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卢叔宁的文革知青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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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失踪者的足迹》一书，是北大印红标先生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民间思想史的力作。是到目前为止从民间思想的角度清理反思文革的重要的开山之作。以上是书中对卢叔宁在文革中十年日思录《劫灰残编》一书的精要进行的系统分析和评价。（该书327-340页）摘录于此。

原载卢叔宁博客 http://www.blogchina.com/20090906800969.html


卢叔宁是从北京到山西沁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在艰辛的劳作之余，他潜心读书，思考国家命运，质疑林彪极左表象背后的政治图谋，反思党内左倾路线，期待民主和思想启蒙。他未曾公开自己的观点，只是将思想心得写在日记里，审慎地与可靠的朋友进行探讨，有幸避开了被查获被迫害的命运。虽然在亲人压力下，他焚毁了部分日记，但是仍有残篇保留至今，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文本。[1]
（一）读书、思索、日记
卢叔宁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三年级。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国民党政府作过官的知识分子，其官职达到了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文革初期不堪凌辱而自尽身亡。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卢叔宁不能参加造反派。他曾经在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的小报《教育革命风暴》作过一段时间的主编，之后便淡出了政治运动。[2] 此间，他萌生了对林彪和运动中一些作法的怀疑。
1968年底，卢叔宁到山西省沁县农村插队落户，同时继续学习和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他回忆说：“在这个小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里，我一面有意识地用超强度的劳动磨炼自己，一面抓紧点滴时间读书。那时读书真是很苦很苦的，一天繁重的劳动，一日缺油少盐的三餐，使人疲惫困乏不堪，但我仍在只有三条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灯读至深夜。”
至于所读之书，卢叔宁说道：“当时只号召读毛著，我偏偏要读马列、读能搜寻到的一切有关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外语方面的书，还有得以幸免于灰烬的鲁迅的书，一本偶得的古文观止，其中韩、柳、苏等对历史事件人物的驳议臧论，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尤其是鲁迅，他是我生平唯一敬重的人。”
他读马列主义的著作最初是读文章单行本，后来买了四卷本马恩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在哲学方面，读艾思奇写的通俗哲学读物。在阅读文史典籍的过程中，他感到中共党内斗争简直就是历史的翻版。锡兰（现在改名为：斯里兰卡）作家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著作《赫鲁晓夫主义》对卢叔宁批判林彪产生过影响。
卢叔宁说：“我的读书，目的性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对当世进行研判和剖析，并且把这一剖析记载下来，这便成了我日记的主旨。”卢叔宁的日记则几乎全记的是所思所想，所以他认为称其为“日思”更为妥当。
卢叔宁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对林彪的怀疑和批评，对中共党内斗争及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评论。1971年冬季，他的母亲和兄长偶然见到他写给朋友的大胆放言议政的信件，恐慌至极，于是哭诉、乞求，使得卢叔宁不得不将带回的部分日记烧毁。
卢叔宁的思想探索基本是单枪匹马地进行的，但是也十分审慎地与在北京和山西的一些可以信赖的好友通过聚会、通信等方式进行交流。当时在沁县插队的有一批来自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等重点学校的思想活跃的知青，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保持了读书、探讨、争论问题的氛围，并且没有被公安部门知晓。
（二）对林彪的怀疑和批判
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政治安排。然而，林彪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违背常理的吹捧，以及他的政治作为，先后引起一些青年产生了警惕和怀疑。卢叔宁比较早地对林彪怀疑并且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判。
卢叔宁对林彪的怀疑和批评，是从反感林彪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开始的。1967年12月22日卢叔宁在日记中写道：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学习，“应当表现在积极的学习工作上，化为力量和物质，而不是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空浮的喊叫与称颂。” “一切教条主义都是我所反对的！一切形式主义都是我所反对的！一切阿谀奉承、吹吹捧捧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都是我所反对的！”。几天以后，12月25日，卢叔宁日记中记下了对这种极端吹捧的政治动机的怀疑，并提到了林彪的名字。
