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招 我所亲历的大炼钢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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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大炼钢铁运动
　　杨世招

2009年1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810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曾对我国人民当时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也曾对我和我的家庭产生过很大影响，所以虽然过去很久了，我仍然对之记忆犹新。

　　那一年，我在家乡四川省云阳县第二初级中学（后来叫云阳县江口中学）上初中三年级。整风和反右斗争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空前“统一”，于是，1958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全国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都争取坐火箭、当跃进派，不当保守派，更不当促退派。我们家所在的江口镇，人人都被评了等级：跃进派、保守派、促退派，各人左胸都必须戴一根写有这些字的或红或白或黑的布条，以示激励、惩戒。我父亲被领导定为保守派，戴的是一根白布条，他自己当然很委屈，我们也感到脸上无光。解放初期，我父亲曾是理发工会召集人、土改积极分子，后来一直是镇上的居民小组长和管几个居民组的段长。只是他不知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没能入党，以致在“一化三改造”时没能当上社长，从此就步步不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却戴的红布条，因为是由居委会评的。当时，因我们镇是区公所所在地，所以整天锣鼓喧天，游行的一班接一班，络绎不绝，都是给区委送喜报、送决心书的队伍。

　　中央发出大炼钢铁的号召是在1958年的8月份，要争取当年钢铁产量在57年基础上翻番，达到1070万吨，为在15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打下基础。于是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小（型）、土（法）、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我的家乡也和全国一样，也高举起总路线、大跃进的旗帜，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

　　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对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占用了我们很大部分学习时间，随后的大跃进，“三秋”、“三夏”以及其它各种突击活动铺天盖地，加上大炼钢铁，使我们的学习生活变得很不正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就没正经上过课。连暑假寒假也被取消。为了大跃进，超英赶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国人民都全力以赴，我们当学生的做一点牺牲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时，”小土群”遍地开花，我们云阳县江口区几乎每个乡都建起了土法炼铁的铁厂。我们学校所在地团滩乡，也在离乡政府不远的竹林沟开始建设小土高炉，我们学校的师生于是被调来参加突击会战。

　　竹林沟离我们学校约五里地，离我家居住的江口镇（江口区公所所在地）约十里地。我以前曾来这里挑过煤炭。这里分布着一些小煤窑，煤层很薄，每个煤窑日产煤炭不过两、三千斤，一般由当地农民开采后挑到江口街上去卖。我们家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我父亲开着一个理发铺，全家既做饭又要为理发烧水洗头，用煤较多，平时都是买煤，寒、暑假时也会让我去挑煤，大概是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的意思。这里之所以被叫作竹林沟，是因为这里小河沿岸，从山脚到山腰都长满了竹林的缘故。小河岸边有几户农家，分布着二十来亩梯田，山顶则密布着黑黝黝的松树林。风景十分秀丽。可是这时山腰已经初步修好了一条通往开县的简易公路，不过那时尚无汽车奔驰，一直到1962年，才开始见到运输卡车的踪影，只是要许多天才能见到一次，远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都有许多大卡车、小轿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因为修公路要编筐挑土石的缘故，竹林已被砍伐不少。加上修路挖开的地段和沿途倾倒的土石，山坡上从山腰到山脚已经出现块块斑秃。

　　当我们到来之前，乡里抽调来的农民早已开工，已经有一座土高炉在喷出滚滚浓烟。不过还没开始炼铁，只是生火烤干炉子而已。山上的竹林已经一片狼藉。因为除了伐竹编筐以外，还需伐下大量竹子晒干作夜战的火把；四周山上还有一个一个被刨开的大坑，大约是寻找铁矿石留下的踪迹。

　　我们班男同学被分配住在一家农户楼上，大约原来是主人堆柴草杂物用的。楼上三面是土墙，沿三面墙根的楼板上铺上稻草，同学们的被子就铺在稻草上，一个挨一个，大家戏称之为“面红薯”（红薯育秧时把种薯密密地铺在苗床上，农民称之为“面红薯”，“面”即“铺成一片”的意思，是动词）。无墙的一面楼沿上靠墙边架着一架木梯，直通楼前地上，雨天会被淋湿，横的木条上沾满同学们双脚带上去的泥巴，十分溜滑，这就是我们上下的通道。因为整个一面都没有墙壁，所以通风采光都挺不错。

