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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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报业网讯： [核心提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地爆发后，除了中国大陆本土之外，相信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冲击。大陆从批斗和抄家逐步演变到翌年的武斗，香港的“左”派随之起舞，许多香港左翼人士学习大陆的红卫兵，手持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

　　

香港“左”派工人团体的演出晚会。

　　

  　总督府外贴满大字报。

      

   “文革”时，香港某国货公司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产品专柜。

　　港英政府残酷镇压

   “文革”对一些知识分子有着难以解释的情意纠结，尤其是初期，不少人漠视无辜市民在香港街头被炸死。当年已是资深“左”派报人的罗孚，就对此视而不见，“我形容这是‘无闻’，我们报上一个字都没有”。当时是《七十年代》杂志的负责人李怡对这些血迹斑斑的惨事还表示谅解，“因为我那时相信中国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经过洗涤，牺牲是难以避免的”。

　　罗孚当年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更身兼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他回忆，“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到了八九月份，香港就有人响应了，并在新华社内部张贴大字报。他说，当时周恩来总理非常不高兴，甚至下令贴大字报的人立刻到北京，当面训斥了好几个小时，其中一个是已故的黄文放。周恩来当时明白地指出，“文革”只对内不对外。

　　当时“文革”越演越烈，造反派开始闯进政府各部门夺权，罗孚记得有一个曾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名叫姚登山的参赞，是造反派的代表，在他的策动下，香港逐步成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

　　非常意外的是，促使香港迈进武斗阶段的竟是澳门。当年11月，澳门一项学校工程因遭到官员阻挠迟迟未能动工，校方自行开工后又被有关方面阻止，澳门“左”派于是发动群众到澳督府示威和朗读《毛泽东语录》，澳门警方随后进行武力镇压，酿成多人死伤。广东当局为了支持澳门“左”派，竟然关闭珠海与澳门间的闸口，澳门立即连食用水和粮食供应都出现紧张，澳葡当局终于无奈屈服。

　　“左”派在澳门的胜利，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香港“左”派实地到澳门观摩斗争伎俩，罗孚和其他“左”派报人都曾参加。当时大家都受到内地“文革”烫热的狂潮和澳门斗争的胜利所感染，摩拳擦掌想在香港大干一场。

　　香港“左”派抗英的武斗，是1967年5月的人造花工厂劳工纠纷擦出的火花所燃起的。在“左”派精心的策划以及当年港英殖民政府集权统治下，社会各阶层很快就响应了“左”派的政治号召，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有鉴于澳门的教训，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强而有力的镇压，流血冲突终于爆发。

　　罗孚说，当时中央的传媒，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支持香港人民斗争的言论，甚至向英国方面要求道歉和认错，这些评论对香港的“左”派产生了莫大的鼓舞。

　　1967年5月中旬，周恩来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陈毅等所谓温和派，已是大权旁落。北京举行了一个10万人大会，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兼政治局委员谢富治在大会上发言，声称“正告愚蠢透顶的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你们要放聪明点，必须老老实实承担罪责作出交代”。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更鼓动群众，“要进行血泪的控诉”。

　　香港罢工罢市接踵而至，但到了年底已无以为继，正是来得急去得快。根据港府统计，7个月的暴动死了50多人，伤者人数有800多人，接近5000人被捕，经济损失自是难以计算，一些中上阶层和专业人士更掀起移民潮。

　　金庸成了猎杀对象

  　在“反英抗暴”斗争中，作为报人的金庸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1967年5月11日，金庸发表社评，强调工潮不要涉及政治。当天下午，工人、学生及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举行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最后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不少工人遭到拘捕。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金庸在这一天的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从5月16日起，香港“左”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的干部群众，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勒令港英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人、居民，并向全港中国同胞赔礼道歉。5月17日，金庸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社评。

　　5月16日到20日，每天都有几千学生、工人和干部到港督府前示威游行，成立了“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从5月18日起，金庸连续发表了大量社评：《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面对“五月事件”，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

　　澳门“左”派势力更是禁止《明报》、《明报月刊》在澳门销售。但金庸在1967年6月9日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示《明报》不会屈服：“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明报》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金庸的立场招来了“左”派一连串的报复，他们买通《明报》“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工人，乘工作之便偷偷在《明报》版面上做手脚。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第四版上赫然刊出了一篇题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内容主要是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不要承印《明报》。“我们流血流汗，捱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实际上是金庸曾去瑞士出席国际报业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回港。此事影响非同小可，导致印刷公司员工全部离开《明报》。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在印刷同业的协助下才逐渐恢复正常。

　　面对一再的打击，6月24日、25日金庸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谴责“左”派。“六七风暴”愈演愈烈，“左”派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炸邮局、烧建筑物，用鱼炮炸警察，用石头投掷行人和汽车……形势日趋恶化，香港已成为一个“乱港”。7月13日，《明报》发表《恐怖世界，人人自危》社评，谴责“左”派。

　　23日，他曾工作过的《新晚报》以3行大字标题刊出了一篇半文不白、充满恶毒谩骂的“奇”文：“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该文揭发金庸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

　　8月24日，香港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的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他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沉痛哀悼林彬的死，愤怒谴责“左”派令人发指的暴行，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稳定，愿意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决不妥协、退缩。

　　林彬被杀害后，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6人黑名单，其他5人包括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英国考虑“部分撤离”

  　为镇压工人运动，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血案，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此后两年中，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和香港回归的不确定性，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香港经济因此受到一定影响。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因此，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报告还建议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应在不晚于80年代早期与北京就香港问题达成统一。

　　英国为什么会急于同中国达成非正式协议？这并不是殖民者的良心发现，而是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考虑。鉴于中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在1997年后还想延长香港的租借期是不可能的。英国的目的是努力保持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便在将来归还香港时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为英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份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果“文革”继续升级，来自中国的压力持续增大，英国在1969年就应撤出香港。1967年1月，在澳门“左”翼运动的压力下，葡澳殖民政府一度提出归还澳门。受此事鼓舞，香港“左”翼人士要求英国“滚出香港”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这份绝密报告指出，“在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长期精神压力下，我们或许不得不撤出。”报告还认为，如果有中国在背后支持，则更应该“严肃考虑”撤出计划。因为中国完全可以用一些“经济手段”来搞垮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如发动罢工或者断绝香港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报告甚至无端臆测说，中国会采取一些“政治行动”，如公开鼓励香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暴力和颠覆行动。报告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根本无法维持在香港的统治，不得不撤出。

　　为了在关键时刻能从香港安全抽身，尽量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英国人可谓煞费苦心。在曾帮英国维护香港治安的“功臣”——中国籍香港警察的安置问题上，英国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当时，香港有2万到3万警察，包括家属有9万到13.5万人，对英国来说，安置他们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报告建议，除了帮他们在海外找一个安身之所外，不承担“任何责任”。报告还怀疑在英国撤出时，这些香港警察的忠诚，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

　　这份报告还揭示了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报告显示，英国当时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他们担心“左”翼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态度截然相反。按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当时在香港举行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英国的种种担心，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政府从未想过武力攻打香港，也没打算给香港断水断粮，中国一直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以及在1997年平稳回归中国。因此，英国的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文图均据《书摘》、《环球时报》

     来源: 商丘报业网——京九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