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

tuffy05

原载《记忆》73期

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

董国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卷入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造成的社会危害大，成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之一。对于文革期间民众政治参与的动力、性质和作用，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与论述。由此发轫的“社会冲突理论”统治西方学界长达30年，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那种理论解释框架，人们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人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网络关系。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冲突是冲突各方文革前的现实处境的一种反映。一部分人由于是现存体制的受益者，因而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现存体制；另一部分人由于被现存体制边缘化，因而总是希望通过改变现状争取更多的权益。因此文革运动一来，这些人便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质言之，促使人们“造反”的根本动因，是文革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
笔者并不全盘否认“社会冲突理论”的解释。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解释体系有其适用的限度。简单地说，这种解释框架发生效用的前提，是现存体制的稳定性和运动走势的内在延续性。但文革并不是一场有规则的政治运动。来自中央的含糊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导向，以及地方各种政治势力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对这些政策导向的不同诠释，从一开始就造成群众认知的极大混乱。此后毛泽东的许多出人意料的决定，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因而，群众运动的起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解释体系加以涵盖。其次，运动参与者的派性认同是在不断变化的运动走向与错综复杂的相互碰撞中形成并不断地变化的。
本文以南京地区几个重点单位为基本对象，考察群众运动在1966年夏天至1967年春天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本文选择南京大学，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和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首先是因为这三个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一。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它被江苏省委确定为当地文化革命试点单位。6月初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被中央媒体公布以后，南大随即发生“六二事件”，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这个事件标志着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起点。此后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南大学生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红卫兵组织，即“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和“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这些组织的头头文凤来，曾邦元，胡才基等人后来又成为南京地区全市性派性联盟“江苏省红总”，“南京八二七”和“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主要头头。因而毫不夸张地说，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源地和推动当地运动发展的火车头。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是南京地区最大的国营军工企业之一，也是当地工人运动出现最早的单位之一。长江厂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成员陈克兴、鲁学智后来成为全市性工人组织“江苏省工总”的领导人。“省工总”也是左右南京群众运动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是南京地区重点高中之一，也是当地中学红卫兵运动开展最早的单位。该校学生中汇集了大量的军队干部子弟、省市委干部子弟和知识精英阶层子弟。以军队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造反军”是南京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它和以省市委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占据校内主导地位。其后随着“血统论”受到批判，原先受到排斥的学生们成立“红色造反联合会”，很快成为该校最大的群众组织。“红联”的头头沈立智后来又成为全市性群众组织“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头头。
选择这三个单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还因为这些单位的文革运动资料比较丰富、完整。这些材料包括：一，《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官方媒体对南京大学、长江机器制造厂运动情况的详细报道；二，南京地区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主办的出版物，当时的传单，和南京市档案馆1985年编辑的“南京文革大事记”。另外，南师附中一批校友不久前创办了一个“老三届”网站，其中的“文革讨论区”汇集了不少当年的资料、照片和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三，本文作者从2005年开始做了大量的文革亲历者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南大的胡才基、葛忠龙（文凤来的重要助手之一。文凤来和另一个重要助手张建山均死于1976年）、曾邦元，长江厂的鲁学智、孙树桢，和南师附中的沈立智、王虹等人。这些资料可以生动地再现当年各单位运动的一般情况。
本文想说清楚的几个史实性问题是：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是如何兴起的？为什么卷入运动的人都宣称效忠毛泽东和党中央，却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些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是如何与单位以外的群众组织发生联系的？人们如何在派性斗争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立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引导我们思考以下一些理论问题：文革期间究竟有几种类型的“造反”？人们的派性分野是否与他们对现存体制的看法有关？群众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还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地方群众运动与北京精英政治的关系如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革运动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一、群众运动的兴起

