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骚乱的重庆（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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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政权机关也有派性——《骚乱的重庆》（21）

张光明


作为红色政权的秘书班子，是领导机关的核心。军队首长和地方首长，都要求工作人员不搞派性。秘书人员们自己也大声疾呼：不能搞派性。可是，在那个事事充满不同看法的年代，人人都带着自己的观点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哪能没有派性！而且，这种隐蔽的派性，往往潜藏在所处理的工作当中。潜藏在工作当中的派性，不能不反应在起草文件和“拟办”意见的字里行间。这就容易“诱使”领导讲话和批示发生偏差。这好比拉领导下水，危害更大。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重庆也乱了三年。“革委会”成立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这之前，“革筹组”已先后组建了抓生产的工业指挥部、农业指挥部、财贸指挥部。三个指挥部都是军人当家。虽然指定了地方领导干部，但刚刚出来的“走资派”，或者胆小怕事，或者有职无权。这就形成了当家的人不熟悉业务，熟悉业务的人当不了家。这种局面，不能有效推动工作。在首长周围，军队也派有参谋、干事，但不熟悉地方业务。几个指挥部与“革委会”领导，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不是十分通畅，难以推动工作。
军队调一个叫韩风的副参谋长，来“革委会”当秘书长。这个首长很有见地，极力主张起用一批原来帮助书记、市长处理业务的秘书人员来，承担三个“指挥部”与蓝亦农、白斌、鲁大东几位首长之间的承上启下工作。已经调到办事组的有几个人了，但人手还嫌不够。我在三号楼的工作结束后，也归入了这个队伍。
我一去上班，就叫我办理一个文件。文件是嘉陵印刷厂“八一五”造反团写给蓝亦农和白斌的报告。内容是说：嘉陵印刷厂是原市委的机关印刷厂，承担原市委和市人委的文件印刷任务。但在武斗中厂房被烧光，机器被烧坏，纸张被烧毁，其他原材料都化为灰烬。要求“革委会”拨款新建厂房、购买机器、购买纸张。抓革命，促生产，以期承担“革委会”的文件印刷任务。
这个报告已经有秘书提出“拟办意见”，并送给了白斌副军长。白斌同意拨款，批示财贸指挥部执行。现在要我办的，是去落实拨款事宜。我认为报告和批示都值得商榷。第一是不能以“八一五”派的名义申请。这个工厂有两派组织。如果把钱批给“八一五”了，“反到底”也写个报告来你批不批？批或者不批，工厂两派都会扯皮。我的意见是，如果工厂两派联合了，就以工厂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写报告。如果还没有联合，就以嘉陵印刷厂的名义也可以。不能以那一派的名义申请要钱。第二，不应该拨款，但可以借款。因为嘉陵印刷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政府不好给集体所有制企业拨款。如果拨款，就意味着政府参与了股份。参股得办很多手续，而且得承担盈亏。鉴于该厂的困难情况，加之“革委会”要交给他们印刷文件的任务，可以借款帮助解决。借款之后，待将来有了积累时，分期分批归还市财政。这样处理，既合政策，又解决问题。
主管秘书班子的是位老干事，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们是给首长办事，首长怎么批，我们就怎么执行，难道我们比首长还高明！我说，服从是对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首长的批示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应当提醒领导。机械地去执行了，会留下后遗症。领导被动，我们也是失职。这样，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干事了。
这位老干事为人霸道，倾向性也很重。在三号楼时，他接替张陵秋同志领导过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和十足的倾向性，我领教过，顶撞过。他也认为我身上有“刺”。可能是我说了“不称职”、“干事”这样的词句，他火了：“你不去办就给我一边去！我叫别人办。”
我对他的霸道作风心里本来就有气，今天一来上班就叫我“一边去”，不是喊我“滚蛋”吗！我也火了，说：“你叫我一边去，我立马就走。不过我要告诉你，把财政体制搞乱了，不是一件小事情。即使财贸指挥部同意拨款，财政局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说完我便准备离开。
我们争论的声音较大，显然被办公室里面的秘书长听见了。韩风走出来，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时又叫来了办事组长。韩风要我再讲一遍理由。我重复讲述时，提到了关于所有制方面的若干政策依据。韩风听了以后说：我们军队的干部有一个优点，就是执行首长指示不打折扣，这要发扬。但是到了地方以后，情况变了，政策复杂了，我们不懂的事情多了。再无条件执行就不可取了。明知与政策有抵触的事情强制执行，就会犯错误。还会给首长带来麻烦。实际上，打仗也是如此。张光明同志对白军长批示提出的问题，反应了我们军队干部对地方政策知识的不足。不仅要虚心听取，还要好好学习。嘉陵印刷厂的事情就按他说的办。老干事问：“那首长的批示怎么办？”韩风说：我去说明情况。
从韩风办公室出来，办事组长把我叫住，又重复谈了处理业务要实事求是的问题。当然，我没有负气离开办事组。事后，我亲自到嘉陵印刷厂，让他们改写了报告。首长批示后，再到财政局落实了借款。事情解决了，办事组长说，嘉陵印刷厂过去是市委办公厅秘书部门主管，现在就交给你把它管起来好了。
  10月15日，是一个星期天，地方干部大都回家去了。办事组长把我叫去说：“今天与你谈谈秘书小组的组建问题。经我们研究，并请示首长同意，办事组下面设立秘书小组、行政小组和政工小组（办事组相当于办公厅，小组相当于处）。行政小组由俞英、张英瑞负责，政工小组由刘世群、潘兆昇负责，秘书小组由你同老干事、陈本华负责。老干事挂帅，你和陈本华任副组长。”交代我尽快做出一个组建秘书小组的具体方案来。
第二天上班，老干事与陈本华召集我们地方干部宣布：“经办事组长研究，报韩副参谋长批准，正式组建秘书小组。秘书小组的业务工作，首长决定由张光明负责，政治学习由陈本华负责，我本人进行上下联系（挂帅的谦逊用语）。过去没有明确组长，现在明确起来了，有事就分别找我们三个。”
我接受任务后，几次与老干事、陈本华研究，拟出了几项措施。经过办事组长同意后，使秘书小组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主要措施是：第一，秘书小组不经管“革委会”的公章。“革委会”大印交给超脱于各个大组之外的首长秘书室掌握。并对使用公章的范围，批准盖章的手续，做出明确规定。第二，秘书小组内部按业务划成几个小小组，分别指定负责人。人员不够的从原市委、市人委办公厅人员中调用。工业、农业、财贸、筹建、文印、档案、收发、图书资料都指定了专人。第三，规范办理公文的程序。中央、省的来文，统一由收发室登记、编号，附上公文处理签，送首长秘书室，报首长批阅；下边报来的请示报告，收发室登记编号后按业务分工送给秘书小组的承办人，提出处理意见后送首长批示。所有文件办理之后必须及时归档。所有进出文件必须经过收发室，送交市邮局的机要局发送。所有打印的文件资料必须经过我们的文印室。所有盖公章的事必须经过首长秘书室。第四，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秘书小组每周星期一上午碰头，汇报研究工作。例行工作在汇报会上谈，特殊工作才随时谈，不要见人就谈事，一谈就没完。
如此一来，秘书小组工作正规化了，制度化了，层层都有人把关了。要在处理文件中夹带“私货”搞派性，蒙蔽领导，拉首长下水，就那么容易了。韩风、办事组长都满意，只有老干事不满意。因为他是个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办公的人。找他谈工作的人少了，便认为被架空了，心里有无穷的失落感。他的失落感，逐渐被搞派性的人钻空子，做我的文章。

