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青海日报》“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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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昨夜风

－－“文革”40周年祭：“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作者：陈逸

南宋柴望著有《丙丁龟鉴》一书，是专讲谶纬学的。书中说，每一甲子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人世就会有一劫难；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谓“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的1966年，正值丙午年，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六月，我继1957年“反右”之后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撰写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以下简称“六三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开始了我多灾多难、诡异变幻的噩梦。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省分站站长）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其实是自1965年9月以来中央各重要会议的综合内容及其核心精神），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睡在我们的身旁。要不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程光远在传达完这些主要精神后，认为作为党报要尽快跟上中央的部署，及时发表一篇社论，着重是广泛发动群众，要有很强的鼓动性，“要带着感情写社论”，“越快越好”，“争取明天见报”。   
但，程光远在传达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停职、批判的情况，更没有提及罗瑞卿会中跳楼一事。   
这篇社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由我来执笔；原因是，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我来写社论的，其频率之高，达到了一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二篇。他之所以叫上雷经农，完全是出于程序的考虑。雷是政文部副主任，分管政法、理论宣传，这样的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社论，不能不有他参与其中。   
指定由我撰写，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程光远的偏爱。正像后来批判中说，程光远在青海日报社有三支“黑笔杆”－－除我以外，另外二人是：王振业（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为北京传媒大学教授）、孙正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那时，《青海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头文章，程光远总是分别交给我们三个人去担任，这几乎已成定例。这次的这篇社论分摊到了我的头上。   
听完传达，接受任务，就我当时来讲，觉得茫无头绪。主要是目标不明确，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发动群众”起来干什么，要“革”谁的“命”？但我预感到中央要出大事，既然社论重在“发动群众”，就在这方面做足文章，至于“革命对象”，即使是一虚拟目标，总有其人，且不去管他。

从程光远办公室出来，为了安静和争取速度，我躲进了报社的值班室，锁上门，一个人开始酝酿、构思。
当时，我除了笔录的传达精神之外，主要的参考资料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之所以选择它，是觉得在“发动群众”这一点来说，这篇文章庶几近乎“煽动”、“鼓气”、“激情”，正同我们要写的社论基调吻合。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思考，连续吸了四支烟后，我就挥笔直书，以“气势”夺人，而少所论证；因为，已接近下班时间，我是写好一页，就送给雷经农初审，再由雷送程终审，我则回值班室续写，到第三页时，已是下班时分，我即告雷与程让他们先回家吃饭，待最后完稿时，我再送审。程光远当时先回了家，雷则在办公楼上等我完稿。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过了晚饭时间，即将最后两页交雷，并坐等其审完。
顾不上吃晚饭，在雷经农审定后，我拿着最后几页初稿，到省委部长楼程光远家待其签发。程光远在终审时，把雷经农删除部分全部恢复，几乎是对原稿一字不易地照发，他还当着我的面，毫不顾忌地补上了一句：“乱改一气，文气都不顾……”
这，就是程光远的个性。
