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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骚乱的重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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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8 05:32: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自 张光明的新浪博客

1966年的春天——《骚乱的重庆》(1
张光明

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四人帮垮台,我都在重庆市级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十年间,重庆党政机关像走马灯似改变着名称。先是市委、市人委,后来是革联会、革筹组、革委会,最后变回到市委、市人民政府。虽然名称改变,我却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因而见证了重庆发生的若干事件,亲历过许多事情。
十年中,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戴过高帽,有时整得喘不过气。既有处世的艰难,又有工作的乐趣;既有解放的喜悦,又有挨整的痛苦。那些争权夺利的权谋,那些勾心斗角的派斗,那些你死我活的较量,那些惊天动地的战役,那些尸横遍野的战场,那些死难者的坟堆,那些损毁了的大楼,那些被害死的领导,那些因武斗而肢体残缺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些怪事、趣事、鬼事、无聊事,至今历历在目。文革十年的重庆,怎一个字了得!
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内乱。这就是本文题目的来由和依据。这里与朋友见面的50篇回忆,约20万字,仅限于自身的经历,只是重庆文革的冰山一角。
事情得从文革前一年说起。1965年冬,我从北京《大公报》正式调到中共重庆市委财贸部,结束了多年的记者生活。不久,部长余跃泽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财经工作和农村多种经营。我是他们用干部从《大公报》交换来的秀才。他要求我随同一起调到市政府去,协助他处理业务,起草他所需要的文稿。于是,我便到了市人委办公厅农财科。当时市里机构,设处,设科。”“名称不同,职级相当。农财科两个人,市长告诉我任科长,等待正式下文。副科长熊明勋,是已经任命了的。
1966年初,机关传达、学习文革文件。接着,批判《燕山夜话》、《巴山漫话》和《二月提纲》。这些文化革命的前奏,对日常工作还没有多大影响。余市长是个精力充沛,大刀阔斧干事的领导。你运动归运动,他工作归工作。半年间,他领导结束了财贸系统的四清运动;慰问了在大巴山劳动的知识青年;组建了蔬菜办公室,制定了一套解决城郊蔬菜产供销协调的办法;扑灭了来势凶猛的生猪口蹄疫病毒。……一个接一个的工作胜利,他心头高兴,我干起事情来也爽快!
正准备对全市多种经营开展系统调查时,波涛汹涌的文化革命深入了。余市长不得不丢下手头的事情,投入到运动中去。这是省委、市委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619日,余市长去市委开会。下午,他从会上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即刻到他家去,有事情对我交待。我问带不带什么文件,他说什么都不用带,人去就是了。
快下班时,我到办公厅大楼去办事,楼道里碰见副市长段大明。段是常务副市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机关里,大家非常敬重这位相当严肃的老革命。我新到机关,见到他时还不敢主动开口。今天碰见他,点个头就想走过。可他却主动叫我进办公室坐。我以为他有什么工作要对我交待,但他却问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他问我到办公厅多久了?我说快半年了。他问我业务是不是熟悉了?我说财贸工作方面的熟悉了,多种经营方面的还吃不很透。他又问办公厅这一套工作是不是熟悉了?我说,在财贸部时,公文的拟办、催办、检查、落实,我不直接经手。到办公厅后,这些工作一包在内,不知是不是有差错,希望市长指示。他说:跃泽同志讲,你工作很能干,笔杆子硬,今后要多做些工作哩!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学会独立处理一些事务,真正起到市长的助手作用。我不断地点头。听他的口气,还有什么别的话,但又不明白说出来。我正犹豫如何应对,他已经站起来示意送客了。我边走边想:段市长说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是什么意思?
下班后,我到食堂扒了一碗饭,便急匆匆去到余市长家。他住在饭堂附近,几分钟就到了。过了会儿他才急匆匆回来,一边叫家人给他弄点吃的,一边把我带到书房去。
他说他刚从第一书记任白戈那里回来。省委、市委决定他到重庆大学去做工作组长,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时间大约一个月。因为昨天晚上学校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还有三四个领导在那里。市委要他立即去把辛易之书记替换回来。救人如救火,马上就要出发。他找我来,是交待他离开政府这段时间的工作问题。他说他走之后,分管的工作无人接替。白戈同志跟大明同志说好了:该他批的文件,送给大明同志批,大明同志批了就去办。大明同志不愿意批的,三天一次送到重庆大学去,由他批。等不及送去又非办不可的,可以打电话问。下边请他作报告,一律推掉。下边电话请示工作,有把握的,直接答复,事后报告一声就行。总之,这段时间,要依靠段市长,自己多思考,大胆工作。他马上要走,就这些。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了段市长下午说话的意思。
遵照余市长的交待,他离开后我寸步不离办公室,谨慎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但是,提请段副市长批示的文件,一个也批不下来。他一天到晚院内院外开会,也没有办法见到他。一天早晨,我老早就到他去办公室的必经之路等他。他见到我,问:催文件吧?一会我叫人给你。不一会儿,机要秘书把我提请他批的文件全拿来了。可是一件都没有批示。秘书转告我:段副市长讲,他真的没时间看这些文件,能请示余市长的就电话请示他。不过,恐怕他也没时间看这些文件了。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压下再说。
我打电话到重庆大学,根本就找不到余市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时候,市委、市人委已经是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那里还有时间批阅业务文件!
正当工作无法进行的时候,司机王志福从重庆大学回来了。他说:余市长叫我来接你,要你马上到工作组去起草一个文件。起草以后再把你送回来。



卷入副市长的救火队——《骚乱的重庆》(2
张光明

见到余市长,他说:本不想把你拉来的。但是我要作一个报告,八九千人,你得给我弄个讲话稿子。弄完之后你就回去,办公室没有人不行。
余市长要给重庆大学师生作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再次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即五一六通知。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文件上来。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2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通知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离他们的工作,撤销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对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他们不能是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我和工作组的秘书组长樊天铎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给余市长准备的讲话稿子里,把五一六通知中的内容,原原本本抄上。然后根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以及报刊上介绍的各地动态,进一步解读”“通知的精神。目的是让师生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目的、对象和做法。
除了转述文件精神以外,还要加上师生反映出来的思想。这是樊天铎事先就收集整理好了的。根据这些思想反映,有的放矢地作些解释、开导、澄清。洋洋三四十页,整整搞了一天一夜。稿子写好以后,嘱咐机要秘书天亮送给余市长审阅。之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按说我可以回机关了。但余市长没有开口我还不能走。何况,我还带来一些要他批示的文件呢!
信步走到风雨操场,看他正在作报告。重庆大学的风雨操场是露天的。夏天的重庆,骄阳似火。在大太阳下,听众席地而坐。有的撑着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把外衣脱下顶在头上,一个个摇着扇子,挥着手绢,汗流浃背地听着。余市长把讲台移至露天,让自己晒在太阳下,也是大汗淋淋。
本来,主席台上有一堵挡风遮雨的墙壁和一片顶棚,可以保证坐主席台的领导和做报告的首长不被太阳晒着。但是重庆大学的校长郑思群,在这里给师生员工作报告时,总是与群众同甘共苦,有太阳一起晒,有雨一起淋,从来不把讲台摆放在阴凉地方。余市长注重郑校长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作风,也这样做了,得到了师生的正面评价。
中午吃饭时,我同余谈起批阅文件的事。我说,请你下午把几个最急迫的文件批了吧,我该回去了。他说,今天下午不行,晚上好了。要么你就多住两天,今天报告过后,看看群众有什么反映。简报要报市委、省委和西南局。樊天铎把稿子整理出来后,你帮他修改一下再走吧。
几天下来,简报稿子还没有弄好,工作组便接到通知:学校党员干部和工作组党员干部,都要听林彪的录音讲话,我只好就地参加。
林彪的录音讲话,湖南口音很重,录音的杂音又大,不是十分清晰。我只能听出个大意。有很大一部分讲政变问题。他引经据典,大谈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修正主义。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又特别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国际上搞政变,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风气。1960年以来,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政变就是改变政权。一种是人民起来革命,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以及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内部搞起来,上下结合,有的还和外国势力结合搞颠覆,甚至武装进攻……。从我们国家来看,从秦始皇开始,历经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还有五代十国,大抵都是开国以后,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就要发生一次政变。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我们共产党夺取政权16年了,我们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会不会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在这之前,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受北京大专院校斗争形势的影响,重庆大学有不少师生把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修正主义的帽子随便扣,炮轰火烧的大字报满天飞。校、系两级党组织无法领导运动。为了平息众怒,转移矛盾,按照各地的做法,省委、市委拿郑思群开刀,宣布批准他停职检查。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就由工作组全面领导了。
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长外,增加了驻渝部队某集团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成员达三百多人。其中,地方干部二百来人,军队干部一百来人。
人员增加以后,工作组组建了办公室,作为综合办事机构。指定集团军政治部的赵处长为办公室主任,我和市供销社的殷青锋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秘书组、专案组、接待组。赵分管政工组和专案组,我分管秘书组并与市委联络,殷青锋分管行政和接待组。这样一来,我便卷入工作组这个救火队中,走不脱了。



