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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骚乱的重庆(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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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0 10:0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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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机关也有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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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的重庆》(218 J" q, L* K( Q# g6 Y

- w" {+ o; o4 a1 a% ]# Y- }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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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红色政权的秘书班子,是领导机关的核心。军队首长和地方首长,都要求工作人员不搞派性。秘书人员们自己也大声疾呼:不能搞派性。可是,在那个事事充满不同看法的年代,人人都带着自己的观点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哪能没有派性!而且,这种隐蔽的派性,往往潜藏在所处理的工作当中。潜藏在工作当中的派性,不能不反应在起草文件和拟办意见的字里行间。这就容易诱使领导讲话和批示发生偏差。这好比拉领导下水,危害更大。
  E6 X' Q0 }. S3 j5 e; @/ D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重庆也乱了三年。革委会成立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4 f; i9 F5 K- E5 \
在这之前,革筹组已先后组建了抓生产的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三个指挥部都是军人当家。虽然指定了地方领导干部,但刚刚出来的走资派,或者胆小怕事,或者有职无权。这就形成了当家的人不熟悉业务,熟悉业务的人当不了家。这种局面,不能有效推动工作。在首长周围,军队也派有参谋、干事,但不熟悉地方业务。几个指挥部与革委会领导,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不是十分通畅,难以推动工作。+ f' H  h* e3 n0 z
军队调一个叫韩风的副参谋长,来革委会当秘书长。这个首长很有见地,极力主张起用一批原来帮助书记、市长处理业务的秘书人员来,承担三个指挥部与蓝亦农、白斌、鲁大东几位首长之间的承上启下工作。已经调到办事组的有几个人了,但人手还嫌不够。我在三号楼的工作结束后,也归入了这个队伍。% h1 E# u9 t1 B( q5 `. H* t
我一去上班,就叫我办理一个文件。文件是嘉陵印刷厂八一五造反团写给蓝亦农和白斌的报告。内容是说:嘉陵印刷厂是原市委的机关印刷厂,承担原市委和市人委的文件印刷任务。但在武斗中厂房被烧光,机器被烧坏,纸张被烧毁,其他原材料都化为灰烬。要求革委会拨款新建厂房、购买机器、购买纸张。抓革命,促生产,以期承担革委会的文件印刷任务。+ n6 w1 l; f  S( [' C! S" x+ L
这个报告已经有秘书提出拟办意见,并送给了白斌副军长。白斌同意拨款,批示财贸指挥部执行。现在要我办的,是去落实拨款事宜。我认为报告和批示都值得商榷。第一是不能以八一五派的名义申请。这个工厂有两派组织。如果把钱批给八一五了,反到底也写个报告来你批不批?批或者不批,工厂两派都会扯皮。我的意见是,如果工厂两派联合了,就以工厂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写报告。如果还没有联合,就以嘉陵印刷厂的名义也可以。不能以那一派的名义申请要钱。第二,不应该拨款,但可以借款。因为嘉陵印刷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政府不好给集体所有制企业拨款。如果拨款,就意味着政府参与了股份。参股得办很多手续,而且得承担盈亏。鉴于该厂的困难情况,加之革委会要交给他们印刷文件的任务,可以借款帮助解决。借款之后,待将来有了积累时,分期分批归还市财政。这样处理,既合政策,又解决问题。
5 }5 R  K$ q7 o- n- I' T 主管秘书班子的是位老干事,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们是给首长办事,首长怎么批,我们就怎么执行,难道我们比首长还高明!我说,服从是对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首长的批示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应当提醒领导。机械地去执行了,会留下后遗症。领导被动,我们也是失职。这样,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干事了。
% O! ~2 a+ X$ q0 Y6 T0 g9 L/ g 这位老干事为人霸道,倾向性也很重。在三号楼时,他接替张陵秋同志领导过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和十足的倾向性,我领教过,顶撞过。他也认为我身上有。可能是我说了不称职干事这样的词句,他火了:你不去办就给我一边去!我叫别人办。
2 B4 f; W% N+ l  x6 h' X4 S- Z 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心里本来就有气,今天一来上班就叫我一边去,不是喊我滚蛋吗!我也火了,说:你叫我一边去,我立马就走。不过我要告诉你,把财政体制搞乱了,不是一件小事情。即使财贸指挥部同意拨款,财政局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说完我便准备离开。
9 b% y4 Q* e8 d$ G5 p4 j9 X3 A 我们争论的声音较大,显然被办公室里面的秘书长听见了。韩风走出来,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时又叫来了办事组长。韩风要我再讲一遍理由。我重复讲述时,提到了关于所有制方面的若干政策依据。韩风听了以后说:我们军队的干部有一个优点,就是执行首长指示不打折扣,这要发扬。但是到了地方以后,情况变了,政策复杂了,我们不懂的事情多了。再无条件执行就不可取了。明知与政策有抵触的事情强制执行,就会犯错误。还会给首长带来麻烦。实际上,打仗也是如此。张光明同志对白军长批示提出的问题,反应了我们军队干部对地方政策知识的不足。不仅要虚心听取,还要好好学习。嘉陵印刷厂的事情就按他说的办。老干事问:那首长的批示怎么办?韩风说:我去说明情况。
* S# M: g' B. u% o7 o$ Q! ~ 从韩风办公室出来,办事组长把我叫住,又重复谈了处理业务要实事求是的问题。当然,我没有负气离开办事组。事后,我亲自到嘉陵印刷厂,让他们改写了报告。首长批示后,再到财政局落实了借款。事情解决了,办事组长说,嘉陵印刷厂过去是市委办公厅秘书部门主管,现在就交给你把它管起来好了。
# x1 S; F, D0 X% X( e9 Z* O2 S" h      1015日,是一个星期天,地方干部大都回家去了。办事组长把我叫去说:今天与你谈谈秘书小组的组建问题。经我们研究,并请示首长同意,办事组下面设立秘书小组、行政小组和政工小组(办事组相当于办公厅,小组相当于处)。行政小组由俞英、张英瑞负责,政工小组由刘世群、潘兆昇负责,秘书小组由你同老干事、陈本华负责。老干事挂帅,你和陈本华任副组长。交代我尽快做出一个组建秘书小组的具体方案来。; I$ g$ x1 c" x5 P  B& J; l
第二天上班,老干事与陈本华召集我们地方干部宣布:经办事组长研究,报韩副参谋长批准,正式组建秘书小组。秘书小组的业务工作,首长决定由张光明负责,政治学习由陈本华负责,我本人进行上下联系(挂帅的谦逊用语)。过去没有明确组长,现在明确起来了,有事就分别找我们三个。, g$ _. K2 c5 @. F, @) L
我接受任务后,几次与老干事、陈本华研究,拟出了几项措施。经过办事组长同意后,使秘书小组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主要措施是:第一,秘书小组不经管革委会的公章。革委会大印交给超脱于各个大组之外的首长秘书室掌握。并对使用公章的范围,批准盖章的手续,做出明确规定。第二,秘书小组内部按业务划成几个小小组,分别指定负责人。人员不够的从原市委、市人委办公厅人员中调用。工业、农业、财贸、筹建、文印、档案、收发、图书资料都指定了专人。第三,规范办理公文的程序。中央、省的来文,统一由收发室登记、编号,附上公文处理签,送首长秘书室,报首长批阅;下边报来的请示报告,收发室登记编号后按业务分工送给秘书小组的承办人,提出处理意见后送首长批示。所有文件办理之后必须及时归档。所有进出文件必须经过收发室,送交市邮局的机要局发送。所有打印的文件资料必须经过我们的文印室。所有盖公章的事必须经过首长秘书室。第四,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秘书小组每周星期一上午碰头,汇报研究工作。例行工作在汇报会上谈,特殊工作才随时谈,不要见人就谈事,一谈就没完。2 W7 _$ z- [6 }% S" O- S
如此一来,秘书小组工作正规化了,制度化了,层层都有人把关了。要在处理文件中夹带私货搞派性,蒙蔽领导,拉首长下水,就那么容易了。韩风、办事组长都满意,只有老干事不满意。因为他是个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的人。找他谈工作的人少了,便认为被架空了,心里有无穷的失落感。他的失落感,逐渐被搞派性的人钻空子,做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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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派性,办事岂能公正?——《骚乱的重庆》(22

" [0 S9 q  v0 J2 H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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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书小组的们每次会议上,办事组领导都义正词严地强调不能搞派性。他说,你们地方干部不要介入那一派。如果发现你们那个人陷进去了,你就不能在秘书小组工作。希望大家自觉、自重、自爱。他还指名道姓提到了一个人。他说:听说你跟机关的造反派联系密切,希望你割断这种联系。这个人满口答应:一定一定
: v* Y* e& X; `; U! q本着不介入两派的原则,我处处小心。责任所在,我自己不能搞派性,我也要防止小组的人搞派性。可是,到后来我才看穿了,嘴上是那样说,全他妈叶公好龙。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是不准搞派性,实质上是不准搞有利于反到底的那种派性,并不是两种派性都不能搞。只有我这个人傻,两种派性都不搞,真正站在了公正的立场上。可是,不搞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派性,就有人掐脖子,使绊子,抓辫子,告刁状,就难以立足。奶奶的,我上当了!0 t* l8 ]& m) f
秘书小组承担革委会接待群众来访的任务,几个地方干部组成了接待班子,分工由我管。接待人员中,有的人派性特别重。我加以纠正,老干事就不高兴。尽管他不高兴,我坚持原则,不为所动。- R4 t6 s/ @5 W) ?( U( u$ a
新疆来的罗邦桢夫妇,祖籍长寿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业。文革中因派性原因,夫妇被赶了出来,到北京告状。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回长寿原籍老家暂住,等待新疆问题解决后再回兵团。他们拿着北京解决的路费回到长寿,却因观点不同,被掌权的农民八一五赶了出来。罗夫妇再去北京,中央接待站批了一个条子,叫他们来找重庆市革委会,就地为他们解决困难。两夫妇来过多次,我们的接待人员都刁难不予解决,使得他们在街头乞讨为生。接待人员刁难他们说:无法证实你们是被农民八一五赶出来的。你们得回长寿找农民八一五写个证明来。
' x. B& U2 X. ]% q一天,中央接待站一个叫刘杰成的给革委会打来长途电话,领导喊我去接听。中央接待站要求重庆做好罗邦桢夫妇工作,不要让他们沿街乞讨,也不要让他们再去北京。我放下电话去接待室,正碰上罗夫妇在那里哀求。我立即批了300元钱,50斤粮票,让其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生存。并告诉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老干事知道了,很不高兴。说:谁把他们赶出来的谁去处理,我们拿钱干什么?我说:中央接待站叫解决,你能不听?你叫他们叫赶他出来的人开证明,不是虎口拔牙,自投罗网吗!  P  T4 R7 M+ Y
涪陵红贸造反兵团的一批人,被掌权的赶了出来。100多人乘船经重庆到省革委去告状。到达朝天门码头后,被追赶来的武斗人员抢劫并打伤。这些人治疗无处所,吃饭无钱粮,寒冬腊月在长江边过夜。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个叫余积辅的打来电话,希望重庆临时为这些人安排食宿及治疗,并借给钱粮,让他们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们的接待人员说:我们这里是秘书小组,不跟你们省里政工组对口,请你打电话到政工小组去。但是不告诉对方政工小组的电话号码。当时都认为,省革委会的刘结挺、张西挺支持反到底,排斥八一五,所以他们故意刁难,不买对方的账。对方找不到政工组的电话号码,通过成都军区把电话打到驻军。驻军把电话转到一号楼首长秘书室。一号楼告诉对方,叫他们找我解决。余积辅根据一号楼告诉的名字和电话,直接找到了我。他们说,伤员和医药问题,已经由重庆跟他们同一个观点的群众组织解决了。现在要求重庆市革委帮助解决的,是100多人到成都的车费和吃饭问题。他们表明,涪陵不属于重庆,重庆借给他们的钱粮由省革委负责归还。我认为,这种要求符合中央关于哪里有问题就由哪里的革命政权解决的接待原则。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我批准借给3000块钱,500斤粮票。老干事一会儿说不该解决,一会儿说解决多了。每天都念念不忘这件事,说得我真的厌烦了。我说:省里与市里,尽管对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共产党领导,这种隶属关系是改变不了的。省里要求借给涪陵上访群众一些钱粮,并为此担保归还。如果再不解决,就不是工作问题,而是组织原则问题了。
  F6 c2 C6 Q8 w+ d5 ^他反驳我:你要给他们解决,也借不了那么多钱粮呐!我解释:不是我要给他们解决,是省里要求市里借钱借粮帮助解决。100多人,每人30块钱,5斤粮票,从重庆吃到成都,还要买火车票,不定一天两天就上得了车,怎么就多了?他还是不服:你怎么就相信他们有100多人?你去数过?
