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幼志 政治符号与被符号——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宋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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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符号与被符号——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宋要武

梁幼志

人类离不开符号，从商标到国徽，从甲骨文到奥运吉祥物，符号无所不在。因此有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学。但是，从索绪尔到罗兰•马特，从查尔斯•皮尔士到安伯托•艾柯，似乎都冷落了政治符号。
政治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事物符号化，即将某一事物赋予某种抽象的意义。无论是思想一元的旧时代，还是以一元统帅多元的新时期，中国的政治都最擅此道。“戴帽子”是符号化的形象说法，“挂牌子”是符号化的具体演练，媒体宣传、巡回报告是符号化的必经之路。它们的功能都是贴标签，让人们一看，就知道谁是阶级敌人，谁是革命榜样。以便于教育学习或口诛笔伐。
文革十年，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毛孔之中。政治符号也进入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期。武训、雷锋、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刘文彩、收租院这些文革前产生的符号，在经受了“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考验之后，有的打入冷宫，有的红得发紫。红卫兵、黑帮、黑线、黑五类、造反派、走资派、陈里宁、宋要武、黄帅、张铁生等新生符号，一时风起云涌，走马灯似地搅得周天寒彻。
那么，什么是政治符号，为什么某些事物会被符号化？政治符号与被符号有哪些特点？“被符号”与政治符号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问题。笔者愿以浅见拙识就教于方家。

什么是政治符号？以大寨和陈永贵为例

让我试着给政治符号下一个定义：政治符号是在某一时期，由国家制造的，为完成某种政治使命而被广泛宣传的、抽象性的标识或记号。
定义总是枯燥又费解。让我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大寨是个政治符号。此符号诞生于1964年。这一年3月，毛泽东南巡，走到邯郸，从陶鲁笳的汇告中发现了大寨。喜不自禁。以至走一路，说一路——每召见一位地方大员都要说：“大寨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啊！” 同年12月，这个位于太行山脉的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被确立为国家级的政治符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宣布：“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提倡的。”
在各级政府总动员的同时，全国媒体以百倍的努力，千倍的热情将这一符号不舍昼夜地灌输给六亿蚁民。仅新华社一家，对大寨的报道每年就不少于三万字，全国媒体的报道上千万字。学大寨的书籍车载斗量，介绍大寨的会议成千上万，到大寨参观的人次突破万万。大寨成了农民的人间天堂，成了国人朝圣的“耶路撒冷”，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的发展方向。
那么，这一符号的真相如何呢？
大寨被树为自力更生的榜样，号称没拿国家一分钱。1980年中央调查组告诉人们，十五年来，大寨占地方便宜无数，国家“吃偏饭”难以计算。架电线、建水库、修人造平原和农田基本建设，甚至农忙时的人工都来自外单位的支援。
大寨以粮食产量傲世。实际上，从1973到1977年，五年虚报粮食产量两亿七千多万斤。比这五年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 隐瞒农田三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这么多帮忙田，不仅少缴农业税，什么‘过黄河’、‘过长江’就是一句大谎话了。”
大寨与陈永贵是连体胎儿，陈从大寨大队的一介支书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靠的是毛泽东——毛选中这个连体胎儿，是因为它可以为三年大饥荒遮丑，为人民公社打气。
文革期间，昔阳县非正常死亡141人。农村132人，其中直接被打死的2人，上吊死的62人，跳井死的28人，服毒死的13人，跳崖死的5人，投河、水库、水池、水窖、水瓮死的7人，卧轨死的1人，因批斗致病而死的13人。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死9人，上吊死3人，跳井死2人，触电死1人，服毒死1人。原昔阳县委书记原耀先，一说是自杀，一说是他杀，一直没调查清楚。文革后调查，这“141人全是冤案和错案。”
1980年11月23日，中发83号文件：“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这是个舍车保帅、文过饰非的文件——大寨之害并非自文革始，把责任推给了文革，也就是让林彪、四人帮为“大救星”背黑锅。不过，阿弥陀佛，不管把责任推给谁，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座大山总算搬掉了。其首义之功，不在中南海，而在安徽凤阳小岗村。