当时在青年中流传锡兰作家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著作《赫鲁晓夫主义》，书中揭示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从吹捧斯大林到反对斯大林的政治权谋。卢叔宁阅读过这本书，并且受其影响。1968年春，[3] 卢叔宁对林彪的反感已深，与同班同学牛德龙写了批判林彪的文章，大意是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应只重老三篇，更重要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否则就是愚民政策；其次，对这么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被打倒感到无法理解和认同；最后，提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言论和作为的怀疑。他们避开熟人，到陶然亭、天坛公园去复写并准备散发。不久，卢叔宁只身去东北，待他从东北返回时，得知牛德龙因担心招致迫害已经将文章原件和复写件销毁掉。[4]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林彪政治地位得到强化，卢叔宁对此忧虑重重。4月1日九大召开的当天，卢叔宁在日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血的没血的从宫廷内到全国各重要机关的大规模政变，是一次政权的彻底清洗和更换，是一场复杂交错的政治大运动。其所以复杂就因为不仅包括了野心家的祸心所至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活动，而且其中又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内。”4月6日日记写道：“个人崇拜窒息人的思想，麻木人的灵魂，压制人民的创造性。”九大“是一个吹捧肉麻的大会，一个虚伪的大会”。
卢叔宁反感日甚一日的个人崇拜，他在九大闭幕不久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把自己溶于民众之中，他了解人民，人民也了解他。”“如果把任何一个伟人或领袖抬到一种程度：凌驾于一切之上只可仰视膜拜颂扬，这实际上是把他与人民分开，抬离于人民，举之以‘神’的高位尊供于天，从而达到疏离领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目的。这是一种对领袖似仰实抑的最好方法，也是最巧妙最恶毒的方法。”（1969年4月23日）
关于九大以后中共高层的权力关系，卢叔宁认为林彪假作拥护毛泽东，对文革小组派玩弄权术，以实现其政治野心；卢叔宁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有贬斥；他爱戴周恩来，但也对周恩来在运动中表现的妥协感到失望和痛心。九大闭幕后不久，4月16日卢叔宁写道：“现在中央实际是两个派系：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文革派，一个是以林为首的军人集团。现在这两派还都在拥护毛主席的口号旗帜下合作着，但这是不能长久的，这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暂时的历史产物，是个混合物。因为有毛在，因为对刘邓（包括一切被打倒的上层人物）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暂时能坐在一个主席台上。可以预料，这是不能长久的，这不是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和结果。不少人还会在今后成为一个个牺牲品替罪羊。而可能性大的，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是以文革派的失败而告终。现在是有毛在支撑着他们，一旦毛百年，中国政界必将又发生一次震动，那就是对运动与历史的重新估价。”（1969年4月16日）卢叔宁曾经向知青朋友讲过关于文革派与军人集团不会长久合作的论断。一年多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冲突，应验了这个预测。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倒台的不是文革派而是林彪军人集团。卢叔宁所预料的毛泽东百年之后文革派以失败告终、中国政界发生大震动以及对运动与历史的重新评价，最终在8年之后的1976年成为事实。
卢叔宁日记里的记述说明，他不再以报刊或中央文件为思想的依据，而是独立地对政治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他身处偏远的山西山村，在信息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凭自己的观察，以自己的头脑，作出了有相当深度的分析，他对党内主要政治势力的分析和评价、林彪与文革派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洞察和他们“不能长久”合作的判断、以及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国政界大震动和将对历史重新评价的预见，均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
（三）探究党内斗争根源，着重批评左倾错误
1971年10月，卢叔宁得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的消息，兴奋不已。他写信给曾经与他一道批判林彪的老友牛德龙，诉说心中的喜悦：“中国得救了，毛主席得救了，这是我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的第一个念头。好像一下子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无边的深渊中得到了拯救。”让卢叔宁激动的，首先是中国得以驱散林彪集团这一政治阴云，同时也是自己的观察和预言得到了证实。他写道：“我们都以极大的喜悦和愤恨之情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同时以更欣喜和焦急的心情期待着我们的党、国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我们的政策（工农业、文化、教育……）以及各项工作、人民的精神面貌都会起巨大的变化……”[5]
