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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河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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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 14:16: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记忆》2009年12月31日第40期

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高振河

(1967年)2月2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喻屏(注: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同宋任穷(注: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到黑龙江参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宋任穷在大会讲话中表示祝贺和支持。
会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宋任穷让喻屏提前赶回沈阳,筹备、组织辽宁各造反组织的大联合委员会(后简称“辽联”),藉以推动辽宁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1967年2月16日,在沈阳召开了成立大会。此后,东北局委派喻屏、辽宁省委书记徐少甫、省军区政委杨弃等参与“辽联”的工作。但是,在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后,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在“支左”的问题上却产生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很快便导致辽宁两大造反组织“辽联”和“辽革站”之间的激烈斗争。就连东北局机关,原本对立的两派群众,也成立了两个尖锐对立的“造反组织”。一派叫东北局机关“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另一派叫东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简称“红团”)。
4月上旬,“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在沈阳军区“支左”人员的支持下,“杀入东北局”,进驻东北局机关,并提出:“彻底砸开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出刘、邓伸向东北地区的黑爪牙”。东北局书记处根据当时中共中央2月21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提出“三点意见”,要求这两个造反组织撤出东北局机关。于是,两大造反组织围绕“三点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三点意见”符合中央2月通知精神;另一派说,“三点意见”是一棵“大毒草”,并提出打倒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喻(屏)。这件事一直闹到中央文革,最后宋任穷被迫以个人名义宣布收回“三点意见”。4月30日,沈阳军区撤走了东北局的警卫,并支持两个造反派组织进驻东北局。此后,各造反组织有的到东北局大院造反,有的上访,还有闲杂人员随意进来闲逛,人员车辆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宛如喧嚣的集市,东北局机关的日常工作随之陷于瘫痪。
这时候喻屏已经不能回家,他只能靠支持他的群众组织保护,住在东北工学院或辽宁省体校运动系。在书记处的成员中,宋任穷和欧阳钦已被周恩来调到北京保护起来,马明方和顾卓新由于被揪斗不便轻易露面,只有喻屏还能勉强出面,苦苦维持着书记处的工作。但喻屏此时的处境,已是举步维艰。白云涛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喻屏同志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打倒一切”的倒行逆施有着切肤之痛。他对打倒彭、陆、罗、杨,打倒刘、邓、陶,打倒中央一批老帅,感到十分困惑,对党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特别是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他心急如焚,预感到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灾难。他曾想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传递的方法,没有通往上面的渠道。对眼睁睁看到武斗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他痛心疾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面对如此严重局面而无能为力,他感到十分痛楚,常常为此而长夜不眠。当时他连家都回不了,只能去说服保护他的那一派群众组织不要动武。“只可文攻”,“不可武斗”。决不能去搞“打砸抢”。他曾叫我去找一派组织的头头,向他们明确表明:我们不赞成打砸抢,不能搞武斗。

