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 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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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

印红标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四五运动，同时出现了思潮活跃的局面。在这次群众运动和民间思想探索活动中，青年都充当了先锋的角色。本文以四五运动发生前后的1975-1976年为期，考察这一时期青年的思想探索活动，尝试梳理其思想脉络。

1974年以后，中共党内斗争逐渐尖锐化和公开化。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1965年三届人大上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蓝图，振奋了久遭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不久，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针对“文革”以来极“左”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成绩卓著，深得党心、民心。但是，全面整顿始终面临来自党内最高层的干扰和阻挠。

毛泽东从1974年10月以后，多次谈论理论问题，发展了他的带有浓厚空想特点的社会主义构想，由此开始了极“左”的理论学习运动。1975年1月，姚文元发表文章《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张春桥发表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抗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1975年11月，四人帮占据了上风，发起“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浪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中间再度出现思潮活跃的局面。上山下乡运动中开始的政策批判的思想潮流与党内斗争互相呼应，迅速由少数人的思想探讨发展成颇具声势的群众思潮，在1976年清明节演成人民抗议运动。同时，这一思想潮流以上海青年王申酉为代表，向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青年中的社会和制度批判的思想流派，强化了对特权及其制度基础的探讨，也出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趋向。作为民间的左翼思潮，这一思潮与中共党内的极“左”思潮有所交集，但是，坚持了强调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的诉求，坚持了制度分析和制度变革的传统，基本上保持了与四人帮相区别的独立立场。

    这一时期政策批判和社会批判两个潮流，除了理论化的共同趋势之外，还分别提出了学习外国的愿望。政策批判派要求结束闭关锁国，对外开放（王申酉）；社会批判派提出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立法、、行政三权分立等政治体制，实现人民民主的主张（陈尔晋）。

八、     批判党内“左”的错误，谴责四人帮

1975-1976年，青年中的政策批判的思潮迅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及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四人帮。

四川青年“马列主义研究会”

1975年8月，四川省万县几位青年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探讨而成立的团体“马列主义研究会”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这些青年的思想探索曾经受到1974年张贴于广州街头的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与李一哲的观点有不少相近之处。

（1）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案

    “马列主义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酝酿成立于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间 ，有8名成员，其中核心成员是张闯、牟其中、刘忠智三人。

    张闯出身于工人家庭，“文革”初是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该校“八三一战斗纵队”的头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是小有名气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张闯毕业后，被分配到万县工作。

    牟其中出生于万县一个颇有名气的工商业者兼地主家庭。1959年高考前夕，他与同学游览本地名胜，作诗题壁，被污为反动标语，从此失去了读大学的权利，当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推为本厂造反派的头头。

    刘忠智出身于商人家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四川大学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八二六”，只是一般成员。1968年底毕业，被分配到万县工作。

    1971年林彪事件带来的思想震撼、社会现实与理想追求的巨大差距，激起了这些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的愿望，张闯、牟其中、刘忠智一起建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先后参加马列主义研究会活动的青年有十来人，都是万县本地出生或者从学校毕业以后到万县工作的青年。

1974年，张闯给朋友们带来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的民主与法制》，引起大家强烈的思想共鸣，激发了进一步读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探讨现实问题的热情。

1975年4月 ，马列主义研究会讨论通过了《学习计划》，提出理论学习、现状调查和历史研究的任务。研究会成员阅读的书籍是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亚当•斯密的《原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这些远离大都市的青年，没有机会读到“灰皮书”之类内部书籍。

1975年4月初，研究会成员当中理论和写作能力比较强的刘忠智综合了研究会成员的读书心得，执笔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价值论质疑》，牟其中撰写了《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这些文章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不久，研究会的活动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张闯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在8月下旬被公安部门抓捕，据说受此事牵连而遭逮捕的有40多人。在公安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牟其中等人从朋友那儿听到了风声，决定销毁研究会所有的材料。刘忠智不忍毁掉自己的思想成果，将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劳动价值论质疑》两篇文章以及研究会的《学习计划》藏匿在家中，不料被搜查出来，落到公安机关手里。

据说，万县法院两次向四川省领导提出处理意见，提议判处张闯和牟其中死刑，刘忠智死缓，但是当时任四川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没有批准对涉案青年处以极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工作人员到万县，直接关照清理此案。1979年12月31日，马列主义研究会的成员获释。1983年，万县地区领导和公安部门有关部门做出为马列主义研究会彻底平反的决定。据说，直接关照此案平反的中央领导人是胡耀邦。

（2）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的主要观点

从披露出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片段等资料 看，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的基本倾向是批判“左”的政策。

这些青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他们认为，1957年“反右斗争是整知识分子，扼杀了党外民主”，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扼杀了党内民主”。经过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带来的是人们积极性的低落、生产资料的荒废、生产力的破坏、国民经济的十年徘徊，……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国民经济糟糕到连劳动力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地步……，这些残酷的现实使人深醒：人们“突然发现，我们这个民族自以为用革命推向前进，却原来是拖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当时，青年当中已经有对“文革”和“文革”之前政策的怀疑和批评，然而，能够如万县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样，敢于明确否定1957年反右派斗争，并且将其与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后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联系起来，作为给人民造成苦难的系统错误进行批判的，仍然不多见。这是他们思想的深刻之处，表明他们走在青年思想潮流的前列。这些被当时的党政领导定为“反动”的观点，却与6年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相关论断十分接近。

这些青年主张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与当时官方反复强调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封建法西斯复辟造成的”，“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政治条件是封建法西斯复辟”。他们说：“我国生产力的落后，手工业式的农业，工场手工业式的工业为封建法西斯的复辟创造了条件。……不管御用文人怎样粉饰，我们只能痛心地指出：今日的中国，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招牌，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外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些封建专制者镇压人民的工具。共产党正在变成法西斯党。封建法西斯正在全面复辟，局部地方已经复辟。……从局部已经复辟的地区可以看出这种复辟的特点：政治上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经济上的官僚资本主义。”

他们说：“我们要告诫那些农民革命家，不要忘却中国农民昔日的苦难，请君莫奏前朝曲，应为共产斗终身！”这些青年把林彪集团定性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受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更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林彪集团宣称紧跟领导者个人，搞裙带关系等封建性特征早已是有目共睹了。

这些青年主要批判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仅抨击林彪、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并且视封建主义为这种错误的社会根源。他们说：中国原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工人阶级人数很少，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少数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农民战争，因而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不少王金发式的都督和阿Q式的战士。另外，还混入了“袁世凯和章介眉式的敌人（袁世凯指代林彪，章介眉指代张春桥）”。这些青年在讨论时，就讥笑过江青的文艺“三突出论”和现代迷信。他们的《学习计划》要求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弄清楚“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与‘样板论’‘颂神论’的对立”。

《中国向何处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政治条件是封建法西斯复辟，这一点姚文元是不敢涉及的，也是不愿说的。他们认为林彪与四人帮一起组成了反革命的“五一六党人”。他们以“四大家族”指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号召说：“今日的叛逆者，应拿出百倍的勇气和决心去经魔历劫，打倒新生的封建的四大家族”。马列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多有造反派的经历，有的人还曾是或大或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他们为什么要抨击自己曾经狂热投入的“文化人革命”，甚至对“文革”发动者也有所批评呢？资料说明：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对“文化大革命”后果的失望。他们当初投入运动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但是，几年来严酷的事实打碎了他们的幻想，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张闯对朋友们说过：“文化人革命的成果得而复失”，“革命八年我们被利用了”。因此，他们曾经有过的对领袖无条件的崇拜不复存在。《中国向何处去？》写了这样的话：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也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与封建势力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中途妥协，使人民遭到了惨痛的牺牲。”这显然是在批评毛泽东。

牟其中在回忆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思想转变时，说了一段非常传神的话：“我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当我发现了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并顽强地坚持这些错误时，毛主席那种‘神’的灵光在我们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极了，犹如牛虹发现红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骗了自己一样。”  

《中国向何处去？》支持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主张，认为遭到批判的李一哲是“被误会的革命者”。在《学习计划》里，他们把弄清“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联系实际，批判现实，提出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制纲领”列为政治方面学习的任务。

他们以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作为参照，抨击现实政治的不民主：国家干部不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选举制，而是终身委任制；人民代表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上面圈定；专政机关不是保护人民而是镇压人民；没有党和群众的两种监督，只有不知对谁负责的特务监督和不管用的群众监督……。

这些青年还对“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强调的“左”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精神的作用强调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即唯意志论的地步。”他们说：“谁否认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谁就把千百万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蜕变为少数主观主义者的空想。”因而“工人、农民——我们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地用怠工惩罚了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

他们在《学习计划》中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弄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划清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的界限。联系实际，批判现实，提出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又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以“按劳分配”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此外，他们认为在文化方面应实行“双百方针”，在教育方面应当“在人民内部不分等级，按德智体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

这个比较全面的学习和探讨计划，被突如其来的抓捕所打断。从现有资料看，他们的思考和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探讨比较粗略。