; ~: a# ~. N" g7 \8 y6 y我实在耐不住了,说:你是军人,而且是个比较老的军人,你应该懂得打仗。如果侦察人员向你报告,说有100个鬼子扑上来了,你是按100个鬼子进行兵力部署呢。还是亲自去点清了鬼子的人头才调兵遣将?现在事情多如牛毛,类似这样的事情,只能快刀斩乱麻。办事拖泥带水,还推动得了什么工作!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处理错了,我们到兰政委、白军长,或者到鲁书记那里论公道去!我发了脾气,他一拍屁股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还真去首长那里告了我的状。3 g9 i! ?5 m+ n; a( S, V$ \; D
全面夺权后,一部分单位是八一五掌权,一部分单位是反到底掌权。既然周恩来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两派大联合。作为革委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对两派的掌权者就得一把椅子坐正,一碗水端平。无论是八一五掌权的单位,或者是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发文件,通知开会都得一例对待,一视同仁。只有这样公正处理问题,才能彰显革委会的公正形相,才能获得两派群众的拥护,才能推动工作的正常开展。上级是这样说的,我们秘书部门就必须这样去做。可是我们的某些人,处理事情往往就不这样,弄出许多矛盾来。% q" Q, j3 Q+ R3 I
比如发文件,八一五掌权的单位就发,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就不发。反到底掌权单位,如果机要秘书是八一五的,便把文件写上个人名字寄给机要秘书,红头文件成了私人信件。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得不到中央、省、市的文件,不知道政策,不明白市里的工作部署,工作弄错了,另一派又来攻击。重庆税务局的掌权者就看不到或者看不完全上面的文件。而税务局的税收,关系着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民政局大多数人也看不到文件,而民政局的工作,关系到生老病死伤残,关系到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于是我强调:不管他那一派掌权,必须通过机要交通局这个正规渠道发文件,只发到单位,不寄给个人。另外,在秘书小组设立一个阅览室,摆出一套中央文件、省和市的文件和一套工作简报。提供给得不到文件单位的相关人员上门来阅读,防止因为派性封锁文件使政策与业务脱节。5 }2 t) `( p6 }' S) Q2 o7 _
这两个措施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有人却不满意,不支持。经过某些人的鼓吹,办事组长嘴里不说,心里也不高兴。我想,一些人的本意就是要让看不到文件的反到底掌权者出事,好抓人家辫子。这是不利于重庆大局的捣乱行为。我憋不住了,直接去找办事组长解释。他说这件事上边知道,他也知道。从道理上讲,你是对的,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什么?下面的话他就不讲了。于是我得出结论:派性倾向这玩艺,在革委会里,从上到下都有。下边的人公开搞,部门头头支持着搞,干部大的,只不过搞得含蓄些罢了,口是心非,叶公好龙。; u5 N/ E$ M% ]2 E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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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钻造反派设的圈套——《骚乱的重庆》(23+ ?+ h. m5 }! a) l+ e#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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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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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 |5 o% D+ m' o4 I( _/ O 一个星期六,我在秘书小组值班。晚上,市人委机关八一五的三个人来找我。显然,他们在找我之前,已经和秘书小组有所沟通。否则,时间为什么得这么准?怎么能通过岗哨进三号楼?
. a( X% Q* n# V0 u7 }8 s 来人盛气凌人地说:我们是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革命造反群众的名义来找你。0 U3 P8 C/ q' E- s& C
我对这种居高临下的官腔很不了然,问:是通缉,还是勒令?
1 V# K* |) I5 C: ] 来人继续说:虽然你在新生红色政权工作,虽然你在工作组造了反。但是,你并没有取得机关革命群众的认可。也没有足以证明你已经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表现。我说,那又怎么样?
" K$ I: e) W; E& K& @7 B4 r 来人说:你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你是走资派余跃泽带来的人,属于黑线人物。你必须要同这条黑线划清界限。揭发出余跃泽的钢鞭材料。第二,你是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是市政府蔬菜办公室副主任,是办公厅农业财贸处等待任命的处长。因此你不是普通群众,你属于走资派之列。你必须要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才能正式解放。
# ?" N! V2 E9 m  d% y 我说:解放也罢,不解放也罢,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他们说:让你在这里工作,是革命群众对你的观察和考验。也可以说是戴罪立功。你在戴罪中,不揭发走资派,不斗争反革命派。你就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
6 Z; _# c& Y3 y6 @# R# w! g 我反驳说:我们已经揭发了工作组的材料……”他们立即打断我的话:我们革命群众做过专门调查。你们工作组造反的人告诉我们,那个所谓的系统材料,都是从街上抄来的。并且是张忠良、潘锡荣他们共同搞的。你没有资格据为己有。我继续反驳:别卖关子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是不是要把我弄回去斗?看来,你们都和这里商量好了。要斗,走就是了。; N. B- t2 g, b% w
我面对来人中的一个女人说:如果要说我是走资派,那你也是。我是等待任命而还没有任命的处长,你是你们那个处里不是处长的实权处长。我们大致差不多。可是夺权以后,你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我却是你抓斗的走资派。可笑不可笑!另一个马上抢过话头:你张光明怎么能够和她比?她是大家公认的,已经站到革命群众立场上来的革命干部,而你还不是。
6 x' N3 @* S4 J7 i" h 正当我们唇枪舌战之际,老干事又陪着机关一个更大的头面人物来了。看来,他们已经谈话多时。
. S* s; w2 j* ]+ z 头面人物说:先不说你老张是不是走资派和解放不解放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要你老张写几篇文章。这几个月来,工总司写了好多文章批判革委会,批判解放军,也批判我们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我们调查过,那些黒文章,主要出自陈世朴、沈世鸣两人之手。这两个黑秀才,你老张认识,也知道他们肚儿有好多墨水。我们认为,由你来对付他们最合适。我们收集了他们写的一些文章,现在提供给你。你只要针锋相对地写几篇文章批驳他们。把它批倒批臭,你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了结。
; b  |) X  s8 M% ~ 他们还说,已经商量好了:要给我专门写文章的时间,给我专门的办公室。但我认为不可以这样作。我说:批判这两个人的文章我不能写。他们是工总司的,我是革委会的。他们是造反派,我是新生政权工作人员。由我来写文章批判他们,我自己陷入派性不说,还会给别人攻击革委会授以把柄。于公于私都不可取。5 C& b* q2 Y5 V
头面人物不高兴了,说: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你们领导都安排了,你写,也得写,你不写,也得写。非写不可,越快越好。
1 U; K+ Q; ^, F# `# j8 f 老干事马上打圆场:你们不要急,老张会考虑的,我来做工作。我说:同志,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给革委会惹祸的事。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引火烧身。因此,这件事我是不能干的。他们坚持要我考虑,我总是不肯答应。
# H. N% r1 k3 U8 g: C 头头立起身,丢下一句话:题目出给你了,任务交给你了,材料留在你这里。写与不写,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真的不肯写,自己去掂量后果。说罢,耀武扬威走了。
4 e# z$ @. s% Y' H$ G; o 我为什么不能写这样的批判文章呢?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而这个圈套有这里的人共谋,则更为可怕。圈套的阴谋之处,是借我自己的刀去杀我自己。
+ H: w9 W- u8 a' y8 Z+ Q7 _3 x 陈世朴、沈世鸣是工总司的人。一旦我写了批判他们的文章,八一五肯定会张扬出去是我写的。造反派的事情,哪有什么保密。消息一传出去,反到底便会攻击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搞派性,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一旦我成了反到底攻击的靶子,这里便会以影响革委会公正为理由,一脚把我踢开。这就达到赶我出局的目的。这是其一。4 J9 T# G- t" N/ ^
其二,只要我离开革委会,谁都可以对我下手。我从革委会回家,要经过四五个反到底的岗哨。每个岗哨的碉堡里,都有枪口对准上、中、下三个角度的行人。我经过时,武斗人员可以射杀我。而且,我的家就在工总司旁边,工总司的流弹经常飞过我家房顶。我们院子里的六家人,有坚决的反到底。平时,因派性观点的不同,几个家庭互相指责、影射。都欲置对方于死地。一旦我成了工总司的死敌,随时都可能遭到点水
6 H4 e: b4 |( W/ g 再说,陈世朴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在机关里,他经管文教卫生业务,人也蛮好,我为什么要去攻击他!至于沈世鸣,她是《重庆日报》记者。我做记者时与她也有一面之交,我凭什么要与她为敌?
