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骚乱的重庆（1-10）

tuffy05

转自 张光明的新浪博客

1966年的春天——《骚乱的重庆》（1）

张光明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都在重庆市级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十年间，重庆党政机关像走马灯似改变着名称。先是市委、市人委，后来是革联会、革筹组、革委会，最后变回到市委、市人民政府。虽然名称改变，我却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因而见证了重庆发生的若干事件，亲历过许多事情。
十年中，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戴过高帽，有时整得喘不过气。既有处世的艰难，又有工作的乐趣；既有“解放”的喜悦，又有挨整的痛苦。那些争权夺利的权谋，那些勾心斗角的派斗，那些你死我活的较量，那些惊天动地的战役，那些尸横遍野的战场，那些死难者的坟堆，那些损毁了的大楼，那些被害死的领导，那些因武斗而肢体残缺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些怪事、趣事、鬼事、无聊事，至今历历在目。“文革”十年的重庆，怎一个“乱”字了得！
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内乱”。这就是本文题目的来由和依据。这里与朋友见面的50篇回忆，约20万字，仅限于自身的经历，只是重庆“文革”的冰山一角。
事情得从“文革”前一年说起。1965年冬，我从北京《大公报》正式调到中共重庆市委财贸部，结束了多年的记者生活。不久，部长余跃泽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财经工作和农村多种经营。我是他们用干部从《大公报》交换来的秀才。他要求我随同一起调到市政府去，协助他处理业务，起草他所需要的文稿。于是，我便到了市人委办公厅“农财科”。当时市里机构，“部”与“委”设处，“厅”与“办”设科。“科”“处”名称不同，职级相当。“农财科”两个人，市长告诉我任科长，等待正式下文。副科长熊明勋，是已经任命了的。
1966年初，机关传达、学习“文革”文件。接着，批判《燕山夜话》、《巴山漫话》和《二月提纲》。这些“文化革命”的前奏，对日常工作还没有多大影响。余市长是个精力充沛，大刀阔斧干事的领导。你运动归运动，他工作归工作。半年间，他领导结束了财贸系统的“四清”运动；慰问了在大巴山劳动的知识青年；组建了蔬菜办公室，制定了一套解决城郊蔬菜产供销协调的办法；扑灭了来势凶猛的生猪口蹄疫病毒。……一个接一个的工作胜利，他心头高兴，我干起事情来也爽快！
正准备对全市多种经营开展系统调查时，波涛汹涌的“文化革命”深入了。余市长不得不丢下手头的事情，投入到运动中去。这是省委、市委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6月19日，余市长去市委开会。下午，他从会上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即刻到他家去，有事情对我交待。我问带不带什么文件，他说什么都不用带，人去就是了。
快下班时，我到办公厅大楼去办事，楼道里碰见副市长段大明。段是常务副市长，主持政府全面工作。机关里，大家非常敬重这位相当严肃的老革命。我新到机关，见到他时还不敢主动开口。今天碰见他，点个头就想走过。可他却主动叫我进办公室坐。我以为他有什么工作要对我交待，但他却问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他问我到办公厅多久了？我说快半年了。他问我业务是不是熟悉了？我说财贸工作方面的熟悉了，多种经营方面的还吃不很透。他又问办公厅这一套工作是不是熟悉了？我说，在财贸部时，公文的拟办、催办、检查、落实，我不直接经手。到办公厅后，这些工作一包在内，不知是不是有差错，希望市长指示。他说：“跃泽同志讲，你工作很能干，笔杆子硬，今后要多做些工作哩！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学会独立处理一些事务，真正起到市长的助手作用。”我不断地点头。听他的口气，还有什么别的话，但又不明白说出来。我正犹豫如何应对，他已经站起来示意送客了。我边走边想：段市长说“领导不在时工作要多加思考”是什么意思？
下班后，我到食堂扒了一碗饭，便急匆匆去到余市长家。他住在饭堂附近，几分钟就到了。过了会儿他才急匆匆回来，一边叫家人给他弄点吃的，一边把我带到书房去。
他说他刚从第一书记任白戈那里回来。省委、市委决定他到重庆大学去做工作组长，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时间大约一个月。因为昨天晚上学校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还有三四个领导“困”在那里。市委要他立即去把辛易之书记替换回来。救人如救火，马上就要出发。他找我来，是交待他离开政府这段时间的工作问题。他说他走之后，分管的工作无人接替。白戈同志跟大明同志说好了：该他批的文件，送给大明同志批，大明同志批了就去办。大明同志不愿意批的，三天一次送到重庆大学去，由他批。等不及送去又非办不可的，可以打电话问。下边请他作报告，一律推掉。下边电话请示工作，有把握的，直接答复，事后报告一声就行。总之，这段时间，要依靠段市长，自己多思考，大胆工作。他马上要走，就这些。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了段市长下午说话的意思。
遵照余市长的交待，他离开后我寸步不离办公室，谨慎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但是，提请段副市长批示的文件，一个也批不下来。他一天到晚院内院外开会，也没有办法见到他。一天早晨，我老早就到他去办公室的必经之路等他。他见到我，问：“催文件吧？一会我叫人给你。”不一会儿，机要秘书把我提请他批的文件全拿来了。可是一件都没有批示。秘书转告我：段副市长讲，他真的没时间看这些文件，能请示余市长的就电话请示他。不过，恐怕他也没时间看这些文件了。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压下再说。
我打电话到重庆大学，根本就找不到余市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时候，市委、市人委已经是“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那里还有时间批阅业务文件！
正当工作无法进行的时候，司机王志福从重庆大学回来了。他说：“余市长叫我来接你，要你马上到工作组去起草一个文件。起草以后再把你送回来。”



卷入副市长的救火队——《骚乱的重庆》（2）
张光明

见到余市长，他说：“本不想把你拉来的。但是我要作一个报告，八九千人，你得给我弄个讲话稿子。弄完之后你就回去，办公室没有人不行。”
余市长要给重庆大学师生作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再次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即“五一六”通知。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文件”上来。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通知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要调离他们的工作，撤销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对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他们不能是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我和工作组的秘书组长樊天铎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给余市长准备的讲话稿子里，把“五一六”通知中的内容，原原本本抄上。然后根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以及报刊上介绍的各地动态，进一步“解读”“通知”的精神。目的是让师生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目的、对象和做法。
除了转述文件精神以外，还要加上师生反映出来的“活”思想。这是樊天铎事先就收集整理好了的。根据这些思想反映，有的放矢地作些解释、开导、澄清。洋洋三四十页，整整搞了一天一夜。稿子写好以后，嘱咐机要秘书天亮送给余市长审阅。之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按说我可以回机关了。但余市长没有开口我还不能走。何况，我还带来一些要他批示的文件呢！
信步走到风雨操场，看他正在作报告。重庆大学的风雨操场是露天的。夏天的重庆，骄阳似火。在大太阳下，听众席地而坐。有的撑着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把外衣脱下顶在头上，一个个摇着扇子，挥着手绢，汗流浃背地听着。余市长把讲台移至露天，让自己晒在太阳下，也是大汗淋淋。
本来，主席台上有一堵挡风遮雨的墙壁和一片顶棚，可以保证坐主席台的领导和做报告的首长不被太阳晒着。但是重庆大学的校长郑思群，在这里给师生员工作报告时，总是与群众同甘共苦，有太阳一起晒，有雨一起淋，从来不把讲台摆放在阴凉地方。余市长注重郑校长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作风，也这样做了，得到了师生的正面评价。
中午吃饭时，我同余谈起批阅文件的事。我说，请你下午把几个最急迫的文件批了吧，我该回去了。他说，今天下午不行，晚上好了。要么你就多住两天，今天报告过后，看看群众有什么反映。简报要报市委、省委和西南局。樊天铎把稿子整理出来后，你帮他修改一下再走吧。
几天下来，简报稿子还没有弄好，工作组便接到通知：学校党员干部和工作组党员干部，都要听林彪的录音讲话，我只好就地参加。
林彪的录音讲话，湖南口音很重，录音的杂音又大，不是十分清晰。我只能听出个大意。有很大一部分讲“政变”问题。他引经据典，大谈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修正主义。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又特别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国际上搞政变，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风气。1960年以来，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政变就是改变政权。一种是人民起来革命，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以及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内部搞起来，上下结合，有的还和外国势力结合搞颠覆，甚至武装进攻……。从我们国家来看，从秦始皇开始，历经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还有五代十国，大抵都是开国以后，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就要发生一次政变。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我们共产党夺取政权16年了，我们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会不会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在这之前，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受北京大专院校斗争形势的影响，重庆大学有不少师生把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修正主义”的帽子随便扣，“炮轰”、“火烧”的大字报满天飞。校、系两级党组织无法领导运动。为了平息众怒，转移矛盾，按照各地的做法，省委、市委拿郑思群开刀，宣布批准他停职检查。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就由工作组全面领导了。
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长外，增加了驻渝部队某集团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成员达三百多人。其中，地方干部二百来人，军队干部一百来人。
人员增加以后，工作组组建了办公室，作为综合办事机构。指定集团军政治部的赵处长为办公室主任，我和市供销社的殷青锋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秘书组、专案组、接待组。赵分管政工组和专案组，我分管秘书组并与市委联络，殷青锋分管行政和接待组。这样一来，我便卷入工作组这个救火队中，走不脱了。