任白戈点名,副市长受累——《骚乱的重庆》(3
张光明

学校党政靠边站,工作组被赋予领导权,整个学校的责任便落到了自己头上。可是,工作组并无回天之力。前后接连不断发生的事情,使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思想和秩序都更加混乱。
此前,国务院发出通知:本年度高等学校招生推迟半年。重庆市决定:全市高中毕业生停止高考。全国推迟招生,全市停止高考,重庆大学当然就推迟了应届生的毕业分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能毕业,不能分配,不能就业。这关系着他们的饭碗和前途,反响很大。
学生围攻市委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发生六一八事件之后,学校已经无法上课。教师呆在家里,学生不进课堂。近万名师生员工乱哄哄,人们无所事事。
这期间,时不时从北京传来的书信中,或者打来的电话中,散布着若干小道消息。群众根据这些消息,分析形势,窥测动向,凭着感觉,书写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矛头除指向系总支、校党委外,还直指工作组和重庆市委。北京来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尽情煽动。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工作组看不惯,市委不允许。从中央到地方,向学校派工作组,就是想整治这种。就是要把学生的行动引导到学术讨论这个轨道上来,从而达到的目的。以,成了工作组强调的大方向。郑思群为了治,跟学生顶牛,阻碍运动,被停职反省了。工作组治,也与学生上了(这个顶,是顶撞,顶牛,不同于现在的网络语言)
难以预料的是,混乱之中又雪上加霜。7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红旗杂志》上批判周扬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写的。穆欣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头不小。文章说周扬是文化界的反动权威,是修正主义分子。在文章的注释中,点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名。说什么任白戈30年代在上海左联时,投靠了托派
党中央的报纸、杂志,在不跟地方打招呼的情况下,对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一把手点名,异乎寻常。这使得重庆、四川、乃至西南局领导都措手不及,陷于被动。为了避免受到冲击,省委把任白戈安排到外地去躲藏起来。这样一来,重庆市委机关为之震动。虽然还不是人心惶惶,但,山雨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重庆日报》没有转载这篇文章。尽管此地报纸没有转载,但学生还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随即又看到了《人民日报》和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于是,大家对任白戈议论纷纷。有些学生推论:任白戈是重庆的党政一把手,一把手都被《人民日报》点了名,那么重庆市委肯定有问题。本来大字报就指向了市委,指向了任白戈。如此政治风浪推动,学校揭批任白戈的大字报与日俱增。
点名之后第三天,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为了稳定重庆,特派省委书记廖志高到重庆来,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吹风。说明任白戈在重庆十多年的工作是好的。余市长参加了这个吹风会。回校后,他认为应当给重庆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适当透露廖志高内部讲话的精神。让大家消除对任白戈的误解。只要把矛头从任白戈身上移开一下,即可减少市委的压力。他的意图得到了工作组其他领导的认同。
工作组决定召开一次大会。由余市长讲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阐述对穆欣那篇文章的一些看法。这个意图确定之后,我们便给他准备讲话稿。因为大会是以总结前阶段运动,布置下一步工作的名义召开的。所以,在起草讲话稿时,大量的内容还是讲工作,讲学习,讲运动大方向。对任白戈问题,只作为陪衬捎带出来。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去同学生硬碰,也不至于触动上面隐藏着的什么意图(当时认为:如果上面有什么意图的话)。于是在准备的稿子中大意是说,穆欣的文章是学术上的讨论,不一定理解为对某一个人的政治结论。穆欣说的是30年代的事情,是历史,是非曲直,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任白戈同志是上级党委任命的第一书记,是人代会选举出来的重庆市长,而且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负责人之一。对他怎么看,相信上级党委和人民代表会做出处理。不管任白戈30年代有没有问题,他在重庆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学校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老是在穆欣文章的一条注释上争论,影响当前的大方向……等等。这个稿子的主观意图是,不要与学生正面顶牛,免得烧香引出鬼来
稿子弄好之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放在余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们睡觉去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机要秘书说:余市长对稿子有修改,现在到团结广场看大字报去了。叫我把他审改的部分再斟酌一下。余市长这个人是比较讲民主的。在文稿上不耻下问,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要我斟酌,我自然从命。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我拿到稿子,见前面有余市长写的便条:大意是稿子看过了,基本可用,只是态度还不够鲜明。他自己加了几段话,叫我斟酌一下。
我看了他加上的几段话,有些话对任白戈有打包票的感觉。大意是: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任白戈是中央决定的,是省委任命的,是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出来的,是值得信赖的。任白戈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领导,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不是想抹煞就可以抹煞掉的。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是坚强的革命派。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等等……
余市长增加的这些内容,的确比我们起草的稿子要鲜明得多。这些内容和观点也肯定是正确的。对于任白戈这位领导,我虽然不熟悉,但对他的名望向来敬仰。多次听过他的政治形势报告,佩服他的学识和口才。但是我仍然认为,此时此地,还是不要讲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为好。工作组已经跟学生上了,再这样针尖对麦芒,恐怕效果不大好。于是,我在这段话的旁边用铅笔写了此段似可不讲几个字。这是供余市长考虑的建议。
早饭后,我处理完一些事务去到会场,余市长讲得兴高采烈,讲到对任白戈评价那一段时,他没考虑我的建议,把自己加进去的话都讲了。而且,态度更加明确,语气更加激愤。
当天中午,余市长召集各个系的工作组长开会,布置观察师生听了报告后的反映。当天晚上收集反映时,发现不少的学生跑到图书馆去了。工作组中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学生到图书馆读书,正是工作组要求把运动引入学术讨论的大方向。
但是,为什么学生们一下子喜欢起读书来了?有的同志还是纳闷。散会后,余市长布置各个系工作小组派员到图书馆去观察,看看他们查阅些啥子资料。去的人返回来汇报:学生们不是在查阅图书,全都在查阅报纸、杂志。他们分别借出解放以来,中央、四川、重庆的各种大报和小报,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内部办的报纸、杂志。按照年级、按照班组摊派任务,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摘抄。图书馆内外,阅览室里,院坝里,路灯下都是查阅报纸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把报纸拿回教室、宿舍去查阅,态度非常认真。
工作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天,校园出现了大量揭批任白戈同志的大字报。学生从各个报刊上,摘抄出刊载任白戈的文章、讲话、报道,断章取义地挑剔出一些字句来,上纲上线,以此来反驳余市长对任白戈的肯定。
第三天,学生们将校园贴过的大字报重抄出来,浩浩荡荡地送到市委去张贴,使市委大院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些大字报还派学生送到成都,贴到了省委机关和西南局机关。质问省委和西南局:为什么工作组要给任白戈打包票?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中央的行为。要求省委、西南局表态: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
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对准了任白戈,指向市委、省委和西南局。责任追到余市长头上,因此他受到了连累。
   

