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自传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7-10）

tuffy05

转自 乌有之乡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七)：渐预风流

记者：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新：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记者：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新：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1985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其后（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年3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年游行事件发生后，4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5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1989年4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
记者：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何新：1989年6月1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1990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著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
记者：您认识江泽民吗？?
何新：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江泽民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记者：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新：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1993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1994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南巡之后，14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1992年5月4日及7月2日 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乱。(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04页“关于左及意识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233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　邓　先生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
记者：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反馈？
何新：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较关心和爱护我的。
记者：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江泽民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新：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见谈话录后附件），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不高兴。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海内外有一股舆论。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89事件危难之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纷。江总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
记者：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新：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乾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意思。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劲。王老非常爱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
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记者：你见过赵*阳和胡耀邦吗？
何新：赵*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　胡德平　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
记者：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新：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要知道，邓给他的家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物件。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
记者：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何新：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
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记者：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新：“和谐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于“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著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
记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请问，现在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何新：虽然我在文革期间成为“反革命分子”，挨过整，但我始终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远会是！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实现的历史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介书生，两手空空，以短短28年的时间，组织起一个百万人的党，数百万人的军队，在最落后原始的物质条件下，以最粗陋的武器，战胜国内军阀和国际列强，竟所向无敌，纵横天下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无上领袖；又以战略指挥和精神力量，运筹帷幄之中，遥控千里之外，竟击败二次大战中曾战胜日本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最终竟迫使美国总统折节就教，来中南海向之顶礼朝拜。这种种作为，不是神迹难道是凡夫俗子之所可为吗？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农民的英雄，穷人的英雄，被压迫者的英雄。毛泽东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不是神国家也应当把他尊作神！法国人的神是拿破仑，美国人的神是华盛顿、林肯，而毛泽东比这一切洋人们的开国英雄都伟大！一个没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遗忘了他们的伟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历史会有反复，历史会有否定，但还会有否定之否定。水落石出，天开云散，中国人还是会世世代代崇拜毛泽东。
记者：人们会说这种崇拜是帝王崇拜，是封建主义。
何新：许多人指责中国现代政治中有封建性尾巴，主张不断反封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就没有封建尾巴吗？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女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不是封建尾巴？难道妨碍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了吗？条条道路通向罗马，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不是只有美国模式的道路。英国人崇拜女皇，日本人崇拜天皇，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为什么我们不能崇拜毛泽东？
我访问过日本。在某些方面，我不喜欢日本人。我实地见到过日本右翼组织的集会和街头游行，那是很令人恐怖的！我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确实正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但我认为，日本人是令人钦佩的民族。他们令人钦佩之点是他们的坚忍、团结、向心力和向前看的精神。这是一个有耻辱感的民族，因而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二次大战中遭遇失败，遭遇原子弹轰炸，这是日本前政府、日本天皇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给日本人带来的空前浩劫，其后果不会小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的浩劫。但在日本没有人抱怨天皇、批判日本的政治制度，甚至连辩论也没有。他们不懂得什么“反思”。他们继续接受天皇制度——这个最古老封建皇权政治的象征，仍然以其作为圣物。他们埋头苦干，学习先进的东西，但决不轻易丢弃一切属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任何东西、任何象征物，包括封建神社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结果，经历了战后的苦难，40年的时间，这个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并且成为全球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
记者：有人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
何新：（笑）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但即使它们不是捕风捉影以至恶意诬蔑之谈，那些屁话也不值一提！对那些动则讥评伟人的人，我常会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你们自己的眼中栽着一柱梁。”从古以来，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呵？！