程光远，河北省人，是以中等师范学历在革命部队中自学成才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人温文尔雅，率直俭朴，虽不善言辞，但每遇不平，即仗义执言，1959年曾因揭露青海省大量饿死人及大跃进中的冒进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恢复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兼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青海日报社总编辑。当时他的主要精力在《青海日报》的编务上。他特别爱才，对有才华的编辑、记者总是另眼相待，相反，对他认为是“庸碌”者，则往往假以辞色，由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在编务上倡导民主作风，从选题到改稿肯于倾听下属意见，对他欣赏的一般编辑、记者，总以平等态度交流看法、交换意见，从不以总编辑的身份，执己之见以压人；他的最大问题是，不善与人同，一些特立独行之见，一些看不惯的人、事，脱口而出，毫不考虑影响和后果，也正因此，他在省委同僚中少有知己而有意无意地树敌过多，他曾对我说过，在省委常委班子中他觉得可与言事的，除杨植霖、王昭外，唯省委秘书长王仲方“有识见”；他总是在平时把自己的这种感受直接诉述出来，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使他在省委领导班子中种植了“怨恨”的春草；也正是他上述的“偏颇”，为他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但我不得不承认，程光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秉公无私、他的正直敢言、他的俭朴勤勉，他于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他对社会之毫无戒备的天真与不设防，在他那样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他最终竟以罗织罪名成为“文革”的“殉葬者”而被“开除党籍”，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也属于“十年浩劫”目睹之“怪现状”。
经程光远审定的这篇社论乃于次日见报，是谓“六三社论”。
社论发表当天，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辑部电话不断，但大多限于询问发表这篇社论的意图，说“省委是不是要搞什么运动？”“矛头所向，是不是省委里有人？”……诸如此类；紧接着第二天，情势大异，先是来了一拨中学生，直接给报社送来了一张措辞严厉的大字报，声称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求报社作出“说明”。年轻的中学生们还在省委办公大楼前楼的四楼－－当时青海日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的走廊上大声喧嚷，并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要“程光远出来说话”，后经报社有关人员劝慰，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才离开，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我们明天还来！”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一拨一拨人群，有学生、有干部，也有工人，多是来探询这篇社论的“背景”、“用意”，也有来问“省委有什么部署”，其间也有携带来大字报的。但在当时，实际上已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认为社论是“大毒草”，也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无论持哪种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当时编辑部已闹哄哄乱成一片，社论的即时效应如此快捷、猛烈，则是我们始料所未及的，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六月四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质问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干扰了省委的工作。”省委宣传部也来电，要求报社作出说明。省委的沉不住气，加剧了报社编辑部的动荡情绪，也给程光远和我频添了更大压力。五日、六日，有更多的人涌进社来，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我在上、下班路上（从省委宿舍大院到办公大楼不过二、三百米路）已经明显感受到那些惊异、刺人的目光和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尴尬。在当时那样的纷乱局面中，我已预感到“大祸临头”，但又无法解释；经与程光远交谈，他让我找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去说明社论撰写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过程，他示意午人对文中所指很有“对号入座”的味道，意见特别大。
