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 我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tuffy05

转自 李晓航的博客

还是在几年前，就知道海外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么一张光盘，出于对文革研究的职业兴趣，当时就很想得到它，但由于此光盘在海外发行，国内无法买到，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得到。没想到，2009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参与了这张光盘第三版的编辑工作。

这张光盘最初是由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宋永毅先生动议和牵头，于1998年联络北美地区和台湾研究中国问题的华裔学者组成编委会，编者们遍访世界各地图书馆，搜罗众多私人珍藏，经过三年的专业编辑校勘，终于集腋成裘，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四年后的2006年，增订出版第二版。这张小小的光盘，容纳了三千多万字文革时期的原始资料，上万篇文献，包括“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和公民异议的重要文献”等七个部分。这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最大规模的文革史料库。

历史需要真实，真实的历史研究需要第一手资料。从文革结束至今，时间虽然仅仅相隔35年，但文革史料的奇缺，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文革研究的敏感性，官方对文革档案和史料管理甚严，大部分不对公众开开放；二是粉碎“四人帮”后数次大规模收缴、销毁，很多文革史料已无踪可循。这给热衷研究文革的学者带来了极大不便。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的出版，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无异于一座小型文革史料图书馆。

2009年10月4日，文革研究专家何蜀老师给我发来邮件，他告诉我，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服务中心准备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第三版，他作为新版编委之一，受主编宋永毅先生委托，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主持编辑一个新栏目“文革中的检查、交待、请罪书、申诉书、遗书”，希望我给他提供这类资料，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的，只要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均可。

何蜀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师长，他编辑的文革电子刊物《记忆》在文革研究圈甚受欢迎，他的文革研究成果，学界普遍认同。我给何蜀老师回复，对即将出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第三版表示祝贺！告知他，他需要征集的资料，我查了一下我的库存，共有100多件，与《文库》第二版此类资料极少重复。由于提供资料数量较大，我委婉提出署名问题，并对第二版修订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既然是修订版，应全面增加内容，因为第二版除中央首长讲话比较丰富外，其他内容都显得比较单薄。

何蜀老师随即把我的邮件转给《文库》主编宋永毅先生。两天后，何蜀老师转来宋永毅先生写给他的邮件，宋永毅先生在邮件中对何蜀老师说：
我早已经想和晓航兄联系（一直在看他的博客），只是目下全部精力放在反右数据库上，没有放上日程。你能和他联系，太好了！用英语来说：“回答他的问题是很高兴的事。”我们可以请他当编委，当然署名，并且在第三版出版后有薄酬（但是必须清楚学术出版物实在没有什么太多的钱，这一点不要有任何奢望）。我立刻希望他能帮忙做第六（红卫兵材料）和第八（大事记）的编委工作（主要补充我的很多遗漏）——如果他补充的材料超过我的，他的名字可以署在我前面。如果他愿意，今后还可以参加我们其他文库的编委工作。我们太需要国内朋友的帮助了。请把我的邮件转给晓航，并代我问好。

我与宋先生虽素未谋面，但他在文革研究圈的盛名，无人不晓，对他的文革研究素养之敬佩，由来已久。宋先生的字里行间，透出他的坦诚及对我信任。随即给宋先生回复，表示很乐意为编辑《文库》第三版尽力，希望通过《文库》这个载体，把我多年搜集的文革史料转化为文革研究的公众共享资源，使之产生最大的学术效应，而不仅仅是我的私人秘藏。若《文库》全面修订或增订，我有信心使之成为真正的文革史料“大全”。

很快，便收到宋先生回复：

晓航兄：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
既然我们聘请你为我们的编委，就应当送一个正版的光盘给你。请给我一个你的邮址，我请香港中文大学设法寄来给你和何蜀。请再给我一个你的电话，以便我打电话和你商讨一些编辑上的事情。
自第二版光盘以后，我们已经出了网络版。现在全世界有40多个图书馆订阅，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帝国博物馆等等。这三年来我们又利用网络的方便，补充了400多万字的资料。我设法请中大的技术人员设置一个密码，使你们可以进入。只是他们一直不同意这么做，要做一些工作看。
附上新增加的第八部分的一个目录和我的简短前言，可以看到我们的编选标准。你的博客上也有一些大事记，可以选入。
非常高兴我们的网络相识，并一起为共同的学术事业而努力！

读到这封回函，我感觉能把自己的工作融入《文库》这个团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随即把自己保存的文革大事记资料整理成目录，发给宋先生，供他挑选。

10月8日上午，接到宋先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一、对我加入《文库》编委会再次表示欢迎和高兴；二、第三版的内容由原来的七个部分增加到九个部分，增加的两个部分是“文革中的检查、检讨”和“文革大事记”；三、看了我发给他的文革大事记目录，说非常好，篇目已经超过他的，表示在这个栏目里，我的名字可以署在他前面，“应该论功行赏”；四、从事这项工作，没有多少报酬，第三版的报酬要根据销售情况而定；五、他正在编反右运动的数据库，希望我加入这个数据库编委会，并能提供相关资料。
随后，收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附上他对我发去的文革大事记目录的意见。他在邮件中说：
如同我们都认识到的：我们的事业虽然没有太多的物质报酬，但是一件为我们民族保存历史记忆的大事。
再一次热烈地欢迎你加入我们编委会。

根据宋先生的意见，对大事记目录稍作调整后，反馈给他，并复信一封。

永毅老师：

今天接到您的电话很高兴，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

说实话，我并不在乎做这件事能得到多少报酬，我主要看重的是这件事本身，能够为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多而有价值的资料，拓展大家的研究视野，推动当下萧条的文革研究步入兴盛，也为历史留下可靠的文字依据。我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去做，觉得自己过去所积累的东西有用武之地，有发挥其价值的载体，这是非常值得的，也是我乐意去做的主要原因。

您的学术水准和研究成就，学界有目共睹，我早已十分钦佩！所以能够认识您，并加入这个团队，和您及其他编委一起做这件功德无量的事，从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愉快！我愿竭尽所能，协助您做好这项惠及后世的工作。

工作量虽大，但“乐在其中”！
祝好！
晓航

10月9日，宋先生回复：
谢谢你的热诚和对我们的信任！我也非常高兴与你的相识，坚信我们共同的学术事业有恒久的历史意义！
请保持联系。
在彼此多次往来邮件中，宋先生交待编辑工作需要注意的技术性问题，如文件格式、排版方法等。
这样，在一年多时间里，通过网络沟通，邮件传递，历经艰难，终于完成我所承担的文革大事记编辑校勘工作。2010年底，这张凝聚着诸多华人心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第三版，顺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相信这张光盘能给文革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