林彪事件之后，他继续以“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观众”的立场，进行观察和思考。在1971年10月至1972年7月的日记及与朋友的通讯中，卢叔宁写下了对许多政治问题的思考，如林彪的政治得势和失败的戏剧化过程、中共党内斗争、政策得失、林彪势力的社会根源以及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等问题。卢叔宁解释说，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思想作一个总结，更主要的是以此为看第二幕作好准备。”显然，他认为斗争没有结束；同时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对政治发生什么影响，不打算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他的重点是梳理思想。
卢叔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认为仅仅从政治的因素分析林彪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应当探究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原因，并由此提出：中共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他在日记中写道：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共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根源是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
卢叔宁认为中共党内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而形成“稳健派”和“激进派”。
他归纳了稳健派的建国方略：“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有这样众多的仍和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农民。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当也不能是急进的。工业的步调应当是稳健而相协调的。工业发展的速度决不能离开农业的步速过多。……”卢叔宁进一步分析道：稳健派当中的左翼“是在正确地掌握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下，针对中国的现实而认为应当稳步地前进。”而“稳健派”的右翼是主张：“中国的发展应当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在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
他接着归纳了激进派的主张：“生产力应当而且是可能在更快的速度上得到发展的。无论是中国的需要还是世界发展形势的要求，都需要我们以巨人的步伐前进。所以他们强调突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在征税、征粮、劳动力的安排上都认为农业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工业，一切为重工业的发展服务。……在农业上则应当尽量快地集体化以至全民化。”他认为“激进派”的左翼“主观上是要革命的，他们面对中国的现实心急如火、忧心如焚，急于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急于在中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们是主观主义者，……把应当干但只能在今后才能动手干的事，今天就动起手来。”而“激进派”的另一翼是“带引号的左即极左派。或者说穿了是两面派、反革命派。”
卢书宁既不赞同他所谓“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极端稳健派，也反对极端激进的极左派，并着重批评极左派。他提出了出建国以来二十余年，“尤其是后十年”党内斗争的重要教训：
“（一）过分强调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从而相对忽视了产生这些斗争的基础原因。
（二）过分强调了政治与思想的作用，从而相对忽视了政治、思想不过是经济、生产力的一种反映。
（三）过分急于用先进的思想一下子使中国来一个巨大的改变和革命。使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使人的精神面貌出现一个根本的转变，从而相对忽视了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的影响，忽视了落后生产力以及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过分强调了阿Q要革命的积极的一面，而相对忽视了落后势力以及封建奴役在他的身上打下的深刻的烙印。”
对于当时争论的批判林彪路线是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卢叔宁明确地认为林彪的路线是“左倾”、“左倾机会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右倾。他指出：“‘左倾’者的理想之路是虚伪的，是骗人的招牌。”
1973年4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一方面我同意林的路线实质是右的提法，但更主张应将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来加以分析”，而这个特殊的形式就是“左倾”。[6] 他在日记中以很长的篇幅，以林彪为靶子，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猖獗的种种极左作法，包括在思想、政治、文艺、教育等方面，做了相当全面的揭示。