有了派性，办事岂能公正？——《骚乱的重庆》（22）

张光明

在秘书小组的们每次会议上，办事组领导都义正词严地强调不能搞派性。他说，你们地方干部不要介入那一派。如果发现你们那个人陷进去了，你就不能在秘书小组工作。希望大家自觉、自重、自爱。他还指名道姓提到了一个人。他说：“听说你跟机关的造反派联系密切，希望你割断这种联系。”这个人满口答应：“一定一定”。
本着不介入两派的原则，我处处小心。责任所在，我自己不能搞派性，我也要防止小组的人搞派性。可是，到后来我才看穿了，嘴上是那样说，全他妈“叶公好龙”。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是不准搞派性，实质上是不准搞有利于“反到底”的那种派性，并不是两种派性都不能搞。只有我这个人傻，两种派性都不搞，真正站在了公正的立场上。可是，不搞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派性，就有人掐脖子，使绊子，抓辫子，告刁状，就难以立足。奶奶的，我上当了！
秘书小组承担“革委会”接待群众来访的任务，几个地方干部组成了接待班子，分工由我管。接待人员中，有的人派性特别重。我加以纠正，老干事就不高兴。尽管他不高兴，我坚持原则，不为所动。
新疆来的罗邦桢夫妇，祖籍长寿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业。“文革”中因派性原因，夫妇被赶了出来，到北京告状。中央接待站叫他们回长寿原籍老家暂住，等待新疆问题解决后再回兵团。他们拿着北京解决的路费回到长寿，却因观点不同，被掌权的农民“八一五”赶了出来。罗夫妇再去北京，中央接待站批了一个条子，叫他们来找重庆市“革委会”，就地为他们解决困难。两夫妇来过多次，我们的接待人员都刁难不予解决，使得他们在街头乞讨为生。接待人员刁难他们说：无法证实你们是被农民“八一五”赶出来的。你们得回长寿找农民“八一五”写个证明来。
一天，中央接待站一个叫刘杰成的给“革委会”打来长途电话，领导喊我去接听。中央接待站要求重庆做好罗邦桢夫妇工作，不要让他们沿街乞讨，也不要让他们再去北京。我放下电话去接待室，正碰上罗夫妇在那里哀求。我立即批了300元钱，50斤粮票，让其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生存。并告诉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老干事知道了，很不高兴。说：“谁把他们赶出来的谁去处理，我们拿钱干什么？”我说：中央接待站叫解决，你能不听？你叫他们叫赶他出来的人开证明，不是虎口拔牙，自投罗网吗！”
涪陵“红贸造反兵团”的一批人，被掌权的赶了出来。100多人乘船经重庆到省革委去告状。到达朝天门码头后，被追赶来的武斗人员抢劫并打伤。这些人治疗无处所，吃饭无钱粮，寒冬腊月在长江边过夜。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个叫余积辅的打来电话，希望重庆临时为这些人安排食宿及治疗，并借给钱粮，让他们去成都解决问题。我们的接待人员说：“我们这里是秘书小组，不跟你们省里政工组对口，请你打电话到政工小组去。”但是不告诉对方政工小组的电话号码。当时都认为，“省革委会”的刘结挺、张西挺支持“反到底”，排斥“八一五”，所以他们故意刁难，不买对方的账。对方找不到政工组的电话号码，通过成都军区把电话打到驻军。驻军把电话转到一号楼首长秘书室。一号楼告诉对方，叫他们找我解决。余积辅根据一号楼告诉的名字和电话，直接找到了我。他们说，伤员和医药问题，已经由重庆跟他们同一个观点的群众组织解决了。现在要求重庆“市革委”帮助解决的，是100多人到成都的车费和吃饭问题。他们表明，涪陵不属于重庆，重庆借给他们的钱粮由“省革委”负责归还。我认为，这种要求符合中央关于“哪里有问题就由哪里的革命政权解决”的接待原则。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我批准借给3000块钱，500斤粮票。老干事一会儿说不该解决，一会儿说解决多了。每天都念念不忘这件事，说得我真的厌烦了。我说：“省里与市里，尽管对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共产党领导，这种隶属关系是改变不了的。省里要求借给涪陵上访群众一些钱粮，并为此担保归还。如果再不解决，就不是工作问题，而是组织原则问题了。”
他反驳我：“你要给他们解决，也借不了那么多钱粮呐！”我解释：“不是我要给他们解决，是省里要求市里借钱借粮帮助解决。100多人，每人30块钱，5斤粮票，从重庆吃到成都，还要买火车票，不定一天两天就上得了车，怎么就多了？”他还是不服：“你怎么就相信他们有100多人？你去数过？”
我实在耐不住了，说：“你是军人，而且是个比较老的军人，你应该懂得打仗。如果侦察人员向你报告，说有100个鬼子扑上来了，你是按100个鬼子进行兵力部署呢。还是亲自去点清了鬼子的人头才调兵遣将？现在事情多如牛毛，类似这样的事情，只能快刀斩乱麻。办事拖泥带水，还推动得了什么工作！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处理错了，我们到兰政委、白军长，或者到鲁书记那里论公道去！”我发了脾气，他一拍屁股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还真去首长那里告了我的状。
全面夺权后，一部分单位是“八一五”掌权，一部分单位是“反到底”掌权。既然周恩来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两派大联合。作为“革委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对两派的掌权者就得一把椅子坐正，一碗水端平。无论是“八一五”掌权的单位，或者是“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发文件，通知开会都得一例对待，一视同仁。只有这样公正处理问题，才能彰显革委会的公正形相，才能获得两派群众的拥护，才能推动工作的正常开展。上级是这样说的，我们秘书部门就必须这样去做。可是我们的某些人，处理事情往往就不这样，弄出许多矛盾来。
比如发文件，“八一五”掌权的单位就发，“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就不发。“反到底”掌权单位，如果机要秘书是“八一五的”，便把文件写上个人名字寄给机要秘书，红头文件成了私人信件。“反到底”掌权的单位得不到中央、省、市的文件，不知道政策，不明白市里的工作部署，工作弄错了，另一派又来攻击。重庆税务局的掌权者就看不到或者看不完全上面的文件。而税务局的税收，关系着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民政局大多数人也看不到文件，而民政局的工作，关系到生老病死伤残，关系到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于是我强调：不管他那一派掌权，必须通过机要交通局这个正规渠道发文件，只发到单位，不寄给个人。另外，在秘书小组设立一个阅览室，摆出一套中央文件、省和市的文件和一套工作简报。提供给得不到文件单位的相关人员上门来阅读，防止因为派性封锁文件使政策与业务脱节。
这两个措施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有人却不满意，不支持。经过某些人的鼓吹，办事组长嘴里不说，心里也不高兴。我想，一些人的本意就是要让看不到文件的“反到底”掌权者出事，好抓人家辫子。这是不利于重庆大局的捣乱行为。我憋不住了，直接去找办事组长解释。他说这件事上边知道，他也知道。“从道理上讲，你是对的，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什么？下面的话他就不讲了。于是我得出结论：派性倾向这玩艺，在“革委会”里，从上到下都有。下边的人公开搞，部门头头支持着搞，干部大的，只不过搞得含蓄些罢了，口是心非，叶公好龙。




不钻造反派设的圈套——《骚乱的重庆》（23）

张光明


一个星期六，我在秘书小组值班。晚上，市人委机关“八一五”的三个人来找我。显然，他们在找我之前，已经和秘书小组有所沟通。否则，时间为什么“掐”得这么准？怎么能通过岗哨进三号楼？
来人盛气凌人地说：我们是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革命造反群众的名义来找你。
我对这种居高临下的官腔很不了然，问：“是通缉，还是勒令？”
来人继续说：虽然你在新生红色政权工作，虽然你在工作组造了反。但是，你并没有取得机关革命群众的认可。也没有足以证明你已经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表现。我说，那又怎么样？
来人说：你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你是走资派余跃泽带来的“红”人，属于黑线人物。你必须要同这条黑线划清界限。揭发出余跃泽的钢鞭材料。第二，你是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是市政府蔬菜办公室副主任，是办公厅农业财贸处等待任命的处长。因此你不是普通群众，你属于走资派之列。你必须要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才能正式解放。
我说：“解放也罢，不解放也罢，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他们说：让你在这里工作，是革命群众对你的观察和考验。也可以说是戴罪立功。你在戴罪中，不揭发走资派，不斗争反革命派。你就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
我反驳说：“我们已经揭发了工作组的材料……”他们立即打断我的话：我们革命群众做过专门调查。你们工作组造反的人告诉我们，那个所谓的系统材料，都是从街上抄来的。并且是张忠良、潘锡荣他们共同搞的。你没有资格据为己有。我继续反驳：“别卖关子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是不是要把我弄回去斗？看来，你们都和这里商量好了。要斗，走就是了。”
我面对来人中的一个女人说：“如果要说我是走资派，那你也是。我是等待任命而还没有任命的处长，你是你们那个处里不是处长的实权处长。我们大致差不多。可是夺权以后，你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我却是你抓斗的走资派。可笑不可笑！”另一个马上抢过话头：你张光明怎么能够和她比？她是大家公认的，已经站到革命群众立场上来的革命干部，而你还不是。
正当我们唇枪舌战之际，老干事又陪着机关一个更大的头面人物来了。看来，他们已经谈话多时。
头面人物说：先不说你老张是不是走资派和解放不解放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要你老张写几篇文章。这几个月来，“工总司”写了好多文章批判“革委会”，批判解放军，也批判我们“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我们调查过，那些“黒文章”，主要出自陈世朴、沈世鸣两人之手。这两个黑秀才，你老张认识，也知道他们肚儿有好多墨水。我们认为，由你来对付他们最合适。我们收集了他们写的一些文章，现在提供给你。你只要针锋相对地写几篇文章批驳他们。把它批倒批臭，你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了结。
他们还说，已经商量好了：要给我专门写文章的时间，给我专门的办公室。但我认为不可以这样作。我说：批判这两个人的文章我不能写。他们是“工总司”的，我是“革委会”的。他们是造反派，我是新生政权工作人员。由我来写文章批判他们，我自己陷入派性不说，还会给别人攻击“革委会”授以把柄。于公于私都不可取。
头面人物不高兴了，说：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你们领导都安排了，你写，也得写，你不写，也得写。非写不可，越快越好。
老干事马上打圆场：你们不要急，老张会考虑的，我来做工作。我说：同志，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给“革委会”惹祸的事。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引火烧身。因此，这件事我是不能干的。他们坚持要我考虑，我总是不肯答应。
头头立起身，丢下一句话：题目出给你了，任务交给你了，材料留在你这里。写与不写，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真的不肯写，自己去掂量后果。说罢，耀武扬威走了。
我为什么不能写这样的批判文章呢？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而这个圈套有这里的人共谋，则更为可怕。圈套的阴谋之处，是借我自己的刀去杀我自己。
陈世朴、沈世鸣是“工总司”的人。一旦我写了批判他们的文章，“八一五”肯定会张扬出去是我写的。造反派的事情，哪有什么保密。消息一传出去，“反到底”便会攻击“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搞派性，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一旦我成了“反到底”攻击的靶子，这里便会以影响“革委会”公正为理由，一脚把我踢开。这就达到赶我出局的目的。这是其一。
其二，只要我离开“革委会”，谁都可以对我下手。我从“革委会”回家，要经过四五个“反到底”的岗哨。每个岗哨的碉堡里，都有枪口对准上、中、下三个角度的行人。我经过时，武斗人员可以射杀我。而且，我的家就在“工总司”旁边，“工总司”的流弹经常飞过我家房顶。我们院子里的六家人，有坚决的“反到底”。平时，因派性观点的不同，几个家庭互相指责、影射。都欲置对方于死地。一旦我成了“工总司”的死敌，随时都可能遭到“点水”。
再说，陈世朴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在机关里，他经管文教卫生业务，人也蛮好，我为什么要去攻击他！至于沈世鸣，她是《重庆日报》记者。我做记者时与她也有一面之交，我凭什么要与她为敌？
我越想越觉得秘书小组里面派性严重，而且有人对我秉公办事抱有偏见，总是编着法子对付我。我已无法在这里工作，应当求得解脱。第二天清晨，我四点钟起来，给办事组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讲述了机关造反派逼迫我写批判“工总司”文章的事。简单提出了秘书组也有人搞派性的情况。提出想离开秘书组回老家躲避武斗的请求。上班时，我步入一号楼，把信亲手交给办事组长，表示马上办理移交。
办事组长说：“信，我马上看，并且我会转交给韩秘书长。但是你不能说走就走。至少让我有一点了解情况的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的通知。”
就在这天晚上，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他和韩风都赞成我不要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坚持不搞派性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今后工作还要大胆的做，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希望我顾全大局，各人管好分管的事情。
对我劝解之后，他把老干事找来，共同研究可不可以打开市人民银行金库的问题。
银行的造反派，早先有人把一些武器放在金库里。放进去时，管理金库密码的两个人是一派。放进去以后，两个人分裂成了两派。现在，有一派写来报告，意欲打开金库，取出这些枪支。首长不知道打开银行金库，政策上行不行。
我说这绝对不行。我知道打开金库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发来指令；二是两个密码员同时到场，分别启动各自掌握的密码。现在没有指令，密码员又各是一派。强行打开国家金库会严重违反纪律。并且，金库特别坚固，也无法强行打开。除非你用炸药包。我介绍了情况，他们打消了念头。



