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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舟文稿》之译校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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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0 06:54: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安舟文稿》之译校者前言

Joel Andreas (J ·安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对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和中国社会问题颇有研究,其撰写的博士论文《Persistence of  Privilege》(直译为《坚持特权》)(或译为《特权的持续》)的英文打印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极少数学者中流传。安舟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交给一些国际会议,一些章节和后续研究的论文(英文),在海外一些中国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他也就其中阐述的问题,在北京等地的某些学术沙龙做过报告。读过和听过安舟报告的朋友反应各异。有的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的说他是西马学者,也有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学者或自由主义学者,甚至有人说他是托派学者!一个自称清华红卫兵领袖的朋友,干脆说不知其报告说的是什么。

据J ·安舟自己回忆,他还在孩提时候,就随其左翼知识分子的父母,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和政府的激进运动的游行……而那是与中国红卫兵运动同时代的政治运动,都是挑战二战后确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的世界性的群情激荡。可不可以说他自幼就受到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或泛左翼运动的熏陶?而他的《坚持特权》就是一部严肃的左翼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报告,很值得中国社会研究者和文化革命的研究者阅读讨论。

我们不善于也不需要给学术论说和学者个人贴政治标签。所有接触过安舟的学人,都为他的坦诚、亲和,他的执着与悉心的研究精神所感动,特别是他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问讯和调查了大批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与教师、干部职工(乃至其他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人),其涉及面并不亚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和文革研究者。这些被调查者的思想、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在安舟的论文里有极为充分的记述,作者以他域外人的客观见解和西方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对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爆发的自身特征,清华——乃至中国社会何以出现文革运动,做了他的独到的解析,也对毛泽东自嘲“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后期文革,进行了批评。我们知道,文化革命以前,蒋南翔校长以他30年代革命者和17年(1949-1966年)高等教育领导者的身份,提出了著名的“双肩挑”的“又红又专”的——“清华牌”政治/技术干部培养的模式,这种培养的典型模式,在当时也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一种学习、仿效的楷模,甚至是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心目中的接班人培养模式。不管这种培养方式的目的和效果在毛时代如何,也不管毛本人认同程度如何,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们已经清楚看到蒋校长的政治文化理想所产生的深远效应:优秀且理想的“清华牌”干部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昨天和未来。要研究毛以后的政治文化、科技思想,而忽视清华大学历史,是一个绝大的失误。

在文革运动的红卫兵造反阶段(暂以1966-1968年为时限),著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中的激进派别,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口号,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以异端的方式,置疑、反对蒋氏的干部培养模式,其中也包含着对共产党的特权化制度的担心。毛泽东本人一度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认同过这种十分激进的倾向。但“ 运去英雄不自由”几乎贯穿了毛的文革始终,况且他对于清华的两派,内心始终是矛盾的。如果毛泽东活到现在,他会认同与忍受清华大学现状和高校战线的实际 ——乃至惊人的中国“巨变”与“巨不变”吗?而“心雄万夫”的清华大学的精英们,包括当年竭力要反抗特权的蒯氏,现今也未必会去鄙视局外人安舟所蔑视的特权。安舟引证了许多清华“凡夫俗子”言谈、事例,使读者观之如近在咫尺;虽然他一再引用的西方政治学概念,对于老年读者确实有些“不简易”——语境差异和文字晦涩。

此文的译者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人,我们借用安舟的“出口”——“进口转内销”——在内部流传,以飨广大读者。尽管文字也经过安舟本人、海外华裔学者和个别运动亲历者的校对,特别经清华文革研究者唐少杰教授的修改,但由于译者未亲历清华文革,且中英文水平有限,所译文字未必准确达意。希望清华大学文革的当事人和其他研究者提出意见。至于原著中涉及到的当年清华大学真名实姓的各种红卫兵朋友,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公众人物和历史研究的对象,请不要有何不安;音译的姓名如有出入,也请见谅,译者和校对者都无法再去一一查证。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文本,并不针对任何个人,不做任何价值判断。

不认真读读左翼学者的研究,就不一定知道1960年代中国高校为何发生批判现实的文革,为何出现激进的“蒯派”。从社会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角度看,文革究竟结束了没有?为什么还要研究文革?安舟的研究,告诉我们清华大学文革中出现过什么样的荒谬,为什么文革不能达到激进的红卫兵理想的目标?为什么精英知识分子要批判文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今后也能有海外右翼学者研究中国高校文革的文章译介给国内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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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2-25 10:44:38 | 显示全部楼层
安舟乌有之乡讲座: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

