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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事]高司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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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13:45: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记事]  高司大撤退

【原载 湖南知青】

        1967年的8月10日,那天接近半夜,水陆洲上的桔洲造纸厂工联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突然叫起来了,说中央文革已表态,支持湘江风和工联,高司是受蒙弊的群众组织,听完后我半信半疑。不久河东多处对河西广播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复播放这特大喜讯,虽然声音听不太清楚,但内容都是一样的,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十一日早上,见到邻居们个个忧心忡忡,他们也都听到了造反派的广播,担心往后的日子有麻烦了,因为高司宣传造反派是一批地痞流氓,杀人放火的,“六.六”惨案记忆犹新,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抹杀的印象,这些善良的教师没有理由不害怕。但都不知道高司下一步作什么打算?师院、湖大的喇叭都不广播了。

       上午传来消息,攻打长纺的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都已撤回了,打长纺已打了四五天,只剩一座钟楼没能拿下来。打长纺的那几天,河西高校区特别紧张,公共汽车早在半个月前已停开了,马路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的,师院还在二里半的马路上用沙石袋筑起了街垒;各村的居委会也给发动起来了,家里来了生人要登记(我老兄从北京回来,轮渡早已停开了。还是绕道黑石渡坐划子回河西的,进屋第一天就上居委会登记);还每家派出一人,通宵达旦的轮流站岗放哨,保卫家园。我那时瘦骨嶙丁,也在村后的山上守了一通宵。

       中午一点多钟时,师院的喇叭突然叫了起来,说院武装部有一批武器,让人们去领。我听到这消息,感到好奇,便邀了伙伴罗培深、孙伟安(一中高一的)和他弟弟孙慧安一到去院武装部,在路上碰到我附中的同班同学羊毛(后来我们下在同一个大队),他带一顶黑色的藤安全帽,扛着一支七九式步枪,对我们说:“是在发枪呢,可能没有了。”我们原以为是发梭标呢,听到是发真枪,马上加快了脚步。到二里半时,看到两辆解放牌卡车停在路旁,驾驶室上面都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厢前面站着荷枪实弹的“红色怒火”的人,车厢里都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仔细一看,住在我们后面的那家人,全家六七口都在车上,哦,是师院高司的头目和师院的头头们带着家属准备逃跑。
到了武装部,真的没有枪了,只有几顶武工队戴的藤安全帽,我们一人捡了一顶戴上。这时有两个武工队员来退枪,是两枝小口径体育步枪,一枝还没有枪栓的,我们一把抢了过来,他们将身上的绿帆布武装兜连同两颗土造的手榴弹一快给了我们,但没有一颗子弹。一打听,才知道是师院武工队员要逃命,纷纷把枪丢在武装部里,空手逃离。

       我们捡的都是一些破枪,在河西三大高校中,就师院的武器装备最差,这是因为在“七.七”惨案后,武斗已升级为枪战了,省军区奉中央命令,到各单位武装部收缴武器,以免散落到各派手中用于武斗。河西第一站就是师院,师院乖乖的如数上缴,第二站是湖大,湖大就不卖帐,一枝不交,矿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了“七.二六”武汉事件爆发后,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湖大、矿冶都把武装部的装备亮了出来,而师院连一支枪都没有,只好把体育系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拿来充数。为了防备造反派的袭击,只好寻求“红色怒火”的保护,请他们住在院体育馆里。

       我们拿着这两条破枪就往湖大走,想到那里弄几颗子弹,一路上见师院的学生宿舍都空空的了,路上没遇到多少人,都逃的差不多了。到了湖大办公楼前,那是高司湖大的总部,楼前聚集着不少人,大部分是武装人员,我们径直上楼,没人查问我们,看我们这身打扮也以为是武工队员。我们找到了总部,里面乱成了一团,许多人都在问一个不打眼的人拿主义,一打听,那人竟是湖大高司的头目,他也六神无主,他系手枪皮带时,因上面有手枪挺重的,系了几次都掉下来了,周围的人就笑话他是吓得手发抖了。他身边的一矮个子,农村人打扮,却全副武装,手提一只中号皮箱,他就是高司的出纳,那皮箱里全是钱,头头要他用性命来保护好这笔钱。我们觉得湖大的高司还是挺傲的,不象师院的,一盘散沙,闻风而逃,跑的比兔子还快。