任白戈点名，副市长受累——《骚乱的重庆》（3）
张光明

学校党政靠边站，工作组被赋予领导权，整个学校的责任便落到了自己头上。可是，工作组并无回天之力。前后接连不断发生的事情，使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思想和秩序都更加混乱。
此前，国务院发出通知：“本年度高等学校招生推迟半年”。重庆市决定：“全市高中毕业生停止高考”。全国推迟招生，全市停止高考，重庆大学当然就推迟了应届生的毕业分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能毕业，不能分配，不能就业。这关系着他们的饭碗和前途，反响很大。
学生“围攻”市委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发生“六一八”事件之后，学校已经无法上课。教师呆在家里，学生不进课堂。近万名师生员工乱哄哄，人们无所事事。
这期间，时不时从北京传来的书信中，或者打来的电话中，散布着若干小道消息。群众根据这些消息，分析形势，窥测动向，凭着感觉，书写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矛头除指向系总支、校党委外，还直指工作组和重庆市委。北京来的小道消息真真假假，尽情煽动。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工作组看不惯，市委不允许。从中央到地方，向学校派工作组，就是想整治这种“乱”。就是要把学生的行动引导到“学术讨论”这个轨道上来，从而达到“治”的目的。以“治”制“乱”，成了工作组强调的大方向。郑思群为了治“乱”，跟学生顶牛，“阻碍运动”，被停职反省了。工作组治“乱”，也与学生“顶”上了(这个顶，是顶撞，顶牛，不同于现在的网络语言)。
难以预料的是，混乱之中又雪上加霜。7月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红旗杂志》上批判周扬的一篇文章。文章是《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写的。穆欣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来头不小。文章说周扬是“文化界的反动权威”，是“修正主义分子”。在文章的注释中，点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名。说什么任白戈30年代在上海“左联”时，投靠了“托派”。
党中央的报纸、杂志，在不跟地方打招呼的情况下，对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的一把手点名，异乎寻常。这使得重庆、四川、乃至西南局领导都措手不及，陷于被动。为了避免受到冲击，省委把任白戈安排到外地去躲藏起来。这样一来，重庆市委机关为之震动。虽然还不是人心惶惶，但，“山雨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重庆日报》没有转载这篇文章。尽管此地报纸没有转载，但学生还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随即又看到了《人民日报》和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于是，大家对任白戈议论纷纷。有些学生推论：任白戈是重庆的党政一把手，一把手都被《人民日报》点了名，那么重庆市委肯定有问题。本来大字报就指向了市委，指向了任白戈。如此政治风浪推动，学校揭批任白戈的大字报与日俱增。
点名之后第三天，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为了稳定重庆，特派省委书记廖志高到重庆来，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吹风”。说明任白戈在重庆十多年的工作是好的。余市长参加了这个“吹风”会。回校后，他认为应当给重庆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适当透露廖志高内部讲话的精神。让大家消除对任白戈的误解。只要把矛头从任白戈身上移开一下，即可减少市委的压力。他的意图得到了工作组其他领导的认同。
工作组决定召开一次大会。由余市长讲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阐述对穆欣那篇文章的一些看法。这个意图确定之后，我们便给他准备讲话稿。因为大会是以总结前阶段运动，布置下一步工作的名义召开的。所以，在起草讲话稿时，大量的内容还是讲工作，讲学习，讲运动大方向。对任白戈问题，只作为陪衬捎带出来。我们认为这样讲，不去同学生硬碰，也不至于触动上面隐藏着的什么意图（当时认为：如果上面有什么意图的话）。于是在准备的稿子中大意是说，穆欣的文章是学术上的讨论，不一定理解为对某一个人的政治结论。穆欣说的是30年代的事情，是历史，是非曲直，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任白戈同志是上级党委任命的第一书记，是人代会选举出来的重庆市长，而且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负责人之一。对他怎么看，相信上级党委和人民代表会做出处理。不管任白戈30年代有没有问题，他在重庆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学校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老是在穆欣文章的一条注释上争论，影响当前的大方向……等等。这个稿子的主观意图是，不要与学生正面顶牛，免得“烧香引出鬼来”。
稿子弄好之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放在余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们睡觉去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机要秘书说：余市长对稿子有修改，现在到团结广场看大字报去了。叫我把他审改的部分再斟酌一下。余市长这个人是比较讲民主的。在文稿上不耻下问，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要我斟酌，我自然从命。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我拿到稿子，见前面有余市长写的便条：大意是稿子看过了，基本可用，只是态度还不够鲜明。他自己加了几段话，叫我斟酌一下。
我看了他加上的几段话，有些话对任白戈有“打包票”的感觉。大意是：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任白戈是中央决定的，是省委任命的，是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出来的，是值得信赖的。任白戈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领导，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不是想抹煞就可以抹煞掉的。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是坚强的革命派。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等等……。
余市长增加的这些内容，的确比我们起草的稿子要鲜明得多。这些内容和观点也肯定是正确的。对于任白戈这位领导，我虽然不熟悉，但对他的名望向来敬仰。多次听过他的政治形势报告，佩服他的学识和口才。但是我仍然认为，此时此地，还是不要讲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为好。工作组已经跟学生“顶”上了，再这样针尖对麦芒，恐怕效果不大好。于是，我在这段话的旁边用铅笔写了“此段似可不讲”几个字。这是供余市长考虑的建议。
早饭后，我处理完一些事务去到会场，余市长讲得兴高采烈，讲到对任白戈评价那一段时，他没考虑我的建议，把自己加进去的话都讲了。而且，态度更加明确，语气更加激愤。
当天中午，余市长召集各个系的工作组长开会，布置观察师生听了报告后的反映。当天晚上收集反映时，发现不少的学生跑到图书馆去了。工作组中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学生到图书馆读书，正是工作组要求把运动引入学术讨论的大方向。
但是，为什么学生们一下子喜欢起读书来了？有的同志还是纳闷。散会后，余市长布置各个系工作小组派员到图书馆去观察，看看他们查阅些啥子资料。去的人返回来汇报：学生们不是在查阅图书，全都在查阅报纸、杂志。他们分别借出解放以来，中央、四川、重庆的各种大报和小报，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内部办的报纸、杂志。按照年级、按照班组摊派任务，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摘抄。图书馆内外，阅览室里，院坝里，路灯下都是查阅报纸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把报纸拿回教室、宿舍去查阅，态度非常认真。
工作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天，校园出现了大量揭批任白戈同志的大字报。学生从各个报刊上，摘抄出刊载任白戈的文章、讲话、报道，断章取义地挑剔出一些字句来，上纲上线，以此来反驳余市长对任白戈的肯定。
第三天，学生们将校园贴过的大字报重抄出来，浩浩荡荡地送到市委去张贴，使市委大院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些大字报还派学生送到成都，贴到了省委机关和西南局机关。质问省委和西南局：为什么工作组要给任白戈打包票？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中央的行为。要求省委、西南局表态：“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
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对准了任白戈，指向市委、省委和西南局。责任追到余市长头上，因此他受到了连累。
   

