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自传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11-14）

tuffy05

转自 乌有之乡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一）：保守争衡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动物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但是在那前　后黎澍　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民主”模样呢？——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　国　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窃国也。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是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德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分立等为论题，做过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调整，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皇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腐败已刻不容缓，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因此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
何新：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
其次，若谈制度改革，我认为有两层涵义必须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具体的法规制度，许多人现在所谈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这两个层面而笼统谈之。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至于具体法规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兴利，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应该进行；但是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整体的规划，需要作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
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散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补充“以法治国”，是真正切中时弊的。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看法，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与制度并无重大关联？
何新：在中国　古代的　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
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16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如温斯坦莱(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
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1789-1793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至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
记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
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
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义的专著。
霍布斯说：“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第17章《国家的产生》）
他认为：“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第19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论之上的。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
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20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2000年前荀子的话）。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tuffy05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二）：狂狷济世　　

记者：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新：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无所谓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
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
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他们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记者：但是，我曾听说您是一位预言家。
何新：（笑）是的，我作过一些预测。
记者：这些年来，很多所谓预言家已被揭露其实是骗子。——恕我直言。
何新：你说得对。在这个世界上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中，很多是骗子。我见过的也多了。
记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不是那种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我早有预料。我常常把话说在前面，而且写成文章，印成铅字，甚至发表出来，有案可查。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不相信。
记者：比如说？
何新：请你查阅《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并见于《中国金报》　1989年5月19日　），我预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将失败，随之东欧集团将解体，苏联也将解体。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成因》，我在文中预言中国可能面临动乱，可能将会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局面。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在我之前没有人讲过。
记者：我读过你的这几篇文章。但是，有没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　1998年12月2日　，我根据当时尚不明显的一些国际迹象（当时正是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前后），预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对华战略，写了一篇《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　1999年5月8日　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以及近两年来亚太形势的演变，可以证明那个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我预言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预想得到某种证实。
    　2000年3月8日　，《华声报》记者王涌在两会期间来采访我，我告诉他所谓“新经济”不可信，美国及香港当时呈现的科技股热是一场金融虚火；我还讲，香港近年可能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预言发表在　4月16日　出版的香港《广角镜》杂志上。　4月14日　，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暴跌617点，创造该指数日跌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在1周内连跌1000点，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过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的跌幅记录。跌风随之传到香港。4、5月间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点跌至14000点以下。虽然后来由于红筹股和地产股的回升将指数拉回到15000点上下，但9月间，港股在对冲基金操纵抛盘推动下，一周之内再次跌去300点。过去两年被吹捧为“新经济”的科技股从此一蹶不振。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和他的“盈科动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到来了？