! X  y7 ~0 P0 G. C2 `% p; P我越想越觉得秘书小组里面派性严重,而且有人对我秉公办事抱有偏见,总是编着法子对付我。我已无法在这里工作,应当求得解脱。第二天清晨,我四点钟起来,给办事组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讲述了机关造反派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文章的事。简单提出了秘书组也有人搞派性的情况。提出想离开秘书组回老家躲避武斗的请求。上班时,我步入一号楼,把信亲手交给办事组长,表示马上办理移交。
" \+ P+ E: z" F* V1 ]5 \ 办事组长说:信,我马上看,并且我会转交给韩秘书长。但是你不能说走就走。至少让我有一点了解情况的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的通知。
4 B8 b& ?: C( x" T% ?3 u% v( E, O6 {5 U9 W 就在这天晚上,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他和韩风都赞成我不要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坚持不搞派性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今后工作还要大胆的做,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希望我顾全大局,各人管好分管的事情。
8 O) z% ]* g2 V' l3 l" h/ B! H 对我劝解之后,他把老干事找来,共同研究可不可以打开市人民银行金库的问题。( b  d5 z+ Z$ B1 K
银行的造反派,早先有人把一些武器放在金库里。放进去时,管理金库密码的两个人是一派。放进去以后,两个人分裂成了两派。现在,有一派写来报告,意欲打开金库,取出这些枪支。首长不知道打开银行金库,政策上行不行。8 m0 G2 p: [7 y- R0 `" U' z) u
我说这绝对不行。我知道打开金库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发来指令;二是两个密码员同时到场,分别启动各自掌握的密码。现在没有指令,密码员又各是一派。强行打开国家金库会严重违反纪律。并且,金库特别坚固,也无法强行打开。除非你用炸药包。我介绍了情况,他们打消了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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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组长的面纱揭开了——《骚乱的重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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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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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V. w9 Q2 @; z+ v1 L8 e9 E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说,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一论断绝对正确。是的,三支两军的伟大功绩,三支两军的巨大成就,三支两军的献身精神,三支两军不可代替的作用,永不磨灭,人所共见。就是千支笔万张纸,也写不尽书不完。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个别人曾经产生过的一点点消极作用。至于三支两军的积极成果,我将另写文章歌颂。
3 t2 E, c" m- b& ?+ U( r 我以为,支左队伍中的个别干部,在当时社会影响下,思想上,情绪上,态度上,会产生偏听、偏信、偏爱、偏袒的情况,这可能就是消极作用的一种表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表现,与社会上的派性产生共鸣之后,就会起着一种作用。尽管他们没有参加造反组织,没有带红袖套,但在处理事情时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来。这种倾向是极为有害的。2 S- F: F$ Q% N
我原来以为,来革委会的干部中,只有像老干事这样的下级人员才有这种倾向。殊不知并不是他一个人才存在。只不过干部大一些,职务高一些,表现得含蓄些,暴露得不明显罢了。在对待我是不是要写文章批判工总司的陈世朴、沈世鸣的问题上,办事组长的倾向最终还是暴露了出来。
2 h4 a$ q: ~# H9 B 上次办事组长与我谈话后,我以为问题便解决了。所以,按照他的要求,我继续安心工作,力求搞好团结。可是我发现我们小组里,慢慢地,经管工业那一摊拟办的文件、起草的文稿不送给我过目、签字了。以后,管农业的,管政法的,管财贸的,管文教的也是这样。明摆着,这是经过布置的,是架空我。文稿不通过我,我就把精力转到群众接待工作上。未过多久,原来搞政工工作的三个军大教师,突然跑到接待组工作来了。6 {1 R3 M* O) D% ^; K1 |% J+ H4 @
接待工作一直是我管,有好几个地方干部办事。并没有人手不够的情况,忽地来了三个军校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叫我啥事都不管了吗?果然如此,三个军大教师对接待工作全面专政,把我撇开了。撇开就撇开吧,落得轻闲,我成天看报纸,电话都懒得接。
+ @* k7 E- j1 j3 d6 ~ 我闲得无聊,发了几次火,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了。概括他谈的内容是:第一,指责我在处理市人委机关造反派的关系上,有失妥当。机关造反群众叫我写批判文章我顶牛,因此对我继续在革委会工作有意见。第二,在秘书小组工作中,处理问题旗帜不鲜明。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不够坚决。对另一派反而有所照顾。比如给税务局、民政局发文件。第三,秘书小组是革委会领导机关的左右手,是革委会的心脏,把我摆在这样一个位子上不合适。第四,现在秘书小组已经有了新的分工,有些事情我不用去管。/ r* ]7 |# c. G$ b; j
我问:是不是我站出来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就与机关造反群众的关系妥当了?是不是我跟着大家整反到底就旗帜鲜明了?是不是重庆要划分真正的革命派和冒充的革命派?办事组长说:那也不是。我并没有说要你张光明去搞派性,我是说要你处理好两派关系。我当然知道,他这是回避实质。8 A; l: s8 A3 R- b
我又问:如果我对你的话没有理解错的话,在你们心目中八一五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反到底不是。那么,周恩来总理在解决重庆问题时,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理解?安排两派人员对等进入革命委员会,怎么理解?我为了体现革委会的公正,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为了解决老百姓生、老、病、死、伤、残不受影响,才解决税务局、民政局看文件的问题,才提出设立公众文件阅览室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对?何况,这都是经过你同意了的。他说: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嘛。
! a! ~- y; I3 l3 \+ | 我再问:把我摆在秘书小组副组长这个位子合适不合适,是你们决定的,不是我要求的。不合适拿掉就是了,找个派性十足的人接替就是了,何必搞那么多小动作?你们无非是要我走嘛,爽快一点,我现在就走。办事组长说:你又误会了,我们不是要你走,是调整工作。你现在无论如何还不能走。 0 y5 p& y1 o0 T* _
办事组长为了缓和气氛,起身给我续水。然后说:你这个同志呀,脾气不小哩!你有你的长处,我们要用你的长处,发挥你的作用。不过工作可能有些调整。
4 A  K  L+ D% S 总结办事组长前后的谈话,无非是两点:第一,你八一五的派性不够坚决,不能在革委会心脏部位工作;第二,还不能放你走,担心你泄露机密。我明白,把人起来闲着不用,也是一种用人策略。, D( g$ S8 E& ?( q  r) {
大约两个星期吧,办事组长喊我去他那里。他说:老张呀,秘书组里的文件处理和文字工作,你还是管起来吧,在你那里把个关。现在,每个人办的文件和起草的文稿,原封不动往我这里送。我看都看不赢,业务上的有些政策我也吃不透。从现在起,该修改的文稿你来修改,该退回重写的你就退回,不要一股脑往我这里送。好不好?
1 j! {( J: U, K0 e( |  H! Q9 z* G 我说:这不是我造成的。不让我管事,是你们的布置。文稿不经过我,秘书们是奉命行事。我不管这些事情,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一会儿不让我管,一会儿又要我管,还有个准头没有?再说,现在我揽过来管,不是跟挂帅的唱对台戏吗?办事组长说:我来给他谈谈,要他开个会,重新明确分工。. u4 B, @, Q5 c1 Y% Y. f0 m
挂帅组长召开秘书小组全体会议,40多个人都参加了。他大讲一通最近办理的公文有问题,起草的文稿领导不满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来解决。他没有像办事组长说的那样,由我来把关,也没有要我发表什么意见,甚至没有让我发言的机会。末了他说:要提高办理公文的质量,要写好首长的讲话稿,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大家的力量,群策群力,才能解决问题。光靠那一个人是不行的。革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解决问题的原动力,而不是那一个人。5 Y3 Z+ d! a1 I# ^
自然,他说的也合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既然你挂帅的要发动群众来解决,我自然不能把手伸长了。我不搭界,退后一步自然宽,还不行么!
  b) A- O4 v4 ?( M6 T- Z 过了一天,挂帅组长找我了。他说:办事组长的意思,叫你把处理公文和起草文稿方面的工作管起来。你提个头找大家研究一下,看看怎样落实。我说,你昨天不是布置群策群力来解决吗,怎么今天又要我来把关呢?
: b+ H$ I' \. ?1 x他说:依靠群众是对的,但把关也是需要的。你提个头,根据昨天的精神,具体落实就是了。我说,你昨天的布置与今天的说法矛盾太大。这个头还得你来提,我参加就是了。
, y: B/ Y% y/ U0 R) }& L# Q 他说:你总得给大家讲一讲文件和文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嘛!我顶他:这一段时间,你没有让我看文稿,我怎么知道存在什么问题?同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个人讲有什么用?4 P& _# j+ ?" y' Z4 h
这老兄耐不住了:有人说你这人自恃才高,惹反了不好办。果真如此!谈话不欢而散,我们谁都没有提这个头。工作依然故我。: r0 N; m6 |4 u/ D/ V- m
也许是有人给办事组长打了小报告。他再次找我:我叫你把秘书小组的业务管起来,你就是不听。下面反映,你对真正的革命派,旗帜就是不鲜明,你对另一派群众又关怀备至。看来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些派性。
: S2 ^+ z9 x  f2 C 他明确指责我有派性,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办事组长,你几次说我的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无非是说我没有站在八一五的立场来共同整治反到底嘛!我作为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秉承兰政委、白军长的指示,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工作,有何不对?我这是给革委会求得公正,为支左工作求得公正,而却被你指责为派性。你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的。实际上,谁说我有派性才是最大的派性。谁向你鼓吹我有派性谁就是最大的派性。你办事组长偏听偏信,并且来指责我,证明你心存不正,处事不公。你支持派性,打击不搞派性的人,是违背支左任务根本宗旨的。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你的倾向性,才选择具有派性的人来办事组办事。因为你的倾向性,才挑剔、排斥、打击不搞派性的人。你的目的是要使得手下工作人员观点一致,步调统一,达到进一步偏爱一派组织,支持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这对工作是最危险的,是可怕的!
