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会议纪要

tuffy05

何蜀：向朋友们汇报
（有关这次致敬历史记录者会议情况及感想）

1月15号，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即原“刘文彩地主庄园”）建川博物馆，由《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和腾讯网联合举办（成都建川博物馆、雷禾工作室协办）了一个“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的会议。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是会议的主要赞助者。得到邀请后，我本不打算去（手上事情太多），但听说徐友渔要到，想和他聊一些四川文革方面事，就去了。王康刚好与我同车。14号下午乘动车组到成都后，由会议主办方派车接到博物馆群中的红色年代宾馆，因堵车严重，五点前从火车站接到我们，路上被堵近一小时，晚上八点多才到（就是说，从成都火车站到大邑比从重庆到成都的时间还长）。到后才知道这次会议他们请来了不少国内历史学界的人士。安排好住宿后就碰到了熊景明和徐晓。到餐厅吃饭时前面的徐友渔、谢泳他们已经回房间了，雷颐正要离开。随后章立凡也来了。我和谢泳、徐晓、章立凡、徐庆全都是只有过邮件或电话联系，这次才第一次见面。
这次会议以“发现、记录、保存、传播”为主线，突出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关注度，评选2010年度的有关活动者及成果，旨在推动保存国家和民族记忆，支持惯于寂寞的历史记录者，呼唤公众关注历史的保存与传承，从历史中寻求前行之路，为未来保存精神财富。
    他们这一创意我觉得相当不错。对《看历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能想到和发起这样的活动感到非常敬佩。
会议请的评委有：张鸣、徐友渔、雷颐、谢泳、长平、曹景行、许知远、展江、张同道（北师大）、何三畏等著名学者和资深媒体人。原定的评委请好未到的有：秦晖（因会议当天才从国外返京）、高华（因做肝癌手术）、吴思（换成了徐庆全到会）、朱学勤（因所谓论文抄袭事件，学校要求他在正式结论公布之前不参加外面会议。会议当天听说学校的结论已经公布，否认了抄袭的指控，只说是属于“瑕疵”）。评选活动设置了8个致敬奖项。我在会后上网查看才知道，评选活动早已于去年12月10日即正式启动，中新社、人民网、成都商报等几十家媒体关注报道，数十万网友在活动官网参与投票。会议前夕，评委会根据投票情况和专业判断，产生了提名名单。评委会秘书长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在微博中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这是没有奖金的‘大奖’。历史记录需要公共参与，需要民间立场，需要传播和共享——提名名单体现了这些主张。”我很欣赏他这些说法。
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评奖主要涉及的是抗战历史方面的内容（其实这方面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党文化传统的历史诠释），对“反右派”、文革等历史只偶有涉及。
会议当天上午开始时，樊建川作为东道主先讲了些话，他讲到两个原国民党老兵，给我很深印象。一个是南京日军受降仪式现场的警卫营长赵振英。这是由纪录片摄制者们从美国留下的二战纪录片镜头中发现的，后来找到他时，老人因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管制经历而自称“我那些丑历史”，记者带他外出参观时见到戴红袖章的门卫保安都会感到恐惧。以后经过许多采访，参观，了解到世情的变化，老人才慢慢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不再把自己看作“历史反革命”而是光荣的抗战老兵了。另一个是淞沪会战时驻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的一位幸存者杨根奎，老人在国军败逃前，曾被孙元良委任为少将，要他去收编残部组织抵抗，但他看大势已去，烧掉了委任状，逃到金堂县乡下，潜伏了六十年不为人知（令人惊叹的是他这几十年的潜伏经历居然逃过了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大清查，包括文革中清队的内查外调等等，从未暴露真实身份，没有被作为“一个奇怪的贫农”揪出来）。他是在一次参观建川博物馆抗战馆时被樊建川发现的，樊上前去与他攀谈，听说他是“八百壮士”幸存者，樊有些不信，想了些问题问他，并设了些“套”想让他暴露出说谎的真相，结果相信了他确是真实的“八百壮士”幸存者。老人走到蒋介石、宋美龄塑像前时，突然立正，大声说：蒋委员长，蒋夫人，国民革命军某军某师某团……杨根奎向你们报告：我们完成了任务，我们胜利了！接着老人肃立着放声唱起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老人的儿子（七十多岁）是陪同父亲来的，在一旁惊呆了，对樊说：“六十年来从未听爸爸唱过一句……”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一个潜伏六十年的前国民党老兵，居然能在沉默六十年后一字不漏地放声唱出当年的国歌（党歌）。有人认为单是这六十年的潜伏经历就足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有看点的好题材。后来发奖仪式上樊建川请老人给大家又唱了一次，听着这位九十高龄老人沙哑苍凉的歌声，令人感慨系之！
