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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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曾鸣

　　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１９６７年山西省１月１２日夺权（简称一·一二夺权，以下同），是当代山西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也有着重要影响。在首先由上海掀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中，先后被夺权的省、市、自治区有：山西（１月１２日）、江苏（１月１３日）、北京（１月１８日）、吉林（１月１８日）、广东（１月２２日）、河北（１月２３日）、广西（１月２３日）、陕西（１月２５日）、贵州、（１月２５日）、新疆（１月２５日）、云南（１月２６日）、湖北（１月２６日）、江西（１月２６日）、安徽（１月２６日）、宁夏（１月２７日）、青海（１月２９日）、辽宁（１月３１日）、黑龙江（１月３１日）、湖南（１月）、河南（１月）等。从时间顺序上看，山西是第一个夺权的省份，堪称“全国第一夺”。而且，山西的一·一二夺权是由省委、省人委的少数干部与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在山西省军区的支持下，实行军队、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与群众造反组织“三结合”的夺权，这是山西夺权无意中首创的“经验”，它对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在夺权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它和“三结合”夺权形式大同小异的贵州、黑龙江以及稍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革命委员会），得到了毛泽东与中共高层的率先支持和批准，也就不足为奇了。〔１〕

　　但是，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称一·一二夺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是全国的“榜样”和“旗帜”，〔２〕“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３〕直至指认一·一二夺权“是林彪、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直接策划的篡党夺权的组成部分”。〔４〕这种反差极大的评判发生在当代中国本不足为奇，惟作为后人研究历史、评价历史，应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点，对一·一二夺权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少数人的谴责和声讨，而要把它放在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看法，以汲取教训警示后人。从总体上看，山西省的一·一二夺权，发轫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发端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它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行动，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什么少数人的个别行为，更谈不上是什么“反革命夺权”。〔５〕

　　本着述而不作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本文拟对一·一二夺权的前因后果及经过作一叙述，以期对文革研究有所裨益。

　　为了把一·一二夺权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我们不妨把视野延伸至文革前中共山西省委（以下简称为山西省委或省委）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省情的一些方面。

　　一、文革前的山西省情和山西省委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以东，华北平原的黄土高原，东以太行山部边缘为界与河北省接壤，西部、南部隔黄河和陕西省、河南省相望，北出外长城同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而又因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系晋国领地，故简称“晋”。总面积为１５６，２６６平方公里。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全省总人口数为１８７１．５６万人。〔６〕

　　抗战时期，中共先后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区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辖北岳、冀中、冀东、冀热察等区），在山西和绥远省交界地区建立了晋绥边区（辖晋西北、雁门、大青山等地区，一度时间内包括晋西南），在山西、河北、河南交接地区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区）。中共在这几块根据地分别建立过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成立过中共省委或区党委，成立了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以及各行政区行署，也成立过大军区和二级军区。此种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年８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颁令撤消太行、太岳、太原市（省级）等区，确立山西省建制，各区党委和行署、二级军区等领导机构随之取消。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山西军区和省级群众团体的干部，以来源于原晋中、太行、太岳的干部（晋中７３６人，太行６８３人，太岳３９４人）为主，也有晋绥和晋察冀的部分干部。从此时起到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委干部虽屡经变动，但就领导层而言这种格局基本未变。从１９６５年８月新产生的中共山西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构成来看，２１名常委中有太行区履历的干部８名，有太岳区履历的干部５名，有晋绥区履历的干部２名，有晋察冀区履历的干部２名，中央派来的干部２名，省军区干部２名。当时省委设有书记处，共有７名书记（不含第一、第二书记），其中太行区履历干部４名，晋绥区履历干部１名，晋察冀区履历干部１名，中央派来的干部１名。第一书记卫恒原系中共太岳区党委秘书长（１９４５—１９４７），长期在太岳区工作，第二书记王谦原系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４９．５—１９４９．８），长期在太行区工作。从整体上看，中共山西第二届省委班子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但在处理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中，原太行区干部显然占有优势。

　　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省人民委员会正副省长的根据地履历来看，省长王谦如前所说是原太行区的干部；１１位副省长中，原太行区干部２人，原太岳区干部３人，原晋绥干部１人，原晋察冀干部２人，中央派来的干部３人。由此不难看出，原太岳区干部在副省长中占的比例稍高。其时，山西省设有５个专区：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晋南专区，与之相对应设立有５个地委；省辖市（即地级市）４个：太原市、大同市（雁北专区代管）、阳泉市（晋中专区代管）、长治市（晋东南专区代管）。全省共有９６个县、１０个市辖区。各地委、市委和专区、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中，有原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的干部，他们交叉任职，太行、太岳两区干部占多数。截止到１９６５年，全省共有党员总数６１９，６０９名，干部总数２０５，０５９名。〔７〕

　　１９６５年，省内高等院校有山西大学、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前身）、山西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前身）、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前身）、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师范大学前身）、山西矿业学院（后并入太原理工大学）、太原机械学院（今中北大学前身）、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今太原科技大学前身）、山西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今雁北师范学院前身）、晋东南专署医学专科学校（今长治医学院前身）、大同医学专科学校（今大同医学院前身）等１２所高校，共有在校学生１４，１３２人，教职工６，３８０人。〔８〕到文革前，又先后设立了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山西农业劳动大学。

　　综上所述，山西省、地市两级领导骨干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根据地的履历，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正因为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有根据地履历，所以他们和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杨尚昆、李雪峰、安子文等长期在山西工作过的中共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工作联系。加之，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山西。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５年多次作过批示和指示，肯定山西的工作。特别是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１日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时提出，要像山西昔阳县的大寨那样自力更生搞农业生产，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９〕同年６月毛泽东还说，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１０〕从而拉近了山西和中央高层的距离。在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调回北京任职前后，中央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继任人选几经斟酌，方确定了由卫恒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１９１４年５月生于山西省陵川县沙泊池村，１９３８年参加抗日工作，同年１０月加入中共。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年方５１岁，在当时的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在资历方面属于抗战时期参加工作并入党的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和那些在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同志相比，显然是后来人。但是高层认为，卫恒任省委第一书记是选得中的。〔１１〕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由于领导上的左倾错误和个人专断，政治运动不断，反右扩大化，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山西省党组织在有的重大问题上未能从实际和人民利益出发，执行左的一套。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全省竟有１０，２４１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１０，１１３人系党和国家工作人员，〔１２〕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来，在“拔白旗插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居然有２９５，７９１人，尽管不久为其中９９％的人甄别平反，〔１３〕但在文革中他们又遭厄运。１９５９年中共山西省委批转省农业建设厅党组“关于１９５９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作物安排的报告”提出了粮食总产量２８５亿斤，棉花产量６亿斤，油料产量４．５亿斤等一系列高指标。这在当时来说，无论从人民的承受能力来说，还是从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为实现这些指标，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去达标。推行一大二公，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一平二调的事情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当年粮食实际总产量为８１．５亿斤，当年财政出现赤字２，８７７万元。棉花、油料等指标也远未完成。虽然经过后来被称之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山西经济有所好转，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

　　山西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依据中共的组织原则，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的。但并不排除个别领导人私下曾对这些指示本身提出过质疑。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卫恒在１９５９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前就在私下称：“人民公社是十月怀胎、七死八活的早产儿”，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公共食堂民有怨言”，并建议时任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向中央反映这些问题。〔１４〕卫恒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大任还对八届八中全会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并且对此事要保留意见。〔１５〕或许，由此可以窥见到卫恒、王大任等人文革初期被夺权被打倒的历史原因所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不过是原因之一。