$ s( k4 Q! u% Q& Z/ x$ y 我发了一通,办事组长既不插话也不反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头:你呀你呀!唉,我把你莫办法!8 ~4 t. Y* I( B3 Y' y) b% O
他是把我没办法。我一个地方干部,党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开除我的党籍?饭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扣发我的工资?你可以不用我,但你无权开除我公职!& g+ L* @7 W0 K' V$ ]3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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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气下乡接家属——《骚乱的重庆》(25

' D' r1 s/ [/ q* v( P" q+ q& F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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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把写好的一封短信放在挂帅组长办公桌上。信的内容是说:我家属到长寿躲武斗,已经一个多月了。音信不通,生死未卜。决计去一趟乡下,有人见人,无人见尸,故而请假。
0 L; U3 K8 k* c+ B, v5 o* f我要是真的有派性,或者要搞派性,我肯定要在这里斗下去。问题是我确实没有搞派性。三十六计走为上,下乡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合情合理。
. g% y( ^4 X0 ^) Q  R朝天门码头去长寿,班船下午三点多钟靠岸。码头上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他连声说:接到了,接到了!我问他接谁?他说接你呀!我感到莫名其妙。问:你怎么知道我到长寿来呢?
) v2 E3 m+ ~( l% V5 r7 c他说:支左办公室接到市革委会的电话,说是你到长寿来接家属。他们知道长寿有武斗,要支左办公室安排你的住宿。帮助你把家属接回去,不要出什么意外。我明白,他们最担心是怕我投向反到底,或者被反到底抓住,暴露核心机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意外,也是他们不放我走的实质。其实,他们多虑了。我不搞派性,投靠反到底干啥?即使被抓住了,多年的保密观念,也不至于泄漏机密。# t. l# i1 Q5 S# M. ]
从码头到县城要走很长一段路,边走边谈。这才知道我这位朋友现在是在县支左办公室工作。他自告奋勇说认识我,揽了这桩差事。
6 {$ k% j, D3 s9 k我给朋友讲,我这次为私事到长寿来,不想去麻烦支左办公室了。他说:你总得给他们打个照面吧。不然,我怎么回去汇报。支左办公室又怎么给市里回话?我把这次负气离开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理解我的处境。他说他的处境也有些类似。
& F! v& Y% `. @* T1 d: D) \/ d我们的处境,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苦楚。我就开门见山:我真的不去支左办公室了。你就替我打个圆场,说没有接到我就是了。我现在就去葛兰场。他不肯,说:现在倒早不晚的,根本赶不到葛兰场。路上没有汽车,旅店也不开门,晚上哪里去住?要是路上遇见武斗怎么办?他邀请我到家里去住,我不同意。我认为到他家里去,院子人多嘴杂,可能对他不利。* ~+ _2 e# @4 Z% c
他说:这样好了,我原单位办公室还有一间屋子。床铺是现成的,今晚你就住在那里。那里没有人办公,我不跟支左办公室讲。他是我十几年的朋友,就同意了他的安排。/ z" P# v+ g- a5 |8 L* h3 a) O
晚上他给我送饭来。说:给市里回电话了,说是没有接到你。市里还是要求支左办公室继续注意你的安全。我苦笑着说:何须如此关照哦!他离开时,叫我早些关灯。同时交给我一把钥匙。他说,接到家属返回时,仍然住在这里,自己住进来就是了。离长寿回重庆时,万一他不在,把钥匙带走或者丢掉都行。他另外还有钥匙。
. O: x) u" w9 x, y2 |$ Q# F- Q$ d# s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就起床。不开灯,不洗脸,提起衣服就上路。走到桃花街,太阳还没有露脸。从县城到葛兰场,大约30公里,没有公共汽车,连拉货的卡车也没有。大战之后,行人稀少。到达渡舟场,以为可以解决肚子问题了。谁知这里家家闭门,户户关窗。根本无法买到东西吃。
& Z) u) q  f, ?  X2 s8 y我继续前行,到了三蒿枝(又名山耗子,三好公社),路边有一家农户在冒烟。我跨过田埂走上前去。一个老者在门口抽烟。我打过招呼后说:大爷,我是路过的,要去葛兰场。买不到东西吃,想在你家分一碗饭吃。钱和粮票照付。老人递根小板凳叫我坐。问我从那里来,到葛兰场做什么?我用长寿土话与他交谈。说我从重庆来,到亲戚家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回重庆。并告诉老人:我也是长寿人,解放初期在这一带工作过。这里有个劳动模范叫向金全,工作上见过面。老者进屋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就在这儿喫(吃),我铺摆(安排)了。
6 h- n1 p$ k7 ]0 U2 m不一会,一位嫂子端了一碗荷包蛋出来给我,并说:白糖甘贵,放得不多,淡得点。我知道,农村请吃荷包蛋是招待稀客了。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称谢。这年月,在武斗地区,一瓢一勺足矣,何须如此盛情?我实在感动!大嫂说,饭要慢得点,米还没有下锅。我意识到他们要专门替我煮白米饭。忙对老者恳求:大爷,我要赶路,你们有啥子,我就喫(吃)啥子,不要现做。老人说要得。嫂子又端了碗红苕稀饭出来,稀饭上盖有香喷喷的干咸菜。
8 v5 j5 a. U! S! N5 y  C& G肚子饱了,我起身告辞,给老人家饭钱。老人生死不受:要啥子钱嘛,本乡本土的,红苕稀饭都招待不起嗦!我看见堂屋有一只箩兜,被窝里坐着一个小孩。说:大爷,难得遇见家乡人,就让我给这个小侄子买斤水果糖吧!我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小孩面前快步离开。老人追着喊:多喽,要不得!同志。多喽!
7 l9 Y" N; ]8 y! \到了河石井,老远看见有带枪的武装人员。他们不象是站岗放哨,是在休息。我知道,此种情况绝对不能畏缩,否则要发生误会。我按正常速度继续往前走去。他们发现了我,我做出赶路的样子。既不回避,也不准备搭腔。走到跟前,看见他们一人一根叶子烟杆。烟杆嘴子里栽着烟卷,就是没有点火。一个人上前问我:有洋火(火柴)没?讨个火!我停下来说不会吸烟,没有带火。他有些遗憾。问:同志你走得朗个急,啥子事情哟?我心生一计:堂客(老婆)病啦,赶回去看呐!他说:是朗个嗦,快去,快去!我走了几步反过来问:前面安全吗?他说没有事。他们昨天到(云台镇)川东石油矿区去支援,走到普子凹接到通知,砸派跑了,才回来的,一路都清静。这一表白,我知道他们是农民八一五9 ?6 Z% d6 `' j4 l- U3 ~. C
家人平安,一颗心放下了。住了十来天回重庆。碰巧,返回县城的有货车通行了。在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货车通常可以带客。我们上了货车,到县城已近黄昏。我打开朋友的屋子,三个人有了落脚的地方,踏实多了。我不知道朋友会不会到这里来。吃了点干粮准备休息时,他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里。为的是等我回来,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说,家属平安,一块石头落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明天清早我们就乘船回重庆。
: O4 E- g- T2 N; f! H第二天我们起得特别早,人到长江边,天还没有亮,船还没有来。正愁买不到早饭时,老朋友风尘仆仆从城里赶到河边来了。手里提着一些馒头,还是热的。他说,我把馒头送到房间去,发现你们已经走了。这么早,码头是买不到早点的,所以又追到这里来。这个同志确实是个忠厚老诚的好同志,是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 v# V8 [* Z1 |4 e% I! M
回重庆还算顺利。本来,长江因为武斗停航已经很久。年初中央下令对重庆港务局、重庆航道区、重庆长航分公司以及东风造船厂全部实行军管后才恢复航运的。每天班船往返,还算正常。; L3 }3 ]. Z" ]+ F
回家后我没去上班,但还是惦念着工作上的事,提笔写了一个简报材料:《长寿武斗听闻》。内容包括川东北石油处两派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上战场的工人、农民几千人。打死40多人,打伤100多人。现在武斗虽然停止,但对峙尚未平息。当地农民知道中央文革有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的讲话后,武斗找到了根据,因而进一步升级。现在,武斗的农民抢劫物资,囤积粮食,已经打开了七八个国家粮库。开仓分粮,除造反组织囤积粮食外,还给农民发放口粮,纠合民心。据说已经有几百万斤粮食落入武斗组织和农民手中。武斗组织大批积存粮食、物资,有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武斗的可能。
1 F  Z" ]) R* w1 q$ b  {/ q! n我建议,应当特别关注长寿的武斗。因为长寿是化学工厂集中的地方,如果工厂区域发生武斗,可能造成有毒气体、液体泄漏,危害生命。如果流入长江,影响下游饮水安全。0 {0 l  j) C% O- W6 ]& ~
材料放了几天,忽然一下子想起来,人家早就不信任你了,再说东道西,岂不是自作多情?我划根火柴把材料烧了。7 [5 c9 Y) k7 n8 E
果然不出所料定,不到一个月,长寿大规模武斗爆发。逐渐波及到重庆周围的涪陵县、垫江县、邻水县、江北县……。农民武斗人员中,转业军人多,打仗比学生内行,危害最大。从此,重庆水陆交通又一度中断。城市里缺媒、缺粮、缺盐,更谈不上吃肉吃菜了。最紧张时期,重庆只有七天的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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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舞红宝书,小人告刁状——《骚乱的重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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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 a9 C* k4 i- [# r+ i- k# Y  逍遥了些日子,他们发现我还在领取工资,知道我已回家,便来劝我上班。来人告诉我:老干事已经离开秘书小组。派他到新的驻地去了。
8 @! H, e% f- _: }  这时,正逢支左部队更替,一来一走都是大事。走的要组织欢送,来的要进行欢迎。既有相应的礼宾规格,又是相应的群众活动。为此,市革委会专门成立了迎送支左部队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常委马富华(原民政局局长)。我和行政小组的张英瑞专职办理迎送事宜,由办事组领导。我们名义上是迎送办主任,实际是干具体工作。