记者：中国人本来崇拜毛泽东，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经从政治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今天，我却认为对文化革命应当作历史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60-70年代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飞跃和发展。这方面至今人们研究得非常不够。
毛泽东是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现代人几乎遗失了这一伟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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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我的思想之路（之八）：独干时策　　
　 　

记者：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新：和李鹏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我认为李鹏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由于李鹏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鹏总理的。　　
记者：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过建议？　　
何新：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你查阅一下从 1988 年到 1991 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但是在 1989—1990 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李鹏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记者：“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新：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 1988—1990 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 1988 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1989—1990 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记者：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新：是的！在 1989—1990 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因此我认为，1988 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 1990 年 11 月 23 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 S 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记者：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新：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 1991 年 7 月致李鹏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 1993 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新：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事实上，中国 90 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记者：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新：我之所以要回顾 90 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 1988 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李鹏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 90 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 1988—1991 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 500 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要是在 1998 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记者：在国务院更换新的经济领导人以后，您还提过建议吗？
何新：新的领导人在主持经济工作之初，对原来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是坚持的。但是，我注意到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对这些问题，我都有不同意见。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了；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三是实现了入关即加入“ WTO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还有一项，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但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
    对于国企产权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领导人多次公开讲过反对。但正是在这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让管理者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然而，新领导对此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干预。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新政之初即发起了鼓吹积极推动“入关”（WTO），为此要寻求在一切方面与国际接轨。我预感到，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一番大折腾。1992 年邓大人在首钢的讲话中称赞新领导“懂经济”，香港有报章称颂新领导是“经济沙皇”。我当时曾写了一封信送给邓大人，我说我认为新领导未必真懂经济。
记者：您居然敢给邓大人写这样的信。
何新：1994 年 2 月台湾《中国时报》知名撰稿人　何频　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如何评论此事。”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参看《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第10页）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尖锐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在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文报送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
记者：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何新：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我已从香港报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我记得 1997 年 5 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是一种不和谐音，但是不能说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何新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这是 1997 年 3 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报中央的一个金融问题研究报告。（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版第296页）我认为这是我在 9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趋势。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 1995—1997 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崛起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很有意思，很特殊。20 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看；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新加工产业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1995—1996 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 1992 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我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记者：您的这篇文章我很早就已读过，也许算得上“苦心孤诣”。但是，有什么作用或影响吗？
何新：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有一些，当局后来还是有所采纳。
    事实上， 1995—1996 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包括当时担任主要经济领导责任的　朱镕基　先生的明智和决断，他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更严重了。
记者：直到今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与 1988 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新：在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运动搞得七零八落之后，国有金融体制显然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如此地热爱中国——因此他们一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啊，上帝！