　　总体地说，中共山西省委没有理由不紧跟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但是，当跨进１９６６年以后，中共山西省委的步伐实际上却越来越跟不上他们信赖的领袖毛泽东的步子了。原因何在？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二、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山西政局：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６６年春天，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的批判密锣紧鼓，一阵紧似一阵。对翦伯赞等著名学者的批判火力也越来越猛。面对这种情势，山西省委的态度如何呢？同年５月３日，省委在呈送华北局并报中央的“关于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如是说：“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吴晗等人的学术批判，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斗争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认识不足，嗅觉不灵，见事迟、行动慢，因而没有把这个问题摆到省委的主要议事日程。自从《人民日报》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五个多月来，中央一级报刊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资料，《山西日报》、《太原晚报》虽连续转载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对有些文章，未能及时转载，当时并未引起我们省委的重视。今年二月间接到《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省委宣传部于三月三日召集了省直文教各部门及高等院校党的负责同志，传达、讨论了中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针对吴晗、翦伯赞、夏衍、田汉等人的问题，开始了学术批判活动。到四月上旬，全省约有八百余人参加了这场斗争。省剧协组织戏剧界讨论了四次；山西大学文科各系讨论了二十余次，他们成立了六、七个专题讨论小组，写出了三十余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经见报。山西师范学院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文科各系占用了一部分教学时间，进行学术批判活动，青年学生写了不少文章。”不难看出，山西省委把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吴晗等的批判看作是一场学术批判。显然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南辕北辙。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山西省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有所变化呢？诚如上述报告指出的那样：“四月上旬华北局邯郸会议，传达了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是现阶段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１６〕有了这种认识与态度，“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０日召开省直文教部门、统战部门和高等院校党组织的负责干部４０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听取了汇报，检查了山西省前段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卫恒同志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同志，就省委前一段时间内没有把这个问题纳入主要议事日程，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对山西学术批判运动领导的具体意见：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及各有关单位党组织，都要把领导开展这场学术批判运动列为主要议事日程之一，定期研究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培养新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都要有计划地发动与组织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机关干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一方面要紧跟全国学术批判发展的形势，积极参加对吴晗等人的批判斗争；另一方面要立即着手清理问题（包括吴晗等人来山西讲学中的问题），把本省文、史、哲、法、经、教等方面在政治、学术观点上的错误的人，按人整理材料，经省委批准后，进行重点批判。”〔１７〕

　　省委还从组织上加强了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王大任任组长的省委学术批判领导小组，成员有史纪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卢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李慰（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象（山西日报总编辑）。省委要求各地、市、县委都要在常委领导下，指定一名副书记专管此项工作，建立相应的办公机构。省委又下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建立机构，开展工作。

　　会后到４月底的１０天时间里，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单位召开了座谈会１６０余次，参加的人数达两千余人。《山西日报》、《太原晚报》、《山西农民报》、《山西青年报》等报纸在这１０天内共刊登批判文章７０余篇。这说明，省委确实是有意紧跟中央的部署。为此，不惜把山西大学一位教授说的“对吴晗的批判，是雍正的文字狱”称为“敌对情绪”开展批判。〔１８〕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是异乎寻常的，经常使他的同僚和下级赶不上趟。就在山西省委认认真真开展学术批判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政治局内动大手术：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本来互不相干的彭、陆、罗、杨四人生拉硬扯在一起，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１６日，通过了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正是这个通知，为山西省委被夺权、它的领导人被打倒提供了依据。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１９〕

　　当时读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文字，足以使中共高级干部中许多人不寒而栗。然而，长期以来，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没有错误也不会发生错误，一切以毛泽东讲的是非为是非，毛泽东说对，就对；说错，就错；即使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相左，也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薄一波这位资深革命家的一位老领导、老战友告戒他：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２０〕这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悲剧所在，也是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悲剧所在。

　　由此人们可以理解当时山西省委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日，山西省委决定将学术批判领导组改为文化革命领导组，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仍任组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卢梦任办公室主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和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月２１日，山西省委就坚决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五—六通知向各地、市、县委发出紧急通知。内称：“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文件。各地接此通知后，必须立即在县委委员、省直各厅局党组（党委）成员和各厂矿党委委员中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各地在学习和讨论中，除对通知的内容要反复学习，领会精神，并且检查自己的认识、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外，对于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一根本错误的文件，必须严肃地深入地进行批判。”“各地党委学习和讨论的情况和反映，应当及时的书面报告省委。”

　　上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１７天的时候，当时代表中央领导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述直辖市委、省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地委、市委书记，盟委书记和部分县委、旗委、区委书记。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负责干部共１９８人，除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在太原主持省委和省人委日常工作外，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地、市委书记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部分县委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华北局这个中央派出机构在文革初期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但也是最后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在这次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都受到揭发批判，不久即被撤销职务。山西则不同，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常务书记王大任都未被触动，他们只是检查了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错误”。但是，对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２１〕在会议期间太原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则集中火力进行了批判。原因是袁“诬陷省委”，在有些问题上说假话等。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指示要对袁振进行严厉批评，使袁振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为华北局工作会议山西组重点问题。

　　会议期间，省委还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２２〕强加给王中青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蒋家王朝的孝子贤孙”、“漏网大右派”、“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等等；强加给赵树理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叛徒”等等；给李束为强加的“罪名”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撤销其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联主席的职务。可见，当时省委领导人紧跟毛泽东部署，在处理所谓“三反分子”问题上是毫不心慈手软的（尽管后来王谦谈到批判王中青等人是“上压下挤”的结果，但是笔者以为起重要作用的还是当时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因素和大环境使然，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悲剧。“上压下挤”之说似有开脱自己之嫌）。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在中共未执政时就为党从事统战与隐蔽工作做出贡献的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因不堪这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折磨，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２日跳楼身亡。时隔不久，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萍也因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上吊自尽。〔２３〕在不少大中学校和文艺单位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也受到批斗。

　　华北局会议一结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委其他负责人急忙返回太原召开小会或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华北局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山西的文革运动，力图紧跟毛泽东搞好这场运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决定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给山西全省和高校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太原五中、太原六中等大中学校的学生起而效仿，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即成为“炮轰”、“打倒”的目标。有些学校乱批乱斗，不少学校被迫停课。对此，省委规定：“不准大字报贴在校外”，“不准在大字报上随意点名批判”，“不准随便批斗”，“不准张贴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准跨校召开批斗大会”，“不准侮辱人格”，〔２４〕力图把运动引入以往政治运动那种模式之中，但是这些规定效果甚微。

　　６月６日，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大字报称“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请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７月１６日，省委作出《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加强领导，坚决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２５〕同日，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传达了这个文件。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机关、高等院校１７级以上的干部与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１８日，省委以湖滨会堂为主会场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以及书记处书记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等人出席了大会。卫恒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目的和意义”；“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当真正的革命左派”。报告称：“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２６〕报告反映出山西省委和卫恒对本省文革的基本思路。在各分会场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直机关和高等院校共７５个单位的两千一百余人。２０日，《山西日报》以第一版整版并转第二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大会。但是在１８日中共太原市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袁振作动员报告，却声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２７〕与卫恒的报告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混乱。

