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威：又见毛兵

tuffy05

又见毛兵

魏威

按：“毛兵”——“毛主席的红卫兵”，这是文革中的时髦名字。文革中给自己起这类名字的人不少。本文所说的毛兵，则是文革中上海的风云人物：“中串会”的小理论家戚伟堂。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是上海中学生中一个稍具异端色彩的松散组织，毛兵为它写的《一切为了九大》只不过稍稍表现出一点独立思考，一发表就遭到张春桥、徐景贤等人的批判。以后，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又自愿去到艰苦的兰考农村插队落户，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组成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当年还是小弟弟的朱学勤，就曾追随他们，结识了这些让他终生难忘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每次聚会几乎都要提到毛兵，关于他的消息也是断断续续的。最初听到的是他出狱了、平反了，在上海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了名资料员，以后则是他的哲学思考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严北溟教授的欣赏，将女儿嫁给了他，还生了个儿子。于是大伙儿便庆幸他劫后余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后来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似乎精神有点问题了。据说他发病时常常会到离他家很近的三角地花园作关于老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演说。再后来，便听说了他离婚了。孑然一身，枯度晚年。但不管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好还是不好，精神正常还是不正常，他始终牵挂在我们心上。
2010年春节，当年兰考插队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次聚会，谈及毛兵的时候，管宇春说毛兵精神病发作了，他妹妹监护着把他送进了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我问道，是大妹妹戚伟奋吗？管宇春说不是戚伟奋，是小妹妹戚伟雅。我大为愕然。毛兵有五个妹妹，大妹妹戚伟奋和毛兵的关系最好，对他也最崇拜。《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以后，毛兵去北京清华住了一段时间，其间都是戚伟奋充当着毛兵与我之间的联系人。毛兵一旦有了什么信息，她就会与我联系。1968年春上海市革会对中串会和《一切》的办班批判，由于“四•一二”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而草草收场。“四•一二”晚，市革会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召开了《一切》的批判会。徐景贤作了主旨讲话。他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时，我和红欧、王毅捷坐在台前接受批判。听了徐景贤的开场白，我的心陡然一惊：“四•一二”嘛，谁人不知，是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日子，怎么就把我们的《一切》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呢？看来问题严重了。可是，徐景贤却又话题一转：“就在今天，4月12日，上海又掀起了一股炮打我们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反革命逆流……”闻听此言，我顿时放下了心：原来如此，此人阵脚已乱，对《一切》的批判必然不了了之，我可能就能被释放回家了。果不其然，当晚学习班就结束了，而第二天我也就被交大附中结束隔离审查了。但正因为对《一切》的批判是由于第二次炮打而草草收场，我预感到事情远没有结束，只要张春桥徐景贤还在台上，秋后算账那是早晚的事。
“四•一二”炮打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在当时的大、中学生红卫兵中对于张春桥的怀疑却越来越厉害。有一种传言，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曾表态“可以自己的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此传言很快就为怀疑一切的红卫兵所采信。毛兵临行前曾神神道道地告诉我已经拿到了霍士廉的书证，此行北京就是要设法送达天听，清除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最后一颗定时炸弹。我听了以后很兴奋，因为能够以实际行动来清君侧、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我们自投身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始终坚持的革命理念。