大约是六月七日傍晚，我去省委部长楼午人的家，向午人就“六三社论”问题作具体说明。我详细诉述了社论写作的策划、撰稿过程，着重强调了社论是根据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本意在“发动群众”，出发点是善意的，同时也检讨了我们完稿、发稿过于仓促、轻率的“错误”。午人，我是比较熟悉的，在他以省委宣传部部长身份主编省委机关党刊时，我曾多次投稿，蒙他垂青，也曾以“笔杆子”称许于我；1965年6月，他曾单独约见我，让我撰文批判当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的诗词；其实，我对黄静涛的诗词并不感兴趣，但我当时把午人的交代看作是党的指令，我还是通读了黄公开发表的全部旧诗词，并写出了题为《严重歪曲时代精神的坏作品－－对黄静涛同志的诗词批判》近5000字的文章，发表在《青海日报》上。恁心而论，黄静涛的诗词大多是因景抒情的感怀之作，用不着大动干戈地施以挞伐；但我仍然以“党的意旨”而违心“遵命”，其实我并不了然当时午人与黄静涛正、副部长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少考虑“政治因素”；我的这种信奉“遵命文学”的可笑的天真，曾使我写过不少这样的违心之作，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的社论和论文。也是这个午人，就在1966年5月中旬，命我执笔撰写追查“三家村”“后台”的长篇论文。老实讲，当时我对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对彭真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十分欣赏邓拓的才华和文笔的，但当时午人告诉我：目前全国都在批判、声讨“三家村”、《前线》和《北京日报》，我们青海不能没有“态度”，他希望我来写一篇“重头文章”，“不要停留在‘三家村’，要挖它的‘后台’……”显然，当时午人已经完全知道毛泽东“揪出”“彭罗陆杨”的底细，但他却并没有告诉我这张“政治底牌”，而要我从“理论高度”、“政治高度”去分析、追查“后台”。我也同样以“党的指示”照办，我用了几天“熬夜”，几乎通读了《三家村札记》及当时的《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出了《擒贼擒王》的长篇批判文章，很快以两版整版的篇幅发表。
应当说，我写的“六三社论”，一如午人当年交代我写的那些文章一样，在潜意识里把它看作是“党的指令”，是我职责内的“应尽责任”。然而，当我全面、真实地汇报了我写作社论的背景及全过程后，午人却并不认同我们的本意，他断然地认为这是一篇“矛头针对省委”的“别有用心”的文章，他还强调“这样重要的社论，为什么不交省委审定，擅自发表”，我即回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社论，省委都没有审看，因而这篇社论也是“并不例外”的常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问我：社论里说的“小脚女人”是谁？“东郭先生”又是谁？我说明，这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个具体人。但不管我怎么说明，午人始终铁青着脸，并且告诉我，省委很快就要就这篇社论开会讨论作出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处理”。至此，我已认定，转环无地，泼水难收，弄文入网，我为“祸首”，只能等着命运的摆布了！
接下来的几天，真可谓“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一排排张挂起来，如同飘舞的蚊帐，有人还贴出了“小心火烛”的告示。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一边倒”，“社论”已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和程光远的“罪名”也不断“升级”，从“政治错误”跃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由前楼延伸到院墙及省委常委楼（办公后楼）。约在六月十二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青海省委如此仓促而又果断的作出这一决定，并非基于对社论的真正是非的判断，而是出于当时重要的政治背景。“六三社论”发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在西安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第二书记、省长王昭时在北京，正为当时中央内部斗争的展开惶惶不可终日。原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使王昭预感到随之而来的“革命”必将危及自身；他怎么也想不到，正在这“敏感”的“政治汛期”，由他主政的青海，突然出了个“六三社论”，招致了迅猛、强烈的政治冲击波，他不得不匆忙返青，企图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这是在势逼情急之下作出的一个并非明智的选择，他当时唯一的想法是“灭火”，不使火势蔓延而牵扯到正处危局中的他自身；他当时那脆弱的“政治神经”和对政治局势单向分析的线性思维，使他采用了“丢卒抛车以保帅”的“应急”办法，而没有考虑这一业已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的大动荡及其更加严峻的现实与严重的后果；他轻信了他智囊们所提供的消极“策略”，以为牺牲了程光远和我，就可以换取他被冲击的“平安”（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省委的这一匆促“决定”，成了王昭“引火烧身”的“加速器”）。
这里，我要简略地谈谈王昭其人。王昭，河北省人，中等个儿，身体壮实，留平头，为人干练、泼刺，办事果决雷厉，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中任六县联委书记，是当时党内少有的年轻干才，1955年授中将衔，曾任志愿军军政委；他从公安部副部长任内调来青海，是为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由省委书记高峰搞乱的政局和经济。他1962年一到青海，就大刀阔斧地整查吏治，理顺经济；他深入农村、山区，体察民情，群众中有“王青天”之称。杨植霖文静稳健，王昭锐利果敢，这一、二把手的配置，可谓“最佳拍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突变”，青海可望出现“大治”政局。1965年夏秋之交，我与新华社记者王安、杨立本联手，（由我执笔）采访、起草了有关中共青海省委执政治省的专题通讯。