何新：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我们当今肯定仍然是处在爆发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阶段——不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来，前几年在中国被吹上天的美国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罗斯、罗伯逊相继破产或陷入金融困境，美国财爷格林斯潘先则惶惶不可终日，近期以来一直沉默寡语。这是为什么？
    欧元生不逢时，两年来汇率一跌再跌，而国际油价则一浪高过一浪。这后面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存在着看得见的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迭发，1992年的英国金融危机，1995年的南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欧元汇率危机，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货涨跌，危机一再频频发作，一浪催一浪。把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观察，这后面究竟预示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索罗斯前几年曾写了一本书《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记者：这样说，我也有点不信。
何新：那我们可以走着看。近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一直动荡不已，目前还是风方起于青萍之未，我认为大的风暴在后面。当然，我这种观点一发表肯定又会被批判（笑），主流学派又会说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讲科技股是泡沫，那时国内各种传媒多么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泡沫论呵。3月底，纳斯达克的总裁跑到北京发狠说：“新经济是不是泡沫，走着瞧吧！”（见当时的《北京晚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瞧见了，是个泡沫，而且是个大泡沫。只是破得这么快，连我都想不到。
    不过，在“新经济”的鼓吹者和主流学派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危机，只不过是“正常调整”，形势大好。（笑）永远大好。好不好在人的心境嘛，感觉好，就是好。（笑）
记者：您的意思是，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何新：是的。近年来股市汇市的激烈动荡表明全球金融体系暗伏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尚未降临，是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尚未被股市、汇率的动荡袭倒。但并不是没有预兆，格林斯潘不断调整利率，根本目的就是保护美国的银行体系。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并非像一些美国崇拜者鼓吹的那样，是靠什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是：第一得益于美国市场对国际金融过剩资本的吸纳。若没有这种巨额外来资本的支撑，就不会有高新科技及所谓“新经济”的崛起。第二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的廉价对美出口。第三得益于苏联东欧解体后美国直接竞争对手（军事及经济）的消失。但是福兮祸之所伏，现在冲击美国市场的外部金融力量愈来愈大，可能失去控制。
在香港，如果不是中资以及“长实”等华资集团不断干预市场，股市崩盘恐怕早就会出现。
现在国际游资（过剩金融资本）像洪水一样冲击着全球金融体制脆弱的堤坝。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灾难归因于亚洲国家金融体制的不良。而现在问题也降到了欧美头上，他们却沉默着。我们往下看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内，我们肯定还会看到一系列连台好戏。
记者：让我们等待历史的发展吧。请问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某种神秘的直觉吗？
何新：不，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
记者：有这种逻辑吗？
何新：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就是这种逻辑。我早年对这种逻辑曾作过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得益非浅！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实践是动态的，实践不仅是过去的经验。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有感知，有感情，有知觉，甚至也有技巧。但是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具有系统化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虽然极为复杂，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则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tuffy05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三）：穷理观命　　
记者：如果由您对自己作评说的话，您如何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给予一个定位呢？学者？政客？或者介于二者之间？
何新：不，都不恰当。你知道罗丹有一件作品？“The thinker”。那是一个低着头作痛苦状的深思者，思考者。
    黑格尔讲过一件轶事，他说：有人为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作了如下的题辞：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97页。）我每读到此不禁发笑。真正的哲人永远会受到世俗的谴责，也经常会是忧郁的，因为他们远远地超越于庸俗。我也是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不过我是经常抬着头，而且睁着眼的。我认为自己是人生这出戏剧和当代历史的观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虽然我也曾作过其他事情，但那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记者：您相信命运吗？
何新：是的，我深信宿命的存在
记者：那么，什么是“命运”？您如何理解“命运”？
何新：从哲学上定义命运，我认为所谓命运，就是一个有目的地进行着，因而是必然性的宇宙进程。我们每个人，无论自我是否意识到，都作为一种角色而生存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这就是命运。对于这个进程，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Existenz），而只是宇宙进程的工具而已。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说，在您的命运感中，存在着某种使命感。
何新：的确，那是使命感。这就是说，我认为自己的生存对社会、对他人、对历史，是承担着某种道义和责任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做好。但是我认为人不应该仅仅为自己而生存。不论环境如何，回报如何，成败如何，我都必须完成我所意识到的宿命。只问耕耘，不计收获！
记者：（笑）如果收支不平衡呢？作为经济学家，您不认为会不经济、不划算吗？
何新：（笑）在人生意义的追求上，我无法作经济学家。但是我还是相信《圣经》中的这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凡有耕耘，必有收获。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存在”--Existenz，您是否了解存在哲学？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他认为人只能--也只应该生存于自我之中。
何新：我根本就渺视萨特。“存在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考夫曼）我一向蔑视那种所谓存在主义哲学，蔑视当代西方哲学中多数的以卑微的自我主义为单位的所谓现代性及后现代思潮。我认为那种生存哲学是苍蝇的哲学。
记者：为什么是苍蝇？
何新：因为存在哲学认为人生是恶心的（萨特的名著《呕吐》），认为文明是垃圾，社会是厕所，认为人的本质类同苍蝇。我不能说他们绝对无道理（笑）。但是，人生毕竟还是有终极意义。至少，还是值得追求终极意义。
