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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在1957
雷一宁
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百年诞辰的日子，我写了《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一文，我在文章结尾说：“为了‘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美好的明天，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那些真实的历史，‘难忘的岁月’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北师大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啊？”我，多么希望我的母校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成为世界的一流大学！多么希望孩子们不再遭遇我辈曾经遭遇过的厄运！当这篇文章在《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刊出，并在网上流传之后，我曾收到北师大校史研究室XXX的一封E-mail，全文贴在下面：
雷一宁老师：您好！
您的来信我已认真阅读，感谢您对校史研究室的信任，告诉我们“孩子”的委屈和艰辛。在那个年代里确实发生了许多“父母”至今愧疚的事情，但我相信我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还历史以真实。百年校庆时，学校并没有出版校史，使用的校史还是1982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此书由于编写的年代等原因，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2005年底，学校决定编写百年校史，目前正处于紧张的工作之中。请您相信我们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学校历史的真实、科学做出努力的。同时，希望您向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和关注学校的发展，帮助我们的校史编辑工作。
校史研究室XXX
这几年，我一直在耐心等待，等待着能够看到一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出来的“真实、科学”的校史。可是，没有等到。于是，“抢救历史刻不容缓”这八个字不禁跳了出来。前不久，一位友人为了他那即将完稿的《57文库》，向我提了一个北师大在57年反右中的问题，我竟然不能回答，这八个字又一次跳了出来！等我们这些亲历者都去见上帝之后，这些问题，这些浸透着血和泪的历史事实，不就永远湮没了吗？
这些天，为了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我除了写信、打电话、发E-mail，也上网搜索。有一条“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标明是1902-1999，但是，只显示第一页，第二页以后就打不开了，说“您无权访问该版块”。有不少“北师大校史”，标明的时间是1902-1982，却只是一本1982年出版的书，我想可能就是XXX给我的E-mail中提到的书？有不少“师大校史沿革（或简介）”，50年代除了院系调整，均没有别的史实。打开“北师大校史研究室”网页上的“网上校史展”部分，从小标题“新生的北京师大”开始，写1949-1977年的史实。其下的小标题“曲折前进”之后，开始写1957年的史实。但是，1957及58年却只有一张照片和四句话，以后的史实，除了文革时期，就只有“前进”,与“曲折”全无关系了。现在，把这四句话原原本本地贴在下面：
（右图）1957年8月，刘墉如来校担任党委第一书记。
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扩大化和随之而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教学和科研受到严重影响。
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许多违反教育规律的现象。
1958年底，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学校曾对教育大革命中明显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进行了初步纠正，但是很快又被更“左”的反右倾运动所打断，学校的教学秩序再次受到破坏。
看了之后，我有几点质疑：
（1）19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刘墉如应当属于这批党员干部的一员了。但是，他怎么“加强……领导”了？与“曲折”或“前进”有何关系？为何一直到1977年他都没有再在这个“网上校史展”中出现？为何在附件一原《大事记》中，他也直到11月29日才出现，而且与当时的大事“整风反右”无关？
（2）据说北师大的著名教授曾经比北大、清华还多，在这个“网上校史展”的小标题“教师阵容”之后，就写明一级教授6人，二级教授16人，三级教授43人；6 位一级教授，还附有单人肖像照片。然而，只字不提此6人中就有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4人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黄药眠，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是毛泽东钦定的右派；抱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从美国回来的细胞学专家武兆发，是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甚至死后还遭到“鞭尸”：以“没有任何学问的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抗拒改造，顽抗到底，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等等罪名被残酷批斗，还兴师动众在全校公布武的私生活，责令其妻在全校性的大会上作证词……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写出来？
（3）在1959年的史实里，有一张照片，其说明是：“徐特立和师大学生在一起”，那照片上的一个个面孔好熟悉！仔细一看，竟是我认识的人——1953-1957年的中文系在校生！是因为57年不堪一提，不得不把这重大的史实(徐特立曾是毛泽东的老师！)移栽到59年吗？
后来，一位难友给我发来了一份校史室编写的《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中的1957年部分（见附件一，简称《大事记》），并说，后来这份东西“已被覆盖，看不到了”，也许这就是那份说“您无权访问该版块”的东西？那上面有武兆发，但除这以外，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了，不知为何“您无权访问”？是害怕武兆发的魂回来讨个说法吗？另外，那种写法，就像小学生用老师给的词语来造句，都是一个模式：X月X日XX人（或组织）做了一件XX事，根本看不出此事的前因后果。其实，这前因后果，不必大谈理论，只要把前后发生的事情都如实写来，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也许编写了这份《大事记》的，是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对57年一无所知，又得不到有关的资料（包括那本《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只好凭能到手的一点点资料，整理出这份“大事记”来“征求意见”，后来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又把它覆盖了。那么，就让我以这份《大事记》为基础，加上手头的文字资料和头脑里的记忆，来整理一份《大事记》吧，这也算是对校史研究室 XXX先生的回答，他不是希望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和关注学校的发展，帮助他们的校史编辑工作吗？而且，还有
几年来，有件事使我很内疚。在《不肯沉睡的记忆》出版后，有些难友说此书对他们造成了新的伤害，这可能是因为此书附录中刊出了三篇当年的“批判文章”（即下一段中提到的三文）的缘故，这种副作用我们事先早已估计到，并且也设法请一些知情者来对此三文进行“反批判”，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反批判”太少了。后来，师大同学王得后写了《负荆请罪也枉然》一文，向他伤害过的同学“负荆请罪”，我从中得知他就是《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一文的作者。此文我是不敢公之于众的，因为在网上搜索时，出现了这样的话：“该网页含有国家网络监管部门不允许的内容，已被禁止访问！”我曾想，也许在咱们的《续集》出版时，能把此类文章收进去，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但现在看来，《续集》出版遥遥无期，而我们向上帝报到的时间却越来越近了，尤其是我，一旦乘鹤西去，这就成了我永远不可弥补的过错。因此，写此文也算是向遭到伤害的难友表达我的一点歉意，尽管文中还有不少？号。……没想到，文章修改至此，我偶然得知，王得后的这篇文章，早已在《随笔》2007年第5期发表，因此我对提出此事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但愿老同学王得后能直面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实事求是地对我所写的东西补充和核实，像他研究鲁迅作品那样。
