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革回忆：南下学生“闹”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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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学生“闹”江城
　　
cdt643/2009-06-16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七十三岁高龄又一次在武汉畅游了长江。他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不，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毛泽东话中有话，暗示他要放开手脚干一场了。
　　
　　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请江青将他们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转呈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指出：“不论是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同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消息传出，北京各级学校中，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到命名的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全国各地也纷纷效法，红卫兵组织一下子红遍了全中国。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来京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主席看到百万群众的动人场面，心情很激动。他对并肩站在天安门上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在天 安 门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毛泽东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回身要走时，却被毛泽东叫住了，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回答说：“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 女学生点点头：“是”。并伸手在手心写了一遍。毛泽东笑着对她说：“要武嘛!”女学生当天改名“要武”。第二天，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为什么改名“要武”的短文。
　　
　　这天，林彪在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 “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并号召红卫兵 “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林彪的鼓动下，红卫兵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8月20日，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发传单、贴大字报、集会演说，从道路店铺易名开始、对凡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装、装饰发起攻击，继而对文物、古籍、名胜古迹、宗教场所等统统砸烂。上街后不久就发展到进屋“抄家”。与此同时，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８月１日－１２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４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６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的是针对刘少奇。８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 “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还没有发表，省长张体学就匆匆返回武汉。第二天，张体学来到他老战友的儿子--漆林就读的湖大法律系“法六三班”开坐谈会，传达全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张省长的启发下，漆林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就在这个会上，漆林被推举为新成立的班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9月1日，《湖北日报》以套红大字标题刊登《文化大革命好》――（记张体学同志在湖北大学法律系与同学们的座谈）。这天的《湖北日报》刚刚印出，《湖北大学》的学生就打着“文化大革命好”的横幅标语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紧接着湖北大学在武汉地区率先成立了《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漆林被推举为革委会主任，钱运录被推举为副主任。
　　
　　庆祝成立大会的当天，省委、省政府的一大批领导来校祝贺。《湖北大学》这个在武汉地区极为普通的一所大学一下子火红了起来，成为了省委极为关注的地方。
　　
　　8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等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住进了湖大“31”号楼。经济系的贾培培等一部分造反派在南下学生的支持下在“31”号楼成立了《湖北大学红八月战斗队》，曾经是计统系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的龙铭鑫这时也站出来支持红八月战斗队，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湖北省委。党员学生干部公开出来造反，使我大惑不解。就从这时后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铺天盖地的席卷开来。一时间，湖大成了运动的中心，到学校来看大字报的、贴大字报的人群，熙熙攘攘、络驿不绝。
　　
　　自南下学生来了以后，《湖北大学》的“31”号楼一下子成了整个武汉地区造反派的联络中心，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学生带来了“最新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也带来了北京”革命造反派“的造反经验。他们公然指出湖北省委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公开聚众造湖北省委的反。而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在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时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和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背后支持下，在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的浪潮。为了驱走南下的学生，在省委的幕后指挥下，校文革组织一部分人到31号楼去抢被子，但是适得其反，在我校和其它学校造反派的支持下，接连不断的有人送来了棉被，南下学生的声旺越来越大，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力量也日益增强。
　　
　　9月2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等人发起，南下学生于洪山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他门在省委门前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南下学生的行动得到了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张体学等省委领导不仅不接见南下学生，反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指使部份保护省委的群众展开与南下学生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着秧歌演唱“湖北省委好”（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二唱呀……”）。气氛相当紧张，由于张体学拒绝与学生会面，南下学生决定由静坐变为绝食。当时武汉的一些造反派与南下学生一起静坐、绝食。当时省委派人送来了面包和汽水，那些拥护省委的学生又吃又喝，故意来气他们。
　　
　　在毛主席八月十八日首次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后，1966年9月12日按照省委安排，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武昌阅马场体育场宣告成立，《湖北大学》的漆林任为政委。当时张体学在漆林等人的陪同下身着军装乘军用吉甫车在阅马场检阅红卫兵。张体学仿照毛主席搞检阅的作法很快便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一夜之间，张体学罪该万死、打倒张体学的大字报刷遍了武汉三镇。
　　
　　从8月18日起，毛主席接连在北京接见红卫兵，而且，中央也正式通知，欢迎全国各地的这生到北京去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时，保守派的同学们都急了，纷纷要求上北京去见毛主席。校文革头头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大会上说：“大家不要急，我们眼前的工作很重要，等忙完了这一阵后我一定会带同志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了北京，我要剃个光头，让毛主席摸摸我的头，主席摸了我的光头，定会红光照我天命盖，升官又发财！”
　　
　　９月１５日，张体学在洪山礼堂接见大专院校里的一批保守派骨干，在会上他带头控诉赵桂林等南下的造反派，批评赵桂林围攻省委，宣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在会上他还不够鼓励大家要坚决相信省委，要和一小撮坏份子斗争到底。并且还说到了运动后期要抓一批右派，要抓一小撮。在张体学的号令下，保守派发起了对造反派的围攻，一时武汉三镇气氛紧张。
　　
　　张体学的讲话不料在第二天就被一位参加接见“骨干”用大字报 “透露”了出去。一时间张体学便又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
　　
　　由于省委领导拒不见面，南下学生赵桂林、傅军胜等人决定结束绝食进京告湖北省委的状。武汉各学校则派代表一起前往。
　　
　　大约是9月8日，陶铸接见了学生代表。作了三点指示，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回到武汉后，造反派大力宣传陶铸的三点指示，掀起了炮打湖北省委的新高潮。可同时，湖北省委却又拿出了一个相对立的三条，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围绕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江城两派争了一个天翻地复。
　　
　　十月的一天晚上，张体学在省工业厅礼堂再次接见了各高校的一些骨干份子。这次张体学检讨了湖北省委的一些错误，但他坚决表示，他是革命的，湖北省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再次要求大家要紧跟湖北省委，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张省长的这次讲话，也只保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有一位“告密者”将这次讲话的内容也全盘泄露了出去，一时间，打倒张体学的大字报又贴满了武汉三镇。
　　
　　北京南下的学生用造反的火种点燃了江城，他们的“革命”的行动把江城“闹”得天翻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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