3 T; w9 \7 ?. s" C4 H" C 我和张英瑞的分工是:我负责迎送礼仪和迎送群众的组织、调动、安排。并与支左部队衔接抵离的时间、地点、人数。张英瑞负责迎送接待室的布置、茶水、红旗、横幅,以及地方迎送领导的车辆。我这摊子事情基本是电话联络,我不要办事人员,省得些麻烦。张英瑞那一摊子事情琐碎,派给他两个帮手。. t! h8 c8 T; O. F; h7 W
迎送程式是公式化的。部队到达车站之前,我们根据规格组织迎送群众300500人。打着红旗,举着横幅,列队在站台一侧等候。车站会议室里摆着茶水。列车开出之前或者到达以后,当批部队的首长们,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由我们引领到会议室坐一坐,简单叙谈几句。主人、客人都谈些感谢的话。地方感谢军队支左,道一声辛苦;军队感谢地方支持,道一声谢意。然后走出会议室,沿着站台并排走向车门。军队的首长走一边,地方的主人走一边。大家手中都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挥舞,把军队首长送上车。从会议室走向车门时,列队的群众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挥动旗帜。列车徐徐开动,战士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挥动,表示感谢。列车出站,仪式就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这样干活。# U6 V/ Y% U! E1 B9 t" F
为了避免迎送群众在现场对立,影响气氛,在动员迎送群众时,我的大量工作是要求两种观点的人,不要在迎送时呼喊影响军队情绪的口号。两种观点的群众并排站立月台上,不要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布置任务时提出要求,到达现场时再行动员。甚至要求两派带队的头头做出保证。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在支左部队面前,都还能够做到。但是,车一开走,便在军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进而开展辩论,有时还发生点肢体接触。这不关我的事,我懒得去管,也管不了。
7 E0 d2 f7 U, ^/ Q$ H* k6 g, E& m 我是负责迎送礼仪的,我要把部队的首长导入会议室。我也要把他们送到车门口。茶叙时我也不能躲到一边去。张英瑞也是如此。在送部队首长到车门时,常委走在前面,我和张英瑞走在常委后面,随时听候常委指示,现场处理问题。那个年代,人人都随身携带红宝书。前面的军队首长和地方领导挥舞红宝书时,我们跟在后边的工作人员敢不拿出红宝书来挥舞?为了切合时宜,我和张英瑞当然要跟着前边的人挥舞红宝书了。$ ]1 n1 `  L7 _0 R- e
可这一挥舞不打紧,却被搞派性的小人告了刁状。说:迎送仪式是首长们的事,怎么他们也拿着语录挥舞去了?这是秘书小组新来的军代表告诉我的。他接防老干事当组长,为人耿直,对人真诚,直截了当就跟我讲了。
7 s8 c5 K2 S" z& |. h4 B$ {3 a" K- R" ^ 我给他解释。他说你不用解释,挥舞毛主席语录有什么错!你们要是不跟着挥舞,可能又是忠不忠的问题了。何况你俩也是迎送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嘛!他感叹: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你们这里的派性确实严重。领导机关里都人盯人,抓辫子,不可思议。* P2 V% K7 ^1 i+ @8 g9 ?
此后我就不去挥舞红宝书了。马富华问:怎么不跟着来呢?你们两个不来,我一个人多尴尬!我不便解释,支支吾吾,可他一定要把我们拉上。马富华是迎送领导小组组长,是老红军,我们不好违拗他。但我发现,张英瑞虽然也跟着走,红宝书却不举过头。8 ]0 y- V3 v  s# b" ~. D& [" ^7 S
有一天工作结束了,我们从梨树湾车站回机关。我问张英瑞红宝书不举过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还蒙在鼓里哩,我们都被人家告了!说我们冒充首长参加迎送仪式。我说我也听到一点口风,但不知风从何处刮起。他说:你那摊子,就你一个人,我那摊子,就三个人,还能从哪里刮起?我明白了,说:我们四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么,只有另外两个人了。他们跟造反派一道找我的麻烦多了,这是针对我的!他笑而不答。
- S8 O) T7 \, k 又过了几天,我和张英瑞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不清楚那两个人跟你有成见。今后,最好别和他们共事。张英瑞又说:其实,你今后与他们共事的机会不多。我才是他们的障碍。办事组长认为,他们能够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早就决定他们代替我的工作了。在办事组长面前,他们也讲了不利于你的一些话。
( q2 J& t# {7 F; h( r; V' n8 j- i我和这俩人产生的过节,是文革前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提了意见。话语较重,伤了他们面子。文革初期,他握有组织大权,对办公厅的人搞政治排队。因为我爱人出身地主家庭,就把我排为中间偏下,弄到右派边缘,属于不可信任之列。文革夺权后,他们与造反派纠合在一起,处处整治我,实属小人。
9 e0 c# y0 }' i/ S$ y& g% m0 r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宁得罪君子,勿招惹小人!是我招惹了他们,后悔莫及!) N2 h5 O8 @: W& e/ ^( \  w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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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里糊涂弄我去清队”——《骚乱的重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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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送工作期间,办事组长改成了周士奎。我们工作完毕,他就通知我与张英瑞,还有新任的秘书小组组长一起去一号楼。说:从现在起,你们三个人都到清队学习班去工作和学习。周士奎面向我:你还得把迎送工作的总结写出来,晚两天去。然后对张英瑞他们说:你们俩明天就去,不能耽误。
  I: Q. E) p% w! g- t8 }$ O- d0 x6 v我交总结给周士奎时,本想问一下去学习班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是,看起来他无心给我谈事,人又不熟悉,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5 F: ^& F) i2 k清队学习班有好几个大队。我们大队的总部在市党校。去到总部,我以为还是做秘书工作,便到秘书组去报到。那里是清一色的军人,见到的正好是办事组秘书小组来的那个组长。他说他在这里也是任秘书组长,张英瑞任行政组副组长。我问我来干什么工作?他吃惊地说:你还不知道呀?你不是来工作的,你是来学习的。你要回原来的单位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清队我听了有些吃惊。他继续告诉我:你们原市委办公厅、市人委办公厅编在一中队。军代表姓周。但你不必去找他,找机关斗批改组就可以了。
2 V( l) A$ ^" h  H& P- U; e+ n我明白了,把我弄到这里来,是把我退回市人委办公厅,不让我继续工作。这下,造反派达到目的了。
7 M- B% k' K, S我从报纸的社论中知道,清队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以清理三种人为重点:一是清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是清查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三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自问:把我列为清查对象,我属于哪一类呢?我感到无比气愤!6 H/ d% T; Z" @8 T3 n8 Z; Q
秘书组长见我闷着不说话,绕过办公桌来靠近我低声说:我住在这层楼的×号房间,晚饭后你可以到我那里去坐一坐。在这里说话不是很方便。
$ M4 X1 d- P) T4 {退出他的办公室,下得楼来,正碰见张英瑞。他说,他到这里来了之后,才晓得我是被弄来学习而不是工作的。他听到军代表闲谈时表露,是市人委机关的造反派坚决要求的。张英瑞嘱咐我:你不要发作,要沉得住气。观察观察情况再说,不然会吃亏!
  d. f0 H8 l; z" b. O4 J张英瑞把我送出大楼,指给我一中队住的地方。再一次发出忠告:只要自己是清白的,走到哪里都不怕。千万不要和造反派敌对!! w4 ]) H8 i) N* j1 E
到了一中队,在斗批改组报了到。给我指定了床位,买了饭票,就安顿下来了。一个造反头目来房门口看了看,打了声招呼:老张,你还是来了哈!我看了看他,笑了笑点点头。要不是张英瑞的忠告,我会有好话回敬他的。中午我躺在床上,老是默念着两句话:心中无冷病,不怕鬼敲门!
- G* b' \/ s! b  G0 E) m天黑了我去大队部,找到愿意与我谈话的军代表秘书组长。他备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说要与我喝个痛快。我抱歉地说,确实滴酒不沾,不能陪他喝酒。他也不客气,一个人自己喝了起来。他调防来接替老干事时间不长。接任之后我又在搞迎送工作,我们接触不多。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和张陵秋一样的祥和、诚恳。他透露,原来的领导向他交接工作时,说我自恃才高,傲气十足,不能取得群众谅解。原单位非要把我弄去清队不可。周士奎考虑到,既然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是真是假,不与本人见面也搞不清楚。所以在秘书组调整人员时,就安排我来学习。他表示:有什么问题,趁这个机会说清楚,做出结论,对今后的使用有好处。
5 V( {$ J4 q  `7 p他的话我听出了名堂:关键就在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一句。我琢磨:大字报是公开的,与我有关的,没有哪一张我没有看过,都不涉及清队问题。小字报不公开,可以黑整人,被整的人总是蒙在鼓里。那么,我的问题就出在小字报了。. o2 }3 j) @+ Y: \3 I
谁给我搞了小字报呢?栽赃了些什么罪名呢?。我想问,不合时宜,人家也不会说。我只表示:自己绝对没有三种清查对象之类的问题。然后暗自伤神地离开了。
+ C# h9 t3 r8 C( ^. d& ~; o出了他的房间,我不死心,打听到张英瑞的住处,叩开房门找到了他。我告诉他刚才军代表跟我谈话的情形,希望知道点内情。张英瑞说,他确实不知内情,因为他只搞行政工作,不接触干部审查方面的问题。不过他告诉我:不要到处去打听,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要豁达些,大度些,不要抵触,静观其变。他说,整人的事,就好比脓包,成熟了,脓水流出来了,那就是水落石出的时候。别人安心整你,还怕他不抛材料?有啥罪名,材料一抛出来,不就暴露出来了嘛!如果你沉不住气,到处打听,必然吃亏。我紧紧记住张英瑞的话:静观其变!