过了不多久，戚伟奋约我见面，她告诉我毛兵终于将张春桥叛变的材料通过江青的姐姐送给了中央。听闻此言，我当然很高兴，叛徒终将获罪、终将被清除。过了不久，各大报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消息，毛兵又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扬言要和林彪“重上井冈山”的令人费解的宣言，并通过戚伟奋要我在全市的主要街道刷大标语，呼应首都红卫兵的行动。我听了以后有点啼笑皆非。经过批判《一切》和“四•一二”炮打的被镇压，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早已偃旗息鼓，我单枪匹马如何去落实他的“指示”呢？戚伟奋见我面有难色，非常着急，对我自然也很失望。
因为有了上述的接触，我知道戚伟奋对毛兵的感情之深，怎么毛兵发病了，她就袖手旁观了呢？我疑疑惑惑地询问管宇春。管君一脸惊怖地说：“戚伟奋大概没了。”我不知道这“没了”是啥意思，惊问道：“怎么没了？死了？”管君说：“那倒不是。就是找不到她了。”我思忖了片刻，“那是不是也发病了？”管君点了点头：“有可能。”
哦，我们的毛兵！
我哑然默然错愕不已。事后，管君和李伟君、王鸿生去探望了毛兵。据说毛兵很兴奋，也都叫得出久违的老朋友的名字。
2011年2月5日的聚会，可以说是劫后人数最全的一次泛中串会聚会。但毛兵却依然一如既往地无法出席，给我以“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深深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管君、张水荣、李逊相约探望。到了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查了他的名字，说是没有这个病人。我们四人顿时相顾失色，顿生疑窦。管君和戚伟雅电话联系后才知道由于毛兵的病情比较严重，只好转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寻求更好的治疗。这一折腾，原本沉重的心情越发压抑了起来。除了管君，我们谁也没有探望精神病患者的经历，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在我眼前出现的始终是好莱坞大片《飞越疯人院》的尼克尔逊，感觉很不好；但也有点好奇、有点新鲜。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患者自由活动的时间。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是探望戚伟堂的时候，便好心朝着自由活动着的患者大声呼喊：“戚伟堂在吗？有人探望！”于是。远远地传来了一声：“来了！”
哦，这就是他那熟悉的声音，没啥大的变化，甚至也不苍老。整整四十年了，从他1971年春节刚刚过后的2月初的某一天被捕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那天他和蒋濮约好见面的，可他却被迫爽约了。蒋濮等了很久很久，满怀着失望、疑惑和某种不详的预感回到远在复旦九号楼家中的时候，她也被带走了，隔离审查了很久很久。那年的“一打三反”几乎把异端思想者一网打尽。春节前后，复旦的“反复辟学会”和胡守钧“小集团”主要成员相继被隔离，2月底红鸥和海鹰也从兰考被押回了复旦，5月，我、管宇春和张水荣也被相继隔离。1968年春，市革会曾组织了对中串会和《一切为了九大》的办班批判。我和红鸥被抓回了上海，而毛兵却与管宇春避居浙江四明山而得以逃脱。也许是当年的脱逃，也许是因为将张春桥的叛变材料递送给了江青的姐姐，毛兵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了当局，于是此次便升级为逮捕。当时尽管明知在劫难逃，但是对当局动用公安机关抓捕一个中学生，依然是始料未及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及无处逃遁的恐惧和委屈，笼罩在我们的心头……
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会客室，但门是不能关上的，这是规定，也许是为了安全。毛兵依然是那样的不修边幅，随意穿在身上的上衣有着几条明显的折痕。好在他的精神还算矍铄，还能叫得出我们的名字。对于李逊，他是初次见面。但不知是出于对异性的兴趣还是竭力在脑海中搜索是否见过的印象，他居然狠狠地盯了她两眼。我们小心翼翼地发问，生怕刺激了他：“除了我们几个，你还记得谁？”毛兵说：“当然记得，还有红鸥，蒋濮。”管宇春告诉他，蒋濮想见你，不知道你想不想见。本来此次探望毛兵，主要是因为蒋濮想见他，让我们陪她前往。当时我还对她说，要是毛兵乍一见到你受到刺激怎么办？是否介意我把你们见面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也许是我的几句话使她产生了疑虑，到时候她又变卦不来了。毛兵想了想，非常大度地说：“见不见的，也无所谓了。”我不由得想到，淡淡的一句话，蕴藏了多少情事。既然最怕他受刺激的话题都已经说了，以后的谈话也就容易些了。我们谈得最多的不是他身陷囹圄3年半的生活，尽管牢狱生涯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永远不会消褪的深深印痕，而是他出狱后进行的哲学思考。
谈到他的哲学思考，毛兵完全恢复了当年的侃侃而谈。他依然微微地翘着他那独特的兰花指。2006年是他集中发表论文之年：在《中国大学生》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在《最优化报》发表了《四色定理原理》，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月刊》连续发表了《宇宙论》五篇，但此次骤然发病也是在2006年。据他说发病前他还写了篇《时间几何》以阐述数学本质的论文，但未及投稿便被送进了浦东精神卫生中心直至今日。谈及此稿的不知所终，毛兵不免黯然神伤。不知是病情所致还是劳累的缘故，最初的兴奋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则是迷惘和茫然，有点像陷入了悠远的沉思。随后他漠然地听从着我们的指挥，拍下了迄今为止唯一的合影。
