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如嫂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动乱年代的高中生活（石油附中）

bluesky · 发表于 2010-1-13 11:27:02

原载《岁月如歌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1120cb010002kr.html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动乱年代的高中生活

一、第六志愿
二、罢课
三、我是红卫兵
四、激情时刻
五、大串联
六、曾经的红色之旅(上)
七、曾经的红色之旅(下)
八、玩心不死
九、最后的潇洒

第一章    第六志愿

     文革前的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普及高中教育，那时，考高中如同今天考大学一般难。一般人家都认为，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如果不准备上大学，或将来考不上大学，高中三年就是得不偿失，瞎耽误功夫。因此，当时有很多人或是因家庭经济原因，或是因学习成绩原因，初中毕业后就不再报考高中，而是选择直接参加工作，好在那时找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大部分人就业不离北京，也有少数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不过，那时的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不太一样的。
     我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从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毕业的，虽然上大学是我从小的理想，但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曾在初三时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要把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祖国让我升学我就升学，努力攀登科学顶峰；祖国让我就业我就就业，那我一定去北大荒。要防止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要时时刻刻想到为谁学习。”“万一考不上高中，就要愉快地服从分配，上山下乡，去工厂，到矿山，与工农真正结合起来，在劳动的大熔炉中，在社会的大学中锻炼改造自己。”话是这样说的，但从内心讲，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考上高中的，尽管我的功课在班里并不算很拔尖，可只要我在考试时正常发挥，高中考取本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幸的是，我的中考（好象当年并无中考这个词）很不理想，就连平时最不怵头的作文也没写好。
     那时的中考可以填报六个志愿，但一般来说，如果前几个志愿没被录取，你就基本上被PASS了。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也只是对前三个志愿格外认真，后三个志愿不过是随手写上，我对这几个学校在什么地方都没搞清楚。
     在通讯技术非常落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本不可能像今天由教育局定个日子，到时大家一打电话就知道自己的考分是多少，考上了哪所学校。那时，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发放全靠邮局，由于录取是按志愿分批次进行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录一批发一批，毕业生收到通知书也就有前有后。
      记得那年夏天，别的孩子都在尽情享受暑假的乐趣，只有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七月底八月初的那段日子，我们每天上午都要跑到大院门口，眼巴巴地盼着送信的邮差能给自己带来好消息。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眼看同龄的伙伴们陆续收到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唯独我左等不来右盼不到。后来，我不再日复一日地去机关门口等邮递员了，我想到了“名落孙山”这个词，并做好了就业的心里准备。就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邮递员给我送来了那张救命的录取知书。
     我还算幸运，被位于城北学院路上的北京石油附中录取了，那是我填报的第六志愿，虽然我仍然很沮丧，觉得很没面子，但毕竟有学上了。文革中，我们这批学生及1952年以前出生，加起来共六个年级的在校初、高中学生被统称为“老三届”，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称谓。
     石油附中现在已是海淀区重点中学，但当年因建校历史短排名非常靠后，学校没有初中，只有高中三个年级共十二个班，全部住校。与现在相比，那时学校的设施很简陋：一幢三层的教学楼，一个年级占一层，一个兼做开会之用的大食堂。教学楼北面有个不太大的操场，面积不过是两个篮球场加两个排球场，教学楼南面和东面十几米远，一道铁丝网外便是农村的大片稻田。宿舍离教学楼约二百米，是借用大学一所П字形大楼的一个边，每间宿舍三张上下铺，六个人住。
     与一般中学不同的是，石油附中有个名誉校长，是一个特级残废，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志愿军英雄。我清楚地记得，英雄的双手、双耳都没有了，脸上、胳膊上、浑身上下全是伤痕，没有头发，没有眉毛，嘴歪眼斜，很是怕人。
     那个年头兴“忆苦思甜”，各单位常请些苦大仇深的工农分子或老革命作报告，我现在还存有上初三时写的一本日记，数了数，一年中这样的忆苦思甜报告共有五次。象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恐怕都记得那首“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忆苦歌。上了高中同样不例外，开学后，学校让这位志愿军英雄给我们做了场革命传统报告，原来，我们的名誉校长是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战斗中，被美帝国主义的凝固汽油弹烧伤的。一场报告会下来，全场所有年轻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许多同学找他签名留念，老英雄来者不拒，用他那秃秃的手腕吃力地夹起钢笔，认真地为学生们签名留念。
     名誉校长并不管具体教学，实际管理学校的是一个姓曹的女校长，瘦瘦的，很精干，个子不高，但级别挺高，好象是十六七级。
     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我这个人从小就关心政治，积极向上。小学二年纪，我在班里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过我太淘气，一直到小学毕业，胳膊上最多也只挂过一道杠。15岁上初二时，我又是班里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而且是班里的团支部委员。不过，由于考取的高中是自己并不中意的学校，入学后我的情绪很不好，不愿意参加班里的团组织活动。记得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团员在教室开会选支部委员，非团员自由活动，因为大家相互间还都不太熟悉，我便隐瞒了自己的团员身份不去开会，一个人独自坐在树下想心事。一个姓陈的同学跑到我面前，眼睛瞟着教室说：“瞧他们团员傲气劲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随声附和说：“还是不入团好，群众多自由啊。”
    可能是因为那时情绪不好，无意中又接触了古诗词，古人那种哀怨忧伤的调子感染了我这个少不经事的学生，便忽然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还萌生了将来从文的意向。我给正在烟台参加“四清运动”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不但表达了我渴望从文的强烈愿望，还附了一首小诗，诗的内容早已记不得了,不过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罢了。父亲接到信后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回北京，并为此特意召开家庭会议，以他的所见所闻告戒我:舞文弄墨是一条危险的路，多少人因此获罪，甚至身陷囹圄，这条路决不可走。其实，所谓的家庭会议也就是父亲一个人的声音，我也顶多小声嘟囔几句，哪敢跟父亲顶牛。父亲背着手，阴着脸，踱着沉重的步子，嘴里不断激愤地念叨：“白纸黑字是要留下把柄的。”那形象，那声音，我至今难以忘怀。
      父亲是一个经历过皖南事变的新四军老战士，至今身上还留有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穿的三块伤疤，也因这伤疤，解放后父亲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使父亲逐渐变得敏感起来，特别是对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父亲似乎很有些看法，说了一些我当时根本听不懂的话，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平时很少管教我们的父亲这次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我的选择（我的一些亲戚，甚至是职位很高的亲戚曾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在父亲毫不退让的干预下，我终于放弃了自己心仪的文学之路，但我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那时，我手头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宋词选》，都是竖排版繁体字，读起来非常吃力，尤其是那本清代建德章燮注释的《唐诗三百首》，连释文都是之乎者也，着实让我头疼了几年。这两本爱不释手的宝贝一直伴我走南闯北，直到八年后我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逃兵”仓惶离开云南时，才无奈地将这两本诗集连同自己所有的行李统统扔在了红河边的一个小山村里。
      1980年以后，国家重新印刷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中外名著和古典文学作品，人们在新华书店门口连夜排队抢购。我也是在那时买下了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包括被我扔掉的《唐诗三百首》和《宋词选》。那时的书很便宜，少则几毛，多则两三块钱，比如，四卷本《红楼梦》3.81元；三卷本《水浒演义》2.85元；《儒林外史》1.40元；而《西厢记》只有0.84元。但那时的家庭孩子多，工资低，挣点工资也就勉强糊口，多数人是无力再掏钱买书的。我当年挣四百八十大毛，买那套五十五元的三卷本《辞海》时，着实咬了咬牙，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把我的大部分工资买了书，而且精心地包上了五颜六色的书皮。这都是后话了。
      上高中后，我其他功课成绩平平，惟独语文不错，特别是作文，常被当成范文在课堂朗读。平时，我爱看散文类文章，象杨朔的《东风第一枝》、《荔枝蜜》，刘白羽的《红玛瑙集》，秦牧的《花城》都是我当年最喜欢的散文作家和散文集。高一上学期的语文女教师对我的散文习作欣赏有加，下学期换了个男老师，他不喜欢我的文风，认为缺少实际内容，华而不实，不符合轰轰烈烈的时代精神，可大多数同学却很喜欢我写的作文。记得那年寒假，我和两个同窗好友冯某与李某在一场大雪后爬上香山的鬼见愁，开学后，我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游记。作文课上，老师先把我的作文念了一遍，然后做了一番引导性发言，无非是不赞同我的这种写法，然后让同学发表意见。冯某和李某一听便知道是我写的作文，挑头站起来说我的好话，随后的发言中，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但大多数同学还是采取了支持我的态度。
      也许是受这次争论的影响，我们班后来组织了一次香山拉练。凌晨四、五点，全班学生从学院路出发，顶着满天灿烂的星光，在料峭的春寒中徒步行军到达香山，然后比赛分组抢占顶峰。下山后，大多数同学因疲惫便坐公共汽车回了学校，而我们几个男生也不知中了什么魔怔，竟然相互叫劲一路跑回了学校，等待我们的是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红糖姜汤水。那次活动使我们班的团结达到了空前高度，一直到“文革”爆发，我们班的团结在学校都是出了名的。
     我们班的团结同样也反映在小小的排球上。班里有两个酷爱排球的男生，一个姓徐（不幸的是，他在文革期串连时死于外地的武斗），一个便是与我爬香山的冯某，在他们的带动下，班里的男生成立了一个排球队。一次，我们六七个人去天坛东面的北京体育馆看专业队的排球比赛，要知道那时这种比赛不但稀少，而且票也很难弄到。比赛散场后，街上已没有了公共汽车，凭着两三辆破自行车我们也无法回到几十里外的学校，没办法，冯某只好把大家领到他家里，几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唧唧嘎嘎兴奋地讨论着刚才的比赛，直闹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勉强睡下。由于我们的训练还有点模样，排球队的水平提高得很快，即便与高二高三学生的比赛也保持着胜多负少的佳绩，特别是一次与矿院附中高二联队的比赛更是打出了我们的威风。那天，全班同学几乎都成了我们的啦啦队，那气势足以使对手未战先寒。排球队里我个子最矮，只能充当二传手的角色，但是我的防守技术很好，侧滚翻救球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常常能做出鱼跃救球的高难动作，就是凭着那时练得的基本功，当兵时我居然还参加了军区的排球比赛。
     有一次全校以班为单位搞大联欢，我们班则按宿舍出节目，一帮子毛头小伙能有什么好节目，我心血来潮，提议搞个雕塑剧。搞这种节目既不需要什么文艺天赋，也不需要特殊的服装道具，只要根据情节的发展摆几个群体造型，加上旁白就行了。那一年全国都在学王杰__一个在训练中为了战友的安全舍身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而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战士，我们便以此为题材设计造型，至于道具，不过是头上扎的白毛巾，手里拎的竹篮子，睡觉的枕头绑几道绳子便当作炸药包。我为此专门配写了一首数千字的长篇叙事诗《王杰之歌》做雕塑剧旁白。也许是节目形式新颖，演出后居然引起了小小轰动，还受到了别的班的演出邀请，可惜那首长篇叙事诗被一个同学拿走后再也没有还给我，仔细想一想，那首叙事诗应该算是我的第一篇文学习作。

