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骚乱的重庆（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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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交待”出牛棚——《骚乱的重庆》（31）

张光明


从鱼塘边回来，三个工人径直上了二楼。他们叫我回房间，不要随便讲话。如果“斗批改组”问，就说是工宣队找谈话去了。

李定胜已经睡了，其他房间的人也睡了。值班室灯亮着，没有声音。我向工宣队吐了心里话，轻松了许多，没脱衣服便倒头睡在被盖上。

在深深的睡意中，有人摇我的手臂。睁眼一看，是工人师傅。他拉起我就往二楼走。到了楼道尽头，进入周政委的房间。屋子里满是烟味，我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周政委和颜悦色地叫我坐下，说：这么晚找你，是想再和你谈一谈。这里都是工宣队和我们军队的，没有地方的人。你不用顾虑，也不要隐瞒真相。请你把刚才给工宣队谈的情况再向我们大家谈一次。我们大队的古团长也在这里。你必须讲真话，不许讲假话。只有讲真话才能救你自己，如果讲假话，你自己吃亏。

我提起精神，把刚才在鱼塘边讲的情况，原原本本重复了一遍。某些细节，讲得更详细更具体。我认为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我觉得关于派性方面还应当补充些情况。于是又把他们如何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陈世朴、沈世鸣文章，我不写，违背了机关造反派的意愿，从而矛盾更加激化的过程也说了出来。

周政委问他们几个人：“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都说是清楚了。周政委对我说：你现在下楼睡觉去吧。你把今天讲的内容在脑子里系统一下，可能还得谈一谈。什么时候谈，等我们通知。去吧，安心睡一觉。我离开周政委办公室时，时针已指向夜里三点半。

第二天下午，市人委办公厅全体会议。我们重点人头也参加。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除中队的三个军代表和工宣队10个人全部到场外，大队学习组的军代表也有人来参加。差不多有七八个穿军装的。

“斗批改组”的副组长照例说了个开场白。他说：今天这个会，我只是奉命通知。什么内容我不知道。现在人都到齐了，请周政委作指示。

周政委站起来，劈头几句就不大客气：那来哪么多“指示”？“指示”什么？哪个能够真正听上级的指示！然后，他面向大家：今天这个会，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让张光明同志交待问题。不是说他非常顽固吗？一个字都不写交待材料吗！这几天，工宣队的同志找他谈了话。我们中队和大队的古团长也找他谈了两次。他对一些问题，给工宣队、给我们军代表，做了比较详细的交待。他是你们单位的人，也应当向你们大家做出交待。我们就是要抓这个典型，要攻破这个所谓的顽固堡垒，看看他是怎么个顽固法。是不是应当作为重点对象来审查？是不是应当对他继续批判？我们觉得，张光明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所以也把大队的领导和学习班的领导请来了。

周政委这才问陈自忠：“陈主任，你是‘斗批改’组长，事前没有和你通气。你看这样行不行？”陈自忠答应“行！”。

这时周政委喊我：张光明同志！现在该你向大家交待了。就像给工宣队谈话一样，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好吗？我点点头。

我站起来准备说话，古团长做了个手势：坐下说，坐下说。不要人人都搞得一副挨斗的样子。于是我原地坐了下来。

我先检查交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重庆大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再将与余跃泽的工作关系作了交代，并批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曾经保他逃避红卫兵批判的错误。同时说明市委财贸部用两个干部与《大公报》把我交换来的真像。澄清我是用“两个处长换来的”来龙去脉。

然后我说：“我到市人委办公厅时间不长，同志们对我不够了解，可能有些误传，以下我着重澄清三个问题。”

我说第一，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问题。我的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我本人是学生成分。解放前，因为我父亲老年多病，母亲是小脚，我自己还没有成年，几亩薄田租给别人实行产量分成，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可以作证。我本人解放前三年一年多读书，一年多当童工。但因做童工的时间没有延续三年，土改时按政策划定为学生成分。我家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我现在会写点文章，不是解放前读的书多，而是参加革命后组织的培养和刻苦自学。我是本地人，只要派两个人，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的路费，就可以到我老家查清楚。

我又说第二，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与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初期，曹荻秋在重庆当市长，当市委书记时，我还在农村搞土改，在工厂当秘书，哪有条件攀得上这样大的干部？有人把我和曹荻秋捆绑在一起，怀疑我是他的黑线人物，恐怕是出于某种误会。事实是这样的：前年我在“革委会”秘书小组任副组长时，上海曹荻秋专案组来人，查阅曹荻秋在重庆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们重点要查的是当时出版的《重庆工商》杂志。《重庆工商》是由重庆工商联主办的，已停刊多年。我当记者时，保存有全套杂志作为资料。上海来人时，正值枇杷山地区武斗。来人在学田湾招待所住了很久，过不了枇杷山地区就去不了工商联。他们来向“革委会”借钱粮路费。我在批钱粮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就把我自己保存的杂志拿到办公室来供他们查阅。这是工作问题，不是我和曹荻秋有何个人关系。完全扯不到黑帮黑线问题。这是一套公开出版的杂志，并不是曹荻秋的什么档案。要弄清楚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第一，上海同志来查阅杂志时，王永熙同志帮助他们一起查阅过。王永熙就坐在这里，如果他良心没有泯灭，应当不会记错。第二，这套杂志摆在我办公桌上一两个月，看见的人不只一个两个。可以打电话给现在秘书小组的陈本华，他是军人，相信他不会讲假话。第三，这套杂志是统战部周永林处长送我的。他现在统战部学习，离这里只有一个球场坝，半个小时即可核对。第四，杂志还在我家中，可以派人去抱来看，是不是曹荻秋的档案。

我再说第三。常芝青是《大公报》党组书记、总编辑。曾经是我的上级领导。廖井丹虽然是长寿人，但我们并不认识。抗战时期，他们是革命根据地《晋绥日报》的负责人。《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给他们两人为主的编辑记者谈的。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我要给他们涂脂抹粉。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起这一事情的呢？那是前年，高炮师宣传科长张陵秋在“革筹组”支左时，布置我们通读《毛选》，一人精读一部分文章，作为重点发言。我分配到第41－50篇，其中就有毛主席《给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这篇著作。我在中心发言时，谈到了常芝青、廖井丹的名字。这是作为学习这篇文章的背景来理解。既没有吹捧这两个人，更没有诬蔑毛主席。而且，常芝青、廖井丹现在并没有被打倒，都还在中央工作，都是不小的领导干部。用不着我来替他们涂脂抹粉。主持通读《毛选》学习的张陵秋就在本市，听我发言的蒋元春、李宁才、王永熙也在学习班，即刻就可以调查清楚。

我的交待是说明事实真相，澄清“小字报”对我的栽赃陷害。中间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起哄。讲完以后，周政委问大家有何意见和问题。没有一个人回答。又问陈自忠和“斗批改组”的其他人，回答都说没有问题。然后他再问两派的头头，也没人吭声。周政委说：“刚才张光明说在座的有人知情，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呀？如果有，站起来说，证明一下嘛！”没有人吱声。周政委对陈自忠：“听说有个王雨西是同张光明一起工作的，在不在呀？”陈自忠说：“是有一个王永熙，来了的。”随着喊道：“王永熙，周政委喊你哪！”王永熙站起来，但没说话。周政委问：“你是知情者。你说说看，张光明刚才讲的是不是事实？你大胆地说，但必须实事求是。”王永熙说：“他讲的是事实。”古团长插话：“哪你现在还有怀疑没有？你所怀疑的问题，张光明说清楚了没有？”王永熙低声说：“他说清楚了。”