　　我们二十几个半大的男孩子被分配到沟对面的黑松林背扦条。黑松林位于沟对面远处的山顶上，树木特别茂密，黑黝黝的，所以被称作黑松林。上山本来没有路，现在已经被参加突击的农民开出了一条路。我们顺着这条林间新开的小道到达黑松林，见到的景象令人心生骇异。原来，所谓的“扦条”，就是长得笔直的小松树。因为树林茂密，为争阳光，小松树长得笔直纤细。农民工把它们砍下来，剔除枝条和树尖，就让我们背走。看着这些碗口粗、笔直整齐的小松树，以及遍地狼藉的枝条、树桩，心里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我们当然也听老师讲过，国家要强大，建设和国防都需要钢铁，可心里就是转不过弯来，但也不敢说出口。

　　要背着四、五米长的扦条在树林里穿行真不容易。农民们十分聪明，早已为我们设计好下山的道路。这就是在一处陡峭的山坡上开出的一条小路。我们沿横向的路把小树背到这条小道上端，就用一根竹篾拧成的绳子拴在扦条根部，然后牵着绳头往山下跑。小道上布满了石头、树桩，不小心绊着可就麻烦了：扦条会插向你的身体。所以跑的时候不能回头看，而要全神贯注看路，扦条和土地的摩擦力使我们不致摔倒或直冲下山，如果感觉手上没有了重量，就是小树已脱出了竹篾，就得赶快往旁边躲闪，再找机会重新拴牢小树。到山下时也要注意往旁边闪，以躲开飞速跟在身后的扦条。这么多学生一个跟一个往下跑，竟然没有出事，实属万幸。这也是因为我们学校是乡间中学，同学们都有劳动技能且身体灵活的缘故。大家一边跑，一边呼喊：“快跑，我来了！”“让开，有石头滚下来了！”十分热闹，也不觉得累。

　　到了山下，我们就扛起小树，沿田埂下到河边，过河再背到对岸公路边的工地上。沿途要经过一些稻田和几块红薯地，我们发现，不但稻田没有犁，连地里的红薯也没有收获，地面上的红薯蔓虽然已经枯死了，但地并没有被翻过。原来，此时大炼钢铁才是重中之重，主要劳动力都被抽调去铁厂突击钢铁了，家里仅有老幼，所以连粮食烂在地里都没人收。

　　工地原来是几块较大的梯田，水稻收获后，此时已被平整成几个大的场子。农民们在几个场子上用石灰画出一个个正方形，沿石灰线挖沟，把我们背来的扦条一根挨一根栽进沟里，在插条是间再用铁条箍上两道，便成了一个个下大上小的巨大方桶，这就是土高炉的外壳了。竹林沟地下，剥开表层土壤底下就是白沙石，农民们把白沙石挖出来捣碎，泼上盐水，边泼边搅拌均匀，然后沿架在土高炉外壳上的小木桥，用筐把拌好的沙土挑进外壳里，八个工人抬着两架石夯，在梯形外壳里转圈夯打，不断地夯实填进的沙土，填一层夯一层。听工人说，细白沙拌盐水，会越烧越紧，是上好的耐火材料。

　　等沙土填满了整个高炉外壳，就有一个师傅来挖炉膛，他先把上端的木条截齐，再在炉子的三边挖出出铁口、出渣口、进风口，再掏进中间做出一个大肚花瓶似的炉膛，然后在炉膛里架上木柴进行烘干。之后，再在进风口装上一个大风箱，在炉膛中一层一层铺上干柴（引火），然后一层木炭、一层铁矿石加滑石（石灰石），再一层木炭、一层矿石加滑石，直到填满，就可以炼铁了。点火以后，只要不出问题，这个炉子就可以一直烧下去， 中间不断有人从架在炉顶的木桥上往炉子里挑矿石、木炭。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而栽进炉子烧死。

　　工地上不分昼夜，都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人们的说笑声、工具的碰撞声、打夯的号子声响彻云霄，间或还可以听到远处开矿的炮声，整个山沟里十分热闹。一到夜晚，火把照耀如同白昼，随着风箱进气的节奏，高炉喷射出的火光在周围山峦上一闪一闪，映出桔红和紫红色的光，时明时暗，远处山岗显得更加黝黑恐怖，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的梦幻色彩。