第二章    罢课

     注：2006年3月我开始上网建博客，不久便胡乱写了一篇反映自己高中生活的中篇《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动乱年代的高中生活》，文章静静地躺在那里都三年了，并没有妨碍谁，不想新.浪管理者突发神经病，把我这篇中的第二章给删掉了。缺了一章，整个文章就成了瘸腿，只能做些处理再重发一遍。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文革全面爆发前夕，我和那两个寒假爬香山的同学冯某、李某，因带头闹罢课而让学校大伤了一回脑筋。
     那天，第三节课刚下，身材修长却从来不修边幅的李某神秘地告诉我，她手里有一份没有发表的毛与其侄女王.海.容的谈话，问我看不看。那时的我格外关心政治，听说有领袖未发表的讲话异常兴奋，立刻叫来冯某，三个人跑到教室外的树荫下传看毛的谈话的手抄件。
    毛的这篇谈话的详细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但有几条我却始终难忘。
    一是鼓励年轻人看红楼梦。认为《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不读红楼梦怎么能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当王.海.容谈到怕自己看红楼梦钻进去出不来时，主席讲：《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钻进去怕什么，爬出来就是了。主席还说，《聊斋》也可以读，那些狐狸精可善良了。
    二是不满当时的教育制度。王.海.容说他们班有个干部子弟上课不爱听讲，下课不爱复习功课，平时老看小说，还经常回宿舍睡觉，考试抄别人的卷子，以能得60分为满足，星期六开会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主席听了不以为然，说：应该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磕睡。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就可以不听。还认为王.海.容讲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因为他敢不参加会，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主席甚至还说：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三是提出学生可以造学校的反，造老师的反。主席对王.海.容说：你回去以后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王.海.容说我不敢，别人该说我破坏学校制度了。主席的回答是：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主席还对王.海.容说：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主席说：学校就应当允许学生造反，还让王.海.容回去带头造反。
    看了毛主席的讲话，特别是关于造反的讲话，我只觉得一股热血在心中涌动。正好当天第四节课是英语课，而我的英语非常糟糕，听课象听天书，而那个英语老师也确实不受学生欢迎，看到这篇谈话，我立马来了劲儿，提议罢听英语课，我的那两个好朋友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我。此时，上课铃声响起，我们三人大踏步地走进教室，从各自的座位里拿起书包，在全班同学和正走向讲台的英语老师惊诧的目光注视下离开了教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很勇敢，很出风头。
    我的英语不好盖源于中苏交恶。五十年代，国内几乎所有中学开设的外语课都是俄语，1962年我刚上师院附中时，初一全体新生学的也都是俄语，但我们好像是北京最后一拨学俄语的学生了。迫于政治形势，第二学期学校安排一半学生改学英语，另一半不愿改学的继续学俄语.可这“一半”安排得有点别扭，每个班都是一半人学英语，一半人学俄语,上外语课时只好把两个班拆散,一个教室上英语,一个教室上俄语.我就是在那时改学英语的,本来就拉下半年的外语课，外语课的纪律又因两班合并上课很是混乱，加上当时英语师资极度缺乏,老师水平不高，我的英语基础便没有打牢靠。好在当时中考没有外语，否则我恐怕真要“名落孙山”了。
    我们的罢课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迅速从附中波及到大学。学校质问我们:“你们是在罢GCD课，造GCD的反。”我们有那篇讲话做后盾，心里坦然的很，不慌不忙亮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稿。学校领导当时真是蒙了，不知道我们拿出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可能是请示了上级，校领导没有对我们动硬的，从我们附中所属的那所学院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英语教师专门给我们班上课，还请来了位大学教师做我们班的辅导员，配合班主任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后来，学校还把我父亲请来，想以此动员我们回到课堂。
    记得那天老师让我去校长室，推开屋门，我一眼看见坐在沙发里的父亲。对学校请家长的做法我非常生气，有本事咱们在大会上面对面辩论，搞什么小动作，但当着父亲面我又不敢发作，便黑着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父亲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在学校的造反行为，但他却没有责骂我一句，我也看不出父亲脸上有任何赞同或反对的表情，父亲一言不发地起身和我离开学校，他也许嗅到了已经来临的政治风暴, 走在路上，父亲感慨地对我说:“十七岁我上高中那年也罢课闹学潮,那时是为了抗日。现在你也十七岁上高中,也罢课，可你是为了什么啊？”
    岁月沧桑，如今那个身材修长的女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了，一年后，在大串联去西藏的途中，她遇车祸去世，但她当年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是烈士遗孤，一米七的个头使她在女同胞里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她的养父是一位级别很高并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干部，曾以自己的经历为背景写过一本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主人公季交恕，实际就是作者李六如，不少五六十岁的人都知道这本书。那时的女生时兴长辫子，她也不例外，一付假小子的性格，整天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从不在乎自己的穿戴。那个年头的学生平时谈吐从不带脏话，可她却没那么多顾忌，曾因无心中说了一句 “操”引起周围同学的轩然大波。一次我们同去食堂帮厨，她洗菜，我剁菜，在她把成筐的白菜叶子往案板上翻倒的一刹那，我手中那把锋利的菜刀竟鬼使神差地将她手背的筋健血管割断，顿时血流如注，场面煞是吓人。幸好我们离北医三院不远，那只手经过及时医治没有留下残疾，但那条粗大的伤疤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窗外雨疏风骤，一阵辛酸袭上心头，思念之情难以自禁：
                               苏   幕   遮
断桥边，风雨骤，无数残红，零落难回首。梦浅醒回悲永昼，怎耐秋寒，寂寞还依旧。
念知交，强把酒，天上人间，互道凄凉否？怕忆年时残雪后，老却阳关，最是愁时候。

                       2006年4月5日

第三章、我是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文化大革命以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标志全面爆发。学校里效仿我们不上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的学生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随后北大附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六月二日晚上，我们十几个闹罢课的学生在大学阶梯教室聚会，商议今后的行动方向，我和我的那两个罢课伙伴也在其中。那时我并不知道清华附中已成立红卫兵的消息，大家天南海北地胡侃了一通形势后，有人提议成立一个组织，打出一面旗帜。在一个个名字都被否定，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高三年级一个姓马的干部子弟忽然说：“我们都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就叫红卫兵好了。”所有人齐声喝彩，并一致通过了墨迹未干的红卫兵宣言，此时东方已露出了清晨的一抹霞光。
     随后的几天，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骄傲得不得了，我不知道那位姓马的同学是事前已知道清华附中有个红卫兵，想与之联盟，还是真的与清华附中不谋而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学校是当年北京所有学校中第三个成立造反组织的，我们也成了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的一批老红卫兵。
     那时，学校和全国一样都在写大字报批判所谓“三家村”，学校在教学楼前面的空地上树起了一块二十几米长的大字报栏，上面歪歪扭扭贴满了按报纸统一口径写成的大字报。我们的红卫兵宣言一贴上去立刻在学校引发了激烈争论，明确表态支持我们的人不太多，校方和大多数学生都反对我们的这种过激做法，上级党委可能怕附中的学潮波及到大学，便委托石油学院组织了一支近二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附中，工作组为全校每个班配备了一名党员辅导员，目的很明确，说服学生回到课堂，把运动引入批判“三家村”的轨道上来。
     红卫兵成立后的那几天，父亲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让我去了天津。说来也巧，父亲当年带头罢课闹学潮时也是“三剑客”，其他两人一个成了我的姑夫，南征北战后落户在南京炮校，另一个老战友在天津的一支部队上当政委。这个政委姓项，调防天津前曾长期住在北京西郊玉泉路东北角的一所部队大院，离我住的万寿路只有两公里，我们两家常来常往非常熟悉。我们成立红卫兵后，父亲也不明说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让我去听听项政委的意见，可我去了天津后，项政委根本不谈时政，好吃好喝招待着，天南海北聊过去的战争，再不就是看书读报，古今中外侃山。在天津闲得无聊，几天后我便执意回到了学校。
     父亲的用意太明显了，他以为让我出去避避风头冷静几天，一切就会慢慢归位，可谁也不会想到，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将改变全中国所有人的命运。
     有句俗话：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我离开北京的那几天，学校象炸开了锅，正常的教学秩序已根本无法维持，不同意见的辩论针锋相对，措词激烈。红卫兵依然是少数，大多数学生依然是听党的话，跟学院派来的工作组走。
     我回校那天，红卫兵这派正和不同观点的另一派激烈辩论，辩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本人的去向。我的那些战友以为学校和我父亲串通一气把我软禁了，强烈要求学校把我交出来，可学校也挺冤枉，他们确实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父亲曾来过学校，校方也就有口难辩了。此时，我的突然出现，令辩论双方大吃一惊，纷纷问我去了哪里，我不想因我而转移了斗争方向，敷衍了几句后便重开论战。
     好像是在六月十日左右，中央决定向全市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可能因为我们学校在上面挂了号，来学校的工作组级别挺高，组长是位姓孙的团中央委员。大学工作组在得知团中央工作组即将进校后，便无声无息地撤出了学校。
     六月十三日，我们学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辩论的具体内容现在已记不得了，不外乎罢课、成立红卫兵组织正确与否之类。那天，数百人聚集在食堂外的操场上，有学生也有老师，连刚来的团中央工作组也到了现场，食堂门口的高台阶便是讲台，谁愿意发言谁就站上去说几句。辩论进行了很长时间，结果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此时，工作组突然站出来明确变态：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此一表态非同小可，按当时人们的思维逻辑，工作组是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就意味着团中央支持红卫兵。在场的老师学生纷纷上台表态，拥护工作组的决定，申请加入红卫兵，就这样，我们从少数派一下子变成了多数派，在团中央工作组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大。
     也有始终不服气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原来支持大学工作组地学生，他们不满团中央工作组支持红卫兵，便另立山头也成立了一派组织。当然，这些学生并不是反对刚刚兴起的文革运动，那时我们谁也没有这种敏锐的政治嗅觉，两派学生的分歧开始还属正统思想与造反思潮的分歧，后来便成了青年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至少我是这样看的。
     在那个疯狂年代，我是蒙蒙瞳瞳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也曾带头幼稚地批判过老师校长。也许是性格使然，我的批判被局限在与人辩论和呼口号上。稍得释然的是，我从未动手打过任何人，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抄家“破四旧”行动，这使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良心不致太受谴责。但当我的“战友”打校长、打老师时，我也从未去制止。
     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把一瓶墨水倒在我的班主任头上，我就站在旁边，我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但我并没有去阻止他，也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我的班主任后来也因此站到了我的对立面上，直到文革结束若干年后的一次校庆上，我和班主任见面时彼此仍很尴尬。今年春节聚会，我和那位倒墨水的同学谈起这件事，问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他说：当时只觉得在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中，自己总应该做点什么才能跟上形势，根本就没去想对与错。他还忏悔地说，这件事就象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直到今天仍不时刺痛着他的心。其实，忏悔的何止是我的这位同学,我自己也同样在受着良心的谴责。五十岁那年我写了一首诗,叫<五十回首>,其中有这样四句:

曾经罢课闹学堂,虽无打砸也荒唐。
至今摇头说文革,犹悔当年斗师长。

     石油附中的实际一把手是女校长曹连英，因为紧跟工作组表态支持红卫兵而被我的对立派学生视为眼中钉。一次，一群学生在操场上用皮带残酷地殴打瘦小的曹校长，曹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痛苦地在地上滚来滚去，但她咬紧牙关从未服软，既不求饶也不承认强加给她的任何罪名，可越是这样被打的越重。我站在远处看着，由衷地佩服这位女校长的不屈精神，如果是战争年代，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当叛徒的，但我不敢去制止，我怕被人说成是保皇派。
    学校还有位副校长，是个胖胖的男士，他与曹校长相反，学生要斗他，他躲到女厕所里。好汉不吃眼前亏，被学生找到开批斗会，你说什么，他承认什么，虽然看似软弱，但也因此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六、七两月，学校里的混乱可以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来形容，特别是中学，除了批斗老师校长外，就是互相串联，拉山头打派仗。学校内班与班,年级与年级之间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互不相识的学生因为观点一致站到了一起,关系密切的朋友因为意见分歧反目成仇。我们那个原本非常团结的班也毫无例外地分裂成两派，除了辩论吵架、讽刺挖苦，见面绝无多余的话，矛盾激化到最后，我的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好朋友还与对方一个干部子弟在争执中动了手。
     动手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每年夏收，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旁边的生产队收水稻，那年也不例外，虽然不能象过去一干就是好几天，但工作组还是号召大家自愿前去帮忙。那时的学生，劳动观点还是挺强的，更何况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革命派，如果不参加劳动那是会被人抓住把柄的，于是，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撸胳膊卷袖子，打着赤脚下田去了。在搬运稻谷时，对立派的一个女同学不小心踩了田埂上堆放的稻谷，我的这位朋友就说了一句：“嗨，小心点，别糟蹋粮食。”对方回了一句：“管着吗？臭不要脸的。”“你骂谁？再说一遍我抽你。”我的朋友不干了。对方那个女生也不示弱，还真重复了一遍，只是话还没说完，我的这位暴躁的朋友便一个嘴巴抽了过去。
     由于我的朋友是男姓，而对方是女姓，谁占便宜谁吃亏便不言而喻了，但因为双方的出身都无可挑剔，在打过一阵嘴仗后，贴了几张大字报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那是一个讲阶级出身，唯成分论的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有这样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是北航附中的一群干部子弟在七月底最先喊出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红卫兵都赞成这个观点，八月份，支持和反对的两种观点在天桥剧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不幸的是，赞成者人多势众占了上风，有人甚至还把“基本如此”改为“绝对如此”。
     唯成分论也叫血统论。那时人们填表写简历时有一栏叫“家庭出身”，就是这一栏曾让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那年头有所谓“红五类”、“黑五类”之说。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被称为“红五类”，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被称为“黑五类”，后来又加上 “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一时间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人们一生的命运，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天天小心谨慎，不多言，不多语，“破帽遮颜过闹市”，生怕无意中招惹了谁，闯下塌天大祸，参加“红卫兵”更是想也别想。而那些所谓“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则一个赛一个地标榜自己根红苗正，是真正的造反派，可一旦自己的父母受冲击被打倒，便立刻成了敌对派别的攻击目标，被攻击者昨天还是颐使气指，今天则灰头土脸恨不得钻进石缝里去，但心里却一百个不服气。我便经历了这种天上地下的感觉。

第四章  激情时刻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中广泛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当然其中许多是伪作，但其文风、情致都极象毛泽东的文笔，如：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
    对我们这些毛泽东的崇拜者来说，能看到领袖这些未发表的诗词，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自豪。林彪那句“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后来受到了批判，但在文革中，事实又何尝不是这样。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参加了那次后来被许多回忆文章反复记述的大会。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读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表达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无奈，刘少奇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我也不晓得。”会议临近结束，毛泽东一脸严肃地出现在群众面前，在全场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拍着手缓步绕行主席台一周，没有说一句话。
      十七岁的我那天异常兴奋，一边高呼着口号，一边沿着过道拼命往前跑，直到被警卫拦住。我激动，不是因为大会宣布学校半年不上课，而是时隔八年后又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毛主席（大跃进的1958年，我曾在机关试验田里近距离地见过毛主席）。在那个把领袖当做神的年代，恐怕所有年轻人都经历过这种感情冲击。今天，人们的追求是多方位的，人们的崇拜也是多目标的,而当年亿万中国人只对毛泽东一个人顶礼膜拜，即便被钦点成反党分子的党的高级干部，也仍在所有场合不断地表白自己对毛的忠诚，更何况无数小小老百姓。那种崇拜的狂热与虔诚至少在五六十年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是今天的青年人不可想象的。
      大会后，我们这派红卫兵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别看我们这些人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但当团中央向我们学校派出工作组后，我们的野性好象收敛了不少，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支持工作组的态度，特别是在曹校长的问题上，从无情批斗转为欢迎她检讨过关后重新站出来工作。
     我们学校的工作组也确实有别于其他学校的工作组。北京大部分中学的工作组对红卫兵采取的是限制的方针,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则肯定了我们的罢课造反行为,各方面也很依靠我们。在各中学普遍驱赶工作组的情况下,唯独我们学校的老红卫兵和工作组保持着微妙的关系. 我们这派实际上很同情工作组，也反对揪斗工作组，但因为怕被别人说成是保皇派，便采取了一种明反暗保的策略。
      我们的这种转变被对手抓住不放，并被冠以保皇派的帽子，我们这些老红卫兵当然不服气。奇怪的是，当学校两派为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和曹校长打得不可开交时，那位生性怯弱的副校长却不可思议地表态站到了我们和工作组的对立面上，于是乎派仗愈演愈烈。我当时很怀疑，是不是两个校长多年暗藏的权利之争在一种特殊的气候下萌芽了。后来，由于在揪斗工作组的问题上采取了暧昧态度，在学校的派仗中，我们已处于了守势。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展览馆礼堂的一次大会。会场上,支持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正闹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就站在乱哄哄的主席台上，我们虽不敢站出来支持工作组，但也没有明确表态反对工作组。大约午夜时分，中央文革小组来了,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尖声宣布：“红卫兵小将反对工作组的行为是革命行动，我代表毛主席支持你们。”话音刚落，会场一片欢腾，台下我们这派的一个同学突然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工作组！”全场也跟着他一起呼起了口号。后来，当别人说我们是拥护工作组的保皇派时，我们总要拿这件事做挡箭牌，以证明我们反对工作组的坚定态度。可私下里，当工作组撤离学校后，我和几个同学还专门去了中央团校看望处于逆境的工作组组长。
      那时,各个学校内部都分成两派,学校之间的串连也非常活跃。各派都想尽可能多的取得其他学校主流派别的支持,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而非保皇派。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开会批斗工作组,一定要拉大旗做虎皮地召唤来其他学校的支持者。
      一次,我的初中母校北京师院附中开会斗工作组,我们也打着自己的红卫兵旗子前去助威壮门面,但人家不领情,把我们划到了保工作组的保皇派一边。实际上，学校间各派红卫兵的关系很微妙，比如：我们因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暧昧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系不怎么样，但我们在造反初期和北大附中“红旗”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北大附中“红旗”又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系很好，而这三支队伍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里最早建立的造反组织,其结果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
     七八月间，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破四旧”。在我的印象中，上街砸霓虹灯、剪行人头发、掰高跟鞋等荒唐事大都是位于市内学校的红卫兵干的，我们学校离市区较远，进一次城也不甚方便，干的荒唐事就相对少一些。但记忆有时是很不可靠的, 比如，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派红卫兵没干什么抄家打死人的事,只是为了不被他人讥讽为保皇派，曾在著名人士梁启勋家被抄之后再一次跑去梁家闹腾了一番，并拿回来梁启勋的一些藏书。我因为喜爱文学，还曾留下了一本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出版的梁启勋本人著并存留亲笔眉批的《中国韵文概论》,这本书至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柜里。在今年春节聚会时,一位老同学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告诉我,那次抄家,他就在现场,但因为他不是干部子弟,也就只能跟在一旁敲锣边凑热闹。这位老同学说:抄家时,梁启勋被红卫兵赶到屋外，他坐在一把旧藤椅上仰面朝天一言不发, 红卫兵翻遍了梁宅的所有角落，梁的珍贵藏品被随便堆放在地上，一摞摞书籍扔在院子里任人践踏,红卫兵还把搜出来的大量人民币装在一个黄色的军用书包里拿走了，没有人知道这笔钱最后是上交了还是被私分了。
      我的这位老同学还告诉我:那两天,红卫兵在结束了抄家后,又去揪所谓的牛鬼蛇神,他们甚至还用皮带活活打死了一个“地主婆”。不知道是因为打死人的恐惧还是良心受到了谴责，高二年纪的一个身高体壮的红卫兵当时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
      那一段时间，我因为擅长抄抄写写，便在红卫兵内部负责文字和资料工作。我整天待在学校极少外出，对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不甚清楚，我一直以为我们这派红卫兵没有干什么坏事，但直到今年春节老同学聚会，我才知道我错了。但能完全责怪我的那些同伴吗？如果不是江青煽动“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如果不是中央文革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十几岁的学生难道会在一夜间失了人性吗？
      8月17日晚，我和一些人正在学校红卫兵总部抄写大字报，忽然接到国务院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让我们立即组织好红卫兵队伍，午夜有大轿车来接我们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参加明天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因为通知来的非常突然，以致有一些回家的红卫兵没有来得及赶回。
      拂晓之前，我们来到了所有观礼台中位置最好的西一台，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上观礼台，上一次还是在我读小学时父亲带我来这里看国庆节之夜的礼花。此时，广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连金水桥到广场之间宽阔的马路上也挤满了戴着袖标的红卫兵。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无数面红旗在人海中迎风飘舞，那些印着红卫兵三个金色大字的红旗更是格外显眼。
      与拥挤的广场不同的是，观礼台上的人并不太多，直到大会开始，我们这个观礼台还有三分之一的空位置。一些与我同来的红卫兵并没有上观礼台，他们跑到金水桥上等毛主席出来，最后还真让他们等着了，五点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人来到金水桥，学生们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如彭湃的惊涛响起在耳畔。我所在的西一台就在金水桥旁边，得知毛主席就在几十米外，而且那些等在金水桥边的学生们还被一批批组织上了天安门，我急了，赶紧冲到观礼台出入口，但出入口已被关闭，我被困在了观礼台上。当时，我甚至还曾想从观礼台上跳下去，但最终被警卫人员给阻止了。其实，当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南角向群众招手时，他老人家与我的直线距离也就二三十米，毛的面容表情我看得真真切切，但就因为没在金水桥上见到主席，而且失去了可能与主席握手甚至上天安门的机会，我着实懊悔了好几年。
      象我这个岁数的人回顾文革就不能回避红卫兵的历史。前一段，我看了一本自诩红卫兵领袖陈某写的《红色季风》，他的大起大落的经历确为同代人少有，但他那种众人独醉我独醒的语调，那种藏头露尾的文风让我看了很不舒服。从那场运动过来的年轻人，不论他是什么领袖还是逍遥派，都别吹自己如何如何正确，只要你没有有意诬陷他人，没有搞打砸抢之类，那就不能算是坏人，充其量只是一位天真的糊涂人而已。