办事组长的面纱揭开了——《骚乱的重庆》（24）

张光明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说，“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一论断绝对正确。是的，三支两军的伟大功绩，三支两军的巨大成就，三支两军的献身精神，三支两军不可代替的作用，永不磨灭，人所共见。就是千支笔万张纸，也写不尽书不完。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个别人曾经产生过的一点点“消极作用”。至于三支两军的积极成果，我将另写文章歌颂。
我以为，支左队伍中的个别干部，在当时社会影响下，思想上，情绪上，态度上，会产生偏听、偏信、偏爱、偏袒的情况，这可能就是消极作用的一种表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表现，与社会上的派性产生共鸣之后，就会起着一种作用。尽管他们没有参加造反组织，没有带红袖套，但在处理事情时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来。这种倾向是极为有害的。
我原来以为，来“革委会”的干部中，只有像老干事这样的下级人员才有这种倾向。殊不知并不是他一个人才存在。只不过干部大一些，职务高一些，表现得含蓄些，暴露得不明显罢了。在对待我是不是要写文章批判“工总司”的陈世朴、沈世鸣的问题上，办事组长的倾向最终还是暴露了出来。
上次办事组长与我谈话后，我以为问题便解决了。所以，按照他的要求，我继续安心工作，力求搞好团结。可是我发现我们小组里，慢慢地，经管工业那一摊“拟办”的文件、起草的文稿不送给我过目、签字了。以后，管农业的，管政法的，管财贸的，管文教的也是这样。明摆着，这是经过布置的，是架空我。文稿不通过我，我就把精力转到群众接待工作上。未过多久，原来搞政工工作的三个军大教师，突然跑到接待组工作来了。
接待工作一直是我管，有好几个地方干部办事。并没有人手不够的情况，忽地来了三个军校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叫我啥事都不管了吗？果然如此，三个军大教师对接待工作“全面专政”，把我撇开了。撇开就撇开吧，落得轻闲，我成天看报纸，电话都懒得接。
我闲得无聊，发了几次火，办事组长找我谈话了。概括他谈的内容是：第一，指责我在处理市人委机关造反派的关系上，有失妥当。机关造反群众叫我写批判文章我顶牛，因此对我继续在革委会工作有意见。第二，在秘书小组工作中，处理问题旗帜不鲜明。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不够坚决。对另一派反而有所照顾。比如给税务局、民政局发文件。第三，秘书小组是“革委会”领导机关的左右手，是“革委会”的心脏，把我摆在这样一个位子上不合适。第四，现在秘书小组已经有了新的分工，有些事情我不用去管。
我问：是不是我站出来写批判“工总司”的文章，就与机关造反群众的关系妥当了？是不是我跟着大家整“反到底”就旗帜鲜明了？是不是重庆要划分真正的革命派和冒充的革命派？办事组长说：那也不是。我并没有说要你张光明去搞派性，我是说要你处理好两派关系。我当然知道，他这是回避实质。
我又问：如果我对你的话没有理解错的话，在你们心目中“八一五”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反到底”不是。那么，周恩来总理在解决重庆问题时，一再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怎么理解？安排两派人员对等进入革命委员会，怎么理解？我为了体现“革委会”的公正，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为了解决老百姓生、老、病、死、伤、残不受影响，才解决税务局、民政局看文件的问题，才提出设立公众文件阅览室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对？何况，这都是经过你同意了的。他说：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嘛。
我再问：把我摆在秘书小组副组长这个位子合适不合适，是你们决定的，不是我要求的。不合适拿掉就是了，找个派性十足的人接替就是了，何必搞那么多小动作？你们无非是要我走嘛，爽快一点，我现在就走。办事组长说：你又误会了，我们不是要你走，是调整工作。你现在无论如何还不能走。
办事组长为了缓和气氛，起身给我续水。然后说：你这个同志呀，脾气不小哩！你有你的长处，我们要用你的长处，发挥你的作用。不过工作可能有些调整。
总结办事组长前后的谈话，无非是两点：第一，你“八一五”的派性不够坚决，不能在“革委会”心脏部位工作；第二，还不能放你走，担心你泄露机密。我明白，把人“套”起来闲着不用，也是一种用人策略。
大约两个星期吧，办事组长喊我去他那里。他说：老张呀，秘书组里的文件处理和文字工作，你还是管起来吧，在你那里把个关。现在，每个人办的文件和起草的文稿，原封不动往我这里送。我看都看不赢，业务上的有些政策我也吃不透。从现在起，该修改的文稿你来修改，该退回重写的你就退回，不要一股脑往我这里送。好不好？
我说：这不是我造成的。不让我管事，是你们的布置。文稿不经过我，秘书们是奉命行事。我不管这些事情，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一会儿不让我管，一会儿又要我管，还有个准头没有？再说，现在我揽过来管，不是跟挂帅的唱对台戏吗？办事组长说：我来给他谈谈，要他开个会，重新明确分工。
挂帅组长召开秘书小组全体会议，40多个人都参加了。他大讲一通最近办理的公文有问题，起草的文稿领导不满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来解决。他没有像办事组长说的那样，由我来把关，也没有要我发表什么意见，甚至没有让我发言的机会。末了他说：要提高办理公文的质量，要写好首长的讲话稿，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大家的力量，群策群力，才能解决问题。光靠那一个人是不行的。革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解决问题的原动力，而不是那一个人。
自然，他说的也合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既然你挂帅的要发动群众来解决，我自然不能把手伸长了。我不搭界，退后一步自然宽，还不行么！
过了一天，挂帅组长找我了。他说：办事组长的意思，叫你把处理公文和起草文稿方面的工作管起来。你提个头找大家研究一下，看看怎样落实。我说，你昨天不是布置群策群力来解决吗，怎么今天又要我来把关呢？
他说：依靠群众是对的，但把关也是需要的。你提个头，根据昨天的精神，具体落实就是了。我说，你昨天的布置与今天的说法矛盾太大。这个头还得你来提，我参加就是了。
他说：你总得给大家讲一讲文件和文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嘛！我顶他：这一段时间，你没有让我看文稿，我怎么知道存在什么问题？同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个人讲有什么用？
这老兄耐不住了：有人说你这人自恃才高，惹反了不好办。果真如此！谈话不欢而散，我们谁都没有提这个头。工作依然故我。
也许是有人给办事组长打了小报告。他再次找我：我叫你把秘书小组的业务管起来，你就是不听。下面反映，你对真正的革命派，旗帜就是不鲜明，你对另一派群众又关怀备至。看来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些派性。
他明确指责我有派性，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办事组长，你几次说我的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无非是说我没有站在“八一五”的立场来共同整治“反到底”嘛！我作为“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秉承兰政委、白军长的指示，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工作，有何不对？我这是给“革委会”求得公正，为支左工作求得公正，而却被你指责为派性。你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的”。实际上，谁说我有派性才是最大的派性。谁向你鼓吹我有派性谁就是最大的派性。你办事组长偏听偏信，并且来指责我，证明你心存不正，处事不公。你支持派性，打击不搞派性的人，是违背支左任务根本宗旨的。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你的倾向性，才选择具有派性的人来办事组办事。因为你的倾向性，才挑剔、排斥、打击不搞派性的人。你的目的是要使得手下工作人员观点一致，步调统一，达到进一步偏爱一派组织，支持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这对工作是最危险的，是可怕的！
我发了一通，办事组长既不插话也不反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头：你呀你呀！唉，我把你莫办法！
他是把我没办法。我一个地方干部，党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开除我的党籍？饭票不在你那里，难道你能扣发我的工资？你可以不用我，但你无权开除我公职！