周政委反复询问大家之后做了结束讲话。他说：办这个“清队”学习班，目的是清查坏人，不是整好人。清查坏人也是治病救人，不是胡乱打人骂人。我们军队和工宣队的目的是促进团结，不是促使分裂。是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不是要把水搅浑。是要使工作逐步走上正规，不是揉成一团乱麻。可是，有的人还没有看清这个形势，以为还可以乱搞、胡来。趁此机会整人，发泄私愤，搞派性。你怀疑别人可以，但要出以公心。没有依据，凭空栽赃陷害，无端怀疑别人，这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为了防止继续有这种行为发生，从今天起，所有重点对象的材料都要跟本人见面，不准蒙在鼓里审查。至于张光明这个同志嘛，是继续作为重点呢还是让他出来工作？你们“斗批改组”研究，给中队一个答复。现在请大队领导古团长讲话。

古团长说：我就一句话，哪个再用派性整人，用小字报暗地整人，背着别人栽赃陷害，我们就对他不客气，不信你试试。我们在云南是不怕派性捣乱的，到了你重庆也不怕用派性搅浑水。奶奶！



在中队工作的日子——《骚乱的重庆》（32）

张光明


我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从内心里敬佩工人的胆识和策略，他们暗中解救我而没有露馅。我也感激军队干部的魄力与公正，他们给了我一个澄清嫌疑的机会，压住了那股邪气。通过我这个被派性陷害的典型，使军队干部看清了机关里暗地整人的手段是多么狠毒。因而决定把重点人头的材料通通向本人公开。从而解救了一大批干部。事实上，能够在办公厅工作的干部，祖宗八代都是被审查过多次的。稍微有点问题的人早就踢出去了，哪里还有“三种人”留到现在来清理？

我被“解放”之后，陈自忠代表“斗批改组”找我谈话，要求我丢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计较个人恩怨，搞好团结。同时表示立即联系我回“革委会”秘书小组去工作。我说，恩怨可以不计较，团结一定要搞好，但是我不愿意回秘书小组了。既然我离开了是非之地，何必又去陷入是非呢？陈自忠说，那就留在“斗批改组”整理重点人头材料吧，我也不干。因为我认为，“造反派”带着有色眼睛看干部，“洪同县里无好人”。重点人头的每一份材料都可能掺合着派性。我陷进去不会有好结果。

叫我走我不走，留下工作我也不干。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学习。过了一天，陈自忠叫我到周政委那里去一趟。周政委说：“你不愿意回秘书组，不勉强你。但是你不愿意工作可不行。现在大队要你去工作。我跟古团长商量了，你去大队之前，先在中队工作一个短暂时间。等这一个阶段的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回大队。”我服从了安排。

当天，张英瑞就来找我。说是大队叫他给我安排住处，叫我马上搬到前楼去。他还告诉我，周政委与古团长是老搭档，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其实都是大队的领导。因为两个办公厅和民政局的派性太重，所以亲自来兼任中队长，亲自抓这个重点。这样，我才明白了“一起回大队”的含义。

自此，我住在大队，上班在中队。大队与中队一个在前楼，一个在后楼，都在党校院子里。

上班后，周政委说：“中队现在没有地方干部工作。周炳林虽然算中队干部，但实际只抓市委办公厅。他刚刚解放不久，还不能大胆工作。本来想把陈自忠调上来，但放下市人委办公厅又不放心。中队的几个单位，两派对立情绪很大的是民政局，那里是一块坚冰。你就去联系民政局，多做些调和工作。”说罢，他把我带到民政局学习的地方。把我介绍给他们说：“张光明同志现在已经调到大队部，派到我们中队来，负责联络你们民政局。你们在学习中，有什么情况就向他反映，他带回来和我们研究。”

从这天开始，我基本上就在民政局的圈子里活动。为了观察如何才能溶化这块坚冰，开会、学习我都和他们在一起。民政局的基本情况是：就人数来说，“反到底”观点的人多，但是没有掌握到实权。而“八一五”观点人数虽少，但掌握了印章、保险柜和钥匙。收发文件，领发工资，代表民政局出外参加会议，都是他们。局一级的三个领导干部，一个是“市革委会”常委，不来参加“清队”。一个在襄渝铁路民兵师工作，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王际法，受一些人拥戴，有一些人又不信任他。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要化解两派矛盾，关键在于做通少数人的工作。我劝说他们从长远出发，顾全大局，有文件大家看，发工资大家通气，处理事情一例对待。机要秘书是“斗批改组”成员。她经管公章、钥匙、保险柜，关键人物。我劝说她站在“斗批改组”的立场，公正对待全局同志。她是比较老的党员，能够顾全大局，把中央、省、市文件拿到会议上来宣读，把发工资的事情，交给两种观点的同志共同去做，不论那种观点，要开个证明，盖个公章什么的，都一视同仁。我也做另一些人的工作，要求他们凡事朝前看，不要清算过去的老帐。对于重点人头，一派观点的人头特别多，另一派观点的没有几个。一部分群众认为是对本派的压制。根据周政委指示“将‘梳辫子’材料与本人见面”的精神，由“斗批改组”与他们谈话，逐步澄清了事实，去除了怀疑，就把大多数人解放了出来。在整个形势都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对立情绪慢慢减少了，坚冰开始溶化。

因为采取了材料跟重点人头见面的措施。一中队四个单位的怀疑对象所剩无几了。造反派没了斗争对象是过不了日子的。不知是那里决定，把两个办公厅的厅一级干部，和个别市一级领导又弄到这里来。市委办公厅的有秘书长王若，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市人委办公厅的有副市长段大明。这三个大人物一来，一中队又热闹了。

有一天，周政委回部队去了，中队的事托付给周炳林。我给他反映，建议把王若与李止舟分开来，各住一个房间，并劝阻造反派不要搞恶作剧。周炳林说，不会出问题的。那么多年都过来了，就这一两天会出问题？还是等军代表回来再调整吧。可是，就在当天夜里睡觉时，王若把携带的小剪刀插进落地插座里，触电自杀了。

一个叫王天其的干部，星期六回家过周末。因为历史嫌疑，半夜深更还在思考问题，迟迟不睡觉。爱人不知道他心里有事，埋怨了两句。第二天一亮，没到归队时间就回到了学习班。我碰见他，问：“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他气咻咻地说：“不想活喽！家里都容纳不下喽！”我预感到他也会出事，周炳林说：他那么点事就会出问题？开玩笑！”殊不知，王天其下午便跳了楼，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那个阶段，学习班自杀成了一股风，有好多悲惨的场面。统战部一个人自杀，夜晚溜出寝室，跑到养鱼塘边，拣了好多石块揣在裤兜里、衣兜里，再将一块石头系在自己颈子上，走进鱼塘扑在深水中，沉入塘底溺死了。党校一个木工，历史问题交代不清，受不了折磨。夜里溜到木工房，开动电门，把脑壳伸向圆盘锯。脑袋锯成了两半，血液和脑浆飞溅到几公尺外的墙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锯木机轰隆隆在响，才进去看到如此惨状！