四川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对“左”的方针政策的批判，受到广州李一哲大字报观点的影响，与之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思想群体的成员在“文革”中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1974年以后，类似的观点越来越多地出现，逐渐发展成青年当中流行的一种思潮。

反思党内斗争，批判四人帮

1974—1975年，全国各地不断有青年人以大无畏的勇气，通过不同的方式发表对政治的看法，反思党内斗争、批判四人帮，反映出批评性的青年思潮逐渐发展的趋势。以下是发生在不同区域的几个有一定影响的案例。

（1）重庆白智清上书和大字报事件

1974年，重庆钢铁公司29岁的技术员白智清 ，化名“赤心客”先后致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谴责四人帮和“文化人革命”，吁请打倒四人帮，被公安部列为“赤心客反革命案件”予以追查。1976年，白智清又在重庆和成都张贴大字报，批判张春桥。

白智清在“文化人革命”初期，与很多青年人一样，参加了群众运动。他在“大批判”中读到彭德怀1959年给毛泽东写的“万言书”，思想深受触动，重新思考党内斗争和“文化人革命”的是非曲直。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看到无数老干部和普通群众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停滞和倒退，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在逐渐明朗的中共党内斗争中，他坚决地站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认为必须打倒倒行逆施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中国才能摆脱灾难。1974年，他写信给周恩来、李德生、叶剑英，1975年写信给邓小平，请求他们采取行动铲除“四人帮”。1974年他还写信痛骂江青。

白智情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指出，国家和人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针对党内斗争的态势及周恩来的处境，进言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千古如是。这些人锋芒毕露，矛头所向之处，总理您应当是非常明白。……

敬爱的总理，不要以为它们有多大的力量，您应该清楚，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上上下下就连造反派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恨不能食江皇后之肉，喝王洪文之血……人民在爱国的一边。……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敬爱的总理，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昌盛，切勿手软啊！”

他在给其他几位老革命家的信中也毫不含糊地促请采取非常行动直至政变，粉碎四人帮。他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甚至设想了解决四人帮的步骤。

这些信，带着青年人血气方刚的激愤，寄希望于策动党内高层采取非常行动以至政变，打倒“四人帮”，以拯救中国。一个远离北京政治决策层的普通青年的设想难免幼稚，令人惊叹的倒是后来历史的发展，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竟和这位青年两年多以前鼓吹的方式相似。

白智清投书中央领导未果，转而面向民众进行宣传。1976年2月7日，他以“中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署名，写了大字报《我爱我的中国》，于次日张贴于重庆市中心解放纪念碑前的交电大楼的墙上，接着，他写了第二张大字报《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一一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于3月4日，张贴到他的家乡成都市的热闹之处——盐市口。随后，他躲在一个僻静的县城旅馆写他的第三张大字报《二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准备张贴到西安和郑州。这时，公安部已经发出捉拿白智清的通缉令，于6月将他逮捕。

白智清的大字报以张春桥1958年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为靶子，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党内极“左”路线 。他在大字报中指出：张春桥是用的“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按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利用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利用极左的口号来反对马列主义”。张春桥所说的“供给制”曾经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危害，给全国人民造成空前灾难，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被历史判了死刑”。

白智清对张春桥1958年文章的批判当然是针对现实的。事实上，1958年赞赏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正是毛泽东。由此可见，白智清对张春桥的批判，实际是针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白智清本人应当是十分清楚的。“文革”后公开发表的白智清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和大字报的版本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毛泽东，这可能是白智清原文中的回避，也可能是编辑人员作了删节。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白智清对党内极“左”路线的批判，符合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基本精神。

白智清大字报提出中国面临两条路的抉择，他说：“同志们：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带领我们走的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一条是，张春桥的把天下良田变成草原的‘原始共产主义’，让张春桥的‘原始共产主义’见鬼去吧！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我们中华民族要繁荣富强，不要落后贫穷。”他的话反映了当时很多群众的思想，就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分析党内斗争，把希望寄托在老一辈革命家所代表的建国路线，而这种选择的出发点是摆脱贫困，是实现现代化。对于曾经在毛泽东号召和党内“文革派”的鼓动下参与过造反派的众多群众来说，这意味着政治方向的转变。白智清本人很可能就经历过这种转变。他在大字报中说：“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战士，以后的‘批清’受害者，在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骨灰未冷的而今，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上，我们只有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这里的“批清”指“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打击原群众组织，特别是造反派的头头和群众，目的在于重建一元化的权力机构。它使大批“文化大革命”的追随者心寒意冷，加之国民经济持续徘徊、人民生活今不如昔，这些群众逐渐转为寄希望于他们曾经批判过的老干部，加入了批判四人帮、拥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路线的行列。

（2）史云峰冤案

史云峰是吉林省长春市的青年工人，因批判“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等被迫害的领导人鸣不平，而被杀害。

史云峰1948年生于一个贫苦工人的家庭，自幼深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后，史云峰为班主任老辩护，受到工作组的重视，被推为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应当属于“保守派”。  1968年他高中毕业，同年11月下乡插队落户，1970年回长春的工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动乱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促使他思考。他认定，“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刘少奇是无产阶级革命家。1974年10月26日至28日，史云峰愤然书写、投寄并张贴传单，激烈抨击时政。

史云峰严词批判“文化大革命”，他写道：“文化革命倒行逆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文化革命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所谓‘工农兵大学’，实际是‘后门大学’。文化生活八年发展不大，人们死气沉沉，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他说：“所谓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批斗，……坏人上台，好人受气，党国全变，后遗症已逐步愈演愈烈！”“所谓文化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所谓文化大革命是违背党纪”！

针对文革开始以后文化领域遭受的摧殁，史云峰激愤他说：“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

史云峰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等领导人以及被打倒被迫害的领导干部鸣不平。传单说：“必须给刘少奇同志及其他中央马列主义领导同志恢复名誉！刘少奇主席是以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搞掉的！千古奇怨！”“打倒刘少奇主席是违反党纪国法，是先带帽子后打倒。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部好书，刘少奇并不全错，功大于过！”“工人阶级怀念刘少奇主席！”他说：“我们信任周恩来同志。刘少奇是我党的优秀革命家、优秀理论建设者。”

当时史云峰还不知道刘少奇已经被迫害致死，他“祝少奇同志、总理同志、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又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陈毅同志、贺龙同志致哀！”并且要求：“必须给受到不应该打击和以‘莫须有’罪名非法‘罢官’‘降职’‘挂起不用’的各级革命干部恢复名誉，解放这些同志……”

传单肯定1956年中共八大的路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真正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站起来领导人民……，改变中国现状，马列主义万岁！”“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

1980年为史云峰平反时公开发表的传单摘抄中，没有只字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最高领袖，不知是史云峰传单原文的回避，还是摘抄者的回避。据1980年的报道，史云峰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在回答提审时说：“对毛主席，我是热爱的，是不能磨灭的，我从小唱《东方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但是林彪事件出现以后，自己有想法。”事迹报道没有提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但是显然是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这一点，从给他定的“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罪名中可以得到印证。

传单很快被吉林省委领导列为“44号重大反革命案件”。情况反映到当时的中共，当时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示：“反动匿名信内容极其反动，……侦破此案”，指示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圈阅下达。省委组织了专案小组进行大规模的侦破活动。专案人员原来估计，传单作者可能是35—50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党员、干部。最后发现，是26岁的青年工人一一一史云峰。

1974年12月24日晚，史云峰被秘密逮捕，磊落地承认传单是他所为。在审讯中，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他在关押期间被多次批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但是“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得到纠正。吉林省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不顾长春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的反对，不提史云峰批判江青四人帮的基本事实，以“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于1976年12月17日判处史云峰死刑，两天后执行枪决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3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为史云峰案件平反昭雪，追认史云峰为中共党员，省革命委员会追认史云峰为革命烈士。

史云峰的传单和言论，以口号式的简短文字，表达政治性而非理论性的见解，这与广州“李一哲”的精彩分析和上海王申酉的深刻系统的理论论证有所不同。史云峰抨击的矛头集中在共产党内斗争的是非问题。他反对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革命家鸣冤。从平反以后的报道看，他的思考是质朴的是非判断，从热爱共产党，关心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普通青年工人的角度，拼死呐喊。史云峰的观点平易朴素，勇敢地写出了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私下里普遍议论的疑问和看法，反映了在严酷的思想高压下日益发展的思想潜流。史云峰在被审问时说过：“有我这样思想和我这样情绪和想法的，从党内到党外，有很多很多人……”办案人员问：“你指的是谁？”史云峰回答：“在座的老干部，有的就可能有这些想法，只不过你们不在这里说，而是到家里说……”他说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实际情况。

（3）青年教师李春光抨击文艺政策

1975年，在邓小平与四人帮围绕文艺整顿进行的斗争中，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在讨论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的会议上，勇敢地站出来批判文艺政策，矛头直指江青，不仅在文艺界引起广泛共鸣，并且惊动了中央高层 。