　　原来我背扦条时曾为被砍下的小树感到惋惜，但当时以为，既然做高炉需要扦条，而所费树木也不是太多，虽然可惜，牺牲一点就牺牲一点吧。可是我想错了。需要大宗木料的时候还在后头呢。原来，土法炼铁初期，炼铁不是用焦炭而是木炭！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下来烧成木炭，填进了土高炉喂不饱的肚子。开始时农民们还是尽量砍伐那些不成材的杂树烧炭，到后来，连好好的树木也被砍下来烧炭了。

　　对生态植被的破坏还远不止此。我们家乡的铁矿品位极低，大都是黄铁矿（含硫酸铁），炼铁时高炉里喷涌而出的浓烟含硫磺极多，凡是建高炉炼铁的地方，方圆十几里、数十里的树木植被都受到影响，许多树木都被熏死了。解放前后，云阳县是全国出桐油最多的地方。因为每年三四月份都有一个寒潮，阴雨连绵，老人们称这种天气为“冻桐子花”。我对故乡印象最深的就是桐子花开的时候，满山遍野的粉白桐花染白了山山水水，那景象真是美极了。可是经过大炼钢铁运动之后，我们县的油桐已大幅减少。已很难见到昔日那种油桐开花满山红的美景了。原来家乡的桃、李、柚子树也很多，大跃进以前，李子不到五分钱一斤，桃子、柚子才一两分钱一个，从大炼钢铁以后，人们再也难得吃到这些水果了。当然，大炼钢铁不是导致果园消失的唯一原因。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突击大建土高炉的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回到了学校。但也并没有开课，我们又投入了土法炼钢的战斗。操场边垒起了一排排连在一起的“炼钢炉”，高与胸齐，每个炉子形状都跟我们学校食堂煮饭的大灶差不多。一班二班的大同学（当时各年级按年龄段分班）从几十里地外往学校挑焦炭、铁器，我们三班同学年纪较小，就负责把焦炭砸碎，再把生铁锅——这大概是办公共大食堂时从街道居民和农民家里收缴来的吧——也砸成碎片，与焦炭末一起放进做化学实验用的坩埚中，密封起来放进炉中煅烧几个小时，倒出来的铁片据说就是“钢”。不过我看铁片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黑一些而已，用锤子一砸就碎了。我们就这样一天24小时，轮班炼这种“钢”。

　　当然也还有其它工作。比如，班主任老师让我和另一个同学把男厕里大桶积存的尿液放进大锅中煮沸，淋在“红石谷子”（本地红色山岩风化形成的碎屑）上，然后堆成一堆，用稀泥抹一层密封。据说，这是土法造“化肥”硫酸铵——“红石谷子”的成分主要是硫酸钙，尿中富含铵，它们“置换反应”就生成硫酸铵。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有化学老师把关。只是煮尿时的臭味熏得我俩呕吐不止。还有就是种“高产示范田”，我们学校周围本来都是自流灌溉的高产田，班主任教《农业基础知识》课，为了向农民推广“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他选择了大路边一块面积一亩多的最好的田，带着我们用锄头挖、竹筐提，把田里的土翻了近两米深，然后把附近农民家的万斤厩肥挑来铺在表面上，撒播了一麻袋小麦种子，结果生出来的麦苗密密麻麻，又细又黄，不到一个月就提前“收获”了。农民们说，“把表面的肥土翻下去，把没有肥力的河沙（因为这里是冲积形成的坝子）提上来，能够丰产，打死我也不信”。结果被他们不幸而言中了。当时附近农村像这种瞎指挥的事也很多。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没搞懂，那时的坩埚炼钢究竟有何依据？我们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炼出的“钢”到哪里去了？是否真用到了国家建设上？我总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即使它是“钢”罢，每个炉子一天最多出两市斤这种“钢”，以十个炉子计，一天才能出二十斤，但要烧掉几百斤焦炭，还要搭上百多个学生的青春求学时光，实在太不合算了。不过那时大人们不是这么算的，他们什么都讲“算政治账”。。