记者：存在主义是否彻底否认人生的意义呢？
何新：是的。存在主义自己都承认——
        严格来说，存在主义并不是思想上的一个学派，也不可以归属于任何一种主义。（考夫曼）
    存在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注重的是个人内在极端的主观性，自我的情绪，自我的感觉，全然不顾现实，不顾世界，不顾他人以及他人的感受（所以他们认为他人是地狱）。存在主义不承认客观真理存在，不承认任何客观价值存在，因此也不承认上帝存在（上帝已死）。
    存在主义不仅是原罪的哲学，并且是疯者的哲学。是自我“作贱”的哲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是一部刻意描写疯狂和变态的书（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也是模仿这部作品），它一向被视作近世存在主义的开山作、代表作。
    《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这样一种病态的人格——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可以庄重地告诉你，曾有许多次我确实想变成一个虫豸，但是连虫豸我也不配。
    尼采说，一旦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了，对基督教道德规范的信仰也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一切都可以做。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只能通过自我选择价值。因此价值在存在主义中成为纯粹的主观性。人仅仅是个别的、随机的，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谓"自由"，绝对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的唯自我“存在”（Existenz）。
记者：那么你认为存在主义中就没有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吗？
何新：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惟一使我喜爱的是卡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因为这篇作品不仅描写了荒谬，而且试图超越荒谬。
记者：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这个词如何定义？
何新：意义是指事物的一种内涵。在这一涵义上，意义就是信息。另外，意义就是价值。我告诉你有趣的一点，在汉语中，“意义”一词与“价值”一词几乎总是可以互换。例如说人生有意义，就是说人生有价值。
记者：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有意义吗？
何新：当然都有。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一直受到很多误解。其实所谓“合理”，就是说一切存在的，都是有意义的，虽然许多事物的意义还有待于人去揭示和发现。人类与宇宙中其他事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能够发现、能够自觉，而且能够创造意义的动物。
记者：“凡是存在的都合理”，这个命题真的是有道理吗？我对这个说法也有点不理解。
何新：过去也有人解释过这句话，但那种解释不令人信服。我的理解是，所谓“合理”，不仅是说其当然或应然，而是说，一切存在者都是有意义的。理解了事物发生与存在的意义，你也就理解了存在的合理性。
记者：那么一个小偷偷钱包，也是合理的吗？一块石头、一片沙漠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吗？
何新：小偷偷钱包，那一定是因为这种活动对他自身有某种意义/或价值。这个现象的背后，必有其发生的原因和普遍性含义。自然，理解这种意义并非意味着小偷可以不受惩罚。相反，被惩罚这一现实则提供了与偷窃活动相关连的更深一层意义。而一个窃贼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理解这些更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更深的意义使他的偷窃活动成为负面的东西。要知道，存在的意义始终不仅是在个体而且是在总体和群体中设定和实现的。
记者：您身上似乎表现了一种很矛盾的人格。您的经历表明，您本身是极富有个性的；但是在理论上你否定个性。您的个性是极其追求自由的；但是您却否定个性自由，即选择的自由。
何新：（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简直可以写一整本书。
记者：（笑）您能简单作个回答吗？
何新：让我这样讲吧，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其形态确实是作为一种孤立个体而存在的。的确，自我对存在的感觉、意识又是个别的和孤立的，是封闭着的。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产生孤独感是难免的。但是，存在的意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就是对这种存在意义的自觉和把握。无论其是否有意识，或是否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也总归不完全在自身中，其意义存在、并且实现于非自我的社会文化的总体中。
记者：如果是一个大人物，一个伟人，如毛泽东、邓小平，自然可以理解他的存在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或价值。但是，如果仅是一个卑渺的小人物呢？也许除了对于他的家庭，他周围的少数人，很难说他的存在对于社会文化会产生意义。
何新：所以人应当自觉地即自为地追求个人人格的伟大,这也就是追求自身对于社会、文化以及更多的人的存在意义。这种意义使个人的人格存在超越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超越时空，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升华到永恒。
记者：您关于人生的这种见解，很有启示性。
何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意义，只是许多事物的意义还有待被发现和肯定而已。但是物质虽有意义却不能自觉,只有人能自觉其存在的意义，并且可以自我创造其意义,尽管许多意义常常是暂时的和相对的。
记者：您的说法未免太抽象了。
何新：如果你读过费希特的著作，就会理解我的话。关于自我与非我、自在与自为的关系，在西方哲学家中他是思考得最深刻的。实际上，存在哲学，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哲学，都是费希特主观主义哲学的夸诞和延伸。
记者：存在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关于存在与选择的问题。
何新：这么说吧，比如你是一块石头，你当然可以说：我就是一块石头，并且愿作一块石头（即选择），我生存的意义就是作为一块石头。这似乎是可以自由地选择的。但实际上，尽管作为一块石头，它仍然有它的生存环境。比如摆在戈壁滩上，它是戈壁滩中的一个分子。而在宇宙的演化链中，这块石头是作为无机物存在演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存在意义是在一个时空的更广阔的存在链上被设定的。总之，无论从时间空间的意义考虑，这个石头都只是一种暂时的“自我”，是一种过渡形态。这种时空定义就是命运，是这块石头所无法自由选择的。或者说，无论选择还是不选择，它的存在意义已经被设定，因之它的选择对宇宙的存在之流并无太大意义。自我、个性的卑微性就在于此。
记者：存在哲学的主题正是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
何新：这是误解。在存在主义看来，所谓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那只是古典哲学的迂腐，是无意义的。而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对自由及其限制面（即必然）在历史上有过很多讨论。其结论是——自由是与限制（必然）同在。
    所以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网罗之中。”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被列作理性的四大“二律背反”之一。但是康德的悖论仍是理性主义的，而存在主义的荒谬感则是彻底非理性的，存在哲学从根本上否认一切人生价值。比如说，你不喜欢红色，你可能会选择另一种颜色，白色或蓝色。那么你就不是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意味着，不仅否定红色，也否定白色、蓝色，以至否定一切对颜色的感知，只有黑暗，只有黑暗所激发的焦虑、愤恨，以至焦躁，直到疯狂。抒发和渲泄它们，这才是真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那种“摇头丸”，服用它之后，人就拼命地摇头，对一切都摇头，疯狂地摇头，摇头就是对“自我”的疯狂肯定。——这就是存在主义！
记者：那么，您认为人对自身命运能不能抗争和自由选择？
何新：可以抗争，可以选择，但这种自由是相对和有限的。承认这种限制，并且要求认知和理解这种限制，通过限制而获得自由，这就是理性主义。否则就是非理性主义。存在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它是绝对疯子的哲学。