第五章、空前绝后的大串联

   “八.一八”大会结束后，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大串联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所谓大串联就是毛泽东为“天下大乱”而让全国的红卫兵互相播撒“革命”火种，顷刻间，数百万青年学生同一时间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游走，乘车不要钱，凭学生证领火车票，免费提供食宿，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级景观。
    文革时我住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北门对面的万寿路十号院，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所在地，部长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被毛泽东讥讽为“小脚女人”，农村工作部因此在1962年被撤销并降级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邓子恢也在文革的前一年被免去了副总理职务，改由副总理谭震林主管农口工作。
     大串联开始后，外地一些农业院校的造反派住进了我们机关，先来的学生住宿条件好一点，能领到一条褥子和小被子，一间办公室不分男女乱哄哄住二三十人。再后来，串连的学生越来越多，一幢办公楼几十间办公室不够用，会议室和大食堂便被腾了出来，没有那么多被褥，就把稻草铺在地上，再铺条床单。一时间，机关大院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来北京串连的农大学生，一到开饭时间，成群的学生端着脸盆到食堂去领取免费的饭菜，脸盆不够用，学生们就把办公桌的抽屉卸下来盛馒头。由于吃喝都不用自己掏钱，加上南方来的学生不习惯吃面食，大院里到处都是被扔掉的饭菜。
    都说是革命大串联，其实串连的目的、意图、出发点是颇不一致的。还真有不少人革命精神十足，到处煽风点火，美其名曰：“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也有人不务革命正业，只想着游山玩水，比如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打着革命的旗号游山玩水的红卫兵。
    “八.一八”后没几天，我和一帮同学便乘了一班红卫兵专列南下上海。大约是因为串联初起，北京大多数学生还没有做好外出串连的准备，加上又是一列直达上海的红卫兵专车，整个行程非常舒服，不但所有人都有座位，而且还有富余。一个父亲是北京铁路医院院长的同学竟不可思议地为我们搞到两张卧铺票，使我们可以轮流去那里睡一会。
    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北京去周游世界，透过车窗远望无垠的华北平原，清澈的河流，碧绿的青纱帐，乡间土路上的牛车，水塘边赤条条的孩子，车窗外的风景宛如一幅幅清秀的的水墨画，令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兴奋不已。
    列车停靠在山东符离集车站时，喷香的当地特产“符离集烧鸡”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统一的女售货员，统一的白色工作服，统一的三角小架子，从车头到车尾一字排开，每节车厢外都有两三个摊位，只记得香嫩酥脆的烧鸡非常便宜，好像只卖一两块钱。这是我在串连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车站有组织地供应地方土特产。
    八月下旬的上海潮热难耐，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桌子一拼，发条褥子就可过夜，食宿当然也是免费的。这次去上海，我只在南京路和外滩转了一圈，习惯了北京棋子路的横平竖直，上海的罗圈路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几乎不敢出门。在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我们听说冲击上海市委的北京学生与保卫市委的上海工人发生了冲突，上海人正到处找零散的北京学生“算帐”，而大批北京学生也正源源不断地增援到达。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可不想惹什么麻烦，冒着大雨到上海市委看了一圈热闹后便溜之大吉了。
    第二次南下广州可就不舒服喽，火车刚从北京开出时还不太挤，可越往前开人越多，终于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跟北京眼下高峰时段挤公共汽车差不多，人挨人，人贴人都快被挤成画片了，想抬抬脚喘口气，一只脚刚提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去了。大串联时火车的拥挤远远超过这几年春节民工流的拥挤，那是今天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每个城市的车站都是人头攒动，盛况空前，车门似乎生了锈总也打不开，窗户是上下车最好的通道，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坐，三个人的座位挤着五个屁股。不但过道、厕所挤满了学生，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如果想到另一个车厢去，只能手扶行李架行走在坐椅背上，见不到乘务员，也没有食品供应，凉水咸菜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美味。列车走走停停根本没有时刻表，你永远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能到达你的目的地。
    我的表述绝无夸张，我就曾钻到座位底下铺张报纸睡过觉，半夜三更，看着别人被挤得动弹不得，自己却能呼呼大睡，那个舒服啊，给钱也不换。不过睡行李架可就受罪了，我本来就瘦，行李架两个铁隔架之间不足1.5米，根本躺不下一个人，蜷着身子勉强睡一会就得下来。漫长的夜晚过去了，醒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等到列车靠站，赶紧从窗户跳下去，跑到自来水龙头前擦把脸，再把水壶灌满水。赶上有卖馒头包子的，人们就像打劫一样能抢几个算几个。今天的年轻人大概会以为我是在编故事，但那些经历过大串联的人们也许会讲得比我更生动，更准确。
    在广州，我和同伴住在暨南大学。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南国风光，兴奋的我们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大米可以磨成粉做成北方的面条（米粉），就是不太筋道没嚼头；对街边冰室的各种冷饮，特别是饱餐后服务员按碟子算帐数钱更是好奇有加。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参观毛主席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没忘记在那些木制的长条凳子上坐一坐，想象当年泥腿子聆听毛主席讲课时的场景。
    在领略了南国大都市的繁华后，忽然记起“桂林山水甲天下”，便不顾火车的拥挤，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又一次挤进如沙丁鱼罐头般的火车。忘了是哪月哪天的午夜，我坐的那辆比牛车快不了多少的火车终于到达了桂林。
我没有来过桂林，但仿佛又对她很熟悉，是贺敬之那首不朽的《桂林山水歌》：“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水几重呵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城”使我和桂林如此贴近。
    下了火车，我和几个同学被一辆汽车拉到市区内的一所大学校园里。那天没有月亮，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勉强闪着昏暗的光线，我极度困乏地躺在如茵的草地上，夜风拂面，睡意渐起，影影绰绰看见正前方三四十米处有一个拔地而起的巨大黑影，我以为那是一幢高楼，未加理会便睡着了。当太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眼前的那幢高楼竟变成了一柱孤峰，“独秀峰”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我惊呆了，顾不得叫醒还在酣睡的同伴，一个人沿着蜿蜒曲折的三百多级石磴道攀缘爬上峰顶。此刻，雄奇的独秀峰上只有我一个人，纵目远眺，峰林环拱，云山重迭，明澈如镜的漓江绕山而过，桂林全城尽浮于眼底。“呵，是梦境呵是仙境，此时身在独秀峰”。此后，我再也没去过桂林，但那晚高楼变孤峰的情景我却永难忘怀。
    后来听另外一个同学说，他们路过桂林时，在车站看到一张传单，说我正带着帮北京学生在此地煽风点火造市委的反，便到处找我。结果当然是非常失望了。的确，别看我在北京是第一批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可在串联中我却成了陶醉于山水之间的不折不扣的逍遥派。
    与我的四处游荡相反，妹妹那时比我要激进一些，她三下重庆（而当年成昆铁路还没有建成，重庆是一个“死胡同”，只能从成都进出）声援那里的造反派，跑的地方自然比我少了点。父亲说她把重庆的马路都踩破了，还说：“不要钱，白坐车这种事，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搞什么革命，能到各地去转一转，开拓视野，长长见识，也算有些收获。”由此，我转遍了除西北个别省份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
    11月初，我又一次离开北京到各处串联。我和同学一行五人先乘火车到大连、旅顺，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浩瀚无边的大海，第一次看到了威武的军舰和军港。遗憾的是由于天气转凉，没有尝试海泳，只在海边拣了一些奇石彩贝。
    流连了八九天后，在一个乌云压顶的傍晚，我们凭学生证领了几张未等舱的船票，坐海轮横渡渤海向烟台驶去。那是我第一次坐海轮，虽然男男女女拥挤在封闭的仓底，人声嘈杂，气味不佳，但我们仍然觉得很新鲜。不幸的是，海船行到半夜赶上了八级风浪，巨大的轮船象一片微不足道的树页，忽儿被抛上浪尖，忽儿被埋入谷底。透过底仓的舷窗，我只觉得自己在荡秋千，有种上天入水的感觉。轮船艰难地穿行在波峰浪谷之间，人们在船上根本无法行走，不得已要去厕所，只能紧紧抓住过道边的扶手一步步蹭着过去，好在轮船厕所的每个蹲坑边都有扶手，想方便一下还是不成问题的。那一晚，全船80%以上的人都吐了，腥秽遍地，一片狼籍。奇怪的是，我们这几个学生虽然在上船前吃的汤足饭饱，可居然都没有呕吐。天亮后，风浪渐渐平息，我们也平安抵达了烟台。
    在这之后，我们游青岛，在海边苦等海市蜃楼未果，逛徐州，凭吊这块古今兵家必争之地。经过蚌埠到达合肥时，我得了一场大病，从此落下哮喘的病根。这哮喘折腾了我好多年,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每每犯病,苦不堪言。当我病愈准备继续南下时，中央发出停止乘车外出串联的命令，所有学生不许再乘车外出串连，已经在外的学生只能凭学生证领取返回自己学校所在地的车票。但我们还是采取和上海学生换车票的办法混到了上海。
    我们在上海玩够了，又采取同样的办法和江西的学生换了车票，还想如法炮制再继续南下。不幸的是，在上海火车站，我们因北方口音被精明的上海人识破，不得不在上海多滞留了一些时日。

第六章、曾经的红色之旅(上)

    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已到12月，我们想尽办法仍无法继续南下，但心已经玩野，不甘心就这样灰溜溜地返回北京，一商量，既然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学生接待站，吃住不愁，何不也响应中央号召，来个徒步串联，长征去瑞金、井冈山看看，既能了解社会，又能锻炼意志，何乐不为。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红色之旅”。我们从上海出发，身背几条毛毯和满身的虱子，从最初一天只能走四十里到后来最多一天走一百六十里，历时两个月，步行近三千里，在学生接待站，我们和衣睡门板，捉革命虫（虱子）取乐，花一毛钱，二两粮票吃顿极其简陋的饭，实在谗了，买几块糖豆塞到嘴里含着。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也阅尽了江南美色，直到来年春节才回到北京。这次的江南之旅，不仅练出了我的铁脚板，磨练了我的意志，也终于把我对诗词的爱好变成了现实的文字。
    我还记得，从上海出发的那天，日丽风和，沪杭铁路沿线走着许多如我们一样的队伍，少的三五人，多的十几个人，有的队伍还唱着歌，打着写有“长征”两字的红旗，男女学生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看上去倒更象是去度假旅游。
   第一天我们走了四十里，可能是因为兴奋，并没有感到太疲劳，到晚上睡觉才发现所有人都当上了“炮（泡）兵”团长。幸亏早有准备，先用热水好好泡会脚，再拿一根缝衣针挑出浓水，最重要的是不能把皮弄破，否则疼死你。随后几天的行程格外艰辛，路过嘉兴时，我们也只是匆匆到南湖看了一眼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圣地---红船。一瘸一拐的我们又走了三天，终于在一个大雪粉飞的傍晚来到了“天堂”杭州。
    杭州的冬天可真冷啊，尤其是雪后，屋里屋外一个温度，真让人受不了，但杭州的景色也真是美啊。这是我第一次来杭州，虽然季节不甚理想，没有“暖风”，但我们依然陶“醉”于那里的“山外青山楼外楼”。我们玩遍了杭州几乎所有的景点，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惰性十足的我们还真有点不想继续前进了，好在理性提醒着我们，必须离开杭州。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交织中，我们打起精神开始了我们的“红色之旅”。那年，我十七岁。
     跨过著名的钱江大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溯流而上。富春江上通新安江，下接钱塘江，流贯富阳、桐庐两县，长百余里，沿岸青山夹峙，中嵌碧流，其旖旎的风光如一首清新的诗，一幅淡雅的画，众多古迹更增添了富春江厚实凝重的文化积淀，自古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之说。
     经过一天的行程，晚上我们便寄宿在富春江边一座普通的江南民居。这种江南民居的布局和北京的四合院有点相似，四周房屋连成一体，住宅的大门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不同的是北京的四合院是平房，而我们住的江南民居则是两层楼房，布局比四合院更紧凑。民居的院落占地不大，四周房屋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便于采光和排水，由于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又被老百姓称做“四水归堂”。民居的外墙是极普通的白色，山墙形似马头，屋顶全不似北方那样厚重，仅为一层单薄的灰瓦，墙底部满砌片石，室内地面也铺着石板。
    我们是第一次住这种江南民居，觉得非常新鲜。但民居内那股浓重的潮气霉味却使我们很不习惯，虽然还没到黄梅天，可晚上睡觉还是感觉被子是湿渌渌的。那天晚上，因为一个同伴身体不适，大家担心她不能再和我们同行，谁也睡不着，几个人以茶代酒，说些旧日的事情，但这也无法驱散我们心头的担忧。夜渐渐深了，月华如练，银辉横斜，遥望夜空中的那轮明月，仿佛看见传说中的广寒宫和桂花树下的吴刚、嫦娥。凉风吹来，一阵萧瑟的寒意袭便全身，忽然记起古人“高处不胜寒”的名句，一时浮想翩至，这便有了我的第一首诗作（在这以前也写过一些，但都没留下来）。