迄今为止，人们对南京地区运动初期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有一份资料显示，在6月间，南京市的19所高校共贴出24万张大字报，被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多达5700余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陈光传》第22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另一个材料显示，截止6月20日，全市47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1626人，占教职工总数的24%。（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油印本初稿第5页，1985）第三份资料显示，进入7月份以后，江苏省65个省级机关中有57个开展了运动，贴出大字报40多万张；全省32个高等院校全部夺权，648个高级中学和中等技校都停课造反，其中仅南京的19所高校，被重点批斗的就有404人。（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20-5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这个资料显然涵盖了7月至10月的发展情况。然而除了几组孤立的、抽象的数字外，这些材料都没有涉及大字报的起因和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分析那些贴大字报的人和那些被打倒的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资料得出的结论，仅限于南京地区的文革群众运动始于6月，而且来势非常迅猛。
根据笔者的研究，南京地区各单位的群众运动的确都兴起于6月初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以后。但是在一哄而起的表象背后，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群众运动的兴起一方面与外部形势的推动有关，另一方面与单位内部的政治有关。以下是关于三个单位的分析。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一。（南京大学的前身有两个，其一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其二是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后，将上述两所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南京大学”，隶属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期间，当局又将该校工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等院系分离出去成立独立的大学。南大遂由一所综合性大学降格成为一所文理学院。直到1959年，经过南大领导人的多次努力，该校才由一所地方高校成为教育部所属院校。南大在当地高校中的领袖地位由此确立。由于上述历史背景，南大教师和职员中有不少老“中大”和老“金大”留用人员，一直被当局认为是一个政治情况复杂单位。）“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进行了积极的部署（匡亚明1906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乡村教师家庭。高中毕业后，他前往上海成为一个激进的青年作家，发表过一些诗歌，小说和剧本。1920年代后期，他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其后长期在党内担任宣传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包括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1950年代中期，他出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南大工作期间，由于办学理念和领导作风等因素，匡亚明与副书记陆子敏为首的其他党委成员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匡属于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他比较注重学术发展和教师群体的主导地位。得到他赏识和重用的通常是一些“双肩挑”干部和“又红又专”的学生。陆子敏是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初中学历，曾任中共徐州地委秘书长。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陆作为“工农干部”被组织上“掺沙子”调到南大工作，长期分管学校的行政与后勤。因而在考虑校内利益分配时，他比较强调照顾专职政工干部和后勤职工的利益。学校领导层内部的这种分歧与南大群众运动的最初兴起无关，却与后来的运动发展有关。）。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不明，他们只能依据以往的经验（如土改运动，反右运动和社教运动等）来领导运动。南大的具体做法，是成立了校党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办公室”，对全校师生的政治表现和政治态度进行摸底调查，把他们分成四类。其中属于第四类的70多人主要包括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1957年的“右派”分子，少数坚持“白专”道路的老知识分子（例如南大中文系有几个教师专门研究1930年代“左联”问题，发表过一些论著。1966年春北京的“三家村”遭到批判以后，他们便成为潜在的批判目标）和有各种其他“劣迹”的人。一旦需要，他们便会成为文革运动的第一批牺牲品。
然而南大的运动并没有按照校党委的部署发展，相反地，匡亚明自己很快成为运动的牺牲品。
在1964至1965年年间，毛泽东对大学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文科教育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变革现有大学教育的想法。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南大党委作出了创办溧阳文科分校的决策，于1966年2月底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500多教师和学生送往溧阳农场，实行“半农半读”实验。此举在文科教师和学生中引起了潜在的不满。6月2日，溧阳分校的学生和教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悉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事件。很快地，溧阳分校也出现了一批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广大师生在长期的政治运动训练下所作出的自然反应，目的在于表明对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支持态度。不过也有少数大字报隐含着对学校领导的批评，其中包括建立溧阳分校问题。匡亚明从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出发，将270多个卷入大字报事件的老师、学生定性为“反革命”和“右派”。更糟糕的是，匡还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将十几个学生干部，其中包括胡才基（中文系毕业班学生，党员调干生，南大学生会主席），孙家正（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烈士子女，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朱英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等人和个别青年教师列为“六二事件”的幕后主谋，加以重点批判。这个情况被汇报到中央后，康生依据毛泽东对北大问题的处理意见，很快做出裁决：南大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匡亚明的镇压反映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应该打倒。（与胡才基访谈。南京。2007年4月22日。胡才基之所以知道中央决策内幕，是应为康生在事后与他谈过此事。在中央首长一次接见江苏造反派的谈话中，康生也提到他对南大事件的处理。参见“中央首长论匡亚明”，《新南大》1968年1月6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1月18日，载于宋永毅主编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江苏省委得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派出联络组前往溧阳分校，宣布撤销匡亚明的所有领导职务。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人在省委联络员的支持下发起反击，贴出更多揭发批判匡亚明“三反”问题的大字报，由此成为南大校园内的第一批“造反英雄”。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是南京地区最大的国营军工企业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1949年中共政权接管后，对该厂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业务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央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织关系隶属于南京市委。
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厂有很多1949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中老年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这批“旧人员”与1949年后进厂的年轻工人，新分配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在1964年“四清”运动以前，该厂党委书记是高祥芝。他是由市委任命的干部。“四清”运动开始后，四机部派出一个60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长江厂领导运动。工作队队长谭佑铭是四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转业军官，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他认为长江厂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烂掉了，因而展开大规模清洗。全厂104个中层以上干部中有49%的人被划为“高祥芝集团”成员，80%以上的人被批斗。不少职工也被当做“高祥芝集团”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遭到批斗。（《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这不但造成该厂原领导班子彻底瓦解，而且导致工人之间的公开分裂。1965年底工作队撤离前，谭佑铭任命他的老部下，军队转业干部孙树桢来该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四机部又派来军队转业干部柳金铭担任该厂党委书记。柳金铭和孙树桢依靠工厂里的转业退伍军人，年轻的大学生和青年职工控制了长江厂的领导权。“四清”前的厂级领导干部只有厂长段俊留任。（《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谭佑铭受审记》，《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30日。《“出头鸟”孙树桢》，《江苏工人》1967.11.25。董国强与鲁学智访谈，南京，2008年2月28日）
文革初期长江厂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于6月9日，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作者是蒋震虹、鲁学智。（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革大事记》，第3页）蒋震虹当时是厂党委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她是不久前通过孙树桢从上海调来的。（王虹与孙树桢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鲁学智是1963年进厂的退伍军人，党员，当时是厂党委秘书。蒋、鲁的大字报指责厂长段俊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揪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及其庇护者”。其后在7月12日，该厂设计科部分年轻的大学生技术人员又贴出《告全厂工人书》，揭发厂长段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南京文革大事记》，第7页）很显然，这些大字报都是与厂党委领导人柳金铭和孙树桢有关系的。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南师附中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49年中共接管后更名为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后，又更名为南师附中。由于历史原因，该校有一些留用的教师和职员。不过南师附中一直是南京地区重点中学，学生中有大量省市委干部子弟，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精英子弟。
文革爆发时，南师附中现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沙尧。他1944年在家乡江苏如皋参加共产党，后来曾经担任过如皋县委宣传部长，南通市体委副主任等职，1954年调任现职。（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沙尧》，《通州日报》2003年10月27日C1版）副校长李夜光是本地中共地下党成员，解放初期参加接管工作，在南师附中创建了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一直在南师附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董国强与王虹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王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文革爆发时是南师附中高三学生）
6月初聂元梓大字报公布后，南师附中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批判某些老教师的“反动言行”。6月9日，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大会，沙尧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宣布全校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此后学校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大字报出自两位党员教师之手，标题是《揪出走资派李夜光》。该大字报对李夜光的指控，一是李夜光在1949年之前曾经去过台湾，是国民党特务（李夜光随即贴出大字报否认这个指控。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并见网上：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http://nsfz67.blog124.fc2.com/blog-entry-158.html）；二是李夜光反对文革前不久在附中开展的“教育改革”实践。（文革前不久南师附中的教改实践，背景与南大创办溧阳分校相同。当时南师附中是全省中学教改的试点单位，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常驻附中，亲自领导教改工作。根据知情人透露，由于教改是毛泽东的指示，没有人敢于提出反对。不过在如何实行教改的问题上，李夜光与沙尧和那位蹲点的副厅长有不同看法。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此后，又有个别业务骨干教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据称这些新动向与沙尧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的暗示有关。（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而少数学生贴出的批判学校当局在新生录取和典型培养等问题上的阶级路线问题的大字报，则受到沙尧的压制。

二，群众组织的出现和群众派性的形成

本文涉及的三个单位，在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发生和群众的分化情况，各有不同的特点。