此部队非彼部队——《骚乱的重庆》（33）

张光明


    “解放”干部告一段落，周政委回大队，我跟随他到大队上班。大队的机构设置很简单：古团长任大队长，周政委任政委。下面设一个政工组，负责审查干部、解放干部和输送干部；一个学习组，负责学习安排、收集情况、编写简报。我被分配到学习组。政工组和学习组都是五个人，一个军队干部带领四个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中，原来赞同“八一五”观点的两人，赞同“反到底”观点的两人。人员配置上就体现了一碗水端平。
从中队安排对我的“解放”，从周政委分派我做民政局的化解工作，以及学习班使用干部的一视同仁。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现在支左的干部，与原来支左的干部，在对待两派群众的态度，和化解矛盾的方法上都不同。当派性整我时，原先的老干事不仅不能主持公道，反而迎合派性，对我施加压力，直至把我排除。而现在的却主持公道，排除干扰，坚持对我“解放”。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原来使用的地方干部，基本是清一色的“八一五”观点。“反到底”观点的一个不用。像我这种不搞派性，主持公正的“八一五”都要排斥。这怎么能够体现一碗水端平呢？这又是鲜明的对比。原来那样，不仅难以促进两派联合，反而加剧了分裂。加剧了分裂，必然会加剧武斗的升级。
我们学习组的军代表叫周汝安，是一个连指导员。他给我们说，古团长和周政委，都非常重视做我们八个地方干部的团结工作。他们认为，我们这八个地方干部的派性化解了，收集反映的情况才能客观公正，才能使军队干部做出的决策不出偏差。周汝安秉承团长、政委的旨意，做我们学习组四个人的团结工作，也是无微不至。我们四个人中，被认为属于“反到底”观点的，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张弓和国防工业政治部的秘书晏振楷；被认为属于“八一五”观点的，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周显伟和我。
周汝安很善于做工作。他的工作不挂在口头上，而是融化于生活之中，完全看不出说教那一套。那时地方副食品供应紧张，他有时在星期天把我们带回部队去打牙祭。他很会钓鱼，他不用钓竿，用一颗大头针弯一下，一根麻线缠在大头针上，麻线系在手指上，挂上蚯蚓，就能把鱼钓上来，钓得很多。事不多时，他跑到潘家坪水塘钓鱼，星期六给我们一人分一些带回家去。夜间他到党校鱼塘钓鱼，尽是钓的大鱼。钓到鱼以后，用麻线穿在鱼的嘴唇上，捆一块石头，沿塘边把石头放下去，鱼就跑不了了。星期六，学员们回家了，没有人了，他将鱼从岸边提起来，让我们包在脏衣服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回家去。人是有感情的，通过这些看起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大队里，两个办公厅和民政局，派性化解之后，大批干部解放了。宣传部、组织部、农工部、国防部、监委的干部也陆续解放了。余下的是四中队的统战部难办。统战部这个中队，不光是统战部机关，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这一摊子里，派性之外，还引伸出“特勤、密干”问题。在牵连的人中，已经有人自杀了。周政委把我和张弓带到统战部去调查研究解决办法。
所谓的“特勤”、“密干”，本来是统战部门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可是经过派性发酵，政治味道就变了。一些人被说成是“特务”，是“卧底”。统战部被说成是“特务机关”，主管这项工作的便成了“特务头子”。这个中队乱成一锅粥。被指责为走狗的，特务的，奸细的，经受着天大的冤屈。
周政委带着我们到统战部后，首先是制止继续揭发“特勤”、“密干”为内容的材料，将已经揭发的材料集中到大队。其次是停止对所谓的“特务”、“奸细”进行批判。第三，给群众，特别是被整过材料的人员讲明道理：古今中外执掌政权的人，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安定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政治社会情况。其手段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问题是，我们收集情况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安危，而不是用来活埋暗杀。因此，收集反映情况的人，是为了工作。被反映过情况的人也并没有遭受过暗害。第四，尽快安排一些人出去工作，使他们离开学习班，减轻压力。第五，派政工组的人下到各个学习小组去工作，把应该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在进行这些工作当中，随时随地都留意做好观点对立的人的工作，消除派性。这样一来，不到两个月，四中队的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吐故纳新，得到贵人相助——《骚乱的重庆》（34）

张光明


原先的计划，“清队”学习班要搞完运动的全过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市级机关吐故纳新（整党建党）这一阶段不集中了，改为回机关在“斗批改组”领导下进行。这是一件深得民心的举措。因为，一个近万人的“清队”学习班，集中在几个地方，要吃要住要管理，麻烦。近万人离开家庭来学习一年，家中也有实际困难。“清队”的主要目的是清查三种人。现在，该“揪”的“揪”出来了，该解放的干部解放了。机关的派性缓解了，两派能够合作共事了。这是学习班最大的收获。

1969年底，重庆市级机关“清队”学习班宣告结束。干部返回机关整党建党学习。

大队结束时，周政委叫我去“革委会”找周士奎。前面提到过，他是办事组组长。我以为又要回秘书小组那个漩涡。殊不知见到他时，他却叫我仍然到人委办公厅，接受吐故纳新教育。我想，这多半又是造反头头们捣鬼，心里不大愉快。周士奎说：你们地方干部，整党建党这一关，人人都是要过的。现在安排你工作，到时候还是要回去接受群众评议。倒不如经过评议以后再来安排。如果把你硬性留下，造成原机关群众与你对立，将来评议也不好过。所以，你还是评议之后再出来为好。

我的问题本来已经在学习班解决了，换了一个地方，又冒了个“评议”问题出来，真是阴魂不散。

市人委办公厅住地已经被工业指挥部和财贸指挥部全部占用了。“斗批改组”在饭堂外边的平房组织大家学习。从“革委会”出三号门就是学习的地方。我向陈自忠报到后，也不管让我到那个小组，随便进一个房间就坐下。我对“斗批改组”的某几个人一再整我心存不满，有说不出的气愤。所以，我至少有三四天时间不说一句话。他们看出我有情绪，也不来招惹我。

一个星期天，陈自忠到我家来找我。他说他是顺便来看我的。我向他发牢骚：“他们（指派头头）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下边的一套是什么？是不是要赶我出机关？如果是就明说。何必用钝刀子割肉，搞得人倒死不活的。”陈自忠呷了口水，不紧不慢的说：你就看不清当前这个形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大干部都是顺着潮流游动，何况我们呢！你哪里知道，我这个“斗批改”组长，也受的是夹板气！我告诉你，同志，来硬的是不可取的。一个“群众通不过”就把你管住了，是不是？现在只能同流，但不合污。功到自然成嘛，慌什么呢？挺过这四个月再说。

陈自忠劝说后，我情绪好了一些，大家选我当一个学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工业处的许清，我俩合得来。

有一天上午，小组正在讨论一个人的政治结论，隔壁小组的小杨把脑壳伸过门来喊：郑志福，有人找你。我也把头伸出去。这时，发现小杨身后的人正在向我张望。我与他四目相对，彼此都十分惊奇。

他在外边问我：“你怎么在这里呢？”

我说：“我在这里学习呀！”

他又问：“没把你关起来？”

我不解地答道：“朗个要把我关起来呢？”

他还是不肯相信：“你真的不是坏人？”

我几乎要发火了：“谁说我是坏人？你疯了！”

他仍然老老实实地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就放心了！”

他一转身，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在与小杨说话。

向我问话的人叫胡志全，与小杨说话的是陈有志。他们都是我乡下的儿时同学。我们快二十年没见面了。这两个农民兄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怎么会认识小杨和郑志福呢？我十分纳闷。

快下学习了，郑志福来跟我说：“你那两个老乡要见你，在外边。

出得门来，陈自忠跟胡志全、陈有志站在院坝里说话。陈自忠对我说：“来来来，老乡见见面。你今天得办个招待，我把客人交给你了。”我明白，陈自忠把我叫去办招待，是让我们有说话的机会。