会议上午的议程，主办方特请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负责人（已退休）熊景明主持讨论。我没想到熊老师一来就点名要我发言（后来她告诉我，是想让我们这些平时没有多少机会抛头露面的人向大家介绍一下所做的工作）。我因毫无准备，只简单介绍了一下我和吴迪合办的文革研究网刊《记忆》的简要情况，同时也介绍了一下重庆几个右派老人办《巴山夜雨》网刊的情况，谈到抢救历史记忆的紧迫和艰难。随后发言中印象较深的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
雷颐谈了关注历史细节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他近来写的不少涉及文革历史细节的文章）。
沈志华介绍东欧国家原共产党档案全部无保留开放的情况，他已经组织人在进行购买和翻译。他说从那些档案中反映出来的国家关系可以看到许多历史真相。
徐庆全谈到民间书信博物馆的建立，提议重视对个人回忆录自印书的搜集并将其集中（他建议集中到熊景明他们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去）。
陈秉安谈到《大逃港》一书的写作情况及其间的艰难。
谢泳谈到参与建立反右派数据库的工作，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对八十年代初高校学生刊物的收集和组织回忆，他说那些学生刊物的创办者和编辑现在大多已是各界领导和骨干。
邓康延（深圳）谈了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纪录片的一些情况。我们刚到的晚上吃饭时就见识了他饮酒后的滔滔不绝（他已端着酒杯陪了一席又一席了），据说他不饮酒时口吃，但从发言中没听出来。
苏智良（上海师大）谈了搜集慰安妇资料的情况及他想在上海办当年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博物馆的艰辛。据说有关方面要求“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不要提慰安妇问题”，他认为，正是为了人民的友谊才要提。
来自四川小县城武胜的杨霞丹谈了她们如何在一个小县城发起网络抢救记忆“现在就开始回忆”的工作成果。
东北的周艾民谈了独立采访和写作《东方马其诺防线》、《关东军要塞》等书（揭示日军当年在东北建立庞大的地下“长城”的真相）的情况。
因其独特经历和文字魅力而受到大家欣赏的野夫谈了写家史、家族史的意义（他从海口飞过来，14号半夜才到。
王康谈了组织绘制《浩气长流》巨型抗战人物画卷及到台湾展出的情况。
方军谈了写作《我认识的鬼子兵》及现在采访一些国民党老兵的情况（是不是又要写《我认识的蒋匪兵》呢？）。
张大中讲了母亲王佩英对他一生的影响。
下午先分了两组讨论，一组讨论纪录片，一组讨论历史记录者的生存。我参加的后一组，由徐庆全主持。因时间有限，谈得都不深入。不过，徐庆全讲到的《炎黄春秋》的生存原则值得学习，其要点就是不要把中宣部的限制放大，他说许多报刊和作者都是从上到下不断将中宣部的一些限制放大以确保“不违规”，这样弄到后来就自己把自己约束得比中宣部还厉害了。樊建川的生存技巧也使我感到十分值得借鉴。他说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得不到批准，那么他就改名叫“红色年代博物馆”，这样就通过了。他说，你总不能不让我纪念红色年代吧？这确是一个值得历史记录者们都注意的生存技巧。
接下来会议搞了个小活动，每人发一张纸，要求写下去年的一个关键词，或是人，或是事。我得到的纸是要求写事，我写了“拆迁”，后来知道写事的大多都不约而同写的“拆迁”或“强拆”，可见对去年发生事件方面的“历史记忆”高度一致。被要求写人的则各不相同，写出来的有：崔永元、钱泳会，蔡定剑，李刚（有人还说了一首网上的打油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爸是李铁，恨铁不成刚）等等，还有写“微博网友”的（提到去年一些因微博的影响而引起事件转机的“围观改变中国”）。当然，还有人写的人物没有被念出来（为了照顾媒体的报道不受阻挠。到会的媒体很多），只说还有“去年十二月那个人”，当然大家都心领神会。
其间穿插了一个赠送仪式：吕正操的儿子向博物馆赠送他父亲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
会议合影时，前面摆放了一排椅子，叫六十岁以上的坐前排。于是我也就和徐友渔、章立凡等坐到了前排，结果前排还坐不满，只好放宽年龄，不到六十岁的也可以坐。可见到会的这些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人大多年纪不大。这倒是个令人欣慰的现象。
晚上正式宣布评奖结果，举行颁奖仪式，由凤凰卫视杨锦麟主持（他去年曾来重庆找我采访有关文革武斗的事，吃饭时他告诉我节目制作好了没播出）。他主持仪式中自然还是妙语如珠。
。
    评选提名及结果如下（前面各项提名中的头一名是终评获奖者，只有最后一项“年度特别致敬”的两人都是获奖者）：