鲁书记震怒，余市长检讨——《骚乱的重庆》（4）
张光明

市委大院搭建了若干席棚,让学生贴“批判”大字报。学生为了“保护”这些大字报，占据了市委办公厅大楼的一些房间，在那里安营扎寨。一时间，来张贴大字报的，来看大字报，人群川流不息，市委机关不得安宁。市委领导进出大院时，人们拦车，要求答复“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在省委，在西南局机关，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省委、西南局要求迅速查明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市委分别找余市长、钟池、崔成礼谈话，找学校干部谈话，在学生中了解情况，才弄明白了，这是学生对余市长的讲话产生了“疑反”心里而引起的。
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市委要求余市长做出书面检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在重庆的代表刘文珍、燕汉民，就地催促书面检讨。面对这样的形势，余市长不得不作违心检讨。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讲话的内容并没有错误，只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因此在检讨中免不了要作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检讨送到市委，市委不满意，省委、西南局也通不过。
据说，市委书记鲁大东问他：这种严肃的讲话，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所准备？有没有准备稿子？稿子是不是经过了集体讨论？余回答说有讲话稿子，但没有经过集体讨论。鲁大东问，是不是从《大公报》调来那个记者写的？把他给我叫来，我要问他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显然，鲁大东也迁怒于我了。
那天午饭前，余市长从市委回来，抱着歉意的态度对我说：“这里的工作需要你，家里（指政府机关）的工作也需要你。今天下午你就回去吧！回去时，先去找王秘书长，可能大东同志要见你。”
我到一号楼去见王若。王若说：“大东同志现在有事，你就在我这里坐一会儿。”王若问起我给余市长准备讲话稿的事。他说，对白戈同志评价的那些话，搞得跃泽同志非常被动，大东同志很生气。等会儿你见到大东同志时，他批评你，听着就是了，不必解释。话是跃泽同志讲出去的，责任在他，你记取教训就是了。
听秘书长这话的意思，余市长捅的“篓子”是我引起的了。因此说他有责任，我要汲取教训。我认为，教训我当然应当汲取，但这么大的“黑锅”我那里背得起！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
于是我说：稿子是我准备的，但是关于评价白戈同志的有些话，是我稿子里没有的。
王若听了非常吃惊：“怎么？那些打包票的话不是你写的？”我回答了事情的经过。王若又问：“稿子呢？在你那里？”我说，他讲完以后，机要秘书就存档了。王若说，既然是这样，待会儿在大东同志面前，还是适当说明一下，免得误会。
王若把我带到鲁大东办公室。鲁书记把我瞪了一眼，“辟头盖脑”训我：“你惹了多大祸！知道不知道？那些话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哪里抄来的？你给我说清楚！”
鲁书记如此的严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我犹豫着不敢讲话，秘书长替我说话了。他说：刚才问过光明同志，有误会。那些话，是跃泽同志即兴发挥的，与光明同志起草的稿子没有关系。
鲁大东听了一惊，面向着我：“是这样？你说说！”我把过程简单说了一遍。但是我没说曾经建议过，提请余市长最好不讲那段话的情节。我不是要向市委主要领导隐瞒，而是认为说穿了对余市长更为不利。但是王秘书长还是替我补充了。
鲁大东态度缓和了下来，这才示意我坐下。说：如果是这样，你没有过错。你还提醒过他不要讲，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嘛！中，中！你把稿子拿来我看。
我说，我打电话叫人送来吧，我不在工作组了，马上回机关工作。王若说：我现在要去建工学院，顺路去一趟重大，你就跟我一起去取稿子。然后他对鲁大东说：还是叫他与市委联络好了，他比较机警。鲁说：“中，中。”
在去取稿子的路上王若说，因为误会，大东同志生气，说不让你做工作组与市委之间的联络员。一定是这个原因才叫你离开工作组的。现在误会消除了，刚才大东同志同意了，还是由你来向市委汇报情况。待会儿我给跃泽同志说，你还是留在工作组的好。
到了工作组，王若上楼去找余市长谈事，我到去机要室去要稿子。我带着机要秘书把稿子送到王若手上。王若说要带回去交给鲁大东看，用完之后叫人送回来。然后对我说：跃泽同志不在办公室里，我不等他了。我已经把情况告诉了钟池同志，由他转告。你就不必回机关了。
王若同志替我解了围，我心存感激。

  

郑思群自杀与抢救经过——《骚乱的重庆》（5）
张光明

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奉命留学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解放军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教育长。1952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并为此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以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重庆大学受其影响，开始揪“混进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矛头指向校、系两级领导。一所近万人的大学，教学秩序顿然混乱。郑思群身为校长，又是党委书记。职责所在，不愿坐视，不肯回避。为了引导正常教学，纠正学校混乱,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就顶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头，背离了“五一六”通知精神。既然赶不上政治潮流，阻碍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便由重庆市委提出，报经四川省委批准，宣布停职检查。
公开揭发郑思群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没有什么“钢鞭”材料。“重要的”的是宣布他停职之后，投入检举箱中的材料，和个别人直接到工作组递交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知情者”，来自文书档案，自然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些人之所以要“揭发”自己的老领导，并非什么个人恩怨，主要是赶当时的政治潮流。也可以说是响应号召，出于政治冲动。
郑思群的级别高、资格老，干部档案不在学校里。而要审查他的问题必须接触他的干部档案。要到上级组织部门查阅档案，不是一般工作队员所能胜任。工作组特地把机械系工作小组长张忠良抽出来（由副组长黄启璪接替）做专案组组长，专门汇总郑思群的材料。张忠良是重庆市商业局人事科长，审查干部有经验。
郑思群的材料汇集起来以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在亲属关系和与苏联专家交往方面有“辫子”被抓。突出的是两点：一是指派妻子去跟从美国来的哥哥见面一事，详情不明；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没有严格按照涉外规定办事，仍然与苏联专家通信、通电、馈赠，且委托其照料在苏联留学的孩子。揭发者中有人怀疑，与郑思群联系密切的苏联专家，可能是“克格勃”。
      7月29日，专案组告诉郑思群：经过市委批准，需要对他实行监护审查，必须搬到松林坡招待所去住。郑思群要求与妻子见面，学校把他的夫人从省党校接回家来。据接近他的人反映，夫妻长谈一夜，并说他不会自杀。次日，监护人员带领郑思群住进了松林坡招待所。监护他的人是其老部下，没有工作组的人。
      8月1日下午，工作组三个领导出面与郑思群集体谈话。谈话地点在工作组会议室。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赵处长参加，专案组长张忠良做记录。谈话的意图是向郑思群“提示”材料。其目的是让他明白，省委、市委不是无缘无故将他监护审查，是因为他有“问题”要弄清楚。工作组掌握有他的“材料”。谈话中他虽然态度坦然，但对与苏联专家交往问题有些紧张。不过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与否定的解释。末了，他要求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被拒绝。
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反帝反修高过一切，《九评》余波未尽，中苏剑拔弩张，而“里通外国”、“与克格勃”有瓜葛这样的帽子。即使是郑思群这样的老干部，无论你有没有问题，都是吓人的。
次日凌晨（即8月2日），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突然跑来叫醒我，说是郑思群自杀了。我大吃一惊！
按照办公室主任分工，专案组的事情应由赵处长去处理。可他住的是后楼，黑灯瞎火的，不清楚他在那个床位。人命关天，救人要紧。既然找到了我，我这个副手只好僭越了。我叫人立即去后楼报告工作组领导。同时和秘书组长樊天铎，抓起衣服就同监护人员往松林坡狂奔。
监护人员是学校的保卫干部。他边跑边给我介绍情况：他与另一位同志值夜班。半夜里，也就是一个钟头以前，郑思群起床在室外走动。他们劝他回房休息（有人说，在“劝”说中有出言不逊的情况，但无法查证）。过了一阵，听到郑思群房间发出声音。好像是在“呻呤”，又像是“卡痰”，床铺也在响动。他们进入房间，看见蚊帐的一头染满了鲜血，地下也一大滩鲜血。他们明白是自杀了，呼喊也不见答应。为了保持现场，他们不敢搬动，所以留下一人照看现场，一人跑来报告。
我们听了他的介绍，估计人还没有死。出于工作组的责任所在，救人要紧，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在工作组领导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我决定往距离最近的工人医院送。监护人说没有担架。我说，没有担架就放在棕板床上抬。要跑步前去，争分抢秒，时间最重要。
樊天铎跟监护人去现场组织运送。我进入路边招待所打了四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汉渝路的工人医院，告诉他们，立即去叫医院领导，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因为出血过多，生命危险，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一刻也不能耽误。对方问我是那个单位的？我告诉他说，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问病人什么时候送到？我说半个钟头以内。对方答应马上去办。第二个电话通过市委总机（军线），打到西南医院值班室。告诉值班人员，马上向值班首长汇报：重庆大学有一个高级干部，因为刀伤大出血。请求野战医院立即派出最好的外科专家，赶到工人医院支援。我也同时告诉我是重庆市人委办公厅的。对方答应马上行动。第三个电话打到市委值班室，请他们立即向王若秘书长或者任何一位值班领导汇报：郑思群自杀了，生命危险，正在送往就近的工人医院抢救，已经电话请求西南医院支援。同时也要求市委值班室给西南医院再打一个电话催促。第四个电话打到工作组，叫值班人员告诉余跃泽等领导，郑思群已经在送往工人医院途中，请他们直接到医院，不必去松林坡现场。
打完电话从招待所办公室出来时，天已微明。樊天铎带着监护人员，已经将郑思群抬到路边来了。我看他眼睛没有睁开，脸上没有血色，身上盖着一张白被单。我喊监护组再去两个人，轮换抬着跑步奔向工人医院。我自己紧紧跟在后面奔跑。
从我被叫醒至送进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医院已经做好准备，领导和医生们等在门口。我们扶着棕板床，径直冲进抢救室，一刻也没有耽误。我给医院领导说明：伤者是重庆大学校长，高级干部，市里十分重视。要求医院全力以赴，务必挽救病人生命。医院领导立即给医生耳语，医生连连点头。
一刻功夫，轰鸣的军用救护车，载着西南医院的几位专家飞驰而来。车还没有停稳，军医们就跳下车，冲进抢救室。
随即，余市长、钟政委、崔成礼跑步而来，气喘吁吁。
抢救中，市委一把手鲁大东飞车赶到。随同鲁大东来的有王若、张海亭两位秘书长。鲁大东询问自杀情况和发现以后的处置经过。余市长说是我最先接触情况，叫我直接汇报。汇报中，有人提出应当直接送西南医院。我解释：当时天没有亮，没有担架，没有医生，没有救护车，甚至没有多的工作人员。事发突然，连喊司机调车都来不及。即使有车，也无法往轿车里放。为了争取时间，抢救生命，不能不先往最近的医院送。并且也考虑了西南医院的技术实力，故而电话向西南医院求援。事实上，郑思群送到这里后，西南医院的医生随即就到了。这比等着救护车来现场再送西南医院，更能赢得时间。我解释后，鲁大东等认为处置得当。
医生们知道伤者的身份很高，用尽了一切办法，并大量输血。但因出血过多，没能挽救郑思群的生命。直到九点多钟，才不得不停止抢救，宣布郑思群死亡。
郑思群遗体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我们在医院的全体人员返回工作组。鲁大东吩咐，通知工作组党委成员、重庆大学校党委成员，不是校党委成员的系总支书记，不是工作组党委成员的系工作组组长，专案组长，立即来开党委扩大会。趁着等人的间隙，大家草草吃了早餐。这时已快中午了。
鲁大东亲自主持这次党委扩大会。主要内容是宣布郑思群自杀身亡。他指出，郑思群虽然被审查，但他还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自杀都属于叛党行为。因此，郑思群是自绝于人民。然后，对于郑思群自杀的善后工作进行了部署：第一，立即召开全校共产党员和有一定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布郑思群自杀。第二，天气太热，遗体必须当天火化。火化之前，通知其妻子与遗体见面，同时请省委党校协助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第三，从现在起，学校党委与工作组党委合并组成联合党委。合并后，指定余跃泽任书记，钟池、张叶枫任副书记。除原来两个党委的委员外，补充张光明为联合党委委员。第四，学校“文化革命”运动，不能因为郑思群的自杀而受到干扰。联合党委要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充分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第五，立即通知公安机关派员勘察自杀现场，对自杀利器来源进行侦察，做出技术鉴定。第六，为争取时间，市委直接向省委、西南局书面报告自杀及抢救经过。工作组无须向市委写简报，集中力量做善后工作。
当天晚上，专案组送来公安部门的勘查结论：郑思群本人用左手握住刮胡刀片，切割其右颈部的动脉血管，出血3000－3500毫升死亡。是自杀，排除他杀。刀片来源是他夹在书中带入松林坡的。刑侦专家指出：一般来说，用左手握住刀片切割右颈部的动脉，只有懂得生理常识而又决心自杀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切割皮肉产生疼痛时，痛的本能会自动松手而切割不深。人的右手灵活，松手较快，自杀容易失败。而左手笨拙，在慌乱中反而会切割得更深。郑思群使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割断了血管的大部，故而失血太多，尽管抢救及时，但抢救无效。

