公室”，4个事务秘书： 杨真、赵厚琛、董千里、刘振祥， 以杨真为组长， 时常以3 人为一组， 保证24小时值班不断人。另一人则机动安排。吴冷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一般见不到这位总编辑， 却常为有这样一个“热线通天” 的总编辑而感到颇有信心。

　　吴冷西总是显得非常忙碌， 忙碌得很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董千里和刘振祥在吴冷西办公室工作了好几年， 从来没有一张与吴冷西的合影照片。

　　没有想到， 随着“四清” 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中产生一系列新的分歧， 吴冷西在国内宣传上遇到了许多难点。由于工作上的原因， 他与主管宣传工作的彭真的关系日渐密切， 经常请示， 直至成为彭真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成员。

　　吴冷西的名字从“文革小组” 划去了

4月16日， 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人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20日才来到杭州。

22日， 毛泽东作长篇讲话， 一开始就指出吴晗的问题是“朝里有人”。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 触及的很广泛， 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 真正有代表性的， 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 不光中央。部门， 包括各区、各省市， 朝里那样清？ 我不相信。”

毛泽东的批评又一次与吴冷西沾边了， 他说： “2月3、4、5、6、7,五天嘛， 不忙那么不忙， 一忙那么忙， 2月3日就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 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 我不同意。” 在这句话里， 吴冷西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 所谓整“左派”， 指的是整了关锋， 正是“五人小组” 向毛泽东呈报了关于关锋的材料。

4月24日， 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这份名单上， 没有了吴冷西的名字。这是一个不详之兆。他的名字被谁划去了？ 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4月28日和29日， 毛泽东又在两次谈话中严厉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 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要求对彭真“彻底攻”。到了这个时候， 领袖要和吴冷西分手， 算得上大局已定， 只是还少一个契机。


《党史文苑》 2009年第11期


转自 林彪军队文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