我们曾在西宁市胜利公园宾馆（该宾馆仿照北京的钓鱼台格式建造，是专为毛泽东可能莅青准备的“行宫”，但结果毛迄未来青）四号楼“闭门”写作近半个月，最后以《做革命的转化论者》为题，写成长篇政论性通讯，《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命西北五省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全文转载。我在文中曾多处涉墨王昭治青的政绩及其思想亮点。王昭也曾通过程光远向我表达了他的“欣赏”之情，并说“省委宿舍大院里每晚最迟熄灯的就是陈逸家那扇窗户”，要省委办公厅干部坚持“好学”精神。应当说，当时王昭与我可谓“神交”；但当政治风暴来时，王昭基于“关系”考虑，却毫不留情地先把我“抛”了出去，以救“六三社论”导致的“冲击”之“急”；而王昭最终也未能避免因罗瑞卿一案株连之灾，于“文革”期间死于西宁南滩监狱。他之冤死和我之受迫害，使我想起了柏拉图所说的：政治“是必要的罪恶”。
且说省委工作组进驻报社后，首先找程光远和我分别谈话。我在与韩洪滨见面谈话时，一再强调申明，“六三社论”的初衷一如平常社论一样，是“应时”之作，别无两样，但韩一口咬定我们是“别有用心”，必须如实交代“政治动机”；我还提出，作为“社论”，不是一般署名文章，一经刊出，即是“省委声音”，作为“执笔者”，不能承担“个人责任”，省委、省报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有责任”来，但韩洪滨（曾任中共山西大同市委书记）可说于文于理是个“一窍不通”的人，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愿意听我的任何解释，他是按照“打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来”的既定方案行事的，他说：你这个不叫“社论”，是“大毒草”，“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老实交代你们的反党野心”。进驻报社的头一天，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由薛可（省委副秘书长）代理总编辑”，一切事务均听命于“工作组”；同时，由工作组出面组织发动省、市、县直至街道、村镇送大字报“讨伐”“六三社论”及程、陈二人。这“火”就越烧越“旺”了，最后形成了全省性的“政治事件”，由此也导致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对立，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揭幕。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二、由省监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六三社论”成为全国报刊社论被打成“大毒草”的仅有“特例”，而青海日报社此时运动来势之猛、声势之大也“史无前例”。我在六月十二日遭抄家后当天被带走“隔离”，我爱人当场晕厥，也不允许我稍有逗留；甚至当时正在省委子弟小学上学的我的孩子的作文也被批为“大毒草”。我则于此时从早到晚接受大会小会连轴批斗；批斗间隙，罚我到省委大院北近湟水的菜地劳动。当时，同我一起被罚劳动的还有“右派分子”黄修一（原《民族画报》社社长，“反右”后发配来青海）、王复祥（笔名复羊，漫画家，在《中国青年报》社被划“右派”，平反后调《人民日报》社工作）、反动学术权威“吴宝基”（老摄影家，当时享受行政11级待遇，他因曾给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照过相而在“文革”中“怎么也说不清楚”）等。在抬石劳动中，我与王复羊分在一组，他比我年轻，每次抬石，我在前，他在后，他总是把重头后移，以减轻我的负重；他自“反右”来青海日报社后，大小会议一言不发，平时更少与人来往，而正是在同我共同劳动时，乘监工者不注意，悄悄地传话给我：“要挺住！注意身体！”寥寥七字，给我当时苦涩的心灵注射进了一脉温馨，至今我仍然感谢他在患难中给予我的这份真情。
政治风暴是人情起落的温度计，政治运动是人性善恶的过滤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空错乱、社会动荡的“红海洋”里，各色人等的真面与变脸、本性与矫情纷繁上演，原态毕现。随着报社运动的深入，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滤洗”一遍，最低限度是要贴出大字报表态。有一天，我在监管者监督下到走廊上看大字报“接受教育”，恰逢编委张铁民（后调任安徽日报社总编辑）搬一张凳子艰难地向墙上贴大字报；铁民为人忠厚敦实，生性不与人斗，我和他平时交谊颇深，他的双手患有间歇性痉挛性颤抖，此时他同我正好四目相对，他的双手越发颤抖得厉害，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到了“无奈”、“歉疚”，还有椎心的“痛苦”。他的被迫、违心而又不得不然之窘境，久久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谅解他当时的处境，而埋藏在我心底的则是对于政治运动无端无情戕害人之良知与与心灵的无限悲愤。同样因为政治酶酵引发人情的浇漓与本性的位移的，也有相应的例子。当时分管政法宣传的责任编辑钟在学（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青海记者站站长），曾同我无话不谈，他自称是我的“好朋友”，而当“六三社论”出事后，竟成了批斗我的“急先锋”，专在“挖根子”、“查家谱”、“算旧帐”、“戳灵魂”上下功夫，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并不在乎他批判的“深度”、“高度”及超乎寻常的“质量”－－因为这样的“批判”，我在那时已“听出老茧来了”；我所奇怪和难于理解的是一个熟悉的“旧友”何以朝夕之间陡变而成陌生的“仇敌”，是什么导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得以成为历次运动的常规？“十年浩劫”固然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而充斥于其间不定的变数，却也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人、事的真实。