工作组被否定后的大撤退——《骚乱的重庆》（6）

张光明

工作组从重庆大学撤出，被学生形容为“屁滚尿流”。说实在的，“屁”虽然没滚，“尿”也还没有流，但紧张得十万火急，的确是事实。
郑思群死亡的消息，没等到学校正式传达，不少人就知道了。说也奇怪，有的人在批判时，左一个“修正主义”，右一个“苏修走狗”。人死了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工作组逼死了老校长，好校长。不明真相的师生，找工作组算账来了。
当天中午，就有人来工作组，要求公布校长郑思群自杀的真相。紧接着，工作组大院外面，墙上、地上、电线干上都是质问的大字报。工作组办公室有一个接待小组。组长孟凡均，才思敏捷，言词犀利，善于解答各种询问、质问、责问。可是学生说他像弹子球那样圆滑。曾经有人在接待室给他贴过一幅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园又滑”。学生不听他的，要求见余跃泽。不得已，分管接待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殷青锋出面支援。
到了下午，工作组院外已经是人山人海。有的高呼“还我郑校长！”“工作组是杀死郑思群的刽子手！”“血债要用血来还！”“把郑思群专案组的人交出来！”
第二天上午，不少学生抱着一捆捆大字报走出校门。大字报上街了，郑思群的死，捅到社会上去了。大约10点钟，市委来了电话，学生已经到市委大院贴大字报去了。
余市长被通知到市委参加紧急会议。我们以为与郑思群之死有关，吩咐专案组准备汇报材料。不料他从会上打来电话，指示我立即去新盖的机械系教学大楼，实地查看水泥地板是否潮湿？自来水通不通？厕所通不通？能够住多少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立即联系学校行政处解决。他说，学校负责人张叶枫也在市委开会，已经给行政处打过电话了。我问房子将要做什么用？他说别问那么多，回来再说。
我去看了以后，水泥地板是干的，自来水是通的，厕所可以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快下班时，余市长又来电话。要我通知各个系的工作小组组长，吃完午饭后，立即到会议室来等着，有重要事情要传达，一个也不能缺席。
余市长回来了，传达的是市委撤出工作组的紧急决定。大意是，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中央做出决定，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至迟必须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撤出。否则就是对抗毛主席。工作组撤出后，还不能马上离开学校，就地接受群众批评，清算错误，求得谅解。
余市长说，开紧急会议时与张叶枫商议，工作组撤出来全部住进尚未启用的机械系教学大楼。队员离开时，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不准带走学校的任何东西。工作中产生的文件、资料，全部带走，不留片言只字。工作场地和住宿地必须打扫干净。六点以前进入大楼后，任何人不能踏出大楼半步，任何人不得接待亲友来访，任何人不得与学校的人接触。违犯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不是党团员的开除公职。军队干部违反了如何处理，请钟政委考虑。钟政委说：也和地方一样，开除。
余市长说，现在大家回去，各个系立即召集工作组员传达。除了毛主席批评的话不可以传达外，其余都可以给大家讲。传达后各自分头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就地待命，等待市委来电话，各个大专院校同时行动。接到通知后，以各个系为单位，直接去新大楼。不准向学校师生透露任何情况，不准和他们告别。如果他们问，就说集中学习。
四点多钟，市委打来电话，说是各个学校都已准备就绪，可以撤出了。我叫两个人分别给几个系打电话。办公室这一摊子，文件多，资料多，办公用品多，要销毁的废纸也多。到了五点，收拾妥当了，但是工作组大门被学生堵住了。他们见一些系的工作组员慌慌张张离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来问个究竟。来访群众堵了大门，张叶枫带一辆卡车来给我们拉东西，进不来。孟凡均、殷青锋被学生缠着，行李还没有收拾。眼看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挤到殷青锋的旁边，向他耳语了几句。然后站在板凳上对大家说：“老师们，同学们！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立即搬到新机械大楼集中学习。六点钟以前必须报到。现在拉东西的车子要进来，我们的人要出去，请你们让开通道。有什么情况和问题，改个时间再谈。时间紧急，请大家支持。”
看见我们打扫院子来不及了，张叶枫说：“你们各自走，没有时间了。院子由我安排人打扫，我在这里守着。如果有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我替你们保存着，有机会时交给你们。”多亏了张叶枫帮忙，我们最后一个人到达新大楼时，刚刚六点。再晚一分钟就违反纪律了。
工作组进入大楼，稍事停留就分配住处。女同志住第四层，军队的同志住第三层，地方来的男同志住第二层。第一层不住人，省得被学生发现问这问那。
除了三个领导同志外，全部都是打地铺。水泥地倒还干燥，但是满地都是厚厚的尘土。没有扫帚，只好将毯子往地上一铺了事。白天苍蝇乱飞，晚上蚊虫成群，只有靠扇子驱赶。更要命的是排污管道不通，大小便冲不出去。几百人拉屎拉尿，堆积在那里，大热天气，几层楼臭气熏天。个别同志病了，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也不能外出看病。除了三餐饭是由学校食堂送来外，就是每天送三四挑开水。
大楼里，前两天还有自来水，后来也没有了。不知道是有人搞恶作剧，把进水管关闭了呢？还是自来水厂停水。向人打听，说外边没有停水。请担开水的工人告诉行政处找人检修一下。回答说，“基建部门还没有把大楼交付学校使用，行政处无法检修。学校混乱中，施工的人回原单位去了。”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呆着。
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工作组员暗自产生了埋怨情绪。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作组不撤到这里来，就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出去上厕所，势必与师生接触，一接触就说明工作组还在活动，也是对抗毛主席。如果就此一拍屁股离开了，不检讨，不认错，不等到谅解，更是对抗毛主席。在那个年月，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乖乖忍着吧。