' g9 e: T6 o& p正式学习了,听了动员报告之后,就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有些大字报涉及到我,点了我的名。比如,说我是余跃泽带到办公厅去的黑线人物。说什么余跃泽去了重庆大学以后,我就大权在握,俨然代表市长发指示,干坏事。说我在蔬菜办公室一手遮天,是走资派的贴心豆瓣。说我是市委、市人委的十大黑秀才之一。开列的名单有:陶维全、周秉奇、叶世杰、张光明、王新章、陈世璞、赵维清、赵义、何良知、戴学铭。有不少大字报都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主阶级打入共产党内的黑手……。奇怪的是,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只有少数几个人落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批判我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居然还有一个地道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女士,令我哑然失笑!1 X' L. m7 I, m& v1 P7 P
一天中午去食堂打饭。回来的路上,这位女士前来与我搭讪。
5 Z$ G& F: W0 r2 \; }( P我说:你最好前面先走,走快些,离远点,不要与我靠近了。
7 C/ J' E+ h- e她问:为什么?
1 h) I7 N$ a( T1 Z( z7 U" {我说:走在一起会影响到你。
$ [& t/ _6 L  a5 [她说:打饭遇到的嘛,又不是约到一起走的。. x5 }) x* I8 W* Z9 R" Z7 ]. G9 o& A
我说:约到一起走?咳!借我一百个胆子都不敢。
  H. r" U( \$ X她又问:为什么?* H8 g; A/ b: P4 K. g
我说:你是革命群众嘛,我是孝子贤孙嘛,阶级不同嘛!
7 D, [7 Z# X) a) T她明白我是洗刷她:对我有意见嗦?
8 I% S  u6 s6 [- _8 ]0 }我说:羡慕还来不及呢,哪还敢有意见?) F3 x# W( y/ M; d2 g) b# Z8 @
他说:羡慕啥哟,我们这些出生不好的人!* I. K" _0 \/ Q" L( B0 d7 A3 e. x
我说:不仅是羡慕,我甚至后悔十几年前不认识你。1 |7 |* g8 A. c# F5 \6 _) N+ f7 x
她问:干啥?
" F) u) }6 V; {/ b$ l/ U+ B3 e我说:要是十多年前认识你,我一定会追求你。) _5 G, \4 Q# J! V# p
她说:说些啥子话哟,无凭别故的。
+ |+ S' }8 x; d0 h# L: t$ @1 N我说:啥子话?人话。当年要是追上你,沾你点光,今天就不当孝子贤孙了!. U) O2 ~5 B# c3 x! o, t
她明白了,我这是挖苦话。大步离开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这个人。
* N- ~1 |, e3 Z2 n. e8 ?1 z大揭发一个星期,没有看到有我的钢鞭材料。可是星期六放假回家时,斗批改副组长宣布10个人不准回家,其中有我。, G. k& [5 w9 J+ S2 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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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进了牛棚”——重庆文革十年(288 H: _/ g; q#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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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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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O4 m7 b2 ]接下来是梳辫子。不准回家的人,都是被梳辫子的对象。所谓梳辫子,就是把大字报、小字报、个人档案材料集中,汇总成重点人头材料。这次汇总材料的法,与过去的政治运动有些不同。过去是由专案组关起门来背靠背整理,这次是群众在批判会上,面对面进行理。不过,当着被整对象公开出来的,只是大字报的内容。小字报和个人档案里的材料并没有公开。通过梳辫子的形式,让大家对重点人头再进行一次集中揭发。
( l# D5 E7 v: ^( m! A+ J5 X+ ~到我名下时,听去听来没有新的内容。无非是黑笔杆子问题,受到市长重用问题,老婆出身不好问题,自己骄傲自大问题,等等。这些东西过去都听腻了。人们发言中,没有新的材料,全是分析批判。批判也没个水平,翻过去复过来都是那些套话、空话、屁话!不中听,但还得乖乖听着,记录着。花了半天和一个晚上,是人不是人都讲过了,就是不许本人解释申辩。( t  }# {+ [/ m; c
梳辫子搞了一个星期,市人委办公厅出了地主、特务、叛徒、伪警察、走资派、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县大老爷小姐等十名重点嫌疑对象。其中九个人都有一顶政治帽子,唯独我没有。宣布时说明,这个重点对象名单,只是革命群众揭发的,是斗批改组暂定的,还不是最后结论。  g( n4 R$ i! r* z& R: ^5 T+ S
重点对象十个人,占办公厅干部总人数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县处级以上五人,占同级干部近一半。据后来我见到的资料,那个时期清理阶级队伍,全市在干部中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就有41986人。打击面如此之大,不光是我们单位才如此。& G- Y0 A* }2 h0 Z, y
宣布重点人头之后,我问:大家都有一个身份,可是我却没有,是不是宣布漏了。斗批改组不吭声。我又问:我是三种清查对象中的哪一种人?不给我明确,我怎么检查交待?斗批改副组长很不高兴地说:各人的问题各人明白。该戴那顶帽子,自己清楚。我自己清楚个啥?我啥也不清楚。但是,我不再问了。
  D. s+ S- ?9 M& v1 n& G10个重点人头被分别隔离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关牛棚。说是关牛棚,也不是把我们10个人集中关在一个棚子里,而是分散在十间卧室。因为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党校的学员宿舍,没有大的房间。造反派采取人盯人的办法,两三个人守一个没有定案的准牛鬼蛇神
+ a$ b- E+ a$ S3 b5 d1 |$ Q看守我这个准牛鬼蛇神的是李定胜等三个司机。两个是八一五的,李定胜是反到底的。我这个房间四张床,我靠里边,他们的床铺堵着进门的两边,防备我逃跑、自杀。
! `& s, m8 d0 `% n, O: C- o当了重点就不自由了,上厕所有人陪着,打开水有人陪着,去食堂打饭有人陪着,开大会有人陪着,睡觉时他们守着。一级警卫也不过如此吧,待遇可高哩!0 {. |) Z0 @9 z0 M( r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想:不定罪名,跟我打哑谜。要嘛问题很大,要嘛你拿不出我的罪名。我自度不是前一种情况,就不怕了。反复考虑着张英瑞对我的告戒,于是我打定主意:牛棚让你关,可饭我照样吃,觉我照样睡,材料我不得写。其他的重点哭丧着脸,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我就不。' i7 r2 g8 u3 ?! J" `% N
革命群众轮流来收取交代材料,我一个字都没有。有天晚上,斗批改组的副组长和一个革命群众一起来,我还是没有写材料。那人说:张光明,我们来了几次了,你一个字都不写,抱的啥子态度?等着瞧!这家伙造反造的很,总是跟着头头屁颠屁颠的,我懒得理他。副组长狠狠看了我一眼,两人一起走了。看这架势,可能要让我触及灵魂了。我估计明天没有好日子过。又一转念:高帽子我都戴过,还不是过来了。红卫兵面前我没装过软蛋,还害怕你几爷子!破罐子破摔吧,我倒头一觉睡到天亮。去食堂打饭时,我忽然想到:今天可能要对我批斗,别喝稀饭,尿憋起来难受。我只啃了两个馒头。
0 r" B, B  I. J1 A3 C7 ?5 ?学习铃声一响,我赶紧报告上厕所,准备干干净净上战场。看守我的人喊我去参加大会。我想喝口开水再去,拿起杯子又一转念:不能喝水,谨防憋尿,只用舌头舔了舔茶水。
* b4 `. p! B. }9 U- A; ^到了会场,发现今天批斗的不是我,而是外事办公室主任杜万春。我非常纳闷:杜万春不是斗批改组成员吗?怎么会弄来斗争呢?
8 P! i# v+ i+ V, w! v! O杜万春的罪名是现形反革命分子,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人给我们宣布他的这项罪名,我是从挂的横幅上看到的。杜万春被押上台时,造反头头带领大家呼口号。我们这十个重点,是跟着呼喊呢,还是不呼喊,没有人打招呼。所以,有的人举了手,有的人没有举。有的人跟着喊了,有的人又没有喊。我既不跟着呼口号,也不跟着举手。因为我认为,在革命群众眼里,我们没这个资格。造反头头看见我们这些人七零八落的,可能影响了斗争气氛,跟斗批改副组长咬了一下耳根,便说:你们各自回去写交待材料。我们便被带回了房间。
# ~/ e8 [+ U! i3 e; Z- v* J不让参加批斗会,求之不得!回到牛棚我便做起了日课:第一件,是向毛主席早请示。我们成了重点以后,就没有资格和群众一起进行这种仪式了。早请示晚汇报自己进行。而且不叫请示,叫请罪。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自己选了一条语录读了。第二件,低声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第三件,学习报纸社论和时事政策方面的文章。第四件,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每天上午下午都是这样的干活。
: R2 f- W; T$ I- Y, l前面讲过,我救过李定胜的命。他值班时,我可以偶尔在床头上靠一靠。另一个人值班时我就不敢了。倒不是他不准许,而是我没有试过。因为我觉得他和造反头头是一丘之貉。
9 l3 X9 Y7 h' }6 F- Z早请示刚完,回头发现斗批改组长陈自忠站在房门前。他可能早就来了,没有打扰我对毛泽东请罪的虔诚。陈自忠文革前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刚刚才摘掉走资派帽子,被结合进斗批改组当组长。名义上他当组长,但没有实权。不知什么原因,他一进屋来,李定胜就出去了。老陈说:老张,听说你不肯写材料,是不是有抵触情绪呀?我回答:抵触说不上,但情绪确实是有。我的罪名不明确,我是你们要清理的那一类人都不晓得,要写什么内容才对得上你们的胃口呢?你是斗批改组长,提示一下呀!