政治符号的属性：工具与骗局

大寨和陈永贵提示我们，政治符号至少有如下两个属性——
第一，它是工具，是个为了眼前的功利，而不管明天是否洪水滔滔的工具。20年前，邹谠为这个工具的生产厂家起了一个含蓄的名字——“全能主义”。全能主义的工具也很全能——它是打击政敌的捧子，是攀登幻想之城的梯子，是社会动员的宣传队，是虚报浮夸的播种机。
第二，它是个“大忽悠”，是为了政治需要制造的伪劣商品。这个商品的基本特征是虚假，常用手段是歪曲、片面、编造。其主要任务是把问题、缺点、毛病藏着掖着，把成绩、好处、优点夸大一万倍，以达到根本的目的——误导民众。
除此之外，政治符号还有一些大寨和陈永贵所概括不了的特点，比如，它的多样性。政治需要多样，符号自然多种。雷锋是为忠君爱党的，刘文彩是为万恶的地主阶级的，刘文学是为阶级斗争的，邢燕子是为札根农村和上山下乡的，黄帅是为反潮流的，张铁生是为教育革命的，陈里宁是为打倒刘少奇的，宋要武是为号召红卫兵起来搞暴力的……
多样之外，还多变。政治是个变量，尤其是文革时的政治，就象山里的天气，小孩儿的脸。当政治变了脸，旧符号就成了废品。新政治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到一边，再去制造新符号。
政治符号的特性还有，这里说的只是荦荦大者。无论是什么符号，在政治需要它的时候，都会通过国家机器，以无孔不入的宣传，无处不在的教育，把这个符号弄得家喻户晓，就像张裕葡萄酒广告似的。

政治符号的寿夭：雷锋与陈里宁

同为符号，其夭寿大不相同。有的生命短暂，像庄子所说的不知春秋的蟪蛄。有的长命百岁，“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有人以为，既然政治符号是政客鼓捣出来的，其久暂一定与选中它的政客的政治生命相始终。这是一个误解。一般来说，符号中普世价值的含量越高，这个符号活得越长；越少，活得越短。
在毛泽东时代制造的符号里，活得最长的，大约是雷锋。这要托庇于其中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等普世性内容。我们今天学雷锋，大都学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学他的愚忠，他的方向盘，他的革命螺丝钉。
在这个时代，活得最短的符号，大约是陈里宁。此人在1960年代就开始反刘少奇，批判《修养》。还多次给毛、周、林等中央领导写信，指斥刘少奇是三反分子。曾三次被单位送进精神病院。1967年1月初，他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从红卫医院（安定医院）挖掘出来。戚本禹得知其事迹，感慨：“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
从此，陈里宁即被中央文革冠以“反刘少奇英雄”的光荣称号。大报小报一齐宣传，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在天津、北京、郑州等大城市上演。这位英雄调入社科院历史所。请他做报告的造反派蜂拥而来，一时大红大紫，妇孺皆知。可是，没多久，人们发现他常常把马、恩、列、毛的话改成自己的话。于是，这位英雄成了“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负责与他联系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捕入狱，其第一大罪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翻案活动。这个“反刘少奇”的符号从红紫到澌灭不过半年。