得说明一点，我手头的文字资料实在也少得可怜，只有两本书：一是叶永烈著《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一是俞安国、雷一宁编《不肯沉睡的记忆》。在《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当年“左派”写的“革命性”的批判文章只有三篇：一、原载于154期《师大教学》上的“师大火星报编辑部”写的《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以下简称《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二、原载于《师大教学》第174期上的“北师大中四乙班”写的《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以下简称《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三、原载于1957年9月10日《教师报》上的张迈写的《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看过这类文章的人都知道，此类文章都是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东拼西凑、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炮制出来的（从“附件二”可见一斑），除了吓人的大帽子，什么内容也没有，既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甚至有关的姓名，也没有具体事实，更无有关背景（即“前因”），实在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连《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的作者也说：“他们像是一簇人影，随时都在同学中间游荡着”（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32页），此类文章的作者就是绞尽脑汁从这些模模糊糊的“影”、轻轻飘荡的“风”里提炼出重重大大的“罪行”的。现在，在得不到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还必须学会到里面去“捕风捉影”，以便让了解情况的人来辨别、核实或补充，也许，这也不失为一种寻找历史真实的办法吧！
还有一点，我的主旨是为了说明“曲折”，与此无关的内容就略而不写了。日期前加*号者，为原《大事记》中原有的条款，无此符号者都是原《大事记》中所没有的；“日”字旁有？号的，是日期或内容有待核实的；“日”字旁没有这些符号的，是确实的、有据可查的；有的同一个日期发生的同一件事，并列了几种不同的叙述，是便于知情者鉴定、补充或核实，也便于读者从对比中辨别其真伪。题目就叫
北京师范大学整风反右大事记
1957年
2月
*18－23日，全校停课一周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本月，校委会会议讨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等问题。
27日，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面对1800多名党内外人士，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极其开放极其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
3月
12日， 毛主席在邀请了许多非党人士参加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内容比2月27日的讲话更加开放，鼓励人们打消顾虑“放”。下面这段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率很高的语录就是这次讲话提出的：
“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4月
30 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请上天安门城楼，亲自跟他们打招呼：“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大自然宣战！” “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 在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日，师大党委书记何锡麟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又播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5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在全党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宣布“放手鼓励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 5日，（师大）党委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联席会，研究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题。
*10日、13日，校党委连续邀请全校教授、副教授座谈，要大家帮助党整风。
10日？《光明日报》登载三级教授陶大镛的一个发言，称师大整风运动“无风无雨”。
*11日，（师大）党委召开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党委书记何锡麟传达毛主席在中共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动员开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4日，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傅种孙副校长发言。（雷注：前后写何锡麟的讲话或报告时，对内容都有所概括，为什么这位副校长的却是空洞无物的一句话？据说，当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党群关系等问题发过言，是这一次吗？）
*20日，师大民盟支部召开教授座谈会，一致主张“民主办校”并提出一些具体办法。
22日晨， 中文系二级教授穆木天的文章《我的呼吁》于《光明日报》上发表，下午就被人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张贴在师大饭厅后面的布告栏里。晚饭后，饭厅后面的墙上都是声援穆木天的大字报,有人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何锡麟的办公室或家中。后来穆木天被打成右派。
23日，大字报《谜？》在学生宿舍楼前张贴出来，这是师大帮党整风鸣放期间学生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位校领导与中文系苏联文学研究班女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以至不敢引火烧身的错误行为，并号召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由于是在访问穆木天后立即写出来的，引用了一些穆先生的原话，如，“整风运动为什么在我校开展不起来？为什么无风无雨？是党委书记屁股上有屎，不干净！”此大字报是学生宿舍西北楼415室所有同学的集体创作：张海琛、杨碧遐口述内容，周作祚、罗宗义负责抄写，顾家炽提议署名“底层之声”。他说：“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是最底层的声音吧！”415室共住8人，都是中文系四年级甲班学生，除了已提到的5人，还有李怀仁、孙健孙、吴兆钦。后来除了顾家炽，全被打成右派：李怀仁、吴兆钦定为一般右派，张海琛、杨碧霞、罗宗义、孙健孙、周作祚定为极右分子；张、杨、罗是“底层之声”反动小集团首要分子，孙、周是骨干分子，张、杨还被判劳改。
？日，中文系四年级乙班的几位同学和丙班的辛桂彬等合写的大字报《迎风户半开》贴了出来。
？日， 校团委副书记周之良动员青年团员们去访问老师们。周后来被打为右派。
* 24、25日，（师大）党委邀请教务处、研究部、直观教育馆、人事处、校办部分行政干部座谈，帮助党除“三害”。
24日？， 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找了包括范亦豪在内的几个同学，到师大的“三角地”枣树林开会，要他们成立一个“群众论坛社”来开一条以口头方式直接辩论和反映问题的渠道，并把当时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预备党员李镜春任命为坛主。后来参加了此论坛活动的成员，大多入了另册，但“群众论坛社”却不是反动社团，“坛主”李镜春也不是右派；范亦豪却以“坛主”的身份被打成极右，这是个令人不解的谜！
25日，群众论坛社以“中文系一群”的名义宣布成立,同时举行第一次论坛会，论题是“何穆事件”，“何”是师大当时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何锡麟，“穆”是穆木天。发言者不受阻挡地畅所欲言，内容正反方面都有，表现了群众期望共产党保持纯洁的拳拳之心，和对腐败的担忧。
？25日以后，帮助党整风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底层之声、苦药、小论坛、火炬社、霹雳社、X光社、马特尔、呼声、狂飙、展望、战斗社、学习社、大家放、真理报、……这些社团，除了个别，大多是自愿结合帮助党整风的组织，不需要填表，也不登记，更不会发“袖章”，也没有正式分过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自由的。