3 b! |6 P% j5 k1 q+ g. q% }陈自忠面有难色:我是刚刚才站出来的走资派,你是知道的。这次梳辫子,都是他们搞的材料。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确实不清楚。这里又没有别人,我不是知道情况不给你谈。9 Z' {0 i, q( h: i! [
我说:能够理解。
1 N  R( k3 {. p- K. p" b" |陈说:要不,我跟军代表说,看他们能不能和你谈一次话。
+ w9 U  [" q8 r! ?& v当天晚饭后,中队军代表周政委找我去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我说:我没有隐瞒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现在,我只有把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同市长的关系,向周政委做一个汇报。! K$ |8 J8 Y8 `1 q
他说可以交换一下情况,不要说汇报不汇报的。: n8 R( ?; ^2 L+ D4 E5 o+ @- h
于是,我把我的出身成分,家庭情况,解放前后的工作情况,文化大革命中,与余市长在重庆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红卫兵夺权以后,一直与军队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完整地谈了一遍。其中,着重谈了老婆是不是地主分子的问题,谈了余市长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市人委的问题,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领导写文稿的问题。我辩解说,我老婆十四五岁就参加解放军。转业后我才与她结的婚。我与她的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怎么能说我是孝子贤孙?我与余市长只是工作关系,并没有特殊关系,不存在黑线白线问题。我的职业就是写文章,给领导起草文稿是工作的需要。重庆大学的红卫兵批斗我时,说是从报刊上查出我发表过的文章有500多万字(这显然不实)。但他们并没有指出那篇文章有政治问题。既然我写的文章没有政治过错,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笔杆、黑秀才的问题。  Q+ v' s- P+ U  o  f8 `0 A/ H
周政委说,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自己认为没有问题,我也觉得你谈的不是什么问题。爱人从小参军,你们都参加了革命才结婚,这叫什么问题?领导认为你工作能干,愿意拿两个处长把你交换到重庆来,你本人能算什么问题?领导工作变动,当副市长了,把你调到他的新单位去,你能不去?做秘书工作的人,给领导写了文章,有问题该领导负责,你有什么责任?但是,你们单位揪住你不放是什么原因?你能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吗?" f* c1 |% y; O1 w
我说,我同机关造反领袖无冤无仇,不存在过节。他们把我弄到学习班来,主要是派性作怪。他们搞派性,要我写文章批判另一派。我认为这样会影响新生政权的公正性,没有屈从。所以,就制造我有问题。到底给我栽赃的什么罪名,也不告诉我。( f( N2 ^( Z8 a& T, ^3 y
我谈情况,谈观点,不回避问题实质的述说,周政委没有反感。他说:今天晚上听你谈了情况,对你有了初步了解。我还要同斗批改组谈一次,看看他们对你到底有那些意见。他说,我们这个中队,总共三百来人,梳辫子”“出了七八十个重点。七八十个人的材料,我无法都要来看一遍。你在梳辫子中到底是些什么问题,我要听听斗批改组的说法。所以我无法对你下结论。当前,你自己不要背包袱,不要思想抵触,更不要与造反派对立。我们军队人手少,不可能经常和大家谈话。过几天有一批工人师傅来,与你们吃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多谈谈。他们是外单位的,看问题客观一些。
0 X" _+ B0 a$ A7 x与周政委谈话之后,我心情舒畅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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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杜万春,干部太寒心——《骚乱的重庆》(29+ @, e0 g; }* G8 t/ y: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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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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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政委那里回来,已经夜里11点多。这是个星期六,学习班的人回家过周末去了,陈自忠在斗批改组值班。他到我房间来,问:谈得怎么样?我说:周政委比较客观,而且能够听我把话讲完。不过,他说他对机关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具体表态。陈自忠问:你自己的感觉呢?我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应当改为老张本无事,派性强加之。我被搞派性的人缠住了,难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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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9 y5 X: z8 ~! B3 I' w% t7 n陈告诉我,今晚值班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捉住一条蛇,到围墙外边烧蛇吃打牙祭去了。他说:李定胜也不是外人,一个机关的同志。你可不可以和我吹一吹你的情况?你到办公厅以后,我们还没有认真摆谈过呢!”“斗批改组长要我谈情况,我当然不能拒绝。当着老李的面,我把给周政委谈话的内容,扼要的给他谈了一次。李定胜也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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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早请示之后,通知开全体大会,关牛棚的十个人也参加。我带一根板凳,跟随看守我的人到会场。主席台上挂着《彻底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滔天罪行》。杜万春三个字用红笔画了叉。他这是第二次挨斗了。我们关牛棚的,被安排在主席台下一个角落里,通通坐的矮板凳,这体现我们政治上比大家要低一等。我阿Q精神来了,心里想:不是有句成语叫狗眼看人低吗?我们坐在矮板凳上,我们的,不一定是人,而我们被看的?才是人。是真正的人!5 t4 A0 m9 p7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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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弄来陪杀场的。我碰了一下旁边的熊明勋:杀鸡给猴看哩!狗熊警告我: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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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齐了。两个造反者把杜万春剪着双臂押到主席台上来。身前给他放着一条长凳。杜万春的棉衣都没有穿好,前面的扣子打错了亲家(扣错了位)。衬衣扎进去了一半,另一半还露在裤腰外头。他患了感冒,鼻涕长流,时不时把脑壳偏到上臂去擦鼻涕。面带病容,显得十分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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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头头主持大会。他领着群众集体朗读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跑掉。在读语录时,杜万春将头偏向膀子擦了流出的鼻涕。造反者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劈脸就是一拳。骂道:你给老子装蒜,读毛主席语录,还东偏西倒的!这一拳打的不轻,老杜鼻血、鼻涕、眼泪一齐往脸上流。他再也顾不得擦拭,任凭鲜血、鼻涕、眼泪挂在腮上。$ I/ ~# j" o+ f+ x! r. n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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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头头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揪出来示众!押解的人把两个膀子一提,就让他在条凳上站着。然后有人把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牌子给他挂在脖子上。牌子是一块木板,恐怕有一米长,吊了块砖头。他身子本来单薄,而且又在病中。木板长,砖头重,他在条凳上站立不稳,栽了下来。押解的人就把他提起来跪在条凳上。这时他面对着群众。有人喊: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他掉过头去向毛主席请罪!于是,把他提起来换了方向,让他面向毛泽东画像。一会儿,台下又有人喊:他这种反革命分子,没有资格面向毛主席,应当面向大家接受批判!于是,又把他提了过来。在把他提过去提过来中,条凳较窄,几次跌倒。一跌倒便被踢一脚,鼻涕、眼泪,长长地挂在腮帮上,流到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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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这样折腾,真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还有啥活头?可是,杜万春还是痛苦地忍受着,坚强地应付着。既不反抗,也没屈服。/ [6 x% ]% i. s' P# N, {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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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春原来是重庆市人民银行副行长。两年前调到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当主任。他为人谦和,上下都有好的口碑。文化革命中,对他的冲击也不大。市人委机关成立斗批改组时,他是斗批改成员,是被结合进班子的领导干部之一。可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呢?上次批斗过后,我私下问过李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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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杜万春有一个习惯,开会学习都爱做笔记。文革当中学习,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他也爱在本字上无意识的写写划划。可能是条件反射吧。前两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他没有带本子,就拿个香烟盒撕开来写画。他在香烟盒上写了无数个毛主席万岁。不知是那股神经发作,又在一个空隙的地方写了杜万春三个字。他写的这些字,并不是一行行对得非常整齐。旁边坐的一个人斜着一看,便把他写的杜万春三个字,与旁边的万岁两个字连接起来,认定他写的是杜万春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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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1 d/ Q4 J$ J! t这还了得!于是,便说他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自称万岁,岂不是现行反革命?。其实,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明白:他杜万春哪怕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称自己万岁嘛!他没有糊涂到在自己名字下加万岁,去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步。  W, u7 ?9 |, L$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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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中发生类似的问题不是个别。有的人外出开会、听广播,取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坐,成反革命了:因为报纸背面印得有毛泽东的照片,或者印得有毛泽东万岁的大字标题。呼喊口号时心里紧张,把祝辞喊颠倒了。该万寿无疆的,喊成身体健康。或者该身体健康的,喊成万寿无疆,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N) t* f2 Q$ G8 Y* y

7 |1 l! l1 N9 X3 f3 _+ k8 K; ^杜万春做出千般解释,万般说明,有口难辨。发难的人一口咬定他是有意的,他当然不能承认。前一次斗他,问他是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答不是。问他反对毛主席没有?他答没有。今天也是这样。斗,你尽管斗,整,你尽管整,打,你尽管打,踢,你尽管踢,他就是一个不承认。有人把他的棉裤卷起来,让皮肤直接接触条凳。天寒地冻,皮破了,流血了,他还是不承认。斗争中,与我们同一个中队的几个青年人冲入会场。他们力气大,心肠狠,把条凳倒在地上。将杜万春像小鸡一样,提起来重重地往条凳棱上一丢,再提起来又是一丢。反复几次,杜万春鲜血长流。可他还是不肯承认。这个纤弱的人,算得上一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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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到十一点多钟,造反派们解气了,杜万春站不起来了。一个人抓住他的双手,另一个人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抬回了房间(他没有关牛棚)。当时流行这种抬死狗的方式。1 Y+ `8 m: m( v+ q%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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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仍然不能停息。一中队各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继续斗争杜万春。市委、市人委两个办公厅,加上民政局、档案馆的人都参加了。地点改在球场坝,规模与声势都比上午大得多。可是斗争起来,市委办公厅的反客为主,把矛头转到了他们的两个科长。两个人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批斗结束后,又在党校大院游街示众一圈。. i! t6 [( O* C3 s6 A

9 w. w# a1 i& H- ^末了,造反头头把我们10个重点留下训话:都看清楚了!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杜万春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特别是安了心要和我们作对的人(当然是指我了),你给老子小心就是了。滚吧!我提着板凳回到房间(牛棚),心里很不平静。打开水时碰见俞英。他低声叹道:寒心啦,寒心!我心里不服,想:就任随你宰割?没那么容易!不知不觉默念起谁写的打油诗来。过后,我认为这首诗的兴味还不够,默默给他改了几句:3 y  x: A* ~9 h8 E+ ^% w7 _* N
闻道人该整,而今人整人。3 d4 y2 Q1 a2 h5 t' n
是人就遭整,坏人整好人。
. H! V: _3 D5 G( G: t' W) [# |/ F 整就由他整,我还是我人。 : }2 r9 W, t6 \4 h  ]6 X  @$ v
整人为快者,哪里还是人。  0 d1 c! Y; I% o( G( [$ _8 g$ ?