tuffy05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之九）：议横食货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七十年代，1974年前后。
记者：那么，当时您用的教科书仍然是苏联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何新：是的。起初我读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发现那一套东西究竟在讲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远远脱离经济现实。可以说，这类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就象我后来也读不懂马歇尔、萨缪尔森的那套玩意儿一样。
记者：怎么会读不懂
何新：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那种书上的文字。问题在于你尽管读了那种书，你会发现你仍然搞不懂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你会发现书上的理论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现实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
当然，起初我不敢认为书上的那些理论是扯淡，而只怪自己水平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读些书，弄懂现实中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行的，这样就愈读愈多。有比较而后有鉴别，头脑就渐渐清晰起来。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70年代。那时我的导师是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王亚南译），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作为《资本论》第4卷编纂的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我读过的引我入门的启蒙读物还有几种《政治经济学概论》之类。
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一系列手稿（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笔记的中译本在国内陆续得到全文出版。我用了许多年时间，反复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几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未完成著作。
我们知道整个《资本论》实际都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形态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都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别人整理编纂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比已出版的《资本论》更为重要的著作。极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二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32卷译文与《全集》第一版有极其重大的不同，可惜目前新版尚未全部出齐。
但是，马克思过于偏爱黑格尔式的“叙述方法”，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许多重要规律的表述是晦涩的、绕圈子的，因此与黑格尔一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那么一个罗罗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版）
只有少数人真正读得懂他，这其中有列宁。而列宁则在《哲学笔记》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笔记》第151页，1993年新版)实际上就我所读过的苏联与中国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而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思想。
要注意，庸俗经济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庸俗解释斯密的，一种是庸俗解释马克思的。改革前那种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庸俗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和阅读有关西方现代宏观及微观经济学的著作，包括来自各个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当代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这期间我研读过的书包括萨缪尔森、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琼斯、斯拉法、哈罗德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
在这个时期我也曾考虑过作为一种中性的、超意识形态、超越集团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的纯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最终我发现它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史，我发现并研究了与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持反论的李斯特主义。我注意到这一派经济学对德国、美国等后进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国富论》是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的手边书一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手边书是李斯特的书。这是一种引导美国和德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具有极大政策实用意义（近代关税理论的奠基者）的经济学。但是，我同时惊讶地注意到，李斯特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属于被有意抹杀和遗忘的一族。在德国，李斯特被看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在英、美主流学派的经济史中，李斯特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
记者：你认为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德国的民族英雄？
何新：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约·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称李斯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这种同盟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能被那些幸运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生存的权利和国家的野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李斯特象所有那些从事漫长的艰苦斗争从而名垂史册的人们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即使作为科学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具有伟大的因素之一，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先决条件。（《经济分析史》2-195页，1960商务版）
熊彼特的祖国是奥地利，他是作为一个德语民族的学者而讲了这样赞颂的话。他所说的“那幸运的国家”就是指英、美、法国。但是，在英美多种主流经济学者撰写的经济学说史中却根本找不到李斯特的名字，就好象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英美政治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更不希望人们研究他的理论，尤其害怕这些国家采纳李斯特所建议实施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但另一方面，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通常被指责的“空想主义”以外，还另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四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国家现实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辩论。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发表属于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经济观点。1987-1988年，我是当时国内最早在专业报刊（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赵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诸侯经济”和当代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批评引起了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赵紫阳的注意。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到《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等书中。
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
记者：尽管您出版了许多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人们知道你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是，学术界仍然很难承认您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不仅因为您师出无门），也有人始终怀疑您对于经济问题发表议论的资格。
何新：（笑）应该说这是一种学术霸权。但是，霸不成。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也有言论自由。我不会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各种专业、行业之间都有一种俱乐部(行会)式的组织，存在着一些圈内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的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例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经济分析史》1-130，商务版)