26日，中文系56级学生莎氏贴出大字报《把胡风事件真相布之于天下》，内容简括是：“仅凭胡风往来信件中的片言只语，深文周纳，罗织人罪，清之文字狱，难望其项背……”莎氏即周莎白，一个转业军人，他是师大为胡风鸣冤的第一人，后来被打为极右派，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日下午， 党委副书记张斧到大字报区看大字报，顺便约了一些社团负责人，在南宿舍三楼中部一宿舍，开了一个临时座谈会，动员学生“不要老纠缠何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要向三大主义（即‘三害’）进攻”。“底层之声”因此连续出了几期大字报，如《评张斧同志的讲话》、《整风一周》等，是张海琛、罗宗义研究后，由张执笔的。内容大致都是针对保护何锡麟这件事，说是处理了，但只给了个口头警告，太轻了，是有意庇护他，要搞好运动，必须首先揭开这个盖子。
*26日 何锡麟代表党委就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向全体同学作报告。
（雷注：在穆木天《我的呼吁》发表后，学生大字报的内容，几乎都是针对何锡麟的男女关系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迫于群众压力，何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为什么在原《大事记》中连一点影儿也没有？是这一次吗？为什么我这样问？原因有：（1）《不肯沉睡的记忆》第151页中，周沙白说：“谈论最多的是党委书记何锡麟与本校一位女研究生的暧昧关系并作了道德上的谴责。终结为几天后何书记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做了自我批判。”这是指《我的呼吁》发表后的“几天”。（2）在同书的第40-41页,范亦豪说：“大约是过了两天，在全校大会上何书记出现了，他表示‘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这里说的“过了两天”是指第一次论坛会“何穆事件”后的两天。）
26、27日？， 群众论坛社举行第二、第三次论坛（辩论），论题都是“肃反问题”。归国华侨俄语系女学生谢昕在其中的一次论坛会上，以肃反运动受害者的身份发言（雷注：当年这类“发言”都被称之为“控诉”），令人泪流满面，义愤填膺。
？日，北京团市委的阙雄飞同志（原北师大团委书记）来北师大，在西北楼415室隔壁的宿舍（可能是413室），与中文系四年级部分学生座谈，赞扬“底层之声”同学的活动，鼓励年轻人帮党整风。后来他也被划为右派。
*27日，党委常委会研究边整边改的问题。
27日？，主要研究建国后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张锡金说：“傅种孙作为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在5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对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严肃的批评。”（雷注：见张锡金的《谔谔一士傅种孙》一文，《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00页。这两个27日，哪一个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两个都是真实的？）
*28日，党委邀请校部负责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系系主任和工会负责人举行座谈，请他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提出意见。
*31日，党委邀请校部党外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
6月
1日，第四次群众论坛会，论题还是肃反问题,历史系 政教专业教授何廷杰在会上作了发言，后来这次发言被称为“血泪控诉”，何廷杰以“利用肃反问题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的罪名被打成右派。（雷注：《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一文中说：“他们向党进攻，制造了两支毒箭。一支就是丑化党的领导；一支是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这两支毒箭”代表性的两件事，前者指“何穆事件”，后者指何廷杰的“血泪控诉”，这的确是师大“鸣放”时期的两件大事，可是原《大事记》中都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
2日，在中四男生宿舍，两个北大物理系男生带来北大“百花学社”的油印传单《民主接力棒》，内有北大5月19日以来的部分大字报和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说。这些传单提出“三害”的根源在于“民主不充分”、“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只有“调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根除“三害”等。他们说，师大也应该像北大那样，讨论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这些传单在中四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底层之声”还把其中一篇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雷注：此文和下面提到的《我的忧虑和呼吁》二文，都可在《思忆文丛·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43 -149页找到）。
2日晚上，在415室召开由张海琛主持的各群众社团（“底层”成员为主）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增佑、陈修竹、杜峙、李国楠、沈遂生、许有为等20多人。会上，一些人提出应该像北大那样搞，一些人认为还是要继续搞本校的问题，意见不能统一。散会前，俞安国从北大带回来《我的忧虑和呼吁》。李国楠让沈遂生在会上念完这张大字报后，大家都感到震惊，发言的人都激动地提出：我们要坚决反对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大力支持毛主席的“民主化路线”。也有人对党中央是否分裂持怀疑态度。直到散会也没有做出什么决议。这两个问题成为6月4日罗宗义等访问胡耀邦的主要动因。
2日?，这一条摘自火星报编辑部文章《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22页）：晚上8-11时，组织部署向党进攻的“秘密会议”在“底层”编辑部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海琛、王增佑、陈修竹等四十多人，张海琛主持会议，做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后，接着策划了向党进攻的7 条策略，其中第一条是，“监督党委，要改组党委会。呼吁市委、中央来救救师大。”
（雷注：如果此事属实，这些黄毛小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又不是党员，有什么权力“监督”“改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仅仅是“呼吁”而已，而且，不是号召人们帮党整风吗？毛主席不是说“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吗？[见毛泽东于1957年5月4日下发的文件《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这是使我存疑的第一点。
（此外尚有不少疑点：“底层之声”是中文系四年级一群学生的自发结合，并无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没有分工，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全凭一腔帮党整风的热情。只因大字报《谜？》由415室的同学贴出，415室自然而然成了聚集交谈的地点，根本不是什么“底层编辑部”。跟其他男生宿舍一样，一个住8人的小房间。里面摆了四张架子床，中间还放了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和几张椅子/凳子，不知这40多人是怎样摞起来开会的？据说，当时<415>室门敞开，后来被称为“左派”、“右派”、“中派”者都可以自由进出，何“秘密”之有！而且聚集时间也不长，主要是商讨师大应当怎样帮助党除“三害”的问题，可是直到散会，也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只是认为师大的整风远没有开展起来，大家应该加强联系，共同承担起这神圣的使命……）
3 日？，这一条也见于火星报编辑部文章《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25页）：俄语系系主任胡明在群众论坛上发表演说，煽动群众向党进攻。（雷注：胡明为二级教授，后来因此被打成右派。到底胡明是怎样“煽动”的，就请火星报编辑部的人来说明了。）
4日晚上， 罗宗义、卫之祥、李国楠等人去访问胡耀邦，这些人后来都被划为右派。
5日晚上，在415室召开的各群众社团联席会上， 罗宗义汇报了访问胡耀邦的过程，传达了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关于党中央是否分裂的问题，他说：“中央的事儿，党中央会自行解决的，你们就不要过问了”；关于整风鸣放，他说，“大鸣大放”不只是谈小的问题，大的问题也要谈，真理越辩越明，要展开争论，在争论中明辨是非，纠正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罗宗义问：“耀邦同志，这些指示，我们可以回去传达吗？”他说：“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没有经过团中央集体讨论。如果你们同意这些意见，就通过你们自己的渠道转达吧。”后来“底层之声”根据胡耀邦所谈的后一个问题，写了一篇社论。