      夜宿富阳
夜宿江村愁未眠，一壶浊酒话当年
举杯欲醉广寒客，冷月宫中怕向前
             1968年12月富阳

    与富阳县相邻的是桐庐县，这一带曾是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之地，耳提面命的夫差、卧薪尝胆的勾践、撅坟鞭尸的子胥、弃官散财的范蠡，还有个那浣纱的越女，笑颦的东施，都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思。我们行进在南国的秋色中，眼前浮云烟霭迷离，身边青山绿水不断，黄昏时刻，江上款款飞鸟往来，山头脉脉斜阳欲坠，更给人以无限遐思。抚念这无数动人的历史传闻，小资感特浓的我们不免生出许多感慨。但大自然是没有感情的，几千年来，岁岁叶落花飞，日日江水东流，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清晨和黄昏。
    抚念今古，伤离感别之情蓦然跃出，想起孟浩然那首《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不禁诗兴大发，便又写了两首小诗：

       偶感
富春江上月西沉，吴越地方多旧闻。
落叶飞花东逝水，山川依旧度晨昏。
               1966年12月桐庐

             无题
青山遮断行人眼，白云掩映日边秋。
千古离恨对谁倾？两江寒水洗我愁。
                      1966年12月桐庐

    遗憾的是，当年由于匆匆赶路，在途径富阳、桐庐、建德三县时，我们并没有去凭吊那里众多的历史遗迹，但行走在“天下独绝”的富春江和新安江边，那清澈澄静的江水，那翠如黛抹的峰峦，那恍如画卷的南国村舍已让我陶醉不已。我们买了三条小竹扁担，模仿农民的样子，挑着我们简单的行囊，每到宿营地，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当天经过的地名和行军里程刻在小竹扁担上。这条记载着我们“光辉足迹”的小扁担一直被我精心保存了好几年，后来在我去云南时，妈妈把它送给了农村来的亲戚挑东西了。为此，我真是心疼了好几年。
    离开桐庐、建德后，我们来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__新安江水电站，再此之前，我早已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过她的雄姿。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建设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整个工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基本建成，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开闸放水的宏伟场面只是在夏季多雨季节才有可能看到。不过，当我们呼哧带喘爬上一百多米高的坝顶，脚下逶迤东去的一江碧水和秀色娟然的群山已足以使我陶醉。那时我并不知道，我身后的新安江水库数十年后有了一个更美丽的名字---千岛湖。
     在我提笔写这一段时，一个小山村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虽然我已记不起它的地理方位，但那一夜的感动让我一辈子回味不已：
    那是江南一个冷雨潇潇的夜晚。我们跋涉在石碢岭的重山峻岭中，夜已深，四周万籁俱寂，任你走个十里八里，也遇不到一个田人樵夫。高山深谷，便生密林杂树，我们一步一滑地行进在林中盘曲的小路上，跤已经不知跌了多少，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快些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结束这一天艰苦的行程啊。
     忽然，路边出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两鬓斑白，银须盈尺，那审慎的目光，温厚的神情，一望便知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拦住我们，问明了情况，便执意要我们去他家过夜。盛情难却，加上力尽体乏，我们当然欣然前往。
     我们换下湿透的行装，坐在老人那间土坯为墙，茅草为顶的不太宽敞的小屋里。他把南方农村特有的手炉递给我们，让我们暖暖身子，老人满面笑容地问：“你们是哪里人啊？”我们告诉他：“是北京的学生，响应毛主席步行串连的号召，长征路过此地，目的地是瑞金、井岗山，还想到更远的地方去。”
     一番话还没容我们说完，老人便笑逐颜开，两道剑眉弯如新月一般不住地跳动。他树起大拇指夸奖我们热情高，有志气，并说：“我也有个小孙女，也去过北京，还见到过毛主席，我这个白发人是怎麽也比不上她了，只有枉自感慨了。”
     正当我们兴高意浓，谈笑风声时，这户小小农家的主妇，已经沏好了一壶新茶。不久，饭就菜熟，桌上摆的是他们自己酿就的村酒，盘中炒的是他们自己种植的菜蔬。老人殷勤的为我们把盏劝酒，可我们这些中学生又有多少酒量呢？老人见我们不再多喝，大声地责怪我们，声音之高，在城里人看来未免过于吵闹了，但我们懂得老人的盛情，又怎能再去拒绝，使他不高兴呢？渐渐地，红晕爬上我们的双颊。
    夜深人静，我们躺在竹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凉风吹拂着窗帘翩然翻动，我们的心也象这窗纱一样不能平静，我将永远铭记这难忘的石碢雨夜，永远铭记这间小小的农舍和这位好客的白发田翁。
    夜宿石碢田家作
跋涉江南夜，石碢细雨斜。
十里无人迹，林深野径滑。
忽遇白发翁，拉我进田家。
问我“何方人？”笑回“北京娃，
长征过此地，行远欲天涯。”
一言尤未了，眉弯老叟夸。
告我“小孙女，有幸上京华。
曾见主席面，老翁枉嗟喳。”
谈笑兴正高，主妇请新茶。
案上开村酒，盘中炒菜花。
殷勤要我饮，劝酒过喧哗。
此意如何拒，渐渐红双颊。
夜深睡无眠，凉风动窗纱。
不忘石碢夜，白发与田家。
                     1966年  石碢岭

第七章、曾经的红色之旅(下)

（这是我在串连途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自新安江后，我们的脚板已经完全练出来了，虽然还要照顾队伍中的两个女生，但一天走七八十里已不在话下。徒步行军中,能走会走是头等大事，尽管那时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可我们还必须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行军速度计算好每天的路线，走冒了会错过接待站，保守了又浪费时间耽误行程。好在我们路过的接待站大都会在墙上贴一张行军指示图，有的接待站还自己油印了32开或64开的小地图发给串连的学生，小地图不讲比例，只有若干简单的线条，上面标明了周围一百多里内接待站和主要村落的方位及里程，我们只要按图走路就决不会迷失方向。
      当年我们走过的路大致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公路，那时极少有柏油路面，国道省道基本上都是沙石路，路面不宽，勉强能错车，路边隔不远就有一堆沙石，沿途经常看见道班的工人往路面上铺撒沙石，然后再用石磙在撒了水的路面上来回碾压。走公路比较省心，不怕迷失方向走冤枉道，只是每当汽车呼啸而过，漫天飞扬的尘土呛得你喘不过气来，不过那年头路上跑的汽车也少，半天未必能看见几辆，而且基本上都是货车，印象中好像没看见什么小轿车。
      回想起来，最富诗意的还是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浙赣一带多丘陵，尽管时令已是数九，但所经过的山，依然翠峰如簇，所遇到的水，依然清如碧玉，走在蜿蜒的小路上，令我们这些看惯了北国风光的学生不免生出一种秀色可餐的感觉。就是在这盘旋迂回的山蹊野径上，我学会了那首俄罗斯民歌《小路》，直到今天，每当唱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伸向迷雾的远方”时，我都会想起浙赣丘陵那些羊肠百转的山路。
      常遇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走在村舍间的田埂小道上，你向老乡打听去某地往哪个方向走，还要走多远，老乡会很认真地指明方向并告诉你：“还有二十里。”你沿着他指的路走了半小时，再问碰到的老乡，他很可能还会说：“不远了，只有二十里了。”闹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还要走多远。也许那时的农村太过闭塞，而丘陵地带的南国乡村完全不同于北方，别说公路，连象样的大道都少有，很多人一辈子足不翻山，行不出县，就圈在方圆百八十里的小圈子里自给自足，度量衡的概念也就极为淡漠了。
    解决了走的问题，吃住的问题相对容易点，只是设在乡间农村的接待站的饭菜虽然便宜（我记得好象早饭五分钱，中晚饭一毛钱，每顿交二两粮票），但基本上是熬白萝卜片加上一碗糙米饭。我那时只习惯面食，又不喜欢吃萝卜，只好拌点菜汤扒拉几口完事，实在饿的受不了，就买点儿农村的土制糕点解解谗。住的条件就更加简陋了，大多数接待站是没有床的，好点儿的有一张铺板，再发条脏兮兮的床单和条薄得不能再薄的小被子，我们经常把小被子当褥子垫在铺板上和衣而睡，再盖条自己带的军用毛毯，遇到条件差的接待站便只有睡稻草了。
      由于接待站的卫生条件太差，加上长时间不能洗澡，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长了虱子。难得赶上投宿早，太阳又好的日子，我们还时不时脱了衣服捉虱子，用指甲挤衣服缝隙里的虱子卵，反正是够狼狈的。如果碰到接待站的铺板里有臭虫就更惨了，不但浑身上下被咬的大包连小包，而且一夜别想睡好觉，所幸臭虫不沾身，不会一路跟随我们长征。
      由于这次的串联时间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计划，走到江西境内时，口袋里的钱和粮票都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进，停下来等家里寄，来往信件至少要半个月，太耽误时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当年，为了鼓励学生们步行串连，按中央的指示，缺少盘缠的学生只要出示学生证，就可以向各地的学生接待站借钱借粮票。只是，文革前的学生证早已被我们扔了，随身只带有自己印制的红卫兵证，红卫兵证上的大红印章也已不是原先的校名，原来的“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被我们改成了“北京红卫兵战校”，就是凭着这张红卫兵证，我们照样借到了三十块钱和几十斤粮票。说是借，实际上是有借无还，以后人家到哪去找我们这个“北京红卫兵战校”啊
      串连途中，我搜集了许多省市的地方粮票，最早的一张是1960年上海市粮食局发行的票面为五钱的粮票，这些历史文物至今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步行长征的另两个男生同我一样，也是新四军的后代。在经过江西上饶时，我们参观了那里的集中营遗址，这个集中营是国民党1941年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上饶地区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魔窟，主要囚禁皖南事变中谈判被扣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弹尽粮绝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有近200名革命烈士惨死在国名党的屠刀下。而我的父亲就是那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幸存者，父亲所在的那个连队只有三个人见到了新中国的诞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看到父亲腿上、胳膊上的伤疤，那是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穿的，也因这伤疤，解放后，父亲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狭小黑暗的牢房，血腥残暴的刑具，烈士们的遗像和生平简介，眼前的一切昭示着我们的前辈为新中国诞生所付出的牺牲，我们这几个新四军后代更受到了难以言表的震撼。
      离开上饶，我们经横峰、弋阳到达贵溪时，队伍中的一个女生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她是和我一个学校的同学，从杭州出发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她不能再坚持走下去了。但贵溪没有到北京的火车，我们一行只好放慢速度捱到鹰潭，让她妹妹陪她乘坐从厦门始发的火车返回北京。我以一首含蓄的《鹊桥仙》相送，这是我今天保留下来的第一首小词，尽管这首小词从文字角度看漏洞百出，但这必竟是那时心境的写照：