其实我本来也无意闯入。然而，经济理论问题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种职业或游戏，它关系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与安全。198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言论。但是当一些智囊们提出高速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关于全面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抛出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引导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问题，我意识到国家可能终将面临由于经济秩序崩溃而陷入的动乱和分裂，因此我不得不发表我的经济观点和批评。我的批评引起了反弹，反弹又引发了辩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我只是这样才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的。最大的一场辩论发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发表了我与日本S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长篇谈话录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回应。（见文后附录）
记者：您刚才谈到1990年围绕你的经济观点而发生的一场大辩论，我在1990年也曾读过你与日本教授的那篇谈话录。这个谈话录当时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这篇谈话录引发的轰动效应称作“何新旋风”。人民日报是党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谈话录，是十分不寻常的。
何新：其实，人民日报决定发表此文前我曾向编辑部建议，为避免此文造成过大的轰动，希望将此文分为若干篇，采取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但是高狄社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就是要轰动一下。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记者：现在已时隔多年，你可以谈谈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背景情况吗？
何新：矢吹晋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90年来中国访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和他认识。矢吹晋不懂中文，当时为我们的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华记者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矢吹晋下榻的北京长富宫酒店咖啡座中，我们就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记者：你的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称这个谈话录是伪造的，他甚至否认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
何新：（笑）那天谈话在现场的包括我带的记录人，还有担任翻译的共同社记者，一共有四个人。证据是很强的。
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否认？
何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谈话发表后对矢先生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他在与我交谈时，尽管总是他提出问题我回答，但他常常处在一种很被动的地位，因为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惊，经常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能惊讶地说“哦”。(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西方记者，包括一些极著名的记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情况。)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但对我的论点又难以作出强有力的现场反驳。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颇有地位和名气的右翼学者，又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对他很不利。据说在这个谈话录发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临在大学中被解职的压力。要知道，在日本学术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主流。对由于这个谈话录的发表而给矢吹晋先生造成的困难，我个人一直深感遗憾。
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加工和修整。因为这个谈话记录不是录音记录，而是根据当时我的工作人员现场作的不完整的笔录，事后我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订。当然，我作修订的原则是，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作补充和修整。
记者：我认为这件事你处理得不妥。不管对方观点如何，你不该不经他同意而公开发表一个不忠实的记录。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有一个误会。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矢吹晋在与我交谈时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及改革的一些问题，是当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一系列崭新的思路和想法。因此在这次交谈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谈话录立即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立即将它直接送报给了中央最高层邓小平、陈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这个谈话录我最初并未考虑要公开发表。但是这个谈话录在内部流传开来，先是《北京周报》的负责人耿先生找我约稿，接着《人民日报》高狄社长也派理论部主任孙友仁找我约稿。他们索取这个谈话录看后，都希望发表。我对他们说，这个记录已不是原始记录，希望发表时不要使用“矢吹晋”的原名，而改称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报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有真实对话者对外宣传会更有力，因此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地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由于《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之引起了矢吹晋先生强烈的抗议。而港台一些媒体则趁势鼓噪起哄，对我进行从人身攻击到观点批驳的强大声讨，引发了一场席卷海外传媒的喧然大波。
记者：当时海外媒体确实曾爆妙此事，对你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你当时感受如何？
何新：当时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风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觉得颇为好笑，有看热闹之感。冷眼看他们如何借题发挥，大炒特炒。多年来，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对手，我总感觉他们有些弱智，他们竟认为我会犯象那样低级的错误。（笑）
记者：现在已过去了10年。如果你重读这个谈话录，你对它评价如何？
何新：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
记者：重读一遍，确实还是很有意思。
何新：请注意，在国内外当时所有的经济文献中，我的这篇东西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破天荒的！要理解这一观点在当时所造成的冲击力，应该考虑当时存在的以一些背景情况——
第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概念，应该予以丢弃。(他们试图用“短期波动”置换这个概念)
第二，当时国内正流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形态属于“短缺经济类型”。
第三，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讲，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也就是供给不足。
第四，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必须无限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讲过很多次)
第五，关于以过剩产品向海外市场积极输出这一建议，与当时国务院得到的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正好相反。当时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发生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囤积物资、提高存款利率，防止民间储蓄老虎出笼冲击市场。
中国早期经济政策，自在计划经济时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具有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天然影响，即相信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自然带来无限的需求(萨伊定律)。而自我提出“生产过剩”问题，也就随之引出了实施“需求管理”的问题。所以其他不谈，这篇谈话录中仅仅提出这种新观点，就已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以及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还有文中谈到的关于下岗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当前现实问题。
记者：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力过剩以及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何新：但当年这篇谈话录最初发表时，多少经济学人愤怒地指斥我这一观点是荒谬和无知呵！因此对我的观点，有的后来被听进去了，有些就没有被听进去。
记者：你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这种观点吗？