负气下乡接家属——《骚乱的重庆》（25）

张光明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把写好的一封短信放在挂帅组长办公桌上。信的内容是说：我家属到长寿躲武斗，已经一个多月了。音信不通，生死未卜。决计去一趟乡下，“有人见人，无人见尸”，故而请假。
我要是真的有派性，或者要搞派性，我肯定要在这里斗下去。问题是我确实没有搞派性。三十六计走为上，下乡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合情合理。
从“朝天门”码头去长寿，班船下午三点多钟靠岸。码头上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他连声说：“接到了，接到了！”我问他接谁？他说“接你呀！”我感到莫名其妙。问：“你怎么知道我到长寿来呢？”
他说：“支左办公室接到市“革委会”的电话，说是你到长寿来接家属。他们知道长寿有武斗，要支左办公室安排你的住宿。帮助你把家属接回去，不要出什么意外。我明白，他们最担心是怕我投向“反到底”，或者被“反到底”抓住，暴露核心机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意外”，也是他们不放我走的实质。其实，他们多虑了。我不搞派性，投靠“反到底”干啥？即使被抓住了，多年的保密观念，也不至于泄漏机密。
从码头到县城要走很长一段路，边走边谈。这才知道我这位朋友现在是在县支左办公室工作。他自告奋勇说认识我，揽了这桩差事。
我给朋友讲，我这次为私事到长寿来，不想去麻烦支左办公室了。他说：“你总得给他们打个照面吧。不然，我怎么回去汇报。支左办公室又怎么给市里回话？”我把这次负气离开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理解我的处境。他说他的处境也有些类似。
我们的处境，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苦楚。我就开门见山：“我真的不去支左办公室了。你就替我打个圆场，说没有接到我就是了。我现在就去葛兰场。”他不肯，说：“现在倒早不晚的，根本赶不到葛兰场。路上没有汽车，旅店也不开门，晚上哪里去住？要是路上遇见武斗怎么办？”他邀请我到家里去住，我不同意。我认为到他家里去，院子人多嘴杂，可能对他不利。
他说：“这样好了，我原单位办公室还有一间屋子。床铺是现成的，今晚你就住在那里。那里没有人办公，我不跟支左办公室讲。”他是我十几年的朋友，就同意了他的安排。
晚上他给我送饭来。说：“给市里回电话了，说是没有接到你。市里还是要求支左办公室继续注意你的安全。”我苦笑着说：“何须如此关照哦！”他离开时，叫我早些关灯。同时交给我一把钥匙。他说，接到家属返回时，仍然住在这里，自己住进来就是了。离长寿回重庆时，万一他不在，把钥匙带走或者丢掉都行。他另外还有钥匙。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就起床。不开灯，不洗脸，提起衣服就上路。走到桃花街，太阳还没有露脸。从县城到葛兰场，大约30公里，没有公共汽车，连拉货的卡车也没有。大战之后，行人稀少。到达“渡舟场”，以为可以解决肚子问题了。谁知这里家家闭门，户户关窗。根本无法买到东西吃。
我继续前行，到了“三蒿枝”（又名山耗子，三好公社），路边有一家农户在冒烟。我跨过田埂走上前去。一个老者在门口抽烟。我打过招呼后说：“大爷，我是路过的，要去葛兰场。买不到东西吃，想在你家分一碗饭吃。钱和粮票照付。”老人递根小板凳叫我坐。问我从那里来，到葛兰场做什么？我用长寿土话与他交谈。说我从重庆来，到亲戚家去，接躲避武斗的家属回重庆。并告诉老人：我也是长寿人，解放初期在这一带工作过。这里有个劳动模范叫向金全，工作上见过面。老者进屋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就在这儿喫（吃），我铺摆（安排）了。”
不一会，一位嫂子端了一碗荷包蛋出来给我，并说：“白糖甘贵，放得不多，淡得点”。我知道，农村请吃荷包蛋是招待稀客了。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称谢。这年月，在武斗地区，一瓢一勺足矣，何须如此盛情？我实在感动！大嫂说，饭要慢得点，米还没有下锅。我意识到他们要专门替我煮白米饭。忙对老者恳求：“大爷，我要赶路，你们有啥子，我就喫（吃）啥子，不要现做。”老人说要得。嫂子又端了碗红苕稀饭出来，稀饭上盖有香喷喷的干咸菜。
肚子饱了，我起身告辞，给老人家饭钱。老人生死不受：“要啥子钱嘛，本乡本土的，红苕稀饭都招待不起嗦！”我看见堂屋有一只箩兜，被窝里坐着一个小孩。说：“大爷，难得遇见家乡人，就让我给这个小侄子买斤水果糖吧！”我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小孩面前快步离开。老人追着喊：“多喽，要不得！同志。多喽！”
到了河石井，老远看见有带枪的武装人员。他们不象是站岗放哨，是在休息。我知道，此种情况绝对不能畏缩，否则要发生误会。我按正常速度继续往前走去。他们发现了我，我做出赶路的样子。既不回避，也不准备搭腔。走到跟前，看见他们一人一根叶子烟杆。烟杆嘴子里栽着烟卷，就是没有点火。一个人上前问我：“有洋火（火柴）没？讨个火！”我停下来说不会吸烟，没有带火。他有些遗憾。问：“同志你走得朗个急，啥子事情哟？”我心生一计：“堂客（老婆）病啦，赶回去看呐！”他说：“是朗个嗦，快去，快去！”我走了几步反过来问：“前面安全吗？”他说没有事。他们昨天到（云台镇）川东石油矿区去支援，走到“普子凹”接到通知，“砸派”跑了，才回来的，一路都清静。这一表白，我知道他们是农民“八一五”。
家人平安，一颗心放下了。住了十来天回重庆。碰巧，返回县城的有货车通行了。在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货车通常可以带客。我们上了货车，到县城已近黄昏。我打开朋友的屋子，三个人有了落脚的地方，踏实多了。我不知道朋友会不会到这里来。吃了点干粮准备休息时，他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里。为的是等我回来，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说，家属平安，一块石头落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明天清早我们就乘船回重庆。
第二天我们起得特别早，人到长江边，天还没有亮，船还没有来。正愁买不到早饭时，老朋友风尘仆仆从城里赶到河边来了。手里提着一些馒头，还是热的。他说，我把馒头送到房间去，发现你们已经走了。这么早，码头是买不到早点的，所以又追到这里来。这个同志确实是个忠厚老诚的好同志，是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
回重庆还算顺利。本来，长江因为武斗停航已经很久。年初中央下令对重庆港务局、重庆航道区、重庆长航分公司以及东风造船厂全部实行军管后才恢复航运的。每天班船往返，还算正常。
回家后我没去上班，但还是惦念着工作上的事，提笔写了一个简报材料：《长寿武斗听闻》。内容包括川东北石油处两派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上战场的工人、农民几千人。打死40多人，打伤100多人。现在武斗虽然停止，但对峙尚未平息。当地农民知道中央文革有“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的讲话后，武斗找到了根据，因而进一步升级。现在，武斗的农民抢劫物资，囤积粮食，已经打开了七八个国家粮库。开仓分粮，除造反组织囤积粮食外，还给农民发放口粮，纠合民心。据说已经有几百万斤粮食落入武斗组织和农民手中。武斗组织大批积存粮食、物资，有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武斗的可能。
我建议，应当特别关注长寿的武斗。因为长寿是化学工厂集中的地方，如果工厂区域发生武斗，可能造成有毒气体、液体泄漏，危害生命。如果流入长江，影响下游饮水安全。
材料放了几天，忽然一下子想起来，“人家早就不信任你了，再说东道西，岂不是自作多情？”我划根火柴把材料烧了。
果然不出所料定，不到一个月，长寿大规模武斗爆发。逐渐波及到重庆周围的涪陵县、垫江县、邻水县、江北县……。农民武斗人员中，转业军人多，打仗比学生内行，危害最大。从此，重庆水陆交通又一度中断。城市里缺媒、缺粮、缺盐，更谈不上吃肉吃菜了。最紧张时期，重庆只有七天的存粮。