湍急翻滚的政治洪流，让“一切都浮出水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社，人们都以各自的唱、做、念、打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高调邀宠者，有落井下石者，有乘机爬杆者，有变色求存者，有首鼠两端者，有卖友求荣者，有昧心售奸者，有心地阴暗的告密者，也有赤膊上阵的打手……，其中如原在《中国青年报》社分发稿件的王某某，属不识“之乎”的新闻“外行”，来青海日报社后忝为“记者”，却写不出一篇象样的报道，此时却以吆喝高声、出手狠毒而成为运动“骨干”；又如身居部副主任的牛某某，曾在批判编委、总编办主任左凤文时，兜出左与他某月某日自省委下班回老报社印刷厂宿舍路上西宁宾馆墙角处讲的“悄悄话”，当有人质疑其“揭发”的真实性时，他声言：“我有一个小本本，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听到的有意思的话，都记在这上面……”闻者当时为之惊悚；这时他再一次大显神通，充分发挥那“小本本”的作用……。仅此两例，也足可见其时报社人心之一斑。
当然，除了“运动”别人的人以外，也有不少受程、陈牵连的“被运动”而备受折磨的“冲击对象”。当时任经济部副主任的古洪、卢正云、吴仲宣等，都成为“靠边站”的“批判对象”；李镇欧（文艺编辑、后任青海日报社编委）、孙正荃则被目为我的“密友”，被反复责令“揭发”“交代”，久久过不了“关”－－甚至到了1977年“文革”已经结束，他俩仍被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辑史进贤（原青海省交通厅厅长，就是这个史进贤曾因“文革”初期害怕工人揪斗，托厅办公室主任、我的老朋友李智增来我处求情，去劝说工人“放他一马”，我亦为其解缳而躲过“一劫”）以“清查5?16分子”陈逸“同党”的“罪名”，与我一起先后被投进南滩监狱，遭致六七百个日夜的囹圄之苦。
运动继续深入，为在报纸上公开大规模地批判我和程光远的“罪行”，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史克明“挂帅”，搜集我们过去曾经发表的文章，于1966年6月17日分别编辑了程及我的“选集”，内部发行，提供“子弹”。当时，这一“选集”是“保密”的，附有省委工作组办公室的“通知”：“为了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陈逸的问题，我们将陈逸在报纸上发表的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发给大家。这个材料是内部材料，不得外传，不得丢失，用后收回。”这本“选集”，我一直到被解除隔离后的9月份，才得以从报社政治处获得一份。在我匆匆翻阅一过后，即在封面上写下了我的“感言”：
“这是我手头保存的仅有的一本‘作品选’。作为作者，我对编辑者－－青海省委并不感谢，而是有些意见：
第一，出“选集”，不出“全集”，我深表遗憾。我在全国性报刊和各地发表的作品，收集不全，编者失职，该打该打；即使是省报的也不全，不署名的社论就差得很多；
第二，装帧粗糙，编者几乎没花什么劳动，只依文排列，这样的编辑只配吃干饭；
第三，校对极差，错讹甚多，以致影响我原作表达，如再来运动，兴文字狱，我是不认帐的，抱歉啊抱歉！
陈逸 识 1966.9.
这里，还须要提到是，由于工作组一心忙于罗织罪状，竟将我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也搜罗在内，殃及无辜。例如，我于1963年与李来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文艺责任编辑，后调湖南常德地委工作）、姜克宽（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总编室责任编辑，后调《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工作）联手以“雪里红”笔名发表的系列文艺评论，就误入“黑书”而成了当时公开批判的“靶子”。这一“批判”延续近半个月；而当1977年史进贤以莫须有的“5.16分子”“嫌犯”制造冤案，将我投入监狱时，竟又一次利用职权在《青海日报》上对我开展了连篇累牍的“笔伐”。这种“以言废人”、巧织文网、舆论造势、飞黄诛心的做法，也是“文革”期间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新闻史上也留下了一个可供探讨的专门“课题”。
口诛笔伐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我人身的直接迫害，在监管软禁限制行动自由之后，勒令我从省委宿舍西四楼二楼搬到东一楼三楼居住。西四楼当时为省委办公厅干部宿舍楼，当然不允许一个“反革命分子”羼杂其中，而东一楼三楼的住房是靠北阴面的一个杂物间，从未住人，是临时关押“五类分子”的处所，终年不见阳光，秋末开始，墙上就结满霜花。我在监管人员看押下，与弱妻幼儿一起吃力地来回搬运家什，几乎在这儿住了整整十年。青海高寒，冬天来得早，气温常在零度以下，为保暖越冬，夏末开始，家家都要提前作好御寒准备，这于我家居所尤甚；在当时我被关押处境下，不得不以“囚徒”之身，远赴大通煤矿运煤，煤运到后又携妻将雏卸煤、铲煤，而劳动量最大的是托煤坯；当时连煤坯模子都难借到，也无人敢公开帮我打煤砖，我只得央求监管人员“法外开恩”，于夜黑人静之时，在东一楼外空地上与妻儿一起担水和煤，搀泥托坯，连续半个来月，全家人天天累得腰酸背痛。也正是在这“苦役”式的劳动中，我才更加体会到了“友谊”的真诚与可贵。当时，孙正荃、王均旺、刘旭初、孙其专、陈炳诚、项加（均为青海日报社编辑、记者）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深夜月下分别来帮我卸煤、打煤砖。当我劳动完后，仰头望着那高原清冷的圆月时，一种悲凉之情就会陡然涌上心头，我一下子想到了十七世纪因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那苦味、苦况使我不止一次地背诵顾贞观赠吴汉槎的《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因文兴狱，劳身苦心，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大抵古今皆然。