图片:

38_570_824d3f4d09193be.jpg

作者:李峰

主题: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
主讲嘉宾:安舟(Joel Andreas,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时间:2007-9-15 下午2: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   乌有之乡书社


9月15日下午,安舟教授再次作客乌有之乡,以“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为题,面向社会公众,做了一场精彩讲座。国际友人寒春、阳早夫妇的次子阳和平,为本次讲座作了现场翻译。
安舟教授首先讲述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产生是密切联系的,并表明他对“新阶级”一词的定义和南斯拉夫学者吉拉斯的不同。
吉拉斯首创“新阶级”一词,其主要观点是: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有权的假相,“特权阶级”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吉拉斯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个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即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是否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这个新阶级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特权而存在。安舟引用“新阶级”一词,但对其赋予新的内涵,即用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三者综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新阶级的标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与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八十年代的前苏联都极为相似。
下面从经济、文化、政治三种资本切入来分析中国新阶级的形成历程与文革的关系。

一 文革前新旧精英的对比及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新精英集团掌握政治资本,旧精英集团的原有经济资本被消除,但仍然保有当时很稀缺的文化资本。中国的旧精英主要集中表现为革命成功之后遗存的旧封建贵族势力,他们经过革命浪潮的冲击后,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特权,即丧失了政治资本,但是由于在旧社会中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故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新的精英多是革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革命成功后,便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是政治资本的占有者,但由于多数出身于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未受到系统得教育,故缺少文化资本。
旧精英虽占有文化资本,但缺少政治资本;新精英占有政治资本,但缺失文化资本。两者对资本占有的对称性,决定了双方必须要联合才能各自弥补己方缺失的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互相渗透和结合,便体现了中国新旧精英互相融合的趋势。但是两个集团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又有各种矛盾,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安舟强调:对“斗争”的分析正是分析的要点,并且他把清华作为分析的对象。为什么是清华呢?安舟指出清华是我国大学中的典型代表,而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基本是由大学培养出的,并且分配政治和文化资本的证书制度也能在大学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新旧精英的激烈斗争及演变,集中表现在大学里的派系斗争中。

二 “文革”中清华的派性斗争

在谈到清华之前,安舟先提出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是指57整风反右运动时期,其间毛主席先鼓励知识分子批党干部,然后支持干部反攻知识分子。但此处重点研究的是第二个时期,“文革”中66—68年,毛主席把矛头同时指向两个精英集团,对象是广泛的整个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目的是为了破坏两个集团的权威和特权。“文革”最初引发了两个精英集团的激烈斗争,后又造成了它们的联合。
在清华的派性斗争中,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是不一样的。在清华附中,由革命干部子弟主力组成的“老红卫兵”攻击旧精英,主张“破四旧”,保护新精英,保护党的领导,提出“血统论”。由知识分子子弟为主力组成的“井冈山”攻击新精英,攻击干部子弟,攻击领导干部的权利和特权,同时保护旧精英,同情校长老师,反对“血统论”,反对“阶级路线”。在清华大学的66年秋,分为“造反派”和“老红卫兵”,其斗争与附中是相似的。但是,到了67年春,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造反派”分化成了两个派——激进派“井冈山兵团”和温和派“414派”。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与附中不同,这两派学生没有按家庭出生划分,都是由工农子弟领导。激进派主张彻底的砸烂“旧清华”,取消高考制度,把劳动生产和教育结合,反对“精神贵族”的创造,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挑战领导干部的权利和特权,批判追求名利和“奴性”思想,提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指“清华牌“干部)有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持有党证。温和派主张保护“旧清华”,保护大学教师干部,认为激进派在攻击又红又专的干部。对两个精英集团的同时攻击就促使两个集团相互渗透逐渐融合。
前边已说明,清华的派性斗争在全国很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两个精英集团在全中国这样一个大空间范围内进行着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

三 “文革”之后

在“文革”中,两个精英集团在相互合作及激烈斗争中基本完成了相互结合的过程,这一结合成了邓小平的政治基础,也是改革的社会基础。八十年代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成熟,根植于新旧精英,同时占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并且,在初期被消除掉的经济资本重新出现,这使得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与社会其他阶级的差别越来越大,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就是在这种日益显现的差异中滋生积累的。
在提问阶段,一些朋友与安舟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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