                 鹊  桥  仙

    飘然客旅，黯然思绪，执手今朝归去。几番入梦梦不成，望小楫、云山愁侣。
    听风听雨，无神无趣，落落心碎如缕。若君知我再相逢，羞欲说、寒都夜语。
                          1967年1月16日  鹰潭

      之后，我们三个男生甩开大步，披星戴月，疾步行走在江西多彩的土地上。我们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过早点就挑起小扁担上了路，为了赶时间，午饭常常买上一兜包子边走边吃，江西老俵的包子属袖珍型，一两三个，一口吃一个决不耽误走路。那几天的夜色非常美，晚上走在沙石路上，头上孤月玲珑，明河共影，四周树影婆娑，农舍隐约，走起路来一身轻快。白天行军，由于身上容易出汗，加上视觉疲劳的原因，人常常感觉很累，而走夜路则效率非常高，我们因此经常走到八九点钟才收脚住宿。记得走得最远的一天，我们三点多离开接待站，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子夜时分才睡下，那天我们在起伏的丘陵间走了一百六十里。
      我们离开鹰潭向瑞金进发的途中曾路过一片红土丘陵，走在起伏的公路上，有时候除了光秃秃的丘陵外，很长时间连一棵树、一个人都看不见。公路的两旁，是寸草不生的红土地，连绵不断的粉红色的石头山象一个个刚出屉的馒头圆咕隆咚，怪好看的，待爬上去，你便会看见许多条被独轮车压出的深达两三厘米，甚至四五厘米的车辙，虽然那天我并没有看见一架独轮车，但我完全可以想得到光着脊梁的江西老俵前拉后推的情景。眼前的一切告诉我们，这里并不是无人区，只是太贫穷了。渐渐地，我们走入了赣南的葱山翠岭，但这里除了景致秀美外，人民同样是贫困的。
      在将要到达瑞金前，我们路过了著名的大柏地，据资料记载，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二月十日(正值春节)至十一日，在大柏地击败尾追的国民党赣军刘士毅部，歼敌近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军部队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一九三三年夏，毛泽东重返大柏地，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巧的是，我们到大柏地时，一场新雨刚停，抚摸着民房墙壁上清晰可见的弹孔（如今，小山村已改名叫前村，并存有完好的弹洞壁），望着雨后的七色彩虹，吟咏着毛泽东优美的诗句，我仿佛也被倒流的时光带回当年的战场，处此地，观此景，喜爱诗词的我浮想翩跹，遂有了下面的感怀之作：

              满   庭   芳
                过大柏地

  千里征尘，江南跋涉，曾过无数水乡。而今行处，峰壑共苍茫。忽报前边已是，大柏地，好不疏狂。催同伴，骤起疾步，插翅欲飞扬。
  遨游谁似我？关山道路，燕北儿郎。更有前村壁，犹举刀枪。何况清风细雨，添神韵，惊倒余王。云天外，当年旧景，“雨后复斜阳”。
                           1967年1月
散译：
     千里行程，万般风景，跋涉在江南这富饶的土地上，我们曾路过数不清的鱼米之乡，那烟波浩荡的碧池澄塘，那流波潺潺的秋水寒江都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现在，我们正行进在陡岩出没，雄峰回旋的赣南山区，但见古松奇柏，傲指蓝天，高山峡谷，苍莽一色，比那江南水乡则另是一番意境。忽然听说前面就是毛主席曾赋词颂之的大柏地，闻此消息，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美景仿佛出现在我们眼前，真有点手舞足蹈，喜不自禁，急急催促着伙伴，快步疾行，恨不能插双翅飞到大柏地。
      漫步在雄奇的关山之上，我们这些来自燕山的青年，襟怀舒放，逸兴遄飞，留连忘返。还有那小小的名叫前村的壁墙上，弹洞依旧，历历在目，我们眼前似浮现当年红军战士高举刀枪，前赴后继的鏖战场面。更何况清风细雨过后，一道彩虹凌空飞架群峰之间，使如画的江山更加多姿多彩，而真正惊倒余姓、王姓同伴的是那云天外重现毛主席当年谱入诗篇的瑰丽壮景：“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我们向着自己心中的圣地日夜兼程。从鹰潭到瑞金七百里路，我们只用了六天时间。
    “红色故都”瑞金位于武夷山脉中段，境内峰峦相望，河流纵横，构成了众多秀丽迷人的自然景观。瑞金是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也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
到达瑞金后，我们在叶坪和沙洲坝瞻仰了毛泽东主席故居、红军烈士纪念塔、苏维埃政府旧址及那块刻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石碑的著名的水井。
     在瑞金小住了几日后，我们便乘汽车经于都到达了赣州。赣州虽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但在我的记忆中却全无印象，四十年前的大串联因年代久远，许多经过的地方和经历的事情都忘记了，只有写进诗词中的个别人和事尚记忆深刻，犹如昨日之事，难以忘怀。
     我们三个男生在赣州休息了几日，便沿着湘赣边界向井冈山进发了。走了没几天，前方就不断传来劝阻的信息：井冈山上人满为患，各地朝拜的学生在山上已无房可住、无粮可吃，军队已派直升飞机紧急空投帐篷和粮食，所有正向井冈山进发的人员不要再上山了。这消息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沿途各个接待站，许多准备上山的学生闻此消息便打了退堂鼓，而我们则喜形于色，因为我们到达井冈山还要几天时间，此刻大多数人不敢再上山了，而山上的人正在陆续下山，待我们到山上时，井冈山不正是空山一座吗？
      果然，当我们在一场纷飞的大雪后登上井冈山时，一路上不但行人稀少，美丽的雪景更令我们如醉如痴。在大雪的覆盖下，昔日峥嵘的岩崖，怪异的山石早已是粉塑琼雕，纷华耀眼，那遍布沟壑的参天松柏如新娘般银妆素裹，夏日神奇的飞瀑也变成了百尺冰帘，放眼望去，百里井岗似银蛇狂舞，玉龙飞腾，一派壮丽景象。最神奇的是那些被大雪压弯了腰的井冈翠竹，这竹子有碗口般粗细，厚厚的白雪把十几米高的竹子几乎压成了倒U字形，阵阵呼啸的山风吹来，极富韧性的井冈翠竹猛然间抖落浑身的积雪，舒展枝条傲然挺立在皑皑雪原之上。
    我们踏着盈尺的积雪奋力攀上了名传遐迩的黄洋界哨口，但见雾气象海潮般在山谷间从容飘荡，任意东西，低垂的白云抚拥着寒雪，更使人恍如置身仙境。此刻，站在黄洋界哨口了望群山，盘旋迂曲的山间小路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若隐若现，数百里山峦在翻滚的白云间蜿蜒起伏，遗存的作战工事在白雪的掩盖下隐约可见。我们高声吟颂着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那豪气冲天的诗句，就好象看见三十五年前在硝烟中迎风飞舞的无数面战旗，神勇的红军战士气吞斗牛，敌人在隆隆的炮声中抱头鼠窜。
    一首现在看来漏洞百出的《念奴娇》腹稿就这样形成了。

             念   奴   娇
              雪后登黄洋界

   长空雪霁，井冈山，拔地千峰迴走。玉树琼竹，君请看如此黄洋哨口。雾海漫关，云滔拥雪，壮景谁成就？路迷天外，狂飙怒向人吼。
满目壕堑依稀，如见旌旗舞，当年鏖斗。红色天兵，炮声中十万敌酋顿首。今日黄洋，无数后来人，英姿依旧。时光难待，雄文四卷在手。
                   1967年2月

    从海拔1484米高的黄洋界下到海拔826米的茨萍，接待人员指着干涸的稻田告诉我们，前些天，那里搭满了直升飞机紧急运来的帐篷，里面就铺了一条薄毛毯，数以万计的学生只能冒着严寒委屈在里面。而我们现在居然还住上当地的高级宾馆，睡上了钢丝床（即我们今天的弹簧床，只是没有现在的精美舒适），我们那份乐呵就甭提了。
    上了井冈山，吃南瓜红米饭是必须的，算是体验一把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创业的艰辛。我们上小学时曾经学过一篇课文，名字叫“朱德的扁担”，因为这篇课文，我们从黄洋界下来时，还特地瞻仰了一株树皮皱纹很深的古槲树,这是毛泽东、朱德当年率领红军战士挑粮上井冈山的休息处。
      除夕那天，我们结束了这次难忘的“红色之旅”回到北京。刚一进家门，母亲就把我赶进卫生间，让我把身上穿的及带回的所有衣服统统扔到大盆里，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只因为那衣服上尽是虱子。洗澡自然是更不必说了，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洗澡了。
      顺便说一下，以上诗词并不是在串联途中一蹴而就，我没那么大本事。基本上是触景生情得到一些灵感，于是有了不完整的只言片语，回来后补缀成章。现在回过头看，不但造句遣词受时代约束，而且水平有限，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耐回味。

第八章、玩心不死

    春节期间，回到北京的我和几个久别重逢的老同学聚到一起，我这才知道在自己四处游荡的三个月里，北京的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了。最令我震惊的是，那些与我最早起家造反的昔日战友和其他几个学校的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叫“联动”的组织，他们看不惯某些人的飞扬跋扈，不满大学的几个所谓学生领袖到处揪斗老干部的行为，高呼着“江青不要太狂了”，三次冲击公安部，结果一百多人被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掰着手指一数，好象我们学校的那批老红卫兵里只有我一人因不在北京而置身局外。好心的同学对我说：“幸亏这几个月你在外地，否则你肯定会被卷进去。”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间,四川发生武斗。北京的几所大学组织了几趟开往成都的专列，各自支援和自己观点相同的派别。我和几个同也想去看看，于是就悄悄混上了一列火车离开北京。
     那次的行程非常不顺利，由于我们没有混上直达成都的列车，不得不绕行山西省大同市。印象中，那是一个肮脏的城市，天是灰的，地是黑的，风裹挟着煤灰沙粒打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只停留了半日便又匆匆混上了一列开往西安的列车。
不幸的是，在包头车站，我们被精明的乘务员查出没有买票，结果当然是被赶下了车。
     那是一个惊险的晚上。我们提着旅行包走出简陋的火车站，那天是下弦月，月亮很快就不见了，除了从车站里勉强透出的些许灯光外，不大的站前广场一片漆黑。远处，几盏破旧的路灯在摇曳的夜风里闪烁着昏暗的光线，周围此起彼伏的犬吠声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农村。我们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想赶快找个地方填饱肚子，但没走几步便觉得身边的情况有些异常：几拨三五成群的小痞子叼着香烟，斜着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这几个外来客，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也许是想等到夜深人静时抢劫我们吧。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古人“月黑杀人夜”的恐怖诗句。我们被迫退回候车大厅，那群小痞子也跟了进来。好在我们一行中有个熟知铁路情况的同学，他自告奋勇找到了车站负责人，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是北京声援成都造反派的革命学生，因为坐错了车才来到包头。还编造说我们的提包里装有给成都造反派的重要文件，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和大部队会合，否则就要耽误大事，一通的云山雾罩，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好笑。那时，包头是一个偏远的小城，消息闭塞，车站的那位负责人被我们“砍”晕了，不知我们的来头有多大，只知道我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学生。也许是真怕我们在这里出事不好交代，便答应一定尽快帮我们离开包头。半夜时分，我们终于登上了一列直达成都的火车。
    春夜沉沉，车轮滚滚，我们乘坐的火车经西安驶入秦岭山脉。此刻，弦月如弓，光影清幽，车窗外，泉瀑飞泻，惊湍直下，溪水跌落在无底寒涧，发出隆隆的轰鸣，百里巴山在如水的月光下显得愈加秀美。阵阵山风从车窗的缝隙钻进来，一丝凉意袭上心头。
    本已在包头受了惊吓，又坐了一天火车，不知不觉便伏几朦胧睡去。梦境中仿佛听到唐代诗人李白面对铁壁横天的群山在长叹：“蜀道之难，难于上亲青天。”一个激灵醒来，不禁感慨岁月沧桑的变化，毕竟今人胜古人呵,我的身心完全放松下来，一首即兴诗就此写成：
           夜过秦岭
春宵过秦岭，明月上巴山。风细透窗冷，泉飞落谷寒。
朦胧新睡意，梦断旧山川。今古非可比，谁言蜀道难？