　　这里我要回头补叙一下。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住校，回为特殊时期，学校基本不放假——暑假寒假也只能放几天。所以尽管江口镇离学校仅四五里地，我也无法回家。但长久不放假也不行——因为学生们要回家取伙食费。有一次放了一天假，我回家时，才知道我家里也发生了巨大变故——我父亲被派到铁厂为工人服务理发，趁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镇领导又把我们全家下放到了农村——反右以后，城镇居民动不动就被下放农村，也不给你讲什么理由，就让你搬家。我母亲能力很弱，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令她害怕，所以不等父亲回来便办理了迁移农村的手续。等我父亲回来，十分生气，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只好通过关系，把全家迁到了他打工的渠马乡“三花石铁厂”。我们在江口镇上的住房是如何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江口镇位于两条河交界处，三花石铁厂建于江口镇上游的汤溪（当地人称大河，由竹林沟流过来的那条河被称为小河）河边。与竹林沟铁厂不同，竹林沟人烟稠密，而且有一栋原来大地主的房屋，可以容纳上千人，我们去突击时，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陈书舫带团去慰问，就是在这里演出的。三花石铁厂刚建立时，只有几栋农民的小平房。当时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什么东西都是无偿征用的，所以原来居住此处的农民早已被勒令搬走。没有房子住的人只好露宿，好在天气还不是太冷。只是遇到下雨，被子就会被雨水淋得透湿。我就亲眼见到，下雨天许多农民挤在一个农家避雨的情景。挤不进屋里而站在屋檐下外层的人，衣服、被子都被淋湿，却无法可想。我们还好，因为父母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两个弟弟最大的才四岁，所以厂领导分给我家一个牛圈，大约四五平方米，还是双层的。下面一层比牛背稍高，人须低着头才能进。上面搁了几根木头，是堆放作为牛饲料的稻草用的，人要坐着才能朝里头挪。我和父亲把“楼”下的牛粪起走，垫上干土，支了一个“床”。找了几块木板铺在楼上，铺上稻草，也算一个“床”。这就成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的栖身之处。我和妹妹上学住校，如果回家就和他们挤一挤。当时妹妹上小学，父母平时一般不让她回家，因为路远偏僻不安全。好在吃饭是大食堂，不用做饭，否则锅灶就无处可支了。该牛圈年头已经不短了，木头和屋顶的茅草已开始朽烂，长了一种比小米还小的虫子，人称“木虱”，专咬嫩肉，奇痒难耐，只好一个劲儿搔。全家人包括我自己，腰带一圈和裤裆里都结了厚厚的一层硬疤。父亲用“六六六粉”撒了好多次才治住。虽然如此，好歹总有了一个栖身之处。白天，父亲在铁厂转悠，为工人理发，母亲则带着弟弟到炉膛车间去碎矿——低品位的铁矿石须与滑石一起先煅烧一遍，以提高含铁量品位，煅烧时铁矿石会烧结成团，需要人工用铁锤敲成小块，再入高炉炼铁。我母亲就这么当了几年碎矿工。

　　家里发生这么大变故，而且经济状况也大幅下降，我每月的伙食费也从此没有了保障——大炼钢铁初期，正是共产风刮得最猛的时候，由于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和公共大食堂，工厂和农村都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工人是从农村抽调来的农民，吃饭由厂里供给，却是没有工资的，很少人理发。所以，回校以后我虽然照常干活，但心情相当郁闷。我从小喜欢文学，爱好读书写作，时值秋末冬初，有一天晚上我们正砸焦炭（把焦炭砸成小块炼钢），开始时月光皎洁，一会儿却忽然飘来一片乌云挡住了月光，随后竟然淅沥沥撒下满天小雨来，我和同学们赶紧移到教室门口，继续劳动。我抬头望望天，随口说了一句：“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就好像我心上的愁闷一样。”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同学们政治警惕性相当高，我的这句话立即被报告上去，我随即在班会上遭到了声色俱厉的批判，说我用“月亮被乌云遮住了”来影射我国社会黑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当然是不承认的。我们通常都是用太阳来比喻党和社会主义，没有用月亮来比喻的。但这句话的阴影一直跟到我上大学：在原来的江口中学，我被当作坏学生，连参加基干民兵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全校只有三个学生不是基干民兵）。我升入云安中学高中以后，我的问题又被同来的同学带到了新学校，所以我当时虽然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但是团支部却总是要求我认识初中的错误，所以我在中学阶段连共青团都没能加入。

　　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壮劳力被抽调到了铁厂，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收回家又保管不善，实际上当年增产不增收。随后的公社化、共产风和大办公共食堂的大浪费将农民的家底折腾精光，大跃进的瞎指挥和缺乏劳力使随后的农业继续减产，从59年起，国民经济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居民月口粮标准降到了十几斤，农民甚至日口粮只有四两（16两称，相当于10两称的2两半）。不仅仅是粮食紧张，所有生活必须品全都匮乏。布票每人每年最低时才一尺八，连打补丁都不够。