何新：不。我认为我们已必须面对新的现实。毕竟已经隔了十年，中国的现实，当代世界的现实，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面对WTO，面对“全球化”，面对国有体制可能逐渐加速被消解、溶化于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进程，更进一步说，面对中国可能最终再度陷入由这一经济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我认为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我想知道的答案是——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世界会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再度向中央就经济问题多次进言，提出我个人的独立见解、批评和意见。我认为当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
记者：你对经济形势问题的看法，是否看负面的东西太多？因此而难以被人们普遍认同。
何新：可能是。我个人的悲剧也在于此。古希腊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鸟，不是喜鹊，而是一只猫头鹰。这个象征是意味深长的。而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我们所面对的是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整个历史，在前9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在后1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反”革命，即回归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运动。历史使人发笑。每一代人都会具有一种自我永恒的幻觉，50年前斯大林主义对世界说我们必胜，现在是小布什一类说我们必胜。其实这两种喧嚣都不是上帝，都不过是历史之流行进中产生的虚幻的政治意识形态泡沫。人类是多么缺乏自我嘲讽的历史感呵！但是，上帝总是会嘲弄人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何新：我也是有感而发，我针对的也是福山一类“历史终结”的宣布者。历史并不终结，而且永不终结！50年前，主导世界经济革命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庸俗版——具有僵化特征的斯大林模式。50年以后，主导全球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潮是古典市场经济学的庸俗版——新自由主义。从一极转到另一极，历史有时的确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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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之十）：谏为苍生　　

记者：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新：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赵紫阳当年曾批评我的话）。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记者：那么您也在等待“戈多”吗？对不起，说句笑话。还是想知道您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近一些年在改革中的主要失误是哪些？
何新：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何新：这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说法。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比三十年代西方的大萧条严重。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我认为，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道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记者：我读过您 　2001 年 3 　月 8 日 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国务院领导的那封信，您的那封信写得非常直率。
何新：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的这股潮流。我失败了。我后来的个人际遇与此事不无关系。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顾今天的历史，这封信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文件。（按：请参看文后附件《何新致朱*基总理的一封信》）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 1961 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去看毛泽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 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记者：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改现在已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走，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后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
何新：此类理论正是近几年来误国之谈的标本。什么叫完善市场经济？墨西哥算不算？论人口，主要也是白种人，欧洲文化渊源，与美国只是一条线之隔，它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究竟什么叫“完善”的好经济？我认为，只有能安国利民的经济才是“完善”的好经济。否则，乱国害民的经济，祸国殃民的经济，不管可以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当坚决摒弃之！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从来不主张仅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
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强大的苏联帝国，毁灭于少数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大崩溃。强大的苏联经济体系也毁之于一小撮经济学家在哈佛制作出来的“500 天计划”。现在人们看到了，这 500 天哈佛私有化计划造成的后果，是使苏联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 50 年。
中国当前确实也处在十字路口。近五年来私有化运动的后果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广泛层面上逐渐浮现，中国的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当前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再往前继续沿这个方向攻关攻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前景。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作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如果讲德政，这是最大的德政，会大得人心的，尤其会得千万下层人民之心。中国当前的国力是能够解决国企问题的，只看政府想不想解决。??
记者：您在2000 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谈《十年后的中国》的采访。您当时曾说，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许是腾飞的十年，也许是一切积累问题总爆发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被引爆出来。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新： 2000年3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这篇采访后来全文发表在当年第 4 期和第 5 期的《广角镜》上。在这个采访中，我比较系统地反思了那几年“新政”下的经济路线。我当时在文中谈到的问题，是我当时已憋了很久的话。
例如我尖锐地谈到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的问题。我说，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
我看过联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将被抛弃！而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干！
记者：您的这个采访，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大陆的许多朋友也许看不到这篇文章。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何新：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抨击了当时热得烫人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我说那是一个“大泡沫”、大骗局，并且断言泡沫即将破灭。
第二，我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我说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第三，我说当前中国经济中应当最被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增长率，而是失业问题，这将是今后将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高楼大厦、长桥快路暗然失色，使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失去意义。
我说很奇怪，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关系经济景气评价的最重要数字，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入统计。
第四，我说我认为，近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悖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我说中国的税收本来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也正是国企垮台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实，当年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并没有谈透彻。
记者：那您现在可以深入讲讲。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关注财税改革问题？?