徐其成是省体校运动系的高级武术教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负责保护喻屏和其他几位老干部。他回忆说:
“这些老干部都是建立新中国的国家栋梁,如果把他们都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保护了这批老干部。在这些老干部中,我和喻屏接触较多。”“当辽宁地区武斗升级时,喻屏同志对我们说:‘我们不能武斗。毛主席早就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都是革命群众,互相武斗是不对的’。”
但是,大规模的武斗还是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当时震惊辽沈的“六一”事件。这场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的。1979年8月,辽宁省“两案办公室”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清查,以下便是经过清查的事实真相:
1967年5月27日,“辽革站”召集会议,研究攻打设在东北工学院的“辽联”总部,揪斗马明方。军代表徐某、战某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31日晚,“辽革站”总部头头张某、谷某向军代表徐某汇报攻打“辽联”总部的准备情况,并问徐某:这样去行吗?徐某说:怎么不行。张某又问:这些当权派是否真在“东工”?徐某说:这个你不要怀疑,今天中午还有人看见了喻屏,有变化一定告诉你们。这次夜袭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的具体部署是:“辽革站”三七联总围攻东北工学院、省体校运动系;黎明联总主攻老干部住的大楼,抓老干部;“金铁”带武斗队去砸总电门,灯灭为号;化工联委负责牵制辽宁大学;装具系统围攻二宿舍;铁路系统守南湖大桥。6月1日凌晨三时,“辽革站”聚集两千多人围攻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当主攻大楼的武斗队攻进大楼时,却发现楼内空无一人。这时,“辽联”组织的武斗小分队隐藏在暗处,待“辽革站”的队伍攻入院内后,便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进行突然袭击。“辽革站”的队伍顿时大乱,前线总指挥张某、李某当场被俘,兰继英被打死,另外还有多人受伤。当天夜里,马明方、喻屏、徐少甫(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住在省体校运动系的平房里,当他们听到响动后,便机警地躲进天棚内,因而得以幸免。
事件发生后,喻屏邀集记者谈话,利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严正指出,这是一场“大规模武斗”,并对此严加痛斥。同时,他对军区“接待站”支持“六一”事件,表示极大遗憾和惋惜。
然而,“辽革站”的那些造反派却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真相,大肆宣扬:喻屏是这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和刽子手”。他们在《喻屏十大罪状》中写道:“他不仅大力宣传武斗,而且还亲自组织和指挥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残酷的‘六一’血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喻屏!”“他不仅煽阴风,指示暴徒疯狂镇压革命派,而且竟妄想把武斗的责任强加在军区头上,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可忍,孰不可忍!”喻屏“必须加倍偿还血债!”
此后,东北局书记处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工作。喻屏只好把原在东北局给他作秘书的孙国明邀到东北工学院,请他和白云涛帮助自己写检查,检讨多年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错误。
8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决定停止东北局工作。
8月21日,沈阳军区传达周恩来指示:辽宁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喻屏以及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李国华、王堃骋等省市领导干部,务必于8月23日到京开会,解决辽宁问题。
据喻屏回忆:8月22日下午5时许,喻屏和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以及“辽联”的代表到达东塔机场,他们在候机室稍事休息,便登上班机。在机舱内,他看到王堃骋、李国华已坐在舱内。喻屏等人在机舱内刚刚坐定,忽听枪声大作,“辽联”的一个代表顿时受伤,莫文祥让大家赶快趴下。过一会儿,他们接连走下飞机,赶到南面的草坪中隐蔽起来。这时,“辽革站”的武斗队仍在向飞机射击、扫射,叫喊捉拿徐少甫。直到机场里的枪声完全平静下来,机场的工作人员才把喻屏等人带到机场的东北角休息,并告诉他们,飞机已被打坏,不能起飞,目前只有一架安二小飞机,但不能长途飞行。于是,喻屏等人决定,乘坐这架安二前往鞍山,然后从鞍山乘大飞机赶往北京。
这场被称作“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的大规模武斗,共打坏飞机两架,有三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十五名战士被打伤。此外,还有“辽联”一名代表受伤,在机场执行任务的一位军代表五处负伤。
8月23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有关领导人接见辽宁三派代表及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吴法宪在会上讲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于23日凌晨发出的特急电的内容。这两份特急电隐瞒了事实真相,谎报徐少甫指挥“辽联”袭击机场,打死打伤十八名解放军战士。康生听后,当即把徐少甫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顿。与会的“辽联”代表,对此当场进行了反驳。此时,周恩来指示:沈阳军区党委再查一查。9月7日,沈阳军区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仍称:8月23日的电报报告属实。
1979年8月,辽宁省“两案办公室”对“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进行了清查。事实表明,这一大规模的残酷的流血事件,是由军区支持的“辽革站”及“黎明联总”组织、策划的。
当时,东塔地区的几个大型军工厂,都是由军管会管理,但黎明厂和星光厂的“辽革站”派却都有火力强大的武斗队。1967年8月22日17时40分,“辽联”派三十余人,携带四支半自动步枪、六支手枪,将赴京的“辽联”代表和喻屏、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等护送到机场。与此同时,属“辽革站”派的“黎明联总”的头头高某,采用围点(机场)打援战术,一面派孙某带领一支武斗队到机场去抓徐少甫;一面派林某带领武斗队携带机枪、半自动步枪在滂江桥附近设伏,准备伏击“辽联”的增援人员。18时17分,当“辽联”的护送人员正在候机楼前欢送时,“辽革站”的孙某带领一伙人端着冲锋枪、自动步枪冲进机场,一面叫喊捉拿徐少甫;一面向候机楼和飞机射击。“辽联”的护送人员,立即躲进候机楼还击。20时40分,沈阳军区空军作战处副处长宋某率六十一名解放军战士,分乘两辆汽车前往机场制止武斗。当汽车行驶到滂江桥时,立即遭到林某带领的武斗队的伏击。当场打死解放军战士两人(三天后在医院又死一人),打伤战士十五人。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当即向伏击的武斗队喊话:我们是解放军!设伏的林某一伙停止射击后,两名解放军干部走到伏击阵地询问:你们是哪的?伏击的人说:我们是“黎明联总”的。两个解放军干部不禁啊了一声:是“黎明联总”的!事件发生后,驻黎明厂的军管会主任把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的林某等人找去,训斥一顿。8月27日,“辽革站”和“黎明联总”就他们22日晚伏击解放军一事,分别向军区写了检讨报告。事实已充分证明,22日伏击打死打伤解放军的罪魁祸首,是“辽革站”和隶属于“辽革站”的“黎明联总”。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9月7日在给中央的《关于8月22日东塔机场事件调查报告》中,仍继续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央,谎称:8月23日的电报属实。
这样,徐少甫便继续被诬陷为这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直接指挥者。而喻屏则被诬蔑为“反对人民解放军”,“掀起反军区黑风”的幕后策划者。
喻屏到京不久,便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批判会,最后竟演变为对喻屏等人的残酷批斗会。喻屏回忆说:
随后,我们就住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由陈锡联主持。当时,凡是“辽联”谈的情况,记录的人一点不记;“辽革站”谈的情况,他就全都记录下来。这就说明他们有偏见。会上,“辽革站”的代表发言,对我进行批判。以后就不准支持“辽联”这边的领导同志讲话,整了我们几个月,把我们从京西宾馆赶到西苑饭店,秘书也打发回沈阳。接着就批斗我们,开始是批斗我,过一段就批斗宋任穷。