6日晨， 传达胡耀邦谈话精神的“底层之声”社论《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详见《不肯沉睡的记忆》320页）在师大校园里贴了出来。此文作者是“底层”成员，中文系四年级丙班学生沈遂生，后来因此被打成极右。（雷注：社论的内容《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一文早就指出来了，不过为了够得上“罪行”，是断章取义的，把话说完整是：“党的反对‘三大主义’的整风运动就必然同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关系到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它的影响将遍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大主义’不整掉，社会主义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瓦解……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与法制问题，党的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我们要坚持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从一系列重大的一般性或理论性问题上大胆争鸣，展开自由讨论，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这些话何罪之有！）
6日晨，署名“天、水、心”的大字报《“民主”乎？“党主”乎？》（详见《不肯沉睡的记忆》318页）贴了出来，内容是用许多实例来说明人民的民主生活很不充分，然后说：我们不反对“党主”（因党也有作主权），但反对以“党主”代“民主”。天、水、心是中四丙班学生吴云生、刘鸿钧、余毅忠，后来都被划为右派/极右派。
*6日，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何锡麟代表党委就当前整风运动问题做报告。
（雷注：这个报告会，原定5日下午举行，后改为次日晚上举行。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看了手头的材料后，觉得又是个谜：
（《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一文[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24页]写道：“‘展望’是对党委的边整边改做了些报道的，这不是很好吗？可是‘底层’‘苦药’的看法却与众不同，认为这是歌功颂德……秘密会议后，何副校长做争鸣齐放的报告前夕，主帅张海琛下了一支‘命旗’，旗上写着：将‘展望’打回去；对党委要加大压力……听说何副校长要在星期三（6月5日）下午作报告，张海琛和卫之祥马上勾勾搭搭……卫说，‘……把胡明的演讲录音在报告之前放，压他一下。’‘如果报告不好，就当场要求发言，把报告会变成论坛会。’……后因何副校长有病，报告改在6月6日晚上举行。他们又重新策划，卫之祥说：‘在报告前放访问胡耀邦的录音吧！将何锡麟一军。’……‘何副校长报告不解决考试问题，就要递条子，要求当场答复……’[事后他们]说什么何副校长的报告空洞无物。杨碧遐还说‘今天这个会……何副校长手也发抖了。’” 。
（《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一文，在“小集团在整风中向党猖狂进攻”的小标题下写道[见《不肯沉睡的记忆》第332页]：“在党委书记何锡麟同志第二次向全校报告时，他们就采取各种手段施加压力……在讨论何副校长第二次作的报告会上，他们反党情绪异常‘激昂’……XXX说‘这么一说（指何副校长的报告）我的心都碎了’；XXX说：‘我的心都发抖了’……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谁才害怕‘争鸣’‘齐放’呢……”
（这两篇文章所说的“报告”，从时间上看应当就是《大事记》提到的6月6日何锡麟做的报告。具体内容究竟是否与文中所说的“边整边改”、“争鸣齐放”、“解决考试问题”等有关？然而，这种十分平常的问题，何须“施加压力”“将他一军”？怎么会使“将领”们“心都碎了”“心都发抖了”？而且居然被上纲上线到“向党猖狂进攻”的高度！如果“心碎”“心抖”就是“向党猖狂进攻”，何锡麟不也“发抖”吗？等等等等，我看不明白，没有亲历过的人就会更不明白，此二文作者写文时是否很明白呢？那就请他们来回答吧。）
7日， 《光明日报》报道“六六六教授会议”，即6月6日由章伯钧召开的六教授会议，这“六教授”是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其中黄药眠、陶大镛属于北师大。
？日，揭发了货真价实的腐败作风的采访报告《李壮士打狗孝主》，刊载于《苦药特辑》的《新今古奇观》版上，作者为中文系四年级乙班女学生沈巧珍。后来责令她做检查，几次都不得通过，她一气之下便说：“不就是要给我定右派吗？那就定吧。”于是，便把她定为右派，并名之曰“自报奋勇的右派”。(详见附件三，或请看我所写的另一文：《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
8日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击右派的进军号。
8日下午， 范亦豪、林锡纯两人合写的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张贴于师大北楼一楼显眼的楼角，立即有许多人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同意。大字报起因于他二人把《这是为什么？》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没有把“阶级敌人”的范围说清楚，很担心造成像肃反运动那样的失误，伤害许多好人，乃致造成万马齐喑的后果……这就是大字报的主要内容。结果他二人都成了极右分子，连那些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的人也不能幸免。
？日，沈巧珍的同班同学，一个怀着赤子之心回国读书的印尼华侨黄家榜，因为替沈巧珍辩护而被打成右派，还被美其名曰“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原来，他在鸣放高潮时因阑尾炎手术住院，出院后，本来热火朝天的校园，变得冷冷清清，很感奇怪。一打听，知道了沈巧珍的事，便把大腿一拍曰：“此风不整，党何以堪！”还是一颗赤子之心，促使他再次采访核实，设法找到那张狗皮，并找来《李壮士打狗孝主》原稿，抄写放大，一手拿着大字报，一手抖着狗皮，就在食堂前面单枪匹马召开辩论会……结果忧虑劳累过度，手术刀口迸发，又再次住进了医院，这顶桂冠就这样戴上了。这岂不像是在说笑话！不吝笔墨写来，供后人一笑，并了解反右运动的荒诞。
*10日，党委就整风问题邀请校部负责人和部分教授、副教授举行了座谈。
10日？，召开了全校性的反击右派的动员大会。
10日？，在《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在西饭厅作了一次反击右派的讲话，“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参加的。内容大体是说，有人趁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发起了进攻；有人要杀共产党，还有人要共产党下台等等。（雷注：在原《大事记》中，《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师大党委竟然到6月21日才作关于反右斗争的报告，可能吗？因此，这三个“10日”，哪一个符合历史事实？或者三个都是事实？或者……？）
11日， 呵欠伯的大字报《岂不令人深思？》（见《不肯沉睡的记忆》319页）贴了出来，其内容是；反对某个具体时间里、由某些具体人组成的共产党，不是反革命，就如反对已被揭露出许多罪行的斯大林并不是反革命一样。“呵欠伯”是数学系1956级数学分析研究班学生王继平、罗里波等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极右派。给他们上纲上线的词语无疑就是当年使用率很高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12日？， 署名“底层之声评论组”的大字报《“岂不令人深思”一文剖析》贴了出来。11日晚上，中文系四年级丙班预备党员张明道（“底层”成员）找同学潘仲骞，和他合写了这张大字报。当时，根据大字报的内容，当权者认为是反击右派言论的好文章；可后来又说它“实质上起了掩盖‘底层’反动性质的作用”，并据此把潘仲骞划为右派。（雷注：同一篇文章，两个相反的作用，岂不咄咄怪事？不怪也，此乃当年普遍使用的手法，曰：“对‘无罪者’无罪，对‘有罪者’有罪”——此话见195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拨开云雾见青天》[《人民日报》于6月29日转载]一文，是毛泽东加以肯定的郭沫若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中的一句，原话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太难懂了，因此我做了些修改，也许好懂些！）
12日， 在所有大字报都一边倒地讨伐《岂不令人深思》时，一张声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贴了出来，主旨是：看一个人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去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一张大字报、甚至一句话。作者雷鸣是中文系四年级丙班女生雷一宁，后来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写大字报为右派分子呵欠伯的反动大字报作辩护”。
12日， 学校官方组织论坛，批判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作者，范亦豪、林锡纯。