鲁书记震怒,余市长检讨——《骚乱的重庆》(4
张光明

市委大院搭建了若干席棚,让学生贴批判大字报。学生为了保护这些大字报,占据了市委办公厅大楼的一些房间,在那里安营扎寨。一时间,来张贴大字报的,来看大字报,人群川流不息,市委机关不得安宁。市委领导进出大院时,人们拦车,要求答复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在省委,在西南局机关,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省委、西南局要求迅速查明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市委分别找余市长、钟池、崔成礼谈话,找学校干部谈话,在学生中了解情况,才弄明白了,这是学生对余市长的讲话产生了疑反心里而引起的。
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市委要求余市长做出书面检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在重庆的代表刘文珍、燕汉民,就地催促书面检讨。面对这样的形势,余市长不得不作违心检讨。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讲话的内容并没有错误,只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因此在检讨中免不了要作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检讨送到市委,市委不满意,省委、西南局也通不过。
据说,市委书记鲁大东问他:这种严肃的讲话,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所准备?有没有准备稿子?稿子是不是经过了集体讨论?余回答说有讲话稿子,但没有经过集体讨论。鲁大东问,是不是从《大公报》调来那个记者写的?把他给我叫来,我要问他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显然,鲁大东也迁怒于我了。
那天午饭前,余市长从市委回来,抱着歉意的态度对我说:这里的工作需要你,家里(指政府机关)的工作也需要你。今天下午你就回去吧!回去时,先去找王秘书长,可能大东同志要见你。
我到一号楼去见王若。王若说:大东同志现在有事,你就在我这里坐一会儿。王若问起我给余市长准备讲话稿的事。他说,对白戈同志评价的那些话,搞得跃泽同志非常被动,大东同志很生气。等会儿你见到大东同志时,他批评你,听着就是了,不必解释。话是跃泽同志讲出去的,责任在他,你记取教训就是了。
听秘书长这话的意思,余市长捅的篓子是我引起的了。因此说他有责任,我要汲取教训。我认为,教训我当然应当汲取,但这么大的黑锅我那里背得起!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
于是我说:稿子是我准备的,但是关于评价白戈同志的有些话,是我稿子里没有的。
王若听了非常吃惊:怎么?那些打包票的话不是你写的?我回答了事情的经过。王若又问:稿子呢?在你那里?我说,他讲完以后,机要秘书就存档了。王若说,既然是这样,待会儿在大东同志面前,还是适当说明一下,免得误会。
王若把我带到鲁大东办公室。鲁书记把我瞪了一眼,辟头盖脑训我:你惹了多大祸!知道不知道?那些话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哪里抄来的?你给我说清楚!
鲁书记如此的严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我犹豫着不敢讲话,秘书长替我说话了。他说:刚才问过光明同志,有误会。那些话,是跃泽同志即兴发挥的,与光明同志起草的稿子没有关系。
鲁大东听了一惊,面向着我:是这样?你说说!我把过程简单说了一遍。但是我没说曾经建议过,提请余市长最好不讲那段话的情节。我不是要向市委主要领导隐瞒,而是认为说穿了对余市长更为不利。但是王秘书长还是替我补充了。
鲁大东态度缓和了下来,这才示意我坐下。说:如果是这样,你没有过错。你还提醒过他不要讲,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嘛!中,中!你把稿子拿来我看。
我说,我打电话叫人送来吧,我不在工作组了,马上回机关工作。王若说:我现在要去建工学院,顺路去一趟重大,你就跟我一起去取稿子。然后他对鲁大东说:还是叫他与市委联络好了,他比较机警。鲁说:中,中。
在去取稿子的路上王若说,因为误会,大东同志生气,说不让你做工作组与市委之间的联络员。一定是这个原因才叫你离开工作组的。现在误会消除了,刚才大东同志同意了,还是由你来向市委汇报情况。待会儿我给跃泽同志说,你还是留在工作组的好。
到了工作组,王若上楼去找余市长谈事,我到去机要室去要稿子。我带着机要秘书把稿子送到王若手上。王若说要带回去交给鲁大东看,用完之后叫人送回来。然后对我说:跃泽同志不在办公室里,我不等他了。我已经把情况告诉了钟池同志,由他转告。你就不必回机关了。
王若同志替我解了围,我心存感激。

  

郑思群自杀与抢救经过——《骚乱的重庆》(5
张光明

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奉命留学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八事变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事变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解放军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教育长。1952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66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并为此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重庆大学受其影响,开始揪混进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矛头指向校、系两级领导。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教学秩序顿然混乱。郑思群身为校长,又是党委书记。职责所在,不愿坐视,不肯回避。为了引导正常教学,纠正学校混乱,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就顶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头,背离了五一六通知精神。既然赶不上政治潮流,阻碍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便由重庆市委提出,报经四川省委批准,宣布停职检查。
公开揭发郑思群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没有什么钢鞭材料。重要的的是宣布他停职之后,投入检举箱中的材料,和个别人直接到工作组递交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知情者,来自文书档案,自然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些人之所以要揭发自己的老领导,并非什么个人恩怨,主要是赶当时的政治潮流。也可以说是响应号召,出于政治冲动。
郑思群的级别高、资格老,干部档案不在学校里。而要审查他的问题必须接触他的干部档案。要到上级组织部门查阅档案,不是一般工作队员所能胜任。工作组特地把机械系工作小组长张忠良抽出来(由副组长黄启璪接替)做专案组组长,专门汇总郑思群的材料。张忠良是重庆市商业局人事科长,审查干部有经验。
郑思群的材料汇集起来以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在亲属关系和与苏联专家交往方面有辫子被抓。突出的是两点:一是指派妻子去跟从美国来的哥哥见面一事,详情不明;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没有严格按照涉外规定办事,仍然与苏联专家通信、通电、馈赠,且委托其照料在苏联留学的孩子。揭发者中有人怀疑,与郑思群联系密切的苏联专家,可能是克格勃
      729日,专案组告诉郑思群:经过市委批准,需要对他实行监护审查,必须搬到松林坡招待所去住。郑思群要求与妻子见面,学校把他的夫人从省党校接回家来。据接近他的人反映,夫妻长谈一夜,并说他不会自杀。次日,监护人员带领郑思群住进了松林坡招待所。监护他的人是其老部下,没有工作组的人。
      81日下午,工作组三个领导出面与郑思群集体谈话。谈话地点在工作组会议室。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赵处长参加,专案组长张忠良做记录。谈话的意图是向郑思群提示材料。其目的是让他明白,省委、市委不是无缘无故将他监护审查,是因为他有问题要弄清楚。工作组掌握有他的材料。谈话中他虽然态度坦然,但对与苏联专家交往问题有些紧张。不过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解释。末了,他要求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被拒绝。
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反帝反修高过一切,《九评》余波未尽,中苏剑拔弩张,而里通外国与克格勃有瓜葛这样的帽子。即使是郑思群这样的老干部,无论你有没有问题,都是吓人的。
次日凌晨(即82日),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突然跑来叫醒我,说是郑思群自杀了。我大吃一惊!
按照办公室主任分工,专案组的事情应由赵处长去处理。可他住的是后楼,黑灯瞎火的,不清楚他在那个床位。人命关天,救人要紧。既然找到了我,我这个副手只好僭越了。我叫人立即去后楼报告工作组领导。同时和秘书组长樊天铎,抓起衣服就同监护人员往松林坡狂奔。
监护人员是学校的保卫干部。他边跑边给我介绍情况:他与另一位同志值夜班。半夜里,也就是一个钟头以前,郑思群起床在室外走动。他们劝他回房休息(有人说,在说中有出言不逊的情况,但无法查证)。过了一阵,听到郑思群房间发出声音。好像是在呻呤,又像是卡痰,床铺也在响动。他们进入房间,看见蚊帐的一头染满了鲜血,地下也一大滩鲜血。他们明白是自杀了,呼喊也不见答应。为了保持现场,他们不敢搬动,所以留下一人照看现场,一人跑来报告。
我们听了他的介绍,估计人还没有死。出于工作组的责任所在,救人要紧,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在工作组领导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我决定往距离最近的工人医院送。监护人说没有担架。我说,没有担架就放在棕板床上抬。要跑步前去,争分抢秒,时间最重要。
樊天铎跟监护人去现场组织运送。我进入路边招待所打了四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汉渝路的工人医院,告诉他们,立即去叫医院领导,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因为出血过多,生命危险,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一刻也不能耽误。对方问我是那个单位的?我告诉他说,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问病人什么时候送到?我说半个钟头以内。对方答应马上去办。第二个电话通过市委总机(军线),打到西南医院值班室。告诉值班人员,马上向值班首长汇报:重庆大学有一个高级干部,因为刀伤大出血。请求野战医院立即派出最好的外科专家,赶到工人医院支援。我也同时告诉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答应马上行动。第三个电话打到市委值班室,请他们立即向王若秘书长或者任何一位值班领导汇报:郑思群自杀了,生命危险,正在送往就近的工人医院抢救,已经电话请求西南医院支援。同时也要求市委值班室给西南医院再打一个电话催促。第四个电话打到工作组,叫值班人员告诉余跃泽等领导,郑思群已经在送往工人医院途中,请他们直接到医院,不必去松林坡现场。
打完电话从招待所办公室出来时,天已微明。樊天铎带着监护人员,已经将郑思群抬到路边来了。我看他眼睛没有睁开,脸上没有血色,身上盖着一张白被单。我喊监护组再去两个人,轮换抬着跑步奔向工人医院。我自己紧紧跟在后面奔跑。
从我被叫醒至送进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医院已经做好准备,领导和医生们等在门口。我们扶着棕板床,径直冲进抢救室,一刻也没有耽误。我给医院领导说明:伤者是重庆大学校长,高级干部,市里十分重视。要求医院全力以赴,务必挽救病人生命。医院领导立即给医生耳语,医生连连点头。
一刻功夫,轰鸣的军用救护车,载着西南医院的几位专家飞驰而来。车还没有停稳,军医们就跳下车,冲进抢救室。
随即,余市长、钟政委、崔成礼跑步而来,气喘吁吁。
抢救中,市委一把手鲁大东飞车赶到。随同鲁大东来的有王若、张海亭两位秘书长。鲁大东询问自杀情况和发现以后的处置经过。余市长说是我最先接触情况,叫我直接汇报。汇报中,有人提出应当直接送西南医院。我解释:当时天没有亮,没有担架,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甚至没有多的工作人员。事发突然,连喊司机调车都来不及。即使有车,也无法往轿车里放。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生命,不能不先往最近的医院送。并且也考虑了西南医院的技术实力,故而电话向西南医院求援。事实上,郑思群送到这里后,西南医院的医生随即就到了。这比等着救护车来现场再送西南医院,更能赢得时间。我解释后,鲁大东等认为处置得当。
医生们知道伤者的身份很高,用尽了一切办法,并大量输血。但因出血过多,没能挽救郑思群的生命。直到九点多钟,才不得不停止抢救,宣布郑思群死亡。
郑思群遗体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我们在医院的全体人员返回工作组。鲁大东吩咐,通知工作组党委成员、重庆大学校党委成员,不是校党委成员的系总支书记,不是工作组党委成员的系工作组组长,专案组长,立即来开党委扩大会。趁着等人的间隙,大家草草吃了早餐。这时已快中午了。
鲁大东亲自主持这次党委扩大会。主要内容是宣布郑思群自杀身亡。他指出,郑思群虽然被审查,但他还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自杀都属于叛党行为。因此,郑思群是自绝于人民。然后,对于郑思群自杀的善后工作进行了部署:第一,立即召开全校共产党员和有一定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布郑思群自杀。第二,天气太热,遗体必须当天火化。火化之前,通知其妻子与遗体见面,同时请省委党校协助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第三,从现在起,学校党委与工作组党委合并组成联合党委。合并后,指定余跃泽任书记,钟池、张叶枫任副书记。除原来两个党委的委员外,补充张光明为联合党委委员。第四,学校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因为郑思群的自杀而受到干扰。联合党委要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充分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第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察自杀现场,对自杀利器来源进行侦察,做出技术鉴定。第六,为争取时间,市委直接向省委、西南局书面报告自杀及抢救经过。工作组无须向市委写简报,集中力量做善后工作。
当天晚上,专案组送来公安部门的勘查结论:郑思群本人用左手握住刮胡刀片,切割其右颈部的动脉血管,出血30003500毫升死亡。是自杀,排除他杀。刀片来源是他夹在书中带入松林坡的。刑侦专家指出:一般来说,用左手握住刀片切割右颈部的动脉,只有懂得生理常识而又决心自杀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切割皮肉产生疼痛时,痛的本能会自动松手而切割不深。人的右手灵活,松手较快,自杀容易失败。而左手笨拙,在慌乱中反而会切割得更深。郑思群使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割断了血管的大部,故而失血太多,尽管抢救及时,但抢救无效。