到了八月下旬，情势有了突然的变化。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8.18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奇怪的是，所有外地红卫兵不论他们在本地各有多么不同的观点和派别，而在青海却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8.18”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不过这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是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后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直接来采访我，并向省委工作组讨说法，韩洪滨、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我则被无形中解除监督，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而最后一直坚持于青海“文革”运动的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教师冯国良、北京广播学院张金莱、刘凤池（张、刘后分别在浙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哈军工辛铁生、北京女红卫兵张苗苗等，他们以“革命的赤诚”，经历了青海高原“文革”的血雨腥风，也正是这些年轻、单纯的红卫兵执拗而又不畏艰辛地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硬是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文革，在取得当时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后，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8.18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8.18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更加残酷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在这一期间，因报社未能安排适当工作，即应王中山之邀创办《八.一八红卫兵》报。在此期间，有关我和程光远的“传单”到处印发，“打”“保”均有。其中涉及我的最阴险和最可笑的是由报社一些人给我强加的“罪名”－－“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最大也最难讲清的是“恶攻”罪名；因为“恶攻”内容不得重复，如果重复述出也就等于你也陷于“恶攻”境地，从而可判“重罪”。那么所谓我的“恶攻”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在“文革”之前和之初，我曾对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作及其表示要“全部烧掉”旧作一事表示异议，曾说过：“《女神》已经远去”，“矫情邀宠，违心保命，郭沫若自己打倒了自己……”这是我在政文部一次会议上的即兴感言，却不料被人险恶地挂靠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纲”上，这也是“文革”期间常见的“刀笔功夫”，真是“用心良苦”！记得梁漱溟曾有评郭沫若一律：“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支。”郭沫若晚年的无奈辛酸，正是中国政治造就文人悲剧的一个典型。
此后，青海“文革”愈益走向无序化的纷乱局面，报社内部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社会上“武斗”风起，正常生活已处于“粥状”而无人收拾。我这时已远离报社运动，受“8.18红卫兵”总部委托，我和报社刘守和（天津人，编辑）到北京建立“联络社”。承当时首都三司《东方红》报总编、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聂树人（陕西人，后调青海地质研究所工作）热情安排，在北京地院13号楼设置了一个办公室，自1966年11月起至1967年2月底，几乎每天晚上11点后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宋群（原《解放军报》总编办主任）通话，汇报青海动态；宋群基本上不说话，只是记录通话内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同我们一起在“联络站”工作的，竟然是原青海中学红卫兵的“司令”、第一个向“六三社论”“开炮”、带头送第一张大字报来报社的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她这时已成为坚定的“六三社论”支持者，给我在京时的工作、生活诸多照顾。正是杨花落尽葵花开，旧波还逐新潮来，快速运行的历史转轮，为“文革”十年留下了多少晕眩，多少疑猜！