年度记录者：
崔永元——用八年时间，为制作纪录片《我的抗战》,采访3500个老人，收集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他没到会，是他的导演来领的奖。
章东磐——1954年出生的新四军后代，出版了“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等。
陈秉安——记录1950年代至80年代近100万内地居民越境逃往香港的“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悲惨历史的《大逃港》。

年度行动者：
樊建川——具体就不用说了。
张大中——出资为母亲王佩英制作纪念册、纪录片。
熊景明、林达——两位女士共同创办了“民间历史”网站，发起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记录档案库”，收藏反映中国大陆民生的个人回忆录，进行编目整理，永久存放，推动民间书写历史的活动。
孙春龙——2008年开始报道中国远征军老兵，并于当年5月开始组织帮助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找到家的活动。

年度历史写作（媒体）：
《水墓》（南方都市报）——这是难得的一个涉及文革的内容，反映1975年8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决堤，下游1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数百万人民和数百万生灵遭遇的巨大灾难。这一灾难在被隐瞒几十年后才得到报道。
《历史深处的来信》（南方周末）——即那个引起争议的“红卫兵道歉”的报道。
《“右派”劳改营50年》（南都周刊）——“夹边沟事件”50年时的报道。

年度图书：
《巨流河》（齐邦媛著）——描述齐邦媛自己与家族两代人，从家乡东北的巨流河逃亡内地，到陪都重庆，又到台湾的哑口海的故事。令人惊异的是会议主办者居然还托正在台湾的南方周末记者以特约记者身份去找到了齐老，请老太太录下了向会议发表感想（她特别说到对重庆的感情）的视频在会上播放。
《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章东磐主编）——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数万张战争影像资料中精选最有震撼力和代表意义的500张图文汇集成书。随书附赠原始影像DVD光盘。
《松山战役笔记》（余戈著）——抛弃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攻防一百天的全过程。

年度影像：
《我的抗战》——近400位年龄超过80岁的老人，对着镜头讲述他们亲历的那段历史。从片中标注的采访时间和老人们的生卒年份不难看出，许多老人在采访完的很短时间内便离世，但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纪录片中。堪称一次对历史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寻找少校》——从一幅意外发现的滇缅美军葬礼照片开始，一群追慕远征军的民间学者章东磐、孙敏、牛子、江汶、邓康延等几度翻越怒江和高黎贡山，并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老兵家庭寻找当年那位少校的人生足迹。
《掩埋》——反映唐山大地震真相，投资不到五万元的纪录片，资金全部来自导演王利波自筹，艰辛拍摄的背后是作者挖掘真相的勇气。

年度公民写史：
杨霞丹、莫为等《从现在就开始回忆》——2009年9月20日她们在川东小县武胜的一个网络论坛里发出“现在就开始回忆”的写作征集帖，得到热烈响应。
何允中《抗日战争中的川军》——66岁的何允中是退休高级工程师，多年来跑遍全川寻访川军抗战将士后人，查阅数千册资料，完成这部120万字的著作。
侯秀才《东岳庙村史》——这个老农花了7年时间，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一部十几万字的“村史”，想为这个因为南水北调而不得不移民的小村庄留下些能够被后人记住的东西。

年度历史公益：
深圳“关爱老兵”志愿者团队——实际上是个全国性的公益性志愿者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个省和地区。以网络为载体团结在一起，积极致力于寻找和资助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