    到了成都，刚刚安顿好住处，便被一伙人声泪俱下地领到了一所大学的停尸房里。这是一间教室，被临时改成停尸房，四面挂着黑色的窗帘，暗淡的光线下，我和我的同学被震惊了，我们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尸体,足足有二十几具，分两行恐怖地摆在墙边的一张张长条桌子上。那时闹派性,死人的一派并不急于把他们的同伴火化,所有的尸体都被福尔马林浸泡后赤裸裸地摆在那里,作为对立那派的罪证,残忍地展示给全国进川的人们看。停尸房里弥漫着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如果不带口罩,人们只能停留三五分钟就必须出来,否则真会被熏倒在里边。
    我们这次到成都本意就是来玩的，可住在大学的接待处，怎么也要表示一下声援的态度。草草在大学里转了一圈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跑到了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
    五月的成都，虽是暮春时节，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景致仍让我这个北国来客感到春意无限。莫说满城花团似锦，只这杜甫草堂的一园细雨，便让我如醉如痴。因为习诗，知道了被前人尊之为“诗圣”的杜子美，这次远行千里来到四川，杜甫草堂是不能不去的。据史料记载，公元760年春，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寓到了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边盖起一座简陋的茅屋定居下来，这即是“万里桥西一草堂”的成都草堂。诗人自经离乱，暂时过上了比较安定、舒心的生活，杜甫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了二百多首优美的诗篇。
    杜甫的诗歌历来被称之为“诗史”，他用如椽巨笔为我们勾画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他留下的丰盛遗产，直到今日仍为世人称道。漫步在莺鹂婉啭，翠竹千竿的草堂，我们东穿花径，西凭水槛，脚下溪水泠泠流淌千年，身边小桥错落柴门茅舍之间，无限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

           雨后游杜甫草堂
五月蓉城花，草堂春雨斜。学诗知子美，远游访杜家。
史笔拔山力，文章百岁嘉。浣溪流水去，俯首拾精华。
1967年的夏末秋初，闲不住的我又策划外出游玩，火车是坐不了了，骑自行车总可以吧。
    说起自行车，那还是我上初中时父亲给买的。六十年代，自行车是老百姓家最重要的固定资产之一，而且是要凭票供应，收工业卷的。我那辆蓝色的26型凤凰轻便男车还是响当当的名牌，燕把，涨闸，大链套，外带轻便气筒，在当时讲，绝对的时髦。而我骑车的技术也堪称一流，起步时不蹬轮窜上车，撒把骑行带拐弯，尽玩玄的。不过，这辆车最后还是让我给弄丢了，倒不是被小偷偷的，是因为同学都喜欢这辆车，我骑你骑他也骑，最后不知骑到哪里去了。不得已，又找了辆旧一点的28车，开始了我们的千里之行。
    在一个夜风清爽，月色凉淡的夜晚，时钟刚过三点，我和两个同伴（后来这两个同伴成了夫妻）便顶着依稀闪烁的晨星上路了，我们骑行在静谧的乡间公路上，穿过一个个沉睡的村庄，跨越一条条清澈的河流，河中的绿洲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已跨过了那座闻名世界的卢沟古桥。
    经过一个白天的长途骑行，晚上，我们便寄宿在狼牙山脚下的农户家。第二天清晨，当我们踏上狼牙山盘曲的山路时，天上忽然飘起了蒙蒙细雨，放眼望去，整个狼牙山密雨纷纷，云海茫茫，我们置身于这云雾山中，就好似漂游在九重云霄。好一派如画的狼牙山秋景。
    终于，我们爬上了主峰棋盘砣。棋盘砣，因相传当年有两个神仙在这里下棋而得名，留芳千古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在这里抗击了数倍于自己的日寇，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宁可粉身碎骨，跳崖捐躯，也不做俘虏苟且偷生。站在云飞烟绕的棋盘砣悬崖畔，我们怀着对先辈的深沉敬意，久久瞻仰着那座简朴的纪念碑，多少感慨萦绕心怀。天色渐晚，该下山了，我们仍留连在狼牙山的主峰不愿离去。

          少  年  游
      初秋，结伴同学骑车出游，至狼牙山，冒雨上棋盘砣，归后作：
    清风凉月，寒星数点，飞车过汀洲。登山骤起，飘飘细雨，好个狼牙秋。
    犹忆当年五壮士，以死报神州。雾卷雨蒙云崖畔，不忍去，总淹留。

从狼牙山下来天已渐黑，为争取时间，我们在老乡家匆匆填饱肚子，骑上自行车便向保定进发，我们计划赶到保定郊区再住宿。
    大约骑行到夜里十一二点，伴随着隆隆雷声，大雨倾盆而下，霎那间，我们三人都被浇成了落汤鸡，赶紧钻进路旁一间亮着灯的草房。说来也巧，这间草房是一个农村生产队的队部，队部值守的老乡不但同意了我们借宿的请求，还为我们拿来了替换的干衣服，非常感激质朴的老乡，否则，那个雨夜，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度过。
    离开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终于可以在白洋淀的招待所里舒舒服服地睡个塌实觉了。
    清晨的白洋淀，烟飞雾绕，水气蒙蒙，几步之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在渔民的指点下来到淀边的一个码头，见水边泊着许多小船，一问价，五块钱便可以任由我们玩一天，而且不用自己动手划船，自有船夫为我们摇橹掌舵。
    交了钱，我们的小船在无边的雾幕中起航了，雾气在船头时聚时散，湖水在船下潺潺流淌，听着船桨击水的声音，才知道我们的小船已离开码头，驶向淀湖深处。
    白洋淀的芦街苇巷就象城市的街巷胡同，主航道水面宽阔，并行三四条大船绝无问题，而主航道两侧众多的水叉则狭窄的只能勉强挤进一条小船。那情景，直教人想起抗战时期的燕翎队，一支让鬼子落魄失魂的白洋淀水上游击队。
    我们的小船飘浮在迷宫般的芦苇荡里，浩乎无际的白雾遮掩了四周的一切，只听得船前船后摇橹的欸乃声此起彼伏，但不驶到近处，你是绝然看不见过往的船只。湖风拂面，吹送渔歌阵阵，那是起网的渔民在引吭高歌。
    九点过后，晨风吹散万倾晓雾，朝晖尽染千里烟霞，浩渺的湖面上，彩波跳荡，金花飞溅，远方沙鸥翔集，船边锦鳞游泳，座座渔岛，炊烟四起，片片渔舟，扬帆张网。啊！此刻的白洋淀又为你展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迷人画图。
我静静地坐在船头，迎着习习吹来的湖风，再看看身边的朋友，还用我再多说什么吗？我的两位同伴不也与我一样，早已陶醉在这如此多娇的晨景中。

              醉  奴  儿  近
                    游白洋淀

   轻舟一叶，聚散满船云雾。更击楫潺潺，方道渐离宿浦。芦花街巷，似曾见，欸乃樯橹。徐来拂面轻风，袅袅飞歌洲渚。
   浩渺金波，冉冉红日，翔集鸥鹭。渔岛风光，又是一番风度。船首临风，情满怀，欲说且住。乐游今日，请君莫忘，少年画图。

    我们不知道白洋淀哪里更好玩，就任由船家划东划西。船家是一位非常健谈的中年人，唠唠叨叨向我们介绍着白洋淀的风土人情，还把我们带到渔岛上的一户人家吃了午饭。
    四点过后，我们上了岸，摸摸口袋钱不多了，一看时间还早，就决定连夜骑回北京。但毕竟体力有限，骑到半夜，眼睛实在睁不开了，便把车子一扔，躺在柏油马路边呼呼睡个半小时，然后强打精神继续赶路，如此几番，终于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回到了万寿路的家中。好在那个年代的京保公路虽然不宽，但晚上除了偶尔有几辆驴车、马车外，几乎没有汽车驶过，如果象现在这样的车水马龙，就是给座金山我也不敢在马路边睡觉。
    这次出游，四天四夜中我们除了爬狼牙山，游白洋淀外，还骑行了一千多里，回来后，我恶补了三天睡眠，一星期没去学校，半个月不敢骑自行车，要知道，我的屁股都快被颠成两半了。
    那时，我们经常骑车出游。我们曾用两天时间，骑车玩遍十三陵中残破的尚未开放的所有陵墓，白天，我们踩着碎墙砖一身泥土一身臭汗的在陵墓间骑行，晚上没地儿睡，就钻到农村打麦场的秸垛里过夜，结果被人怀疑是搞破坏的阶级敌人给拘了起来，经与学校核实才被放过。
还有一次，几个同伴一口气骑行六七百里到北戴河游玩，玩够了，玩累了，也不想再骑车了。可是自行车不能上火车，只能办托运，怎么办？问列车员：自行车零件能不能随身带？得到的答复是可以。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将自行车的轱辘卸下来，有人背轱辘，有人扛大梁，硬说这就是零件，好说歹说挤上了火车。火车到了北京，没法正常出站，只好在月台上偷偷把自行车重新组装起来，趁人不注意，从西边的货运大门溜之大吉。