被符号者种种：“顺竿爬”、“守本分”及其它

近年来，“被”什么什么成了风尚——被自愿、被自杀、被就业……。其实早在六十年前，好多人和事就都“被”起来了——被肃反、被胡风、被右派、被 洗澡、被上楼、被放卫星、被牛鬼蛇神……。这其中也有“被符号”。
“被符号”的定义比政治符号要简单得多：被符号是政治符号的承载物，是具体存在的人或事。
被符号的事，也是人干的。所以，这里只说人。被符号的人形形色色，他们对待符号的态度，或者说，与符号的关系大致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顺竿爬”。虽说所有的被符号者起初都是被动的，但这一类人一旦被符号，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他们把这个符号抱在怀里，贴在心上，爹亲娘亲不如这个符号亲，天大地大不如这个符号大。
陈永贵是“顺竿爬”的佼佼者。背靠“农业学大寨”这棵大树，他以“反大寨”、“反陈永贵”的罪名整肃昔阳，不管是谁，一旦背上这个罪名，“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关禁闭，办‘学习班’，甚至由法院判刑，也可私设公堂，捆绑吊打，严刑逼供，打死逼死也不负法律责任。”
大寨是靠记者吹起来的，可在陈永贵眼里，“百分之九十五的记者是反大寨的。” 因为记者要了解情况，要采访大寨人，而这是陈永贵严禁的。“来大寨工作的各方面的人，和大寨人合不来，矛盾闹得最大、问题出得最多的，要数记者这一行。”这是他在196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说的。他认为，“总结不出大寨经验，写不好大寨文章的记者，是受刘少奇的毒太深，有名利思想。”
对昔阳之外，陈永贵祭起了两个法宝，一个是“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一个是“学大寨要不走样”。为了不走样，山区砍光了林木，草原沙化了草场。东北某大队在一马平川的黑土地上，用人力堆起了一座土山，上面造出了一级一级的梯田。不用说，这个大队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在被符号者中，像陈永贵一类的毕竟少数。多数是比较本分的。他们没想投机，却身不由己地成了符号，虽然当上了官，有了权，为毛泽东的路线跑前跑后，但没诚心害人。
邢燕子就是这类“守本分”的被符号者。这位195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女青年，无意之中成了上面稳定农村人心，安排城市就业，号召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被毛接见了5次，周恩来接见了13次，从大队、公社、县、市到省，从妇联、共青团到贫代会，担任过大大小小16个职务。官至中央委员、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委书记。但是做市委书记时，为了烧火做饭，她还得到地里捡柴禾。她唯一的特权就是开会有车接送。她最大的光荣，就是跟毛、周合影。
在被符号者中还有一类，我们不妨叫他们“冤大头”。他们因为个人条件以及某种特殊原而被符号化。尽管他们从来不曾接受过这一符号，媒体上宣传的这个符号的事迹也与之无关，但历史需要这类符号，人心需要把这个符号。因此，不管他们多么无辜，仍然成了群体心理的寄托，成了社会泄愤的“代用品”。
比如宋彬彬。她没打过人，但是，因为她所在的学校的校长被学生打死，而她在十三天后，又上了天安门，给毛戴过红卫兵的袖章，并被毛戏言“要武”。官方媒体遂将“宋要武”强加给她，小报、传单造谣传谣，说她搞杀人比赛。学者信以为真著书立说。而造成文革的体制、思想、文化多年来不得清算，社会积怨无以宣泄，宋彬彬遂成了历史的人质。

被符号者该负什么责任

政治符号是工具，是“大忽悠”，是变色龙，但是，不管政客用这些符号干什么，被符号都阻止不了。就算有那位被符号者识破骗局，宣布与这个符号实行彻底的决裂也没用。政治有一万个办法让他闭嘴。
我们追究被符号的责任，只能根据他在被符号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是否为这个符号的工具性、欺骗性添砖加瓦，是否利用这个符号迫害无辜、谋取私利。也就是说，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被符号者的责任都只能依据他与政治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判断。
上面说了，被符号者与政治符号之间有三种关系，顺竿爬、守本分与冤大头。
“顺竿爬”的强化了政治符号工具性和忽悠功能，这种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陈永贵用“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学大寨要不走样”为这一祸国殃民的政策推波助澜，迫害良善。罪不容赦。郭凤莲为他在大寨建墓园，雕汉白玉的石椅，立半身像，并不能改变上述事实，而只能说明这个时代的思想混乱。
“守本分”的，以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符号服务。这种人是应该反省的。晚年的邢燕子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我这一生，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那么一大堆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笑话。它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制造的悲剧。它告诉人们，除了陈永贵一类的“顺竿爬”的，大多数被符号者都是政治的受害者。他们被利用、被异化、被愚弄，一旦新桃换了旧符，他们就成了陪葬品。
“冤大头”的最大心愿就是摆脱政治符号。在被妖魔化四十多年后，宋彬彬在给朋友的信中悲哀地诉说：“他们不会不用我说事儿，我的事向来不能被我控制。我的底线就是不说话，不掺合。”半年前，她向同学们吐露心声：“文革中的经历让我只想远离喧嚣，认认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我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我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对身边的人，我一律坦诚相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我走到哪儿，谣言和谩骂都永远相伴。”几十年来，被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的痛苦经历，使她已经不指望人们会相信她的话：“我很迷茫、很苦恼，很无望。”

“同一论”者：“政治选中你，就说明你有问题”