挥舞红宝书，小人告刁状——《骚乱的重庆》（26）

张光明

逍遥了些日子，他们发现我还在领取工资，知道我已回家，便来劝我上班。来人告诉我：“老干事已经离开秘书小组。派他到新的驻地去了。”
这时，正逢支左部队更替，一来一走都是大事。走的要组织欢送，来的要进行欢迎。既有相应的礼宾规格，又是相应的群众活动。为此，市“革委会”专门成立了迎送支左部队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常委马富华（原民政局局长）。我和行政小组的张英瑞专职办理迎送事宜，由办事组领导。我们名义上是迎送办主任，实际是干具体工作。
我和张英瑞的分工是：我负责迎送礼仪和迎送群众的组织、调动、安排。并与支左部队衔接抵离的时间、地点、人数。张英瑞负责迎送接待室的布置、茶水、红旗、横幅，以及地方迎送领导的车辆。我这摊子事情基本是电话联络，我不要办事人员，省得些麻烦。张英瑞那一摊子事情琐碎，派给他两个帮手。
迎送程式是公式化的。部队到达车站之前，我们根据规格组织迎送群众300到500人。打着红旗，举着横幅，列队在站台一侧等候。车站会议室里摆着茶水。列车开出之前或者到达以后，当批部队的首长们，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由我们引领到会议室坐一坐，简单叙谈几句。主人、客人都谈些感谢的话。地方感谢军队支左，道一声辛苦；军队感谢地方支持，道一声谢意。然后走出会议室，沿着站台并排走向车门。军队的首长走一边，地方的主人走一边。大家手中都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挥舞，把军队首长送上车。从会议室走向车门时，列队的群众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挥动旗帜。列车徐徐开动，战士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挥动，表示感谢。列车出站，仪式就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这样干活。
为了避免迎送群众在现场对立，影响气氛，在动员迎送群众时，我的大量工作是要求两种观点的人，不要在迎送时呼喊影响军队情绪的口号。两种观点的群众并排站立月台上，不要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布置任务时提出要求，到达现场时再行动员。甚至要求两派带队的头头做出保证。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在支左部队面前，都还能够做到。但是，车一开走，便在军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进而开展辩论，有时还发生点肢体接触。这不关我的事，我懒得去管，也管不了。
我是负责迎送礼仪的，我要把部队的首长导入会议室。我也要把他们送到车门口。茶叙时我也不能躲到一边去。张英瑞也是如此。在送部队首长到车门时，常委走在前面，我和张英瑞走在常委后面，随时听候常委指示，现场处理问题。那个年代，人人都随身携带“红宝书”。前面的军队首长和地方领导挥舞“红宝书”时，我们跟在后边的工作人员敢不拿出“红宝书”来挥舞？为了切合时宜，我和张英瑞当然要跟着前边的人挥舞“红宝书”了。
可这一挥舞不打紧，却被搞派性的小人告了刁状。说：“迎送仪式是首长们的事，怎么他们也拿着语录挥舞去了？”这是秘书小组新来的军代表告诉我的。他接防老干事当组长，为人耿直，对人真诚，直截了当就跟我讲了。
我给他解释。他说你不用解释，挥舞毛主席语录有什么错！你们要是不跟着挥舞，可能又是忠不忠的问题了。何况你俩也是迎送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嘛！他感叹：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你们这里的派性确实严重。领导机关里都人盯人，抓辫子，不可思议。
此后我就不去挥舞红宝书了。马富华问：“怎么不跟着来呢？你们两个不来，我一个人多尴尬！”我不便解释，支支吾吾，可他一定要把我们拉上。马富华是迎送领导小组组长，是老红军，我们不好违拗他。但我发现，张英瑞虽然也跟着走，红宝书却不举过头。
有一天工作结束了，我们从梨树湾车站回机关。我问张英瑞“红宝书”不举过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还蒙在鼓里哩，我们都被人家告了！说我们冒充首长参加迎送仪式。”我说我也听到一点口风，但不知风从何处刮起。他说：“你那摊子，就你一个人，我那摊子，就三个人，还能从哪里刮起？”我明白了，说：“我们四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么，只有另外两个人了。他们跟造反派一道找我的麻烦多了，这是针对我的！”他笑而不答。
又过了几天，我和张英瑞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不清楚那两个人跟你有成见。今后，最好别和他们共事。”张英瑞又说：“其实，你今后与他们共事的机会不多。我才是他们的障碍。办事组长认为，他们能够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早就决定他们代替我的工作了。在办事组长面前，他们也讲了不利于你的一些话。”
我和这俩人产生的过节，是“文革”前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提了意见。话语较重，伤了他们面子。“文革”初期，他握有组织大权，对办公厅的人搞政治排队。因为我爱人出身地主家庭，就把我排为中间偏下，弄到右派边缘，属于不可信任之列。“文革”夺权后，他们与造反派纠合在一起，处处整治我，实属小人。
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宁得罪君子，勿招惹小人！”是我招惹了他们，后悔莫及！

糊里糊涂弄我去“清队”——《骚乱的重庆》（27）

张光明

迎送工作期间，办事组长改成了周士奎。我们工作完毕，他就通知我与张英瑞，还有新任的秘书小组组长一起去一号楼。说：从现在起，你们三个人都到“清队”学习班去工作和学习。周士奎面向我：“你还得把迎送工作的总结写出来，晚两天去。”然后对张英瑞他们说：“你们俩明天就去，不能耽误。”
我交总结给周士奎时，本想问一下去学习班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是，看起来他无心给我谈事，人又不熟悉，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清队”学习班有好几个大队。我们大队的总部在市党校。去到总部，我以为还是做秘书工作，便到秘书组去报到。那里是清一色的军人，见到的正好是办事组秘书小组来的那个组长。他说他在这里也是任秘书组长，张英瑞任行政组副组长。我问我来干什么工作？他吃惊地说：“你还不知道呀？你不是来工作的，你是来学习的。你要回原来的单位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清队’。”我听了有些吃惊。他继续告诉我：“你们原市委办公厅、市人委办公厅编在一中队。军代表姓周。但你不必去找他，找机关斗批改组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把我弄到这里来，是把我退回市人委办公厅，不让我继续工作。这下，造反派达到目的了。
我从报纸的社论中知道，“清队”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以清理三种人为重点：一是“清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是“清查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三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自问：把我列为清查对象，我属于哪一类呢？我感到无比气愤！
秘书组长见我闷着不说话，绕过办公桌来靠近我低声说：“我住在这层楼的×号房间，晚饭后你可以到我那里去坐一坐。在这里说话不是很方便。”
退出他的办公室，下得楼来，正碰见张英瑞。他说，他到这里来了之后，才晓得我是被弄来学习而不是工作的。他听到军代表闲谈时表露，是市人委机关的造反派“坚决要求”的。张英瑞嘱咐我：“你不要发作，要沉得住气。观察观察情况再说，不然会吃亏！”
张英瑞把我送出大楼，指给我一中队住的地方。再一次发出忠告：“只要自己是清白的，走到哪里都不怕。千万不要和造反派敌对！”
到了一中队，在“斗批改组”报了到。给我指定了床位，买了饭票，就安顿下来了。一个造反头目来房门口看了看，打了声招呼：“老张，你还是来了哈！”我看了看他，笑了笑点点头。要不是张英瑞的忠告，我会有“好话”回敬他的。中午我躺在床上，老是默念着两句话：“心中无冷病，不怕鬼敲门！”
天黑了我去大队部，找到愿意与我谈话的军代表秘书组长。他备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说要与我喝个痛快。我抱歉地说，确实滴酒不沾，不能陪他喝酒。他也不客气，一个人自己喝了起来。他调防来接替老干事时间不长。接任之后我又在搞迎送工作，我们接触不多。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和张陵秋一样的祥和、诚恳。他透露，原来的领导向他交接工作时，说我自恃才高，傲气十足，不能取得群众谅解。原单位非要把我弄去“清队”不可。周士奎考虑到，既然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是真是假，不与本人见面也搞不清楚。所以在秘书组调整人员时，就安排我来学习。他表示：“有什么问题，趁这个机会说清楚，做出结论，对今后的使用有好处。”
他的话我听出了名堂：关键就在“大字报、小字报揭发出那么多问题”一句。我琢磨：大字报是公开的，与我有关的，没有哪一张我没有看过，都不涉及“清队”问题。小字报不公开，可以黑整人，被整的人总是蒙在鼓里。那么，我的问题就出在小字报了。
谁给我搞了小字报呢？栽赃了些什么罪名呢？。我想问，不合时宜，人家也不会说。我只表示：自己绝对没有三种清查对象之类的问题。然后暗自伤神地离开了。
出了他的房间，我不死心，打听到张英瑞的住处，叩开房门找到了他。我告诉他刚才军代表跟我谈话的情形，希望知道点内情。张英瑞说，他确实不知内情，因为他只搞行政工作，不接触干部审查方面的问题。不过他告诉我：不要到处去打听，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要豁达些，大度些，不要抵触，静观其变。他说，整人的事，就好比脓包，成熟了，脓水流出来了，那就是水落石出的时候。别人安心整你，还怕他不抛材料？有啥罪名，材料一抛出来，不就暴露出来了嘛！如果你沉不住气，到处打听，必然吃亏。我紧紧记住张英瑞的话：静观其变！
正式学习了，听了动员报告之后，就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有些大字报涉及到我，点了我的名。比如，说我是余跃泽带到办公厅去的黑线人物。说什么余跃泽去了重庆大学以后，我就大权在握，俨然代表市长发指示，干坏事。说我在蔬菜办公室一手遮天，是走资派的贴心豆瓣。说我是市委、市人委的十大黑秀才之一。开列的名单有：陶维全、周秉奇、叶世杰、张光明、王新章、陈世璞、赵维清、赵义、何良知、戴学铭。有不少大字报都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主阶级打入共产党内的黑手……。奇怪的是，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只有少数几个人落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批判我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居然还有一个地道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女士，令我哑然失笑！
一天中午去食堂打饭。回来的路上，这位女士前来与我搭讪。
我说：“你最好前面先走，走快些，离远点，不要与我靠近了。”
她问：“为什么？”
我说：“走在一起会影响到你。”
她说：“打饭遇到的嘛，又不是约到一起走的。”
我说：“约到一起走？咳！借我一百个胆子都不敢。”
她又问：“为什么？”
我说：“你是革命群众嘛，我是孝子贤孙嘛，阶级不同嘛！”
她明白我是“洗刷”她：“对我有意见嗦？”
我说：“羡慕还来不及呢，哪还敢有意见？”
他说：“羡慕啥哟，我们这些出生不好的人！”
我说：“不仅是羡慕，我甚至后悔十几年前不认识你。”
她问：“干啥？”
我说：“要是十多年前认识你，我一定会追求你。”
她说：“说些啥子话哟，无凭别故的。”
我说：“啥子话？人话。当年要是追上你，沾你点光，今天就不当孝子贤孙了！”
她明白了，我这是挖苦话。大步离开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这个人。”
大揭发一个星期，没有看到有我的“钢鞭”材料。可是星期六放假回家时，斗批改副组长宣布10个人不准回家，其中有我。