南京大学
南大是群众运动发生最早的单位，也是省委最早派出工作队的单位。6月8日，省委先向南京大学派出一个人数不多的联络组。6月15日，省委正式组成由省计经委主任汪冰石为队长，以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为副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南大。7月4日，为了加强南大工作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改派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为南大工作队队长兼南大党委书记。此时南大工作队共有13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省委向南京军区借调的部队干部。（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3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17页）
按照Walder的分类，南大工作队本来应该属于保守型。因为南大党委的组织关系隶属于江苏省委，如果完全否定南大党委，必然引发关于省委领导责任的争议。但匡亚明是由中央点名批判的，省委显然无力对他加以保护。因此，南大工作队实际上应该被归类于混合型。他们进驻南大后的基本态度，是在打倒匡亚明的前提下维护校党委的权威，而校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工作队领导人彭冲手里。
工作队进驻以后，很快与部分激进师生发生对抗。这里主要介绍三件事：
“法四22人大字报事件”。溧阳分校发生“六二事件”以后，留在南京校本部的外文系学生（以法文专业四年级为代表）和部分理科学生（以数学系五年级为代表），也于6月3日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党委的一些错误。这个行动同样招致学校当局的镇压。校党委副书记胡畏和陆子敏应该对此负责。因而当省委工作队进驻时，这些学生希望同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一样得到工作队的支持。然而工作队领导人坚持除了匡亚明以外，南大党委还是好的，不应该被打倒。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自然引发了“法四”和“数五”学生的敌视态度。6月18日，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的22名学生贴出了题为《送瘟神》的大字报，指责工作队的保守立场，并提出要赶走工作队。（《南京文革大事记》，第5页）
“六二〇事件”。6月20日，南大少数激进学生自发组织了批判匡亚明的群众大会。匡亚明和溧阳分校的几个总支书记在会上遭到羞辱和殴打，并被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行。工作队出面制止了激进学生的行为，还在学生中组织了三次大辩论。（《南京文革大事记》，第5页）这自然引起那些激进学生的不满。
其他师生对“上层领导，下层横扫”政策的反对。为了保护学校党委，工作队进驻以后试图将运动严格限制在“文化革命”的范畴。这样便有一些教师受到错误批判。以中文系为例，工作队进驻以后确定的运动重点是批判“文艺黑线”。中文系教师陈瘦竹，叶子铭，董健等人因为发表过关于1930年代“左联”问题的研究文章，被确定为批斗的重点。中文系被送去劳动改造的教师有8人，占该系教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人中只有陈瘦竹是系总支委员，算是一个小小“当权派”。而积极参与创办溧阳分校、并在匡亚明的“反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系总支书记康贻宽和副书记徐福基则受到工作队保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工作队、烂党委在中文系的“中层开刀”的横扫罪行》，《八二七战报》1967年5月3日。董国强与董健访谈记录，南京，2006年5月8日）再以生物系为例，当时宣布了20名“坏蛋”，其中大部分是基层干部和一般教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农奴戟》1967年4月21日）就全校范围看，到工作队撤出时为止，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校级领导只有匡亚明一人，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系总支书记只有生物系的谢家极一人。其他校党委成员和绝大多数总支书记都受到保护。有些总支书记还因为镇压师生有功，得到工作组的赏识和信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农奴戟》67年4月21日）这当然引起部分教师的不满。教师当中最早站出来批评工作队政策的是政治系青年教师文凤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党员，负责教授很多系科的政治课。“法四22人”也是他的学生，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他认为工作队将斗争矛头指向普通教师和学生是错误的，便带头贴出了大字报（董国强与王继志访谈记录，南京，2007年2月27。王的陈述与其他许多访谈者吻合）。
为了遏制校内反工作队的情绪，同时避免与不满的师生产生直接冲突，工作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绝大多数党团员、学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被动员起来，向那些不满分子发起围攻。溧阳分校的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和其他文科学生，部分由于其党员身份，部分由于在溧阳事件中得到省委解救，成为拥护工作队的学生的头头。他们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写大字报，组织游行示威，将斗争矛头指向以文凤来为首的少数教师和“法四”，“数五”激进学生。（卢元伟与崔之清访谈记录，2006年3月1日。崔之清当时是历史系3年级学生。）
8月初，文凤来带领少数支持者前往北京告状，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康生的接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文凤来作为“外地革命教师”代表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又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从北京凯旋以后，文凤来与“法四”、“数五”和其他系科部分激进学生于23日成立了南大第一红卫兵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该组织因十分强调成员的纯洁性，因而规模始终不大，成立时只有32人，其后成员也不超过80人。（《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董国强与耿昌贤访谈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耿昌贤是“法四22人”成员，也是“红色造反队”最初成员。）8月27日，“红色造反队”成员，数五学生张建山、张世东等人又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数学系青年教师、数五班政治辅导员曾邦元被选为南大“八二七”的领袖。由于参加该组织的政治条件较低，因而一成立便吸引了一大批希望投入文革运动的普通师生。其后成为南大校园内势力最大的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南大红旗战斗队的大后台是什么人？》，《八二七战报》1967年1月11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阜宁，2007年4月14日。葛忠龙是数学系五年级学生，同时是“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的早期成员。）
当时工作队已经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准备从南大撤出。但是“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提出，工作队在撤离之前，必须就他们在南大工作期间的错误做出深刻检查，并为那些被戴上各种反动帽子的老师和学生公开平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工作队便暗中鼓动那些与工作队合作的学生于8月29日组成“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胡才基等人成为“红旗”的头头。他们强调工作队在南大工作期间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还提出，撤工作队是中央的决定，阻挠工作队撤离就是反对中央的指示。（《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董国强与胡才基谈话记录，南京，2007年4月22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以后，到9月17日，南大“红旗”乘“造反队”和“八二七”前往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市性批判大会之机，在校内召开了一个欢送大会，使工作队安全撤离南大。（《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7页）
为了抗议工作队不辞而别，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于9月下旬动员了1300多人，打着“南大八二七”的旗号赴北京告状。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全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南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丁曰泗代表“南大八二七”上台发言，控诉了江苏省委和南大工作队压制群众运动的“罪行”。周恩来在丁曰泗发言后明确表态：“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10.0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赴京人员返回南京后，将工作队成员统统揪回南大批斗。来自南京军区的三位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很快就交代揭发了彭冲在省委领导授意下挑动学生斗学生的情况，以及动用公安机关搜集文凤来和“法四”激进学生“黑材料”的情况。（陈其玢《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随后南大“红旗”与“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的争论焦点便由工作队问题上升到省委问题。

