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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张雄飞的博客$ J7 X4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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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文革罪行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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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3 K; d! f说明:我注意到了有年青朋友,很想了解广西文革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这些行将就木的过来人,且不说别的大道理,仅从道义上,就应该把真实的、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编造的情况,尽可能地告诉他们,相信他们会从中总结出积极的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以使国家更强盛人民更富裕。所以我愿把多年收集到的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关于桂林文革的历史,我想从两方面为年青的朋友们发帖:一是自己掌握的资料,二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 顺便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个事实:在这“军政史诗”版上,有些“国军”和“民主斗士”,拼命对我“追杀”,包括把“大字报”贴到我邮箱及博客上去。他们造谣说我是“桂林造反派的头头血债累累”,所以我想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从下面的史料中,有没有“造反派头头张雄飞”的名字?那些血债累累的,都是哪个派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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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Q' Y/ \. ]) Z O 桂林市“八·二0”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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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j' A5 w5 o% b2 G; X 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 八月十七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八月十九日在“一O四”驻地景伯承、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o”行动,一O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八月二十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O”公告),借口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为对付“造反大军”,由市革委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十月底一部分“工纠”改为城区人民纠察队)配备半自动等式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 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因“八·二O”这个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行动,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八月二十九日,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 八月三十日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九月一日师院先后游斗了崔毅、周兆祥、谢荣杰、杨福庭、甘恒彩、李日明、黄沃南等院领导及不同观点的头头。 九月一日至二十日,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不同观点的另一派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九月三日,广西著名演员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遭非人性侮辱。 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爬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手”、“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由“八·二O”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一个多月,“八·二o”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凶手蒋孝生,当时二十岁,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灵保大队元村人,一九七O年应征入伍,一九七一年一月,,因“文革”杀人问题暴露提前退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后被提为灵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O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 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六人押到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宗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吴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诚(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雁山公社兴隆、罗安、枫林三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大草坪召开批斗大会,以熊德喜、熊绍海、秦税次、黎六弟、秦贵保、熊税喜、秦天忠(均为农民)、熊詹月(地主)九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为由,决定对他们枪杀,另外还决定枪杀罗安大队的葛新荣(家庭出身地主)。会上秦贱贵(兴隆大队支部书记),葛连才(罗安大队支部书记)先后讲了话,尔后,由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齐秀贵和刘双发、刘春成、葛石保、葛秋生等(均为罗安大队民兵),在良丰农场二队猪场旁边,对以上十人执行枪杀。 据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向自治区的汇报中说:从“八·二o”到“九·二O”的一个月内,被当时的所谓群众专政,打死九十多人。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o”以后至六八年底,被乱抓乱杀死一百六十人,批斗游斗死九十四人,自杀九十一人,总计为三百 四十五人。至于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得更长。 “八·二O”以来,市革委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名委员,有十九名被抓,而“联指”的委员,不论是策划和直接参与武斗,还是枪杀过人,不仅不追究,反以执行正确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和“八·二O”行动有功加官晋级。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十月间,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虽 然多次更换,但“联指”头头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等,长期担任市革委和市委要职,极力支持和依靠“联指”而被结合的某些领导干部一直被安排要职予以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