我被关进了“牛棚”——重庆文革十年（28）

张光明


接下来是“梳辫子”。不准回家的人,都是被“梳辫子”的对象。所谓“梳辫子”，就是把大字报、小字报、个人档案材料集中，汇总成重点人头材料。这次汇总材料的法，与过去的政治运动有些不同。过去是由专案组关起门来背靠背整理，这次是群众在批判会上，面对面进行“梳”理。不过，当着被整对象公开出来的，只是大字报的内容。小字报和个人档案里的材料并没有公开。通过“梳辫子”的形式，让大家对重点人头再进行一次集中揭发。
“梳”到我名下时，听去听来没有新的内容。无非是“黑笔杆子”问题，受到市长重用问题，老婆出身不好问题，自己骄傲自大问题，等等。这些东西过去都听腻了。人们发言中，没有新的材料，全是分析批判。批判也没个水平，翻过去复过来都是那些套话、空话、屁话！不中听，但还得乖乖听着，记录着。花了半天和一个晚上，是人不是人都讲过了，就是不许本人解释申辩。
“梳辫子”搞了一个星期，市人委办公厅“梳”出了地主、特务、叛徒、伪警察、走资派、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县大老爷小姐等十名重点嫌疑对象。其中九个人都有一顶政治帽子，唯独我没有。宣布时说明，这个重点对象名单，只是革命群众揭发的，是斗批改组暂定的，还不是最后结论。
重点对象十个人，占办公厅干部总人数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县处级以上五人，占同级干部近一半。据后来我见到的资料，那个时期清理阶级队伍，全市在干部中“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就有41986人。打击面如此之大，不光是我们单位才如此。
宣布重点人头之后，我问：“大家都有一个身份，可是我却没有，是不是宣布漏了。”斗批改组不吭声。我又问：“我是三种清查对象中的哪一种人？不给我明确，我怎么检查交待？”斗批改副组长很不高兴地说：“各人的问题各人明白。该戴那顶帽子，自己清楚。”我自己清楚个啥？我啥也不清楚。但是，我不再问了。
10个重点人头被分别隔离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关牛棚。说是关牛棚，也不是把我们10个人集中关在一个棚子里，而是分散在十间卧室。因为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党校的学员宿舍，没有大的房间。造反派采取人盯人的办法，两三个人守一个没有定案的“准牛鬼蛇神”。
看守我这个“准牛鬼蛇神”的是李定胜等三个司机。两个是“八一五”的，李定胜是“反到底”的。我这个房间四张床，我靠里边，他们的床铺堵着进门的两边，防备我逃跑、自杀。
当了重点就不自由了，上厕所有人陪着，打开水有人陪着，去食堂打饭有人陪着，开大会有人陪着，睡觉时他们守着。一级警卫也不过如此吧，待遇可高哩！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想：“不定罪名，跟我打哑谜。要嘛问题很大，要嘛你拿不出我的罪名。”我自度不是前一种情况，就不怕了。反复考虑着张英瑞对我的告戒，于是我打定主意：牛棚让你关，可饭我照样吃，觉我照样睡，材料我不得写。其他的“重点”哭丧着脸，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我就不。
革命群众轮流来收取交代材料，我一个字都没有。有天晚上，“斗批改组”的副组长和一个革命群众一起来，我还是没有写材料。那人说：“张光明，我们来了几次了，你一个字都不写，抱的啥子态度？等着瞧！”这家伙造反造的很“铁”，总是跟着头头屁颠屁颠的，我懒得理他。副组长狠狠看了我一眼，两人一起走了。看这架势，可能要让我触及灵魂了。我估计明天没有好日子过。又一转念：“高帽子我都戴过，还不是过来了。红卫兵面前我没装过软蛋，还害怕你几爷子！”破罐子破摔吧，我倒头一觉睡到天亮。去食堂打饭时，我忽然想到：今天可能要对我批斗，别喝稀饭，尿憋起来难受。我只啃了两个馒头。
学习铃声一响，我赶紧报告上厕所，准备干干净净上“战场”。看守我的人喊我去参加大会。我想喝口开水再去，拿起杯子又一转念：不能喝水，谨防憋尿，只用舌头舔了舔茶水。
到了会场，发现今天批斗的不是我，而是外事办公室主任杜万春。我非常纳闷：杜万春不是斗批改组成员吗？怎么会弄来斗争呢？
杜万春的罪名是“现形反革命分子”，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人给我们宣布他的这项罪名，我是从挂的横幅上看到的。杜万春被押上台时，造反头头带领大家呼口号。我们这十个重点，是跟着呼喊呢，还是不呼喊，没有人打招呼。所以，有的人举了手，有的人没有举。有的人跟着喊了，有的人又没有喊。我既不跟着呼口号，也不跟着举手。因为我认为，在“革命群众”眼里，我们没这个资格。造反头头看见我们这些人七零八落的，可能影响了斗争气氛，跟“斗批改”副组长咬了一下耳根，便说：“你们各自回去写交待材料。”我们便被带回了房间。
不让参加批斗会，求之不得！回到牛棚我便做起了“日课”：第一件，是向毛主席“早请示”。我们成了重点以后，就没有资格和群众一起进行这种仪式了。“早请示”、“晚汇报”自己进行。而且不叫“请示”，叫“请罪”。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自己选了一条语录读了。第二件，低声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第三件，学习报纸社论和时事政策方面的文章。第四件，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每天上午下午都是这样的干活。
前面讲过，我救过李定胜的命。他值班时，我可以偶尔在床头上靠一靠。另一个人值班时我就不敢了。倒不是他不准许，而是我没有试过。因为我觉得他和造反头头是一丘之貉。
“早请示”刚完，回头发现“斗批改”组长陈自忠站在房门前。他可能早就来了，没有打扰我对毛泽东“请罪”的虔诚。陈自忠文革前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刚刚才摘掉“走资派”帽子，被结合进“斗批改组”当组长。名义上他当组长，但没有实权。不知什么原因，他一进屋来，李定胜就出去了。老陈说：“老张，听说你不肯写材料，是不是有抵触情绪呀？”我回答：“抵触说不上，但情绪确实是有。我的罪名不明确，我是你们要清理的那一类人都不晓得，要写什么内容才对得上你们的胃口呢？你是‘斗批改’组长，提示一下呀！”
陈自忠面有难色：“我是刚刚才站出来的走资派，你是知道的。这次‘梳辫子’，都是他们搞的材料。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确实不清楚。这里又没有别人，我不是知道情况不给你谈。”
我说：“能够理解。”
陈说：“要不，我跟军代表说，看他们能不能和你谈一次话。”
当天晚饭后，中队军代表周政委找我去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我说：“我没有隐瞒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现在，我只有把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同市长的关系，向周政委做一个汇报。”
他说可以交换一下情况，不要说汇报不汇报的。
于是，我把我的出身成分，家庭情况，解放前后的工作情况，“文化大革命”中，与余市长在重庆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红卫兵夺权以后，一直与军队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完整地谈了一遍。其中，着重谈了老婆是不是地主分子的问题，谈了余市长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市人委的问题，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领导写文稿的问题。我辩解说，我老婆十四五岁就参加解放军。转业后我才与她结的婚。我与她的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怎么能说我是孝子贤孙？我与余市长只是工作关系，并没有特殊关系，不存在黑线白线问题。我的职业就是写文章，给领导起草文稿是工作的需要。重庆大学的红卫兵批斗我时，说是从报刊上查出我发表过的文章有500多万字（这显然不实）。但他们并没有指出那篇文章有政治问题。既然我写的文章没有政治过错，也就不存在什么黑笔杆、黑秀才的问题。
周政委说，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自己认为没有问题，我也觉得你谈的不是什么问题。爱人从小参军，你们都参加了革命才结婚，这叫什么问题？领导认为你工作能干，愿意拿两个处长把你交换到重庆来，你本人能算什么问题？领导工作变动，当副市长了，把你调到他的新单位去，你能不去？做秘书工作的人，给领导写了文章，有问题该领导负责，你有什么责任？但是，你们单位揪住你不放是什么原因？你能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吗？
我说，我同机关造反领袖无冤无仇，不存在过节。他们把我弄到学习班来，主要是派性作怪。他们搞派性，要我写文章批判另一派。我认为这样会影响新生政权的公正性，没有屈从。所以，就制造我有问题。到底给我栽赃的什么罪名，也不告诉我。
我谈情况，谈观点，不回避问题实质的述说，周政委没有反感。他说：“今天晚上听你谈了情况，对你有了初步了解。我还要同‘斗批改组’谈一次，看看他们对你到底有那些意见。”他说，我们这个中队，总共三百来人，“梳辫子”“梳”出了七八十个重点。七八十个人的材料，我无法都要来看一遍。你在“梳辫子”中到底是些什么问题，我要听听“斗批改组”的说法。所以我无法对你下结论。当前，你自己不要背包袱，不要思想抵触，更不要与造反派对立。我们军队人手少，不可能经常和大家谈话。过几天有一批工人师傅来，与你们吃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多谈谈。他们是外单位的，看问题客观一些。
与周政委谈话之后，我心情舒畅了许多。



