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回忆《414思潮必胜》之补充

tuffy05

回忆《414思潮必胜》之补充

周泉缨

2010.11.18

    这篇文章里的内容，原本是我已经发表的“回忆《414思潮必胜》

的诞生过程”一文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为了让“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一文在逻辑上保持紧凑的结构，所以将它们裁去，并放进“写作碎片”中待处理。今天整理“写作碎片”，将其重新撰写为一篇短文献给网友。

【一】《414思潮必胜》有两个要义

    关于历史地评判《414思潮必胜》的文革著作不少，其中以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和宋永毅的《文革的异端思潮》比较典型。不过，有关的文革著作与社会上大多数关注《414思潮必胜》的人们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按照他们自己现在的世界观去理解和评判《414思潮必

胜》，因此都普遍没有充分关注《414思潮必胜》这个历史资料内在实际上存在的两个要义：

《414思潮必胜》的第一个要义，是展示414派在文革中反对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极左思潮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强调自己也是反对文革中的保守派思潮的。换言之，在《414思潮必胜》中，文革实际上存在三个派别（保守派、极左派和414派）而不是两个派别（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个要义实际上涉及《414思潮必胜》内含的黑格尔哲学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而且规定了《414思潮必胜》后来必然演变为“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人类社会存在三个阶级的理论。

《414思潮必胜》的第二个要义，是她的发表，在政治上主要不是宣传我别出心裁地提出的“414思潮”的，而是借用“414思潮必胜”这个有别于文革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必胜”一统天下的提法，通过《414思潮必胜》的第四个问题——“军区问题”，公开对抗“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讲的，这个要义实际上规定了我作为《414思潮必胜》作者对毛泽东主席的“强谏或死谏”的写作动机，也规定了我撰写《414思潮必胜》的过程是一种誓死保卫毛泽东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的政治冲动过程，因为我当时料定如果当时的中国继续坚持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的话，中国就必然会大乱。后来，在《414思潮必胜》发表后没有过多少天，“人民日报”果然发表关于否定“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的社论，从而又引发了我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窃国大盗陈伯达》。

【二】《414思潮必胜》的三派观点之来源

《414思潮必胜》关于文革存在三派的观点，起源于清华文革初期唐伟自发组织的“八八串连会”。参加“八八串连会”的清华群众，就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八八派”。清华“八八派”的基本观点是：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是错误的，不过王光美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是仍然不是阶级敌人；而蒯大富虽然是不应该被镇压的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但蒯大富也不是革命左派。显然，“八八派”的观点与当时清华文革的保守派的观点是不同的；同时与当时清华蒯大富为首的“蒯派”（后来发展为团派）的观点也是不同的。换言之，在清华大学，作为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三个群众派别：保守派、“八八派”和“蒯派”。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三派群众派别演变为：保守派、414派和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其中保守派最后有的溶解在414派和团派中，有的演变为逍遥派。

《414思潮必胜》关于文革存在三派的观点，在我的头脑里真正形成为一种理论性的观念，是因为我对河南省文革的调查研究。

大约在1967年6月的样子，我通过唐伟的介绍去河南郑州调查河南文革的实际情况。河南文革明确地分为三派：“十大总部”（相当于清华的保守派）、“二七公社”（相当于清华的团派）和“河南造总”（相当于清华的414派）。同时，我在河南也了解到湖北文革也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百万雄师”（相当于清华的保守派）；“三钢派”（ 相当于清华的团派）；“三新派”（相当于清华的414派）。正因为如此，《414思潮必胜》是以我给“河南造总”的一位战友的形式发表的。在这里，还隐匿着一个美好的浪漫故事，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再给愿意听的网友讲。

正因为事实上清华文革如同《414思潮必胜》实际上展示的那样存在的不是两派，而是三派，所以导致了中共中央内部在有关的清华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其中，共产党的元老之一陈云对于清华大学文革中的团派和414派的斗争，作过一个明确的批示：“两派都要否定！”。显然，陈云把清华文革中的团派和414派都归结为造反派。而实际上大多数否定文革的老干部都将414派归结为保守派。这种分歧的客观存在，说明清华文革的确存在三派，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还无法搞清楚清华文革为什么存在三派罢了。一般地说，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在今天西方民主思想主导全世界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外有关的学者和读者，都往往将清华文革中的414派，视为介于清华保守派和清华团派之间的折衷主义的中间派。当然，这与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仍然认为人类社会从来只存在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等两大阶级，而不存在第三个知识阶级有关。

【三】关于毛泽东对《414思潮必胜》的批判

综合分析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现在我认为，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7日通过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公开点名批判《414思潮必胜》并当即下令从监狱里释放我，涉及以下五个因素：

第一，毛泽东主席无处不在和万能的情报系统已经确认我作为《414思潮必胜》作者，确实不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而是保卫毛泽东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的革命学生；

第二，毛泽东主席实际上已经承认《414思潮必胜》在“7.20事件”以后促进了他下决心收回和纠正了“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作为伟大领袖没有必要直接向群众公开承认这一点而已；

第三，毛泽东主席已经下决心结束红卫兵运动，因此他也就决定统一释放在红卫兵运动中所有在监狱里关押的学生政治犯，包括释放反对林彪的伊林、迪西在内，所以他公开点名释放我，只是拉开了释放学生政治犯的序幕而已；

第四，毛泽东主席已经意识到《414思潮必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在文革中存在三个派别（保守派、极左派和414派）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他也感到很有新意，然而毛泽东主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只承认文革存在两个对立统一的派别——保守派和造反派，不承认414派是一个独立的派别，所以他以一种质疑口气向远在监狱里的我发问：“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只有414？我想不通”意思是问我在《414思潮必胜》中讲的那个414派，到底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主席通过批判《414思潮必胜》及时提醒和忠告周恩来等老干部，不要以为他同意向清华大学派遣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并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是否定文革和否定他自己的文革理论！或者直白地讲：他认定，通过文革毛泽东派仍然要领导中国，因此未来主导中国的既不可能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也不可能是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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