长江机器制造厂
长江厂在运动期间没有派驻工作队。但同样在8月间出现了群众组织和派性对立。
8月16日，厂党委指责302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坚持保守立场，压制群众运动，对其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南京文革大事记》，第9页。王虹与孙树桢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陈其昌是旧党委培养的、“四清”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中层干部。这显然是前述厂内“四清”产生的矛盾的延续。
为了抗议厂党委的决议，陈其昌的的支持者们组织起来前往南京市委请愿。而厂党委领导人也动员了2000多群众来到市委，坚决要求罢免陈其昌。（《南京文革大事记》，第9页）8月20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市委会议室召集长江厂党委全体成员会议，表示在厂内职工对陈其昌罢官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厂党委作出陈其昌同志停职检查的决定是“不严肃，不郑重的”，“市委不宜批复”（《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0页）。消息传到长江厂后，厂党委的支持者们立即在厂内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指责市委“八二〇指示”完全抹杀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大搞阶级调和，公然包庇牛鬼蛇神过关，给革命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最终目的在于保住自己。（《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南京市委于21日派王楚斌到长江厂做工作，贯彻“八二〇决定”。当时厂党委书记柳金铭已称病请假，王楚滨要求党委副书记孙树桢向群众宣布市委的决定，遭到孙树桢的拒绝。（王虹与孙树桢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于是王楚滨于当天亲自在长江厂连续召集了五个不同类型的群众会议，提出“谁反对市委指示，就是违反党章，就是没有党性，就是反党。”（《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这样，原来厂内两派势力的冲突便升级为厂党委领导人与南京市委的对抗。8月22日，长江厂2500多党委支持者抬着“坚决反对南京市委‘八二〇’错误指示”的巨幅标语在市区游行，并到省委请愿，要求撤销市委“八二〇”指示。（《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1页。《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
8月26日，在厂党委的支持下，长江厂出现了第一个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其核心成员是查尧文和鲁学智。（《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3页）查尧文是厂党委培养的“毛选学习积极分子”，当时担任某车间计划调度员（《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29日，与厂党委对立的干部群众也在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4页）段俊和陈其昌是该组织的支持者（王虹与孙树桢的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
8月30日，长江“红旗”头头查尧文率领十二个代表前往市委，要求与王楚滨辩论“八二〇指示”。市委拒绝与“红旗”代表见面，还调动大量便衣公安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视。双方对峙一夜以后，王楚滨于9月1日早晨出来接见。此时长江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已有数百人闻讯赶到现场。王楚滨与“红旗”代表辩论了14个小时，依然坚持市委的原有立场（《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
9月2日，长江“红旗”发起一个“千人徒步北上”运动。当队伍行进到安徽滁县时，中央四机部紧急派谭佑铭和另一位副部长前来劝阻。他们听了“红旗”队员的申述后，赞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当场答应把他们的意见转告四机部主要领导。另一方面，孙树桢也在南京市委的一再催促下，赶来滁县做工作，将北上人员接回南京（《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王虹与孙树桢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
“红旗”北上人员返回南京后，“红色职工委员会”印发了几万份传单，宣称“红旗”队员“北上是反革命大暴露”，是“破坏生产”的行为。“红旗”则在市内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指责省、市委领导压制长江厂的群众运动，是“走资派”，而“红色职工委员会”是省、市委的御用工具。另一方面，四机部领导人与南京市委领导人在9-10月间进行了几次会谈。他们一致认为长江厂党委在控制群众运动的问题上软弱无力，决定派一个新党委进驻工厂。11月2日，四机部领导人到长江厂正式宣布这个决定。“红旗”方面随即提出：派新党委进厂是一小撮反动家伙继“八二〇”错误指示后的又一新阴谋。新党委是变相的工作组。派新党委进厂的决定是“一小撮混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的铁证”。“红色职工委员会”则表示拥护四机部和南京市委改组党委的决定，指责“红旗”的立场是“反党”。此时文革运动进一步发展，部党委和南京市委自身难保。长江厂党委的改组工作遂不了了之。11月16日，长江“红旗”与“红色职工委员会”在厂内发生武斗。随后“红色职工委员会”1000多人撤离工厂表示抗议。长江厂遂成为“红旗战斗队”的一统天下。
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长江“红旗”宣布厂内夺权。随即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生产服务站”和“革命群众服务站”。原党委书记柳金铭和副书记孙树桢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成为这些新机构的“领导核心”。（《长江厂红旗战斗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革命领导干部并肩战斗联合夺权掌权》，《新华日报》1967年2月19日）他们的支持者查尧文、蒋震虹、鲁学智等人也在这些新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6月中旬，南京市委向南师附中派出一个工作队。同派往其他中学的工作队一样，南师附中工作队接到的指示是“协助校党支部开展运动”。因而，工作队对校内政治并没有实质性影响。（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2009年12月4日。其他中学学生的回忆支持王虹关于中学工作队功能的说法。）
南师附中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军”成立于8月12日（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这也是南京地区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该组织的主体成员是军队干部子弟，也包括一部分地方干部子弟，头头是高三甲班的李天燕，王史维，曾小渤。李天燕的父亲是一位解放军少将，文革前调南京军区工作。李天燕在转到南师附中前是北京101中学的学生。曾小渤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王史维的父亲是省委干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李天燕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南师附中最早起来响应文革号召的学生，在7月初贴出《为毛泽东思想而战》的大字报，以正统观念诠释文革运动，将斗争矛头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和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工（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8月11日，他们又贴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这是附中第一张公开批评校领导的大字报。当天，他们又贴出《夺权——交出管理大字报权力》的大字报，敦促学校领导交出管理大字报的权力。（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据知情者透露，“造反军”的建立与他们的政治取向，与北京中学生和哈军工的红卫兵运动有关。（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造反军”成立后，李天燕率领几个同学去北京串联。在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活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南师附中出现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的主体成员是省市委领导干部子弟，学生中的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也包括部分军队干部子弟，头头是陈光华，朱汇民，周晓阳等。陈光华是烈士子女。朱汇民是军队干部子女。周晓阳是南师附中第一个学生党员，是校长沙尧培养的学生先进典型（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思想兵”与“造反军”在如何看待校领导的错误问题上意见不同，但他们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在压制其他学生参加运动的问题上存在同盟关系。
8月20日，激进的“造反军”在南师附中召集了批判校长沙尧和工作队的大会。会后还组织了集体游街。工作队队长被迫叼着自己的鞋子游街（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思想兵”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他们忙于批判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反对“血统论”的学生。此后“造反军”也放弃了对学校领导和工作队的批判，将矛头指向有各种“问题”的老师和反对“血统论”的学生。他们的“革命行动”包括批斗，殴打，抄家，损毁财物，等等。
在6月至11月间，遭到批斗和摧残的老师包括李夜光、杨长庚，周钦，陶强等。除前面已有介绍的李夜光外，杨长庚属于“旧人员”，文革前担任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当时对他的指控是“国民党特务”；周钦是校总务处库房管理员，地主家庭出身，平时老实本分。批判他的理由，表明上是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实际上则是他出于工作职责，曾试图阻止一些激进学生到学校仓库抢夺毛笔、墨汁和纸张用于写大字报。陶强是附中数学教师，其丈夫张钰哲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著名天文学家。她家的保姆不慎将一尊毛泽东陶瓷塑像打碎，却诬陷陶强故意打碎毛泽东塑像。陶强因而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http://nsfz67.blog124.fc2.com/）。
学生当中受到批斗和摧残的人包括陈瑞鳞、李得宁、钱南秀、秦志宁、谭钢屏、杨洪仓、钱南秀、孙永明、吴超明等。陈瑞鳞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家庭出身没有问题。李得宁的父亲解放前是工程师，家里有两栋房子，解放后被定为“工商业者”。钱南秀的家庭出身也是“工商业者”。秦志宁的父亲是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著名画家。谭钢屏的父母都是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著名画家。他们受到迫害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写大字报批评“血统论”观点，或者散布过对“血统论”不满的言论。谭钢屏还曾发起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兵团”（遭到“造反军”和“思想兵”取缔）。杨洪仓，吴超明的父亲在南京的军队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原来是国民党起义军官。孙永明的父亲是军医，原来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
在8-9月间，“造反军”和“思想兵”也有一些潜在的竞争者。他们曾经成立了几个小组织，并就“血统论”问题与上述两大组织辩论（目前已知的大字报包括：何纪宁，杜红月，吴慧蓉，李修竹，郭有莘，秦志宁《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1966年8月12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1968年8月18日，http://nsfz66.blog124.fc2.com/blog-category-30.html；高慧敏《出身不好，也可以去北京串联》，1966年10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红色野战军”。该组织成员的社会成分较为广泛，头头是沈立志（高三学生，其生父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其母是小学教师，后改嫁一解放军军官。沈立志从继父那里得到“红五类”身份，但因生父的关系，长期被视为“家庭关系复杂”。董国强与沈立志访谈，南京，2008年2月4日）、王虹（高三学生，其父早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建国后担任过中层领导职务。董国强与王虹访谈，南京，2009年12月4日）等人。然而由于当时“血统论”占据主导地位，加上“造反军”、“思想兵”得到江苏省委和北京南下红卫兵的支持，所以这些竞争者很难取胜，因而纷纷于9月初外出“串联”，直到11月底才陆续返回学校（在8、9月间，北京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彭小蒙的率领下来到南京，驻扎在南师附中。他们支持“造反军”和“思想兵”的“血统论”立场。9月间，江苏省委授意部分省委干部子弟成立“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南师附中“思想兵”是其下属重要成员。“造反军”在组织上与“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没有关系，但是参加过一些重要行动。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2009年12月4日）。
“造反军”和“思想兵”控制校内权力期间，随意取缔其他竞争组织，规定哪些学生可以外出串联。对于那些有资格外出串联的学生，他们还规定哪些人可以去北京，哪些人只能去其他地方（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2008年2月24日。沈立志和王虹等人有资格外出串联，但是被禁止前往北京）。针对那些没有资格外出串联的“黑五类”学生，“思想兵”还组织了一次名为“挖烙印”的活动（9月20日，“思想兵”将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组织起来，由少数“思想兵”成员带领，步行前往南京郊区的陆郎公社，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一面参加秋收劳动，一面进行“政治学习”，深挖每个人思想深处的“阶级烙印”。有些表现较为积极的学生后来被批准参加“思想兵”的外围组织“红卫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本报评论员：《不革命的，滚蛋——致一些小鬼子们》，1966年9月24日。董国强与王虹访谈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这些做法引起很多学生的不满。
进入11月份以后，外出串联的学生纷纷返回学校。他们在外地串联期间已经知道中央文革领导人批评“血统论”的讲话，并且已经贴出过批判谭力夫的大字报。返校以后，他们立即掀起一场批判“血统论”的运动，将斗争矛头指向“造反军”和“思想兵”（他们贴出的重要大字报包括：《我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究竟要沉默到哪一天？》，《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根子在哪里？》，《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谭氏路线”阴魂不散——驳谬论种种》，《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就是错了！》，《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8日；《造反军中的一些同志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1966年12月）。这场运动引起其他受到压制的学生们的广泛响应。12月16日，以“红色野战军”、“井冈山革命造反队”、“革命造反军团”、“誓死捍卫毛主席战斗队”和“飞鸣镝”等小组织为核心，南师附中出现了一个反对派组织“红色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红联”组织很快发展到600多人，成为该校最大的一个群众组织。
面对“红联”方面的攻势，“思想兵”始终保持沉默。而“造反军”则宣布改组为“新造反军”，并提出“炮轰省委”的激进口号。（《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1966年12月）“红联”方面随即指出，导致9月以来附中学生运动冷冷清清的主要原因是“谭氏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影响”。“造反军”和“思想兵”过去压制学生运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与广大学生的根本分歧是“走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因而必须首先发动全校师生彻底批判“造反军”和“思想兵”的错误，深刻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后才能联合起来炮轰省委。（《红色造反联合会声明【第一号】》，1966年12月17日，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1966年12月）他们还指出，“造反军”的改组只是组织上的小变动，是“换汤不换药”。“造反军”方面则强调，“炮轰省市委”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红联”方面主张在校内批判“谭氏路线”是方向错误，是将矛头对准红卫兵。此后，“造反军”为了表示其革命性，率先在校外贴出“炮轰省委”的大字报。因此，附中学生又分为“校内派”和“校外派”。前者以“红联”为核心，后者以“造反军”为核心。