有人把政治符号与被符号视为一体——“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政治选中你，就说明你有问题。这是“同一论”者的逻辑。那么，被符号者的“缝”是什么呢？以宋彬彬为例，这个缝就是她的老爹，她给毛戴袖章，毛戏言“要武”，媒体以“宋要武”之名写了文章——这些“缝”丰富诱人，太值得一叮。
在“同一论”者看来，不论宋彬彬是否接受了“宋要武”这个名字，不论她是否参加过红卫兵，是否参与、组织了虐杀卞校长。作为政治符号，她都应该承担这个符号所意味的一切——负载“老红卫兵”的恶名，承担组织杀人的罪责。作为文革暴力的女性代表，她理所当然地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出于对文革、对制度的痛恨，出于除恶务尽的责任感，这些人的激愤之情压过了理性之光，将矛头指向了一切“非同一论”者。他们认为，所谓“真相在细节”之中，不过是打压文革研究的借口；所谓公正公平，就是为宋彬彬和“无关论”者提供诡辩的机会和平台。允许宋彬彬和她的同学说话就是“替红卫兵翻案”，就是文革沉渣泛起，就是“打着索求历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 就是“忙着为可能的凶手、为已经实实在在绝脱不了干系者撇清、涂脂抹粉。” 为此，他们以极其沉痛的语气质问《记忆》：“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卞仲耘亡灵么？对得起在1966年‘红八月’里被主要是宋彬彬们参与的红卫兵小将在街头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以革命的名义用棍棒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1772名北京底层民众么？毛泽东是祸首！‘要武’是罪魁！这已是历史！无论谁都不可能改变这一铁铸的大历史！”
“同一论”者没看到被符号们的差异和复杂性。他们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情感出发。对于不合心思的事实和明摆着的错误，采取不理睬、不承认、不讲理的“三不主义”。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文化多元为政治诉求，但是，知与行之间常有距离。这个距离没有产生美，而是产生偏执、偏见和偏激。这“三偏”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为文革制造殉葬品。在他们看来，既然当局没有惩办“红八月”的凶手，那么，“宋要武”就应该代表凶手出席公审大会。既然最大的恶人还歆享着人间的香火，那么，为毛戴袖章的宋彬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当一个“现代秦始皇”的兵马俑。
“同一论”者反对制造政治符号的体制，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非要把宋彬彬等同于“宋要武”的时候，干的正是他们所反对的事。“同一论”者为文革受难者伸张正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制造着新的受难者。
当然，“同一论”者不会这样考虑问题。他们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既然是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战，那么他们的一切手段就都是善的。这种目标和手段的天然协调统一，使他们不必为事实担忧。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民主自由了，给不同意见者扣扣帽子，贴贴标签，或者制造些冤假错案，也算不了什么。
刘宾雁说得好，每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实验中学的校庆：在符号与被符号之间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师大女附中，下简称“实验中学”）的九十年校庆因评选宋为荣誉校友，展出宋的诸多照片和说明，包括8•18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引起了海内外对宋彬彬、对校方的强烈批评。
舆论质问校方：宋彬彬在炫耀其血染的历史，在向人类良知挑战，女附中评选杀人魔头，至少是选组织杀人的红卫兵为荣誉校友，是在为文革翻案！
校方回答：我们评选宋彬彬，因为她是麻省工学院第一位取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附中校友。经调查核实，宋在文革中没犯错误；她上天安门给毛戴袖章是组织行为，不是她个人的行为。不应该由她个人负责。
这里的问与答是两回事，舆论说的是政治符号，学校说的是被符号者。
实验中学是两难的：九十年校庆，不能不提文革。那张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是学校与文革关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不展它，人家会说你刻意隐瞒。展示它，就会如资中筠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既展示又批判，但是，校领导没有这种认识，就算有，在大唱红歌的年代，也办不到。
实验中学是蒙昧的，他们认识到的只是上面的道理——他们以为，在学校“九十年图志“上，在“十年浩劫的苦难岁月，不堪回首的历史错位”的标题下面放上这张照片，就尊重了历史。他们没想到，这张照片所代表的符号隐含着多么深巨的历史内容，多么激烈的社会情绪，他们不知道，如此尊重历史，传授给青少年的仍旧“是谎言和颠倒的荣辱是非观”。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以为 “辉煌”的校庆，再一次将宋彬彬置于纵身有百口，也不能辩其一端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验中学的蒙昧，是国人的蒙昧，实验中学的两难，是现实的难题。实验中学的无知与困惑，是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2010-11-25


转自 《记忆》第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