工作组被否定后的大撤退——《骚乱的重庆》(6
张光明


工作组从重庆大学撤出,被学生形容为屁滚尿流。说实在的,虽然没滚,尿也还没有流,但紧张得十万火急,的确是事实。
郑思群死亡的消息,没等到学校正式传达,不少人就知道了。说也奇怪,有的人在批判时,左一个修正主义,右一个苏修走狗。人死了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工作组逼死了老校长,好校长。不明真相的师生,找工作组算账来了。
当天中午,就有人来工作组,要求公布校长郑思群自杀的真相。紧接着,工作组大院外面,墙上、地上、电线干上都是质问的大字报。工作组办公室有一个接待小组。组长孟凡均,才思敏捷,言词犀利,善于解答各种询问、质问、责问。可是学生说他像弹子球那样圆滑。曾经有人在接待室给他贴过一幅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园又滑。学生不听他的,要求见余跃泽。不得已,分管接待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殷青锋出面支援。
到了下午,工作组院外已经是人山人海。有的高呼还我郑校长!”“工作组是杀死郑思群的刽子手!”“血债要用血来还!”“把郑思群专案组的人交出来!
第二天上午,不少学生抱着一捆捆大字报走出校门。大字报上街了,郑思群的死,捅到社会上去了。大约10点钟,市委来了电话,学生已经到市委大院贴大字报去了。
余市长被通知到市委参加紧急会议。我们以为与郑思群之死有关,吩咐专案组准备汇报材料。不料他从会上打来电话,指示我立即去新盖的机械系教学大楼,实地查看水泥地板是否潮湿?自来水通不通?厕所通不通?能够住多少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立即联系学校行政处解决。他说,学校负责人张叶枫也在市委开会,已经给行政处打过电话了。我问房子将要做什么用?他说别问那么多,回来再说。
我去看了以后,水泥地板是干的,自来水是通的,厕所可以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快下班时,余市长又来电话。要我通知各个系的工作小组组长,吃完午饭后,立即到会议室来等着,有重要事情要传达,一个也不能缺席。
余市长回来了,传达的是市委撤出工作组的紧急决定。大意是,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中央做出决定,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至迟必须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撤出。否则就是对抗毛主席。工作组撤出后,还不能马上离开学校,就地接受群众批评,清算错误,求得谅解。
余市长说,开紧急会议时与张叶枫商议,工作组撤出来全部住进尚未启用的机械系教学大楼。队员离开时,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不准带走学校的任何东西。工作中产生的文件、资料,全部带走,不留片言只字。工作场地和住宿地必须打扫干净。六点以前进入大楼后,任何人不能踏出大楼半步,任何人不得接待亲友来访,任何人不得与学校的人接触。违犯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不是党团员的开除公职。军队干部违反了如何处理,请钟政委考虑。钟政委说:也和地方一样,开除。
余市长说,现在大家回去,各个系立即召集工作组员传达。除了毛主席批评的话不可以传达外,其余都可以给大家讲。传达后各自分头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就地待命,等待市委来电话,各个大专院校同时行动。接到通知后,以各个系为单位,直接去新大楼。不准向学校师生透露任何情况,不准和他们告别。如果他们问,就说集中学习。
四点多钟,市委打来电话,说是各个学校都已准备就绪,可以撤出了。我叫两个人分别给几个系打电话。办公室这一摊子,文件多,资料多,办公用品多,要销毁的废纸也多。到了五点,收拾妥当了,但是工作组大门被学生堵住了。他们见一些系的工作组员慌慌张张离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来问个究竟。来访群众堵了大门,张叶枫带一辆卡车来给我们拉东西,进不来。孟凡均、殷青锋被学生缠着,行李还没有收拾。眼看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挤到殷青锋的旁边,向他耳语了几句。然后站在板凳上对大家说: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立即搬到新机械大楼集中学习。六点钟以前必须报到。现在拉东西的车子要进来,我们的人要出去,请你们让开通道。有什么情况和问题,改个时间再谈。时间紧急,请大家支持。
看见我们打扫院子来不及了,张叶枫说:你们各自走,没有时间了。院子由我安排人打扫,我在这里守着。如果有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我替你们保存着,有机会时交给你们。多亏了张叶枫帮忙,我们最后一个人到达新大楼时,刚刚六点。再晚一分钟就违反纪律了。
工作组进入大楼,稍事停留就分配住处。女同志住第四层,军队的同志住第三层,地方来的男同志住第二层。第一层不住人,省得被学生发现问这问那。
除了三个领导同志外,全部都是打地铺。水泥地倒还干燥,但是满地都是厚厚的尘土。没有扫帚,只好将毯子往地上一铺了事。白天苍蝇乱飞,晚上蚊虫成群,只有靠扇子驱赶。更要命的是排污管道不通,大小便冲不出去。几百人拉屎拉尿,堆积在那里,大热天气,几层楼臭气熏天。个别同志病了,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也不能外出看病。除了三餐饭是由学校食堂送来外,就是每天送三四挑开水。
大楼里,前两天还有自来水,后来也没有了。不知道是有人搞恶作剧,把进水管关闭了呢?还是自来水厂停水。向人打听,说外边没有停水。请担开水的工人告诉行政处找人检修一下。回答说,基建部门还没有把大楼交付学校使用,行政处无法检修。学校混乱中,施工的人回原单位去了。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呆着。
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工作组员暗自产生了埋怨情绪。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作组不撤到这里来,就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出去上厕所,势必与师生接触,一接触就说明工作组还在活动,也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就此一拍屁股离开了,不检讨,不认错,不等到谅解,更是对抗毛主席。在那个年月,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乖乖忍着吧。