陈自忠走开了。胡志全他们反过身来，一人拉着我一只手，深情地说：“陈组长说你没有事，这下我们放心了！”我一边带他们进饭堂，一边心里盘算：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年头没有什么可招待的。我没法子请他们上馆子，只能带他们到食堂吃大锅饭。还好，那天有萝卜烧牛肉，再加上泡咸菜。吃饭时，陈有志问我家住得远不远？准不准许我回家去？我说不远，中午休息两小时，可以回家。胡志全说：“我们多年不见了，到你屋头摆摆龙门阵。”

这时，陈自忠端起饭碗过来打趣我：“老乡来了，该你好好办个招待呀！”我夹起一块牛肉说：“只有这个啦，你这大主任又不给食堂多搞点肉！”小杨也过来同胡志全拉了几句话。我观察这些举动，明白了：郑志福和小杨肯定去过我的老家。他们可能通过胡志全、陈有志调查我的历史。不然，他们怎么会认识！

果然不出所料。在去我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前一个月，郑志福、小杨去到我家乡，调查我的出身成分。胡志全是大队支部书记，陈有志是大队会计，接待了他们。调查的原因，是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除了找大队干部外，还找了许多贫下中农了解。花了三四天时间，祖宗八代都查遍了，只是没有去挖祖坟。收集的全部材料，都证明我的出生、成分没有问题。郑志福给乡亲们摆谈时，说我是“清队”的重点对象。说我被关起来了，被戴过高帽子，被拉去解放碑斗争过。除了政治历史以外，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这些怀疑，在学习班早就解决了，怎么还要拿到我家乡去散布呢？这说明派性阴魂不散，也说明周士奎为什么要我来过“评议”这一关。

好在我的家庭无“刺”可挑，好在我的历史无“懈”可击，好在我在家乡人心中还有一点口碑，乡亲们都讲了真话。不仅是讲了真话，事后还对我有一些担心。担心我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坏人。因此，趁这次开办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之际，胡志全、陈有志抽时间跑到单位来探问个究竟。他们从陈自忠口中，从小杨口中，了解到我确实不是坏人，而且亲自见到了我，这才弄清了我并没有变坏。他们表示要回去替我澄清调查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送走了两位老同学，我去到陈自忠那里。我还没有开口，他就说：派人去你家乡调查，我不知道，也没有通过中队军代表。我是在郑志福回来汇报时才知道的。不过，我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让他们把疑点彻底澄清，再也没有那个嚼舌头了，怕啥？相反，那么多家乡人说了你不少好话，比如，说你曾经帮助一个穷苦人化缘，埋葬他孤苦的老母亲，说你是土改干部，说你给贫下中农带回去几千个毛主席像章。这些，不是进一步印证了你好的思想行为嘛。更主要的是，今天我趁机请他们向“斗批改”的所有成员，包括造反派领袖，还有办事组的军代表，介绍你的家庭和历史。真像大白以后，“整人”的盖子揭开了，谁还敢再拿你的历史做文章？再做文章还有谁肯相信？所以我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陈自忠一席话，说服了我。



为干部结论求得公正而抗争——重庆文革十年（35）

张光明


整党建党的评议阶段，办事组政工小组的军代表，天天都到我们小组来参加学习。据他讲，是陈自忠要求他来参加的。陈自忠已经正式任命为办事组副组长，办事组唯一的地方领导干部。陈自忠指派政工组的人来蹲我这个点,也许跟我的评议有关。

对我进行评议的那天，陈自忠本人也来了。没有出现问题，评议顺利通过。敌视我的派头不在我们这个组，也叫来参加了，但是没有提反对意见。调查过我历史的郑志福，看见这个情况，还趁机说了我一些好话。我心想：见风使舵，马屁精！

吐故纳新，没有把我从共产党“吐”出去，有赖于家乡的胡志全、陈有志两个贵人到来。假如他们不以贫下中农的身份，以基层干部的身份，如实说明我的家庭情况，不知道派头们还要做啥子文章。

我的整党任务完结了，陈自忠代表“斗批改组”交给我三个临时任务：把何××、陈××、张××的审查结论写出来。

何××是个老司机，不搀杂两派分歧。主要是材料太多，经办人抓不住要领，拖了好久没有做出结论。我拿到材料后，理出头绪，不几天就把结论写出来，并且通过了。何老头口服心服，宣布结论那天，要对“斗批改组”下跪。他还给我家拉来几麻袋木屑，做蜂窝煤的发火柴，以示感谢。东西不值钱，但盛情难却，只好收了。

张××的结论也不复杂。我们去到川北调查以后，分清楚了不属于政治问题而是历史问题，也把结论做出来了。

陈××就不一样了。他的问题搀杂着派性，且得罪了关键人物。派性加上成见，更为复杂。他从农村搞“四清”回来，对“文化大革命”不以为然。哪一派都不参加，两派的派头都被他骂过。他对“斗批改组”的个别人的作风，自来就看不起，结怨日深。有人借“清队”收拾他，当然是绝好机会。从“梳辫子”开始，他就成了特务嫌疑，和我同一个时期关牛棚。

陈××原来是市公安局办公室的研究科长。公安局长段大明来市人委任副市长时，把他带到办公厅来做秘书。1957年“审干”，公安局政治部对他的政治历史做过结论：认定他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外围的进步活动。可是，“清队”学习时，有人要推翻公安局的结论，把他参加的进步活动说成是特务勾当。“斗批改组”派了几起人出去调查，要整他的人亲自出马搞外调。外调中获取的证明材料约一二十万字。经由三个人给他写过三次结论，他都不服。

我看了调查材料，与写出的结论对照，没有大的问题，应当结论为“特务活动”。可是，陈××为什么坚决否认呢？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阅读调查材料。无意间发现有一份材料目录。我将目录与袋子里的材料加以对照，短少了很多原始材料。我以为“斗批改组”疏忽了，没有把材料全给我。

我去问，他们说：“没有哇，不是全部材料都交给你了吗！我这里哪还有材料呀？”幸好，之前我从他手头接收材料时，数了页数，并在他的登记本上签字注明了。

我不和他争论，径直去找搞目录的那个经办人。我问他目录中登记的材料对不对？他说没有错。我问他为什么袋子里材料不全。他说，“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取出来了嘛。我说把“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也给我看看。他说这些材料在“斗批改”手里。

我明白了：把“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取出来，让档案里全都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这就导致了“问题”一边倒。用一边倒的材料来给被审查人做政治结论，是整人的一种通常的手段。在肃反中，在审干中，我就见到过这样整人。一旦上面把结论批下来，案子“做”定了，一辈子不得翻身。怪不得陈××要骂娘！

我再次去找“斗批改”。我说：“经办人说还有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你们这里。”“斗批改”不认账。我说：以前有一个材料目录，全部编有页码。你们交我的材料页码不连贯。而缺的页码就是目录上缺的材料。这足以说明交给我的材料不完全。他见我抓得死死的，不再坚持“材料都给了”那句话，答应找找看。

晚上学习以后，我约陈自忠一道回家。他知道我回家并不与他完全同路，问：“有事？”我点点头。他说：“你先走，在二门诊部对面农业局门口等我。”

见面后，我给他汇报了材料的情况。我指出，隐去一部分材料是整人的通常手段，肃反中就发生过。他们抽掉的材料可能会说明另外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陈××不服的原因。陈自忠非常吃惊：“有这等事！”他说他来“理抹”这件事。