工作组成立留守队——《骚乱的重庆》（7）
张光明


几百人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实在不是办法。想给市委请示，没有电话。等了两三天，市委派联络员来了解情况。我们反映了住宿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联络员一一记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由他来联络和转达市委的指示。他是刚刚从附近某个工厂调去的，对沙坪坝一带路径熟悉。他从来没有到过学校，师生不认识他，便于进出。除了他来以外，工作组有紧急事情，也可以派一个学生不大熟悉的同志到市委去汇报。市委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就打电话给学校的张叶枫，由他来转告。他说，市委估计，如果十天八天对工作组没有冲击，队员们即可陆续撤离学校。要求我们再坚持看看情况。市委要求，在这几天内，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来。
联络员走后，余市长召集大家开会，动员大家克服困难，再坚持三五天。好在工作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干部中，县处级以上要占到一半，其他也多是基层单位的头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党员和团员。在军队干部中，营、团以上干部也是绝大多数，全都是党团员。这样一个队伍，都有相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再怎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第四天，我们叫送开水的工人转告张叶枫，要求他多送几挑开水来，供妇女使用。此后不仅增加了开水，还送来二十多个搪瓷盆。又过了两天，水龙头里有自来水了。校医室每天还派医生来巡诊。有水、有医、有药，积存的大便也冲走了，这对安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坚持了12天，到了8月15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排炮”、“轻骑”两个造反组织，与校内的其他造反组织进行辩论。要求《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前去支援。《重庆大学》学生率领本校和《重庆师范附中》、《重庆六中》的学生4000多人前去声援。辩论中两派学生发生摩擦。学生到市委要求支持本派的“革命行动”。市委派辛易之书记前去做工作。学生对辛易之就事件的表态不满，围攻市委领导，直至深夜。重庆大学学生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把他们的造反组织定名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从此，“八一五”战斗团在市内进行大规模串连，进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遍及大学、中学、小学，进而到工厂、农村。再进一步串连到重庆周围的中小城市。使重庆及周围地区出现了若干个“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大学的学生走向社会，学校就没有那么热闹了。群众对我们工作组这只“死老虎”已不太在意。趁着这个机会，市委决定工作组陆续走人。
大约是8月20日左右，军队的干部首先撤回部队。撤走时，他们列队走出大楼，通过团结广场，步行到学校大门外上车。钟池同志的轿车，直接开到大楼外，然后上车离去。钟池同志说，之所以要这样公开地让师生看着他们离开，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得明白，去得明白。不偷偷摸摸，不鬼鬼祟祟。钟池同志的意思，也是试探群众对工作组员离开，到底有多大反应。事实证明，群众对工作组已无多大兴趣，没有任何反响。
军队干部走后，接着是地方干部中的女同志离开。女同志离开时没有像军队那样大张旗鼓，而是三三两两分散而去。女同志走后，观察了两天，没有群众过问。因为余市长和崔成礼进出学校目标大，则由我到市委去请示男同志离开学校的办法。我们的建议是：除余跃泽、崔成礼两个组长留下外，再选择几个群众意见不大的，和群众意见较大的同志留下。选择意见不大的留下便于今后工作；选择意见较大的留下，一旦学生要人，易于找到他们要批判的对象。留下的人组建留守工作队，指定正副队长，成立党团联合支部，直到取得群众谅解为止。其余的人，分期分批按系统回市委各个大口去报到，再由各个大口介绍回原单位。
王若秘书长听取我的汇报后，认为余市长考虑得周到。他去向市委领导请示后表示：市委领导同意你们的安排，但有两点：一是，系一级工作组离开前，要走访十来个师生代表，明确说明要离开学校，看他们是否同意。同意就走，如果不同意再说。二是，给离开的工作组员交待纪律：回到单位后，不在群众中谈论工作组的事情，也不要回学校来看望留守下来的同事。
按照市委指示，各个系的工作组长都走访了十来个师生，没有阻止工作组员离开的情况。当时，学校已经分成两大组织。一是“八一五”，大都“杀”到社会上去了。一是“赤卫军”，大都留在学校里。在征求意见时，多找的是“赤卫军”师生，他们不为难我们。
留守工作队组建起来了，每个系留下两到三个人，计有30来人。除余市长、崔成礼外，有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潘锡荣、曾祥国、徐顺安、戴桂荣、韩恒建、徐恩超、王叶宏、杨昌晶，等等。张忠良被指定为队长，我为副队长；我被指定为党团支部书记，张忠良为副书记。经请示市委同意，与张叶枫商量，学校将松林坡的小别墅划出一栋给留守队使用。安排在教师食堂吃饭，在招待所取开水、热水。
从新大楼搬到松林坡时，市委指示将工作组的所有文书档案和专案组整理的人头材料，全部交给张叶枫，由他指定专人保存。
留守队名义上是留下来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实际上也是市委观察学生动向的情报点。我们到学校看大字报，收集学生活动的情况，三两天由我到市委去汇报一次。余、崔两人有时也回家去。轿车不便于停在留守队，就偷偷停在松林坡附近的塑料总厂里，没有被学生发现。



陪副市长戴高帽子挨斗——《骚乱的重庆》（8）

张光明

国庆节前，大致是9月中下旬吧，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来“勒令”余副市长，到他们那里去接受批斗,地点在解放碑。因为工作组是重庆大学的“战利品”，外人批斗要过“借”。
批斗的前一天上午，十多个干部模样的人，戴着红袖章，有的腰间还扎根皮带。他们在重庆大学红卫兵的带领下，自称是重庆财贸“八一五”揪走资派战斗队。说，财贸系统各个造反组织实行了大联合。决定明天在解放碑，跟最大的几个“走资派”见面。“勒令”余跃泽上午九点前往参加，如不准时到会，“后果自负”。
余市长说，我们正在这里接受批判。要我去接受本系统的群众批判，是应当的。但是没有学校革命群众同意，我们不能随便离开。学校来的红卫兵马上说：“今天我们带他们来通知你，就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明天你自己去自己回来，老老实实，不许回家，不许溜掉。上午出去，下午必须回来，谅你也不敢乱跑。”
余市长说：“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大会结束后就按时回来，绝对不会乱跑。”
造反派们走后，我们打电话向市委汇报。市委答复应当去，态度要好，不要与群众对立。又打电话跟财贸部长许德联系，许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勒令”。余跃泽已经受过几次批判了，总结了一些经验：饭要吃饱，水要少喝，衣服不宜穿的太多，说话尽量简洁，不能与群众对立……等等。他说，这几条不仅老崔要留意，张光明、张忠良、孟凡均你们三个也要留意。不定那天也揪到你们头上来的。
第二天，余市长要我陪他去解放碑。车子开到重庆宾馆附近，在一个小巷子停下。我们步行前往，九点准时到达。许德已经在台上的石阶上坐着了。余大步走上台去，我也不自觉的跟着上了台。我见台上准备有三个牌子，分别写着余跃泽、许德、徐正身的名字。
看架势要游街，便欲下台给张忠良打电话通报情况。一个造反群众挡住我的去路，说：“我们没有叫你上来，你自己却上来了，来了就莫走嘛。”旁边一人笑扯扯的说：“徐正身没有找到。我们准备的是三顶帽子，你顶个数，正好！”我心想，要我顶商业局长徐正身？我哪里够格！但造反派不让我下去，我能说“不”？