工作组成立留守队——《骚乱的重庆》(7
张光明


几百人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实在不是办法。想给市委请示,没有电话。等了两三天,市委派联络员来了解情况。我们反映了住宿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联络员一一记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由他来联络和转达市委的指示。他是刚刚从附近某个工厂调去的,对沙坪坝一带路径熟悉。他从来没有到过学校,师生不认识他,便于进出。除了他来以外,工作组有紧急事情,也可以派一个学生不大熟悉的同志到市委去汇报。市委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就打电话给学校的张叶枫,由他来转告。他说,市委估计,如果十天八天对工作组没有冲击,队员们即可陆续撤离学校。要求我们再坚持看看情况。市委要求,在这几天内,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来。
联络员走后,余市长召集大家开会,动员大家克服困难,再坚持三五天。好在工作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干部中,县处级以上要占到一半,其他也多是基层单位的头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党员和团员。在军队干部中,营、团以上干部也是绝大多数,全都是党团员。这样一个队伍,都有相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再怎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第四天,我们叫送开水的工人转告张叶枫,要求他多送几挑开水来,供妇女使用。此后不仅增加了开水,还送来二十多个搪瓷盆。又过了两天,水龙头里有自来水了。校医室每天还派医生来巡诊。有水、有医、有药,积存的大便也冲走了,这对安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坚持了12天,到了81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排炮轻骑两个造反组织,与校内的其他造反组织进行辩论。要求《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前去支援。《重庆大学》学生率领本校和《重庆师范附中》、《重庆六中》的学生4000多人前去声援。辩论中两派学生发生摩擦。学生到市委要求支持本派的革命行动。市委派辛易之书记前去做工作。学生对辛易之就事件的表态不满,围攻市委领导,直至深夜。重庆大学学生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把他们的造反组织定名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从此,八一五战斗团在市内进行大规模串连,进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遍及大学、中学、小学,进而到工厂、农村。再进一步串连到重庆周围的中小城市。使重庆及周围地区出现了若干个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大学的学生走向社会,学校就没有那么热闹了。群众对我们工作组这只死老虎已不太在意。趁着这个机会,市委决定工作组陆续走人。
大约是820日左右,军队的干部首先撤回部队。撤走时,他们列队走出大楼,通过团结广场,步行到学校大门外上车。钟池同志的轿车,直接开到大楼外,然后上车离去。钟池同志说,之所以要这样公开地让师生看着他们离开,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得明白,去得明白。不偷偷摸摸,不鬼鬼祟祟。钟池同志的意思,也是试探群众对工作组员离开,到底有多大反应。事实证明,群众对工作组已无多大兴趣,没有任何反响。
军队干部走后,接着是地方干部中的女同志离开。女同志离开时没有像军队那样大张旗鼓,而是三三两两分散而去。女同志走后,观察了两天,没有群众过问。因为余市长和崔成礼进出学校目标大,则由我到市委去请示男同志离开学校的办法。我们的建议是:除余跃泽、崔成礼两个组长留下外,再选择几个群众意见不大的,和群众意见较大的同志留下。选择意见不大的留下便于今后工作;选择意见较大的留下,一旦学生要人,易于找到他们要批判的对象。留下的人组建留守工作队,指定正副队长,成立党团联合支部,直到取得群众谅解为止。其余的人,分期分批按系统回市委各个大口去报到,再由各个大口介绍回原单位。
王若秘书长听取我的汇报后,认为余市长考虑得周到。他去向市委领导请示后表示:市委领导同意你们的安排,但有两点:一是,系一级工作组离开前,要走访十来个师生代表,明确说明要离开学校,看他们是否同意。同意就走,如果不同意再说。二是,给离开的工作组员交待纪律:回到单位后,不在群众中谈论工作组的事情,也不要回学校来看望留守下来的同事。
按照市委指示,各个系的工作组长都走访了十来个师生,没有阻止工作组员离开的情况。当时,学校已经分成两大组织。一是八一五,大都到社会上去了。一是赤卫军,大都留在学校里。在征求意见时,多找的是赤卫军师生,他们不为难我们。
留守工作队组建起来了,每个系留下两到三个人,计有30来人。除余市长、崔成礼外,有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潘锡荣、曾祥国、徐顺安、戴桂荣、韩恒建、徐恩超、王叶宏、杨昌晶,等等。张忠良被指定为队长,我为副队长;我被指定为党团支部书记,张忠良为副书记。经请示市委同意,与张叶枫商量,学校将松林坡的小别墅划出一栋给留守队使用。安排在教师食堂吃饭,在招待所取开水、热水。
从新大楼搬到松林坡时,市委指示将工作组的所有文书档案和专案组整理的人头材料,全部交给张叶枫,由他指定专人保存。
留守队名义上是留下来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实际上也是市委观察学生动向的情报点。我们到学校看大字报,收集学生活动的情况,三两天由我到市委去汇报一次。余、崔两人有时也回家去。轿车不便于停在留守队,就偷偷停在松林坡附近的塑料总厂里,没有被学生发现。