三，群众组织的跨单位联合
同全国各地一样，南京地区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普遍产生于11月以后。这与中央的政策有关。此前，毛泽东希望以较小的社会动荡为代价，取得清洗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胜利，支持周恩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限制工农群众卷入运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1966.09.02；《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1966.09.11；《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66.0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1966.09.14；《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1966.10.30。以上文件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的想法发生改变。这促使中央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毛泽东《在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的谈话》，1966.11；《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1966.11.04；《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1966.11.06；《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1966.11.13；《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1966.11.16；《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记录》，1966.11.17；《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11.17；《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1966.11.21；《周恩来在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1.24；《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12.09。以上文件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因而文革群众运动便很快溢出大中学校校园向其他社会阶层蔓延。与此同时，群众组织的横向联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保守派红卫兵组织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南京地区最初出现的跨单位群众组织，不是激进学生们的自发组织，而是得到省委支持的“老红卫兵”。8月间，北京红一司头头刘平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刘志坚的女儿）带领部分同学到南京串联。江渭清亲自与她见面，听她介绍北京市委组织红卫兵的“经验”。（陈其玢《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此后在9月1日，“南京红卫兵总部”宣布成立。该“总部”分为“中学部”和“大学部”。“中学部”的头头韩建中是省委副秘书长韩××的儿子，张××是军事学院负责人张×的女儿。“大学部”的头头张××则是军事学院负责人张×的儿子。（《南京文革大事记》，第15页。《旧省委组织、操纵保皇势力围剿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24日。《“黑字”大本营神学院的内幕》，《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27日。因“总部”红卫兵均佩戴红底黑字的袖章，因而被对立派称作“黑字兵”。“红卫兵总部”设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大院内。）9月20日，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南京高等学校赤卫队”成立，其核心是“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和其他高校的保守派学生组织。9月28日，“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成立。这些组织在对抗激进学生团体、保卫省市委的斗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二司
10月15日，南京华东工程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南京航空学院“红旗兵团”，南京师范学院“八三革命造反师”，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会”，南京铁道医学院“八·一八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自发组成全市性的“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南京“红二司”），头头是华工“革反团”头头刘继红。省委“红卫兵联络站”曾经派出工作人员，打着“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熟悉服务对象”的名义与他们联系，试图控制“红二司”核心组。然而“红二司”拒绝了省委人员的介入。
参加“红二司”的组织都是各校内部的激进的少数派。南大和南工的激进学生没有参加“红二司”，是因为他们在校内占据多数。（南工是南京高校中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南大的学校。该校运动初期的情况与南大基本相似。不过由于该校直接隶属江苏省，受到省委的控制较强，因而直到9月15日才出现了第一个激进学生组织“南工东方红战斗公社”。该组织头头是八系毕业班学生罗会龙，汪洵之等人。与他们对抗的保守派学生于9月28日组成“七一战斗团”。此后不久，另一部分激进学生在四系毕业班学生郭公举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南工井冈山”。 “东方红”与“井冈山”在1967年1月“夺权”运动前保持同盟关系。董国强与于从俭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于从俭是“东方红”骨干成员之一。）

红三司
南大的激进学生没有参加“红二司”，显然是因为在10月6日周恩来就南大工作队问题做出表态后，他们已经成为校内的多数派。基于同样的原因，南工的激进学生也没有参加“红二司”。但他们都与“红二司”保持着密切的同盟关系。11月7日，由这两个学校激进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南京“红三司”）成立，头头是南工学生孟庆高和南大学生朱寿章。不过由于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井冈山”本身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他们并不隶属于“红三司”。恰恰相反，“红三司”只是南大和南工激进学生组织的影子组织，其主要功能仅限于在动员群众，发表声明时壮大声势。

省红总
成立于11月1日的“省红总”是由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串联发起的全市性群众组织。其成员包括大专院校激进师生，文化艺术单位的激进分子和部分工厂中的激进分子。该组织的头头包括文凤来、张建山、戴国强（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孔繁洁（新华书店职工）、耿昌贤，李太平（南大生物系实验员）等人。南大激进师生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第一是源于文凤来参加过著名的“八一八接见”，随后又被《人民日报》点名报道；第二是源于南大“八二七”的主张在10月6日的首都体育馆群众大会上得到周恩来的明确支持。“省红总”一成立，便成为南京地区最激进的跨单位跨行业群众组织，其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1968年初。

省工总
“省工总”最初是由南大激进学生发起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1967年1月28日改组后，开始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省工总”成立的背景是：10月25日，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单位党组织一律中断领导本单位的文革运动。（《南京文革大事记》，第21页）这造成各单位党组织的涣散。进入11月以后，省市委机关频繁遭到激进群众的包围。省市委领导人为了躲避群众揪斗，纷纷转入地下办公，无法行使其正常的职权。（袁捷、谷病，刘定汉、朱通华等：《和彭冲在一起的日子》，第13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这使得本地各单位群众正常的申诉渠道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对本单位领导不满的群众纷纷涌到“省红总”指挥部请求支持。另一方面，上海“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带领部分随从赴北京告状期间，于11月14日在南京短暂停留，与南大激进师生和其他单位的群众有过接触。（《南京文革大事记》，第25页）
显然是受到上海工人运动的鼓舞，南大激进师生于14、15日组织许多单位工人代表前往省委请愿，要求成立统一的工人群众组织。省委以“工人成立省市的统一组织，中央没有指示”为由加以拒绝。不满的群众于是涌到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请愿。周恩来闻讯后，于16日打电话给省委，同意成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南京文革大事记》，第25页）
“省工总”成立初期，成员的社会构成主要是市内一些中小型工厂企业的员工，车站、码头装卸工人，各区县所属市政建设工程队的瓦工、木工、管道工和南京市三轮车协会的工人，等等。勤务组成员包括施威，姚金璜、耿昌贤，陈克兴，黄秀琼等人。施威，姚金璜，耿昌贤都是南大法文专业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骨干成员。他们是“省工总”的发起者和实际主持者。陈克兴是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成员，工人家庭出身。但他参加“省工总”并不是一种组织行为，而是基于他与南大激进学生组织的私人关系。他的弟弟陈克云是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也是南大“红色造反队”成员。南大激进学生将他拉进“省工总”勤务组，无疑是为了借助长江厂“红旗”的社会声望。黄秀琼是南京金笔厂统计员，在“省工总”担任秘书长职务。（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彻底粉碎原工总执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红色工人》，1967年3月1日）