　　我升入云安中学以后读了两年高中，因为我们县自然灾害太严重了（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前几年云阳县委主编的《云阳县志》统计，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共饿死约十八万人），所以县里委托云安镇委一个宣传部长到我校作了个报告，说是“贫下中农应该先求经济上的翻身，再求文化上的翻身”，就宣布将我们学校停办了。同学们各自回家去“求经济上翻身”。当时，除县中学“精简名额”以外，全县所有中学都被停办了。我于是和在江口中学读书的妹妹都辍学回到家里。

　　其时“小土群”的阶段已经过去，1959-60年期间，对各地炼铁厂进行了调整，不再“遍地开花”，小炼铁厂进行了合并，只保留了那些铁矿石品位高、煤炭适合炼焦、交通比较方便等综合有优势的铁厂，下马了那些效率较低的铁厂。江口区只保留了五筒岔铁厂和金子沟铁厂。其中五筒岔铁厂位于地势平坦的公路边上，旁边就是煤产量较高的青鲫洞煤窑，有其独特的优势，所以规模较大，级别较高，是云阳县主要铁厂，人称“江口铁厂”。渠马乡的三花石铁厂也下马合并到同一个乡的金子沟铁厂。我们家于是也搬到了金子沟铁厂。

　　此时炼铁也已经进入了“小洋高炉”阶段。“土”、“洋”高炉最大的区别是炼铁原料的进步：土高炉用木炭炼铁，洋高炉用的是焦炭。当然，土高炉是沙土夯筑的，洋高炉则是耐火砖砌的。洋高炉的设备也比土高炉好很多。比如，洋高炉用鼓风机代替了土高炉的人工风箱，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随着技术的进步，当然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不过也就是现在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水平，睡的是大铺，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如现在的农民工。比如，吃饱肚子仍然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蔬菜也很少，更不用说吃肉了。只有过年才每人有二两肉。

　　金子沟铁厂建在山腰的梯田里，周围的梯田大多不是建了高炉就是建了工房。现在除保留了一座新建的洋高炉以外，土高炉都已废弃。应当说，铁厂领导对我家相当照顾。我家被分配到离厂部不远、位于沟底的一家农户的草房居住，并且获准将已经荒芜的周围部分土地开垦出来种蔬菜、红薯，这使我家在三年困难时期不致太受苦，人口得以保全。享受这一恩惠的还有一户姓蒋的篾匠，他们也是举家从江口镇迁来的。

　　根据当时的户籍和粮食供应体制，到铁厂做工还有一定困难。感谢云安中学校领导，竟然为了安排我的工作而派了教几何学的蒋老师（惭愧得很，我当时对任课老师只知其姓不知其名讳）跑六十多里山路，找金子沟铁厂领导联系，铁厂领导终于答应接纳我为一名工人。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与一个名叫宋开文的工人一起撬滑石。他四十来岁，少言寡语，眼睛有点毛病，看起来似乎有点斜视。“滑石”就是石灰石。离铁厂不远有一座山，剥开表层泥土下面全是石灰岩。工人已经放炮把岩石震松，我们俩的任务就是用钢钎把一块一块的石头撬下来，让它们滚到十来米远的山脚下沟底，再由其它工人用车拉到煅烧窑去。有一次雨后，实际上天还在下着小雨，我和老宋正撬石头，突然老宋喊：“垮崖了，快跑！”我和老宋扔下钢钎，掉头就往山下跑，双脚在沟底几块大石上点了几点，便飞到沟对岸的山坡上，回头看，一大堆大小石头夹着泥沙奔腾而下，最大的比饭桌还大，纷纷砸在我们刚跑过的地方。老宋叫一声“我的妈呀！”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我到底年轻，只是心里“突突”跳个不停。我很奇怪，沟底那些大石头，各自相距都有两三米远，我们从山坡上飞身跳上去，在慌乱中以它们为“梅花桩”，来了个“三级跳远”，竟然没有踩虚、踩滑，逃过了这一劫，真是幸运之极。