陪副市长戴高帽子挨斗——《骚乱的重庆》(8

张光明



国庆节前,大致是9月中下旬吧,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来勒令余副市长,到他们那里去接受批斗,地点在解放碑。因为工作组是重庆大学的战利品,外人批斗要过
批斗的前一天上午,十多个干部模样的人,戴着红袖章,有的腰间还扎根皮带。他们在重庆大学红卫兵的带领下,自称是重庆财贸八一五揪走资派战斗队。说,财贸系统各个造反组织实行了大联合。决定明天在解放碑,跟最大的几个走资派见面。勒令余跃泽上午九点前往参加,如不准时到会,后果自负
余市长说,我们正在这里接受批判。要我去接受本系统的群众批判,是应当的。但是没有学校革命群众同意,我们不能随便离开。学校来的红卫兵马上说:今天我们带他们来通知你,就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明天你自己去自己回来,老老实实,不许回家,不许溜掉。上午出去,下午必须回来,谅你也不敢乱跑。
余市长说: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大会结束后就按时回来,绝对不会乱跑。
造反派们走后,我们打电话向市委汇报。市委答复应当去,态度要好,不要与群众对立。又打电话跟财贸部长许德联系,许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勒令。余跃泽已经受过几次批判了,总结了一些经验:饭要吃饱,水要少喝,衣服不宜穿的太多,说话尽量简洁,不能与群众对立……等等。他说,这几条不仅老崔要留意,张光明、张忠良、孟凡均你们三个也要留意。不定那天也揪到你们头上来的。
第二天,余市长要我陪他去解放碑。车子开到重庆宾馆附近,在一个小巷子停下。我们步行前往,九点准时到达。许德已经在台上的石阶上坐着了。余大步走上台去,我也不自觉的跟着上了台。我见台上准备有三个牌子,分别写着余跃泽、许德、徐正身的名字。
看架势要游街,便欲下台给张忠良打电话通报情况。一个造反群众挡住我的去路,说:我们没有叫你上来,你自己却上来了,来了就莫走嘛。旁边一人笑扯扯的说:徐正身没有找到。我们准备的是三顶帽子,你顶个数,正好!我心想,要我顶商业局长徐正身?我哪里够格!但造反派不让我下去,我能说
不一会,拿了三顶高帽子上台来。分别写着财贸系统第一号走资派余跃泽财贸系统第二号走资派许德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过了约半个小时,一个人上来给主持大会的说:他妈的,龟儿徐正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主持人说:不等了,开会。
他们先拉着余市长走到前台边,靠着写有他名字那块牌子站好了。再去拉许德。许德满自觉,自动走向他的位置。两人都站好了,造反派来拉我,不无讽刺地说:徐大局长没有请到,你不请自来,凑个数,委屈你一下。于是把我拉到余跃泽旁边站着。台下有人喊:要得,要得,他是黑秀才,叫他龟儿亮个相!
看架势,反抗没有用,非得陪这个杀场不可了。我自我解嘲:权当演活报剧,扮个角色吧。但我申明,我不是徐局长,身前这块牌子应当拿走。他们还有点智慧,顺手把牌子翻过来,名字就没有了。接着是戴高帽子。他们两人是对着号的,我的帽子写的是徐正身。我又反对:我不是徐正身,也没有当局长。台下有人吼叫:傻儿!他不是徐老头。给他换一顶!有人又喊:拿下去反过来写名字,快点嘛。果然有人拿着笔墨上来,就在我面前,把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几个字涂掉。反过来写上财贸系统最大的黑秀才张光明。我说:最大的那三个字去掉吧,我怎么称得上,他们还算听话,举笔就把最大的三个字涂了黑。这样,我无可奈何地戴上了。那知涂上去的墨汁太多,帽子一戴上,墨汁就流到我额头上来,再不揩掉,就流到眼睛里了。我随手取下来准备揩墨汁。他们以为我要把高帽子摔掉,赶紧过来吼叫:你敢!我指了指墨汁。他把帽子抖了抖,多的墨汁抖掉了,再给我戴上。
批斗大会没要余跃泽、许德做检查交待。造反头头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财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大联合了。定名为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团。各个公司的造反组织是财贸八一五’××公司战斗团。今天把财贸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勒令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全社会亮相:我们财贸职工造反了!就是为了庆贺大联合的胜利!财贸八一五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革命造反组织的伟大胜利,是给余跃泽为首的大大小小走资派们敲响丧钟!
讲了一通之后,一个人上台领着喊口号。呼喊政治口号时,余市长也跟着举手呼喊。只是喊打倒余跃泽时,他才不呼喊不举手。
喊完了口号,就是质问了。造反者拿着话筒,与余跃泽一问一答: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不会反对毛主席!我几十年来的一切言行可以作证。
问:你去重庆大学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怎么说没有反对毛主席!
答:去重庆大学是执行党的任务。现在才知道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我检讨,我改正,但不是要反对毛主席。
问: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中央文革。你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你干了哪些勾当?
答:至少从主观上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我本人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反对党中央呢?我在财贸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愿意检查,愿意接受批判。但是,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更没有反对党中央!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
紧接着,造反者又向许德发出了大致相同的一些口号式的问题。然后拿着话筒走到我的面前。
造反者:你这个黑秀才,不请自来,得交待交待。说,你为什么要跟着走资派干坏事?
我答:跟领导在一起工作,是服从组织安排。不是我要跟就跟得了的。至于坏事嘛?我干的都是正事,没有那一件是坏事。
造反者: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亮相?
我回答:知道,又不知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嘛,不请自来,我这误入歧途。你们要我站在这里,戴这顶帽子。我尊重你们。
我的答话带有抵触情绪,余在旁边给我使眼色,我意识到了。可能因为我不是什么官,他们还没什么计较。
造反者:你说你没干坏事,知不知道你写的是黑文章?
我认真地问:你说的是颜色?
造反者:不是颜色是什么?
于是我答:这么多年了,我写了多少文章,记不得了。
造反派可能以为我接受了字,便自以为胜利了。问:为什么要写黑文章?你除了给余跃泽写以外,还给那些走资派写过黑文章?
我回答:写文章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业。除了给领导写以外,当记者给报纸写……
他继续问:为什么要到处写黑文章?
我答:没法子呀,不写不行嘛!给领导写是完成任务,给报纸写是我的职业……”
我这样回答,台下有人发笑。我自己也想笑,但哪敢笑出来。
造反者仍然扳起面孔:你承认自己写的是黑文章?
我说:写都写了,兰黑墨水嘛!你也问了,我怎么能不承认?
造反者没有理解到我的话中话:干了坏事就得承认。
我说:实事求是嘛。不过有时候也不见得都是黑的。
造反者大声问:什么!
我答:有时要用红笔修改。
这一解释,台下有人哄笑。有的喊造反派:“×××,你这个傻儿,黑秀才打你抹胡(戏弄)了!
主持批斗这人是个废品收购员,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台下这样醒,他才明白了过来。随即从背后一脚给我踢来,踢得我好疼。骂道:你给老子的,他妈耍我!说罢又是一脚踢来。骂道:你敢耍老子!看老子收拾你这黑秀才!
台下有人吼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另一个造反者过来,对我发火说:张光明!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啥子问题。你的问题多哩。我问你:你讨地主做老婆,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不是问题?该不该批斗?……”
我认识这个人。他是1955年和我一道,从长寿化工厂调到重庆来的。他们发火,还踢人,我耐不住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对不起,你弄错了。我没讨地主做老婆。我的老婆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转业军人!
踢我的那个造反派:她在那里?
我说:她是医生,在支援重工业建设。你们去抓好了。
我横了心,什么都不管了,顶牛了。
台后一个高个子走上前来,接过造反者的话筒:不问他这些了。他不过是条小爬虫,不要在他身上纠缠,影响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
接着,他转过头去向余、许问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时天上的雨下大了,斗争会就此收场。
造反派带我们到八一路的市百货公司,一人搞了一碗鸡蛋挂面。斗人的,挨斗的,官茅房的大便——人人有粪(份)。吃面时,那个给造反派下台阶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你是耍笔杆子的,墨水吃多了,敢耍弄造反派!你别得意,小心就是了。威胁我这个人是谁?过去没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
吃过了面条,造反派来对我们说:你们自己回学校去向八一五战斗团报到。我们财贸八一五讲信誉,说半天就半天。
回重庆大学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讲话。司机王志福打破了沉默,对我说:你把那个头头套起来,好耍。余跃泽说:不可取。不符合不跟造反派顶牛的精神。光明哪,你是文人,喜欢抠人家字眼,这要吃亏的。今后你就不要再跟我去这种场合了。
是的,以后我再没有陪他上过法场