不一会，拿了三顶高帽子上台来。分别写着“财贸系统第一号走资派余跃泽”，“财贸系统第二号走资派许德”，“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过了约半个小时，一个人上来给主持大会的说：“他妈的，龟儿徐正身，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主持人说：“不等了，开会。”
他们先拉着余市长走到前台边，靠着写有他名字那块牌子站好了。再去拉许德。许德满自觉，自动走向他的位置。两人都站好了，造反派来拉我，不无讽刺地说：“徐大局长没有请到，你不请自来，凑个数，委屈你一下。”于是把我拉到余跃泽旁边站着。台下有人喊：“要得，要得，他是黑秀才，叫他龟儿亮个相！”
看架势，反抗没有用，非得陪这个“杀场”不可了。我自我解嘲：“权当演活报剧，扮个角色吧”。但我申明，我不是徐局长，身前这块牌子应当拿走。他们还有点智慧，顺手把牌子翻过来，名字就没有了。接着是戴高帽子。他们两人是对着号的，我的帽子写的是徐正身。我又反对：“我不是徐正身，也没有当局长。”台下有人吼叫：“傻儿！他不是徐老头。给他换一顶！”有人又喊：“拿下去反过来写名字，快点嘛。”果然有人拿着笔墨上来，就在我面前，把“财贸系统第三号走资派徐正身”几个字涂掉。反过来写上“财贸系统最大的黑秀才张光明”。我说：“把‘最大的’那三个字去掉吧，我怎么称得上‘最’？”，他们还算听话，举笔就把“最大的”三个字涂了黑。这样，我无可奈何地戴上了。那知涂上去的墨汁太多，帽子一戴上，墨汁就流到我额头上来，再不揩掉，就流到眼睛里了。我随手取下来准备揩墨汁。他们以为我要把高帽子摔掉，赶紧过来吼叫：“你敢！”我指了指墨汁。他把帽子抖了抖，多的墨汁抖掉了，再给我戴上。
批斗大会没要余跃泽、许德做检查交待。造反头头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财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大联合了。定名为“重庆财贸‘八一五’战斗团总团”。各个公司的造反组织是“财贸‘八一五’××公司战斗团”。今天把财贸系统最大的走资派“勒令”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全社会亮相：我们财贸职工造反了！就是为了庆贺大联合的胜利！财贸“八一五”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革命造反组织的伟大胜利，是给余跃泽为首的大大小小走资派们敲响丧钟！
讲了一通之后，一个人上台领着喊口号。呼喊政治口号时，余市长也跟着举手呼喊。只是喊“打倒余跃泽”时，他才不呼喊不举手。
喊完了口号，就是质问了。造反者拿着话筒，与余跃泽一问一答：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不会反对毛主席！我几十年来的一切言行可以作证。”
问：“你去重庆大学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怎么说没有反对毛主席！”
答：“去重庆大学是执行党的任务。现在才知道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我检讨，我改正，但不是要反对毛主席。”
问：“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对中央文革。你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你干了哪些勾当？”
答：“至少从主观上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我本人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反对党中央呢？我在财贸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愿意检查，愿意接受批判。但是，我没有反对中央文革，更没有反对党中央！”
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过。”
紧接着，造反者又向许德发出了大致相同的一些口号式的问题。然后拿着话筒走到我的面前。
造反者：“你这个黑秀才，不请自来，得交待交待。说，你为什么要跟着走资派干坏事？”
我答：“跟领导在一起工作，是服从组织安排。不是我要跟就跟得了的。至于坏事嘛？我干的都是正事，没有那一件是坏事。”
造反者：“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来亮相？”
我回答：“知道，又不知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嘛，不请自来，我这误入歧途。你们要我站在这里，戴这顶帽子。我尊重你们。”
我的答话带有抵触情绪，余在旁边给我使眼色，我意识到了。可能因为我不是什么官，他们还没什么计较。
造反者：“你说你没干坏事，知不知道你写的是黑文章？”
我认真地问：“你说的是颜色？”
造反者：“不是颜色是什么？”
于是我答：“这么多年了，我写了多少文章，记不得了。”
造反派可能以为我接受了“黑”字，便自以为胜利了。问：“为什么要写黑文章？你除了给余跃泽写以外，还给那些走资派写过黑文章？”
我回答：“写文章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职业。除了给领导写以外，当记者给报纸写……。”
他继续问：“为什么要到处写黑文章？”
我答：“没法子呀，不写不行嘛！给领导写是完成任务，给报纸写是我的职业……”
我这样回答，台下有人发笑。我自己也想笑，但哪敢笑出来。
造反者仍然扳起面孔：“你承认自己写的是黑文章？”
我说：“写都写了，兰黑墨水嘛！你也问了，我怎么能不承认？”
造反者没有理解到我的话中话：“干了坏事就得承认。”
我说：“实事求是嘛。不过有时候也不见得都是黑的。”
造反者大声问：“什么！”
我答：“有时要用红笔修改。”
这一解释，台下有人哄笑。有的喊造反派：“×××，你这个傻儿，黑秀才打你抹胡（戏弄）了！”
主持批斗这人是个废品收购员，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台下这样“点”醒，他才明白了过来。随即从背后一脚给我踢来，踢得我好疼。骂道：“你给老子的，他妈耍我！”说罢又是一脚踢来。骂道：“你敢耍老子！看老子收拾你这黑秀才！”
台下有人吼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另一个造反者过来，对我发火说：“张光明！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啥子问题。你的问题多哩。我问你：你讨地主做老婆，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不是问题？该不该批斗？……”
我认识这个人。他是1955年和我一道，从长寿化工厂调到重庆来的。他们发火，还踢人，我耐不住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对不起，你弄错了。我没讨地主做老婆。我的老婆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转业军人！”
踢我的那个造反派：“她在那里？”
我说：“她是医生，在支援重工业建设。你们去抓好了。”
我横了心，什么都不管了，顶牛了。
台后一个高个子走上前来，接过造反者的话筒：“不问他这些了。他不过是条小爬虫，不要在他身上纠缠，影响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
接着，他转过头去向余、许问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时天上的雨下大了，斗争会就此收场。
造反派带我们到八一路的市百货公司，一人搞了一碗鸡蛋挂面。斗人的，挨斗的，官茅房的大便——人人有粪（份）。吃面时，那个给造反派下台阶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你是耍笔杆子的，墨水吃多了，敢耍弄造反派！你别得意，小心就是了。”威胁我这个人是谁？过去没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
吃过了面条，造反派来对我们说：“你们自己回学校去向‘八一五’战斗团报到。我们财贸‘八一五’讲信誉，说“借”半天就“借”半天。”
回重庆大学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讲话。司机王志福打破了沉默，对我说：“你把那个头头套起来‘医’，好耍。”余跃泽说：“不可取。不符合不跟造反派顶牛的精神。光明哪，你是文人，喜欢抠人家字眼，这要吃亏的。今后你就不要再跟我去这种场合了。”
是的，以后我再没有陪他上过“法场”。



