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杨小凯和他的“传奇”

tuffy05

陈小雅

小凯去世，有三位朋友来信说，你应该为他写一点什么……
我长大后，真正与小凯只见过一面，但两家或亲友的关系，算来也有40多年。
我父亲与小凯的父亲，都曾是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下级。我父亲算“红区党”，他父亲算“白区党”。
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曾在同一个大院里渡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小凯的父亲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大概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甄别平反”。对此，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留下一首《声声慢．七千人大 会》：
时时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线，最难分析。
三番两次遇着，不识它、转移规律。
事过也，再回头，却是明明白白。
天下兴亡有责。
应记取，刍荛之言堪则。
众志成城，总要定谋决策。
鞠躬尽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家传”对小凯“忧国忧民”情怀、“英雄主义”气质的最早影响。但是，小凯说他少年时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给人带来的屈辱，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的小凯，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哥哥同学。但我对这位长我七岁的大男孩毫无印象。不过，他的大名却如雷贯耳。所闻大约是“成绩好”、“聪明”一类。当时的长沙市一中，是个省委和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中出政治家；附中出教授和文学艺术家。可见当时长沙市一中的政治氛围，学生对国事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这种特色，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产物。
文革前，我们家已离开湖南。再次听到小凯的消息也是在家中的饭桌上。当时，我哥哥还拿出一张传单，来自湖南。我感觉有点遥远。而且印象中长沙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似乎在孤军奋斗……
——既然共产党里已经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着“产业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不知何时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最近，看小凯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他仍以信用的语调使用了这个“概念”，说明马义的原教旨形态仍活在他的意识中。在马义的“政党学说”中，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既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失掉了“尖端”还有“平台”，失掉了“平台”还有“基座”，失掉了“基座”还有“根”。我们如今似乎又回到了根，但这个根在一定条件下仍能生长回去。
对于小凯的这段经历应当如何评价，现在看来，尤其在海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在他父亲那里，小凯并没有今人看得那么“成熟”。小凯父亲说：
小凯，原名曦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十八岁……和当时许多“红卫兵”一样，他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不因父母已被打成“走资派”而有所犹疑。他自幼好学深思，在校是高才生，共青团干部。随着运动发展，他开始思索国家的命运前途。以他幼稚的心灵，在当时条件下，当然无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而更多地是受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许多极左、极荒唐文章的影响。他从这些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文件和文章中，从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揣摩领袖的意图，揣摩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改造成什么模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一张《中国向何处去》的传单，作为当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报”油印散发，从此闯下大祸。……
当时社会上奇谈怪论、无端攻击、散布种种“内部消息”、“首长谈话”的传单满街都是，多如牛毛，小凯的传单不过多引用几条马列语句，也有他的一些幼稚思想。然而这却给了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和湖南省领导机关——省革筹直至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之流一个机会。他们抓住这张传单作靶子，用以打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省无联”，并借此批判所谓“极左思潮”。而其实，陈、康之流才是极左祸首。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它的“反革命纲领”。实际上，“省无联”和许多群众组织一样，只知挥动毛主席语录本，哪里有什么“反革命纲领”！而且小凯的传单纯粹是个人所为，与“省无联”毫无关系。康生则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怎能写出这样的传单，一定有后台，要抓黑后台”。于是，湖南省革筹极力贯彻陈伯达和康生的旨意，宣布取缔“省无联”，将“省无联”头头投入监狱。杨小凯也被抓起来，定为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又大挖“黑后台”，陈素（小凯的母亲——引者注）被逼致死，我也受尽批斗折磨。我们一家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载杨第甫诗集《世纪回眸》，香港华光报业有限公司，1998年7月版）
而在事发当时，我感觉到的是：连大人都在谈论小凯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把握那篇檄文的背景和含义，但是“少年取其雄武”——隐约之间，小凯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许正因为小凯的存在，我对文革中的“极左青年”也怀着某种“恻隐之心”。我相信他们总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小凯成了第一个和我联络的人。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也许是78年），我的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赴京前，他们作了彻夜长谈。从这位同学那里，我得知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手”。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或数理经济）。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因巨大“不公”而在内心唤起巨大波澜。我意识到，那个“断手”，身怀绝技，背负冤屈，临死前还把所学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何等无私、何等纯洁、何等高尚的人类情怀！！