何新：所谓税改，根本是财改，因为税赋是财政的来源。90年代的这次税改给予地方很大的财税独立自主权，各地与中央分灶吃饭，各挣各的钱，有钱吃肥肉，没钱就饿着。实际上，种种地方保护、地方自治、地方割据已经孕育在这种分税改革中了。在此次税改之后，国家对地方财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各地的地方主义大大地得到加强。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种花养草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的地方，不仅教育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国家、中央面对如此严重的区域性差距，竟视若无睹，束手无策！
其实办法很简单，国家从富裕地区多征一些消费税、多调一些钱过来，不就可以帮助那些穷地方吗？不是不能办，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少干预”的主张不让中央政府这样办。这种不平衡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严重的区域性两级分化。穷的地方穷死，富的地方富死。沿海富裕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一面是经济发达世界，另一面是极不发达世界。
这些年来，一是国家放任市场自流，不作干预；二是任凭私有化泛滥——这两大问题就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记者：中国目前的区域性差距，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何新：这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不良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其实总根子就在这个财税改革里。税改之后，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区经济割据由此坐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削弱，地方苛捐杂税丛生。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每个省争办能给自己创利的产业。比如造汽车赚钱，各地就争先恐后一拥而上造汽车。因为烟草是巨额利润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结果各个省争办自己的小烟厂，形成国内烟草市场的恶性竞争。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对外地产品实施或明或暗的种种关门和封杀政策。正是由于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层层地方保护，可带来短期利润的生产部门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生产力的过剩。
国家曾多次发起打击假冒伪劣品的“市场规范”运动（所谓“ 3 · 　19 ”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假冒伪劣品愈打愈多？如今几乎是遍地有假，几乎无货不假。哪个超市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假货？原因究竟何在？殊不知，各省、各地区对假冒伪劣明打暗保，边打边保，决不打死。对伪冒品生产，许多地方睁眼闭眼，因为它们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官员考绩以及官员收入。有些基层乡镇，财税主要来源靠的就是当地的假冒伪劣产业，当地当然要实行对假冒伪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各种滥罚乱收费等恶政也都由这种新税制而来。?
另一方面，沉重税率压死了国企。而对外资企业则给以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 “仅以增值税为例，西方的发达国家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固定资产，而且 16% 的税率已经算得很高，不发达国家使用收入型增值税。而我国使用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生产型增值税，据说只有少数极不发达国家用这个。我们的税改到底是向西方学习，还是向极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学习？”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 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 10% ）。
（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 ，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
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假冒伪劣等现象的产生实际是源于制度问题？?
何新：当然有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教义，是鼓吹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全部私有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几千年互相争斗残杀的血腥史。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革新经济学！
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官员阶层中许多人也沦为为大款爷们操刀执印的“服务者”。腐败之所以深入政治结构的骨髓深部，根源就在于此。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
的确，腐败正在导致社会政治组织和控制系统的瓦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正在涣散着人心。前景非常危险！
记者：您是一直反对对国企转制和实施下岗政策的。但是，国企现状如此，不改革恐怕还是不行。否则，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呢？?
何新：某些国企，确实存在着产业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但根本上，并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国企低效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
有一个著名的希腊诡辩命题。要是有人问你：“你现在还打不打你的父亲？”你怎么回答？“打”，还是“不打”？这个命题的恶意是预先设定的，问题被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上——你曾经打过你的父亲！关于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的问题，实际也正是这样一个假问题。新制度学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作一种误导，就是说似乎只有国企有问题，那些更加落后的私企、民企，难道就没有自身的组织、管理的落后问题吗？就没有低效益问题吗？就没有破产问题吗？我就不信中国私企中那种封建家族式管理组织，居然比国企中的党委领导制更先进、更科学、更现代！美国近年连续破产的一系列大型企业，包括安然、美国航空等，它们不是被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产权明晰”、“机制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吗？为什么也一个接一个地也破产了呢？?