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
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曾向陶铸汇报江苏省委面临的困难处境。陶铸指示江渭清派人到上海，湖南和广东“学习”当地领导人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地下省委复辟记》，《工人造反报》，1968年1月21日）此后江苏省委根据各地的经验，一方面与激进的群众组织接触，表示积极支持群众运动；另一方面暗中支持保守派群众成立了“工人赤卫队”，与激进群众组织对抗。“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正式成立于11月19日。其成员主体是各工矿企业内部的党团员、基层干部、老工人、劳动模范和政治积极分子。该组织与保守派红卫兵（“黑字兵”）存在同盟关系。在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采取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当“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如匡亚明，陶白，孙叔平等人。当“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组织群众围攻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动员群众保卫省市委。
南京八二七
“南京八二七”是“南大八二七”的影子组织，正式成立于12月20日。“南京八二七”的成立，部分源于省委的分化策略，部分源于南大“红色造反队”与南大“八二七”的潜在竞争关系。根据“八二七”领导人曾邦元的说法，南大“八二七”与南大“造反队”的差异表现为：“八二七”方面的所有决策和行动都以中央已经公开发表的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为依据；而“造反队”方面则会根据各种小道消息和自己对最高层战略意图的揣测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董国强与曾邦元访谈记录，南京，2007年12月13日）这个说法得到其他一些材料的证实。“南京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时，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大会，也表明省委对“省红总”/“省工总”与“南京八二七”的不同态度。
“南京八二七”的头头是康炳成、李效蟾、周文昌等人。康炳成是南大生物系园艺工。李效蟾是南大生物系实验员。周文昌是数学系教辅人员。他们都是南大“八二七”成员和曾邦元的拥护者。“南京八二七”包括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群众，但是其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江苏东方红
“江苏东方红”是“南工东方红”的影子组织，正式成立于1967年1月25日。该组织成立时，学生、工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群众早已被先前成立的群众组织吸收，因而它只能以郊区的农民为主体。“江苏东方红”的名义头头是溧水县回乡知青徐高兰，但实权操纵在“南工东方红”头头手里。（董国强与于从俭谈话记录，2009年12月10日）

四，群众组织跨单位联合对各单位内部运动的影响

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是否与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发生关系，以及与哪个群众组织发生关系，取决于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南京大学
南大是文革初期江苏群众运动的发动机。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都是自发的群众组织。而南大“红旗战斗队”则是省委和南大工作队为了应对“造反队”和“八二七”扶植起来的群众组织。
“红旗战斗队”成立以后不久，由省委支持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高校赤卫队”先后成立。南大“红旗”自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团体成员。在9月份中央没有就南大工作队问题明确表态之前，南大“红旗”持拥护工作队的立场。他们还在省委联络员的指使下，贴出攻击文凤来的大字报，罪名是“反工作队”，“反省委领导同志彭冲”。（《揭开“南京红卫兵直属纠察司令部”的黑幕》，《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孙晓萍《彻底揭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孙晓萍是南大“红旗”副队长。其父孙海云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9月17日，乘“造反队”和“八二七”成员赴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之机，南大“红旗”在校内组织了欢送工作队的大会，使工作队安然撤离南大校园。10月6日周恩来公开表态支持“八二七”的主张之后，特别是工作队副队长“梁、杜、吴”公开检举揭发工作队的问题后，“红旗”也掀起一场“批判工作队”的运动。但是他们批判的重点是“梁、杜、吴”。（《形左实右的集中大暴露——评11月28日红旗战斗队等组织的大会》，《八二七战报》1966年11月29日。《红旗战斗队的矛头又指错了》，《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3日。《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11月下旬，省市委主要领导先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南大“红旗”和其他高校保守派组织也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他们要求省委尽早改正错误，“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11月下旬南大激进学生挟持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前往北京告状，并在陶铸的斡旋下于12月5日达成“八项协议”（《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2月5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江苏省革命造反派与省委达成的八项协议》，《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7日。《八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省市委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省市委立即清查、销毁所收集的全部“黑材料”；省市委领导人公开做出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省市委公开办公，有事与革命造反派协商；等等。）以后，南大“红旗”和“南京赤卫队”的工人群众一道前往省委请愿，要求省委废除“八项协议”，转而同意他们提出的“七项要求”。当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南大“红旗”头头窦长春等人于12月中下旬挟持许家屯前往北京告状。不料他们与“造反队”和“八二七”派去北京请愿的代表团在北京遭遇，许家屯被对立派抢去，窦长春则被强行押送回南京。南大“红旗”与“造反队”和“八二七”的校内对抗一直持续到1967年1月初。
南大“红色造反队”与“八二七”在反对“红旗”的斗争中存在同盟关系，但是在领导校内外群众运动方面却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造反队”对于参加者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因而成立时只有32个人，鼎盛时期也不过80人左右。但他们的骨干文凤来、蔡福星、姚金璜、耿昌贤等人都是一些“老造反”，在反对工作队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性，文凤来、耿昌贤等人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过毛泽东的接见，因而在南大和南京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按照耿昌贤的说法，“八二七”的创办者张建山、葛忠龙等人也是“造反队”早期成员，“造反队”勤务组最初决定派他们组建“八二七”，是希望“造反队”有一个社会成员更广泛，人数更多的外围组织。不料张建山等人依靠数学系五年级的基干力量拉起队伍以后，又请他们的政治辅导员曾邦元出山担任领袖，使“八二七”成为一个与“造反队”竞争的组织。（董国强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但是葛忠龙否认这个说法，强调“八二七”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由于加入“八二七”的门槛较低，一经成立便吸引了大批南大师生，成为南大校园内势力最大的群众组织。而“八二七”在社会上的声誉鹊起，始于9月底至10月初的“千人北上”告状行动。
“八二七”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向外发展横向联系。“造反队”则相反。他们在失去校内多数以后，很快便将目光转向社会上其他激进势力，于11月初拉起了“省红总”和“省工总”。进入12月以后，南大“八二七”也开始筹建全市性组织。由于各校激进学生、各文化艺术单位的激进分子和市区各工厂的激进分子已经被“省红总”和“省工总”吸纳，南大“八二七”不得不主要在高校后勤系统工人中和中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势力。12月20日，“南京八二七”成立。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南京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群众组织与南大造反派中的派性裂痕有关。另一方面，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横向联合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南大学生之间的派性认同。特别是“造反队”和“八二七”之间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关系，其后对南京地区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江机器制造厂
长江厂的群众运动最初是在厂党委的动员下开展起来的。最先成立的“红旗战斗队”很快发展到近3000人，后台就是党委主要领导人。（董国强与鲁学智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8日）这种关系结构决定了他们必然在厂内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11月16日长江“红旗”将对立面“红色职工委员会”驱逐出工厂以后。因而长江“红旗”没有与外单位造反派联盟的需求。“红旗”成员陈克兴与南大激进学生发生关系纯属个人行为，并非“红旗”勤务组的决定。长江“红旗”也不是“省工总”的下属组织。当然在当时条件下，“红旗”勤务组并没有出面禁止陈克兴的行动。陈克兴的活动包括11月14日在南大与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见面。11月14、15日参与“省工总”发起、组织工作，并被选为“省工总”勤务组成员。11月19日参加南大激进学生召开的“揭发批判彭冲大会”，并在会上揭发省市委策动“红色职工委员会”挑起武斗的“罪行”。
长江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在厂内是少数派，一度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在8月至11月间依托市委的支持在厂内与“红旗”对抗。11月16日武斗以后，他们在省市委和四机部领导的护送下撤往南京栖霞区十月公社，随后加入了南京工人“赤卫队”。直到1967年1月初“赤卫队”垮台以后，这些人才返回长江厂。此后他们遭到“红旗”方面的报复，许多人被恐吓、殴打、扣发工资，甚至遭到非法监禁。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南师附中的“思想兵”在9月初“南京红卫兵总部”成立时，即作为团体成员加入。“造反军”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南京红卫兵总部”，但是在9至11月间参加了“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的一些行动。进入12月以后，“思想兵”依然坚持保卫省市委的立场，直到他们随着省委的垮台而解散。“造反军”则通过高层关系获悉中央的最新态度，因而率先在社会上贴出“炮轰省市委”的大字报。但该组织与“省红总”和“南京八二七”没有发生关系。
南师附中“红联”可以说是在南大“八二七”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红联”负责人沈立志回忆说，由于当时附中校内“造反军”和“思想兵”势力很大，所以对立面的学生在与他们抗争时，希望得到校外盟友的支持。而此时南大“八二七”也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建立全市性组织。沈立志坦言，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南大“八二七”与“红色造反队”的竞争关系。如果南大“造反队”先派人与他们联系，他们也可能会决定加入“省红总”。（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4日）由此可见，“红联”不会选择“红卫兵总部”是肯定的；然而选择参加“八二七”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12月20日，“南京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宣告成立。同日，“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也宣告成立。附中“红联”沈立志是“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之一。“红联”另一个重要成员翁越飞成为“八二七”大头目曾邦元的秘书。此后附中“红联”的另一个名称是“八二七南师附中分部”。