我意识到，小凯是幸运的。大多数人从牢狱生涯中学到的是很多坏东西，而他却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难友，以小凯的兴趣、聪明和既有资源，他很可能从政。而那绝对是前途莫测，也绝对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后来这样的贡献，取得今天他所享有的荣誉的。小凯能把定“机遇”——识时务——乃属“鼠”者之特性也！
同时，我也为那位前辈感到庆幸：
你没有看错人！小凯没有辜负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凯时，所特别要提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时来运转的小凯为什么会去写一本《牛鬼蛇神录》，并说，他的灵魂，永远是和那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的！
近读小凯父亲的诗作，小凯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得到了佐证。在一首题为《送小凯（杨曦光）出国留学》的诗中，小凯的父亲写道：
炉灰沙土俱堪用，难友徒人各有长。左右逢源艰苦学，为求深造渡重洋。
——其中提到“难友徒人”、“艰苦学”大概就是当时小凯际遇的写照。而“炉灰沙土”恐怕就是他学习的“文具”了！在该诗的注释中，杨第甫还提到：
小凯……竟然在十年劳改之余，求助于一些同牢难友（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自学了英语、数学和经济学等大学课程。
——这也证实，小凯的数理经济基础，确实是在这一阶段打下的。
赴京前，小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学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把这个故事传下去。我的那位同学也曾发愤，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断手》！而那时，正是“伤痕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那位同学那里，我还知道小凯刚刚娶妻。太太就是他“师傅”的女儿。至于是哪位“师傅”，我没有考证。我当时的直感是：小凯多么高尚！
近看一些悼念小凯的文章，对小凯此后的一段经历描述不一。有人认为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甚至拿了学位，有人称他只是“借调”，社科院连个“助教”也没给他。从小凯父亲的叙述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
刑满释放后，他去湖南大学旁听一年，然后在省新华印刷二厂当外文校对。其中写出几篇经济学论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录取。但有几位著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乃以借调方式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武汉大学破格聘他为讲师。不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邹至庄教授到武汉讲学，看中小凯的论文和讲义，认为是可造之才，邀他去美深造。但“政治问题”未解决，考研究生尚且不能，遑论出国。
……
小凯出狱后， 一直对判决不服，多次提出申诉，直至向中共中央告状。
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班子调整，胡耀邦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小凯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在中组部过问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查。结果是定性未变，改为免于刑事处分，即杨曦光仍然有罪，只不遇不该判那么长徒刑罢了。小凯当然不服，又连续申诉，其时中共湖南省委几位书记和机构改革时派来湖南的中央工作组都先后阅看小凯一案全部材料，均认为应再次复查。中组部和省委一位领导人都指示法院应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依法复查处理，外界不得干预。
一九八三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复查，经合议庭合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均认为此案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部材料充分反映杨曦光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认定原一、二审判决定性不当，应予撤销，宣告无罪。至此，从法律角度就，此案已经彻底平反。遗憾的是，法院以为原案是省革委领导交办的，现在平反，也应报省委批准。报批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硬是卡着不批，拖着不办。
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是国务院聘请的顾问，因久不见小凯消息，就写信向国务院总理反映。武汉大学接国务院批示后，派人来湖南了解情况，看了案卷，抄录了法院的复查结论及向省委的报告，认为已足够说明和解决杨小凯的问题了。武汉大学据此通过对他的政审，办理了出国手续。
一九八三年八月，小凯终于拿到签证出国就读。
——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我得知，小凯进社科院，先是得他父亲的故旧李锐先生——当时已复出在中组部工作——的推荐，以后被于光远看中。也是通过帅孟奇和朱九思的关照，小凯后来得以到武汉大学任教。至于他与邹至庄的关系，很可能是小凯先帮助邹成为了中国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客，然后才是邹录取了小凯。总之，小凯一生的“传奇”，离不开他的天生资质、后天勤奋，也离不开“贵人相助”，今天，也该是这个谜底可以揭开的时候了。
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在北京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见到小凯。他瘦小的身材让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记得我们谈过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想来还觉得狼狈的：
因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会削苹果皮。为了招待小凯，我横切竖剥地将一个削下来，那苹果早已没了形状，颜色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旁看得着急的他曾试图夺刀，我不给。他唉声叹气，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苹果，三口两口地吃了下去……
看来是坐过牢的人，还能将就！但以后我却无心再和他聊天了……