一场“保”副市长的抗争——《骚乱的重庆》（9）
张光明


8月15日以后，重庆大学出现了几十个战斗组织。九十月间，就其名称而言，大致有三个派别。一是以“八一五”为主的一批师生。他们人数众多，斗争性强，影响特别大。一是以“赤卫军”为主的一部分师生。它们以高年级学生和党团员居多，斗争相对温和，社会影响不是很大。此外，还有一个叫《红岩公社》的组织。人数不多，能量不可低估。开初，大家都是闹革命，都是起来造反，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这个大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组织在对一些政策的看法，对领导干部批斗的方法，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态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八一五”认为“赤卫军”保守，说他们“与市委同一个鼻孔出气”。“赤卫军”为了要证明自己革命，敢于造市委的反，也冲到市委机关斗“走资派”。但是，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不大会去冲击机关，不随便抓人。通常的办法是静坐示威。有一次，“赤卫军”的几十个人在市委大院静坐，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中秋了，正是吃月饼的季节，接待人员给拿了一些饼子让他们充饥。他们接受了“吃饱肚子闹革命”的劝告，吃了饼子。因为饼子表面洒得有芝麻，攻击他们的人借此大做文章，羞辱他们是市委豢养的“麻子兵”。
不知是什么原因，“赤卫军”慢慢消失了，“八一五”一些人杀回学校来了。“八一五”没有“赤卫军”那么温柔，冲击力较大。
在“八一五”和“赤卫军”到处抓斗“走资派”，市里的主要领导，抓得到的抓了，没有抓着的也躲了。在找不到对象的情况下，工作组有个副市长，一个团市委书记，虽然是死老虎，也不失为揪斗目标。他们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那些走资派们，那些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们，到现在，住的还是小别墅，吃的还是小食堂，长得肥肥的，养得胖胖的，该好好触动他们的灵魂了。”
他们看重了工作组，留守队便不得安宁了。如何应对学生揪斗，工作组研究有几种预案，基本策略是主要领导装病。余市长和崔成礼的说项是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事先咨询过市里的保健医生，对病情、症状都对了口径，备有说辞。留守队的基本策略是不让学生把两个领导抓走。
国庆节以后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刚吃过午饭。两个学生来到留守队驻地。说是“八一五”革命造反组织，要检查工作组的学习情况。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们是待审人员，敢不遵从！？他们叫留守队的人全部到底楼会议室来。
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习了没有？”我们说学习了。
又问：“有没有人请假？”我们说没有。
又问：“余跃泽、崔成礼在不在？”我们说都在。
再问：“人呢？”
余市长和崔成礼正在楼上准备睡午觉。听到楼下呼叫，便答应着下楼：“来喽，来喽。”
他们见到了余市长，一个学生跟他说话，好比摆家常，另一个学生转身便走了。情况有些反常，估计来者不善。我们有意提醒余，问他降压药吃了没有？余会意，忙说还没有，起身要到楼上取药。学生阻止：“你们去给他把药拿来不行？我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呢！”
不到半个小时，一队红卫兵，大约二三十人，打着横幅，扛着红旗，呼喊着口号，朝松林坡跑来了。两个学生抱着一大卷纸，端着墨汁，拿着毛笔，气势汹汹走在前面。这是要搞什么行动的通常举动。果然，他们上了松林坡大道，转个弯，向我们驻地的小路走来。马上就有人领头呼喊“打倒余跃泽！”“打倒崔成礼！”的口号。他们沿路展开纸张，书写起大标语来。很明显，这是要揪斗工作组领导。我们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显然，刚才来的人是“刺探”人在不在。然后“稳”住对象，马上回去拉队伍。这说明，学生比过去“精道”了。
红卫兵把留守队团团围住，一个也不准出去。可是，机警的崔成礼还是溜走了。那时有一个原则：领导干部被揪斗时，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尽量不要被抓住。
一个头头模样的青年教师，举着事先写好的“勒令”向我们宣读。大意是：工作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你们忠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指令，忠实于黑市委，来到我们重庆大学，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你们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整死了忠实于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你们是地地道道的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在学校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八一五’揪工作组战斗队，来清算你们的罪行。现在，“勒令”余跃泽、崔成礼，到风雨操场去接受批判，老老实实交待罪行。
念完后大声问：“余跃泽，你听清楚了没有？”余市长态度平和地回答：“听清楚了。”这人又向我们大家问：“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我们也说听清楚了。谁知那个不踩祸事的留守队员徐顺安，却“拖声懒气”重复回答了一句：“听——到——了！”学生中就有人喊：“那个大个子故意装怪，先把他拉出来斗！”也有学生说：“今天先批判余跃泽，暂时把他放下，以后找他算账！”
两三个身强力壮的学生进来，架起余市长就要往外走。张忠良问：“你们要把余市长弄到那里去？”他们说：“刚才不是说了嘛，到风雨操场去交待罪行。”我说，他有病，刚才还在床上躺着。余市长尊重你们才下楼来。你们要批判，要他交待问题，就在这里好了。不要弄到风雨操场去，他受不了折腾。余市长也说：同学们，我的心脏病严重。我就在这里检查交代。我忍受不住时，好在凳子上坐一坐。张忠良一把将余市长按在椅子上。说：“坐下，坐下，你少说点话。话说多了受不了，医生是这样招呼的。”余会意，坐了下来。
学生哪里肯听，认为余是“装病”，是对抗运动，非要把他弄走不可。另外两个大汉冲了进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俩一边一个架着余市长就往屋外拖。余两脚不离地，不让他们拖走，皮鞋都拖了下来。看样子，我们是阻挡不住了。我喊：“不要这样拖，你们这样搞法要出事的。”我叫杨昌晶把皮鞋捡起来追上去，以给他穿皮鞋的机会缓冲一下。余市长也说：“别拖了，同学们！我自己走。”杨昌晶追上去给他穿皮鞋时，余急中生智，顺势一倒，就梭下地去了。我们的同志赶紧过去把他扶到一颗大树下，让他背靠树干躺着。余市长嘴里不停的喘气。喘息了一会儿，学生去拉，他死活不起来。说：“今天完了，我活不出来了，就死在这里吧！”
我趁人们在大树底下混乱时，急忙回屋给市委打电话汇报情况。张海亭接的电话。他同意我们的策略：拖时间，等医生来解救。我倒了半杯水，拿了两片药（维生素，平时说好的，说是心脏病药），走到他跟前，说：“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提醒你吃药。已经通知了保健医生，可能李医生马上就来。要你无论如何坚持住。”余当然明白我说的“家里”是指市委。这是告诉他，市委已经知道了，并且派医生来了。
一个红卫兵一把把我掀过去：“谁叫你打电话的？”我说是我自己打的。他又说：“为什么去通风报信？”我说：“人都这样了，心脏病嘛，说不行就不行，难道不应当告诉家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负不起责任，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待会医生来，真的病了，就及时医治；装病，就揭穿阴谋，不好嘛？”他无话可说。
吃了“药”，稍停了一会儿，学生又要把他拖走。余市长双手抱住大树不放手。我们都说，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医生来了再说。
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市三人民医院二门诊部的李厚荣医生到了。医生还没看病，领头的学生就把她请到一边。说：余跃泽是工作组长，是走资派，“八一五”战斗团批判他，是革命行动，是当前的革命大方向，医生应当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李医生表示：道理我明白，革命行动会支持的。不过我要看了病人再说。
李医生提出，先把病人抬进屋内，躺在床上检查。学生不同意，只好就地靠在大树下检查了。李医生要求其他的人退后一些，请两个同学陪着她检查。学生同意了。李医生听了心脏，说有严重的杂音，而且心跳加快，心率不齐。李医生问余市长感觉如何？余说，心里慌得很，胸部痛，肩膀也痛，背心也痛，一阵一阵的，有时痛得钻心。医生把听诊器举起问学生：“你们那个同学是医学专业的？也来听听看。”李医生明明知道重庆大学没有医学专业，当然没有人是医学专业的。学生都说不懂。一个女学生说，我用不来听诊器，但对于心脏病我懂一点点，我的爸爸就是心脏病去世的。
李医生对陪她检查病情的两个同学说：“我们到旁边去谈好不好？”边说边走向较远的石栏干。两个学生跟了过来，那个自称父亲死于心脏病的女同学也自动过来了。我和张忠良也靠了过去。李医生并未急着开口，学生急切地问：“是不是装病？”李医生反问：“装病？哪个说的？你去给我装装看！”学生无言回答。李医生继续说：“我从医生这个角度，如实告诉你们，余市长心脏病相当严重，而且是很严重，必须卧床静养。他心跳很不正常，觉得心慌心闷。并且反射到肩部、背部，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心脏病人，说不行就不行，几分钟就会拿过去。”那个女同学说：“对头，对头，我爸爸就是那样，脑壳一偏就走了”。这个傻丫头，关键时候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学生问怎么办？李医生说，送医院。你们拿两个同学跟我一道，看学校有没有救护车，马上送医院。学生说送医院绝对不行，住进医院他就跑掉了。李医生说，至少把他抬到床上去。学生还是说不行，风雨操场等着哩。李医生说“那好，送医院不行，让他卧床检查都不行，那就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现在我写病情记录。我要在记录中说明，是你们两个同学坚持不执行医嘱，坚持对他放弃抢救措施。你们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在我记录上签字，而且要你们的领导来签字。你们领导签了字，我的责任尽到了，我立马就走。我再次强调，我医生的责任尽到了，病人的后果，你们得担负全部责任。”李医生讲完后，对我说：“找个能写字的桌子吧，等一会儿，你也要签字证明。”李医生这一表态，那个女同学给她们的同伴说：“要不得，要出事的！”我也向学生表明：余跃泽不是别人，是重庆这个特大城市的副市长。对他的生命不能视为儿戏。一旦出了事情，不是签字不签字的简单事情，希望你们尊重医生的意见。你们要批判，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他过了这个危险期，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去。
两个男学生嘀咕了几句后，大步走到他们的队伍面前：“战友们！刚才医生检查过了，余跃泽今天是病得不轻。我们只好改变时间，明天，至迟后天再来找他算账。”有人喊：“后天他又病了呢？”学生回答：“要是后天还是这样，我们抬死狗也要把他抬到风雨操场去斗！”另一个补充说：“我们要斗争活着的走资派才有意义。让他死了，就太便宜他了。战友们，我们回去吧！”
学生们呼喊着“打倒余跃泽”的口号走了。当晚深夜，我和张忠良、孟凡均，护送余市长从小路溜出松林坡，让他上了隐蔽在塑料总厂的轿车。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工作组来。