　　三、１９６６年下半年的山西政局：内外交困的山西省委。

　　自湖滨会堂大会之后，山西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省委的安排和卫恒报告的精神，开展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挖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伸手派，形成了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局面。此期间省委以“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为由，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

　　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１６日，山西省委作出４５项决定，撤职、停职反省的领导干部共４９人。其中撤销职务的１１人：赵光亭（山西财经学院副院长）、窦凯（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委书记）、杨国祯（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院长）、王声（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副院长）、何象履（长治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胡之江（阳泉市副市长）、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并被开除党籍）、郁世仁（太原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束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庞湘川；停职检查或停职反省的有３８人：贾晨林（中国科学院燃料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奇（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弓宏（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王忠（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黄石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庶民（山西省文化局局长）、陶健（山西省公安厅厅长）、石峰（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立远（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兰亭（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隽轩（山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冯瑞如（山西省民政厅副厅长）、宋志先（山西省劳动厅副厅长）、赵德（山西省邮电局副局长）、鱼波（西北一八二队党委书记）、林南（山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西戎（山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塞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阎玉生（山西省储备局局长）、冯毅（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解玉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贾克（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赵向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成江（山西省地质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刘景山（山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黄清池（华北工业卫生所副所长）、郝剑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分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崔晓天（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李子康（山西大学副校长）、陈飞（山西省机电设备成套局副局长）、李进军（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蒋方宇（中条山有金属公司党委书记）、刘敏（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康振锋（山西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卫逢祺（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刘梅（山西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华青（山西大学党委委员、秘书长）。其时，中共太原六中支部书记李雪明、校长冯培云与教师解华和中共忻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程友三、党委宣传委员高云伟与教师冯陶民也因文革问题受到处理。上述人员中，李束为、刘梅、宋华青、李雪明、冯培云、解华、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还被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判。

　　正当山西不少单位按省委的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之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８月１日至１２日在北京举行。并非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卫恒，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全会。这是卫恒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以下同）；批准了毛泽东自１９６２年以来提出来的一系列决策，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从而改变了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在中共中央的位置。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作为全会文件印发。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经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强加给了全党全国全军。由于条件限制，笔者至今未看到卫恒、王谦等人当时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想法和看法的文字材料。

　　卫恒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赶回太原传达会议精神。８月１２日省委发出通知，允许高校师生在校际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访问，召开座谈会。显然，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鼓舞了大多数青年学生的“革命勇气”，他们想要紧跟毛泽东的部署，成为“勇敢的闯将”，于是“就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业学院和山西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生组织起星火战斗队、炮轰组到中共太原市委造反，张贴出一批关于“傅山画集问题”、“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和“炮轰贾俊”、“赶走工作组”的大幅标语。

　　面对此种情况，山西省委仍是引导学生走上传统的轨道。继毛泽东身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８月１８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以后，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有１５万人参加的“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山西省军区、驻晋部队的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省委书记处书记）、焦国鼐（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开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日清（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胡炜（陆军第２１军军长）等出席了大会。卫恒在大会发表讲话，要求“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在辩论中要善于独立思考“，“决不轻易附和”。卫恒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当前，我们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进一步亮明了省委的政治态度，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照十六条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２８〕

　　但是，形势的变化再次出乎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意料和安排之外。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外地学生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山西的大批学生蜂拥北上，直奔北京。北京的学生则乘机到了各地，其中不少人来到太原和山西的部分城市。仅太原一地，就有北京等外地学生１０万人之多。太原市的全部招待所、旅店、澡堂、影剧院成为外地来并学生的食宿之处。〔２９〕山西省委成立红卫兵接待站，专司接待省外来太原串联红卫兵衣食住行之责。来太原的外地学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部分红卫兵和中学生。他们中的部分人是文革刚开始的“保皇派”，有的是保工作组派，有的则是根据所在院校红卫兵安排来山西造反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他们一踏上山西这块黄土地，就参加到“革命造反行列”，不久便组成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等造反组织，和山西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在一起，炮轰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

　　９月１１日，太原五中的一名高中学生刘灏张贴出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字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同月１６日，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的部分红卫兵联合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行动口号是“炮轰卫恒，支持袁振”。这个组织的部分成员于１９日占据山西省第一招待所，把卫恒拉到这里辩论袁振问题。

　　对此，山西省委在《山西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欢迎赴京参观取经归来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文告，强调要按十六条办事，“凡是符合十六条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一切违背十六条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３０〕显然，山西省委在党报上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捍卫十六条，意在抵制和反对群众中把矛头对准省委的言行。但是，他们恰恰忘记了十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在第三部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中指明：“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撤销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３１〕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继续和发展，和《二十三条》一脉相承，它的要害是罢官和夺权，就是要把被毛泽东认为是刘邓司令部的那些“走资派”整垮，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十六条其他条文都是为这个重点服务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来说这就是“革命的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十六条不仅不能把运动纳入省委意图和常规范围之内，反而加速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炮打省委及其领导人的过程。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既然不愿落一个“压制民主，压制群众运动”的罪名，只能是疲于奔命，应对这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运动。不过，省委有的领导人对这种行动颇不以为然，有过一定程度的抵制。〔３２〕

　　然而，令山西省委及其领导人更始料不及的是，又一个严重的政治灾难正在降临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首都国庆１７周年大会上，接见来京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大约１５０万人受到接见。林彪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３３〕

　　１０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紧急指示》还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１０月２４日，山西省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代表省委作动员报告。其实，已经无须动员。《紧急指示》一经宣布，不胫而走。在山西、在全国，掀起一股“抛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军、省军区系统、工厂、矿山、农村外，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各级党委先后被冲击，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里“整群众的材料”的言行铺天盖地而来。霎时间，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的人们感到解放了，纷纷起来清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在山西省城，不少人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纷纷成立造反团体。较大的组织就有９５个。这里仅举出一些当时影响大、能量大的组织：星火战斗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太原重型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以后发展为永红司令部）、太原市红卫兵联络总站、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省委党校东方红、山西医学院革命造反队、太原冶金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太原十二中东方红、太原会计学校井冈山、山西大中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以下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前身系炮轰黑省委临时指挥部）、太原纺织厂红卫兵、太原纺织厂红卫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团、百万雄师、工人联合会、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北京航空学院播火兵团、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山西日报社革命造反军等，录以备考。但是，省委领导人对这种“革命行动”仍然是很不理解。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打通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２５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讲了两件事：一是历史，中央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件事，他如是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３４〕但是，毛泽东对常委分为一线、二线造成的结果是不满意的：“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说自己“过于信任别人。”〔３５〕关于第二件事即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３６〕他谈到文革形势时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３７〕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山西省委冲击的势头更猛了，冲击面更大了。不仅要打倒党内走资派，而且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组织的队伍迅速扩大，对社会现状存在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动中来。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要求混杂在一起提了出来。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