年度特别致敬：
谢朝平——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多说了。
赵振英——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的少校营长，亲历了1945年8月湖南芷江的恰降仪式和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受降仪式并担任警卫工作负责人……

从提名情况看，文革题材的只有《水墓》、《历史深处的来信》、《掩埋》和张大中（母亲王佩英）这四个，陈秉安的《大逃港》主要部分涉及文革时期。“反右派”题材的只有《“右派”劳改营50年》一个。其他除了几个综合类的外，几乎都是抗战题材。
发奖仪式完毕后，孙春龙讲解了《老兵回家》拍摄的一些经过（配合放映纪录片的一些片断）。其中那一个个九十岁上下的老兵，流落缅甸数十年无家可归，在志愿者们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家乡或亲属，回家看望，每个人都有一段令人揪心的故事。有的人回家看望后不久就去世了，有的人在找到家人后还没来得及回去看望就去世了。有人听说找到家后又不敢回去了（不愿以这样落魄的样子回去），志愿者向他保证让他像衣锦荣归的功臣一样受到欢迎……纪录片的最后是几百个阵亡的老兵的名字字幕，随着字幕的由下往上慢慢推移，响起了一个苍老声音领唱，若干声音合唱的军歌声，歌词开头是：“君不见……君不见……”是民国味的，文白夹杂的，唱的虽然既非美声也非摇滚，有的地方甚至有点跑调，但那是真正的老兵的歌，令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特别是联想到他们为国献身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命运），唱到高亢处，几乎像是在用整个生命呐喊。那歌的曲调是我们都熟悉的《新四军军歌》，我感到迷惑，到底是新四军军歌用了这支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陈毅写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还是这些老兵唱的军歌是用了新四军军歌另外填词？不知哪位了解情况的人能解答这个问题。
故事里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几乎没有露面的默默无闻的志愿者，都是些年轻人，他们靠着网络的力量，千方百计为那些老兵查找到家乡亲人的下落，并且集资、找关系，帮助老兵办理回家所需的一切手续，组织家乡当地的欢迎……这些志愿者散居全国各地，是网络把他们联成了一个有力的整体。这次会上他们来了几个不同城市的代表。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就想，如果抢救民间记忆的工作能有这样一支志愿者团队，那该多好！我们一直所焦虑的无人进行抢救性的采访、口述记录、影像拍摄、资料整理和搜集、文字资料的录入等等工作，就会有人来做……

晚餐后，我不知道樊建川带了几个人（可能是跟他同桌吃饭的）去参观他的库房。去看了的王康回来后讲到了他的所见所感，他说，他是不会轻易为什么事“震撼”的，但去看了那个库房（仅仅是博物馆的八九个库房之一），确实感到了震撼。简单说就是：从清末到现代的老照片，一本本堆放着有一万多本。文革小报，一百多吨。文革中的检查交待揭发材料，数以吨计。中央领导人的各种资料，按人头分门别类数不胜数……各种票证，甚至包括我们没听说过的妇女的月经带票……樊建川在搜集寻找这些历史资料中可谓挖空心思，而且舍得把钱花到上面。在日本访问时，他听说一个老兵有侵华日记两本，卖价开口要两万美金，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买下了，那日本人只要求签了个合同：保证不拿这日记去作为起诉他（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罪证。
说实话，本来我听到过一些对樊的负面评价，对他的所作所为一直抱怀疑态度。但这次的见闻，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像这样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能把钱花到抢救历史记忆上，是非常难得的。他有眼光，有魄力，有智慧（他听说农民家里有文革时期结婚时买的有“三忠于”图案的镜子，就找人做了面更好的镜子拿去换而且倒贴两百元钱，农民高兴地接受了交换），也有生存技巧（以“红色年代博物馆”取代“文革博物馆”的名字，抗战馆中的共军馆比国军馆大一倍）。我只担心，他那些文字资料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手和时间进行整理，怎么能变成有用的东西？而要进行整理，又要有多少人来“皓首穷经”？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因事先告诉我们只开一天会，所以一些人都买好了次日的返程票，不知道会议还安排了次日的参观建川博物馆活动。我们一些人不得不放弃了。十分遗憾。

（趁回来后印象还新鲜时赶写下来，也许有错漏不准确之处，只供朋友间交流了解参考。）


http://sz1966.blog.hexun.com/60943266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