——自己不得体，却怠慢别人——我想，小凯如果兴致好的话，是会把这个笑话带到天堂的！而如今想来，他是那样的体恤别人，尊重别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后十年无事。一次，偶尔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读到一篇王珞与小凯合写的《论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虽然我不能理解，57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学生怎么能“连”到一起？但我想，小凯每言定会是有所本的。1993年10月，我开始着手《八九民运史》的写作，此时，我心中想到的仅仅是两个和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一个是我们政治学所的老上级——严家祺；另一个就是我少儿时代的“偶像”——杨小凯。他们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写作时的参考资料。正是他的观点，使我开始系统审视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得出结论，八九年无论学生还是知识分子的诉求，在“激进”程度上均没有超过57年的右派。并仔细思考，文革与八九民运的共同之处。加之参考了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在《史》的序言中，我留下了这样两段文字：
一、
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作为整体，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1989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
二、
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
，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 后者是自觉革命。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 遭遇不平、 能力不平、 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80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载《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5年6月版）
书出之后，我第一个得到的海外反馈就是小凯传来的：
——你这个“黄毛丫头”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你人在国内，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
他认为我今后应该到海外去作研究。从那以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小圈圈”开始定期询问我的状况；我的装备也迅速地改善……总之，在他少年时代的那个院子里，只有我和他的经历是与“政治”沾边的。
1996年12月，小凯从外电中得悉我终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解聘的消息，于是开始帮我筹划出国访问之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勉为其难！我不仅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外语遗忘得一塌糊涂。没关系！有朋友来帮忙捉刀。而且，就是当年为小凯准备出国文件的那一位……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小凯——感激他对于一个“小辈”的顾念。
1998年，我到荷兰后，他与鹏令也建立了很好的私谊。他们都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却很不同，有些（如文革）甚至严重分歧。但他们互相是佩服的。与通常“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同，他们甚至交换个人生活和感情方面的信息。虽然仍是远在天涯，但我觉得与这位“大哥”倒是更近了一层。
小凯说他不懂政治学，看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我觉得他还是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真谛（或称“共和”的真谛）的，那就是“制衡”的原则。不过，这个问题仍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共和”有许多层次，封建时代的“贵族共和”是一种“制衡”的结构；近代社会的“精英共和”也是一种“制衡”结构；甚至黑帮政治也有某种“制衡”功能。但这些“共和国”与下层社会的人权状况是毫不相干的。由此，我意识到，59年的小凯也许没有“下放”的经历，没有与底层社会共同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坐牢和劳改，过的也是“供给制”生活，也是与“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在一起。他在读史时，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在把“民主”和“共和”两个要素结合起来，锻造一个新政体时那种面面俱到的深谋远虑……也许，中国第一步应该学英国，第二步仍然应该学美国？
在《基督教和宪政》一文中，他谈到对于“理性主义”的反省。我以为，这是他一生另一次思想转折的重要标志。它说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上他开始从“无限”返还到“有限”，从“功利主义”归真到“任自然”，从“事”的本体转向了“人”。说到底，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工具的性质，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加速把世界推向毁灭，只有具有了正确世界观的人，才能够人性地利用手中的“利器”。我相信，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关照下，他会将自己的经济学探索置于更宏观的考量之中，而他的人生也将更加质朴，更加愉快。可惜的是，他走得太早，他的人生经历可供“开发”与研究的另一面——在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层面的价值——还有许多将言而未言的“精彩”被带走……当然，这些都不妨碍小凯是本时代的先进分子，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最优秀的精英。我们毫无疑问，是以他的存在为骄傲的！
小凯的得病与信主，我都间有所闻。我相信，有过艰难经历的他，不仅具有坚强的毅志力，而且具有自我平衡的智慧。我相信，他的精神“皈依”已是“归去”的一部分。他最终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也就卸下了一切有形与无形的负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人生能有这样的坦荡，是修炼不来的境界……
我相信，他在天堂的聚会将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他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等待我辈的归来！

2004年7月28日 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