第二天，搞材料目录的经办人告诉我，为目录的事，他被“斗批改”骂了一通。末了，陈自忠交给我一袋材料。

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把全部材料看完。弄清楚了陈××的历史全貌：1948年秋，陈高中毕业后，没有上大学。在家乡（江津德感坝）开了一个茶馆，作为谋生手段。茶馆里设有棋牌室、阅览室、歌咏室。“德感坝”是一个水陆码头，交通便利。商业繁盛，经济发达，文化也发达。这种有别于传统茶馆的文化娱乐场所，各方面的人都来光顾。特别是那些失业失学的青年。他们在茶馆里喝茶、看书、打牌、下棋、唱歌。于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便通过陈××，将一些进步书籍放进他的阅览室。在歌咏室里教唱经过改编的歌曲。如《古怪歌》（讽刺当时社会现象）、《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呀好地方》改词）、《我们是失学青年》（《我们是民主青年》改词）、《你是灯台》（《你是灯塔》改词）……。地下党还通过陈××组织了青年读书会，歌咏队。陈的茶馆，对掩护地下党工作，团结当地青年，传播进步思想，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当地刚解放，地下党便推荐陈参加了革命，后来到重庆市公安局当了研究科长。

“德感坝”那个地方鱼龙混杂。光顾茶馆的人也有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以及思想反动的青年。这些人也在那里喝茶、打牌、下棋。解放后，这些人中有的被打击，交代有在茶馆里活动的情况。“文化革命”再次审查这些人时，陈××便成了他们的证明人。外调人员找陈××写证明材料，自然要通过“斗批改”，或者造反派。有人便以此做文章，说陈的茶馆是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活动的黑窝，进而推论陈是特务分子。

“斗批改”置公安局的审干结论于不顾，反复组织对陈的政治历史重新调查，反复找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写证明材料。基本情况是：当时的地下党成员和进步青年，都证明茶馆是进步人士秘密活动的处所，是地下党的外围据点。陈××本人支持并参与过进步活动。是没有加入地下党组织的进步青年。虽然也有不少反动分子到茶馆来活动，但是，陈本人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瓜葛。

尽管有这样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但“斗批改”不予采信。理由是：中央“文革”的江青讲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整个川东地下党都被否定了，陈××也就被否定了。他们一心要把陈××打成特务，便把证明他是进步活动的材料抽出来，隐去不用，全部用了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写的猜测材料。再加上调查时搞逼供信，强逼一些人硬说陈××参与、支持了特务活动。

在充分分析两种材料的基础上，我推翻了原来的结论。肯定陈××不是特务而是进步青年，恢复公安局原来的结论。“斗批改”多数人不同意我写的结论，陈自忠也没有办法。

第二次讨论时，陈自忠不在。我写的结论不仅不能通过，有的人竟然对我公开攻击。我气愤以极，当晚给周士奎写了一封短信，同时把陈××的几大包调查材料拿到一号楼交给周士奎，请他主持公道。我“将”周士奎的军，在短信中提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你管辖的范围内，允许不允许把一个革命同志打成特务分子？如果允许，你可以不管。如果不允许，就请你亲自过问一下。”

过了几天，办事组政工小组抱着陈××的调查材料来找我。他说，主要调查材料周政委亲自看过了。周政委交代，要支持我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干部做出正确结论。具体事情由政工小组协助我来做。

没有多久，办事组政工小组通知，重新讨论陈××的政治结论。还说，如果周政委有时间，要亲自来参加。要求“斗批改组”通知两种结论的起草人都到场，并充分说明理由。

会议我参加了。周政委没有来，政工小组的三个解放军都来了。陈自忠主持会议，首先讨论我起草的稿子。过去最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能知道我“通了天”，不反对了。他不反对，其他的人也不吭声。结论就这么定了下来。

陈××的特务帽子解脱了，恢复了革命干部的身份。



干部贱了，精肉当成萝卜卖——《骚乱的重庆》（36）

张光明


哲人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话对吗？哲人的理论，哪能不对!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斗臭了，批贱了，臭狗屎了，还“决定因素”个屁！

待到我们机关“清队”搞完，整党结束，干部也就没地方安排了。原市人委机关几十个干部，上到厅（局）级，下至办事员，好些人都分配不出去。没得人要怎么办？打杂！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处于紧张状态，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重庆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原子弹的威胁是很大的。1970年5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迅速掀起上山下乡高潮的通知》。这里说的上山下乡，不是原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另外的城市居民上山下乡。目的是人口疏散，防备原子弹战争。为了贯彻落实此项工作，“市革委会”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各个区县成立了办公室。

我们市人委办公厅的疏散工作属于市中区管。市中区按照居民住地分派给上清寺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统一安排，我们的疏散地点是万县专区（现重庆市万州区）的忠县。地点落实后，每个单位都要派人到所在公社去具体落实、勘测每家每户的住房。

勘测落实居民住房，向来是行政人员的事，可是“斗批改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不会搞行政的人。叫搞来信来访工作的朱恩理去“协助”我。有人取笑我：“秀才落难了”，“小菜一碟啰！”

去落实住房的，还有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团市委机关等。天不亮，我们就在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到达忠县天色已经黑尽了。我不知道原子弹的辐射半径有多大，也不知道冲击波的速度有多快。我在想：如果重庆距离忠县的半径在辐射范围内，如果冲击波的速度大于轮船的速度，携儿带女去逃难，还不轰死在江水中！

忠县接待部门给我们安排了旅馆。我被分到一个小的单间。坐了一天船，倦意浓浓，我睡了个早觉。半夜里，被一阵凄苦悲凉的歌声惊醒。隐约听出是在诉说知识青年插队的悲哀。哀怨声声，楚楚动人。这让我想起了白天在船上看见的，那些从城市过完大年返回农村的青年们。一个个背包卦伞，三三两两挤坐在甲板上。中午以自带的馒头充饥，不理会船上供应的饭菜。我暗自庆幸，我家女儿因病才躲过了这种劫难，不然也会在这条船上哩。

我不由自主下了床，推开窗户，向下一看。哟！灰暗的月光下，小街两边都是知识青年们。他们没住旅馆，都在店铺的屋檐下过夜。他们坐在冰冷的石头上，靠着自己的行李。有的男女紧挨着、依偎着，有的两个女孩相互用手搭在肩上耷拉着头，有的两个男孩肩并肩弯腰坐着。姿式各异，嘴里哼的都是同一首歌谣。什么歌词，听不很清楚，后来经过核对，歌词是：

知青知青呵苦涟涟，

只因老汉嘛没得权。

有权的哥子噻招工去耶，

无权的妹子嘛还种田。

都说嘛农村天地宽，

天大的地球噻溜溜圆。

溜溜圆那么溜溜圆，

该死的地球要修到那一年？

要是这辈子累死了喂，

莫伤心来嘛莫可怜。

早投胎，当个官，

儿子儿孙不种田！

歌词显然是胡编的。曲子是流行的《诉苦会》而又夹杂着农村小调。我推开窗户时，声音惊动了窗下一对男女。他们只是张了一下，继续唱他们的哀歌。店铺屋檐不宽，幸好今夜没下雨，如果下雨，他们都会成为落汤鸡。

我回到床上，在凄婉的歌声中睡去。天亮再看，小知识分子们早就登程了。

忠县宣布了我们每个单位疏散的具体地点。市委办公厅在拔山区，最远。我们人委办公厅不远不近，在汝溪。汝溪区和石堡区在长江下游几十公里。县里派了一艘机动木船，把我们送到石宝寨。

在石宝寨住下后，区革命领导小组带我们参观了这个名胜古迹。和尚被赶跑了，钥匙在革命领导小组手里。爬石宝寨的塔楼完好，庙宇也没损坏，菩萨还算齐整。上得寨去，居高远望，烟雾缭绕，江水茫茫，船帆点点。虽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里依然是一片秀色山水。好一幅中国画的长卷！

