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磊：整理文稿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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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来我在整理外公笔记本的复印件，主要是文革部分，再确切一点说，是1966年5月至8月的陕西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外公生前留有十一个笔记本，黑胶牛皮纸封面，大大的那一种，里面记录了自1954年开始列席陕西省委常委会，至1966年8月底被打倒关押前的各种记录和笔记，外公的笔记和记录很详细，什么会上谁说了什么，谁怎样汇报的，谁怎么插话，每个细节都被很清晰的记录，连省委常委会的记录员看了外公的笔记也自叹弗如，外公去世前几年，省档案馆托人请求外公，将这十一个笔记本送到省档案馆存档，外公答应了，于是这些珍贵的史料记录就被尘封，其实连我们家很多人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但亲眼读过这些笔记的人是少之又少，一则是外公的党性非常强，工作上的事情从来不在家随便讲，更不用说让子女孙辈翻看他的文件和笔记，二则是家人很少了解这些笔记本的珍贵性，以及史料的独特价值，看也白看，懵懵懂懂，于是就更少有人关心这些笔记本。
我因为自小对历史有兴趣，工作后编辑报纸的历史版，后来又一直断断续续的做陕西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对这些笔记本尤为关注。前年趁着编辑外公的纪念文集的机会，将这十一个笔记本借阅出来，复印保存。外公的纪念文集出版后，我有时间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整理这批笔记资料成了头一件重要的事。
现在整理的是这批笔记本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文革爆发的那几个月中的省委常委会记录，从1966年5月25日的第178次省委常委会，省委常委诸同志听取西安市委书记处关于西安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的汇报，批三家村，质问北京日报，市委书记处认为《西安晚报》的领导成员有问题，在批三家村上不积极，而且也存在着类似三家村的“黑线”，汇报中有“西安晚报和邓（拓）、吴（晗）相呼应，配合的很密切，一呼一应。登吴晗的诗，有“至今民间有苦”的话。”之句，报社的问题种种表现，其实都是值得领导重视和注意的，否则。。。。。后面的话没有明讲，但是我们不难揣测出来。汇报中又指“西安市戏剧节的黑线从两方面来，一是从北京来，一是从赵伯平那里来”，西安市文化局也存在相同问题，而教育方面“还没揭出一个系统的黑线，但主要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地富出身人的手中。市上共80多个中学，还有厂办、民办的中学。教育局局长是混进党内的分子（张越），副局长黄克，公开讲教育依靠老教师。”而陕西省委常委的意见，西安市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特别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表现还是较好的，有些细节问题，主要领导要下力气抓，同时也提出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工农兵为主力，不要压制年轻人。”“大字报指定房子贴，并抄印报上级。”“不要上街游行。展开斗争要有领导，有秩序。批判谁、斗争谁，要有计划有领导。总之，不能放弃领导，放弃领导要犯错误。”总的看来，还是依照过去党内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处理，甚至是按照反右运动的一些模式，领导依然认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文艺文化教育界的黑线”，要防止在运动中“社会上的反动标语，主张反动分子出笼，公安机关要研究这个斗争。”对于所谓犯了错误的领导，一是批评帮助，二是放到运动后期解决，在四天后的常委会记录中，仍然看出省委常委的主要关注方向，还是“四清”中土改是否彻底，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纯不纯，坏人占了基层干部队伍的百分之多少，虽然也有“文化战线上的黑线很粗很长”，但是基本是照办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说法，什么是黑线？有多粗有多长？省委的领导同志未必心里清楚，有人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队伍严重不纯”，有人讲“思想文化领域还没有专（政）起来，实际是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着重“讲一讲阶级路线的问题”
从常委会的记录来看，陕西虽然左，但也是按照毛的旨意一步一步来，稳妥进行，中央没说的，不贸然做决定，中央说了的，也沿袭中央的说法，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说的“有很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不过用不了多久，大多领导就懵懵懂懂的被批判被关押，成为了他们几个月前所批判的“黑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白磊：书吃的文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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