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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5 13: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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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成立红代会7 X5 ^7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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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19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毛主席说,“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九六七年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 E, T8 T1 G, ?* F( O% p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于9月24日和26日,两次邀请一中红司,五中红司,六中井冈山,八中红旗公社,东山公社商议大联合问题。当时宜昌老三届学生共有一万来人,红旗总部有五千多人,占一半以上。各校红司加起来也就二千多人,是少数派。在我们看来,联合应当以红旗为主,也就是说,在新成立的组织领导人中,红旗战士应当占多数。在十五人的领导成员中,当时我提出的比例是九比六,也就是说,红旗九人,其他组织六人。
7 a) N0 L% O/ y- [6 z6 y1 Z3 o$ s我的意见遭到了红司派的强烈反对。一中红司的代表退出了会场,会议不欢而散。
: |9 c& S2 k0 y! e/ f C, Z0 O& u- \ 10月10日,红旗总部再次邀请全市各校其他派别的组织商议大联合问题。会上,本人代表红旗总部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在前一阶段红旗总部在大联合问题表现出了较强的“派性”,是不对的。有“唯我独革”的思想,认为只有红旗才是宜昌城学生中真正的造反派。大联合应当“以我为主”。
3 h" S3 t5 M0 [# y; u3 \ 我们的态度得到了有益的反响。在共同努力下,到会的各派组织代表达成了共识,签定了“十、十”协议。
5 f, ?8 h# b ` 今天已经无法回忆起协议的内容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协议是有利于全市学生组织大联合的。看到大事记中关于签定协议的记录,心中还是泛起了一种自豪感。就是在当时,我们总是力求跟着党中央的步骤走。虽然从情感上对自己一手创立的红旗恋恋不舍,但从理智上还是服从大局的。
0 \) O. ~* D+ f. Q* h 10月13日,红旗总部在二中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的主旨是“斗私批修,促进大联合”。下午,我们再次邀请全市各校的其他派别商议大联合问题,会上,我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1 R9 l9 N7 x+ p6 n8 S( P% m
10月15日,空军7212部队来宜支左,宜昌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和晚会。6 M& T* X2 V7 i& T1 S
10月16日,为更好地执行周总理在武汉对湖北大联合问题的指示,红旗总部又在二中召开了各军团负责人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明确了红旗总部的历史使命即将结束,大联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 j9 C n7 {+ ?; X: a/ G% X 10月17日全市各学校的造反派在二中开会商议大联合问题,19日,同样的会议又在四中举行。这两次会议都有7212部队的人参加,会议仍然由红旗总部(也就是我)主持。
0 _! N' h0 k4 \" D, n- C* N 这种格局,可能给其他组织的人感觉不好,所以几次商谈都没有结果。
4 D' E" h! u+ Q1 G: s/ \. I' z3 @ 7212部队领导人张景碌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由部队出面,邀请全市各校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到“五0二”工地开办大联合专题学习班,红旗总部主要负责人及各军团负责人30多人参加了会议。
% c+ J! a1 c3 e+ `' O' h 会议召开前,张师长分别做了两大派主要头目的工作。他专门到红旗总部来找我。我给他表态,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红旗总部一定带好头。张师长很高兴,送了我一条“中华”香烟。我将它分给了总部的工作人员,自己留了四包。当时我还没有抽过烟,后来我给别人吹牛,说自己抽烟的起点很高,就是说张师长送烟给我的这件事。
; W% s4 }1 i8 G% A. g4 _& A 在“五0二”学习班上,两派关于“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的简称)人选问题分歧很大。我的观点也就是红旗总部的观点,那就是九六开。我认为是比较合乎实情的。可红司代表不同意。他们恨不得五五开。8 B% Y3 O% ~# k& f* n {
张师长再一次给我做工作。我只好让步,同意八七开,也就是说,在红代会十五个领导成员中,红旗总部占有八人,其他各派组织占七人。红代会主任由红旗总部的成员担当。: \' y, p2 R% j9 K$ x# j, T
11月5日,在“五0二”工地,全市学生造反派达成协议,成立了“红代会筹备委员会”。我圈定了红旗总部参加红代会班子的八人名单,其中那几个是常委,那些是委员都有明确意见,主任是张哲年。然后把名单给张哲年看,他见没有我,说不太好吧。我说,我不能参加。
S) |3 v: ~7 l8 C9 [% e 我不参加红代会的领导班子,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一,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一中已出现了大标语,有人说我要当革委会主任了,要当红代会主任了。我要堵这些人的口。其二,我自己的理想太过宏大,不想当官而想做大理论家。对于一中高三的某些人写了那样的标语,我在心中讥笑他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 ^ \+ J2 t, R2 Y! p0 R 后来,红代会的常委都成了地、市两级革委会的常委,红代会的委员都成了地、市两级革委会的委员。再后来,——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中多数人都成了“三种人”,而我却幸免于难,这在于当时我的明智。5 `! {# F. [ ]$ |1 p" X
张哲年和王宝生都是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进入那个班子后,王宝生比张哲年更能讨军区领导人的好。所以,王宝生当过地区团委副书记,有实职。而张哲年却是一个虚常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王宝生比张哲年风光。1976年后,两个人的命运基本一样:开除党籍,享受“三种人”待遇。我虽然没有划入“三种人”的范畴,但因为是影响比较大的造反派头子,在宜昌,同样也享受“三种人”待遇。
* M0 g$ ^. I; q/ w) \/ k, |3 M8 ` 复巢之下,岂有完卵!# n* z9 r' [' a/ V; w
回到学校后,红旗和红司都取消,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我们没有搞两派协商分配名额的办法。我提出搞全校大选举,无记名投票。红司方面对我这个提议当然高兴。0 Q: o$ }/ C" R* V3 u
选举结果,我的选票在全校第二。王宝生第一。选完后,高三一班一个女生告诉我,红司领导人要她们班和高三三班两个班不投我的票。她说,她没有听他们的,她投了我的票。0 c. f% n1 V+ q- y6 O0 K
连红代会主任我都不想当,我还会在乎一中的革委会主任吗!其实在选举前,我就想到了结果。红司在一中占多数。但我的选票只比王宝生差几十票,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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