第二天步行二三十里到了汝溪。区里把我们介绍到百安公社。公社预先有准备，派人带着我们一家一户去看房子。我们办公厅几十户人家，落实在好几个大队的农院中。整整跑了五六天，才把将要“出租”给我们的房子看完。每看一处房子，都要丈量面积，画张草图，标记间数，注明朝向，说明与房主的距离；各家有无厕所、灶台、家具；要不要加固修补？可不可以划出一点菜地？附近有没有学校？购买粮食有多远路程？等等。

说实在的，农民分出来的房子都是质量最差的。极少是空余房屋，大多数是堆柴草的偏房，棚房，甚至是牛圈、羊圈、猪圈。他们把房子“租”出来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服从于公社摊派。

如果办公厅的家属真的要疏散到这里来，所有的房子都必须认真维修才能入住。并且还必须解决若干具体问题。登记完后，我们回到公社，与领导磋商了粮油供应问题，煤炭供应问题，薪柴来源问题，划出菜地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与社员共用水井问题，维修房屋所需木料、砖瓦供应问题，……等等。有的问题公社表态可以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只能向上级反映，如建筑材料之类。总之，问题多多，不是一声令下就能够去到那里生活，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回到石宝寨，又住了一夜。出去买饭吃，发现那里的物价比重庆便宜一半。正逢赶场，花一块钱即可买到一只大公鸡，一块钱可以买到20只鸡蛋。我和团市委的同志，人人都买鸡子和鸡蛋。我们说，只有用物价去动员说服群众最为有力。因为，如果疏散到乡下来生活，等于工资涨了一倍。

后来，重庆并没有疏散，我们搞的完全是无效劳动。



一支级别特高的宣传队——《骚乱的重庆》（37）

张光明


1970年7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市教育局复课闹革命规划。市里决定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到市区较大的中学，解决复课中的诸多问题。

我们市人委办公厅机关，除了之前安排到“九锅青”农场，进行战备疏散的干部外，连我在内，一股脑去了市中区的25中学。

这些年，因为停课闹革命，小学五年不招生。一喊复课，学龄儿童要入学，小学就要扩容。中学五年不招生，滞留的56万小学生要升入中学。中学“吃”不下，小学就扩不了“容”。为了解决这56万个升学孩童，教育局意见：除了现有中学扩大招生数额外，有的小学增设“戴帽”初中班。“戴帽”初中班的师资，一方面从小学教师中选用，另方面要从中学教师中调配。故而，中学师资成了关键的关键。如果现有的中学再不解决派性纠纷，教师“解放”不出来，就不能在秋季招生中扩大名额，也无法抽调教师去“戴帽”小学教初中。

有鉴于中学复课的特殊意义，市“革委会”决定向中学派出以军队挂帅，地方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目的是使中学走上正轨。

这下，我们这些分派不出去的“臭老九”派上用场了。市人委办公厅“斗批改组”包干市25中学。机关所有的干部，包括文教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等单位的人，全都去了这所学校，总共有五六十人。其中，还有已经任命但还没有上任的市“革委会”副秘书长崔笑中，办事组副组长陈自忠。其他有原办公厅副主任俞英，原外办主任杜万春。按级别，这支队伍中有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二十多个处级，其他的，基本上是科级干部。一个中学，使用这么多数量，这么高级别的干部，是工作需要吗？不，是遭贱人才！

然而，这么高级别的干部，还不是这个宣传队的领导。因为是军队挂帅，要体现军队领导一切，市里确定的队长是一个副连长。副连长是队长，崔笑中和陈自忠两个厅级是副队长。其余无论那一级干部，包括厅级、处级、科级，通通都是队员。我当然是作秘书了。更可笑的是，这位副连长只是挂名，不到职。代为行使队长职权的是一个军龄不到两年的班长。几个月后，班长复员了，由一个新战士来代替他当队长。这就造成一个新战士领导四个厅级干部，二十多个处级干部，三十来个营级干部的天大笑话。地方干部之烂贱，可见一斑！

见怪不怪，谁叫咱们是“臭老九”呢？

宽厚容人且组织观念极强的崔笑中，要求我们地方干部认真体现“军队挂帅”的原则，不准我们有任何抵触情绪。他自己以身作则，事事请示小战士，处处把小战士摆在首要位置。他尊重小战士的举动，看不出有丁点做作。他该讲的话要讲，但在自己讲话之前要请小战士先说个开场白。他该做的决定会做，但在做决定之前要征得小战士的同意。向上写的报告、简报，坚持要我先送小战士签字，然后他才在小战士的名字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对军队的尊重、服从。他说，小战士虽然不是干部，但是他代行队长职权。尊重他是尊重队长，是尊重军队。这是政治原则、组织原则，马虎不得。

小班长和小战士都不懂事。有时候，事先就决定了要开一个校级干部会议，研究重大问题。学校的领导、我们去的领导都到齐了，可小战士临时带着学生操“一二一”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崔笑中绝对不会越俎代庖主持会议决定事情。一定要等到小战士下了操之后来主持会议。学校领导有时不耐烦，要求崔笑中主持会议，他不干。因为这是组织原则。

有人认为老崔缺乏魄力，没有水平，他也不怄气。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魄力的领导。“文革”前，他在市政府当财贸办公事主任，“文革”中，他当市委副秘书长，工作都有不少建树，深得市委书记、市长的欣赏。可惜的是，他从25中回来后，糖尿病暴发。去世之前我去医院看他。我们谈到在学校工作的艰难时，我发了几句牢骚，他劝我顾全大局。

在崔笑中等领导的耐心工作和团结教育下，校一级的干部解放了出来。派性的消除和政治嫌疑的澄清，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了。秋季招生非常顺利，调去小学教“戴帽”初中的教师也顺利调出。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体育教师傅传盛的历史结论不了。崔笑中建议暂时把问题挂起来，先行使用。

傅传盛是东南亚华侨子弟。其父响应周总理号召，将他送回祖国读书，因而来到重庆。中学毕业后，分派到25中做体育教师。“文化大革命”中，无端怀疑他是打进祖国来的“特务”。有怀疑就得调查，可他的证明人都在国外，没有办法调查，只能挂起来。“文革”结束后，傅传盛到马来西亚经商去了。这是后话。



慰问襄渝铁路民兵师——《骚乱的重庆》（38）

张光明

      1970年12月，结束了25中宣传队工作，崔笑中让大家回家休息一个星期。我回家还没有喘过气来，办事组政工小组的皮开清就到家来了。通知我到周士奎那里去有事。

周士奎告诉我，中央要求元旦以前，对参战襄渝铁路的民兵进行慰问。慰问工作分段进行，重庆负责重庆至广安段，四川负责广安至宣汉段，陕西负责宣汉至安康段，安康至襄樊段由湖北省负责。重庆慰问团组成总团和分团。分团由相关区县组建，具体工作我们不管。总团由市“革委会”副主任鲁大东任团长，警备区政委李启唐任副团长。工作人员由办事组、政工组、财贸指挥部抽调。我暂时参加做秘书工作。周士奎两次重复“暂时”二字。我明白了，急急忙忙把我叫去，不仅是打杂，还是暂时的。

交给我的具体任务有三项：第一，起草一封市“革委会”给参战民兵的慰问信。第二，替慰问首长起草一个讲话稿。讲话稿子总团、分团两级通用。第三，慰问期间，跟市里首长随行，办理首长交办的临时事项。