*14日，师生员工大会，党委书记何锡麟讲话《接受善意的批评，切实纠正错误》。（雷注：不知这个讲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真诚的自我批评，还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在“工人说话了”之后，毛泽东十分关心报纸上的消息，在6月13日两次给他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发指示，一次是赞扬6月12日的《北京日报》第二版，说：“……编得好……极为丰富，文字也较生动……”；另一次是批评《人民日报》，说：“……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么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并亲自把一篇文章的标题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何锡麟讲话的题目与这个题目如此相似，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紧跟？）
18日，（雷注：这一条及下一条所说的事情都够“大”的了，可都不见于原《大事记》，这不能不说又是个谜！）毛泽东十分关注北京高校在反右运动中的动态，在6月11日派他的秘书林克到清华大学去了解情况后，仅隔一个星期，又派林克到北师大了解情况。下面是毛泽东给何锡麟的亲笔信（根据手稿刊印。此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
何锡麟同志：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毛泽东六月十八日
？日，据说，反右运动中，师大是康生亲自抓的点，他一定多次到过北师大，至少到过一次，为了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此事见叶永烈著《历史悲歌》第320页：1991年2月5 日，作家秦牧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写道：“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这浑身解数……”
19日，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修改了十五稿后，今天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里面加进了原来没有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20日，民盟师大支部举行盟员大会，揭发批判陶大镛。（雷注：陶大镛为经济学家，三级教授，后被划为右派。）
2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陶大镛检讨不深刻引起不满》。（雷注：指陶大镛被迫交代“六六六事件”，说他“不深刻”，强迫他一次又一次交代。）
* 21日，何锡麟作关于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国内的形势，反右斗争性质和斗争情况；二、我校的情况；三、掌握武器、站稳立场，坚决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 26日，党委会邀请教师座谈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
* 29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揭发批判右派分子朱启贤。（雷注：朱启贤为教育系三级教授，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7月
1日，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亲手写的长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了“六教授”的名，并提出“阳谋”说。
*1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大操场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3周年。何锡麟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大家在反右斗争中经得起考验，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日，党委在西饭厅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严景煦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严景煦为中文系58届学生，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最可爱的人。一天在饭厅吃饭时，严景煦和中文系57届乙班学生江欢然发生口角，严打了江一巴掌……后来，严被打成极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开大会批判时，令北京军区来宣布开除其军籍，当场戴上手铐法办。他是北师大反右中第一个进监狱的同学。
*3日，党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声讨谢昕大会，晚上公安部门将谢昕逮捕。（雷注：谢昕为归国华侨，俄语系女生，55年肃反期间曾被以间谍罪逮捕。）
？日，中文系58届学生复员军人由静林投昆明湖自尽，事后还以“极右”的名号被批判。
5日，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召开大会，批判“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琛、杨碧遐。
*9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做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报告。
*18日，党委副书记张斧代表党委会在全校人员大会上做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
*23日，党委会邀请部分教师座谈当前反右派斗争。
*30日，全校集会纪念“八一”建军节30周年，杨成武上将在大会上作报告，勉励同学继承革命传统，永远听党的话。
8月
*1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声讨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发。（雷注：看！武兆发至今还是“顽抗到底的右派分子”！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他放到“名教授”的光荣榜上？）
*8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报告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
*9日，各系教师座谈反右斗争的收获和体会。
*12日，党委会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畅谈反右斗争的经验与收获。
9月
*12日，陈垣校长、何锡麟副校长邀请部分老教师就如何在我校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和安排新学年的计划进行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迫切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必须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10月
*5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人员作了“大力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报告。
*10日，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号召全党动员下定决心集中力量进行整改。
*12日，党委成立整风办公室。
*16日，党委邀请各方面人士与各级领导干部举行座谈，号召广大群众继续深入大鸣大放。
*23日，党委分别邀请教职员、学生举行座谈。
*26日，党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校大力进行整改。
11月
7日左右，毕业班的大多数右派，带着“为XX右派分子，考查X年，分配工作”的“判决”离校，奔赴东南西北。
*11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人员作整改工作报告。
*29日，党委召开党内外干部会议，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就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重要意义和具体问题作了报告。
12月
14日，中文系四年级丙班学生辛桂彬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
*25日，党委决定本学期以处理右派分子为中心工作。
*27日，党委邀请校部和各系负责人、民主党派整风小组长、教授代表、校工会主席团、部门委员会主席等40余人座谈关于处理我校右派分子的问题。与会同志都一致拥护党委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大家还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办法和建议。
本年暑假后，政教专业与历史专业恢复，单独设立政教系和历史系。
原《大事记》到此结束了，师大的反右运动结束了吗？8 月8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做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8月9日，各系教师座谈反右斗争的收获和体会；8月12日，党委会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畅谈反右斗争的经验与收获……看来，把向何锡麟提意见的人都一网打尽之后，党委是准备结束了。但事实是否定的，始作俑者可能是臭名昭著的康生，他曾经说过：“铁狮子坟闹鬼闹得那么厉害，怎么才这么几个右派？（铁狮子坟是师大所在地）”于是，必须给“反右补课”，不少人是在58年才被“补”进去的，如，中文系56级学生袁伯诚，是在1958年2月某日，在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批判大会上，宣判他为“极右分子”后，当场被戴上手铐，由学校保卫科的两个人押送到北京西郊农场的。