1975年5月至7月，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情况，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一年电影《创业》成了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反映大庆石油会战的故事影片《创业》遭江青、姚文元的否定，被说成是“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江青控制的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提出了十点指责意见。《创业》的剧作者张大民给邓小平写信，不服江青和文化部的批判。邓小平将信转呈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处于被动。

北京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李春光，在8月2日和4日讨论毛泽东批示的会上发言，猛烈抨击文化部，矛头直指江青。随后，他又将发言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

李春光批评文化部给《创业》定下的十条罪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 李春光指出：“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艺政策，不能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应当调整。”

谈到文艺界的干部政策，李春光质问道：“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这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他说，当前的对干部的政策使“我想起列宁的一句话：用一些满口胡说八道的新领袖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李春光在“文革”初曾经真诚地参加群众运动，但是事实教育了他，迫使他反思。很多参与过造反派群众运动的青年有过从批判走资派转向拥护老干部，反感“文革”“新贵”的思想经历。

李春光的发言是批判文化部，实际上是对着江青。人们都很清楚，文化部是江青直接控制的部门，文化部的决定是秉承江青的旨意。李春光在发言中说：指责《创业》“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这话荒谬，因为艺术上只有水平高低、粗细之分，怎么能有正确错误之分？当时都知道，这句话是江青讲的。李春光回忆说，当时把毛泽东的话当作“尚方宝剑”，批判四人帮，实际上他已经不再认为毛泽东的话都是正确的，对毛泽东也有所不满。

李春光的发言和大字报是对四人帮的政策性批判，是在党内斗争尖锐化的时刻，鲜明的表态。他回忆说，他是即兴发言，没有理论上的深思熟虑，却是讲出了长期积郁心中的块垒。他的讲话很快在文艺界和干部群众中流传。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得到大字报的抄件，通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批给邓小平8个字：“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毛泽东批示态度模糊，没有对李春光做明确的定性。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势力进行了反扑。1976年6月，文化部强令中央音乐学院“采取果断措施”，对李春光“立即进行隔离审查”，同时追查大字报的同情者，特别是严厉追查所谓幕后指挥者、策划者，为政治目的寻找炮弹。  据说，江青有话：李春光的大字报已经成了邓小平反革命政变的材料了。  对李春光的“隔离审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即告停止。

（4）群众性的抗议浪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一事件发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头上，党内斗争白热化的时刻，因而悼念和怀念周恩来的活动就不仅仅关乎对周恩来个人，而带有对党内斗争表达意向的意味。

进入1976年以后，各地群众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言论和活动形成了强大的浪潮，此起彼伏，遍于全国。在这个群众性抗争中，青年担当了先锋的角色。

2月初，重庆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的青年教师谢幼田在市区繁华的解放碑交电公司大楼东侧墙上张贴署名“一工人”的大字报《提醒注意》，提出：“请注意当前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2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中山路仓库的汽车司机何庆华发出《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批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2月中旬，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共产党员窦守芳在北京天安门、王府井、西单、西四等地张贴小字报：“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的大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窦守芳还针对清华大学组织张贴大量“批邓”大字报，在清华园内贴出几十张小字报，说：“同志们，请不要受蒙蔽，这些大字报是他们压出来的。他们有的是舆论，缺的是人心，凭借的是白色恐怖，手法是煽风点火，运动群众，目的是篡党夺权，下场是必然灭亡！”

2月23日，福建省机械局刘宗利在福州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六大罪状，震动了福州。3月8日王洪文亲自下令追查。

2月26日，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清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一首词《天仙子•葬志》，表达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痛恨。

3月2日，武汉市街头出现署名“寒城牛”的大标语“继承总理遗志，实现四个现代化” 及油印传单《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

3月9日，贵州省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名青年工人，在贵阳市贴出题为《对目前形势和新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并油印80份，自费前往郑州、长沙等地散发、张贴。大字报针对四人帮的谬论，论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在目前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大字报写道：“张春桥这个人物是十分可疑的，曾有几万人揭发他是叛徒”，“揭发和批判党内还在走的走资派张春桥是十分必要的”。数日后又贴出了续篇。

3月13日，陕西西安市一个青年工人给毛泽东写信，揭露“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同时写诗道：“望巨星，殒于大，泪洒江边。看今朝，男盗女娼，怨恨满人间。”

3月20日，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的谬论。3月26日又发出一封。

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王运德、张精美、殷辉在南京中山东路贴出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3月，上海“四人帮”掌握的《文汇报》的报道，涉嫌影射攻击周恩来，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3月5日《文汇报》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学习雷锋活动的新闻稿，删去了原稿中周恩来给雷锋的四句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刊发的通讯《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有这样的字句：“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当时报刊批判邓小平时没有点名，而是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代邓小平。人们愤怒地指出这是暗中攻击周恩来为“走资派”。数日之内，《文汇报》接到各地发来的抗议信和电报421起，抗议电话1000多次。

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学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市中心的鼓楼，送到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经作为中共代表工作过的梅园新村，沿途市民纷纷加入，成为南京市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  3月29日，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贴出大字报并在全市主要街道张贴大标语，指出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要用鲜血保卫红色江山。30日，南京大学的学生在过往南京的火车上刷上了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上述情况和言论只是依据《四五运动纪实》一书附录《四五运动日志》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所提供的、尚不全面的记录，但是足以说明反对“四人帮”的政治思潮的高涨。  1976年3月《文汇报》事件激化了群众的反抗情绪，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事情之外，南京学生和市民的抗议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揭开的四五运动的序幕。

四五运动的政治诉求

四五运动是一次群众性政治运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张贴的诗歌和祭文的基本政治诉求，是在怀念周恩来的同时，表达对中共党内斗争的态度：谴责“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路线，拥护由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为代表的务实路线；表达对实现现代化的热切期待。

（1）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言论在党内斗争的方面，拥戴周恩来和老一辈领导人，视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

一篇祭文说：“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耸入云端的高山，而那些人只是山下的一撮黄土。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阶级大搏斗，党内的资产阶级、那些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妄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在中国搞复辟，葬送您和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列主义大业。但是，他们的阴谋决不能得逞，广大革命人民决不答应！”

另一篇祭文说：“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正在极力培植死党，拉拢亲信，逐步控制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权，打击污蔑革命力量，恨不得将老一辈革命家和年轻的革命者统统除尽为快。他们不但妄图把老一辈革命家夺取政权的丰功伟绩一笔勾销，还要把二十七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统统抹杀，以达到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千千万万党员，亿万人民群众是决不会容忍那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胡作非为下去的”。

敢于公开为邓小平鸣不平，表示拥护邓小平的诗歌或者祭文虽然为数极少、但是影响很大。

4月4日晚，纪念碑的栏杆上贴出的题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短文，其中以赞扬的口气写道：
“七五年一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这样的诗文虽然并不很多，然而从人们对党内两派势力鲜明的爱憎当中可以判断，群众的主流意识是倾向邓小平一派的。

（2）在具体政策主张方面，一些祭文或者小字报提出了对“四人帮”的批判：“打倒‘左’倾修正主义分子！” “反对用“极‘左’掩盖极右”，“空喊共产主义”。

一篇小字报提出：

    “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
    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
    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
    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

另一篇小字报说：

“工农兵同志们：当前我国正处在动荡之中。就在中央有一小撮阴谋家，盗用主席的名义，说老革命干部抓生产、抓经济是唯生产力论，是走资派。他们反对抓生产、搞经济，反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他们的捣乱、破坏，当前国家生产停滞不前，农民吃不饱，工人生活下降，……他们拿阶级斗争做幌子，当作他们篡党夺权的纲领，把革命的老将打下去，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一份传单对干部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问：

“为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 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矛头究竟对着谁？”“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说成是‘还乡团’、‘走资派’上台，这是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否定，这不是在为林彪的反动干部路线翻案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是对列宁所说我们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究竟哪些人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3）热烈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

4月4日贴出的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抒发了人民痛恨四人帮专制主义和憧憬现代化的普遍情感，又因为被四人帮作为重要“罪证”而闻名天下。诗的后半部分写道：

    “中国己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实现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不少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了类似这样的决心：“敬爱的周总理，在您不朽的精神鼓舞下，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建立一个繁荣昌盛、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遗愿的信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心愿，……我们不要那些漂亮的口号，不要把我们当阿斗！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强国！”“敬爱的周总理，你放心吧！谁反对您，我们就砸烂他！谁不执行您在四届人大亲手制定的计划，我们就打倒他！”

群众在四五运动中以其行动和言论冲破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的思想禁锢和政治压制，勇敢地运用诗歌、小字报等方式批评四人帮和追随四人帮的当政者，表达了民间政治意愿。四五运动在行动上是自发进行的，在政治上与中共党内斗争相呼应，在思想上受着党的传统政治教育的决定性影响。

四五运动的主流思潮是在怀念周恩来的同时对中共党内斗争表态，反对四人帮，申明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以及表达对中国现实的忧虑，天安门诗文尽管也伸张人民的力量，相信“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 ，“正义的人民，才是新中国的主宰” ；尽管喊出了“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的声音、表达了对“法西斯修正主义分子”的愤怒，然而直接呼吁民主的声音却甚为微弱。在数以千计的诗歌、祭文和小字报当中仅有一份提出“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  至少据“文革”后出版的几本“诗抄”资料而言是这样。  这是由四五运动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人们从政治权利被残暴践踏的事实中更深刻地感到民主的不可或缺，在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斗争中以及获得平反之后的论述中，四五运动逐渐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意义，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