周士奎交代：收集资料时，可以先去财贸指挥部，然后去北碚民兵师政治部了解情况。财贸指挥部设在原市人委办公厅，原财贸办公室主任辛元甫是负责人之一。他是我的老上级，见面谈了些几年不见面的情况。辛说，他兼任民兵师的后勤部长，但民兵师的后勤供应工作，实际由商业处长周天民负责。周现在不在，他将嘱咐周天明到二号楼来找我。

见到了周天民，谈了一些物资供应方面的情况，材料还不充足，势必要去北碚一趟。周天民说，民兵师的领导正在市里开会，他可以告诉民兵师政委胡润吾来与我谈一谈。第二天，胡润吾找到二号楼来，介绍了一些情况。我感到材料还是不够具体，请示周士奎后，决定去北碚。“文革”前胡润吾是重庆市法院院长，人随和。听说我要去北碚，叫我搭他的便车。

到了民兵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马益之（原民政局副局长）与我谈了一些情况后，叫政治部干事郭成忠（原组织部干部）、秦发荪（原团市委干部）具体介绍，提供简报资料，充实了我所要的内容。

当天返回市里，周士奎关照我去秘书小组阅读两个文件，吃透上面的精神。并且在秘书组起草文稿。去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派性搞得最凶，给我使“绊子”最多的那位老兄，早就顶替我当上副组长了。

此人文字平平，但处世善于变化。自然界的变色龙我没有见过，政治上的变色龙我见过的就数他了。“文革”初期，他批判市委书记鲁大东，说他犯了不热爱毛主席，不热爱毛主席著作的“罪行”。举出的例证，是看见鲁大东抱着《毛选》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他批判说：“好个你鲁大东，一学习《毛选》就打瞌睡，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可是，当中央批准鲁大东为“革委会”副主任后，鲁大东官复原职，他的说法就变了：“大东同志呀，对毛主席最亲，学习《毛著》最认真，哪怕是睡着了，手里都还捧着毛主席著作！”

我看不惯这样的人，不想在办公室写稿。回家关起门来，用两天时间就把慰问信和讲话稿草拟完成。到办公室时，那人正在找我。他说，周政委没有见到你，担心稿子是否完得成，嘱咐他注意催促。我把草稿递给他，他看了没有开腔。我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讲出来嘛。”他说：“光明兄哇，不好说得。我哪能改你的大作呢！还是请周政委审查吧。”

我直接去周士奎那里。我告诉他：“稿子已经给秘书小组看过。他说请周政委直接审查，所以送到你这里来了。”周政委没有细问究竟，放下工作便看稿子。他反复看了两遍，说：“我看可以嘛。等首长过目之后，看还要不要修改。”

两天左右，稿子退到我手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市领导鲁大东、李启唐都有签名。稿子一次性通过，周政委笑着说：“都说你是快手，果真如此！”

周政委交给我的三个任务，就剩下跟首长随行了。

市一级的慰问大会在北碚举行。去北碚那天，临出发时，警卫员说首长在叫我。我去到他车前，他叫我上他的车。路上他问我：“学习班早就结束了，没见到过你？”

我说：“先去搞战备疏散，以后去了25中军宣队。”

他说：“跟崔笑中？”

我说：“是。”

停了一会他又问：“你在学习班做啥？”

我说：“先在中队搞学习，后在大队搞学习。”

前座警卫员插话：“他还被关过牛棚哩！”

首长大为诧异：“把你关过？”

我说：“时间不长。怀疑澄清就工作了。”

他问：“啥事？”

我说：“怀疑我是曹荻秋黑线人物。说是我保存着他的档案。”

他问：“你跟曹熟？”

我用最简单的话说明真相。

他笑了：“有这等事，莫名其妙嘛！”

当天十点在北碚大会堂开慰问大会。鲁大东讲完话就回市里了。李启唐留下继续慰问。我跟随他一道参观了北碚火车站和合川火车站后，也回来了。市一级的慰问就此结束，首长没有交办事项。我的三项任务完成了。写了总结报告，打杂结束，我又没事干了。



我被踢到了民政局——《骚乱的重庆》（39）

张光明


“文革”革到1971年，社会已经“乱”透了。“久乱思治”，上面和下面都在采取治乱的措施。头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的坏头头抓起来了。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工农业生产也逐渐正常起来。如此一来，各个行业的管理急待加强，政府机构急待完善。于是，全市陆续恢复了主管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30多个主管局。关系着老百姓社会福利的民政局，也该走上正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原属政法系统的民政局成了弃儿。政法委被夺权，公检法军管会不归口领导民政局。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筹建办公室等几个大口，与民政局又不搭界。虽然“革命”了，然而养老院、孤儿院、火葬场等工作不能停；春节、建军节的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必须进行。民政局没有归口的领导，有事便请示办事组这个综合部门。于是，办事组就成了民政局的归口管理部门了。

办事组为了充实和加强民政局力量，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消除派性，决定从两个办公厅下放一批干部到民政局，把民政局的干部调换一批到外单位去。通过改变干部结构，从而达到进一步消除派性的目的。市人委办公厅已经去到民政局的有秘书科长何良知、人事科副科长张虹和段市长的秘书陈永杰。这三个人中，有两个在“清队”中被整成重点。在群众眼里，他们到民政局，与个人的政治历史有点关系。我也有此看法。

慰问民兵师结束后，休闲了几天，陈自忠来找我谈话。叫我到民政局“协助”工作。我一听就反感。我问：“我应当服从分配。但是我希望弄明白，是因为我的那一条政治历史问题，或者是那一条现实表现，要将我踢到民政局？”

他见我太激动，忙说：“别急别急。是让你到民政局去协助工作，不是把你下放到民政局。你去民政局与其他人去民政局不同。你只到那里工作，党的正式关系不转，人事供给关系不转。你仍然是办公厅的干部，以后仍然要回办事组。”

我问下去多久？陈说：“现在的新生政权是党政合一。走上正轨以后，市委、政府必然要分开。那时候，办事组要分成两套班子。因此，对干部不能不有所储备。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这么一说开，我持办事组的介绍信去了民政局。

可是，第一个月发薪，民政局喊我领工资。我问：“不是说好了我的供给关系不转吗？怎么会在这里领工资呢？”他们说是办事组政工小组转来的。我去找到搞人事工作的马天模，他说是他们组长张僧海叫他转的。我又去找到张僧海，他说搞错了，马上纠正。但是，一直没有谁来纠正。我认为，这是搞小动作。

到局里上班，没有分派我去那个部门，只在办公室旁边指给我一间房子办公。没有人来领导我，我也不领导谁。除了看文件就是看报纸，这叫“坐冷板凳”。过了两天，“斗批改”副组长王际法来看我。我问，让我干点什么呢？王际法说，乱了这些年，局机关是恢复了，但仍然不很正常。你来的任务、目的，我还不清楚。又过了两天，王际法带着机要秘书李荣华来了。李虽然是机要秘书，但是“斗批改组”的实权人物。他们说：民政局现在的工作，除了拥军优属有点头绪外，其他都是乱糟糟的。局里不了解下面情况，下面也不明白上面的部署。希望你到下面去跑一跑，了解一些情况，以备今后研究工作之用。

我要求明确到那些单位去。他们说：“军代表已经到精神病医院调查研究去了。他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医务处长，对医院感兴趣，就让他抓那一摊。你可以到养老院、孤儿院、火葬场几个单位跑跑。”

提到养老院和火葬场，我脑壳都大了。我作记者时去采访过养老院。那些老人们，每人床边摆放着一副棺材，看了就发怵。至于火葬场，天天推死人去烧。我去了解情况，难道离得开死人？我口头应承下来，但还没有马上行动。