时间到了岁末年初，青海局势进一步激化，军队也开始介入地方运动。1967年2月中旬，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这期间，青海省委、青海日报社多次派人来京，企图追捕我和程光远回青－－其时，程光远也因上访来京，暂住左家庄国务院招待所；因信息及时，我被地院王大宾、聂树人转移至图书馆楼上，程光远也安然脱险。2月20日左右，有外地红卫兵陆续冲出报社重围，来京反映情况。当时情势已十分危急，我向中央文革办事组汇报了实情，并指出“发展下去可能死人”……果然，几天后，青海日报社被围困九天九夜后，终于发生了耸人听闻的“2.23”流血事件。当时，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因赵永夫夺权被禁）直接策划、指挥，从草原调来包围青海日报社的外地军队在不明西宁“文革”来龙去脉情况下，以“镇压反革命”之名，于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公然开枪，当场死亡群众300余名，第二天凌晨，又有上万名群众被捕入狱。其时，我爱人谢端尔亦在青海日报社老报社旧处（此即为被重兵包围的惨案发生地）被五花大绑地押赴南滩监狱。而在此期间，我的孩子陈平、陈路分别为11岁和不到10岁，因外面的恐怖气氛，不敢出门，竟以其母医用的葡萄糖针液充饥；“2.23”后，在无意中发现枕下有钱，乃冒生死危险到车站买火车票千里南下，他们在青海高原的严冬，穿着单衣裤，忍饥挨饿，形同乞丐般到他们杭州大舅舅家避难，当大舅舅找到他们时，两人篷首垢面，几不敢相认。这种祸及子女、举家沉沦的悲剧，在“文革”期间各地多有上演。
由于信息阻隔，真相不明，一时间传说纷纭，据传“2.23”后次日，赵永夫即获林彪嘉许，肯定为“镇压反革命事件”，但在当时的老报社内没有搜出一支枪支，更没有发现任何反击迹象；到了3月初，真相逐渐明朗，之后，乃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出面、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将“2.23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有关青海问题的大会，传达中央关于青海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仅将军即达百人以上，我也参加了这一大会。会后不久，我即随中央工作组、外地红卫兵等乘火车返回青海。
之后不久，我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见了面，并共同筹组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事宜。在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当初刘贤权一再提议要我进省革委会常委班子，我坚持不受，并亲笔将我的名字从筹组名单中划掉。原青海省副省长韩明的老婆王秀明（原青海日报社文教责任编辑、后调山西省政协工作）曾于2004年《老照片》小报上载文忆述“文革”，称我为“激进派”，其实，我当时已倦于运动，想着“急流勇退”，我是一个“勇退派”；只是1967年春夏，我主持过《青海日报》的一段编务外，基本上游离于运动之外，多借口爱人有病和南下探亲，较长时间滞留于沪、浙之间；尽管我多方设法远离“运动”，但“运动”总是要找着我。“文革”十年间，我先后多次被召回报社接受“批斗”，直到1977年我在浙江绍兴休假期间，仍因史进贤的陷害，被诬“5.16分子”、“恶攻反革命分子”而从绍兴“揪回”投入监狱；被囚期间，我因不服抗议，甚至一度戴手铐及20斤重的脚镣被关进橡皮死牢。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我头顶的乌云，终于被无罪释放回到了正常的人间。
第二件事是，当我从北京返回青海时，中央文革交代要与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行；而当时杨植霖正被青海省委办公厅的一派（系二位副处长）挟持。行车途中，杨植霖借机向我表示要摆脱困境的愿望，我当即让外地红卫兵去同那两位副处级干部交涉，把杨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我的车座旁，一直陪伴他回到西宁，并在省干部学校院内把他秘密保护起来。当初，我以为杨植霖应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但刘贤权却告诉我：“中央还没有最后定。”在这一时期，我几乎天天同杨植霖在一起，约有二十多天。杨植霖文质彬彬，宽厚镇定，他于“文革”中受冲击几无怨言，显示了一个老革命的素养与内力，他从不向我述说当年的光荣经历和劳绩，也不旁及同僚的是是非非，多是与我谈文论诗，我和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他被称为“大特务、大内奸、大反革命分子”在报上公开批判、由中央直接调走，我才与他分手，后来他“解放”出来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我也始终没有同他联系。但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十年“文革”，一如硎石，不老的宝刀几经磨砺，依然闪耀出夺目的光亮。
“六三社论”发表已经整整四十周年，文革十年也在时间轻风的吹拂下，淡化为远去的烟云和不堪重温的旧梦，但我还是同意萨特就中国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常识性判断：其一，想象这种“爆发”完全能由某些人的意志发动，并仅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是错误的；其二，宣布个人的完全自由，同时又在他的头脑中塞进所谓“毛思想”，这不是在创造一个完整的人，这二者绝对是互相矛盾的。
四十年如逝水流波，“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历史深处，它是一道可供后人凭吊的塞外苍凉风景！
“此情（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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