批斗杜万春，干部太寒心——《骚乱的重庆》（29）

张光明


从周政委那里回来，已经夜里11点多。这是个星期六，学习班的人回家过周末去了，陈自忠在斗批改组值班。他到我房间来，问：“谈得怎么样？”我说：“周政委比较客观，而且能够听我把话讲完。不过，他说他对机关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具体表态。”陈自忠问：“你自己的感觉呢？”我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应当改为‘老张本无事，派性强加之’。我被搞派性的人缠住了，难以解脱。”

陈告诉我，今晚值班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捉住一条蛇，到围墙外边烧蛇吃打“牙祭”去了。他说：“李定胜也不是外人，一个机关的同志。你可不可以和我吹一吹你的情况？你到办公厅以后，我们还没有认真摆谈过呢！”“斗批改”组长要我谈情况，我当然不能拒绝。当着老李的面，我把给周政委谈话的内容，扼要的给他谈了一次。李定胜也听见了。

第三天“早请示”之后，通知开全体大会，关牛棚的十个人也参加。我带一根板凳，跟随看守我的人到会场。主席台上挂着《彻底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滔天罪行》。杜万春三个字用红笔画了叉。他这是第二次挨斗了。我们关牛棚的，被安排在主席台下一个角落里，通通坐的矮板凳，这体现我们政治上比大家要低一等。我阿Q精神来了，心里想：不是有句成语叫“狗眼看人低”吗？我们坐在矮板凳上，“看”我们的，不一定是人，而我们“被看”的？才是人。是真正的人！

我们是弄来陪“杀场”的。我碰了一下旁边的熊明勋：“杀鸡给猴看哩！”狗熊警告我：“莫说话！”

人到齐了。两个造反者把杜万春剪着双臂押到主席台上来。身前给他放着一条长凳。杜万春的棉衣都没有穿好，前面的扣子“打错了亲家”（扣错了位）。衬衣扎进去了一半，另一半还露在裤腰外头。他患了感冒，鼻涕长流，时不时把脑壳偏到上臂去擦鼻涕。面带病容，显得十分虚弱。

造反头头主持大会。他领着群众集体朗读毛泽东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跑掉。”在读语录时，杜万春将头偏向膀子擦了流出的鼻涕。造反者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劈脸就是一拳。骂道：“你给老子装蒜，读毛主席语录，还东偏西倒的！”这一拳打的不轻，老杜鼻血、鼻涕、眼泪一齐往脸上流。他再也顾不得擦拭，任凭鲜血、鼻涕、眼泪挂在腮上。

造反头头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揪出来示众！”押解的人把两个膀子一提，就让他在条凳上站着。然后有人把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杜万春”的牌子给他挂在脖子上。牌子是一块木板，恐怕有一米长，吊了块砖头。他身子本来单薄，而且又在病中。木板长，砖头重，他在条凳上站立不稳，栽了下来。押解的人就把他提起来跪在条凳上。这时他面对着群众。有人喊：“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他掉过头去向毛主席请罪！”于是，把他提起来换了方向，让他面向毛泽东画像。一会儿，台下又有人喊：“他这种反革命分子，没有资格面向毛主席，应当面向大家接受批判！”于是，又把他提了过来。在把他提过去提过来中，条凳较窄，几次跌倒。一跌倒便被踢一脚，鼻涕、眼泪，长长地挂在腮帮上，流到牌子上。

人被这样折腾，真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还有啥活头？可是，杜万春还是痛苦地忍受着，坚强地应付着。既不反抗，也没屈服。

杜万春原来是重庆市人民银行副行长。两年前调到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当主任。他为人谦和，上下都有好的口碑。“文化革命”中，对他的冲击也不大。市人委机关成立“斗批改组”时，他是“斗批改”成员，是被结合进班子的领导干部之一。可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呢？上次批斗过后，我私下问过李定胜。

原来，杜万春有一个习惯，开会学习都爱做笔记。“文革”当中学习，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他也爱在本字上无意识的写写划划。可能是“条件反射”吧。前两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他没有带本子，就拿个香烟盒撕开来写画。他在香烟盒上写了无数个“毛主席万岁”。不知是那股神经发作，又在一个空隙的地方写了“杜万春”三个字。他写的这些字，并不是一行行对得非常整齐。旁边坐的一个人斜着一看，便把他写的“杜万春”三个字，与旁边的“万岁”两个字连接起来，认定他写的是“杜万春万岁”。

这还了得！于是，便说他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自称万岁，岂不是现行反革命？。其实，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明白：他杜万春哪怕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称自己“万岁”嘛！他没有糊涂到在自己名字下加“万岁”，去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步。

“文化革命”中发生类似的问题不是个别。有的人外出开会、听广播，取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坐，成反革命了：因为报纸背面印得有毛泽东的照片，或者印得有毛泽东万岁的大字标题。呼喊口号时心里紧张，把祝辞喊颠倒了。该“万寿无疆”的，喊成“身体健康”。或者该“身体健康”的，喊成“万寿无疆”，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杜万春做出千般解释，万般说明，有口难辨。发难的人一口咬定他是有意的，他当然不能承认。前一次斗他，问他是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答“不是”。问他反对毛主席没有？他答“没有”。今天也是这样。斗，你尽管斗，整，你尽管整，打，你尽管打，踢，你尽管踢，他就是一个不承认。有人把他的棉裤卷起来，让皮肤直接接触条凳。天寒地冻，皮破了，流血了，他还是不承认。斗争中，与我们同一个中队的几个青年人冲入会场。他们力气大，心肠狠，把条凳倒在地上。将杜万春像小鸡一样，提起来重重地往条凳棱上一丢，再提起来又是一丢。反复几次，杜万春鲜血长流。可他还是不肯承认。这个纤弱的人，算得上一条汉子。

折磨到十一点多钟，造反派们解气了，杜万春站不起来了。一个人抓住他的双手，另一个人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抬回了房间（他没有关牛棚）。当时流行这种“抬死狗”的方式。

下午仍然不能停息。一中队各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继续斗争杜万春。市委、市人委两个办公厅，加上民政局、档案馆的人都参加了。地点改在球场坝，规模与声势都比上午大得多。可是斗争起来，市委办公厅的反客为主，把矛头转到了他们的两个科长。两个人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批斗结束后，又在党校大院游街示众一圈。

末了，造反头头把我们10个重点留下训话：“都看清楚了！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杜万春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特别是安了心要和我们作对的人（当然是指我了），你给老子小心就是了。滚吧！”我提着板凳回到房间（牛棚），心里很不平静。打开水时碰见俞英。他低声叹道：“寒心啦，寒心！”我心里不服，想：就任随你宰割？没那么容易！不知不觉默念起谁写的打油诗来。过后，我认为这首诗的兴味还不够，默默给他改了几句：
闻道人该整，而今人整人。
是人就遭整，坏人整好人。
整就由他整，我还是我人。
整人为快者，哪里还是人。
但愿天有眼，劈了这帮人！



钢铁工人救了我——《骚乱的重庆》（30）

张光明


斗罢了杜万春和市委办公厅的两个科（处）长，楼上楼下平静了几天。据说，周政委和大队的古团长生了气。斗争会后，他们立即找四个单位的“斗批改组”开会，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在批斗重点对象时打人！再出现打人事件，将追究“斗批改组”责任！