在这封信里，卢叔宁对林彪倒台以后主要应当批“左”还是批右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一位朋友W对党内斗争的分析和应当反对右倾“逆流”的看法，他分析道：“群众的反左并不是要倒退，这里的左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的‘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左。”文化革命原是要打破保守开创新的道路，“但结果呢？新路并没有开创出来，由于林（指林彪——引者注）的干扰，在一些方面反不如旧的东西，这势必造成人们对旧事物的留恋、势必相反地巩固了旧的保守思想，群众觉得旧的东西似乎比不定型的‘新的’东西更好一些。”群众“认为那虚无的蜃楼还不如那可以安住的瓦舍”，“不能怪群众的落后和无知”，“相反证明了群众的清醒、唯物的伟大。”卢叔宁不同意W对保守“逆流派”的批评，而为主张恢复文革前政策的“逆流派”辩护。他说：“文革前的一切并不是可以一概取缔的（它们正确与否又当别论），实行了以前的东西并不等于是复旧。”“老干部不一定都是保守的，逆流派他们在许多地方是正确的。他们代表了老一辈中坚定的一派。他们不是要把中国拉向倒退，而是看到一些人把千百万人用鲜血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当作自己的赌金而痛心并起来反抗。”
林彪事件之后，青年中出现了思潮纷纭的现象，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有多大优越性的问题一再被提出。1973年2月，卢叔宁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他坚持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但是反对通过“思想改造”、“破私（割尾巴）”、“时隔几年一次的大整风、大运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等强制性的方式使劳动者保持“积极性”。他认为：“现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公认的事实）其原因也只能归结于现在的分配方式是不先进的，是不利生产力发展的。”他的这些思考偏重于政策批判，而不是制度批判。
卢叔宁把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中共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的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他着重批判“左”的政策，对林彪极“左”派的揭露具体而生动。与之相比，他对应当采取怎样的正确政策则讲得笼统。例如对当时知识青年中普遍议论的农村自留地、自由市场政策等具体问题，至少在他已经发表的日记里没有做清晰的分析。卢叔宁应当知道刘少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是仍然运用它来解释党内政治斗争，表明他正在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转而到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寻找思想武器，回归以中共八大为代表的务实的思想传统。
（四）人民民主和宪法
林彪倒台之前，卢叔宁主要从反对政治野心家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角度思考林彪的问题，林彪葬身荒漠之后，卢叔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尽量避免或杜绝像林一样的祸害呢？”并由此谈到人民民主的主张。[7] 他从毛泽东思想当中寻找理论武器，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8]，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引申出健全人民民主的要求。
卢叔宁认为：“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任务，一方面是“加强专政机构即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加强国家的民主机构、健全国家的民主制度”，“二者缺一不可，不可稍有偏废。”他特别指出：在专政和民主之间，专政很少会被忽视，而民主则往往遭忽视，因为当权者不会忘记强化自己的权力，而会害怕民主会动摇政权。因此，卢叔宁强调民主，并提出了保证民主制度健全的必要措施。
“首先，要有一个人民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应当是由下而上制订[定]出来的。它应当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同时又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以及需要，再借鉴外国的经验加以制订[定]。”卢叔宁强调：“即成的宪法应当成为全中国每个公民的‘约法’，应当具有完全的法力和约束力，而不能使其成为一纸娓娓动听的空诺。”
他认为：宪法应当包括的重要方面，“第一便是普选权。人民应当有选举符合自己利益、能代表人民而又为人民拥戴、熟悉的代表的权力[利]，同时又有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代表的权力[利]。这种普选应当得到切实的实行，防止幕后政治、宫廷政变。更要防止将普选变为一种表面的形式，当成一个纯粹的投票机关”。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举行过人民代表的投票选举，卢叔宁的这些话，是既寄希望于普选，又要防止文革前实行的选举方式的弊病。
卢叔宁接着谈道：“其次，宪法应当保证人民有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这主要靠报纸、电台、书籍、……即舆论界来完成。报纸应当反映人民的声音。”卢叔宁1972年7月的日记写到这里，标上了“（待续）”二字，但是没有见到后续的探讨。究竟是卢叔宁当时就没有进一步展开，还是相关资料遗失，连作者本人也记不清楚了。这是令研究者十分遗憾的事情。[9]
从上述论说看来，卢叔宁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来源于文革前，尤其是中共八大中共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前提是坚持阶级的民主观，即认为民主有其“历史性”和“阶级性”。他关于宪法的议论也大致不出中共八大路线的思想范围。