　　１１月２日至１９日山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造反组织要求解散会议秘书处，另立秘书处。同月８日，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和当天刚成立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共数百人将卫恒拉至山西省第一招待所进行辩论，然后要其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八项要求是：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二、交出整群众的所谓黑材料；三、造反组织召开的批判大会，卫恒必须随叫随到；四、宣布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五、撤销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没有卫恒的“卫恒”（意指卫恒的代理人——引者注）；六、为被整的群众彻底平反；七、广播车应由造反派调用；八、各造反兵团在省委设立联络站。对此，卫恒给出六点答复；一、对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二、迅速地积极地为被整的群众平反；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材料不能给；四、１１日以前撤出派驻太原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贾俊除外；五、要求撤销贾俊职务由省委研究，１０日前再给答复；六、录音机去购买，时间不能马上定。他们还要求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大会，与卫恒在大会上“辨论袁振问题”，让参加三干会的人员参加。并要卫恒在为此事已经拟好的《海报》草稿上签字。９日凌晨卫恒签字。稍后，省委有的领导人对卫恒提出批评，指出在《海报》草稿上签字是错误的。卫恒随即于１０日发表《关于十一月九日〈海报〉声明》，称：“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定《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

　　但是，造反组织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当即发表声明重申要继续和卫恒辩论。１０日下午他们在五一广场集会，将卫恒带到会场，高呼“打倒土皇帝卫恒，解放全山西”的口号。现场一部分人见状十分不满，呼着“要文斗，不武斗”的口号，湧上主席台与主持大会及看押卫恒的造反组织成员辩论，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卫恒？造反组织离开会场。１１月２０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等组织的几十人，再次找到卫恒进行“辩论”，长达１７个小时。强烈要求卫恒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后改为“八项协议”）上签字。卫恒最终签字。此举可以理解为特定条件的非常之事，因为当时有个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虽然华北局指出签字是错误的，但在群众压力下卫恒当时不能不签字。值得注意的是，省委的少数常委竟以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鼐、史纪言等八人名义，于２２日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写报告，称“卫恒同学生签署的‘八项协议’有许多是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并建议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３８〕这种撇开省委第一书记和多数常委，联名写报告的行为实属罕见，实际上是在卫恒的背后捅了一刀！这一点恐怕当事人在那时似乎也有感觉，所以在当日即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以八人联合报告作为省委正式报告，使之合法化。这就是省委２２１号文件和省委２２３号文件出台的背景。〔３９〕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到会的常委１４人，除上述８位常委参加外，卫恒和其他５名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会议决定：一、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以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省委常委理应团结一致应对混乱局面。但是却对卫恒的签字横加指责，实属一个失误。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１０月２６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等７个造反派组织的部分人到省委机关围攻王大任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长达１２个小时，迫使王大任、武光汤在他们提出的“协议”上签字。“协议”的主要条款是：立即给受害群众平反；不准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追究打击迫害群众的干部的责任。省委还将此“协议”印刷３万份，发至全省各地。为什么王大任、武光汤在“协议”上签字，省委常委对此毫无反应，卫恒签字却引起常委内部如此反弹，两相比较，岂不发人深省吗？

　　此时的卫恒和省委多数领导人内外交困，处境十分艰难。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被造反派批斗后突然不知去向，几天后在水井中发现其尸体。但卫恒等省委领导人仍在履行书记处的职责。根据华北局的指示，省委决定分别设立一、二线两套班子，卫恒、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贾俊等人为一线班子，主要负责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赵雨亭、刘开基为二线班子，主要负责抓工业农业生产并了解面上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省委要求各地、市委也设立一、二线班子，保持省委与下级的联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风暴向他们袭来。

　　四、夺权经过：１月１２日前后

　　进入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对党内高层之间的不同意见愈来愈不能容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愈来愈脱离实际。３月３０日，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５月，他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是“反党错误”。通过５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罢官夺权，设立专案审查。到了８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制定中央八个口文革运动的十条意见表示不满：“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４０〕

　　鉴于这种认识和估计，毛泽东对山西很重视。山西是老根据地，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长期驻在山西，基本上没有离开山西。中央和不少省、市、自治区的干部都出自于山西，或者是经过山西这块党和军队的落脚地和前进阵地走向全国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都在山西活动过，所以他们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同山西的关系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并认为他们与山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４１〕卫恒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培养的典型。文革开始时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泽东认为卫恒不行。〔４２〕所以，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早些时候就决定了让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４３〕到北京，以便了解他的情况和过去受处分的事情。毛泽东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全局。还认为刘格平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时在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和四川大小凉山彝族问题上反对王震和李井泉过火的做法，是对的，王震和李井泉是不对的。毛泽东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让他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４４〕同年１１月２３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１２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４５〕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４６〕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９个常委（当时山西省军区党委常委实有１２人——引者注）只有他１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４７〕

　　刘格平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４８〕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４９〕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时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继续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１９２３年加入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刘贯一还先后同袁振、何英才〔５０〕、陈守中〔５１〕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刘贯一、何英才分别找省委书记处郑林、朱卫华和省委常委郭钦安，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造反夺权。

　　当刘贯一、何英才分别向郑林、朱卫华、郭钦安表露要他们三位参加造反夺权的意图时，均遭到拒绝。刘格平、刘贯一试图争取一些省级领导干部造反夺权的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刘格平等人并不泄气，遂于１月８日在省军区招待所开会，研究确定行动部署。据刘贯一回忆：“约一月六日或七日，刘格平同志等返回太原，在未回家的情况下，即直到山西军区客舍找我，他告我，中央已指示他联合一些同志站出来，并组织一领导机构，领导群众运动。我问刘，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刘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等语，刘接着问我串联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刘指示我通知以上同志，于翌日上午集合到军区客舍开会，由刘传达中央指示。”〔５２〕陈守中说：“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五日、六日或七日，记不起来），刘格平从北京返回太原后，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曾有一次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５３〕和我），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在这次集会上议定两个问题：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当时曾反复讨论了张日清参加核心小组的问题，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５４〕

　　１月１０日，刘格平等人写的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大字报（习惯上称“五人大字报”）出笼，大字报分五个部分：一、抱着彭真的二月提纲不放；二、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四、玩弄“三干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五人大字报”指控卫恒、王谦等人的种种“罪行”，写道：“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结尾套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元旦社论结束的七个口号并加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句。大字报署名是：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

　　五人大字报贴在省委、省人委门前的墙上，并打印成传单上社会上散发，立即引起强烈反应。造反派方面，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当天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并把山西干部队伍分为这一派和那一派，指控山西省委领导人与所谓“黑帮”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的“黑线”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称“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

　　山西省委方面，卫恒、王谦、王大任当时处于时被批判被批斗的状态。他们对在省城发生一些事情并不知晓。只是１月１２日卫恒在和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研究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稿时，史纪言向卫恒谈了刘格平等人写的大字报并问他对这份大字报有什么看法，卫恒称：“这五个人闹，我不怕，好得很！这个大字报我未看到，总之是：事实可以查对，也可批驳。他们总要无中生有的造谣哩！”〔５５〕至于王谦、王大任、赵雨亭等省委领导人对“五人大字报”的看法，未见当时资料，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在有关文章、讲话、报告和文件中，公开表明了对《五人大字报》的声讨和否定。这是后话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极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５６〕贺电成为山西一？一二夺权和其他地区夺权的催化剂。

　　１月１２日上午，刘格平和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的事宜。下午，刘格平、刘贯一在这里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问题，以山西造反派统一组织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３２个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傍晚，山西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２３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以及刘志兰。〔５７〕丁磊〔５８〕等人。刘贯一主持会议，刘格平讲话。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张日清也在会上讲，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５９〕