       我们在那里没找到小口径枪的子弹,继续往南朝矿冶走去,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马路上已有不少人在往南逃了,这些人都是高司的成员和支持高司的老百姓,他们已得知高司要撤离河西了,担心遭造反派的报复,也纷纷向南逃离,沿途有不少人加入到逃难的行列里来。过了湖大棉花厂,马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人流中不少是拖儿带女举家而逃的,在烈日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有挑担子的,有扛箱子的,甚至有个老太婆提着一只老母鸡在人流中蹒跚。逃难的人群中高司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武装人员不多,他们大都只带一个挎包,他们是要逃往到湘潭。而老百姓却是漫无目的地的跟着高司的走,有的是想投亲靠友,有的只是想躲到附近的农家避几天再说。

       默默的人群朝南缓慢的移动,突然一声枪响,人群象炸了窝似的,有人惊恐的跑了起来,有人吓呆了站立不知所措,相互间呼叫着亲人,四处传来小孩的哭声,马上有人传话过来是枪支走火,大家虚惊一场。这逃难的情景以前只在电影中看过,想不到现在却真实的展现在眼前,这悲戚的一幕,多年后我都难以忘怀,解放快十八年了,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竟重现逃难的人群,这老百姓何罪之有?要作这个孽?

       还没走到渔湾市,我体力不济了,那两年我高度贫血,是班上的第一病号,这个中午在烈日下奔波近三小时,人有些虚脱了,见此状况,我的伙伴们决定打道回家,再走下去可能也找不到子弹的,我们身无半文,也没同家里打招呼的,更不想去湘潭,还是回家观望再说。快接近师院时,路上几乎已见不到人了,只碰到一位拖板车的大伯,他以为我们是要去抵挡造反派的,好心的劝阻我们:“伢子啊,去不得啦!会被打死的。”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解释是回家,他才放下心来。

       到了我们村子附近,因怕家人看到我们有枪,没敢进村,就从村后绕道上了山,将破枪和手榴弹藏在茅草里,坐在山上居高临下观望。看到湖大武工队一行二十多人,爬到我们对面的凤凰山上,埋伏起来,这里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山下只一条狭窄的马路通湖大,“二.四”前夜湘江风雷冲击高司的队伍就在山下遭到围堵的,可惜历史不会重演了,就在“八.一九”快一周年时,响当当的革命小将一夜之间竟成了流寇。我们紧张的注视着,快有好戏看了,可惜半个小时后他们悄然的撤走了,看来他们是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的。

        两个月后,我遇到了与湖大一起撤退的好友姜新纪(他后来下放在飞山),他告诉我,湖大当时举棋不定,想固守,不想撤离,怎奈何师院跑光了,北面是敞开的,孤军难战,只得忍痛撤离,丢下了众多的物资,光子弹都好多箱。他同湖大高司总部的一百多人,当晚是撤到岳麓山的顶峰云麓宫,第二天的清晨才从后山下山步行去了湘潭锰矿,途中没发生战斗。

       我同学羊毛也去了湘潭锰矿,在路上有人用一支56式冲锋枪换走了他的七九式步枪,他开始还以为占了便宜,后来才发现冲锋枪没撞针,吹火筒一支。到了湘潭锰矿找到了附中的队伍,就住在锰矿了,在那里他们常唱“在松花江上”这支歌,把松花江改成湘江,九.一八换成八.一一,以对附中的怀念。过了几天,他在株洲桥梁厂的姐姐孤身一人,冒着风险来到湘潭寻找他,打听到他在锰矿,好说歹说的把他劝了回去,赶上了最后一班去株洲的火车,以后火车也停开了,湘潭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以上是两个小插曲,言归正传,当晚河西三大高校全部人走楼空,停电停水,一片漆黑,苦了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教工家属,提心吊胆的渡过了一夜,造反派不知底细,没有冲进来,他们是第二天进驻河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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