　　不知是因为滑石够用了还是老宋向车间领导反映了我们的险遇，从此我和老宋就没再去撬滑石，我于是转到运输车间运矿石。

　　金子沟铁厂的运输工具主要有三种：拖车、高车和轨道车。这三种车其实都和平常的平板拖车一样，主要部分都是车架上安个竹编的长方形大筐。不过它们的车轮都不是胶皮的，拖车和高车都是铁箍木轮，卡在车架下的木齿当中，抬起车架就可取下车轮。高车是陡峭的山地运输用的，只能从高处往低处运物，使用时车在前，人在后，人的作用也不是推车，车的重量会使车往山下自动滑行，人的作用是双手握住车筐后翘起的两根把手向后扳，让车轮后的两个木桩与地面摩擦，达到制动和控制速度的目的。在金子沟铁厂，拖车和高车都是运焦炭用的：煤窑在高山上，开采出来后就地炼成焦炭，然后用高车从高山运到山腰，再用拖车拉到高炉旁。这两种车上山时都是空的，因山路陡峭，即使空车也拉不上去，须工人把车放在肩上扛上山去。如果连绵下雨，高炉就会“饿肚子”，干部就会“赶”工人上山运焦炭。此时一个人拉一辆车就感到吃力，往往需要为每个拉车的配个副手，一般都是姑娘、小媳妇（当时铁厂的年轻女工很多），上山时背车轮，下山时推车。因为山高路滑又下雨，有一定危险，女工们都不愿上山，于是干部们连喊带威胁地驱赶，女工们就东躲西藏。有一天傍晚，一个姑娘躲进了一个木工的宿舍——木匠有工具，所以有自己的宿舍，不和其它工人睡大铺。那个木匠看见姑娘钻进了自己宿舍，悄悄走过去把门锁了，晚上就将她轻薄了。那姑娘觉得很疼，难受，就向姐妹们抱怨，一时在厂里传为笑谈——在那种青年男女聚居的地方，男女关系的事时有发生，人们也不以为意，一点不觉得这是违法。
　　我拉的是矿石车，是以拖车为基础改造的轨道车：在两、三千米长的山路上铺有一条小铁路轨道，从矿石煅烧窑附近直通高炉旁。车子其它地方都与拖车一样，只是前面的把手不和拖焦炭的拖车那样是车架延长而成，因而是平直的。矿石车的把手是用螺栓斜拧在车架上的。这样，在平路和上坡时人双手压着车把低头拉车，下坡时则要站直，用整个身体靠在车筐上，双手将把手向后扳，使车尾的两根木棒与地面摩擦，这样来控制速度。因为年久失修，轨道许多地方已经损坏，铁轨也不知哪里去了，木匠便用方木把轨道接起来，方木上钉上一条铁片，凑合着使用。可想而知，车会常常出毛病发生掉轨。一车矿石千多斤，一发生掉轨就毫无办法，只好等着其它工友来帮忙抬上轨道。我的技术和体力显然不如其它工人，所以开始时常常掉轨，抬车抬得我胸都疼了，不敢使劲憋气。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适应。不过，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铁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到1961年秋冬之交的时候，全县所有铁厂终于宣告下马。

　　铁厂下马之后，我家也没能回到江口镇，而被派到云阳县与开县接壤的一个偏僻乡村市场去了。铁厂下马后，我当过修公路的工人、运粮的运输工人、供销社的杂工（造纸、压面条）等，大都是肩挑背磨的苦活。

　　我们国家的老师们，历来都有爱才惜才的传统。他们只要觉得某学生有些许可造之才，就会不遗余力地提供机会、给予帮助。我在自己求学的一生中，深深地感受到师恩的博大。特别是我读高中的云安中学，学校停办后，竟然派蒋老师跋涉60多里山路到铁厂为我联系工作。1962年夏，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好转，学校于是也复了课，他们又委托离我家新地址较近的江口初中派人来动员我复学。于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温老师，也跋涉了60多里山路来我家，动员我父母让我复学，使我十分感动。在我谈到初中时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时，温老师说：“我们当时做得是有些过分。”这一句话，尽管仍然留有尾巴，但使我的怨恨化解不少。而且，他来动员我复学，使我后来能上北大、当军官，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对他还是心存感激的。

　　不过，云安中学已撤销了高中部，经过考试遴选，我们原62届百多名同学中的四十多名学生，便到云阳县中学插读63届高三。这使我有机会经常路过云阳县老县城长江边的码头，看到依然堆积江边、等待运往重庆炼钢的大量生铁锭，任凭水打沙壅，感到心里十分不平。这可是我们用宝贵的青春时光、以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宝贝啊？！

　　现在我国的钢铁产量，就其数量来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超过了两亿吨，只是质量与先进国家比尚有差距。拿现在的成绩与四十多年前相比，不啻天上地下。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跃进，与1958年的大跃进截然不同。不仅钢铁而已。这里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您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