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金：簡评原武汉市委秘书长栗栖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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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评原武汉市委秘书长栗栖文革回忆

（吴焱金）

无意中从《武汉文史资料》看到原武汉市委秘书长栗栖写的一篇文革回忆，大约他认为自己九十多岁了，可以信口开河不用担心承担什么责任，于是打着“历史真实” 的旗号篡改历史，为自己脸上贴金，肆无忌惮地扺毁侮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表功而自曝当年如何对抗中央每一个指示，如何始终不渝地整治造反派。

这位身材高大的栗栖我是认识的，除凭资历当官我从来没看出他有什么水平，既不能说又不能写，更无独力思考能力，未听过也未见过他有任何一项政绩。

他这篇回忆录为何只写1973—1976三年时间，而对1966-1972只字不提。说实话，湖北的文化大革命从来是以针对湖北省委为主的，先是造反派与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省长张体学的矛盾，后是与林彪活党曾思玉. 死党刘丰的矛盾，以后则是与省委书记韩宁夫的矛盾。对武汉市委基本上没有触动，甚至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位领导干部。由于我是温和派，特别讲政策，在有些运动中还公开挺身而出保护领导干部，如旧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市革委会副主任谢滋群，他们都对我很感激。由于从未发生正面冲突，彼此见面都是很客气的，栗栖每次见了我也是点头哈腰，笑容可掬，我去过栗栖家，更是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家中常客，我从未感到他们会在內心对我们有什么刻骨仇恨。他们在文革中挨了谁的整？挨了军代表的整，把他们下放斗. 批. 改，住牛棚，挨批判，被迫参加劳动，如王克文喂猪，邓垦挑大糞……这一段他不敢说，屁也不放一个。直到1973年毛主席指示“兵归营，权归政”， 组建新武汉市委，这正是栗栖要为自己评功摆好大书特书的三年。这三年地方领导干部真正掌权，一手遮天，但还要留个军队干部田文做做样子。同时又主动调李想玉和我到市革委会上班，安排中央委员董明会当市委书记，一是做做样子，二也有讨好造反派的成份。但他在回忆录中竟说我和李想玉是1972年增补的副主任，并说是“出于压力”， 也不知是谁的压力？其实我和李想玉是在1968年元月二十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由毛主席党中央正式红头文件批准的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同的是自1973年6月正式将人事档案关系调市革委会，分配办公室. 秘书和小汽车，何来增补之说？而且堂堂秘书长竟一再将我名字写错，可见水平之高了。更离奇的是我今天还活在人间，他却断然宣布“吴焱金早死了”， 于是放心地造我的谣，骗造一个抢市委材料的事栽脏于我，并说我是铁军的头，而不说我是工造总司前负责人，现市革委会副主任。到市委协商借材料另有其人，与我丝毫不相干，栗栖这种张冠李戴. 指鹿为马还是“历史真实” 吗？你公然宣称我死了，我休说要追究你造谣侵害我生存权. 名誉权，要你赔尝精神损失。如果亲自到你家当靣理论，岂不吓死你，又该谁负责呢？哈哈！

栗栖在回忆录中一槪把毛主席. 党中央指示歪曲成“四人帮以中央名义下达的文件和指示”， 如果当时真有一件这样的事，那四个人能站住脚吗？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看成什么人了？回忆中毫不讳言对杀人如麻的《百万雄师》头头的保护和提抜，对造反派头头的严密监控，派专人摸动态，随时向市委核心层汇报。至于虚张声势保护邓小平弟弟为自己摆功，其实是莫须有。当年并没有人要抓邓垦，我常去邓垦家，几次慰问解放军，我和邓垦都是慰问团副团长，我还当面向解放军指战员介绍：“他就是邓小平的弟弟，你们看象不象？”关系一直挺好的。也许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自己紧张，躲起来也在情理之中。栗栖除了捏造事实，夸大其辞为自己评功摆好，也实在举不出造反派真凭真据的罪状，仅用空洞的口号妖魔化文革而已，通过妖魔化造反派和给四个人强加不实罪名，达到丑化和诬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目的。

在整个文革十年中，我和市委所有老干部未发生过一次正靣冲突，反之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干部与我当靣“斗争” 过，一是没理由可斗，二是当时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不是怕我本人，是时代大环境，是忌惮造反的总司令毛主席。1973年把我调进市革委会，我成了“香饽饽”， 本来分管城建委，连工交战线开会也请我去，干什么事都把我推在第一线。由于我管事太多，毛主席逝世后我受审查时才明白地对我说：“你最年轻，野心最大，能力最强，不重点打击你打击谁？”果然董明会. 李想玉二人未判刑，回单位劳动，重点打击我一个。尽管他们一再向中央上报，但中央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至二十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 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认定：湖北除夏邦银. 朱鸿霞. 胡厚民. 张立国四人判刑外，其余都回本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连邓小平. 胡耀邦主政的中央指示也拒不执行，定要在武汉市也人为制造一个“四人帮”： 吴焱金. 顾建棠. 彭祖龙. 严常。不仅如此，连中发（1982）9号文件也不传达. 不贯彻. 不执行，致使我们数十年没有工作，没有社保和医保，沦为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

最典型的是董明会，是军代表和当权派打灯笼拿放大镜在造反派中寻找的最听话的代理人。安排他当了两届中央委员和市委书记. 市总工会主任. 市民兵总指挥长。而董明会百分之百听领导的话，从不和造反派来往，结果十月六日后照样被抓进监狱。栗栖在回忆中特意强调董明会只是“被安排的”， 没有实权。 而且十月六日后委积极配合《百万雄师》群众非法拘禁. 游斗董明会也成为新市委大功一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十年，武汉所有造反派头头只见过毛主席. 林副主席. 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唯独没见过所谓“四人帮”， 更无任何来往。只有董明会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中央读书班，与王洪文有过单独接触。结果我们不认识那四个人的人全成了“四人帮” 的黑干将，而董明会反而没事了，一切都是从政治需要和实用主义出发，他们说：“只有把你们打倒搞臭，才能把造反派势力压下去。”

栗栖还用大量篇幅写了新市委在“揭. 批. 查’ 中如何受到中央新派到湖北省主要负责人的排挤. 打击, 大曝党內派系斗争。栗栖在与军代表斗争中处绝对劣势地位, 至今不敢讲一个字。与造反派斗应该是处绝对优势地位, 当年也没见他敢公开斗一次, 如今自说自话又想冒充事后英雄，真是可卑又可笑！后来党內自己斗, 它又是失势者, 当年不敢放屁, 今天又大发牢骚, 历数那一派的种种不是。这种旣没骨气又没胆量的” 牢骚英雄” 满口胡骗的屁话能骗得了不明真相的人, 绝对骗不了当事人. 亲历者和独力思考的思想者。

2011年7月11日深夜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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