一场副市长的抗争——《骚乱的重庆》(9
张光明


815日以后,重庆大学出现了几十个战斗组织。九十月间,就其名称而言,大致有三个派别。一是以八一五为主的一批师生。他们人数众多,斗争性强,影响特别大。一是以赤卫军为主的一部分师生。它们以高年级学生和党团员居多,斗争相对温和,社会影响不是很大。此外,还有一个叫《红岩公社》的组织。人数不多,能量不可低估。开初,大家都是闹革命,都是起来造反,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这个大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组织在对一些政策的看法,对领导干部批斗的方法,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态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八一五认为赤卫军保守,说他们与市委同一个鼻孔出气赤卫军为了要证明自己革命,敢于造市委的反,也冲到市委机关斗走资派。但是,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不大会去冲击机关,不随便抓人。通常的办法是静坐示威。有一次,赤卫军的几十个人在市委大院静坐,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中秋了,正是吃月饼的季节,接待人员给拿了一些饼子让他们充饥。他们接受了吃饱肚子闹革命的劝告,吃了饼子。因为饼子表面洒得有芝麻,攻击他们的人借此大做文章,羞辱他们是市委豢养的麻子兵
不知是什么原因,赤卫军慢慢消失了,八一五一些人杀回学校来了。八一五没有赤卫军那么温柔,冲击力较大。
八一五赤卫军到处抓斗走资派,市里的主要领导,抓得到的抓了,没有抓着的也躲了。在找不到对象的情况下,工作组有个副市长,一个团市委书记,虽然是死老虎,也不失为揪斗目标。他们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那些走资派们,那些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们,到现在,住的还是小别墅,吃的还是小食堂,长得肥肥的,养得胖胖的,该好好触动他们的灵魂了。
他们看重了工作组,留守队便不得安宁了。如何应对学生揪斗,工作组研究有几种预案,基本策略是主要领导装病。余市长和崔成礼的说项是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事先咨询过市里的保健医生,对病情、症状都对了口径,备有说辞。留守队的基本策略是不让学生把两个领导抓走。
国庆节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刚吃过午饭。两个学生来到留守队驻地。说是八一五革命造反组织,要检查工作组的学习情况。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们是待审人员,敢不遵从!?他们叫留守队的人全部到底楼会议室来。
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习了没有?我们说学习了。
又问:有没有人请假?我们说没有。
又问:余跃泽、崔成礼在不在?我们说都在。
再问:人呢?
余市长和崔成礼正在楼上准备睡午觉。听到楼下呼叫,便答应着下楼:来喽,来喽。
他们见到了余市长,一个学生跟他说话,好比摆家常,另一个学生转身便走了。情况有些反常,估计来者不善。我们有意提醒余,问他降压药吃了没有?余会意,忙说还没有,起身要到楼上取药。学生阻止:你们去给他把药拿来不行?我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呢!
不到半个小时,一队红卫兵,大约二三十人,打着横幅,扛着红旗,呼喊着口号,朝松林坡跑来了。两个学生抱着一大卷纸,端着墨汁,拿着毛笔,气势汹汹走在前面。这是要搞什么行动的通常举动。果然,他们上了松林坡大道,转个弯,向我们驻地的小路走来。马上就有人领头呼喊打倒余跃泽!”“打倒崔成礼!的口号。他们沿路展开纸张,书写起大标语来。很明显,这是要揪斗工作组领导。我们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显然,刚才来的人是刺探人在不在。然后住对象,马上回去拉队伍。这说明,学生比过去精道了。
红卫兵把留守队团团围住,一个也不准出去。可是,机警的崔成礼还是溜走了。那时有一个原则:领导干部被揪斗时,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尽量不要被抓住。
一个头头模样的青年教师,举着事先写好的勒令向我们宣读。大意是:工作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你们忠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指令,忠实于黑市委,来到我们重庆大学,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你们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整死了忠实于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你们是地地道道的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在学校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八一五揪工作组战斗队,来清算你们的罪行。现在,勒令余跃泽、崔成礼,到风雨操场去接受批判,老老实实交待罪行。
念完后大声问:余跃泽,你听清楚了没有?余市长态度平和地回答:听清楚了。这人又向我们大家问: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我们也说听清楚了。谁知那个不踩祸事的留守队员徐顺安,却拖声懒气重复回答了一句:————了!学生中就有人喊:那个大个子故意装怪,先把他拉出来斗!也有学生说:今天先批判余跃泽,暂时把他放下,以后找他算账!
两三个身强力壮的学生进来,架起余市长就要往外走。张忠良问:你们要把余市长弄到那里去?他们说:刚才不是说了嘛,到风雨操场去交待罪行。我说,他有病,刚才还在床上躺着。余市长尊重你们才下楼来。你们要批判,要他交待问题,就在这里好了。不要弄到风雨操场去,他受不了折腾。余市长也说:同学们,我的心脏病严重。我就在这里检查交代。我忍受不住时,好在凳子上坐一坐。张忠良一把将余市长按在椅子上。说:坐下,坐下,你少说点话。话说多了受不了,医生是这样招呼的。余会意,坐了下来。
学生哪里肯听,认为余是装病,是对抗运动,非要把他弄走不可。另外两个大汉冲了进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俩一边一个架着余市长就往屋外拖。余两脚不离地,不让他们拖走,皮鞋都拖了下来。看样子,我们是阻挡不住了。我喊:不要这样拖,你们这样搞法要出事的。我叫杨昌晶把皮鞋捡起来追上去,以给他穿皮鞋的机会缓冲一下。余市长也说:别拖了,同学们!我自己走。杨昌晶追上去给他穿皮鞋时,余急中生智,顺势一倒,就梭下地去了。我们的同志赶紧过去把他扶到一颗大树下,让他背靠树干躺着。余市长嘴里不停的喘气。喘息了一会儿,学生去拉,他死活不起来。说:今天完了,我活不出来了,就死在这里吧!
我趁人们在大树底下混乱时,急忙回屋给市委打电话汇报情况。张海亭接的电话。他同意我们的策略:拖时间,等医生来解救。我倒了半杯水,拿了两片药(维生素,平时说好的,说是心脏病药),走到他跟前,说: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提醒你吃药。已经通知了保健医生,可能李医生马上就来。要你无论如何坚持住。余当然明白我说的家里是指市委。这是告诉他,市委已经知道了,并且派医生来了。
一个红卫兵一把把我掀过去:谁叫你打电话的?我说是我自己打的。他又说:为什么去通风报信?我说:人都这样了,心脏病嘛,说不行就不行,难道不应当告诉家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不起责任,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待会医生来,真的病了,就及时医治;装病,就揭穿阴谋,不好嘛?他无话可说。
吃了,稍停了一会儿,学生又要把他拖走。余市长双手抱住大树不放手。我们都说,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医生来了再说。
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市三人民医院二门诊部的李厚荣医生到了。医生还没看病,领头的学生就把她请到一边。说:余跃泽是工作组长,是走资派,八一五战斗团批判他,是革命行动,是当前的革命大方向,医生应当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李医生表示:道理我明白,革命行动会支持的。不过我要看了病人再说。
李医生提出,先把病人抬进屋内,躺在床上检查。学生不同意,只好就地靠在大树下检查了。李医生要求其他的人退后一些,请两个同学陪着她检查。学生同意了。李医生听了心脏,说有严重的杂音,而且心跳加快,心率不齐。李医生问余市长感觉如何?余说,心里慌得很,胸部痛,肩膀也痛,背心也痛,一阵一阵的,有时痛得钻心。医生把听诊器举起问学生:你们那个同学是医学专业的?也来听听看。李医生明明知道重庆大学没有医学专业,当然没有人是医学专业的。学生都说不懂。一个女学生说,我用不来听诊器,但对于心脏病我懂一点点,我的爸爸就是心脏病去世的。
李医生对陪她检查病情的两个同学说:我们到旁边去谈好不好?边说边走向较远的石栏干。两个学生跟了过来,那个自称父亲死于心脏病的女同学也自动过来了。我和张忠良也靠了过去。李医生并未急着开口,学生急切地问:是不是装病?李医生反问:装病?哪个说的?你去给我装装看!学生无言回答。李医生继续说:我从医生这个角度,如实告诉你们,余市长心脏病相当严重,而且是很严重,必须卧床静养。他心跳很不正常,觉得心慌心闷。并且反射到肩部、背部,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心脏病人,说不行就不行,几分钟就会拿过去。那个女同学说:对头,对头,我爸爸就是那样,脑壳一偏就走了。这个傻丫头,关键时候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学生问怎么办?李医生说,送医院。你们拿两个同学跟我一道,看学校有没有救护车,马上送医院。学生说送医院绝对不行,住进医院他就跑掉了。李医生说,至少把他抬到床上去。学生还是说不行,风雨操场等着哩。李医生说那好,送医院不行,让他卧床检查都不行,那就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现在我写病情记录。我要在记录中说明,是你们两个同学坚持不执行医嘱,坚持对他放弃抢救措施。你们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在我记录上签字,而且要你们的领导来签字。你们领导签了字,我的责任尽到了,我立马就走。我再次强调,我医生的责任尽到了,病人的后果,你们得担负全部责任。李医生讲完后,对我说:找个能写字的桌子吧,等一会儿,你也要签字证明。李医生这一表态,那个女同学给她们的同伴说:要不得,要出事的!我也向学生表明:余跃泽不是别人,是重庆这个特大城市的副市长。对他的生命不能视为儿戏。一旦出了事情,不是签字不签字的简单事情,希望你们尊重医生的意见。你们要批判,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他过了这个危险期,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去。
两个男学生嘀咕了几句后,大步走到他们的队伍面前:战友们!刚才医生检查过了,余跃泽今天是病得不轻。我们只好改变时间,明天,至迟后天再来找他算账。有人喊:后天他又病了呢?学生回答:要是后天还是这样,我们抬死狗也要把他抬到风雨操场去斗!另一个补充说:我们要斗争活着的走资派才有意义。让他死了,就太便宜他了。战友们,我们回去吧!
学生们呼喊着打倒余跃泽的口号走了。当晚深夜,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护送余市长从小路溜出松林坡,让他上了隐蔽在塑料总厂的轿车。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工作组来。