五，江苏“夺权”前后群众组织的分化重组

如上所述，到1966年12月底以前，南京地区出现了“红卫兵总部”、“南京高校赤卫队”、“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红二司”、“红三司”、“工人赤卫队”、“省红总”/“省工总”、“南京八二七”等几个全市性群众组织。各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与上述组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统属关系。
进入1967年1月以后，三个重大事件导致了全市性和各单位内部群众派性格局的改变。其一是“一三事件”，其二是“一·二六夺权”，其三是“一·二八工总改组”。

一三事件
“一三事件”是南京“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决战。其大致经过笔者在《南京“一·三事件”浅析》中已有记叙（见《记忆》总第67期，2011年1月30日），此处略。
“一三事件”以后，“南京工人赤卫队”，“南京红卫兵总部”，“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大队”和各单位的保守派组织纷纷瓦解。

一·二六夺权
1967年1月上旬，上海率先发生造反派向市委和华东局夺权事件。此举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周恩来出于政治权宜的考虑，于1月中旬指示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和南京军区尽快实施夺权。（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issue, 2010.）于是在1月22日至25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头头在新街口中苏友好馆召开联席会议，具体商议夺权问题。其间“省红总”与“南京八二七”就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发生争议。“八二七”方面试图以退出行动相威胁，迫使“省红总”做出让步。加入抵制活动的主要是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和由南大，南工学生组成的“红三司”。但“省红总”领导人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其他激进势力发动了“一·二六夺权”。南京军区也对夺权行动表示了支持。随后以“省红总”及其支持者为主体的“夺权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受到排斥的“八二七”及其支持者当然不甘心。他们很快策动了一场关于“一·二六夺权”的争论。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成两大阵营：以“省红总”、“省工总”、“红二司”和其他激进组织为一方，以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和“红三司”为另一方。前者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后者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这就是所谓“好派”和“屁派”名称的由来。

一·二八工总改组
如前所述，11月中旬成立的“省工总”其实是“省红总”的影子组织，其核心组实际控制在南大“红色造反队”成员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人手里。该组织的下属成员多为市区中小型工厂职工、车站码头装卸工、各区县市政建设工程队的建筑工匠和三轮车协会工人。1月25日，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通过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邢文举等人向“省红总”头头文凤来和南京军区负责人发出指示，“江苏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组织不纯，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的。”（《南京文革大事记》，第40页）根据这个指示，“省红总”勤务组与南京军区负责人决定对“省工总”实行改组。其具体方案是从长江机器制造厂、南京晨光机器厂和其他几个大型国营军工企业的群众组织中抽调成员组成新的“省工总”勤务组。（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1月28日，长江“红旗”、晨光“革联”（南京晨光机器厂运动初期受到省市委的严密控制，保守派工人组织一直占据厂内主导地位。由激进的少数派组成的“晨光厂革命职工联合会”于11月10日成立于南工校园。《南京文革大事记》，第24页。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阜宁，2007年4月14日）和其他60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指责现任“省工总”勤务组成员陈克兴、施威、黄秀琼等人大搞特权腐败，肆意助长“经济主义”歪风，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并宣布成立以晨光“革联”头头朱开地、长江“红旗”头头鲁学智为核心的新的“省工总”勤务组。（《我们为什么要彻底改组“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派工人答群众问》，《农奴戟》1967年2月8日。《彻底粉碎原工总执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红色工人》1967年3月1日）原“省工总”勤务组成员陈克兴等人随即提出，“省工总”改组是长江“红旗”策动的一场“宫廷政变”，是“一小撮臭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政治投机分子”分裂江苏工人运动的一大阴谋。他们不但拒绝交出权力，还于2月4日动员其拥护者向长江“红旗”等组织挑起武斗。（《南京文革大事记》，第44页。《江苏省九十三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声明》，《农奴戟》1967年2月8日。董国强与耿昌贤谈话记录，扬州，2007年2月1日）由此“省工总”分裂为“新工总”和“老工总”。“新工总”支持“好派”，“老工总”支持“屁派”。
上述几个重大事件，也对各单位内部的派性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是各单位情况的后续发展。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在“一三事件”以后不久就宣布解散。其下属成员要么成为“逍遥派”，要么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头头则被边缘化，直到1968年秋天毕业离校。
由于“红色造反队”坚持其发展成员的高标准，大部分参加造反派的“红旗”成员加入的是“八二七”下属组织。不过在“夺权”前后，南大“八二七”也发生了分裂。首先是“八二七”勤务组内形成了以张建山、曾邦元为首的两个圈子。张建山的拥护者多为一些激进学生，曾邦元的拥护者多为一些青年教师、教辅人员、后勤工人和一批年龄较大的“调干生”。（董国强与葛忠龙谈话记录，阜宁，2007年4月14日。葛忠龙是张建山的拥护者）张建山等人积极介入“一·二六夺权”，因而夺权后得以进入“夺权委员会”。（《一二六夺权前后》，《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7日）曾邦元等人则反对“一·二六夺权”。
“好”、“屁”之争发生后，张建山及其拥护者100多人宣布成立“南大八二七夺权大队”，脱离了“八二七”主流派。另外一些“八二七”下属组织负责人认为，“省红总”在实施“一·二六夺权”时没有很好地贯彻“联合夺权”的方针，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夺权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能轻易否定。（董国强与王继志谈话记录，南京，2007年2月27日。王继志原为“八二七”下属“星火燎原战斗队”头头，后来脱离“八二七”成为“好派”。其他一些人认同“夺权”主要基于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夺权是中央的号召；第二，南京军区支持夺权；第三，夺权以后《新华日报》正式发表了夺权声明。葛立新《从“好得很”到“好个屁”——谈谈我对“一·二六夺权”看法的转变》，《红色造反者》1967年3月3日）这些组织后来也遭到“八二七”主流派的排斥。另一方面，南大“红色造反队”在校内派性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孤立，也希望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同盟者。于是在1967年3、4月间，南大“红色造反队”与从南大“八二七”中分裂出来的“八二七夺权大队”、“八二七兵团五一战联”和“兵团一月革命师”组成南大“红四联”（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与南大“八二七”主流派在校内形成对抗。
1968年以后绝大部分学生陆续毕业。但是参加两派的教职员工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