王申酉对“左”倾错误的批判

（1）王申酉的“文革”遭遇

王申酉1944年8月出生了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家境贫寒，学习勤奋，1962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文革”前，他在日记中忠实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因其中某些内容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被视为政治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受到批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王申酉十分反感对文化教育界的破坏。造反运动兴起之时，他参加了一派红卫兵组织，并被推举为头头。不久，对立派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他写过“反动日记”，加上他感到运动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初衷，于是退出了运动。

1968年1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遭隔离审查、抄家，他的书籍、无线电零件和从14岁起写的8本日记被当作“反动思想”的“罪证”。他被送进看守所关押一年零三个月，1970年被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劳动”。同年，王申酉被送到设在江苏省大丰县的师大“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改造”。

在“干校”，王申西失去了学习自然科学的机会，转而阅读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他后来写道，在大丰的研读，使他感到：“马克思主义像一盏明夜的灯，照亮了整个深沉的夜。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整个社会了。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一生的转折点。”  从这时开始，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1972年，王申酉获准返回学校。他努力寻找能够交流学习和思想心得的朋友，曾经与其他因政治问题留校劳动、待分配的学生谈思想和人生。1974年前后，他在上海的公共图书馆结识了几位热心理论学习和探索的、不同年龄和经历的青年朋友，他很自然成了这个“思想村落”的中心。对于这个“思想村落”的活动情况，至今缺少资料。据当事人回忆，王申酉和他的朋友除了交流学习心得，还曾经商讨过成立思想探讨团体的问题。

1976年，王申酉为了让女友彻底了解自己，决定写一封长信表白对政治理论和现实的看法，约好9月11日交与女友。其间恰逢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申酉被严密监视。10日，王申酉正在赶写致女朋友的信，监视他的工人突然闯进来，要他交出那封未完成的信。王申酉奋力撕碎信稿。当天，他被抓进公安局。

关押期间，王申酉得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十分欣喜，以为有了获释的希望。11月，审讯员要求他交代那封信的全文。王申酉凭记忆将原有未完成的两万字长信，在6天之内扩充成六万字，递交法庭。法庭在这篇长文上加了“亲笔供词”四个字。

当时正值华国锋主政时期，坚持“两个凡是” 的方针。上海的法院判处王申酉死刑，原因是王申酉的“供词”涉及对毛泽东的批评。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倒在了枪口下。

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1981年4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为王申酉平反，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代表上海市委讲话说：“王申酉是一个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好青年、好同志。”

（2）王申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

王申酉在关押期间所写的“供词”（即给女朋友的信）是了解王申酉思想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此外还有被公安局查抄的他与兄弟和朋友的通讯。长达6万字的“供词”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党内斗争等问题，对毛泽东晚年关于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王申酉主要探讨了如下一些问题：

1．    批判空想的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王申酉在“供词”中首先谈到他基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尤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性。这里要注意：王申酉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毛泽东的理论，他对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有自己的独立的批评性的分析，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针对着现实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他强调经济基础、生产力、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着当时突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作用的观点。

王申酉在书信和日记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被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王申酉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但是他认为，取得政权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级没有什么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也许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由于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王申酉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向，描述了1956年中国令人鼓舞和怀恋的景象，但是在王申酉看来，此后的中国就失去了光彩：“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

“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

“毛主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毛泽东“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于是，“经济灾难象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一九六二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缰绳勒住了。”

“一九六二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他说话。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党中央面临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王申西谈到：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在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刘少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申酉对中共党内政策分歧和斗争脉络的把握相当准确，其基本评价与他被害以后一年多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及四年以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合拍。而他的这些论述是在看守所里，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在六天内写出的，反映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深思熟虑和认识的深刻。

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王申酉从理论上探讨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经济根源，以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和批判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践和“五七指示”的构想。王申西指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十分具体、形象地描绘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他联系人民公社的实践，尖锐地批判道：“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在信（即五七指示——引者注）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最后，他得出结论：“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王申酉谈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毛泽东由于出身与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在农村，使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经济要求，因此能成功地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但是缺乏对经济的考察和研究。“我还没有看到过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的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

王申酉所肯定的是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这就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认为这条路线是“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历史都会作出肯定的结论。”在这里，他认为运用价值规律是正确路线的中心内容。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比俄国更不成熟的条件下，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尽历史作用，它一定会以各种形态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承认这种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规律，引导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有益的作用，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服务。”

读着王申酉在狱中写就的这些论述，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和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服务的思想，正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中被普遍肯定的方针之一。

2．    对“文革”后期政策的批判

    王申酉对“文革”后期的中国忧心忡忡，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诸多政策进行了批判，剖析了其中的原由。这时全国上下已是经济凋敝，人民怨声载道，他的批评反映了时代的呼声。

    （1）关于工业状况，王申酉说：“据外地来客们的反映，全国各省市的工业情况除上海等二、三个省市勉强能维持外都处在很糟糕的状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干部很少敢抓生产，怕被批判是搞‘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各个工业的企业经济核算不再像文革前那样被重视，由于‘利润挂帅’帽子的压力，再也无人敢过问利润问题”。“利润这根推动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积累的杠杆一旦被抛弃，生产处在无人负责状态，岗位责任制、必要的规章制度被批为‘管、卡、压’，更造成劳动纪律的松弛。”现行分配政策是“基本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王申酉认为应当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利润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他质疑毛泽东“文革”中否定价值的一些谈话。他担忧：以后取消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各企业也不抓利润，生产力怎么能提高呢？“中国的经济关系还很落后，是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的，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规律，如价值规律等还要起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物质刺激、利润和奖金。主席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他的论断是：“如果不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中国在文革中形成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改变。”

       （2）关于农业状况，王申酉说：“解放以来，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异常缓慢”，“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由于分配仍在生产队范围内，故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队办企业的发展。”“工业商品的批发价格并没有相应降低（工业生产率相对地比农业在增高），结果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是受苦最深的阶层。”

他指出：农村政策束缚劳动力流动，违背世界经济发展的城市化方向，农业生产水平仍旧低下。“尽管二十年来工业提供了很有限数量的农业机器，整个农业还是主要依靠简单的工具进行手工劳动，机械化水平十分低。由于农民由法律规定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故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使机器的使用成了障碍。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情况加剧。当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苏联集团国家的农业人口战后以来急剧减少时，中国的农业人口不但绝对增加，而且相对也在增加，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也很少见的情况。”

    王申酉认为，农业生产必须调整生产关系，打破自然经济的束缚，让价值规律发挥推动作用，他说：“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必须要变革，这是肯定的。要让价值规律在经济中发挥其历史作用”。他承认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自己尚没有发言权，但是方向很清楚，必须做大量的深入研究。

（3）关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状况，王申酉指出：“解放以来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多半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这次文化大革命冲击更重大。”对科技和文教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胡耀邦、周荣鑫等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已经讲得很明了，但是毛远新、迟群等人仍然在搞不伦不类的“新生事物”，加剧文教界的混乱。

    “大批文革前出版的文学艺术作品、放映的电影、演出的戏剧都经批评而打入冷宫。与国际间的各种文化艺术交流被切断了。中国人民不仅在物质交往上很少参加全人类的历史活动，在精神交往上更被切断了与这种历史活动的联系，中国人民比文革前更与世界隔绝了。”

（4）关于对外交往，王申酉猛烈地抨击闭关锁国的政策，期待对外开放。他从阅读《参考消息》、“偷听”美国和苏联等“敌台”广播，了解到文革十年间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物质和精神的交流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讲过的那样在加速展开，因而对当时顽固的闭关锁国政策感到愤怒，期待中国向世界开放。他说：“当中国在凝固的状况下渡过这十年后，国际社会却在迅猛的发展。……生产力以空前未有高速度在发展。”在物质和精神的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也以空前规模发展。从生产组合来看，联合性的大工厂、大公司、大银行等已越来越跨出国界线成为国际性的了，生产规模、销售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西欧共同市场、东欧经互会及全世界各地区性的经济联合组织越来越发展，使生产、交换、消费越来越走向统一。”“当全世界居民聚集在电视屏幕前观看美国阿波罗登月舱的驾驶员踏上月球表面的实况转播时，中国大多数农民还相信月亮里有嫦娥和吴刚在生活。”

王申酉面对这巨大的反差，充满焦虑：“当世界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性预言在形成更加密切、相互更加依赖的统一市场时，我国越来越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这个社会像满清王朝一样，采取闭关政策，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隔绝起来。”“中国一定要像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那样加入与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才能真正改变并迅速发展。”