编写这篇文章的过程，我发现，在《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及原《大事记》中，从6月2日到6月8日这段时间里师大所发生的事情，都写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像是刻意隐瞒着什么，又刻意夸大着什么。在俞安国《迟到的答辩》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有意含糊其辞：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学到师大来散发油印小报后，邀请孙健孙、俞安国等到北大看他们的大字报。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张海琛他们正在415室开会（即“各群众社团联席会议”），等散会，俞就把抄来的《关于胡耀邦的谈话》给他看。张看后大吃一惊，说：“这是个严重情况，你千万不能再给谁说，传播出去，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不好。明天，我们赶快组织点人去访问市委或胡耀邦，一定要把此事澄清。”。罗宗义的《在那个“不平常春天”里》则是：6月2日晚上，罗宗义因有约会，没有参加那个“各群众社团联席会议”，回来时正赶上散会，原大班班长杜峙在楼梯口把他截住，一脸严肃地说：“刚才开个会，听说党中央分裂了，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咱们都是共青团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促使他们决定访问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原因吗？是使这些“将领”“废寝忘食，以夜为昼，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势”（此话见《不肯沉睡的记忆》323页）的原因吗？是“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四乙班的某人”刻意写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原因吗？是原《大事记》有意不列入此事的原因吗？……我遍寻资料，百思不解。后来，还是在叶永烈《历史悲歌》的189页找到比较明白的答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6月5日专门报送毛泽东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写于6月4日，反映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油印散发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章称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原来如此！北大“百花学社”或是“接力棒”的同学在北师大散发的传单、俞安国在北大看到的大字报、以及所谓“秘密会议”开会的内容都是这个！学生们的态度几乎都很一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6月6日的“六教授会议”，谈的也是这个。据当时的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的回忆，教授们当时准备“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六位教授，东想，西想，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于是一厢情愿地约请周恩来共同商讨问题，而周恩来此时正在等待毛泽东发布反右号令，根本不理睬他们。（此事见北京中国共产党史学会出的《百年潮》1999年第一期第21页，转摘自丁抒著《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192页。）最后……最后……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可以按时间顺序列出一张时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及3有12日在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极其开放的口吻鼓励人们鸣放之后，仅三天，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风尘仆仆地一路南下，游说（动员）人们鸣放，直到4月30日晚，即“五·一”游行的前夕，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知识界代表人物到天安门城楼召开谈话会，动员大家帮党整风，给“老和尚”提意见。这是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撒播“香饵”。
5 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他就坐镇中央，静观撒播“香饵”之后效。
毛泽东深知经济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到来之时，他必须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中树立他至尊无上的权威。他本想通过“双百”来赢得知识分子的心，岂知在他的诱导之下罗隆基竟然说, “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使他十分震怒，于是在
5月15日，毛泽东亲手写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党内指示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当即密令“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雷注：当时此文件连新疆、西藏及“党内不可靠的人”等都不许看，是过了二十年，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后，才公开发表的），表明他要发动“反右派运动”来整那些敢于对他说“不”的知识分子了，而且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儿”的常理，在尚无萝卜的时候就提出该准备的坑坑：“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后，“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就都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了。
下面是他撒开天罗地网——部署“阳谋”的举措：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明令各级党报诱敌深入，“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手写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部署准备的时间：“……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强调“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
在所预计的“几个星期内”，毛泽东十分仔细地关注“右派”的动向，精心地选择发出总攻击令的事由——突破口。
6月6 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捅出了“匿名信事件”。
6月6 日，章伯钧召开了“六教授会议”。
6月6日，毛泽东看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叶于泩写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并作了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毛泽东六月六日”
事实是，叶于泩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年轻人对毛的处境的忧虑，表达了捍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心愿，并呼吁“提高警惕，注意事态的发展”。毛泽东明知党内大多数人对他不厌其烦地发动党外人士“鸣放”的举措，是不理解不赞成的。对此，直到1958年初他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XXX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哪个放（雷注：指“鸣放”）得开？”这是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这不正好是90%吗？ 谈何“完全造谣”！毛泽东在把幼稚单纯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打得俯首帖耳之后，又在这“反反冒进”的南宁会议上把几十万党政干部（包括周恩来总理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即那90%）打得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他发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作准备。