　　会议本来准备在谈论成立总指挥部和夺权问题之后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发支持电的事情，但在会议中间刘志兰给了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黑二、三线人物名单》的揭发材料，刘贯一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突然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梁振华跑进会场，向与会者出示了从卫恒住宅中抄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特务罪证”：一、一尊全身的毛泽东石膏像，其前臂断掉（该战斗队在查抄卫恒住宅时摔断的）；二、若干张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大陆空飘的反共传单（系山西省公安厅从本省收集起来作为敌方动态送省委领导人的）。对此他们却深信不疑，顿时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狂热情绪笼罩会场。有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先把黑省委二、三线人物抓起来，抄他们的家”。这一动议即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们立即调集各自组织的人员，分头查抄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的住宅，并对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赵承亮（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

　　抄家以后，刘格平继续和各造反团体负责人在他的住宅开会。张日清、刘贯一等人论及“敌人的严重情况”和夺权行动的迫切性。当即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６０〕为总指挥，朱永庚〔６１〕、宋捷〔６２〕、张建国〔６３〕为副总指挥。特别是与会者看到了卫恒的所谓罪证之后，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当即制定行动方案。调集了１万余人，由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带领分两路到太原市府东街山西省委和省人委驻地，新建北路太原市委和市人委驻地进行夺权。张日清命令山西省军区所辖的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但省委机关干部并不承认这次夺权行动，坚持上班。直至１９日，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等坚持逐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电话汇报。为防不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１３日又从其下属组织中调集了５０００余人到省委、省人委驻地担任警卫。

　　１３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１０００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１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在省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司令部”，“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山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晚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通告》还要求，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照常上班，牢记毛主席的“抓革命，抓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三、勒令山西文革接待站冻结流动资金，停发一切车辆；四、各革命组织要广为宣传上述各条，协助执行。〔６４〕参加该指挥部并在《通告》上署名的２５个造反组织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山西反修兵团、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山西农民造反兵团、山西“延安”文艺兵团、太机第四野战军。

　　１５日晚，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及“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再次表态“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企图消除社会上传扬的对他们的种种不利说法，以便进一步取得造反组织的信任。１６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一份关于省委的材料，标题是：《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罗列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还说：“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鼐、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

　　他们在《报告》中称卫恒等人是“美、蒋特务”，“卫恒黑帮和美蒋的关系值得重大怀疑”，“在卫恒家中革命群众抄出了暗藏的蒋介石像片和反动传单，像片背面还有反攻大陆的行动纲领”；“在卫恒的亲信副省长卫逢祺家中查出地下室，并在地下室的夹壁墙内洞已挖空，其中放置的东西已转移，此人是否美蒋特务打入党内，确实嫌疑很大，山西省委这一反党集团是否里通外国实属可疑”（实际上，卫逢祺的宿舍是建国前旧政府的一个办公室，所谓的地下室就是原来的防空洞）。他们在《报告》中，还把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为避免党委和人委工作的全部瘫痪而组织的第二线班子，称之为“省委的特务组织”，并称“特务组织有组长刘贯文（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组员李玉明（卫恒前秘书），周文（郑林前秘书）等三人”。并把袁平、李文杰、赵承亮、杨奉林、范履端、卜虹云、卢梦等人也都列为“特务情报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报告》中又称：山西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囚禁革命者，保护反革命的保险柜。是刘、邓、彭、薄、安的战略后方。”他们还煞有介事地编造“卫恒、王谦、王大任在他们后台的指示下，跟踪搜捕革命左派，正加以杀害。自从刘格平五位同志大字报贴出后。这种活动急剧增加，白色恐怖严重，面对这种短兵相接的决战关头，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群众力量，直捣敌人的老巢，打断和打乱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出大事。”《报告》请求中央批准“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实行军事接管”。

　　１月１７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效、红联站负责人杨保明（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总负责人）等人在刘格平宿舍开会，策划接管省、市公安机关。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在给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现在完全掌握在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已经成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的的御用工具，来反对革命左派队伍。现在革命群众已经包围了公安厅、公安局。我们的意见请中央考虑迅速下令，由山西省军区接管。”会后，红联站立即宣布夺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到场祝贺，刘格平向中央电话报功。

　　当日，红联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宣布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讯局的权，并派人抢占了这些单位。

　　但是，刘格平等人组织的一·一二夺权却引起了强烈反弹。

　　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态度。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一直认为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策划的这场夺权，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他们表示没有中央的指示绝不把权交给他们。当省委文革办公室请示造反派索要省委印章如何应对时，王大任说：没有中央指示，省委印章不能交出。他们是１月１３日晚在太原北营仓库研究修改省委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稿时，得悉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后作这番表示的。当他们从造反派散发的《海报》中获知要他们１５日到五一广场参加批斗大会时，当时表示拒绝参加。可是在见到《海报》落款署名是省城几个闻名的大造反团体时，他们又决定１５日准时到五一广场挨斗。〔６５〕

　　在１５日号称有１０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被造反派批斗，并施行拳打脚踢，坐“喷气式”。造反派的行为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台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批判发言不得不中断。还有不少人冲上主席台上与主持大会的杨承效等人辩论，显示了对一·一二夺权的反对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蔑视。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听了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后，十分生气，同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卫华商量一起去北京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说明他们是反对夺山西省委的权的。但是省委常委郭钦安则认为，一·一二夺权是有来头的，更何况两位老病人到北京困难重重，恐怕也无济于事，在郭的劝说下郑、朱二人拟议中的北京之行作罢。〔６６〕

　　１５日批判卫恒等人的大会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趁乱之机率人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可是造反组织成员对他的这番话毫不理睬，坚持要卫恒交出整群众的材料。

　　１月１６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六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权。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赵雨亭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并称：“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跨，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当时，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副省长刘开基也在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对一·一二夺权持怀疑态度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表《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一告”），提出“向卫、王、王集团夺权应该怎么夺？谁夺？夺在谁的手里”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了对夺权领导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的怀疑。以后，红色造反联络站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又连续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两告”），《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简称“三评”），不厌其烦地阐述他们“真正的造反派的观点”。一时间，对一·一二夺权的指责纷涌而至，抨击其为“宫廷政变”、“不是左派夺权”，“没有造反派参加”等。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虽然参加了一·一二夺权，但退出了山西革命反总指挥部。

　　此外，由山西工人联合会，山西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团等组织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于１月１３日召开了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新华社山西分社为此写了消息报道，刊登在１月１４日《人民日报》上，以此表示反对一·一二夺权。但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认为此举是支持保皇组织，派人到山西分社造反。还派人到北京新华社要求予以更正。陈伯达出面干预，新华社在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更正”，称“在元月十四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然而，不管各方的反映怎样，山西一·一二夺权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反对，它照样要搞下去。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联站、山西汽车工人造反团、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队等组织的代表。王力在接见时说：“我们研究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表示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见时，关锋说：“山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王力、关锋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形式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