（5）关于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状况，王申西指出：“我国社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不在缩小。在形式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城乡生产效率。” “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内“左派”以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为标榜或目标，提出了一些自我吹捧为“新生事物”的独出心裁作法，例如毛远新提出在工业城市沈阳领先实现由郊区达到农副业自给；王洪文提出上海青年工人进工厂后要先去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常年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社员分配等等。王申酉反对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作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是要有物质的基础的。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地采用大机器生产、大规模经营、高度发展人类的分工”为基础，而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搞消灭三大差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则是“形式革命，实质反动”。就是这样的政策，致使“文革后的城乡差别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他认为：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生产力不发展，分工不足，解决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城乡的生产效率。

3. 对“文革”后期党内斗争的看法

王申酉在这个“供词”即给女朋友的信中谈到他对“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看法。他赞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路线，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方针及其在上海的势力。他热烈地支持1976年清明节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谴责四人帮的“四五运动”，盛赞天安门事件是“悲壮伟大的群众运动”。他说：“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世代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王申酉的这种立场和情感并不是为着个人，而是为着祖国的未来。他悲观地说：“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 王申酉后来的命运对此做了令人痛心的注脚。

王申酉的“供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审视和分析了中国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党内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和斗争，深刻地指出：长期以来居于指导地位的党内“左”的错误，实际上是一种空想的，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指出种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受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眼界，而应当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王申酉具有面向世界的眼光，看到世界经济跨国发展的趋势，反对闭关自守，期待向世界开放。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批判“左”的政策和理论，在思想的广阔和深度方面，在论述的系统性、理论性方面，都堪称是“文革”期间青年思想探索的高峰。

九、    批判“特权”，思考制度变革
    
在1974—1976，“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两三年，社会和制度性的批判性思考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青年思想潮流。在这个时期，这个思潮出现了南京青年徐水良的大字报和云南青年陈尔晋的《特权论》两篇对特权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同时，这一思想潮流面对毛泽东学习理论的指示和四人帮的理论文章，也表现了不尽相同的反应，大体上保持了民间的独立立场。

徐水良关于特权问题的制度性思考

1974年至1975年，一位名叫徐水良的青年先后在南京闹市区以大字报形式贴出他从1973年以来撰写的几篇文章及书信，探讨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的理论、抨击官方观点，引起震动。

（1）南京徐水良大字报事件

    “文革”初期，徐水良曾积极地投入红卫兵运动，是浙江大学造反派当中“红暴”派的负责人之一，后又与“红暴”派发生分歧，两派“大联合”后任校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当工人。1967年以后，徐水良开始结合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

1973年至1975年徐水良撰写文章，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联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实践，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言词激烈地抨击官方的某些理论观点。他将文章投稿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先后刻印成小册子散发，印成题为《反潮流》的小报出售。1975年徐水良将这些文章和书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南京街头。

他的大字报被南京市委有关部门定性为“反动大字报”。1975年11月，徐水良因其言论被关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979年1月徐水良获释。1982年徐水良“反动大字报”案获平反。

（2）构建“反对特权”的理论

徐水良大字报论述的核心命题是“反对特权”。徐水良依据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寻找“特权”存在的制度原因和变革“特权制”的理论依据。

概括他说，徐水良关于特权问题的论述，有以下几个要点：
特权现象，来源于“特权制”，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的制度；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特权制，所以产生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无产阶级内容和它的特权制形式的矛盾”；
实行这种制度的原因是经济和文化的落后；
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特权制”只具有不得己而为之的暂时合理性；
特权制引发社会矛盾，在条件成熟时必将进行消除特权制的社会变革。

1．    无产阶级政治、经济权力的内容与“特权制”形式的矛盾

徐水良对其主要批判对象——“特权”做了这样的界定：“我们这里指的特权，指的是相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少数人的特权，指的是少数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拥有特殊的权力和享有特殊的权利”，“少数人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公职的垄断”。“在苏联，特权阶层垄断了政治，垄断了国家政权，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无权状态，根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在我国，特权现象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在中国，特权不仅是表面上的特殊化，官僚主义等现象，更根本的是它具有“合法”的制度形式。

大字报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特权”现象，来源干特权制，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的制度。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政权，却保留了旧的特权制或者官僚制的形式。这种保留，有着社会历史的原因，有着暂时的合理性，却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因此，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必然要提出消灭特权的任务，“消灭生产管理上的和政治管理上的特权制，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

徐水良认为修正主义或者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于特权制，而不是“法权”。据此，他抨击姚文元等官方“理论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等说法，是继续违背马列主义，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徐水良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存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无产阶级内容和它的特权制形式的矛盾。”并称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他说：“我们的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就内容说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公有制相适应的。” “但就权力的形式说来，还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少数人掌握的权力，还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特权制或者说‘官僚制’形式，而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还存在一个专门‘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阶层即干部阶层，并且这个阶层是以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徐水良的这些论述显然是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框架（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有制形式的矛盾），试图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再被群众提起的反对“特权”、反对“官僚”的要求，建立一个制度批判的理论支点。

2.    特权制的暂时合理性与变革特权制的必然性

徐水良解释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权力的无产阶级内容与特权制形式这对的矛盾产生的原因、特权制的暂时合理性以及进行反特权的社会变革的必然性。

关于这对矛盾产生的原因，徐水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产阶级民主不发达、群众缺乏民主训练以及教育的落后等原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他说：“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尤其在一个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产阶级民主不发达，广大群众受民主训练较少的国家，而且在少数人识字，多数人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条件下，要一下子消灭、根绝特权现象，一下子消灭官僚制，或特权制形式，这是困难的，不可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保留少数‘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阶层，即干部，来代替广大工农群众行使无产阶级的权力。”  然而必须承认：“由少数人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的状况，是私有制的形式，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形式。”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保留自己对于管理的参与和监督之权，并在监督和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学会管理的经验。”必须“从头学习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的经验，以便在条件成熟时，由自己直接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生产”。  他提出“消灭特权制形式的基本条件或先诀条件”：“1．无产阶级的政权，2．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的从属条件是：人民群众的管理能力、一定的民主习惯和能力，包括一定的文化水平。”  徐水良的这些论述，显然受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的深刻影响，并且对其加以引伸。

徐水良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权制”只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合理性、特权制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条件成熟时进行消除特权制的社会变革的必然趋势。他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随着革命的进展，这种特权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即特权制的政治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特权制的管理形式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矛盾就逐步发展，逐渐变得越来越互不相容，互不适应，于是，这种形式就逐步化为保守、落后和反动的外壳，而必须在革命中予以粉碎和剥除，这时，一个更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到来了。”他说：“消灭生产管理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制，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因此，消灭特权形式，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或者是落后的形式战胜革命的内容，演变为完全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特权；或者是革命的内容战胜落后的形式，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新的阶段。”

徐水良认为，苏联的情况是落后的权力形式战胜革命的权力内容、无产阶级的权力变成修止主义特权阶层的权力的反面事例。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变为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共同所有制，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类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至于中国的情况，徐水良说：毛泽东历来反对特权，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近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今后进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灭旧的特权制形式的革命创造条件。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有关一系列指示，是反对特权的理论基础。  对于中国是不是已经变修的问题，徐水良说：“没有必要过早地作结论”，“我们宁可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而且，无论如何，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掌握着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徐水良虽然认为少数人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公职的垄断，是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内容、与公有制相矛盾的一种特权制形式，但是并不因此而从整体上否定这个专门“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阶层即干部阶层。他认为，干部中有马列主义的，也有修正主义的，有革命的，也有不革命的，因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撤换少数人，或者以新的特权官僚代替多少还保留着革命传统的老干部，问题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徐水良的批判特权制，没有像“新阶级”论者那样地把领导干部视为一个阶级，其基础是承认特权制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尚有暂时的合理性，干部也有马列主义干部和修正主义干部的分别。

3．“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解决修正主义赖以产生的特权制问题

徐水良从反对特权，实行社会制度变革角度理解和评论“文化大革命”和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反对把运动的意义归结为揪出走资派，改变接班人和领导班子的问题。

徐水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抨击“文革”群众运动高潮过去之后的许多现实状况和官方对“文革”的某些解释。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走资派，而是走资派赖以产生的特权制度：“如果我们保存产生走资派，即修正主义特权贵族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特权关系，那么，打倒的是老的走资派，旧贵族，产生的则是新的走资派、新贵族。”他认为，“文革”中很多人实际是大搞权力再分配，“事实上是用新的特权官僚来代替多少还保留着革命传统的老干部，向老一辈革命家夺权，这样做，是越换越坏，换得快也就修得快，如象目前许多事变所证明的那样。”

张春桥、姚文元在1975年回应社会上已经议论纷纷的理论问题，提出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林彪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仍然没有正面论述特权问题。对此，徐水良认为是唯心主义、唯天才论、唯接班人论；是“把法权和法权思想提到可怕高度的做法”，是“可笑”的。徐水良说：“走资派是从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是现实的社会中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决定性的过程，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由走资派造成，而是走资派（即修正主义特权贵族）由目前还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特权制）产生，走资派一旦离开它的现实基础，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4．崇尚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化

在民主的问题上，徐水良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强调无产阶级的民主和专政的统一，认为代替现存的特权制形式的只能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而不能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民主。
    
