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志》杨浦区“文化大革命”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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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志》 第三十九编专记

杨浦区文化大革命”记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上海作为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据点。为此，他们挑起事端，制造动乱，打倒一切，培植帮派势力，制造冤假错案，残酷迫害干部群众，以至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王洪文、王秀珍及其帮派骨干陈阿大、黄金海、汪湘君、潘国平等原工作单位都在杨浦区，他们造反夺权上台后，又多次发布“指示”，安插亲信，左右区的“文化大革命”，使杨浦区成为名符其实的“重灾区”。

一、“工总司”和杨浦区造反夺权

1966年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在南下来沪“传播革命造反经验”的北京红卫兵等的支持下，上海一些工厂造反派串连、纠集一起，筹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11月9日下午，上棉十七厂王洪文、玻璃机械厂潘国平、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发起，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中共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正式成立，并在《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大批造反队员于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小时。12日，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处理“安亭事件”。13日，他撇开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条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市委被迫将《五条》印成文件下发基层，引起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11月下旬，“工总司”先后派上棉三十一厂程琳、纺织局印刷厂刘开宇和玻璃机械厂沈建柱等持《五条》文件来杨浦区委机关，分别要求承认他们组织的“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和“工总司”杨浦区分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并在12月初强行领取了部分活动经费。

对“安亭事件”和张春桥签字同意《五条》强烈不满的广大工人的代表，于11月26日成立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简称“赤卫队”）。张春桥、姚文元和“工总司”将“赤卫队”视作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胁迫市委领导宣布“赤卫队”是“保皇组织”；在基层砸抢“赤卫队”办公室，驱赶赤卫队员离厂，不断挑起事端。29日，“工总司”等2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指挥部，调集10多万造反队员控制以康平路为中心的周围道路，于30日凌晨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围攻殴打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的大批赤卫队员。“康平路事件”后，“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各区和基层的“赤卫队”组织也相继被砸或被封，各级“赤卫队”头头遭到迫害。王洪文还到杨浦公安分局商谈关押“赤卫队”问题。30日当天，上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25人被关押。1967年1月份，送杨浦公安分局关押的“赤卫队”头头有58个单位的113人。

1967年1月2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刮起的“一月风暴”中，“工总司”杨浦区分部、“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和杨浦区机关工作人员造反队等联合发起，在杨浦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揪斗区委、区人委领导干部。根据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解放军奉命“支左”，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刘俊杰等到区级机关“支左”。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8日，“上海人民公社”小分队等进驻杨浦区，指导和参与活动。15日，由“工总司”的两个区级组织和区机关工作人员造反队为主体的10多个造反组织等共同署名，宣布筹建“上海人民公社杨浦分社”。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会”），王洪文当了副主任。28日，杨浦区也挂牌宣市成立“上海市杨浦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简称“区革筹会”），并发出一切权力归区革筹会的《通令》。“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头头程琳和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刘俊杰为负责人。7月，区革筹会讨论区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10名常委中“工总司”区头头只占1名，联络站头头程琳未列入常委名单。王洪文对此不赞成，提出要“照顾老造反”、“常委多几个也可以”。9月25日，区革筹会提出了关于区革命委员会9名常委5名召集人的报告。9名常委中，“工总司”有4名，还有1名是与王洪文称兄道弟的区公安分局的造反头头；“工总司”杨浦区联合指挥部内原联络站和分部的两个头头程琳、沈建柱都当上召集人。市革命委员会立即表示同意。第二天（26日），在杨浦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杨浦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攻打“上柴联司”

联合夺权后，为了权力再分配，不同派别造反组织的头头，派性膨胀，联而不合，甚至发生武斗；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也纵容、策划、利用武斗，来达到其铲除异己，一统上海天下之目的。当时上海柴油机厂内有两派对立的造反组织：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和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兵团（简称“东方红”）。“工总司”支持“东方红”，打击“联司”。不甘服输的“联司”走向社会寻求支援；社会上不满“工总司”霸道的势力，聚于支持“联司”旗帜下，形成一股否定“工总司”、要求权力再分配的潮流。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王洪文一手策划制造一场攻打“上柴联司”的全市最大的武斗事件。

1967年7月31日，王洪文到杨浦公安分局同分局造反头头宋桂生等密谋策划关押“支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络总部”（简称“支联站”）头头事宜。当夜，王洪文组织人员把参加“支联站”会议的25人，关进杨浦公安分局的拘留所内；宋桂生组织人员连夜审讯，从中收集情况，以便研究对策。次日，将其中的14人送市公安局关押。