1973年4月，卢叔宁在一封谈论政治思想的信件中，针对一位朋友W加强专政的主张，再次强调民主的意义。那位朋友认为：应当依靠革命专政去限制社会差距肆意发展，限制掌握权力的人把权力变成谋私利的工具，同时限制群众中的自发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并号召学习，实现思想革命化。卢叔宁对此提出异议：“现在要‘强化’的正是其（指专政——引者注）相反的一面：人民民主。只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特权就无以生存，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卢叔宁就W提出的反对特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林（林彪——引者注）之类的人得逞，我们的社会就不再是人民民主制度，而是一小撮特权分子借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民主的专政”。在他看来，刘少奇和林彪“虽各自扮着黑脸和红脸，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为了达到维护和保障其特权统治。”他指出：“揭露消灭特权恶症的主力军不是别人，正是被特权所唾弃所剥夺的最广大的劳动者”。
卢叔宁所要求的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民间思潮和民众运动中一再提出的要求。文化大革命曾经以政治运动，而非法治化的“大民主”激发了群众政治参与的狂热，按照最高领袖的意志批判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行为受到鼓励，但是很快造成了全面的动乱。三年后，这种作为政治工具使用的“大民主”、似是而非的对领导的批评监督也化为乌有，代之而起的是新贵实行的严酷思想控制。卢叔宁关于民主的思考（片段），没有重申大字报等“大民主”方式，而转向宪法寻求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护，这是一个进步。相对于文革的混乱和思想恐怖统治，文革前的人民民主观念重新具有了启发意义，然而中共八大的人民民主观念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民主专政）[10]的一个侧面，其理念和实践是欧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石，如何在其框架下切实保障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权利，避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通病，卢叔宁似乎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卢叔宁有过造反派的经历并且其社会地位始终处于“体制外”，但是他反感党内极左的林彪集团，批评文革派的政策主张，在中国发展的路线政策问题上转向同情党内务实派的老干部，在思想上靠拢中共八大路线，逐渐靠近文革前务实的路线。与此同时，保持着对“特权”的批评态度和对民主的向往。这是文革中一批青年的思想轨迹，在现有可供引用的文字资料中，卢叔宁的日记和书信是较早出现的文本，其后类似的还有广州李一哲和四川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等青年思想者的论说。
卢叔宁1972-1973年在山西偏僻山村里思考林彪事件的历史教训、林彪路线的左的错误、人民民主和宪法问题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李一哲”小组的青年也在思考着相似的问题。卢叔宁完全不知道李一哲的观点，甚至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轰动羊城，惊动京城高层的时候，卢叔宁仍然对它一无所知。他没有足够的信息渠道。而广州的李一哲们，也不可能知道晋东南乡村一位知青写在日记里的观点。专制主义造成思想的封闭和隔绝，然而在同一时代，在相似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环境下，互不相知的人们会自发地产生类似的思考，呈现出规律性的思想发展进程。这是文革青年思潮展现出来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五）期待思想启蒙运动
卢叔宁不仅从政治和经济上，而且从思想上分析林彪思想体系的基础，指出封建专制文化传统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思考了思想启蒙——这一个在文革后为中国知识分子广泛讨论的问题。这是卢叔宁思考的一个独特视角，受到鲁迅思想的深刻影响。
卢叔宁指出：“林的思想体系在中国的根基是很深的。落后生产力造成的国民文明素质不高，以及愚化教育等为这些极左的东西能够肆无忌惮地横行造成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如果说苏联等现代修正主义带有较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的话，那么中国机会主义者们的臀部都盖有老深的封建大印。”
1972年11月11日，卢叔宁写长信回应朋友关于启蒙运动的议论，他在信中写道：“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的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为了王族、幸臣、侍从。”在这里，卢揭示了中国自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直到70年代初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其针对性很清楚是向着那些曾经有过思想启蒙者的形象而当权后实行愚民政策扼杀思想探索的意识形态管控者。[11]
卢叔宁特别推崇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尤其是对人民自己的弱点所进行的剖析。他写道：“中国也不是没有真正的启蒙者，鲁迅便是唯一的一个。”“鲁迅第一个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真貌而且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鲁迅开始的，……而后者的揭示却是鲁迅独得的伟大。”