在徐水良看来，人民群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广泛的民主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民主，是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打击修正主义“特权贵族”和各种阶级敌人的武器。“如果没有它们，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监督和参与国家管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同时，他也指出要剔除“文革”中曾经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

徐水良在批判特权的同时拒绝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对其保持警惕，但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人农民向往西方民主的现象予以理解。

    5．民间左派的理想主义政策主张

徐水良大字报的重点在于对制度问题的理论思考，而不是对政策得失的批评，但是徐水良也从反对特权制的角度，回答了当时人们关心的某些政策问题，其论点表现出革命理想主义的“左”的色彩。

对于如何解决当时群众劳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他既反对用物质刺激的方法，又反对用政治压力的方法。徐水良不赞成“有的老干部、有的知识分子”主张的运用奖金、记时工资等“物质刺激”政策的办法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认为这样刺激出来的只是个人主义的积极性，只能具有暂时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某些新官僚”靠施加政治压力的作法，以抓阶级斗争为名，杀一儆百，强迫工人拿出干劲。徐水良仍然相信革命可以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人民的革命干劲，来源于为一个明确的革命目标而奋斗，这是任何物质刺激也调动不起来的。”  徐水良仍然是用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所说的革命内容是反对特权制度。

徐水良人字报对张铁生事件和当时的大学招生制度进行了分析，从反对特权的立场对官方的宣传进行了抨击。他指出，工人群众对树立交白卷的张铁生为“反潮流英雄”的样板普遍反感；而对冒险为民请命、向毛泽东上书请求改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处境的李庆霖热烈支持。他认为，群众反感被“左”派吹捧的招生制度的改革，是因为这个新制度实际上只是把过去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变成了特权官僚的世袭领地。

徐水良的政策主张有理想主义的左派特点，然而这是站在民间立场的左派观点。他既反对管理者把政治压力作为迫使劳动者出力的手段，又反对以物质利益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既不同于官方左派的“全面专政”主张，又不同于李一哲等青年思考者向右转弯，寄希望于“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政策。

徐水良大字报的突出之处是从制度的角度分析“特权”产生的原因，提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无产阶级内容与它的特权制的矛盾”的命题，并试图以此解释特权的存在的暂时合理性和终将被消除的前景。这可以说是徐水良学习理论，进行独立思考的成果。大字报在政策方面基本不脱“左”的巢穴，所以对于一般关心现实生活的民众，缺少吸引力。

陈尔晋反对特权和借鉴西方民主制的主张

1976年春，在边远的云南省，青年陈尔晋撰写了数万字的长文《特权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论述，是“文化大革命”青年思潮中最后的，也是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制度批判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在论述制度变革方面，主张借鉴西方政治民主体制，实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反映了当时民间激进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动向。

（1）陈尔晋的经历

陈尔晋1945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成长于宣威县。他小学毕业以后，因出身“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在家乡务农。后来，陈尔晋参加中华函授学校语文学习讲座的函授学习，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语文基础。艰苦的自学，使他养成了勤奋读书、不断追求新知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较少受到当时学校教育中某些僵化和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辛苦的劳作之余，陈尔晋由浅入深阅读了大量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书籍。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最初被批斗，后来受到一些群众的支持，成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他的文采很受军代表赏识，也得到当地革委会中一些人的同情和帮助。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1969年参加了曲靖师范高中教师（文科）培训班，奇迹般地实现了读书的宿愿。1971年毕业后，到矿山职工于弟学校任教，后转到工厂做工会宣传工作。

1974年他写了《特权论》初稿，谈自己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民主制度的看法。  1974年冬，他以“马东伍”的化名，将《特权论》部分内容寄给素不相识的谢静宜，请她转呈毛泽东，没有结果。“马东伍”的笔名，意为马克思一恩格斯一列宁一毛泽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陈尔晋托人将《特权论》转交邓小平，并请邓小平阅后，视机会转呈毛泽东。1976年初，《特权论》全文修改定型，陈尔晋将标题《特权论》改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5月寄给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979年6月，陈尔晋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和理论部门递交文章，不被理会。无奈中，得到民办刊物的重视，以《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标题，发表删节本。

（2）陈尔晋的《特权论》

陈尔晋长达12万字的《特权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型剥削制度，而中国正处于过渡性的“岔路口社会主义”阶段，既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也有向修正主义演变的可能。文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理论剖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提出：为了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过渡，应当借鉴西方政治制度，采取社会主义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反映了“文革”后期青年思潮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以下从思想史的角度，仅考察《特权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观点，而不涉及发动革命的策略等内容。

1．“岔路口社会主义”

“岔路口社会主义”是陈尔晋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概括。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基础变更的阶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上层建筑变革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即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后，就进入了过渡性的“岔路口社会主义”时期。他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过是具有两重性的过渡的社会。它在表现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还更表现了向修正主义的过渡。这样的社会是不能就算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按习惯把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就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叫做处于岔路口的补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保证“岔路口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防止其沦为修正主义。

为了说明向修正主义发展的危险性，陈尔晋首先以苏联为样板，阐述了他对，“修正主义制度”的看法。

（1）“修正主义制度”是新型的社会制度

陈尔晋称苏联的社会现实是修正主义，但是他没有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法，把修正主义一般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复辟，而是称苏联的社会是一种与以往剥削制度不同的新型社会制度。他说：“人类历史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不仅仅只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件下，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剥削制度更为黑暗”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当今苏联及其它修正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社会制度——修正主义制度。”“显然，修正主义制度之所以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不过是象征性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

陈尔晋概括了这个“修正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修正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这种新型的剥削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演变出来的。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

这种制度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将“特权资本化”。“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

这种制度在生产关系方面表现为“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

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

在这种制度下，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与人民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在总危机爆发之前，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机，尤其会在最高统治者继承权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展开血腥而丑恶的争夺，并由此争夺而引起深刻的政治危机。

他认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而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

陈尔晋没有一概而论地将中国归入这种修正主义制度，而是认为中国正处在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可能因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他所谓的“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或“岔路口社会主义”。

为了防止向修正主义制度的演化，陈尔晋以主要篇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2）“岔路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矛盾

陈水晋提出了对“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或“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即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看法：“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的不兼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陈尔晋认为“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建立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机体中“凝固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石。”他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的改造，“这个改造过程的特点是：在通过国家政权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同时，把整个社会的生产都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垄断起来了。”

这个新制度基本的特点是“高度组织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他说：“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

陈尔晋肯定这种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同时认为它还存在着制度性的隐患。

关于制度的优越性，他说：“这种政经一体化，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能够极有效率地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组织整个社会财富，发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使之投入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最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主义的机体。只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遵照客观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及时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用以满足发生变革以后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革命的必然要求，那么，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是一定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断革命，尊重劳动者的主权、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取缔官僚特权，限制并逐步消除旧的法权关系，从而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

陈尔晋说，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这样的“公有制本身含有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即它的管理方式。他说：“垄断权力就能垄断一切”的状况，“造成了生产对权力的极大的依附关系”。“如同公有制本身就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机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结石一一一样，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生产也有两重性。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

（3）“岔路口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特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

陈尔晋认为“岔路口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特点是领导权固定化垄断，它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对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改造阶段。这种固定化垄断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在这个阶段，它“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虽以暴力为依托，但不算强制性迫使社会接受的东西，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不是生产力的桎梏。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其实从一开始就落入了一种特效腐蚀剂中。”陈尔晋指出：“权力本来就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性。”“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权力的危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特权。权力一般有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权力一般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反而是增大了这一趋势。”

陈尔晋说：公有制社会劳动过程所必要的集权职能，就形式来说，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四种形式，实现向特权的转化。陈尔晋逐一剖析了这四种形式的腐蚀作用。

陈尔晋的结论是：曾经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中，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而完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任凭这种上层建筑统治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废。因为这种上层建筑必将对公有制经济基础发生恶性反作用，改变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来到了。在这个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权力被少数人固定化垄断，转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成了束缚社会变革的反动的上层建筑，由社会变革的合理需要，变成了阻挡社会革命的垃圾堆拦路虎。”

（4）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陈尔晋认为，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官僚特权阶级与劳动者的矛盾取代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

他说：“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后……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依附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且确实是发生了变化。”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是颇有些与原始共产主义后期的状况相仿佛的。……从分工的观点看，叉路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一一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一个严重的、致命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导致阶级关系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子。”

陈尔晋从共产党的变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关于“共产党的变化”陈尔晋认为，取得政权，特别是公有制建立以后，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执政者，也成为权力和既得利益腐蚀的对象。陈尔晋说：权力的腐蚀和投机分子混入的交互作用，使共产党内出现走修正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其实，所谓走资派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不是要把公有制社会生产拉回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力图通过政经一体化进一步把生产高度组织，高度集中起来而领导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社会。这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性和虚伪性而表现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一切固有的特征。”

关于“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陈尔晋说：“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把浩如烟海的整个社会上的人，简化成了两种人：管理者和生产者。，，他说：从分工的观点看，“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导致阶级关系发生新的两极分化。