    所以根据这种哲学制作的艺术作品多少都具有疯狂的意味。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克尔凯郭尔，都是具疯狂特征的天才。存在主义否认限制，它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一切，选择就是命运。萨特说人生下来什么也不是，人是什么，靠自我的创造，自我的选择，自我的决定，没有先在的意义。人性只是一个括弧，内容是个人通过生活和选择加进去的。存在主义认为，你把自己创造成什么，你才是什么，你是什么以后，才能对你下定义。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说人不能下定义，因为事前没有一个Idea摆在那里。
记者：是不是如此呢？
何新：萨特的哲学在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是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异化的哲学而流行的。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文化所已经预先赋予的事实，而追求新的自我塑造，包括对命运的自我塑造。自然这比现在那班跪伏在所谓西方“主流文明”之下的新自由主义高明一些。真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绝望的哲学，是一种面对虚无的绝望。面对绝望，挺身抗争，这是加缪。面对绝望，沉浸入疯狂，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以存在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但是，抗争尽管抗争，命运仍然是命运。抗争并不能脱离既定的环境，选择也是有前提的，是有条件的。说不要条件，自由就是一切，这是欺骗人也会害死人的。
记者：您知道“新新人类”吗？新新人类所体现的现代——后现代思潮，哲学基础似乎也是存在主义。
何新：(笑)我的许多观念肯定是缺乏现代性的。对！我不追求现代性。在古典的理性主义思想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之间，我选择前者！
    现代性是什么呢?不过是“Moden”(摩登)而已。这些年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所谓Moden，即时髦，那不过是一些文化或商业的骗子在一个时期中鼓吹起来的一种趣味和偏好(这就叫“流行文化”)。人类所面对的宇宙存在着两种永恒，一种永恒是过去，一种永恒是未来；而“现在”——所谓“现代性”恰恰是非永恒的。现代性，常常只是一种正在崩溃中的现实。因此，我不喜欢那种“新新人类”，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哲学，包括他们的艺术，虽然我理解他们所追求的某种疏离感与反叛的精神。
记者：然而您谈到命运，接受命运不也是非理性吗？
何新：不。我认为命运就是理性。
记者：为什么？
何新：理性，就是对于某种必然性的确知。命运不正是必然性吗？
记者：您看，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哲学，这也表明了一种选择。
何新：对。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而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上，我十分钟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人伦主义，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义以及老子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我酷爱中华文明，因此我也热爱在几千年中支撑或者说哺育了这一伟大文明的中华古典哲学。
记者：那么您是否整体地拒绝西方哲学？
何新：不。早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西方哲学史就作过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西方的伟大哲人，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马克思，都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是在价值观上，在人生意义的求索上，我绝不会孤立地追随任何一种西方理念。“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我要走的是我自己的路。
记者：这也就是选择呵，这不是存在主义吗？
何新：(笑)我所拒绝的只是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的判断。但是有没有存在主义，人自己的人生中也总是要面对选择的，尽管这种选择是被环境和历史(必然)所局限的。

tuffy05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四）：思齐政教　　

记者：　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 ”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
记者：人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何新：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马克思说，“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
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记者：您能否举一个实例？
何新：例如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门。但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持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又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反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记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
何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像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对外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教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作。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至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遗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表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信息污染。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字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同时这种功能误用也为统计部门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行为范例，使它可以随时编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传数字，为阿谀和支持现行政策方针而上报当局，以此讨取执政者的欢心。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作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
记者：宗教与意识形态一样吗？
何新：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记者：宗教与哲学等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何新：简单说，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
记者：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何新：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在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串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制，毒化德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以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这些历史资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气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不可能不产生非常切近和具体的联想。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这个字的拉丁语源就是棍棒与斧头，就是政治暴力，党卫军就是制度化的“红卫兵”，法西斯蒂的实质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的绝对极权主义、绝对专制主义。而这也正是文革时代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的特征。当时出版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党内反对文革派作出的一个有意识的文化动作。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盘散沙。（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信仰权威，表明新统治阶级是懂得怎样利用宗教这一工具的）