　　１月２４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传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６７〕这篇社论对刘格平们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无论此前或此后，《人民日报》为批准夺权或批准成立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而发表的社论中，从未使用过“毛主席支持下”的提法。山西夺权得到这样的“殊荣”，使一·一二夺权的参加者们诚惶诚恐，欢欣鼓舞，有恃无恐，其政治份量不言自明。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了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使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干部立即意识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特别是被认为“长期受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排斥”的原晋察冀和晋绥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向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靠拢。在山西干部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绥干部后娘养，晋察冀干部歇凉凉”。这就是为什么一·一二夺权能够得到部分晋绥、晋察冀干部支持的历史原因。还有受过省委处分的部分干部也表示：“支持刘格平“。这一点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后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但是，对山西省委的领导人来说，这却是灭顶之灾。赵雨亭、刘开基当时正在北京东方饭店等待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以表明他们不同意夺权并请示解决山西省委在文革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也表示准备接见他们。可是未等周的接见，赵雨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山西夺权的消息和社论，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态度，也就不再找周恩来谈了。〔６８〕但赵对此很不理解，不相信夺权是正确行动。很快他和刘开基被造反派押回山西进行批斗并被关押。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领导人更是被作为批斗重点对象，多次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其它造反团体组织的大会或小会进行批斗。此前，陶鲁笳也被揪回太原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这位被毛泽东十分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也成为“革命对象”，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从１２月下旬起，卫恒就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在太原市迎新街一栋楼房里。而省委常委中有人听了广播和看了社论之后，竟然流了眼泪。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卫恒含冤离开人世，饮恨九泉。不久，王谦、王大任等被投入监狱。与他们有工作往来的一大批工作人员也被打成“特务”、“黑二、三线人物”关进监狱，在押时间有的竟长达两、三年。杨承效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竟然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人的党籍，岂非咄咄怪事。

　　总指挥部还把对一·一二夺权持不同意见的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保皇组织”，其成员中不少也被投进牢房，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一·一二夺权的领导者不但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迫害，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发展一·一二夺权的胜利成果。１月１８日，刘格平在红联站与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和首都赴晋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的筹备会上说：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从此，红联站和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支持的各下属组织，在省城及各专区、市展开了夺权斗争。除已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太原电信局的权以后，又陆续夺了太原铁路分局、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太行仪表厂、大众机械厂、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化局、山西大学、山西省委党校、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４０多个单位的权。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夺了中共大同市委和市人委、中共雁北地委和雁北专署、中共忻县地委和忻县专署、中共阳泉市委和市人委的权；１月２５日，夺了中共晋东南地委和晋东南专署的权；１月２６日，夺了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１月３１日，夺了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权。红联站称他们在这些单位和地方的夺权，是“山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快这些专、市的夺权大部分被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否定，并进行二次夺权。对各专、市、县、区的夺权我们将另文叙述，这里暂且不谈。

　　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报告》称，刘格平等人在十天内“主要作了三件工作：（一）一月十日，贴出由刘格平等五位同志署名的揭发省委大字报。（二）十二日夜，组织各革命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三）十三日晚间，刘格平、刘贯一、陈守中三同志公开站出来在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三千余人的大会上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报告》还说：“我们决定酝酿和布置‘以保证胜利为中心’的第二个夺权斗争的战役，即省城命脉部门（发电、自来水、铁路交通等）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政法、财贸、银行等领导机构和五个地委三个市委的夺权（县委作为第三个战役），并在一部分工矿企业进行夺权”。刘格平等人在《报告》中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在“可能范围内继续给我们以大的精神支援”。

　　１月２０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写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２１日，刘格平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称：“离太原二百华里的地方（具体地点电话上不便讲）发现有二百多人在那里开会，有轿车、吉普车各两辆、伏尔加、联络吉普车各一辆，他们白天不开会，晚上十点以后才开会，早上六点以前散会。他们准备开两个星期，现在已开了四天，据说每人都带有手枪、周围警戒森严，穿的便衣”（实际上是指省委和省人委在孟县召开的全省计划会议）。刘格平还在电话里要求“中央给二十一军打招呼。”江青、陈伯达在刘格平电话报告记录上批示：“联系群众，调查内幕，准备措施，可给二十一军打招呼。”

　　１月２２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五人联名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称“山西省委长期以来实行着特务式的统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大大发展了特务工作”。这张大字报还以传单形式散发到各地。同日，周恩来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出夺权必须大联合，夺权不是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必须反对分散主义、各自为政和无政府主义。当天，林彪对张日清１月２０日《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值得注意。是否需要回电支持，请全军文革酌定。”２５日，中央军委对张日清报告的批语称：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的报告是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报告，现将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张日清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引起注意。

　　１月２３日，华北局书记处致电刘格平，对一·一二夺权“表示支持”，并要刘格平与华北局书记处“联系”。

　　１月２５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效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坐镇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２６日，省军区和２１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本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就其发表过的“三评”、“两告”问题，在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张日清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又支持该厂另一造反组织红卫兵队重新进行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１月２７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集原省直机关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刘贯一在会上训斥与会人员说：“如果你们不揭发黑省委的问题，我们就开公审大会审判你们。”刘贯一指着胡晓琴说：“我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揭发安子文的罪行。”接着又指着卜虹云说：“你是省委的大特务，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特务罪行”。

　　２月１日，刘格平、张日清、袁振、陈守中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夺权情况及下一步部署》的报告。《报告》讲到夺权的情况时称：“山西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能不站出来了”。“我们在一月十二日晚上召开了二十三个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采取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联合行动”。“当张日清同志和我们几个同志说明敌人当前的严重情况后，特别是看到了卫恒家中搜出的反动罪证，各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群众激愤到了极点，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我们同意后他们这一伟大行动并帮助他们制定计划，调集一万名革命群众立即开始行动，这就是一月十二日夜夺权提前举行的原因”。《报告》讲到下一步的部署时称：“一、在所有机关厂矿中放手发动群众并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全面夺权。二、抽调大批的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经过深入动员后到地、专、市发动群众夺权。三、将地委权夺到后即到县发动群众夺权，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初步完成全省县以上夺权任务。”

　　同一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二号通告》，动员全省的造反派“要迅速返回原地，把省城的夺权斗争情况广泛地进行宣传，配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对假夺权或反夺权的要及时揭露，及时把权夺回来”。《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第二号通告》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动员令和进军号”，“把革命的烈火燃遍全省，解放全山西”。也就在这一天，刘格平派遣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邢晓光、赵卫东和太原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朗秀梅等三人，到北京向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后的情况，请示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问题。王力、关锋肯定了总指挥部派工作队到各专、市、县夺权的做法和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完成县以上夺权的意见，对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表示十分赞赏，说“这又是一个新生事物”，让很快成立起来，总结经验。２月５日，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６９〕、李顺达〔７０〕、解悦〔７１〕倡导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问世，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创了劳模造反夺权的先例，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为此，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庆祝大会。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刘格平在讲话中说：“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张日清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打倒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成立山西省公、检、法接管委员会，接管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同时，省军区也宣布对公、检、法进行军事管制。同一天，中共山西省委机关七一公社太行游击队贴出题为《卫恒、王谦、王大任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务活动》的大字报，同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这张大字报有两个附件：一是《原山西省委地下活动已用备用黑据点（太原区）》，二是《山西特务组织系统一览表》。在这份《一览表》中，他们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雪峰和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赵雨亭、贾俊、史纪言、刘开基以及阴发祥、袁平、卜虹云、刘贯文、李玉明、胡晓琴、卢梦、杨奉林、周文、刘建基、欧阳景荣、范履端、柴守约、王文章、赵力之、张琴润、李文杰、郭庆年、刘子英、赵海旺、孟庆怀、吴行凯、葛宜生、肖里、李景文等３８人诬陷为所谓“山西特务组织系统”的头目和成员。