他在信中说：“我认为，认识统治者的罪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较明白的事。而让人民认识自己，则更重要得多。启蒙运动的意义目的，我看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真正的代表者。鲁迅在揭露阿Q的疮疤的时候似乎比那些说阿Q的疮疤有独特之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的（甚至阿Q本人）的责骂。但是真正爱阿Q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当时主流宣传盛行把工农兵群众当作政治工具，按照政治的需要把人民、工农兵抽象化、政治化、神化，同时予以愚弄。卢叔宁的这些议论揭露了这种作法的虚伪实质，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由正视人民思想的局限和愚昧，卢叔宁引出了启蒙运动的迫切需要，期待着思想的解放运动。他感叹道：“中国人王权思想太重。就是受不了王权压迫的农民奋起暴动，也仍逃不脱王权的束缚。”“同时，王权思想的另一面，则是奴化思想。这是中国人最突出的两个方面。”（1973年11月11日记）
由此，他提出了思想启蒙的任务：“中国因为文明的落后、教育的不普及（更遑论教育的实质）尤其需要广泛深入的启蒙，而且决定了这种启蒙的长期性、艰巨性。如果说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深刻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不仅是可以补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思想的飞跃……”[12]
他所思考的思想启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呼声，但是几乎没有人知晓，在黑暗依然浓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青年做过这样超前的探索。2001年，在鲁迅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钱理群教授在读到了《劫灰余编》之后，为这“被埋没、被遗忘的文字”写了激情洋溢的评论《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信》。钱理群称卢叔宁们的思考是“那一代民间思想者经历了‘文革’的磨难，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在那个时代做这样的探索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重新确立的思想与价值理念；是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思想启蒙与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一个理论的设计与期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革’期间达于极致的思想与舆论控制，使得这里所进行的思考与理论成果，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在极少数人中流传，而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思想财富，以致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无法在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行，而不能不‘一切从头开始’。”钱理群从鲁迅研究的角度给予卢叔宁高度的评价：“这将是鲁迅接受史、‘文革’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穿越‘文革’的民族与个人的苦难，中国的民间思想者对自己的精神同道鲁迅的体认，所达到的时代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 从社会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卢叔宁的思考同样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者有代表性的先锋。

[1] 1972年11月11日致志栓的信，卢叔宁：《劫灰残编》，第274-282页。
[1] 钱理群：《二十九年前的的一封信》，北京：《读书》杂志，2001年，第12期，第143-149页。
[1] 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1] 不平：《挑战毛泽东》，美国：成家出版社（Middletown：BeAuthor Press），2003年。


[1] 卢叔宁保存的几本日记和通信底稿，经过节选，在2000年以《劫灰残编》为题出版。入选的日记和书信成文时间从1967年8月至1976年9月，绝大部分写于1973年底之前，共约19万字。
[2] 关于卢叔宁的经历，依据卢叔宁：《〈劫灰残编〉自序》，卢叔宁：《劫灰残编》，第1-10页。
[3] 卢叔宁在《〈劫灰残编〉自序》中提到此事发生于1967年春，但是根据笔者2003年12月与卢叔宁本人和牛德龙核对，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当是1968 年春。
[4] 据卢叔宁：《〈劫灰残编〉自序》，卢叔宁：《劫灰残编》，第1-3页。
[5] 1971年10月致德龙信，卢叔宁：《劫灰残编》，第257-261页。
[6] 1973年4月1日给丁东的信，卢叔宁：《劫灰残编》，第283页。
[7] 1972年7月日记。卢叔宁：《劫灰残编》，第175-205页。
[8] 卢叔宁日记中写作“三大法宝”，当是笔误。同上书，第196页。
[9] 对于这个没有下文的“待续”，卢叔宁在2003年回答笔者询问时说，他自己也记不清楚当时没有再写下去，还是写过但被毁掉了。
[10] 按照当时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人民民主社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原意是指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区别之一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有制不再存在，进入社会会主义社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中国小资产阶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继续是人民的一部分，不是敌对阶级，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继续称为人民民主专政。
[11] 1972年11月11日致志栓的信，卢叔宁：《劫灰残编》，第274-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