工作组留守队造反原委——《骚乱的重庆》(10
张光明


余市长逃过劫难之后,红卫兵又来勒令过多次。有时找不到余,就去找到孟凡均,用又园又滑那副对联寻他的开心。孟凡均在接待工作中得罪的人多,对学生有抵触情绪。怕出事,我们就让他躲回家去了。此后遇到事情,大多由我同张忠良去应对。张忠良去应对的事,主要是交待郑思群的材料和死因。我去应对的,主要是交代郑思群抢救经过。我们研究做出过决定,任何人去向造反派检查交代,在郑思群自杀问题上,都要回避领导事前与之谈话的情节,不把矛头引导至余跃泽、钟池、崔成礼三个人身上。
关于抢救经过,师生中有很大误会。有的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进行抢救,而是让其血液流尽死亡的。这不符合事实。我是参加抢救的第一线人员,有发言权。而且,谁发现自杀的?谁来报告的?谁命令立即送医院的?谁通知医院抢救的?哪些医生参与抢救的?谁邀请军医大学派专家来支援的?以及火化、勘查现场等等,我都能够说清楚。时间、地点、证明人、文书资料,应有尽有。而且,医院、公安局、火葬场,以及鲁大东召开联合党委会议,等等,有关单位都有原始记录和证明人。这些,他们都能查证明白。
专案组所有的人头材料,工作组撤出后,决定交给学校,不对外透露,张忠良和我都坚持做到了这一点。学生不知情,没有人追问。至于文书档案,所有的卷宗,都是在张叶枫的见证下,封存于工作组原来的办公室。学生找我时,我请张叶枫一道,把文件柜指给他们查看属实。张叶枫也坦然承认钥匙保存在他手里。并且,张叶枫与学校各派造反组织已经有一个君子协定学校没有大联合以前,谁也不能启动这些档案。这样一来,学生找我去交待的问题,我说清楚了,他们也查清楚了,没有什么大的麻烦。
郑思群死亡之后,群情激愤.个别人认为闯了大祸,心里恐慌。便出来哭诉工作组罪恶,掩饰自己揭发了材料,或者出言不逊。然而,工作组全部承担责任,勇于接受批判,群众也没有追到他们头上,个别人就不再表演了。
转瞬到了1030日。重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发动了13万多人参加。强令市委书记辛易之、廖苏华等前往接受批斗。社会动荡从此掀开。接着,《人民日报》刊登《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2000里到达北京的消息。重庆红卫兵相继组织长征队,陆续实行步行串连。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小南海火车站堵截列车强行登车去北京。
先例一开,红卫兵纷纷在菜园坝、九龙坡拦截火车。当月底,重庆铁路局运送串连红卫兵100多万人次。
社会上的大串连,重庆大学的学生除留守在总部的外,几乎都跑光了。这时,揪斗我们的人免费旅游去了。校园出现的空巢现象,使得我们这些落水狗落得轻松。于是,我和张忠良决定让队员们轮流回家过周末,解决长期不能回家的问题。这样,虽然缓解了一下矛盾,但不能解决干部的根本问题。比如,中小学停课了,孩子无人照管;老人病了,无人侍奉汤药;预备党员期满了,不能回原单位申请转正;个别家里没有人,强盗破窗而入,粮票、油票、布票被偷了个精光……。更为恼火的是,社会上的造反浪潮,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各个学校工作组的留守队员。其他学校工作组留守队,据说有人开始议论造反了,休假的个别队员不再回来了,回来的人口袋里装着红袖套……。这一切都说明,留守队面临后院起火
我同张忠良商量,如何应对我们这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只有让队员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防止后院起火,卸下我们的责任。张忠良说,现在学生不揪我们,市委不管我们,余跃泽不理我们,不如悄悄撤回去算了。我说这不行,学生是暂时不在,并不等于不揪我们;市委还在听我们汇报情况,并没有不管;余市长不管我们,但我们被指定负了责任。就这么溜之大吉,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张忠良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真的追究起来,首先是你的责任,我无所谓。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是市长身边的人,市委首先是找你。你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学生抓不到工作组长,你办公室主任不去顶着?我嘛,要是那里理抹起来,一个小小科长,说得脱就走得脱。真的走不脱时,大不了去找王绍川!
我知道,王绍川是财贸八一五总团的舵把子。曾经有人反映,看见张忠良跟他在一起过。难道他真的要造反?难道他已经跟八一五接上了关系?我思忖:果真这样的话,就糟了。
我借故到少年宫去给女儿送粮票。实际是到市委去找秘书长请示办法。王若说,市委也在考虑几所大专院校留守人员撤出的难题,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想法是:走,要征得学校造反组织的同意。至少要打个招呼,取得谅解。因为工作组是毛主席否定的,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要掂量这个份量。只要造反派点头,采取什么办法都可取。王若说,根据这个意图,如何做,你们去研究,去试一试。成功了,其他学校也可以仿行。不过,在征得造反组织同意时,不要暴露这是市委的意图。工作队员内部,也要讲的策略一些。个别队员动摇,想造反,设法稳住,不要激化,好好做工作。别的留守队已经有人造反了,很被动。但是,造反是毛主席支持的,你敢反对!大势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领受指示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回到松林坡,就与张忠良商量,然后召集大家开会。我提出,我们主动去找造反组织,要求安排时间让我们作检查。检查以后,他们谅解,我们就走。如果不能全部走,谅解那个走那个,走一个算一个。大不了我和张忠良留在这里当人质。张忠良说人质?这个官你自己当吧,我不当。大家哈哈一笑。
我和张忠良一起去学校。先到张叶枫家,说明我们希望检讨,争取解脱,探听在校的造反组织谁当家?张叶枫说,三个组织都有人留守,建议你们只找八一五,不要三个组织都去找。如果都找,可能会有分歧,反而走不脱。如果造成一个让你们走,一个不让你们走的局面,争论起来,还会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大胆走进八一五总部。见到了管事的勤务员,说明来意。这位勤务员了我们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红卫兵小将,并没有把你们软禁起来。你们长期住在松林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走资派要你们留守的,是黑市委要你们留守的。现在大家都出去闹革命去了,哪有人听你们检讨?除非是余跃泽来。我看你们还是自己解放自己吧!国际歌不是说了嘛?要靠自己救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你们转变立场,自觉地站到革命造反派的立场上来。彻底揭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揭发余跃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立场转变了,不就检讨了!通过大字报揭发,造工作组的反,让黑市委后院起火,自然就解放了。到那时,革命群众还能不谅解你们?我看你们驯服工具的毒素太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这一顿,就是要我们自绑请降!心里当然不服,但也无言辩驳。张忠良问:具体要我们怎么作?你们要不要派人来领导?勤务员说,你这是走资派那一套。只要你们承认造反,就是转变立场。转变了立场,就是革命群众的战友,那个还去监督你们?还要那个去领导你们?不过,你们写的大字报我们是要去看的。看你们是否彻底揭发,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如果搞投机,蒙混过关,后果自己负责。张忠良说,我们回去同大家商量商量,改天再来汇报。勤务员又笑了:你们老是改不了走资派那一套,总是汇报汇报的。我们不是走资派,不听汇报,你们来说一声就是。
走出总部大楼,这位勤务员又追上来,说:对于你们工作组的人,我们也清楚一点。比如你张光明吧,你是从北京来的,在黑市委的时间不长,得不深,你应当有条件获得解放。你张忠良呢,当个人事科长,也不是好大的官。那个人该当大官,那个人该当小官,你自己说了算数?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造反派怎样谅解你们,是你们有条件解放自己,就看你们是不是看清了形势!
被这个嘴上无毛的学生三番两次教训,我心头不大高兴。出得门来,我说,看不出这个学生,还会居高临下训人!张忠良说,不要小看他们,都快毕业的学生了。想想我们当年做领导,不也是这个年龄吗!他老兄比我想得开,他说得也对。
没有市里领导的同意,我们怎敢造反?于是,我们一同去了市委。那个年月,群众冲击市委厉害,市委大院各个大楼都被这样那样的革命组织占领了。市委领导深居一、二、三号楼办公,外人不易找到。我是联络员,知道怎么走法。
我带着张忠良没有走中山四路市委大门,而从人民礼堂对面的小路(现在的人民支路上段)上田坝子,绕个弯,到市委小礼堂。穿过小礼堂后台的幕布,折转进入冰糕房。出冰糕房,穿菜地,到二号楼围墙,从后门进入原来宋美龄住的公馆。到公馆侧门,嘭嘭嘭敲击三下,停一停,再敲击三下。门开了,是秘书陈蔚生。进屋后,我说要向秘书长汇报。他说秘书长在开会,得等一会儿。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在那里吃了送来的午饭。
刚刚吃完饭,王若秘书长从一号楼开会回来。他边吃饭边听我们汇报。谈完之后,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应当说,学生的条件不算高,无非是戴个红袖套嘛!有的工作组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全国都在造反,全市都在造反,不光是学生,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市委的干部大都带了,还有几个人没有造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这符合毛主席号召的精神。不过具体做法上,还是要有区别。你们是共产党员,不能与学生一道来冲击领导机关。如果学生要你们来市委,跟着喊口号可以,但是,揪斗冲击不要干。揭发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可以。中央都定性了,工作组阻碍压制了红卫兵运动,要承认这个。要揭发,不写大字报得行?不写就走不脱!但是,不宜公开的会议内容、文件、决定,还是不要公开出去。公开了,当然是领导的责任,你们自己也卷入其中,也会被动。揭发跃泽同志,写他的大字报,更是避免不了的。告诉你们他已经被学生抓走了,想保也保不住了。但是,揭发最好限于工作组的事情,限于已经公诸于众的事情,不节外生枝为好。
王若同志谈完以后,我还想再绑死一句话。我说,答应他们的条件,戴红袖套,纯粹是为了走出松林坡,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同时也是防止发生内部变化。但是,戴上了红笼笼,做出造反的姿态,领导会不会对我们另眼看待?王若回答说: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顾虑这么多?不过话得说清楚,一旦你们戴上了红笼笼,你就不要再到这里来汇报工作了。不是不相信你这个同志,是防止造反派抓你的辫子。
王若这样表态,张忠良给我递了个眼色,说明白了。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张忠良悄声问我:你对王若的表态怎么看?我说:大势如此,既是实际,更是策略。我们要紧紧记住他那几个但是张忠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路上,我们还就王若讲的话,那些传达,那些不传达,具体交换了意见。有些话不告诉大家,目的是防止万一被人出卖。一旦有人抓我们奉命造反是打入造反队伍中的奸细,我们两人都得兜着走
回到松林坡,大家见着了我们,才缓过一口气。他们还以为被学生扣留了。我们说了学生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意见。大家急切地问市委同意不同意?张忠良说,我们去了市委,没有找到领导,经办人员叫我们同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又问:你们的意见呢?张忠良说:只要能够离开松林坡,不丧失气节,方法可以灵活运用。还是有人不明确:怎么灵活运用?张忠良说:戴上红笼笼造反。我说:我们造反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自身解放,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我们写大字报,学生谅解了,才能背起包包开溜。大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还是有人要我去市委请示一下。张忠良拿话搪塞: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管不得那么多了!
造反组织定为重庆大学工作组八一五造反团。张忠良是留守队长,自任团长,我是书记,自任政委。为了支持工作组造反,学生送来一大批纸张、毛笔、墨汁,供我们使用。当天中午,重庆大学的广播喇叭响了,公布工作组宣布造反的消息。其说法是黑市委后院起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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