　　２月７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通告》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市、县。地、市、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通告》还称“广大贫下中农站出来，大联合，大造反，同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力量相结合，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２月９日，张日清在《山西日报》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全省全面夺权斗争》署名文章。文章强调：“通过整风要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我们的队伍，形成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文章最后提出：“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建立革命人民法庭”。

　　２月１０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陆军２１军军长）、陈永贵为组员。２月２２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的名单中包括夺权前成立的核心小组５名成员和新补的４人共９人。分工是：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组员：刘贯一、袁振、徐志远〔７２〕、陈守中、胡炜〔７３〕、陈永贵、刘志兰。

　　２月１３日，《山西日报》发表《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评述山西造反派夺权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称它为全国各地”“提供了新的经验”，“作出了新的贡献”。文章评述山西夺权经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碎走资派控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机构”；“充分运用革命的权威，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２月１６日，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张日清在会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对党和人民犯了滔天罪行，已成为山西人民的公敌。他们从上到下，有一条黑线，上面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做他们的后台，下面伸向各地，市、县和各大厂矿、学校有他们的爪牙和帮凶。他们临垮台时，搞了一、二、三道反革命防御线，对抗革命派”。又称：“目前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展开，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市、县和各机关、厂矿、学校，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讲到目前主要任务和干部问题时称：“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对干部我们要采取一抓、二罢、三保的方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地抓起来，坚决专政；对执行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突出政治的，斗争意志衰退的，犯了严重错误不愿改正的分子，要严重斗争他们，但不要过早地处理；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要相信他们，和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张日清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安排一下工作，没有夺权的地方和单位，要进行夺权，夺了权的地方和单位要巩固这个权，发展这个权。”

　　２月１９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在北京向康生、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情况。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刘贯一发言，汇报了以下问题：关于夺权的斗争问题：一、夺权前的工作，二、夺权过程中的工作，三、夺权后的工作；关于实行“三结合”的问题：一、三结合在山西是如何产生的？二、三结合在夺权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三结合在巩固夺权中继续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康生、聂荣臻等人。康生认为山西夺权的经验很好，因而推荐他们到准备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经验。

　　２月２５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同月２７日ｌ０时在陈伯达、王力、关锋的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张日清的署名文章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和３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４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署名张日清。文章称：“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接着又说：“省委内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同革命派结合的时候，我们便主动地同他们联系，支持他们站出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给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同时向革命群众介绍他们的情况，揭露敌人造谣挑拨的阴谋。清除革命群众对革命领导干部的某些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这样，就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月２６日，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一、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张日清任主任。二、派石珉、许荒田到晋南去联合造反派重新夺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三、对大同矿务局实行军管，派王金贵、郗晋书到大同发动和组织造反派重新夺中共雁北地委以及雁北专署和中共大同市委与市人委的权。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扬　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出席了会议，张日清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会上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行机关。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的，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又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的。”会上还宣读了山西省核心小组《关于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决定》和《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通告》，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２月２７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２月下旬至３月上旬，奉军委命令驻山西太原等地的陆军第２１军移防陕西省；陆军第６９军从河北省保定专区移防太原等地并进行三支两军工作。

　　３月９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３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３月１２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湖滨会堂开幕。《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里程碑》的社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３９９３人，列席代表２５６人。会议期间，刘格平作《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张日清作《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刘贯一作《关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袁振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名单，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７４〕、谢振华〔７５〕、焦国鼐〔７６〕、陈永贵任副主任。大会于３月１８日结束。

　　３月１９日，在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刘格平在会上讲话，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革命人民继　‘一·一二’夺权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刘格平在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说：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开展整风运动。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郭永彪、张宗文、杨承效、陈永贵、刘灏。《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方针胜利万岁》的社论，祝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通过以上的叙述，人们不难看出，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以及张日清、刘志兰在一·一二夺权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和领导，这次夺权是不会成功的。山西造反组织即使夺了权，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也不会认可。就是说，在山西一·一二“三结合”夺权中，这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和张日清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那么，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为什么要写揭露卫恒、王谦的两份大字报呢？为什么要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的权呢？按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革命资历很长。不会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那样单纯天真，上面说什么就信什么。但是，恰恰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关键的举措，这一重大举措直接影响了他们以后的政治命运。

　　笔者以为，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刘志兰之所以造反夺权以及张日清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毛泽东的支持。如前所述，早在一·一二夺权前，毛泽东就认为卫恒不行，山西的文革要由刘格平来搞。并且要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把以上指示传达给刘格平。刘格平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同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张日清等人开会时称：奉中央最高领导之命，要把卫恒等人掌握的领导权夺过来。刘贯一称：“我们这次夺权斗争，所以取得胜利，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给我们的。“他又称，山西“三结合”夺权这一形式，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指点下”产生的。一·一二夺权后毛泽东又要求中央相关部门予以支持。直至同年８月，毛泽东明确指示６９军站在刘格平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并且批示“照办”的中发（６７）２６３号文件，全力支持刘格平、袁振等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刘格平等人赖以造反夺权的强大支柱。没有这一条，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刘志兰和张日清是绝对不会干这种被认为是冒极大风险的事情的。既然最高领袖指示了，就闻风而动坚决照办。这样就有了五人大字报和一·一二夺权以及其他行动。

　　第二，长时间存在着的山西干部队伍中特别是领导层中的排外情绪，换句话说，就是领导圈子里的山头主义、地方宗派主义，这是文革前山西政治生活中的弊端。但是，从赖若愚到陶鲁笳、卫恒，历任省委第一书记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凡不是太行、太岳的干部，都不会被重用，对外来干部则有排斥现象。从赖若愚主政山西（赖以前的山西省委书记先后为程子华、高克林）以来，太行区干部不断提拔到省委、省人委的领导班子中。特别是陶鲁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池必卿、王大任、于林、史纪言等一批有太行区履历的干部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６年陆续进入省委常委班子，１９５６年３月王谦由中共中央机关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进一步一步增强了原太行区干部的话语权。

　　文革初期一时甚嚣尘上的所谓袁振问题，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典型例子。其实，袁振在当时的华北局会议上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提了一些自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就被揪住不放，横加批判。从组织程序上讲，袁振此举无可厚非，卫恒等人大可不必那样的兴师问罪。但是，在卫恒等人看来，袁是刚到山西不久的外来干部，又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加之处于文革这样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阶段，所以，必须使之服从省委，不能乱说乱动，否则会给卫恒、王谦等人造成极大的被动。殊不知，这种做法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刘格平、袁振等人不堪忍受，起来造反夺权。以致于夺权后不少外来干部和非太行太岳干部，纷纷起来揭发和声讨“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行。省委这种左的做法，不仅表现在对待袁振和刘格平等人方面，也表现在对待黄克诚态度方面。如１９６６年省委要求，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黄克诚不能参加庆祝国庆１６周年的有关活动。

　　第三，刘格平、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都是以有所谓“错误”而被安排到山西的。

　　刘格平是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日本侵华当局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十几年，１９４４年出狱。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委。中共建国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此后，担任过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５８年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为在民族工作中与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王震、汪锋等人的意见相左，被指为“犯有地方民族主义错误”，１９６０年９月入中央党校学习；１９６５年下放山西任副省长。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认为刘格平在处理新疆和四川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做法是对的，其他人是不对的。刘格平虽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可是连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都未能参加，因此心中有气。刘格平也自认为是“受刘邓司令部迫害”　的，自诩正确。特别是在１９３６年出狱声明问题上，他向中央和毛泽东写的情况说明材料，客观上迎合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促成了薄一波等６１人的错案。因此，刘格平敢于造反，夺卫恒、王谦等人的领导权。