6月6 日， 毛泽东亲自起草并下达《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明确地发出准确反击右派的指示，并“请你们……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雷注：再次要求准备好栽萝卜的坑坑！）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为由头，发出向右派进攻的号令。
6月8日，毛泽东亲手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电发各地（此件起草时间在《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前），部署“进攻”的时间：“……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6月10日，毛泽东又起草并下达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再次明确打击的重点是：“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
6月 11日，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前往清华大学了解反右运动的进展，下面是他亲笔写给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副书记陈舜瑶的信：
南翔、舜瑶同志：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毛泽东六月十一日
这封信，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他6月18日写给北师大何锡麟的信一模一样，可见他对北京高等院校的反右运动的进展多“关心”！于是，最后……最后这些单纯幼稚的学子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的一片好心都没有得到好报，统统落入他所布下的天罗地网！
由于材料不足，我这里写的只是北师大在1957的极小一角。在反右运动中，北师大总共划了多少右派？其中，一般右派多少？极右派多少？此外，中间偏右分子（这部分人实质是“候补右派”）又有多少？“非正常死亡”者多少？被送去“西郊农场”、“茶淀农场”或“清河农场”劳教的多少？被逮捕入狱劳改者多少？……据说师大全校有385个右派，其中学生312人，如果此数字属实，占全校人数的百分之几？张迈在他写的《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一文里，一开头就说：“北师大中文系219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49个是右派分子，70多名共青团（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可事实是，仅该届六个班中的中四（一）班，33个人就划了右派13人，其中8名是极右！占全班人数的39·39%！这个比例，远高于张迈所说的数字，也高于385这个数字吧？当年反右结束，曾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在全国数北京最左，在北京数高校最左，在高校数师大最左，在师大数中文系最左。据说北大的学生右派有六七百（一说一千多），师大就只有三百多？还有，
2003年，在为《不肯沉睡的记忆》组稿时，我曾给师大周之良先生写过一封信，意图动员他也来为保存1957年北师大完整真实的历史写点东西，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有多少人在当时就认为‘反右’是错误的，而且始终坚持自己的认识而不改？他们（她们）最终的下场如何？”写这话时，我还不知道北京大学有个林昭，更不知道四川大学有个冯元春；也不是我主观的推理；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在师大读书时，有个好朋友，也许毕业前夕被戴上“中间偏右”帽子了吧，后来被遣送到了内蒙古。她告诉我，有一个人（奇怪，也是女性！），原是北师大一个基层组织的小头头，反右开始后，她始终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错误的，许多人都不应当被划为右派。于是她被撤了职，和我的好友一起到了内蒙古，起初还在一块儿劳动，后来我的好友离开了内蒙，就与她失去了联系。可见，这样的人不只一两个！那么，究竟有多少？历史不应遗忘这些被强大的外力折断的中国的脊梁！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罪恶！忘记历史，忘记罪恶，祖国、人民必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半个世纪多已经过去，是该解开“谜底”，还历史以真实了！
2010年5月完稿
2010年8月底修改完毕
附件一：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1957年
1月
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团长凯洛夫院士、团员作家尤达耶夫、画家威列依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与我校同学欢庆元旦。
26日，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一行43人来校参观访问。
2月
13日，根据教育部的决定，我校决定成立制图工艺系（名称尚未最后确定）。
18－23日，全校停课一周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本月，校委会会议讨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等问题。
3月
23日，校委会会议，讨论并通过1956年科研总结和1957年科研计划。
4月
25日，匈牙利教育代表团来校参观访问。
5月
5日，党委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联席会，研究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7日，教育部学校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中文系、地理系和中文科、地理科的教学计划讨论会在我校举行。
10日、13日，校党委连续邀请全校教授、副教授座谈，要大家帮助党整风。
11日，党委召开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党委书记何锡麟传达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动员开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4日，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傅种孙副校长发言。
18日，举行春季运动大会，8人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
20日，师大民盟支部召开教授座谈会，一致主张“民主办校”并提出一些具体办法。
24、25日，党委邀请教务处、研究部、直观教育馆、人事处、校办部分行政干部座谈，帮助党除“三害”。
26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就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向全体同学作报告。
27日，党委常委会研究边整边改的问题。
28日，党委邀请校部负责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系系主任和工会负责人举行座谈，请他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提出意见。
31日，党委邀请校部党外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
6月
6日，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何锡麟代表党委就当前整风运动问题做报告。
10日，党委就整风问题邀请校部负责人和部分教授、副教授举行了座谈。
14日，师生员工大会，党委书记何锡麟讲话《接受善意的批评，切实纠正错误》
20日，民盟师大支部举行盟员大会，揭发批判陶大镛。
21日，何锡麟作关于反右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国内的形势，反右斗争性质和斗争情况；二、我校的情况；三、掌握武器、站稳立场，坚决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26日，党委会邀请教师座谈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
29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揭发批判右派分子朱启贤。
7月
1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大操场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3周年。何锡麟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大家在反右斗争中经得起考验，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3日，党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声讨谢昕大会，晚上公安部门将谢昕逮捕。
4日，第75次行政会议决定，成立附校筹备委员会，负责附属委员会成立前的组织筹备工作。
9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做继续深入开展发右派斗争的报告。
18日，党委副书记张斧代表党委会在全校人员大会上做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