还好，还没有下去之前，王际法又来找我，说是机关里有个女干部陈朴，为住房争执而发生纠纷，要我去现场处理一下。王际法说，这件纠纷，不仅涉及到本局的两派关系，还涉及到军医大学两派关系，而今天，房管所又插手进来，弄得非常复杂。我要求王际法一起去，他生死不干。我心里骂道：“这个老滑头，把烫手的山芋捧给我！”

我先找陈朴谈话，了解到的大致情况是这样：陈朴的丈夫是军医大学的军官。她们的家本来在沙坪坝区的高滩岩。“文化革命”前，不在民政局住家，天天往军医大学跑。武斗期间，没了公共汽车，沿途发生武斗。陈朴没有办法回家，掌握权力的本派就将机关附近的一套空房让她暂住。陈朴的丈夫也住到这里来了。

然而，这套空房是原先分配给了另外一个同志的。这个同志的家属没调来重庆前，“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因此，他就没从单身宿舍搬进那套房子去。武斗期间他也不在重庆。现在发现房子被陈朴住了，两人派别不同，当然不依。这样一争，军医大学的两派也掺合进来。大溪沟房屋管理所听到这个消息，声言将房子收回，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前面说过，我在学习班与民政局两派都打交道，还算融洽。知道我来民政局工作，彼此还算买账。在我的劝阻下，摔在院坝的东西暂时放还了屋内，人员暂时散去。我动员陈朴的爱人回军校阻止来人声援，他也去了。我表示：如果一个星期不能调解好这桩事情，你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

下午我去房管所，碰见一个熟人。他叫欧超，是房管所被结合了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此人有相当的威信，两派群众都听他的意见。在重庆大学工作组工作时，我和老欧就认识。这次一见面，说得还投机。我把房子争论的事告诉了他，问他是不是可以不收回房子。他问我：“你打算把房子给谁？”我说都有实际困难，都应该给，我想把房子隔开来，各开一个门，一家住一间。他想了想说：“那样不好，那样会改变结构。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在附近再给你们调剂一套条件相当的房子，各住一套就不争了。”问题解决得如此轻松，我喜出望外。

5月初，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选举某军政委何云峰为第一书记，原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为第二书记，某军军长顾永武为书记处书记，张英才、陈占楼、岳林、李启唐为副书记。另外还有丁国文、丁长河、许佳陆、刘学碧、杨聚珍、赵伟、赵桂海、薛振鲁为常委。这个班子虽然仍以军队干部为主，但有了较多的地方领导干部。

这是1966年重庆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一次党代会。是造反派夺了党政大权后的首次党代会。更是“砸烂黑市委”后重新建立的市委。这意味着六年来重庆市由造反派夺权，恢复了共产党组织的权力。

因为这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各行各业都要认真传达贯彻。6月下旬，民政局开始贯彻党代会精神，王际法要我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会议文件。可是，这么多年散漫惯了，无论是不是党员，对学习都不很重视。天天念文件，有的人认真听，有的人不注意听，个别人还阴阳怪气的。我在民政局没有任何名义，既不好批评，更谈不上执行学习纪律。只央求大家“好好学习”。

有一天，民政局的军代表吉振江来找我，他说：“这个学习很难搞。这个局的工作也难搞。市里要恢复外事办公室，调我去筹备。你跟我一起去吧。”我问：“要不要跟王际法说一声？”吉振江摆摆手：“你去说就麻烦了。他们向这个请示那个汇报的，说不定还不放你走呢！？

说走就走，我们一口气就到了市委大院。




打扫房子迎接客人——《骚乱的重庆》（40）

张光明


恢复外事办公室，筹备工作归办事组领导。这时办事组长已经换了人。周士奎回去了，改由重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刘述明任组长。吉振江对刘述明说：“我今天把老张给你给带来了。周士奎让他去民政局协助工作，负一部分责任，但是不给下边说清楚，没有一个正式名义，工作很难进行，尽干些打杂的事。”

刘述明说：“回来就回来吧，这里正差人呢！”刘述明叫行政小组给外办筹备组安排办公地点。我和吉振江在办公厅大楼底楼左侧一间大房间办公。

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安排全市各个局的负责人会议。每个局要求一把手到会，公安局、交际处扩大到有关处室。近郊几个区，扩大到办公室和公安分局。市里的几个大组和三个指挥部，扩大到秘书小组长，总共约120人。会议开两天：第一天，何云峰、鲁大东到会讲话。他们阐明毛主席提出“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的伟大意义。表明重庆恢复外事工作的决心。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响应毛主席号召，重视开展外事工作，不能出半点纰漏。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同时出席这个会议，并且都表了决心，体现了市委的重视。

两个书记讲话后，接下来是刘述明主持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讲了一段关于加强外交工作，扩大对外影响，开放外宾接待，恢复地方外事工作等内容。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出了个姚登山，冲击外交部。各地的外事机构也乱了，无法正常工作了。现在要把外事机构恢复起来，把工作重新做起来，“打扫好房子，迎接客人。”

外事工作的恢复，包含了各行各业都必须走上正轨。特别是社会治安、交通秩序都得彻底整顿。这将是推动各方面工作走向正轨的契机。所以，各级领导既感到压力，也感到兴奋。

筹备工作的第二项是建立健全外事机构，配备外事接待人员。8月，组建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任命吉振江为外办主任。从军队和地方调配了干部。随后，市委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外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涉外工作。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任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丁长河、市“革委会”副秘书长林蒙、市公安局局长牛星照、市外办主任吉振江为成员。在此前后，公安局、交际处、文化局、市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北碚区都相继配备了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筹备工作的第三项是，准备外宾的吃住行及参观游览项目。吃住行都是交际处的任务。一般外宾住的大礼堂（现人民宾馆），重要外宾住的潘家坪招待所（现渝州宾馆），都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分散了的厨师归了队，轿车进行了检修，新买了20辆《上海》牌轿车。供外宾游览的动物园、鹅岭公园、枇杷山公园、南温泉公园、北温泉公园等都进行了彻底维修与整顿。此外，还先后开放了红岩革命纪念馆、渣滓洞展览馆、重庆钢铁公司、东风机器厂、石油机械厂、玻璃器皿厂、花溪公社、红旗公社、广益中学、南开中学、巴蜀幼儿园等，供各类外宾参观。

公安局的工作量非常大。除了外宾住地，外宾参观点，外宾抵离的机场、车站、码头，外宾乘坐的车辆、轮船，外宾经常的行车路线，外宾的随行警卫，等等需要进行安全布置外，还要对整个社会治安进行全面整顿。为了外宾的行车安全，除了在外宾车辆前后面设“开道车”和“压道车”外，还对外宾使用的车辆单独制作一种玫瑰色的特殊牌照。对不跟这种车牌让道，或者与这种车辆抢道的司机，强行开办学习班。不仅司机本人要来学习，司机的单位领导也要来陪着学习。

为了保证外宾的食物安全，采购物品有警卫，运回的东西要化验，食堂有警卫监厨。到生产队买鸡，要求支部书记亲自到鸡笼去抓。到地里买菜，要支部书记亲自到地里去砍。

外宾出去参观游览，有人提前半小时出发打前站。前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通知接待单位外宾即将到达；二是排除道路障碍，喝令车辆注意让道；三是打扫路边观景点的清洁，以免外宾看见了垃圾，特别是大小便。那时打前站的人，都要在车里放几把扫帚。我和公安局的张祖祥经常打前站，被人戏称为“扫将”。这些做法，现在说起来真的是好笑，但是在那个时候，社会秩序不稳定，通信联络落后，工作只能这样做“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