告别了毛兵自然是心情沉重、唏嘘不已。但仔细想来似乎也不必如此。毛兵的精神分裂并非从他身陷囹圄开始，其实当初我们早就有所感知。在编辑出版影印版《红卫战报》的时候，毛兵共撰写了三篇文章。其中《论思潮斗争》和《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可谓是思辨清晰，引经据典随手拈来，洋洋洒洒，不须修改一字就已敷衍成文；但是《一切为了九大》就不同了。初稿写就，读来使人茫然不知所措，思维非常乱。毛兵素以能言善辩取胜，但有时也会出现完全违反逻辑的狡辩。在讨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这些形而下著作的时候，他无疑是雄辩的、逻辑严密的；但在谈论费尔巴哈、康德和黑格尔的时候，他常常会对我们显现出不屑一顾的蔑视。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与一位曾经在长宁区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作家探讨过精神病发生学的问题。据他说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往往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原因，外部环境当然是触发其发病的重要契机，有时候身边的热水瓶突然碎裂，其爆炸声也足以使其发病。按说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数非常之多，但精神病发病率却没有因此而大幅度上扬。毛兵的精神混乱早就可见端倪，但与世隔绝的牢狱生涯无疑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以至于精神分裂。
毛兵对于生活的要求不高，唯求温饱而已。早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春，当我们沉浸在理论学习探讨的时候，几乎天天生活在一起，热忱地交换研读着能够寻觅到的书籍，几乎毫不顾及生活质量。到了吃饭时间，就到饮食店里去吃一碗阳春面，或者豆浆油条。连生煎和锅贴这种有肉的点心也很少吃，因为有肉的贵、无法果腹。那时候我们采取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谁有钱就谁付账。三个月下来，我的脸都瘦了、绿了。实在饿得不行了，身边连小钱也没有了，我就想回家蹭饭。可毛兵不干，他非要拖着我们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继续探讨。为此我们时常会发生龃龉而不欢而散。毛兵似乎喜欢用苦行僧自虐的方式来锤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他最推崇的是布朗基。布朗基几乎坐了一辈子的牢，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没有任何衰减。我虽然敬佩他的毅力，但并不赞赏他。因为布朗基的一生少有作为。他的牢狱生涯无法使他的人民受到刺激和鼓舞，不像老甘地稍稍在狱中绝食几天就能使恒河流域风起云涌。
有时候我真想问问毛兵，这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我曾经有过的隔离生涯告诉我，与世隔绝没有人说话、没有任何书籍、没有报纸、没有前途的生活是足以摧毁人的意志的。记得在延安中学隔离审查的时候，我曾经趁看守疏忽不备偷到一本《古文观止》的时候，是怎样地欣喜若狂；悄悄地轻声朗读唐宋八大家散文、以锻炼自己话语能力的时候，是怎样地带着恶作剧的欢快。还记得茨威格的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吗？每一个被关押隔离的思想者都会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去寻找消磨时光的方式。我想，于毛兵而言，他一定是沉浸在他的形而上哲学思考中。时而清醒、时而迷惘、时而精神分裂。这种精神上的悠游和徜徉，于他而言，并非仅仅是为了消磨时光，而是一种常态的生存方式。对于思想者来说，伟大、出类拔萃和精神分裂有时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后来我知道了，毛兵在研究“四色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我试图去理解他，也和他认真地探讨过，但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从哲学层面的数学思考。我无法对他的理论思考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无法评价它的价值，甚至根本无法将其归入哲学的哪个领域。然而，人类科学思想史上常常有当代人无法理解、甚至极力诋毁、否定，但最终却被后世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理论。
我不知道毛兵的哲学思考是否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价值，或许它全无价值只是痴人说梦，但我知道毛兵一辈子都在锲而不舍地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即便是在精神卫生中心治疗的时候。他从不追求现世生活物质层面的享受，只要能够思考他就会快乐。从常人的眼光看来，他形影相吊的晚年生活当然是悲惨的，他的精神分裂还必须依靠药物和其他医疗手段的治疗，但我要说的是，他依然在思考。毛兵精神分裂了了，但他绝没有沉沦。


《记忆》总第七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