长江机器制造厂
如前所述，长江“红旗”自成立之日起便在厂内占据近主导地位。11月16日“红色职工委员会”被逐出工厂以后，“红旗”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并没有寻求外部同盟的动力。因而他们并没有加入11月中旬成立的“省工总”，也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行动。如果不是张春桥的指示和“一·二八工总改组”，他们本来不会卷入“好”、“屁”之争。但是“省工总”改组后，长江“红旗”成为“好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头头鲁学智是“新工总”的第二号人物。而原“红旗”成员、“省工总”的创建人之一陈克兴则因为这次改组，成为“屁派”的一个重要头头。
不过由于陈克兴长期游离于长江“红旗”以外，所以他投向“屁派”并没有造成长江“红旗”的分裂。夺权以后长江厂内部的派性斗争实质上依然是“红旗”和“红色职工委员会”的斗争的继续。在1967年2月底，以原来的“红色职工委员会”为基干，长江厂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反对派组织“二二七”。受到厂党委压制的陈其昌等人很快宣布支持“二二七”。（王虹与孙树桢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10日）然而“二二七”的出现并没有危及“红旗”的主导地位。两派厂内政治地位的相互转换发生于1967年秋后。

南京师范学院附中
在12月中旬“红联”成立时，南师附中校内的派性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三事件”后，“思想兵”彻底瓦解。“造反军”虽然没有彻底瓦解，但是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通过家庭关系参加了解放军。
南师附中“红联”在“一·二六夺权”以后的分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如前所述，12月中下旬“红联”方面与“南京八二七”结成联盟完全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但是对有些人而言，这次选择造就了一种组织忠诚。“一·二六夺权”后，“省红总”为了反击“八二七”方面的宣传攻势，向各方表明这次夺权是“联合夺权”，希望在1月30日召开的“江苏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有“八二七”代表做支持夺权的发言。张建山是南大“八二七”创始人和勤务组成员，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与“省红总”和“夺权委员会”的关系，因而不合适做这样的代表。于是张建山、葛忠龙找到附中“红联”头头沈立志（他同时是“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勤务组头头），鼓动他在大会上发言。这个要求遭到沈立志的拒绝。沈立志认为附中“红联”作为“八二七”下属成员，应该听从“八二七”总部的统一号令。（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4日）此后，张建山、葛忠龙又找到“红联”勤务组的另一个成员何立群。何立群是“红联”下属附中“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的头头。他后来以南师附中“红联”和“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名义在五台山大会上发言（董国强与沈立志谈话记录，南京，2008年2月24日。《一二六抢印委员会罪行种种》，《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3日）。附中“红联”主流派随即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指责何立群是“分裂主义者”和“个人野心家”，指责他的发言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南京八二七南师附中红色造反联合会：《严正声明》，1967年1月31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1968年8月18日）此后“井冈山”宣布退出“红联”，成为“好派”在附中的下属组织。这两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68年这批学生“上山下乡”之前。

结论
通过对南京三个单位群众运动情况的深入考察，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尽管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与北京的号召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但是决定运动走势和派性认同的更重要因素是此前各单位的内部政治。这三个单位在运动初期都有一个正向动员的阶段。这种正向动员一方面表现出单位领导人对中央号召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又与单位内部的斗争有关。正向动员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打击潜在的对手。长江厂和南师附中的情况是最好的例证。南京大学的运动后来没有按照匡亚明的计划发展，是由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
第二，由于上述正向动员的存在，因而介入6月初第一批大字报事件的人并不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和反对者，而是一些现行体制的基本依靠力量。南大的运动没有按照匡亚明的计划开展，但实际的结果还是一样。这个事实构成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极大挑战。这些人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这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南大的第一批“造反英雄”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人是在与学校领导人匡亚明的冲突中涌现出来的，因而可以被归类于“造反派”。但他们后来在工作队和省委问题上却持鲜明的“保守派”立场；长江“红旗”最初是在厂党委支持下成立的，无疑应该被归类于“保守派”。但他们后来对省市委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并与其他单位的激进派结成“好派”联盟；南师附中“思想兵”和“造反军”是南师附中运动初期的激进力量，他们在对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太纯正的学生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老子同老子斗，儿子同儿子斗”，“次反必造，同学必斗”（董国强与王虹谈话记录，南京，2009年12月4日）。但是后来“思想兵”在对校领导、工作队和省市委的问题上持鲜明的“保守派”立场；“造反军”则随着运动走势的变化，先后提出“校内夺权”和“炮轰省市委”的口号。由此可见，所谓“造反派”或“保守派”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差异仅限于“造反”对象的不同。
第三，各单位第一波造反者与后起的造反者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从政治社会学提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去进行分析，很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例如南大“造反队”、“八二七”头头文凤来、曾邦元、张建山等人有着与其对立面“红旗”头头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等人相似的政治背景。长江厂“红色职工委员会”是由一批老工人和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组成的，政治纯洁性并不比“红旗”差。只有南师附中“红联”的情况有所差异，但其头头们也不是“黑五类”子弟。他们与“造反军”、“思想兵”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在中共政治语境中“红区党”与“白区党”的等级差异，正统的红军战士与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的等级差异，以及政治精英集团与知识精英集团的等级差异。这些差异基础上的矛盾，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处于较低等级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并不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他们所争取的仅限于表明自己政治忠诚的权利。
第四，夺权前后“省红总”与“南京八二七”的对抗，以及南大内部“红四联”与“八二七”的对抗，南师附中“红联”与“井冈山”的对抗，和“新工总”与“老工总”的对抗，更能说明派性冲突与家庭出身、政治网络关系等因素无关。人们的派性认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运动走势和十分频繁的相互碰撞中形成的，并不断发生变化的。
第五，暴力倾向与施暴程度也很难作为划分“激进”与“保守”的标准。在1966年秋冬表现较为温和的南大“八二七”、长江“红色职工委员会”/“二二七”、南师附中“红联”，在1968年夏天“清队”期间对无辜者的伤害程度，并不亚于运动初期南大“红旗”、长江“红旗”和南师附中“思想兵”、“造反军”对所谓“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伤害。
在厘清了上面几个问题后，我们还将进一步指出：文革群众运动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它是官僚政治体制框架下的瞬间性的群众政治参与。导致群众（包括许多单位领导层）最初卷入运动和持续的派性斗争的基本动力，部分是对自己切身利益的考量，部分是对极权政治体制下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的高度恐惧。群众派性持续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整个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宗派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这样一场混乱的政治运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