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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0 0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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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章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N, d {7 p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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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 V, ]; I3 B 1967年月1月下旬,宜昌城内的造反气氛已经比较浓烈。“造反有理”不仅是领袖的号召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时髦”,不论那一个群众组织,都把批判当时的宜昌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口头上,他们的标语和口号上都是这么叫喊的。所以,仅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所有的组织都是造反组织,所有的人都是造反派。( f ~# z1 x( k: a6 O4 d- B* u
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
9 ~; p0 ]: X8 N* Y5 l1 c2 r, K2 b3 r 1967年1月29日(以下事件的具体描述特别是具体日期都是依据1968年编辑的《红旗总部大事记》),毛主席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当时叫最高指示),全市各群众组织纷纷上街游行或者上街刷大标语,欢呼最高指示的发表。
' o1 u$ s9 k8 h! z 当天,宜昌军分区召开全市一些大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军分区负责人侯占太(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是地委书记杨春亭兼任)在回答大家提出的“谁是左派组织”的问题时,竟表示“不知道”,引起了会场一片喧哗。
2 r4 Z5 f9 F6 Z w+ H 与会的各群众组织当然表示强烈不满。当时我们有这么一种心理,虽然高喊“造反”,但心里仍然渴求要“上面”认可,这个“上面”,除了毛主席、中央文革外,人民解放军至关重要。因为军队是毛主席领导和信任的。如果在宜昌,得到了军分区的支持,心里似乎就有了一种保障。所以,这个会议上,我们还只是希望得到军分区的支持和认可,并没有想和他们闹翻。后来的发生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2 h# x5 {6 U# Q/ d5 ]! |) p* Q 其实,侯占太的回答并不错,如果他当场指认谁是左派谁不是,势必会引起矛盾。何况,在他的心中,象我们三总部这样一些和地方党委对着干的组织,不会是什么好鸟。全国绝大多数党政干部不都是这么看的吗!只是我们当时不清楚罢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是跟着他干革命,可在那些党政干部心中,造反派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因为造反派,让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安宁了,他们不敢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只有把对文革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在造过他们反的群众身上,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那些群众为什么会造他们的反,他们也不愿意反省在文革初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经历,更不愿意反省自己作官当老爷的种种劣行。
/ E) \) o/ v3 m+ D: e+ _! _ 造反派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我们当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紧跟毛主席就行了。. d, n* y9 Y! N) N# h q. Z, {
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我们决定去抄地委书记杨春亭的家。记不清这个决定是谁作的,但人是我带去的。也就五六个人吧,而且都是四中的初中生,更有意思的,是杨春亭的大女儿带我们到她家去的。她的大女儿是我的同学,高我一届,宜昌一中高二一班的学生。因为她加入了红旗总部,为了表示革命,就主动带我们去她家。她是在解放路碰到我,给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当时就表态说好啊。我并且表示,所有地委和专署干部的子女,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加入红旗总部。当时的群众组织怕沾“走资派”的边,追求组织的“纯洁”。而我不这么看。就如运动初期我在学校支持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可以外出串联一样,我支持所有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加入造反派的行列。不管他们的父母是不是“走资派”,在我心中都一样。我一直以来都坚持“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这个立场。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并不好,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革命的领袖。我这个话一放出,几乎所有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干部的子女都成为了红旗战士。+ _7 l5 h5 O' l6 b9 r4 d% ^
到杨春亭家以后,他的夫人接待了我们。看得出来,她很害怕,在当时的形势下,她怕是有道理的。可她见到我们并不是凶神恶刹的样子,也就慢慢平静下来了。我对她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她拿出了一摞材料,说是杨放在家里的,然后说,家里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材料了。
8 J4 g& _# W' b" E/ I 我信了她,拿过材料就走了。
4 F7 E$ l9 K8 k i: o 这就是我们抄家的全部真实情况。
+ A5 k/ j' K4 }! X* D' K 今天回想起来,我为我自己自豪。为我多读了些文学书籍自豪,为我温和的人性自豪。我当时为什么就那么文雅呢?联想到几个月前抄班主任的家,我也是没有动手。如果说当时是跟着别人去的,不动手情有可原,这次是我自己带队,为什么就不下令其他人动手呢?这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和文学名著对我的人性的滋润有关。对于弱者,我做不来撕破脸面的事。我一生都是服软不服硬。如果有人持强凌弱,我却敢和他对着干。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文革中,我没有一个私敌,没有欺负过任何一个人。所以,不论是在宜昌造反派还是在保守派中,我的人缘都不错。
1 p1 U/ Z1 |: O" S3 u% O 象我这样的抄家经历,在文革中可能是极为少见的。它并不能为其他人在抄家时的打砸抢行为涂脂抹粉。3 |% B; S: \4 B& P) ]) m4 D, x
熟知我的朋友可能会开玩笑说,我之所以没有真抄地委书记的家,是因为他的大女儿,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Y4 H1 n8 m0 P
面对历史,我可不想一笑了之,我得认真地回答朋友们。
1 k* b$ K% v$ O6 b8 x 后面还有事实可以证明,我不仅对地委书记如此,就是对保守派的头目,对被专案组修理的老干部,都是很温和很仁慈的。面对某个“个人”,我狠不起来。- I+ C! p! l& u0 T
至于地委书记的女儿,当时,我刚刚认识她。革命,让我无暇顾及个人的内心世界,说实话,在风起云涌的造反大潮中,我的眼光根本没有在她身上多停留一秒钟。一年以后,当我在宜昌造反派中的地位已经边缘化,她才慢慢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调侃一句,我是玩完了革命再玩爱情的。
; _4 \4 i& o( @, p# ?5 K 几天后,我带领十多人,抢了宜昌地委的材料。更准确地说,不是“抢”而是“偷”。- o0 F2 F6 a5 Q# d, ^8 i
具体情报是两个红旗战士提供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专员张三杰的儿子,四中学生,一个是地委妇联主任的儿子,五中学生。不然,我也不可能知道材料放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们两人是如何知道放材料的位置的,当时我没有问,现在也不清楚。9 x& Q5 d$ |: P9 } d d! o9 X
那晚, 我们从一间大办公室里“偷”了十几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各种材料,油印的多,铅印的少。整个过程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没有一个人来干涉我们却是事实。
. w! _+ A8 U9 Y) G1 J+ T 第二天,我组织几个人,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从十几个麻袋中清理出了几十份我认为有用的材料,摞在一起也就二十来公分吧,不算多。然后将剩下的又放回原处去了。地委院内有人看到我们做这些事,但没有一个人来管。
, }$ O J1 }7 r 其中有一份铅印的“61年事件”(上面标有“绝密”字样)的材料我认为极有价值。就是这份材料,让我明白了宜昌“61年事件”的真相。我将这份材料交“专轰市委战斗队”保管,在“3.2”通令出来后他们交给了市公安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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