但愿天有眼,劈了这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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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4 [% E6 W" Q- i6 G) a钢铁工人救了我——《骚乱的重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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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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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罢了杜万春和市委办公厅的两个科(处)长,楼上楼下平静了几天。据说,周政委和大队的古团长生了气。斗争会后,他们立即找四个单位的斗批改组开会,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在批斗重点对象时打人!再出现打人事件,将追究斗批改组责任!4 x6 w, R& q)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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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政府机关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万多名产业工人,进驻到全市各个领域的清队学习班。我们中队来了10个,都是重庆钢铁公司的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他们与军队干部一道,领导我们的清队运动。分派给市人委办公厅的是三个工人。一个比较年轻,是头,住在斗批改组组长陈自忠的房间。两个年纪大一些的,住在我的房间。此前监管我的两个八一五走了,房间空着两张床,他们正好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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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重点对象,黑笔杆子臭知识分子,还丁点大的走资派,在这两个产业工人面前,我自惭形秽。除了独自早请罪晚请罪、念语录时吱声外,一天到晚都没话说。也不是我故意不说话,而是无话可说。重钢工人没来以前,八一五的人不在时,有时还可与李定胜悄声吹几句。重钢工人来了以后,老李不敢了,我更不敢。因为互不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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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大家回去了,工人师傅主动开了口:唉,你这个同志呀,怎么总是闷起不开腔呢?我苦笑了一下。他又说:我们是工人,只会轧钢。啥子宣传队哟,搞不懂,叫来就来了。你看,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屋,你话都不说一句,未必对我们有意见?  H8 S2 a& x/ {6 s3 ]7 E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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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紧申明:师傅多心了。我是重点对象,不敢随便说话。你们三个师傅摆谈就是了。他问:你是啥子事情吗,包袱背得朗个重?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便启齿。李定胜没头没脑冒出一句:么事?屁球个事!日妈几爷子搞派性,把好人弄来整起好耍。李定胜的话令我大为吃惊。他平时对我管得松一些,我很感激。殊不知他对我的问题看得如此透彻,出乎我的意料。& N0 S7 |" q!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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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钢工人打破了僵局,李定胜的话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我就不那么防备了。我们四个人谈了一些家常。当重钢工人和李定胜知道我过去也当过工人,并且做过童工时,感情上似乎靠近了些。我还谈到在重钢搞过四清,向工人学习烧电焊,对贫苦工人做过家访。说到我们还提拔过几个干部,如运输部的王德义等。他们说,王德义我们晓得,这次遭整得惨。; X0 A# M0 [4 F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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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了一会,一个工人约李定胜:李师父,我们出去烧烟吧!他们出去了。剩下的工人与我继续摆谈。主要谈互相的家庭、孩子等闲杂事。李定胜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两人就各自睡了。& G, G+ |1 C( I4 ]( {! }

3 E9 M- {" A6 K$ K# j$ Y1 F又一个晚上,斗批改组布置学习报纸。重钢工人给他们说,你们学习报纸,张光明又不可以参加,我们把他带出去谈一谈好吗?  Z2 d8 J" Z5 G7 o4 a0 J

' v2 }4 h9 |' g% K《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来领导办公厅搞清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要找我这个重点人头谈话,他斗批改组怎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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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3 M5 [) W* Q于是,两个人便把我带到党校鱼塘边。我们各自选了块石头坐下来,他们说:今天我们三个谈谈,你到底有啥子问题?肯不肯跟我们说说?我就把我的全部经历通通给他们讲了个够。末了,他们问:就这些?我说我的一切都说完了。我本来就没有问题,瞒着你们干啥!( {/ K6 C' [6 }" Y2 D(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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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问我:你在北京工作,认不认得一个姓常的?我说:是常芝青吧?他是《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怎么会提到他呢?他们不回答。又问:在你认得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姓廖的人?我想了想,回答:我认识的领导干部中有两个姓廖。一个是市监委书记廖苏华。她去北京开人代会,我给她写过发言稿。她发言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另一个是团市委书记廖伯康。我同他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在与徐特立、谢觉哉合影时一起照过像。他们又问:你的亲戚和同乡呢?我摇摇头。- ~4 R+ x+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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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问:你有个领导姓曹吗?我考虑了好久,说:只有重庆二商业局副局长曹凤岗,我们工作有接触,但他不是我的领导。日伪时期他在朝鲜做地下工作,与金日成都有关系。其他的,我就没有姓曹的领导和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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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D: c; P6 ?; C他们说:你莫多心,我们再问你一下,你真的当过工人?你家里那么有钱,怎么会叫你去当童工?我有些糊涂了。回答说:我确实当过童工,没有半点假话。我家里比较穷,没有钱,要是有钱,我可能会多读一点书,那会去当童工找饭吃呢?" }! L2 G4 I9 ^

6 e9 v7 |5 |: x5 |5 o/ E1 C问了这些后,他们似乎有些茫然。说:今晚只是随便问问,我们回去吧。回来后,我翻来覆去的想:这绝对不是随便问问,是有的放矢。可是,是那一河水发了?我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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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8 I7 n8 g+ S清队运动分为动员学习、群众揭发、梳理辫子、擦嘴洗手、批判斗争、组织处理、吐故纳新几个阶段。目前进行的是擦嘴洗手。所谓擦嘴洗手,就是梳理出重点人头之后,还有些人不够重点,但却有点小小不严的问题。这种人,只需在小组会上做个口头交待,检讨检讨,就可轻装上阵。这属于群众内部解决问题,不要我们重点人头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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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q5 P/ }) r& _/ y可是,一天上午大组会学习时,重钢工人把我带到学习室去了。我一进会场,好多人都以异样眼光瞧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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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师傅说:今天这个学习,本来张光明没有资格参加。可是我们把他带来了。为什么呢?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这么久了,也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态度有问题!今天让他来受一下教育,看看这些革命同志是怎么样擦嘴,怎么样洗手,怎么严格要求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丁点事情都认真检查,深刻反省。难道你张光明一个重点对象,还不应该好好检查反省吗?说罢,他面对斗批改的人:这是我们三个工人的想法,没有事前同你们商量。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我们今天就来领导一下,大胆决定了,行不行呀?张组长?陈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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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批改的陈自忠、张僧海都表态:行,行!9 v2 V. d& N$ [

$ f$ V; c& @7 T! o' [1 |其实擦嘴洗手干我屁事。但我还是静静听他们发言。2 m- k5 P, C' w0 J

% F; N& w! [* ]0 A7 M0 N4 u工间操时,按规定要到球场坝活动30分钟,做广播操。我正在犹豫该不该去上厕所时,重钢工人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喊住,严厉地说:到哪去?老老实实给我坐下!看你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有受到教育。还想出去走动走动?哪也不准去,我把你带来,我就守到你。这一反常态的训斥,我真的懵了。" y! i" Z8 `8 b' b2 y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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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员走出了学习室,他又和颜悦色地喊我到他旁边去坐。然后把门掩上,再把他手头的一个卷宗放在我的身旁。他向我示意:快点看,我去去就来。看了就放在这里,然后各自上厕所去,打铃子后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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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迅速打开卷宗,最上面就是给我梳辫子的一叠材料。一些大字报抄件我不用细看,只看了小字报,也是唯一的一份小字报。我知道,这是我的钢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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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报揭发我三个问题:第一,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理由是,那么高的文化,那么会写文章,家庭不是地主也是资本家。不然,哪有钱供他读书?第二,说我是上海最大走资派曹荻秋的黑线人物。至今还替曹荻秋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档案材料。第三,说我给北京的黑帮分子常芝青、廖井丹关系密切。说廖井丹是长寿人,我的同乡,所以我给他们摸粉、贴金。说我曾经说过,毛主席接见过常芝青和廖井丹。他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怎么会接见两个黑帮分子呢?这是张光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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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t" f0 U3 b4 S我十来分钟就把这份小字报看了两三遍。下面还有其他重点人头的材料,我顾不得看了。我赶紧把卷宗放还原来的位置。按照重钢工人的吩咐,一拍屁股就到厕所里蹲着。外面铃声响了三遍,估计人们都回到座位上了,我才回到学习室来。重钢工人又训我了:一上厕所就半天,人都到齐了才慢吞吞回来,啥子态度!一个马屁精马上接住话头:你们工宣队亲自看到的哈,张光明就是这样不老实。工人师傅没有睬她。. M8 X9 i) u" c& _$ n1 n

$ h$ n; j- A# O$ n& K这天晚饭后,工宣队三个人又把我带到鱼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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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O& F% ?" {: Q' z1 [6 o, F- ~问:都看见了?; a1 S6 F3 v3 J* c: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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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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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r* \& g0 a/ D+ T9 q我把小字报中捏造的三条罪状,一个一个作了解释。然后我说,怀疑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好办。我是本地人,派两个干部,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路费,就可以调查清楚。怀疑我和常芝青的关系,也好办。打个长途电话到北京,常芝青现在还是《光明日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不是黑帮分子。至于廖井丹,他虽然是长寿人,但人家是老革命,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现在好像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也不是黑帮。至于上海那个曹荻秋,他在重庆当市委书记和市长时,我还在长寿化工厂工作。那时,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一个基层小干部,哪有资格跟他见面,怎么能够成为他的黑线?至于说我保存他的档案,那是胡说八道,实际是一套《重庆工商杂志》,只不过里边刊登得有曹荻秋的文章而已,哪里是他的档案材料!* _2 D& V1 K9 R

8 c4 k" d) j0 P末了我说:那个写小字报的人,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好同志。我在秘书小组时,他在我手下工作。他的老婆逃避斗争,跑了,我把他两个小孩带到家里来养起。给他假期,让他去寻找,当时他对我千恩万谢。按说他不会对我栽赃陷害。估计是有人强迫他揭发,经受不住压力,才这样无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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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听了我的话后都一再询问:你讲的情况可是真的?经不经得起调查?我回答说:今天,你们不是随便找我摆龙门阵。你们是来领导运动的,是代表组织。而我,是清队重点对象,是交代问题。你们上午用那种策略向我交底,我感激不尽,现在又用这种平和的方式跟我谈话,我怎么能够讲假话呢?如果我到现在还要讲假话,不是自讨苦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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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8 d9 g9 e6 S- U* L: s- F我表白之后,那个年轻一些的工人说:张光明,老实告诉你,我们听说你为人正直,在红色政权中能够把一碗水端平,不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才以上午那种方法暗地帮助你。但愿你今天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否则,我们就无法再帮助你了。0 Z4 [. _( 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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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佩服工人师傅的智慧和胆量。他们暗中帮助我,做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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