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古人说，三军可以夺帅，但三军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入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
记者：当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何新：当前中国面临若干危机，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1、由于严重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2、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政治危机3、意识形态危机。我个人认为，三大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危机。
当代中国之所以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时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蹈向两个极端。文革时代的极端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即政教合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文革时代的极端，则是非意识形态化，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不争论”为方针而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因之国家几乎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否则，不会有各种邪教的兴起和盛行。这种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识、利用愚夫愚妇的盲从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应当一开始就将其遏制于萌芽状态，不使它形成气候。所谓圣者治于未乱，而非治于已乱。
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极力鼓吹所谓“制度创新”，更增大了这种信心动摇。第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记者：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
何新：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质的因素，有体质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被重病缠身，在生活中屡遭横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败，则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过来，即使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没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蘼的，其虽生亦犹死。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穷也好，面临困难也好，外敌强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强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而有聚合力的，则这个国家制度绝不会垮台。
记者：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具有这么巨大的力量？
何新：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在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录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当今的制度。” 拿破仑所谓摧毁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黑格尔曾指出，这个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与君主制度，摧毁了革命前的意识形态，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英国革命。由于英国近代没有激进的反宗教、反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其主流思潮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漠、柏克等思想家所体现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因此英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比法兰西平和得多、稳健得多，社会变革过程流血较少。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维系到今天。
世界历史、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实则从另一面证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伊拉克被美国封锁十年，哀鸿遍野，经济危机深重，但为什么至今不垮台？因为它是实施伊斯兰主义伦理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古巴不过是个弹丸小国，但摧不垮、打不烂，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魅力和精神力量。一旦意识形态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解体，一个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当今的互联网，美国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威胁也就在于此。
记者：某些第三世界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完全相同。
何新：当代中国由于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中，所以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使当代人遭遇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信念危机、信仰危机。
的确，今天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就中国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坏的。常有人拿人均数字排在160位之后论说中国落后，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意义并不大。瑞士人均数字比中国高很多，但瑞士的国力难道可以与中国相比吗？瑞士与中国比究竟谁是真正的强国？人均数字这个统计在1980年以前世界统计数字中还没有出现，其实那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陷阱。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一类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摧毁他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中国今天虽然问题重重，但局面和世界地位比印度、比南美、比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好得多。但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朝不保夕的深刻危机感？为什么那些国家中听不到那种激进政治制度改造论的煽动？为什么中国当今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安和危机的情绪？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危机和信心、信念、信仰的危机。
由于政治是受到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政策是意识形态的派生产物，由此引发出很多决策和政策上的矛盾和信息混乱。这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面对这一问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道义也有责任面对和正视这种信仰危机。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