经过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策划，8月4日王洪文亲临现场指挥，以“工总司”为主体的10万造反“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上柴联司”。杨浦区革筹会负责人程琳和区公安分局宋桂生也都到现场接受王洪文分配的任务。战斗从早晨6时开始，到晚上6时结束。“上柴联司”成员都成了“俘虏”，被打伤120多人，其中伤重送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的有30人。当天，被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关押的“联司”成员有570多人，连夜组织力量审讯。第二天分别送往市公安局和其他区公安局的有350多人。

以后，“工总司”又借砸“支联站”之名，在基层大砸反对派。名目繁杂的造反组织全都归依“工总司”。8月27日，“工总司”杨浦区的两个区级组织（区联络站和区分部）宣布“联合”，成立“工总司”杨浦区联合指挥部。长达半年多的派系权力之争告一段落。

三、夺民兵指挥权　组建“第二武装”

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设想在上海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武装组织。8月攻打“上柴联司”武斗事件成为他们“组织武装的一次演习”。9月1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在王洪文的直接策划下，9月中旬开始筹建上棉十七厂的“文攻武卫”组织；10月9日，正式宣布厂文攻武卫指挥团成立。11月17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印发《关于上棉十七厂成立文攻武卫团的情况报告》，推行十七厂的“经验”。11月29日，以上棉十七厂为基础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杨浦区分部，这是全市最早建立的区分部，也称“第一区分部”。领导成员中有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吴立义、市指挥部派来的毛毓旗，还有王洪文的同事、十七厂文攻武卫指挥团副团长邓成福。到1968年1月，已在28家工厂建立“文攻武卫”队伍7900多人，编建11个团和9个营。到1970年，各厂普遍建立文攻武卫队伍，人数达2.9万多人，这支队伍一开始就由张春桥、王洪文控制，以帮划线，规定队伍“要以老造反为主”、“营以上干部要由造反派担任”。1968年4月上海建筑机械厂有几个负责人写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被决定“暂停该厂发展文攻武卫组织”。

1969年，毛泽东主席批文撤销“文攻武卫”组织。1970年5月，张春桥、王洪文一伙被迫宣布将“文攻武卫”改称“上海民兵”。上海市文攻武卫杨浦区指挥部在1972年11月换上“上海民兵杨浦区指挥部”的牌子。改名前，王洪文对邓成福说：“今后的民兵，只能民办，不能官办，官办是军队管，民办是市革会管。”毛毓旗、邓成福向外地有关干部介绍“经验”时说，我们的队伍在市革会直接领导下，执行市指挥部下达的命令；除市指挥部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调动我们的队伍。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竭力排斥军事系统和人武部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一再强调说“民兵要改造”、“民兵的领导体制要来个大革命”。在杨浦区全面推行上棉十七厂“三位一体”（即民兵、治保、消防一体化）经验的同时，并在1976年3月30日实行“两部合并”，把人民武装部合并到民兵指挥部。杨浦区的民兵指挥权完全落到张春桥、王洪文的帮派势力手中。

从1970年起，王洪文等还在上海电缆厂搞了一个代号“601”的车间，私造半自动步枪，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6年中，共生产2.5万支，增加“第二武装”的装备。

四、“批林批孔”中的“第二次夺权”

1974年初，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进行“反周（周恩来）组阁”阴谋活动。张春桥布置王秀珍（上棉三十厂职工、“工总司”负责人、时任市革会副主任）“要抓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单位开刀”。王洪文说“要放手让工青妇去搞”。王秀珍等在上海的干部会议上强调继续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精神”、“老造反要立新功”、“重新站队”，在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的名义下，发动各单位树“典型”，“放火烧荒”，进行“第二次夺权”。王洪文还在杨浦区工会副主任刘开宇等人写给他的一封杨浦区委“打击老造反”的信上“批示”；“杨浦区委保守势力严重，要大扫”。

杨浦区工会将收集到的“复辟”、“回潮”的典型材料，从3月9日起编印成35期《批林批孔情况汇报》，点了19个单位、97人的名。区革会办公室也先后编印13份“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典型材料”，区委领导人在其中7份材料中批示：“要继续揭发批判”、“要继续发动群众狠狠批斗”。一批干部群众受到批判和迫害。区工会编印的《批林批孔情况汇报》，收集一些单位中“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干部已基本上“全部复位”，担任领导工作的新干部“寥寥无几”的情况，提出“（批林批孔）运动平平稳稳，根子在区委。区委领导存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想”。

3月中旬，区委扩大会议联系实际“揭矛盾”，揭区委、区革会领导人的“大是大非问题”，一些造反派骨干指责“区委对我们新干部不信任”、“排挤老造反”。4月15～20日，区委扩大会议在区副食品公司礼堂开大会，有800人参加，区工会和区工宣队办公室等一批造反骨干，组织力量揭发区委领导的“问题”。这些自命“老造反”的人，甚至当众叫嚷“凭什么不让我入党？”公开要“党票”，讨“官位”，把刚“解放”重新参加工作不久的原副区长李持均等轰出会场。区委领导主持的扩大会议被区工会造反派所把持。面对这场“闹剧”，许多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干部纷纷中途离场。