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陈尔晋引用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论证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论断。陈尔晋说：“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首要标志，就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特征就是强制性固定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大权于一身，享有所谓‘一元化领导’实则为‘一人化领导’的特权，并且利用这个特权‘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1964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关于“劳动者的变化”陈尔晋认为，在“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是处于无条件绝对服从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地位，与其在思想上的主体意识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质，是矛盾的。劳动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矛盾之中。这样，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表现为自主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劳动者成了矛盾混合物。”

他认为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从私有制的奴役和思想禁锢下获得初步的解放，这使劳动者不满于被动的无权地位，要求改变现有的制度，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陈尔晋从“阶级关系的变化”，引出他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一一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劳动者和阶级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大变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上。这种不相容性，迫使整个社会面临如下抉择：

A．要么砸烂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桎梏，保留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依靠人民大众，经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进一步调整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成分，从而使公有制社会日益完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显然，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路线。
B.要么强化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制社会生产的性质，依靠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附庸，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一套体制，进一步维护住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使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生产成为纯粹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完成向修正主义社会的演变。显然，这是一条修正主义反革命的路线。
何去何从，二者必居其一。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在义路口徘徊。”

（5）“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局限和结论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陈尔晋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人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反映了社会提出的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陈尔晋认为重要是两点：“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象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

他说：“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

陈尔晋指出“文革”的局限，同时肯定其革命意义：“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革命的，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曾经积极参与和投身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系列反复、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深入持续达十年之久，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现存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展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广阔的前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对党神话，撕开了假社会主义的面纱，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人权”。

2．“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借鉴西方，实行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

陈尔晋从“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局限，引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他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惊人之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以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形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1）“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直接目的

陈尔晋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任务是：“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一一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进行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

他说：“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简言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防止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的国家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唯一有效的利器，是使权力分工为人民所掌握，当权人物和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法制和人民所授予的范围的切实保障。”

（2）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个来源

陈尔晋提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有三个来源。

其一，从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中发现的消除弊病的手段。

其二，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陈尔晋引述马克思列宁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强调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就是“（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官吏——引者加）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其三，“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陈尔晋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借鉴欧美制度之长的语录之后，讲述了欧美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引述了孟德斯鸠关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他坚持认为应当：“对欧美社会制度实行革命的扬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特征
陈尔晋设想了这个“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

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陈尔晋提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宪法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得遵守宪法，服从宪法，受制约于宪法，逾越者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和制裁。”提出宪法的至尊地位，显然是针对“岔路口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将宪法置于共产党之上，要求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

特征之二：两党制

陈尔晋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要执行宪法，实行共产党的两党制。“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

陈尔晋这样设计无产阶级的两党制：“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两党的组织领导主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出版物（书籍、报刊、杂志等）来体现。两党的党员不固定，用以打破党派成见。你今天拥护甲党的主张即可成为甲党的党员，明天拥护乙党的主张即可为乙党党员，任何人不得非难。两党的常设机构主要是报刊编辑部。经费由国家平等提供，监督使用。两党负有为国家提出行政正职领导候选人供人民选择的责任。政权由经过普选证明为大多数人拥护的党来掌握。”

陈尔晋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一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现实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和自己现有的阶级地位，注定了现有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特征之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陈尔晋认为：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基础是人民，实现的方式是普选。权力机构应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分属人民代表会议、总统和法院。

关于政府的权力基础和普选权，陈尔晋说：“既然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属于公有制，那么权力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名符其实地属于人民！”“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民民主共和普选制，则是整个国家权力的基础。”

陈尔晋设想，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人民代表会议是立法机构。各级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为保证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分离，“凡在政府行政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于其任期内，不能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或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

陈尔晋设想：国家的行政权力属于总统。总统“候选人由两党代表大会提出”，“国家对两党总统候选人，平等地、充分地提供一切宣传工具，以便两候选人向全国人民阐述他们的政见和主张，供人民选择。”这就是说，要在两党制的基础上实行竞选。总统选举采用间接选举的方法，即由各省选民选派若干选举人，组成各省选举团，集合于各省省会，进行投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首都依据各省选举团投票结果，产生总统。“应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当时正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人员，不能被选派为选举人。”

总统每届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两届以上，更不得终身任职。对总统废止“万岁”呼喊。

陈尔晋设想：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行马克思主义法制。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并设立的各级人民法院以及上诉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并实行律师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

“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法制下，任何人都享有批评别人的权利也负有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批评的义务。诽谤和诬蔑将为社会所不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批评现任总统不仅受到法律保障，而且将受到社会支持，决不会因为批评总统而构成罪案，更不得因为对总统说着一个不字就被残暴地处死！”

特征之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陈尔晋以公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人权为中心，展开对公民权利的论述。

陈尔晋认为：“人权问题始终从属于同时也能改进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他指出：“资产阶级说：‘人民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人权宣言》）这纯粹是骗人的谎话。”“在私有制下，人们生来其实就不是而且始终也都不是自由平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向人们展现了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清楚地阐明了，人们生来应当是而且能够是自由平等的。为了实现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这就是说，陈尔晋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必要社会条件。然而，他并不认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就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社会条件，人民还需要努力争取。

陈尔晋参照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了他设想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公民权利。

陈尔晋说：“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

陈尔晋的文章对“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论述，涉及了“文革”中后期社会和制度批判流派关注的主要概念，包括剖析现行所有制的缺陷、探究“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制度根源、重提民主和法制等，他的论述较此前一些青年的探讨要深入、详尽、系统，对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也更加熟悉。特别值得注意是，他在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时，主张不仅要借鉴法国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消除弊病的一些手段，还要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为“文革”青年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交往的门户以后，中国青年开始注意借鉴西方的思想。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

十、    青年思想探索的两个流派

四五运动时期，青年思想者承接上山下乡运动中以一个个“思想村落”形式分散进行的思想探索，出现了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相互呼应的活跃局面。1968年以后青年思潮已经显示出来的思想倾向的差异，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关于政策的批判性思考与关于社会的批判性思考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流派。

两条思想脉络

对政策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此前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政策，其中一些青年的思考，涉及对经济体制的反思。这个思想流派从1968年湖南农村青年萧瑞怡关于土地制度、阶级斗争、个人崇拜的思考 、北京知识青年张木生关于农村政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反思 、北京青年李春光对文艺政策的抨击、吉林青年工人史云峰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到上海青年王申酉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方针路线的批判，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

在另一方面，由内蒙知青理论通讯中“干部阶级”的观点 、南京青年徐水良从制度角度对“特权”的分析，到云南青年陈尔晋关于“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理论性论述，连接成了另一条思想发展的轨迹。

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则交织着政策批判与社会批判两条思路。李一哲称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带有社会批判派的特征，另一方面，大字报又对相当广泛的政策弊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包括要求落实解放老干部的政策，显示了政策批判派的特点。此外，四川万县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的观点，以政策批判为主，同时也有社会批判派中常见的、对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向往。

这样的两条线索，在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的思想活动中形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各自出现了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政策批判派是王申酉的6万字“供词”，社会批判派则是陈尔晋12万字的《特权论》。

两个思想流派的内容

政策批判派的出发点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可以说是经济的效益和发展。萧瑞怡说：“土地，乃国民衣食所依。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到多产粮食的目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张木生说，他的种种想法“无非是要把事情弄好一些，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这一派根据经济建设的实践检验教训，提出体制改革的意见，例如萧瑞怡提出以“包产到户”为蓝本的“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张木生反思人民公社的体制。政策派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是以坚持基本社会制度为前提的。

社会批判派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平等、公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新阶级”派、徐水良和陈尔晋抨击社会公仆向社会主宰的蜕变、反对官员享有特权、探究特权产生的制度原因、以及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都是基于这一点。

政策批判派颠覆了“文化大革命”所构建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观，认为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一些讲话为代表的政策主张，有利经济发展，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实惠，是正确的，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而“文革”中被称作“革命路线”的方针政策及农村体制，造成粮食产量低、农民收入低和经济破坏，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
社会批判派则是始终如一地反对特权。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个社会存在特权，就不是理想的社会，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批判派的特点不在于一般地反对特权现象、特权作风，而在于分析特权产生的制度原因，认为这个“干部阶级”、“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产生的根源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新阶级”派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徐水良说：特权不仅是表面上的特殊化、官僚主义等现象，更根本的是它具有“合法”的制度形式；“特权”现象，来源于特权制，而不是相反。  陈尔晋说：苏联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修正主义制度”；中国是可能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修正主义方向发展的“岔路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提出和思考问题，对现行制度进行批判性的论述。

