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2609|回复: 0

香港的“文化大革命”

[复制链接]

0

主题

8174

帖子

13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13
发表于 2011-11-11 03:34: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商丘报业网讯: [核心提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地爆发后,除了中国大陆本土之外,相信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冲击。大陆从批斗和抄家逐步演变到翌年的武斗,香港的“左”派随之起舞,许多香港左翼人士学习大陆的红卫兵,手持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

   1.jpg

香港“左”派工人团体的演出晚会。

   2.jpg

   总督府外贴满大字报。

       3.jpg

   “文革”时,香港某国货公司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产品专柜。

  港英政府残酷镇压

   “文革”对一些知识分子有着难以解释的情意纠结,尤其是初期,不少人漠视无辜市民在香港街头被炸死。当年已是资深“左”派报人的罗孚,就对此视而不见,“我形容这是‘无闻’,我们报上一个字都没有”。当时是《七十年代》杂志的负责人李怡对这些血迹斑斑的惨事还表示谅解,“因为我那时相信中国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经过洗涤,牺牲是难以避免的”。

  罗孚当年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更身兼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他回忆,“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到了八九月份,香港就有人响应了,并在新华社内部张贴大字报。他说,当时周恩来总理非常不高兴,甚至下令贴大字报的人立刻到北京,当面训斥了好几个小时,其中一个是已故的黄文放。周恩来当时明白地指出,“文革”只对内不对外。

  当时“文革”越演越烈,造反派开始闯进政府各部门夺权,罗孚记得有一个曾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名叫姚登山的参赞,是造反派的代表,在他的策动下,香港逐步成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

  非常意外的是,促使香港迈进武斗阶段的竟是澳门。当年11月,澳门一项学校工程因遭到官员阻挠迟迟未能动工,校方自行开工后又被有关方面阻止,澳门“左”派于是发动群众到澳督府示威和朗读《毛泽东语录》,澳门警方随后进行武力镇压,酿成多人死伤。广东当局为了支持澳门“左”派,竟然关闭珠海与澳门间的闸口,澳门立即连食用水和粮食供应都出现紧张,澳葡当局终于无奈屈服。

  “左”派在澳门的胜利,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香港“左”派实地到澳门观摩斗争伎俩,罗孚和其他“左”派报人都曾参加。当时大家都受到内地“文革”烫热的狂潮和澳门斗争的胜利所感染,摩拳擦掌想在香港大干一场。

  香港“左”派抗英的武斗,是1967年5月的人造花工厂劳工纠纷擦出的火花所燃起的。在“左”派精心的策划以及当年港英殖民政府集权统治下,社会各阶层很快就响应了“左”派的政治号召,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有鉴于澳门的教训,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强而有力的镇压,流血冲突终于爆发。

  罗孚说,当时中央的传媒,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支持香港人民斗争的言论,甚至向英国方面要求道歉和认错,这些评论对香港的“左”派产生了莫大的鼓舞。

  1967年5月中旬,周恩来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陈毅等所谓温和派,已是大权旁落。北京举行了一个10万人大会,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兼政治局委员谢富治在大会上发言,声称“正告愚蠢透顶的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你们要放聪明点,必须老老实实承担罪责作出交代”。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更鼓动群众,“要进行血泪的控诉”。

  香港罢工罢市接踵而至,但到了年底已无以为继,正是来得急去得快。根据港府统计,7个月的暴动死了50多人,伤者人数有800多人,接近5000人被捕,经济损失自是难以计算,一些中上阶层和专业人士更掀起移民潮。

  金庸成了猎杀对象

   在“反英抗暴”斗争中,作为报人的金庸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1967年5月11日,金庸发表社评,强调工潮不要涉及政治。当天下午,工人、学生及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举行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最后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不少工人遭到拘捕。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金庸在这一天的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从5月16日起,香港“左”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的干部群众,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勒令港英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人、居民,并向全港中国同胞赔礼道歉。5月17日,金庸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社评。

  5月16日到20日,每天都有几千学生、工人和干部到港督府前示威游行,成立了“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从5月18日起,金庸连续发表了大量社评:《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面对“五月事件”,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

  澳门“左”派势力更是禁止《明报》、《明报月刊》在澳门销售。但金庸在1967年6月9日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示《明报》不会屈服:“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明报》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金庸的立场招来了“左”派一连串的报复,他们买通《明报》“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工人,乘工作之便偷偷在《明报》版面上做手脚。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第四版上赫然刊出了一篇题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内容主要是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不要承印《明报》。“我们流血流汗,捱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实际上是金庸曾去瑞士出席国际报业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回港。此事影响非同小可,导致印刷公司员工全部离开《明报》。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在印刷同业的协助下才逐渐恢复正常。

  面对一再的打击,6月24日、25日金庸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谴责“左”派。“六七风暴”愈演愈烈,“左”派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炸邮局、烧建筑物,用鱼炮炸警察,用石头投掷行人和汽车……形势日趋恶化,香港已成为一个“乱港”。7月13日,《明报》发表《恐怖世界,人人自危》社评,谴责“左”派。

  23日,他曾工作过的《新晚报》以3行大字标题刊出了一篇半文不白、充满恶毒谩骂的“奇”文:“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该文揭发金庸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

  8月24日,香港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的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他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沉痛哀悼林彬的死,愤怒谴责“左”派令人发指的暴行,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稳定,愿意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决不妥协、退缩。

  林彬被杀害后,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6人黑名单,其他5人包括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英国考虑“部分撤离”

   为镇压工人运动,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血案,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此后两年中,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和香港回归的不确定性,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香港经济因此受到一定影响。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因此,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报告还建议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应在不晚于80年代早期与北京就香港问题达成统一。

  英国为什么会急于同中国达成非正式协议?这并不是殖民者的良心发现,而是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考虑。鉴于中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在1997年后还想延长香港的租借期是不可能的。英国的目的是努力保持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便在将来归还香港时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为英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份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果“文革”继续升级,来自中国的压力持续增大,英国在1969年就应撤出香港。1967年1月,在澳门“左”翼运动的压力下,葡澳殖民政府一度提出归还澳门。受此事鼓舞,香港“左”翼人士要求英国“滚出香港”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这份绝密报告指出,“在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长期精神压力下,我们或许不得不撤出。”报告还认为,如果有中国在背后支持,则更应该“严肃考虑”撤出计划。因为中国完全可以用一些“经济手段”来搞垮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如发动罢工或者断绝香港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报告甚至无端臆测说,中国会采取一些“政治行动”,如公开鼓励香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暴力和颠覆行动。报告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根本无法维持在香港的统治,不得不撤出。

  为了在关键时刻能从香港安全抽身,尽量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英国人可谓煞费苦心。在曾帮英国维护香港治安的“功臣”——中国籍香港警察的安置问题上,英国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当时,香港有2万到3万警察,包括家属有9万到13.5万人,对英国来说,安置他们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报告建议,除了帮他们在海外找一个安身之所外,不承担“任何责任”。报告还怀疑在英国撤出时,这些香港警察的忠诚,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

  这份报告还揭示了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报告显示,英国当时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他们担心“左”翼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态度截然相反。按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当时在香港举行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英国的种种担心,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政府从未想过武力攻打香港,也没打算给香港断水断粮,中国一直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以及在1997年平稳回归中国。因此,英国的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文图均据《书摘》、《环球时报》

     来源: 商丘报业网——京九晚报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2-5-25 21:17 , Processed in 0.149742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