……10月29日,喻屏在会议上作了“个人对大联合的意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来京前有两三个月,除了接待外地来访者了解过去熟人的情况,或写书面材料外,主要是集中精力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写检查材料,接受群众的炮轰、批判。到京后两个多月,也是结合学习主席著作检查自己的错误。现在已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未接触群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了。对大联合问题,只能提出一些粗浅意见作参考。”辽宁、沈阳的“革命派大联合,是由军区直接抓,直接领导的。军区采取什么措施,对大联合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这些人现在不在家,即使回去,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向群众作检查,是很难起作用的。徐(少甫)、莫(文祥)、张(正德)情况虽有不同,但发言权也不大。为了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调军区和三大派的关系,是一个极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根据我过去的了解,‘辽革站’对军区支左工作是很满意的,和军区的关系是好的,‘辽革站’是听军区同志的话的。”但是“‘辽联’、‘八三一’及与其同观点的组织,和军区的关系是紧张的,对立是严重的。”“根据我过去的了解,‘辽联’、‘八三一’及和其同观点的组织,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是很多的,主要是认为军区的支左工作是支保压左。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我一直认为是认识问题,和地方不同,没有保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沈阳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沈阳革命大联合就比较好办了。军区在沈阳的支左工作,究竟是否支保压左,分歧很大。弄清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走群众路线,首先建议军区同志系统地听听‘辽联’、‘八三一’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对的采纳,有错误就改,就检查,不对的就说明解释。这次会上,军区的同志对支左工作都有检查,如果早向‘辽联’、‘八三一’群众进行检查,现在情况可能不同。我估计这样做,收效会很大,和军区的关系很快会缓和下来。据说,军区过去系统地听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是不多的,现在需要耐心地听听他们的意见。”
喻屏的这个发言,随即遭到李伯秋(时为沈阳军区副政委)等人蛮横的批驳。他们说:“我们犯错误,是压了错误多的造反派,或是成分不好的造反派——是否是造反派还值得研究,有的就是保守派。”“军队没有支持走资派、当权派,支持的组织都是革字当头的。有的造反派看不中;有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保的组织;有的在学校中是造反派,走上社会就保了。”(喻屏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笔记,1967年10月30日)接着,他们便组织东北三省的造反派对喻屏进行轮番批斗。这些造反派用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在饭店院子里游街等手段,逼迫喻屏承认“东北局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批斗,喻屏始终不承认“东北局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承认宋任穷是“东北地区的头号走资派”。当然,他也从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
他们批斗了喻屏,又把宋任穷从京西宾馆揪到西苑饭店进行批斗。宋任穷在谈到此番惨遭批斗时,这样写道:
东北的造反派曾经把我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三个省轮番批斗。在批斗会上都坐“喷气式”,左右两个人把我的胳膊使劲往后扳,把我的身体向下压得很低。每次批斗回去浑身疼痛,躺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还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了街,用“喷气式”的姿势推着我走,几乎就是在地上爬。一次批斗时他们把一张方桌的桌面压在我的肩上。还有一次给我挂铁牌子,回家后发现脖子上勒出一条血印,连腰都直不起来。(《宋任穷回忆录》续集,第17页)

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集的“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历时半年之久,最终竟以批斗喻屏、宋任穷而宣告结束。
1968年2月上旬,陈锡联找喻屏谈话,对喻屏说:组织上认为你的历史问题,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喻屏和陈锡联同在一部第三支部,而且分别担任党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在审干中,喻屏1933年10月在北平被捕、1934年4月在南京被敌人判刑坐牢以及1937年9月被党营救出狱的这一段历史,已在中央党校经过严格审查。陈锡联对喻屏的这一段历史,原本是比较了解的。如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要把喻屏打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而且还要纠缠本身并不存在的所谓“历史问题”,这不能不使喻屏感到愤慨。因此,他态度极其强硬地对陈锡联说:“那就请组织上进行严格审查,一个疑点也不要遗漏,查得越彻底越好。”
3月28日,喻屏被两名解放军干部押上北京至沈阳的列车。到达沈阳后,喻屏旋即被关押在东北局院内的一幢楼内,从此失去了自由。
5月10日,辽宁省终于实现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阶级”的“大革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社论说:“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喻屏就这样被公开点名,背负着无以复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宣告打倒了!

    节录自高振河著《喻屏传——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历程》第十三章“十年劫难”,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该书由宋平题写书名,宋任穷、张爱萍题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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