　　刘贯一的资历也很老，１９２６年２月入党，担任过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长期从事中共的联络、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工作。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自称同“彭真的错误作过斗争”，“受到彭真的迫害”。１９６３年到山西任副省长，１９６５年任省委常委。但他认为“山西省委排斥他”。文革开始后，彭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使刘贯一感到有了出头之日，同时他认为山西省委同彭真“有黑线关系”，所以当刘格平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山西夺权问题的指示时，他立即响应，游说部分省级领导，鼓动这些人“站出来革命”，并积极参与策划、领导了一·一二夺权。

　　至于袁振，他在文革初期受的打击最深，不仅被华北局和山西省委指为“野心家”、“伸手派”，而且被罢官。他参与领导一·一二夺权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仅如此，夺权前他还通过自己的子女插手造反组织和红卫兵，试图以此作为反击卫恒、王谦等省委领导人的筹码。

　　陈守中也是位老干部，来山西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之前，任中共包头钢铁公司委员会书记。因为他不同意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给时任包钢党委副书记、经理杨维的历史问题平反而受到批判，并被调离包钢。对此，王谦曾称：“这样就不错了，没给你们降级处分还不算好！”他和袁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有共鸣，所以，他给卫恒、王谦、王大任写大字报、参加一·一二夺权可谓是事出有因。

　　何英才，曾用名杨高梧，是一位山西土生土长的老党员，１９２６年入党后从事白区工作，坐过牢，　１９２８年就担任山西省委委员。抗战时期活动在太行山上，曾任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长，晋豫区党委书记。建国后一直未被重用，到了１９６５年方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为什么要造反夺权？笔者至今未见详实资料解释原因。但是在一·一二夺权前何英才未被吸纳到核心小组，夺权后也没有让他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未被增补为省核心小组组员，只是刘格平等准备让他任政协主任（主席）。可是不久，因有人揭发他的所谓“叛变”问题而被打倒。

　　刘志兰作为陈守中的夫人，既因为历史上在北方局同彭德怀夫妇有过密切来往，又因为陈守中的包钢问题受到影响，加之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期间和彭真的不同意见之争论，使得她经历了不少的政治风浪。来山西后自然是夫唱妇随。她亦通过自己的女儿与省城的造反组织红联站保持联系。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出：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之所以造反夺权，是因为他们有所谓“受迫害”的相同遭遇，也因为他们对山西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性感同身受，同时，他们还认为山西省委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刘邓司令部在山西的代理人”，因此必须取而代之，“把党、政、财、文夺过来，让山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天下！”

　　但是，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并未到此结束。一·一二夺权的策划者和领导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要在山西全省展开一场全面的彻底的夺权斗争，特别是要把地委、市委、县委和专署、市人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等大权统统夺过来，成为山西的新主人。我们将另文叙述这一过程。

注　释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京第１版第１４７０页。
〔２〕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第１版。
〔３〕周恩来：接见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山西代表时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
〔４〕王谦：《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１月。
〔５〕《中共山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简报（太原组）—５—》。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３日。
〔６〕《当代山西大事记》，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１版第３４８页。
〔７〕《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８７．１０）》，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太原第１版〈山西省党组织、党员、干部情况统计表（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６６．５）〉。
〔８〕赵立法编著：《山西高等教育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第１版第１３５页。
〔９〕《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第７９４页。
〔１０〕范银环：〈〈大寨之路〉发表之后〉，《党史文汇》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第１７页。
〔１１〕史怀壁：〈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纪念卫恒同志〉，《卫恒同志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太原第１版第７５页。
〔１２〕〔１３〕《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８７．１０）》，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太原第１版第２９页。
〔１４〕〔１５〕陶鲁笳：〈一身正气无私无畏—纪念卫恒同志逝世２５周年〉，《卫恒同志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太原第１版第１３页。
〔１６〕〔１７〕〔１８〕《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５月３日。
〔１９〕《中共中央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６）２６７号，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日发出。
〔２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北京第１版第８８１页。
〔２１〕袁振，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２２〕〔２３〕卢梦：〈回忆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我做山西省委文革办主任及以后记述〉，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记—山西一·一二夺权前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太原第７６６页，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０２）第２２０号。
〔２４〕卫恒：《在高等院校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
〔２５〕《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６日。
〔２６〕卫恒：《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
〔２７〕袁振：《在太原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
〔２８〕山西史志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７６．１０》，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北京第１版第４００页。
〔２９〕王谦：〈他把共产党员的名节视如生命—怀念郑林同志〉，《党史文汇》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１５页。
〔３０〕《山西日报》，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日第１版。
〔３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第１版。
〔３２〕同〔２８〕，第４０３～４０４页。
〔３３〕《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第１版。
〔３４〕〔３５〕〔３６〕〔３７〕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１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３８〕师东兵：《这是最后的斗争——记史纪言》，港龙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１版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３９〕〈中共山西省委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７日）〉，《卫恒纪念文集》第１页。
〔４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京第１版第１４４０页。
〔４１〕〔４２〕〔４４〕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７４９－７５１页。
〔４３〕刘格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４５〕〔４６〕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５日。
〔４７〕同〔２８〕，第４１３页。
〔４８〕刘贯一，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秘书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党校校长。
〔４９〕张日清，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５０〕何英才，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５１〕陈守中，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５２〕刘贯一：《关于刘格平１９６７年１月６、７日开会的情况》，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１日。
〔５３〕续纯实，太原市委副秘书长。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组员，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５４〕陈守中：《张日清和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关系》，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２日。
〔５５〕李玉明：〈卫恒最后的二十九天〉，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山西一·一二夺权前后》第２２页，山西省内部图书印证，（０２）字第２２０号，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太原。
〔５６〕《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第１版。
〔５７〕刘志兰，前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遗孀，后改嫁陈守中。时为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副秘书长。
〔５８〕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刘格平夫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核心小组解放干部领导小组成员并分管党群口。
〔５９〕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第１２１页，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５日。
〔６０〕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负责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６１〕朱永庚，北京到晋串连的大学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总负责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未到职。
〔６２〕宋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６３〕张建国，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团总负责人。因对一·一二夺权持不同意见被打成“坏头头”关进监狱，后释放。
〔６４〕《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山西日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第２版。
〔６５〕同〔５９〕，第５５页。
〔６６〕孙平：〈回忆郑林在“文革”的日子里〉，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记—１．１２夺权前后》第６４９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太原。
〔６７〕《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第１版。
〔６８〕赵雨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记—１．１２夺权前后》，第６７８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太原。
〔６９〕陈永贵，中共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７０〕李顺达，中共平顺县西沟生产大队总支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晋东南核心小组组员、平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平顺县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晋东南地委书记。
〔７１〕解悦，太原纺织厂挡车女工，太原纺织厂红卫队负责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７２〕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委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忻县地区核心小组组长，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７３〕稍后，因胡炜率２１军移防陕西，中共中央未批准胡炜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央决定６９军调防山西后，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５日回电山西核心小组：“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驻军６９军的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议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３月，中央批准６９军政委曹中南为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
〔７４〕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７５〕谢振华，陆军第６９军副军长。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７６〕焦国鼐，山西省委常委、山西副省长。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一四期 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五一七期 二○○六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