4月底，区委扩大会议传达王秀珍的讲话，有的造反骨干也作了点“自我批评”。有些干部认为“运动180度大转弯”、“降温了”。5月上旬，区委举办300余人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学习班，讨论“正确对待批林批孔运动”。区委副书记赵宗昌强调：杨浦区“批林批孔”运动形势也是大好的，出现过某些问题，区委也有责任。目前的问题不是“纠偏”、“降温”，而是进一步引向深入。6月17日，区委、区革会在研究深入“批林批孔”时，抓住原区长范成方、副区长唐星等一批老干部曾在1973年7月15日参加过原上棉三十厂党委副书记曹佩芳追悼会等事，无限上纲，诬蔑他们“借悼念死人之名、行攻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实”。结果，范成方、唐星、李持均等先后在所在单位受批判，李持均又一度靠边劳动。稍后，有些“老造反”被突击发展入党。1975年元旦，为表示支持这批“老造反”稳定他们的情绪，王秀珍到杨浦区委、区革会说：“洪文、阿大、金海、我，都是杨浦区的，我们都很关心杨浦区，我也代表他们来看望大家。”

五、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武装叛乱的破灭

1976年4月7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接受“四·五”事件的教训，密切注意上海的动态，防止发生类似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事件在上海重现。8日，王秀珍到市民兵指挥部，要指挥部按王洪文的旨意制订代号“反击一、二、三”的作战方案，并随即组织演习。9日，民兵指挥权已完全受张春桥、王洪文帮派势力控制的杨浦区民兵指挥部，按市民兵指挥部的布置出动700余名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在杨浦体育场举行“反击一号”演习。23日，杨浦区又根据市的部署，在深夜23时13分集中40个单位第一、第二梯队的民兵2063人，携带全副武器装备，乘50辆卡车开赴人民广场，参加“反击二号”的“平暴”演习。

6月，毛泽东主席病重，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阴谋活动。王洪文多次要上海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提出“上海要有所准备”。杨浦区民兵指挥部不断加强武器装备，9月初，又将5760支半自动步枪、15门迫击炮、21挺机枪发给基层民兵单位。9月下旬，王洪文、张春桥要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提出“上海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迫不及待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探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隔离的讯息，连夜决定调动民兵进行武装叛乱。市民兵指挥部制定了民兵参加武装叛乱的实施计划，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第一、二指挥点，在两个指挥点、10个区民兵指挥部等处架设电台进行联系。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集区民兵指挥部和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作具体部署，杨浦区民兵指挥部决定由邓成福、毛庚娣任总指挥，部署第一、第二梯队兵力7250人，配备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箭筒等各类武器7942件，子弹93.79万发。还配备5部电台、10辆摩托车和20辆备用卡车。当天下午开会落实，连夜进行检查。

10日，徐景贤、王秀珍又去北京开会，留在上海的余党活动更加频繁。陈阿大等还到上棉十七厂、上棉三十一厂等串连，布置，准备“大干”。市民兵指挥部在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武装叛乱的“预备指挥所”和架设电台。杨浦区民兵指挥部也在五一电机厂设预备指挥点。11日深夜，毛毓旗带了报务员、驾驶员等5人和电台进驻五一电机厂指挥点。邓成福还给该厂增发自动和半自动步枪40枝和子弹4320发。13日，市民兵指挥部来了解兵力落实情况。区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刘俊杰同意向区人民武装部拿手枪10枝，子弹500发。深夜，邓成福身佩手枪带一部电台进入在上海卷烟厂增设的预备指挥点，指令各联络员通宵守在电话机旁，听候指挥。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发动的武装叛乱也受到有关党组织和民兵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抗。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内，市民兵指挥部在厂里架设电台，抽调民兵，卡车，24小时值班，枪、弹配套，参加“战备”的不寻常行动，引起厂里干部群众的怀疑。厂党委副书记召集一些干部商量对策：召开民兵团干部会议，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向车间民兵干部通气，思想上作准备以免受骗；把枪枝弹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安排专人掌握情况。厂民兵团副团长李国华借送棉大衣为名，闯入“指挥点”实地侦察。另一副团长彭德新秘密拍摄了“指挥点”外景、电台、天线和报务员工作情景的照片作证。12日晚，经厂党委研究决定，派姚雄飞专程到南京军区向军区负责人越级上报。南京军区当即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10月13日，中央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返回上海平息事态。当天下午，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马天水等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内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哀叹“完了！”14目区委开会传达，消息传开，人民欢呼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要想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顷刻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