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刘晓阳） 郑义本身证明了遇罗克《出身论》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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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本身证明了遇罗克《出身论》的胡说

马悲鸣

　　下面是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接受采访时亲口说的话∶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遇罗文的说法看，遇罗克是1959年高中毕业的。而但凡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是在三年困难之后的1962年。1959年正是大跃进失败的开始，中共正在忙于修改经济政策以渡过难关。等到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之后，有功的刘邓在党内的声望陡涨，引起伟大领袖的猜疑，这才重提最拿手的阶级斗争。

　　遇罗克59、60两年没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国家经济困难，削减大学招生规模。那时不但大学，连大批国营企业也都遣散职工，关张大吉。后来经济好转以后，被遣散职工被要求偿还了遣散当时发放的遣散费，就可重回工厂。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全会是1962年秋季召开的。

　　遇罗克上不了大学除了大学削减招生外，还有他自己的问题。从后来发表出来的笔记和文章看，他自学了马克思原著以及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费尔巴哈，自视甚高。这都会在他与老师，校方以及后来工作单位的领导之间的交往中表露无遗。这些基层领导，尤其郊区农场负责管理他们的人不过扫盲文化程度，对这些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理论，莫测高深。而遇罗克他们的政治鉴定，正是由这些人做的。除了报告遇罗克的思想危险外，不可能有别的。而遇罗克本人又狂妄到绝无内省。这才是他连续两年考不上大学的真正原因，而他却迁怒于中共的出身歧视政策。

　　查出身的政策是到了文革开始后才展开的。但即使文革招收工农兵学员，严查出身，我也有一位父亲是右派和另一位父亲是资本家的插友上了大学。以出身刷人并非绝对严格执行的。

　　郑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中说∶【一九六三年，我从北京三十五中考入当时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在清华附中我不是学习成绩顶尖的学生，但体育成绩较优秀，在学校里是百米冠军（国家二级运动员）和铅球冠军（国家三级运动员）；此外，在文艺方面有显著表现，是学校重要文艺活动的组织者；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积极要求进步”，任班干部、分团委宣传干事。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使我在当时格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清华附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学生。】

　　郑义是资本家出身。他不但入了团，而且当了校团委文体干事。假设清华附中有一千名学生。假设校团委由一名书记、两名副书记、三名委员、四名干事，一共十人的等差数列组成，则在1966年，遇罗克首次大学落选之后七年，郑义的政治地位已经进入全校前百分之一了。这能说中共的学校里有出身歧视吗？而被郑义点名痛骂的中共老干部熊向晖和王仲方的儿子们却并无进入校团委。若无文化大革命，郑义进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假设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事实，假设遇罗克第一次没考上大学的1959年是中国大学开始执行出身歧视政策的第一年。那么到前一年的1958届在1962年毕业之后，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将全是红五类子弟而不会再有黑五类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文革开始后，大学里以出身划界组成两派对攻，证明直到1966年，大学里仍有黑五类子弟学生。遇罗克59/60两次进不了大学，只是个别现象，尚未形成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大学为了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开始从严审查出身，最早也是不可能早于1963年。因为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已经过了当年的招生期。

　　遇罗克把自己1959年和1960没能考上大学的原因归咎为中共严控出身的招生政策只是他自己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想。

　　戚本禹1967年4月14日说的：“《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虽然不中听，但大致说得不错。而戚本禹本人的被捕(1968年1月17日)仅比遇罗克被捕的1月5日晚了12天。联动攻击最力的是戚本禹。而遇罗克攻击最力的是联动。如今遇罗克的家属却用戚本禹来反证《出身论》的正确。

　　罗圈架，混打一通。

　　这就是被恭维成中国第一思想家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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