工作组留守队造反原委——《骚乱的重庆》（10）
张光明


余市长逃过“劫难”之后，红卫兵又来“勒令”过多次。有时找不到余，就去找到孟凡均，用“又园又滑”那副对联寻他的开心。孟凡均在接待工作中得罪的人多，对学生有抵触情绪。怕出事，我们就让他躲回家去了。此后遇到事情，大多由我同张忠良去应对。张忠良去应对的事，主要是交待郑思群的材料和死因。我去应对的，主要是交代郑思群抢救经过。我们研究做出过决定，任何人去向造反派检查交代，在郑思群自杀问题上，都要回避领导事前与之谈话的情节，不把矛头引导至余跃泽、钟池、崔成礼三个人身上。
关于抢救经过，师生中有很大误会。有的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进行抢救，而是让其血液流尽死亡的。这不符合事实。我是参加抢救的第一线人员，有发言权。而且，谁发现自杀的？谁来报告的？谁命令立即送医院的？谁通知医院抢救的？哪些医生参与抢救的？谁邀请军医大学派专家来支援的？以及火化、勘查现场等等，我都能够说清楚。时间、地点、证明人、文书资料，应有尽有。而且，医院、公安局、火葬场，以及鲁大东召开联合党委会议，等等，有关单位都有原始记录和证明人。这些，他们都能查证明白。
专案组所有的人头材料，工作组撤出后，决定交给学校，不对外透露，张忠良和我都坚持做到了这一点。学生不知情，没有人追问。至于文书档案，所有的卷宗，都是在张叶枫的见证下，封存于工作组原来的办公室。学生找我时，我请张叶枫一道，把文件柜指给他们查看属实。张叶枫也坦然承认钥匙保存在他手里。并且，张叶枫与学校各派造反组织已经有一个“君子协定”：“学校没有大联合以前，谁也不能启动这些档案”。这样一来，学生找我去交待的问题，我说清楚了，他们也查清楚了，没有什么大的麻烦。
郑思群死亡之后，群情激愤.个别人认为闯了大祸，心里恐慌。便出来哭诉工作组罪恶，掩饰自己揭发了材料，或者出言不逊。然而，工作组全部承担责任，勇于接受批判，群众也没有追到他们头上，个别人就不再表演了。
转瞬到了10月30日。重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八个群众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发动了13万多人参加。强令市委书记辛易之、廖苏华等前往接受批斗。社会动荡从此掀开。接着，《人民日报》刊登《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2000里到达北京的消息。重庆红卫兵相继组织长征队，陆续实行步行串连。“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小南海火车站堵截列车强行登车去北京。
先例一开，红卫兵纷纷在菜园坝、九龙坡拦截火车。当月底，重庆铁路局运送串连红卫兵100多万人次。
社会上的大串连，重庆大学的学生除留守在总部的外，几乎都跑光了。这时，揪斗我们的人免费旅游去了。校园出现的“空巢”现象，使得我们这些“落水狗”落得轻松。于是，我和张忠良决定让队员们轮流回家过周末，解决长期不能回家的问题。这样，虽然缓解了一下矛盾，但不能解决干部的根本问题。比如，中小学停课了，孩子无人照管；老人病了，无人侍奉汤药；预备党员期满了，不能回原单位申请转正；个别家里没有人，强盗破窗而入，粮票、油票、布票被偷了个精光……。更为恼火的是，社会上的造反浪潮，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各个学校工作组的留守队员。其他学校工作组留守队，据说有人开始议论造反了，休假的个别队员不再回来了，回来的人口袋里装着红袖套……。这一切都说明，留守队面临“后院起火”。
我同张忠良商量，如何应对我们这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只有让队员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防止后院起火，卸下我们的责任。张忠良说，现在学生不揪我们，市委不管我们，余跃泽不理我们，不如悄悄撤回去算了。我说这不行，学生是暂时不在，并不等于不揪我们；市委还在听我们汇报情况，并没有不管；余市长不管我们，但我们被指定负了责任。就这么溜之大吉，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张忠良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真的追究起来，首先是你的责任，我无所谓。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是市长身边的人，市委首先是找你。你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学生抓不到工作组长，你办公室主任不去顶着？我嘛，要是那里“理抹”起来，一个小小科长，说得脱就走得脱。真的走不脱时，大不了去找王绍川！
我知道，王绍川是财贸“八一五”总团的舵把子。曾经有人反映，看见张忠良跟他在一起过。难道他真的要造反？难道他已经跟“八一五”接上了关系？我思忖：果真这样的话，就糟了。
我借故到少年宫去给女儿送粮票。实际是到市委去找秘书长请示办法。王若说，市委也在考虑几所大专院校留守人员撤出的难题，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想法是：走，要征得学校造反组织的同意。至少要打个招呼，取得谅解。因为工作组是毛主席否定的，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要掂量这个份量。只要造反派点头，采取什么办法都可取。王若说，根据这个意图，如何做，你们去研究，去试一试。成功了，其他学校也可以仿行。不过，在征得造反组织同意时，不要暴露这是市委的意图。工作队员内部，也要讲的策略一些。个别队员动摇，想造反，设法稳住，不要激化，好好做工作。别的留守队已经有人“造反”了，很被动。但是，造反是毛主席支持的，你敢反对！大势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领受指示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回到松林坡，就与张忠良商量，然后召集大家开会。我提出，我们主动去找造反组织，要求安排时间让我们作检查。检查以后，他们谅解，我们就走。如果不能全部走，谅解那个走那个，走一个算一个。大不了我和张忠良留在这里当人质。张忠良说“人质？这个官你自己当吧，我不当。”大家哈哈一笑。
我和张忠良一起去学校。先到张叶枫家，说明我们希望检讨，争取解脱，探听在校的造反组织谁当家？张叶枫说，三个组织都有人留守，建议你们只找“八一五”，不要三个组织都去找。如果都找，可能会有分歧，反而走不脱。如果造成一个让你们走，一个不让你们走的局面，争论起来，还会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大胆走进“八一五”总部。见到了管事的勤务员，说明来意。这位勤务员“训”了我们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红卫兵小将，并没有把你们“软禁”起来。你们长期住在松林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走资派”要你们留守的，是“黑市委”要你们留守的。现在大家都出去闹革命去了，哪有人听你们检讨？除非是余跃泽来。我看你们还是自己解放自己吧！国际歌不是说了嘛？“要靠自己救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你们转变立场，自觉地站到革命造反派的立场上来。彻底揭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揭发余跃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立场转变了，不就检讨了！通过大字报揭发，造工作组的反，让“黑市委”后院起火，自然就解放了。到那时，革命群众还能不谅解你们？我看你们驯服工具的毒素太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这一顿“训”，就是要我们“自绑请降”！心里当然不服，但也无言辩驳。张忠良问：具体要我们怎么作？你们要不要派人来领导？勤务员说，你这是“走资派”那一套。只要你们承认造反，就是转变立场。转变了立场，就是革命群众的战友，那个还去监督你们？还要那个去领导你们？不过，你们写的大字报我们是要去看的。看你们是否彻底揭发，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如果搞投机，蒙混过关，后果自己负责。张忠良说，我们回去同大家商量商量，改天再来汇报。勤务员又笑了：你们老是改不了“走资派”那一套，总是汇报汇报的。我们不是“走资派”，不听汇报，你们来说一声就是。
走出总部大楼，这位勤务员又追上来，说：对于你们工作组的人，我们也清楚一点。比如你张光明吧，你是从北京来的，在“黑市委”的时间不长，“陷”得不深，你应当有条件获得解放。你张忠良呢，当个人事科长，也不是好大的官。那个人该当大官，那个人该当小官，你自己说了算数？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造反派怎样谅解你们，是你们有条件“解放”自己，就看你们是不是看清了形势！
被这个嘴上无毛的学生三番两次教训，我心头不大高兴。出得门来，我说，看不出这个学生，还会居高临下训人！张忠良说，不要小看他们，都快毕业的学生了。想想我们当年做领导，不也是这个年龄吗！他老兄比我想得开，他说得也对。
没有市里领导的同意，我们怎敢“造反”？于是，我们一同去了市委。那个年月，群众冲击市委厉害，市委大院各个大楼都被这样那样的革命组织占领了。市委领导深居一、二、三号楼办公，外人不易找到。我是联络员，知道怎么走法。
我带着张忠良没有走中山四路市委大门，而从人民礼堂对面的小路（现在的人民支路上段）上田坝子，绕个弯，到市委小礼堂。穿过小礼堂后台的幕布，折转进入冰糕房。出冰糕房，穿菜地，到二号楼围墙，从后门进入原来宋美龄住的公馆。到公馆侧门，“嘭嘭嘭”敲击三下，停一停，再敲击三下。门开了，是秘书陈蔚生。进屋后，我说要向秘书长汇报。他说秘书长在开会，得等一会儿。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就在那里吃了送来的午饭。
刚刚吃完饭，王若秘书长从一号楼开会回来。他边吃饭边听我们汇报。谈完之后，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应当说，学生的条件不算高，无非是戴个“红袖套”嘛！有的工作组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全国都在“造反”，全市都在“造反”，不光是学生，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市委的干部大都带了，还有几个人没有“造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这符合毛主席号召的精神。不过具体做法上，还是要有区别。你们是共产党员，不能与学生一道来冲击领导机关。如果学生要你们来市委，跟着喊口号可以，但是，揪斗冲击不要干。揭发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可以。中央都定性了，工作组阻碍压制了红卫兵运动，要承认这个。要揭发，不写大字报得行？不写就走不脱！但是，不宜公开的会议内容、文件、决定，还是不要公开出去。公开了，当然是领导的责任，你们自己也卷入其中，也会被动。揭发跃泽同志，写他的大字报，更是避免不了的。告诉你们他已经被学生抓走了，想保也保不住了。但是，揭发最好限于工作组的事情，限于已经公诸于众的事情，不节外生枝为好。
王若同志谈完以后，我还想再“绑死”一句话。我说，答应他们的条件，戴“红袖套”，纯粹是为了走出松林坡，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同时也是防止发生内部变化。但是，戴上了“红笼笼”，做出“造反”的姿态，领导会不会对我们另眼看待？王若回答说：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顾虑这么多？不过话得说清楚，一旦你们戴上了“红笼笼”，你就不要再到这里来汇报工作了。不是不相信你这个同志，是防止造反派抓你的辫子。
王若这样表态，张忠良给我递了个眼色，说“明白了”。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张忠良悄声问我：“你对王若的表态怎么看？”我说：“大势如此，既是实际，更是策略。我们要紧紧记住他那几个‘但是’。”张忠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路上，我们还就王若讲的话，那些传达，那些不传达，具体交换了意见。有些话不告诉大家，目的是防止万一被人出卖。一旦有人抓我们“奉命造反”，“是打入造反队伍中的奸细”，我们两人都得“兜着走”。
回到松林坡，大家见着了我们，才缓过一口气。他们还以为被学生扣留了。我们说了学生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意见。大家急切地问“市委同意不同意？”张忠良说，我们去了市委，没有找到领导，经办人员叫我们同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又问：“你们的意见呢？”张忠良说：“只要能够离开松林坡，不丧失气节，方法可以灵活运用。”还是有人不明确：“怎么灵活运用？”张忠良说：“戴上红笼笼造反。”我说：“我们‘造反’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自身解放，结束目前这种软禁生活。我们写大字报，学生谅解了，才能背起包包开溜。”大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还是有人要我去市委请示一下。张忠良拿话搪塞：“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管不得那么多了！”
“造反”组织定为“重庆大学工作组‘八一五’造反团”。张忠良是留守队长，自任团长，我是书记，自任政委。为了支持工作组造反，学生送来一大批纸张、毛笔、墨汁，供我们使用。当天中午，重庆大学的广播喇叭响了，公布工作组宣布造反的消息。其说法是“黑市委”后院起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