第九章、最后的潇洒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学校，目及所见，校园内杂草丛生，门窗破碎，一片凄凉，早没了去年七八月间的热闹。宿舍里学生寥寥无几，老师也不见了踪影，我们想不逍遥都不行。大部分学生一两个星期才来学校看一下动静，人们不知道如何去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学校内，文革初期的两派势力已发生逆转，我们这派因老红卫兵的联动问题变得群龙无首，而对立的那派因在联动问题上未伤筋骨而势力日盛，于是同派的许多人找到我，要我挑头再成立个组织，把已如散沙的支持者聚拢起来。心已玩散了，真不想再拉什么山头，但架不住朋友的怂恿，思之再三，便与极要好的几个朋友竖起了“石油兵团”的大旗。接受以前搞红卫兵时唯成分论的教训，着眼于团结大多数，我们这个山头既不问出身，也不管运动初期态度如何，只要同意我们的宣言便来者不拒。这招果然好用，没多久，我们这个新冒出来的山头就成了左右学校形势的多数派。
    记不清是几月份了，毛主席号令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学校也来了一队军人，官阶最高的是个营级干部，管我们班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班长，和我们住在一起，人特单纯，说实话，让他这种未见过大世面的农村兵管我们这些高中生，真是有些勉为其难。不过，这个小班长非常谦虚，也很聪明，一点没有管人的架子，不懂就问，就像一个新来的插班生，让我们这些傲气的高中生不忍心捉弄他。
    我们这个山头是学校的多数派，虽然兼收并蓄的指导思想使下面的人时有摩擦，但在讲出身的年代，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够硬气，自然也就小心翼翼不去招惹是非，只要是定了的事，执行起来并无大碍。进驻学校的军代表因我们采取非常合作的态度，很快就表态支持我们，并以我们为基础搞所谓的“革命大联合”，不久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可能是因为有点文字功底，加上文*革*以来浪得虚名，我被选为学生副主任，另两位副主任是前面提到的两位校长，主任理所当然由军代表担任。我这个副主任就是个摆设，三结合嘛，必须要有学生代表，我便被选为“代表”戳在那里。那时讲“斗批改”，“复课闹革命”，复课实际也不是复文化课，除了军训、写批判稿，并无多少事。
   那个阶段的北京，中学红卫兵已不再是社会上造反闹事的主力，虽然也有个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即所谓的中学红代会），但那是个带有官方色彩的组织，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组织完全不一样，既没有什么号召力，对下面也无约束力，倒是后来中学里的“四.三”、“四.四”派闹出了挺大动静，不过这“四.三”、“四.四”派在我们学校好像市场都不大。。
   那时学生界的“名人”是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质的王大宾），这几个人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先是借“二月逆流”揪老帅，接着煽动夺权搞武斗，闹得乌烟瘴气。
   我们这所附中就在大学校园内，宿舍也与大学的宿舍同在那座П字形大楼里。因为周总理保余秋里（当时的石油部长），我们便与大学保余的“大庆公社”走的很近。我们对面大学生宿舍里有个反余派“北京公社”的广播站，大喇叭架在宿舍窗口，直对着我们，天天鼓噪着要打倒余秋里，有时半夜一两点钟还要嚎上几嗓子。
    俗话说无事生非，本来我们就闲着没事干，晚上又经常让对面的广播搞得睡不好觉，心一烦，就想找机会教训大学的那些极“左”派。一天夜里，对面的那个广播站又开嚎了，我和几个伙伴看机会来了，便以干扰我们睡眠为借口敲开了对方的房门，不用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和我的大部分伙伴书生气十足，哪会打架啊，和我极要好的那个姓冯的伙伴一马当先，抄起桌上的脸盆举过头顶便向对方砸去，没想到脸盆里还有不少洗脸水，结果没打到对方，倒把脸盆里的水一点不浪费的全泼在自己身上。好在大学生比我们还笨，广播站的器材最后还是全归了我们。
    1967年的武斗之风同样蔓延到了北京的一些大学，和我们要好的“大庆公社”与对立派“北京公社”也发生了激烈冲突，虽然没有动枪动炮，但两派为了争夺地盘，都在各自占据的搂盘周围修筑工事，以锋利的钢管和长矛为武器彼此攻防。
    一天下午，同班的一个男生匆匆跑来对我讲，我昔日的战友，那些曾参加“联动”的老红卫兵可能对我有些误会，已聚集了几十人，明天要来学校闹事。我很意外，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还是把这消息通知了军代表，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还向大学的“大庆公社”要了一些钢管长矛，有些学生还往楼顶搬了些石头，搞得真有点紧张。
   第二天上午，探报传来消息，来者已在校外集结，估计有五十多人。事不容缓，我们立即用大喇叭通知了所有在校学生，五分钟后，大家集中到教学楼的二三层，用课桌课椅将楼梯堵的仅能容一人通过，还有的学生拿着长矛钢管站在楼顶。我和军代表都不希望发生武斗，严令大家不要用过激的语言刺激对方，更不许扔石头攻击对方，我不相信昔日的战友会与我兵戎相见。果然，当几十个老红卫兵骑着自行车呼啸而来，看见我们已有准备后，便提出要和我们谈判。原来，他们不知从哪听了小道消息，以为我和军代表要组织全校学生批判斗争他们。一场误会过去，大家从此相安无事，但彼此心里总有些别扭。
   因为要“复课闹革命”，那阶段我们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宿舍西边是一片稻田，因为人们都忙于“革命”，无暇生产，一畦畦水田里草多苗少，杂乱地混生在一起。月夜溶溶，时过三更，透过半开半掩的门窗，可以看得见一弯明月高挂树梢。寂静的夜里里我们无事可做，有时就摆开楚河汉界推枰论艺。一阵阵蛙鸣声伴我们进入梦乡，倒也惬意的很。
                 夜
     密草疏禾共水生，帘门半掩月三更。
     闲来无事敲棋子，梦里蛙鸣三两声。
                     1967年  北京
   闲来无事，我和同学常在晚上去校外的小饭馆吃夜宵。穷学生没有钱，所谓夜宵不过一碗馄饨而已。小饭馆里架着一口大锅，昏暗的灯光下摆着几张油渍斑驳的桌子，桌子的四周是那种最简单的长条凳，汽油桶改装成的煤炉子喷着熊熊的火苗，掌勺的不时把煤块投进去，大火筷子一捅，烟尘和煤灰腾的一下窜向天花板，小饭馆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煤炉子上的大锅被铁篦子分成两部分，一边煮着大棒骨，一边下着馄饨。馄饨很便宜，一毛钱一碗，馄饨汤是用冬菜、榨菜、虾皮外加酱油调和而成，夏天还会撒点香菜，虽然很简单，但那时觉得非常香，汤是不限量的，随便加。我们花一毛钱买碗馄饨，再花两分钱买牒咸菜，吃一碗馄饨起码要添加三次汤。偶尔奢侈一下，也会买瓶酒，只是那年头几乎看不见瓶装啤酒，即便是散装啤酒也难觅踪影，我们又不敢喝白酒，最喜欢喝一种叫青梅酒的果子酒，可不知为什么这种酒的后劲特别大,平生第一次喝醉就是喝的这种酒，而且是烂醉如泥，在床上躺了十几个小时才勉强爬起来,为了记住这第一次醉酒,醒来后我还乘兴写了一首小诗：
               对  饮
     天外清风窗外雨，对雨消去愁几千。
     一片飞花一杯酒，花落酒尽应醉眠。
                     1967年  北京
   没事时我们常结伴外出游玩，爬鹫峰、登香山、放歌百花山，现在想想也真够潇洒的。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颐和园，七八个毛头小伙子蹬上自行车一溜烟便从学校骑到了颐和园的围墙下,我们很少买票进园，或找段坍塌的围墙钻进去,或爬上墙边的大树跳进去,夏天去,秋天去,冬天也去，记得一次从树上跳下时树枝还把我的外衣给挂烂了。
    秋去冬来，我们又无事可干了。喜欢唱歌的我们突发奇想：印一套歌本，把我们喜爱的歌曲都编进去，将来分别，人手一本留做纪念。我们到处搜集歌片，甚至找来了被当作毒草的《外国民歌二百首》。
   一个雪后的晚上，我们在宿舍里喧哗到半夜两点，看看外面已是夜深人静，我们便踏着薄薄的积雪悄悄钻进大学的一间大字报存放室，我们不但扛走了好几令白纸，还顺手抄了一架油印机和钢板蜡纸等刻字工具，当时的那份得意至今难忘。回到宿舍，我们一边摞胳膊挽袖子夜以继日地刻印歌本，一边放声高唱我们喜爱的歌曲，那段时间，我们的脸上、胳膊上总是沾染着洗不掉的油墨，床上、地上摊满了墨迹未干的歌篇，宿舍的走廊里每天都会漾起我们那不太动听的男生小合唱，以致引得其他宿舍的学生时不时探头张望。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套厚厚的歌本终于诞生了。我们这套油印本歌集共分三册，不但有当年八股式的颂歌，而且收集了大量文革前的抒情歌曲和外国民歌。今天，这套歌本仍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尽管她已经没有实用价值了。不过，如果你想查找文革歌曲的话，也许它还会对你有所帮助。可能那段历史对我影响太大，以致我现在去唱卡拉OK，也只会唱当年的那些老歌。
            冬   夜
梨花满地月如弓,信步前庭忆旧容。
醉眼朦胧因酒渴,暗香疏影有无中。
           1968年1月  北京
散译：
    一场小雪飘过，天上残星寥落，冷月如钩，地上瑞雪平铺，梨花千树，悠闲地漫步在楼前庭院的小路上，回想着夏天这里草木青翠，鸟语蝉鸣的景致。刚和朋友喝了点酒，现在看东西还有些朦朦胧胧，望着灌木枝条上的雪花和地上稀疏的树影，忽然想起古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此等诗情画意这里是有还是没有呢？
    1967年冬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妹妹不顾父母的反对去了北大荒农场。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铺开，妹妹完全是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腔热血报的名，重病住院的母亲流着泪劝她也未能阻止妹妹与工农结合的决心。临行的那一天，我把妹妹送上了火车，我们在北京站留下了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妹妹很能吃苦，在北大荒成了一名优秀的女拖拉机手，第二年夏天还作为北大荒知青报告团的成员回到北京，给那些即将分配的中学生讲自己的心得体会。
      1968年春节过后，北京中学的分配开始了，一些高二和高三学生陆续被发配到山西、内蒙，我的学生时代也该结束了。不过，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打架了，一场流血的群架，我此生就打过这一架，所以记忆深刻。
     高二年级有个自称“游击队”的小团体，虽然也隶属我们这个山头，但因赞同社会上“四三派”观点反对军训，与我们总在闹别扭。六七月份，全校学生去温泉公社参加麦收劳动，因为一些小事双方剑拔弩张。一天中午，文*革*初期与我一起闹罢课的冯姓同学被“游击队”欺负了，我们班那伙争强好胜的男生不干了，决意在吃晚饭时好好教训一下“游击队”。
      因为是参加麦收劳动，学校食堂设在村中一个大院里，我和班里的七八个男生早早就坐成一排静候对方就餐。那时打架，以多欺少不算爷们，“游击队”知道我们的脾气，听到风声后便化整为零分开来打饭，开始我们没理会，不想“以势压人”，可眼看晚饭快收摊了，“游击队”也快“游击”光了，于是，当他们最后一个人来打饭时，我们一拥而上，三句话不投机，一碗热粥便扣到了对方头上。“游击队”其实也早有准备，当院内刚一开打，他们那一伙人便从门洞外抄着扁担打将进来。“游击队”平时的所作所为很不得人心，特别是他们反对军训，驻校的解放军当然不喜欢他们，此刻一看他们动了家伙，我们年级的一个军人排长大叫一声：不许动凶器，抓住他。这一声吼叫从精神上把对手震住了，双方只交手了三五分钟，“游击队”便作鸟兽散，我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满街追着“游击队”打，最后的烂摊子当然是驻校的解放军来收拾了。我那时还是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打架那还得了，好在解放军挺庇护我，带着打架落下的伤在大会上做个检查便了结了。
     三年的高中生活在1968年7月15日以我强行扒车去北大荒而告结束，七十年代中期，我把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结成一小集，题为《无忧集》，并作题序曰：
       五湖山水诵诗文，
       引友呼朋酒未温；
       无忧之年说愁怨，
       不知愁字做何论。

这是我和同学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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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如嫂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动乱年代的高中生活（石油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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