23日，党委会邀请部分教师座谈当前反右派斗争。
30日，全校集会纪念“八一”建军节30周年，杨成武上将在大会上作报告，勉励同学继承革命传统，永远听党的话。
8月
1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声讨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发。
8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报告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
9日，各系教师座谈反右斗争的收获和体会。
11日，副书记、教务长黄彦平向本届全体毕业生作了关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动员报告。
12日，党委会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畅谈反右斗争的经验与收获。
9月
12日，陈垣校长、何锡麟副校长邀请部分老教师就如何在我校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和安排新学年的计划进行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迫切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必须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14日，举行1957－1958年度开学典礼。何锡麟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本学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指出新学年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0月
4日，校委会举行第32次会议，讨论工作纲要，通过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计划。
5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人员作了“大力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报告。
10日，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号召全党动员下定决心集中力量进行整改。
12日，党委成立整风办公室。
16日，党委邀请各方面人士与各级领导干部举行座谈，号召广大群众继续深入大鸣大放。
23日，党委分别邀请教职员、学生举行座谈。
26日，党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校大力进行整改。
11月
7日，全校6000多师生集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
11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人员作整改工作报告。
19日，校务委员会举行第33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委提出的关于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减少人员、下放干部、支援农业生产等问题的意见。
20日，何锡麟在全校人员大会作“用革命精神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大力支援农业生产战线”的报告。
25日，党委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关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的意见。
29日，党委召开党内外干部会议，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就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重要意义和具体问题作了报告。
12月
13日，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指示，通过了我校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计划。
21日，全校师生员工集会，热烈欢送295名下放干部。在会上陈垣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刘墉如讲了话。
25日，党委决定本学期以处理右派分子为中心工作。
27日，党委邀请校部和各系负责人、民主党派整风小组长、教授代表、校工会主席团、部门委员会主席等40余人座谈关于处理我校右派分子的问题。与会同志都一致拥护党委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大家还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办法和建议。
本年暑假后，政教专业与历史专业恢复，单独设立政教系和历史系
附件二（与“苦药社”成员同班的李受山给我的信）
雷一宁学妹：
来信和几页《师大教学》都已妥收。由于别的事缠身，未能及时复信，请予谅解。
《师大教学》第174期中的《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一文，我看后，真感到好笑……为什么提了薛、胡、郑、同荪四人呢？因为他们都是四班的，薛、胡、郑都是同一个宿舍，而同荪是郑的对象，57年春节前由肖璋主任主婚结了婚，已是正式夫妇了，自然关系密切些，一块议论，看法一样，行动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就成了“小集团”啦！所谓“生活腐化堕落，贪图享受”，都是空头大帽子，没有事实根据。可能是指郑与同荪恋爱结婚？而薛、胡就是爱说点怪话，爱发点牢骚吧。开个玩笑，叫个外号，这是各个宿舍都有的现象。这四人中，郑很负责任，当了“苦药社”总编辑，胡当了采访组组长，这也是自然的。说什么他们掌握了“人事权”，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学校的运动是在“何穆事件”中一轰而起的，“苦药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轰而起的，根本没有谁奉命来组织。还是郑自愿为大伙服务，去学校要了些写大字报的纸墨来，大伙就呼他为编辑。胡等几人去采访穆木天、彭慧，就成了采访组长。他们同宿舍的冯三浩能写毛笔字，又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还把采访来的材料整理了一下，也成了编辑。这时，我们五班在搞肃反专题，由我整理材料，我也成了编辑，因此就将郑推为总编辑，专管上下联系的事务（有时也接待外系及外校的来访者）。卫之祥很愿出风头，大伙就物色他起名，他就起了个“苦药社”的名字，意思是“苦口良药利于病”，加上他又有言谈联系能力（据他自己说，他经常与住校的方铭[胡乔木之妹]联系，请示汇报），所以就当了苦药社社长。不久，苦药社的《新今古奇观》用章回体的形式写短小精悍的文章，很受群众欢迎，（听说钟敬文教授看了《新今古奇观》后也说：“中文系真有人才”。）于是四、五班的班、团干部，连我班的党员魏励迁、周家驹、谷兴云（预备党员）也都参加进来了。这时我编的“肃反专栏”，在听了何廷杰的“血泪控诉”后，也改为短小章回体，叫《奇冤记》，并由我主编。我也曾去专访了何廷杰、吴止福（历史系教授），还接待了俄语系许之品（现在师大工作。他当年是国民党起义兵，后考入师大俄语系）。这时苦药的大字报不能满足同学要求，便出了油印版《苦药特辑》，同荪便是出售《苦药特辑》的发行员（当时2角钱一本，不够卖，一会儿就卖光了）。《新今古奇观》出了五十三期（一个题目算一期，有时一天出三四期）；《奇冤记》出了十一期，《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苦药社开了一次会就宣布停刊了，组织也解体了。下面说明几件小事：
（1）小集团的“人事权”--苦药社并没有什么严格组织，都是自由参加的。比如我本来没有加入，但因我能画能写毛笔字，有时郑就叫我题写个刊头“苦药”，有时找韩登阁（外号“老校长”），就是这么个关系。
（2）起外号--那是有的，一入学就有。比如，XXX害有白癜风（头发有一圈圈白的），大伙就叫他“小熊猫”。XXX腿上长毛，都叫他“山顶洞人”。XXX从一年级到毕业直到最近的两次聚会，大家都叫她“毛鬼”。XXX是我们宿舍的，习惯叫他“老回”或“回子”。还有比这个难听的，如XXX从入学不久直到最近的聚会仍叫她“老妈妈”（她遇事婆婆妈妈的）。还有个叫“八馍”的，他夸说自己一顿饭吃八个馒头。胡、薛、同荪也都有外号：胡“老哥们”，同荪“大个儿”……叫外号感到亲切，至今仍叫，这与“小集团”根本没有关系，说这是“侮辱人”，纯粹是无稽之谈。
（3）“流氓小集团”--不知他们干过什么流氓事儿。据我所知，他们学习和人品都是很好的（当时我们班的党员学习很差，学习上还要给大家带头，大伙有议论）。
（4）“响应葛佩琦言论”--此事与“小集团”无关，那是我的事儿。我曾在《奇冤记》引用过葛佩琦的言论，并说“一字千金”。
（5）何廷杰的事儿与“小集团”根本无关，是我访问何廷杰，并整理出来的。
就说这些吧！其他都是无聊之极的空头大帽子，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潘仲骞给我来过电话。尽管我现在年岁大，眼睛几乎要失明，但我还是要争取参加关于编写回忆录的聚会。不说了。
此致
秋安
李受山2005•10•6
附件三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 ... 72D6F2AC731JC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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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4 08: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