制度批判派的旗帜，一个是“反对特权”，另一个是“民主”。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要求是“民主”，这就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变革的方向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即使这个制度还具有暂时的合理性，不能马上消灭，也要保障人民对领导人的监督权利。在他们熟悉的思想资源当中，马克思所赞扬的巴黎公社民主制度最具吸引力。徐水良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作为制度变革的方向，并拒绝西方的民主制度。  而陈尔晋则提出借鉴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无产阶级的民主和人权。社会批判派的民主要求，主要指人民监督领导人的权利，是党外民主，而不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或者领导层内部个人专权还是集体领导的问题。此外，这个民主概念包括言论的权利，即保障人民发表批评意见的权利，甚至主要是言论的权利。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的概念更多地与言论权利相联系，而不仅仅指选举。例如“大民主”所讲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均为言论的权利。在西方，保障言论权利，被视为要求自由，而在中国的语境中，通常被归于要求民主。李一哲大字报所提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视为与社会批判派的其他思想者一致的要求，而政策批判派方面没有把民主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至于“文革”时期的青年思潮中的“法制”概念，是与民主概念紧密联系的，针对着“文革”“新贵”无视法纪、迫害异己、镇压群众的现象，是为限制当权者滥用权力。法制的概念从李一哲大字报、四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陈尔晋的批判特权，更多地与社会批判派的民主要求相联系。

思想渊源

政策批判派的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为依据，肯定党内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在思想上，很多是从“文革”中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务实主张得到启发，例如对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重新认识和肯定。他们也赞同毛泽东曾经提出的一些符合实际的观点，例如毛泽东赞同过、后来不再重提的重视价值规律的观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也是他们的一个依据。从张木生对苏联斯大林农业政策和苏联历史的分析看，他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或多或少是肯定的。政策批判派实际上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左”的错误，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策，而且对“文革”前“左”的政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政策批判派的观点，与苏联共产党在否定斯大林以后实行政策调整、重视经济规律的思想潮流，与1960年代初中共党内务实的政策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思想流派的出现，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改革的有规律的现象。“文革”期间青年政策批判派的观点，也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思潮相契合，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探索，其历史意义已经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证明。

社会批判派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揭示社会矛盾的部分，例如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概念和观点，但是他们并不局限于于此，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独立思考，提出新的观点。他们所说的“干部阶级”、特权制度、“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等观点都不是毛泽东的观点。社会批判派发展了红卫兵运动期间激进造反派和极左“新思潮”关于建国以来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观点，并且认为这种新的变化植根于现行的制度，不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化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观点越出了毛泽东理论的界限，至于“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观点，极左“新思潮”和社会批判派都比毛泽东提出得更早，更鲜明。

社会批判的思潮与红卫兵运动时期极左“新思潮”批判特权的观点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社会批判派的成员多有造反派的经历，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不再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在思想上也不只是借发挥领袖的观点去阐述自己，而是发出独立的声音。他们的活动基本限于思想领域，一般不以介入党内斗争为目标。陈尔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他曾经企图介入党内斗争，但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在中国民间思想的发展历史上，“文革”中后期的青年社会批判派继承了1957年鸣放期间青年对特权的批判。在1957年大学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这样观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产生了“新的阶级矛盾”；应当“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管理机构官僚化领导像‘阶级’”；“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引者注）”、“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等。 “文革”中后期的社会和制度批判的思潮重提这样的观点。值得指出的是，“文革”中提出社会和制度批判的青年，大多数并没有接触过1957年的“右派”言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言论竟像是重弹“右派”的老调。他们主观上是从毛泽东和马克思的论述中寻找认识现实的武器。问题的深刻之处在于，1970年代与1957年的制度没有根本的变化，这些青年的思想武器和观察角度也没有根本的变化，“旧调重弹”来源于社会形态和社会现象的依然如故。并且，只要社会存在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类似的批判性思潮还会一再出现，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批判的思想理论武器可能会有所变更，例如运用西方的政治理论。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观察，中国青年社会批判派的“干部阶级”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特权制度的分析，与苏联托洛茨基派、南斯拉夫吉拉斯（德热拉斯）的有关论点可以说是如出一辙。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在分析苏联制度时有过这样的论述：“苏联是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保持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使劳动者的景况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把自己改变成一个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阶层”；“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阶级将不得不推翻官僚。”  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30-40年之后中国青年提出的“官僚特权阶层”、“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然而事实是：不论是徐水良还是陈尔晋都没有条件读托洛茨基的书。

南斯拉夫共产党前主要领导人之一吉拉斯（德热拉斯）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一书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出现了一个握有政治经济绝对权力的，与人民对立的新的阶级。中国“文革”期间，青年社会批判派提出的“干部阶级”观点就像是重复吉拉斯的话。北京的魏光奇等一些青年读过《新阶级》这本书，接受吉拉斯的观点， 而上文提到的内蒙知青理论通讯事件中提出并讨论“干部阶级”概念的几位青年，恰恰没有读过吉拉斯。他们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观察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得出这个结论的，如果说思想的影响，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十分有趣的是，1997-1998年期间，中国老资格的托洛茨基派理论家郑超麟出狱以后写的论文中，竟一字不差地称苏联及中国的领导者为“干部阶级”，他说：“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官僚干部”，“斯大林苏联实行的是干部主义，统治者是干部阶级。”

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中都有一位元老级人物提出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且与主要领导人发生政治冲突，成为反对派。在苏联，是地位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在南斯拉夫，是铁托之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经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执行局书记、南斯拉夫副总统的吉拉斯。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社会阴暗面提出尖锐批判的却是最高领袖本人，并且发生最高领袖与党的多数领导人，甚至领导集体的冲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使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干扰到理论的彻底性。而受他影响的青年，却是沿着这个思想的逻辑，把领袖开启的批判推演了下去。领袖的那些模糊的、摇摆不定的、不彻底的概念，在青年思想者那里发展成了尽管幼稚、却是清晰的命题和论述。这样，在中国“文革”中的青年思潮中，就有了与苏联、南斯拉夫发生过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类似的思想，展现出了学者们感兴趣的、有规律的现象。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中的这一规律性的现象，是社会存在的表现。以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显著的差距，包括生产力水平、社会和政治关系上的差距。“新阶级”派的一位成员后来回忆说：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如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一样，不知深浅地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简单事实。确实，前辈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斯大林、铁托和毛泽东时代没有出现，至今仍没有出现，还需要社会主义者和人民的努力，需要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文革”中的青年社会批判派指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客观存在并追究其制度原因，具有认知和分析的深刻意义，但是在消灭这一现象的问题上，通常仍然寄于人民群众反对官僚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

与中共党内斗争的关系

在中共党内斗争的问题上，政策批判派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党内务实的方针政策一边，批判“左”的错误政策。张木生的文章得到胡耀邦的肯定，是他们与党内务实的健康力量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例证。其他人或许没有这样的机缘，但是在思想上，对党内斗争的是非，有明确的判断——批判“左”的错误。

社会批判派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则比较复杂。这一派人在思想上受到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刻影响，又不再坚持这个理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不满四人帮，但是仍然肯定反对“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毛泽东晚年珍贵思想” 。而另一些人则把反对特权的理念与批判“文革”中的“新贵”相结合，同时正视现实中日益严重的政策问题，反对由“新贵”坚持的“左”的政策，肯定“文革”前的务实政策。李一哲大字报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四川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青年的思路也是这样。参与“干部阶级”讨论的一位青年，则是既没有放弃“干部阶级”的观点，也看到人民关心的是迫在眉睫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他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他回忆说：读到李一哲的大字报，非常激动，感到这可以是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最低纲领”，而最终结束“干部阶级”的统治可以是未来的“最高纲领”。  社会批判派通常是尊重毛泽东的，将毛泽东视为引导他们进入社会批判道路的导师，但是不再迷信毛泽东，而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观点肤浅，反感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和政治作为。同时倾向于认为老干部恢复权力后，可以解决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但是不会解决社会平等和特权的问题，也很难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社会批判派常常对党内斗争的双方都有所保留。

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青年思潮中的政策批判派和社会批判派都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两派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两派都没有表现出对私有制或者私有化的偏好。政策批判派提出了重视价值规律，社会批判派提出了借鉴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体制，但是在经济上都没有提出允许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要求，不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外国资本。社会批判派的基本思路是：经济上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上实行民主，必要时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理念和体制，如保障人权、三权分立、两党制。由政治的民主化保证人民的监督权利，防止公有制演变为特权者的经济基础。简言之：经济上的公有制加政治上的民主制。

青年思潮中对政策和经济体制的批判性思考，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基本一致。政策批判派青年的思想探索，应当被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探讨，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青年思潮中对社会和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具有乌托邦的特征。它指出了以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以此为样板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具有认知和分析的意义。它所追求的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人类的美好远景、人类进步的永恒追求。但是它没有能够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性的方向和方法，它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期待通过新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建造没有特权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以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而论，这样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四五运动时期青年思潮，除了上述两个比较清晰的思想脉络外，还有资料说明，一些青年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但不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方法作为理论基础，而是以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为批判的武器。例如陈子明的回忆所谈到的“自由民主”和“民主宪政”主义，胡平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久所倡言的“言论自由”主张，应当在“文革”后期就有酝酿。但是至今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相关文本，口述资料不多且不够详细，尚难于把握其基本主张和特征。从现有资料看，时至1976年，自由民主的思潮已经开始萌生，或者说在青年一代人中再度萌发，然而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仍有待于资料的发现、发掘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