市里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政府机关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万多名产业工人，进驻到全市各个领域的“清队”学习班。我们中队来了10个，都是重庆钢铁公司的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他们与军队干部一道，领导我们的“清队”运动。分派给市人委办公厅的是三个工人。一个比较年轻，是头，住在“斗批改组”组长陈自忠的房间。两个年纪大一些的，住在我的房间。此前监管我的两个“八一五”走了，房间空着两张床，他们正好住下。

我是重点对象，“黑笔杆子”，“臭知识分子”，还丁点大的“走资派”，在这两个产业工人面前，我自惭形秽。除了独自“早请罪”、“晚请罪”、念语录时吱声外，一天到晚都没话说。也不是我故意不说话，而是无话可说。“重钢”工人没来以前，“八一五”的人不在时，有时还可与李定胜悄声吹几句。“重钢”工人来了以后，老李不敢了，我更不敢。因为互不摸底。

星期六大家回去了，工人师傅主动开了口：“唉，你这个同志呀，怎么总是闷起不开腔呢？”我苦笑了一下。他又说：“我们是工人，只会轧钢。啥子宣传队哟，搞不懂，叫来就来了。你看，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屋，你话都不说一句，未必对我们有意见？”

我赶紧申明：“师傅多心了。我是重点对象，不敢随便说话。你们三个师傅摆谈就是了。”他问：“你是啥子事情吗，包袱背得朗个重？”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便启齿。李定胜没头没脑冒出一句：“么事？屁球个事！日妈几爷子搞派性，把好人弄来整起好耍。”李定胜的话令我大为吃惊。他平时对我管得松一些，我很感激。殊不知他对我的问题看得如此透彻，出乎我的意料。

跟“重钢”工人打破了僵局，李定胜的话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我就不那么防备了。我们四个人谈了一些家常。当“重钢”工人和李定胜知道我过去也当过工人，并且做过童工时，感情上似乎靠近了些。我还谈到在“重钢”搞过“四清”，向工人学习烧电焊，对贫苦工人做过家访。说到我们还提拔过几个干部，如运输部的王德义等。他们说，王德义我们晓得，这次遭整得惨。

聊了一会，一个工人约李定胜：“李师父，我们出去烧烟吧！”他们出去了。剩下的工人与我继续摆谈。主要谈互相的家庭、孩子等闲杂事。李定胜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两人就各自睡了。

又一个晚上，“斗批改组”布置学习报纸。“重钢”工人给他们说，你们学习报纸，张光明又不可以参加，我们把他带出去谈一谈好吗？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来领导办公厅搞“清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要找我这个重点人头谈话，他“斗批改组”怎敢拒绝？

于是，两个人便把我带到党校鱼塘边。我们各自选了块石头坐下来，他们说：“今天我们三个谈谈，你到底有啥子问题？肯不肯跟我们说说？”我就把我的全部经历通通给他们讲了个够。末了，他们问：“就这些？”我说我的一切都说完了。我本来就没有问题，瞒着你们干啥！

他们问我：“你在北京工作，认不认得一个姓常的？”我说：“是常芝青吧？他是《大公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怎么会提到他呢？”他们不回答。又问：“在你认得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姓廖的人？”我想了想，回答：我认识的领导干部中有两个姓廖。一个是市监委书记廖苏华。她去北京开人代会，我给她写过发言稿。她发言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另一个是团市委书记廖伯康。我同他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在与徐特立、谢觉哉合影时一起照过像。他们又问：“你的亲戚和同乡呢？”我摇摇头。

他们再问：“你有个领导姓曹吗？”我考虑了好久，说：只有重庆二商业局副局长曹凤岗，我们工作有接触，但他不是我的领导。日伪时期他在朝鲜做地下工作，与金日成都有关系。其他的，我就没有姓曹的领导和朋友了。

他们说：“你莫多心，我们再问你一下，你真的当过工人？你家里那么有钱，怎么会叫你去当童工？”我有些糊涂了。回答说：“我确实当过童工，没有半点假话。我家里比较穷，没有钱，要是有钱，我可能会多读一点书，那会去当童工找饭吃呢？”

问了这些后，他们似乎有些茫然。说：“今晚只是随便问问，我们回去吧。”回来后，我翻来覆去的想：“这绝对不是随便问问，是有的放矢。可是，是那一河水发了？我琢磨不透。

“清队”运动分为动员学习、群众揭发、梳理辫子、擦嘴洗手、批判斗争、组织处理、吐故纳新几个阶段。目前进行的是“擦嘴洗手”。所谓“擦嘴洗手”，就是“梳理”出重点人头之后，还有些人不够重点，但却有点小小不严的问题。这种人，只需在小组会上做个口头交待，检讨检讨，就可“轻装上阵”。这属于群众内部解决问题，不要我们重点人头去参加。

可是，一天上午大组会学习时，“重钢”工人把我带到学习室去了。我一进会场，好多人都以异样眼光瞧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

工人师傅说：今天这个学习，本来张光明没有资格参加。可是我们把他带来了。为什么呢？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这么久了，也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态度有问题！今天让他来受一下教育，看看这些革命同志是怎么样“擦嘴”，怎么样“洗手”，怎么严格要求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丁点事情都认真检查，深刻反省。难道你张光明一个重点对象，还不应该好好检查反省吗？说罢，他面对“斗批改”的人：这是我们三个工人的想法，没有事前同你们商量。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我们今天就来领导一下，大胆决定了，行不行呀？张组长？陈组长？

“斗批改”的陈自忠、张僧海都表态：“行，行！”

其实“擦嘴洗手”干我屁事。但我还是静静听他们发言。

工间操时，按规定要到球场坝活动30分钟，做广播操。我正在犹豫该不该去上厕所时，“重钢”工人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喊住，严厉地说：到哪去？老老实实给我坐下！看你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有受到教育。还想出去走动走动？哪也不准去，我把你带来，我就守到你。这一反常态的训斥，我真的懵了。

全体学员走出了学习室，他又和颜悦色地喊我到他旁边去坐。然后把门掩上，再把他手头的一个卷宗放在我的身旁。他向我示意：“快点看，我去去就来。看了就放在这里，然后各自上厕所去，打铃子后才回来。”

我迅速打开卷宗，最上面就是给我“梳辫子”的一叠材料。一些大字报抄件我不用细看，只看了小字报，也是唯一的一份小字报。我知道，这是我的“钢鞭”材料。

小字报揭发我三个问题：第一，怀疑我隐瞒了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理由是，那么高的文化，那么会写文章，家庭不是地主也是资本家。不然，哪有钱供他读书？第二，说我是上海“最大走资派”曹荻秋的黑线人物。至今还替曹荻秋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档案材料。第三，说我给北京的黑帮分子常芝青、廖井丹关系密切。说廖井丹是长寿人，我的同乡，所以我给他们摸粉、贴金。说我曾经说过，毛主席接见过常芝青和廖井丹。他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怎么会接见两个黑帮分子呢？这是张光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诬蔑。

我十来分钟就把这份小字报看了两三遍。下面还有其他重点人头的材料，我顾不得看了。我赶紧把卷宗放还原来的位置。按照“重钢”工人的吩咐，一拍屁股就到厕所里蹲着。外面铃声响了三遍，估计人们都回到座位上了，我才回到学习室来。“重钢”工人又训我了：“一上厕所就半天，人都到齐了才慢吞吞回来，啥子态度！”一个马屁精马上接住话头：“你们工宣队亲自看到的哈，张光明就是这样不老实。”工人师傅没有睬她。

这天晚饭后，工宣队三个人又把我带到鱼塘边。

问：“都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我把小字报中捏造的三条“罪状”，一个一个作了解释。然后我说，怀疑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很好办。我是本地人，派两个干部，用三天时间，花50块钱路费，就可以调查清楚。怀疑我和常芝青的关系，也好办。打个长途电话到北京，常芝青现在还是《光明日报》党组书记兼总编辑，不是黑帮分子。至于廖井丹，他虽然是长寿人，但人家是老革命，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现在好像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也不是黑帮。至于上海那个曹荻秋，他在重庆当市委书记和市长时，我还在长寿化工厂工作。那时，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一个基层小干部，哪有资格跟他见面，怎么能够成为他的黑线？至于说我保存他的档案，那是胡说八道，实际是一套《重庆工商杂志》，只不过里边刊登得有曹荻秋的文章而已，哪里是他的档案材料！

末了我说：那个写小字报的人，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好同志。我在秘书小组时，他在我手下工作。他的老婆逃避斗争，跑了，我把他两个小孩带到家里来养起。给他假期，让他去寻找，当时他对我千恩万谢。按说他不会对我栽赃陷害。估计是有人强迫他揭发，经受不住压力，才这样无端怀疑的。

三人听了我的话后都一再询问：“你讲的情况可是真的？经不经得起调查？”我回答说：今天，你们不是随便找我摆龙门阵。你们是来领导运动的，是代表组织。而我，是“清队”重点对象，是交代问题。你们上午用那种策略向我交底，我感激不尽，现在又用这种平和的方式跟我谈话，我怎么能够讲假话呢？如果我到现在还要讲假话，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表白之后，那个年轻一些的工人说：“张光明，老实告诉你，我们听说你为人正直，在红色政权中能够把一碗水端平，不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才以上午那种方法暗地帮助你。但愿你今天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否则，我们就无法再帮助你了。”

我佩服工人师傅的智慧和胆量。他们暗中帮助我，做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