我认为，导致 80 年代以来国企大面积生存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计划体制下的供求链打破后国企原有的市场流通链条的破坏；二是支援企业从事远期运作的资金周转的金融链条被政府的“断血断奶”政策强制切断了。所以国企体系是被经济学家们的馊主意谋杀的。过去说国企效率低，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三铁”，即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恐怕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切善后问题都甩给社会，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沉重吧！
记者：我理解您的意思。反思，也就是说，您认为应当对近五年来的进程进行反思。
何新：不是五年。我认为，今天应当反思二十年改革所已走过的路，应当肯定那些成果和成就，同时修正那些错误和失误。不能沿着错误的方向“攻坚”到底，中国不能走美国资本主义的路，中国也不应该产生摩根、洛克菲勒、盖茨那种大资本家、大富豪。这话其实是邓小平讲的！邓小平在 　1983 年 9 月　 24 日 曾说，“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中国的经济资源、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牢固地掌控在国家手中。有人攻击我一直是阻碍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自由民主化浪潮的“千古罪人”。我不否认，我一直是反对针对国企的大规模产权改革和失业政策的。但这究竟对国家民族的功劳还是罪过，那就任由后人去评说。
1989 年 8 月，我曾去家中拜访胡绳同志。记得当时谈及时事，胡老有一句话震撼了我。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此生生于忧患，希望晚年不会死于动荡。”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没想到，一晃已快二十年，现在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胡老毕竟是幸运的，他走时还是一个太平之世。拿破仑曾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某些摇唇鼓舌的经济学家们也会毁掉改革、搞垮中国。继续按他们鼓吹的那种方向把改革“深化”下去，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所将面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局面真的很难说啊！　　
　　
　附录： 　
　　
　
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
何新致朱*基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势分析　　
何新附记：
下面这封信及书面发言，均写于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信与文件都在当天即送报到最高层。
当时之所以感到有必要讲话，是因我认为当时已经推行数年的所谓“转制下岗”政策不过是又一版本的休克疗法，继续搞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此信及文章送上后，似激怒了一些人。不久，原政协主席派某副秘书长与作者谈话，微示上峰不满，又云为照顾我“身体”，并因机构改革，建议安排提前退休。因彼云只是征求我意见，故我当时对之未置可否。
但是在这一年夏季，我又出版了一部更系统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政策的书，即《思考》第二卷《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此书出版后亦于当年十月间送报了各方面。
上述信件及发言均是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的，因此官方有纪录。
人们会注意到，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被收敛，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也终于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虽然难以知道调整决策的具体过程，但在国内经济学界，这一组信件及文论应是较早面对面地向高层揭露了休克疗法的严重后果，并击破了支持这种政策的统计和理论根据。
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披露以上事实，可以使未来的史家了解有关的政策争论以及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当时所以写此信、此文和此书的用意。
故此将两年前的这封原信及那篇经济形势分析，刊布如下。　　
　 　
尊敬的朱*基总理：
拜读您的工作报告，并当面聆听了您在我们（经济农业）小组会上的讲话。您在讲话中驳斥，有人批评目前的财政是“赤字财政“等问题。去年我在提交九届三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以及接受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揭露了中国股市中大庄圈钱的黑幕，指出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批评了依靠赤字及债务促进发展的政策难为后继。虽然对我去年的书面发言，政协简报组未予印发，但会后我已将其送报中央常委各领导同志。这些批评意见，我至今仍未改变。
观察近一年来的形势，我认为，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深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部分地方工农群众由于生活困苦失业而闹事现象不断，（我个人在黑、吉、辽、晋、冀、豫、皖、川的一些地区即遭遇多次）在中心城市表面的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之后，掩盖着社会不安定的隐忧。
当前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社会内部的贫富巨大鸿沟上，也体现在少数中心城市（京、沪、深、广等）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区域的巨大经济断裂与鸿沟上。
读您的报告后，感到报告的执笔人抽象地谈结构，却忽视了以上两种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即贫富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报告中抽象地谈加快发展与增长，却忽视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要素或数字（包括科技问题）。而当今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们的情绪如何？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在“封建“时代，路有喘牛，宰相不安。（见《汉书》丙吉传）当今天下汹汹，而如何仍能认为形势大好？贾谊《论治安疏》说：
“臣窃谓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泣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其他背理而伤情者，难遍以疏举。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莫也！曰安曰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而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处之积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时势，何以异此？”
我个人认为，在当今表面的歌舞升平、高楼快路之后隐伏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而其根源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不良。当今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并非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早已存在，甚至可能永远都会存在，它不应该被作为一个解释一切问题的垃圾篓。当今真正的大问题，是国家社会能否保持持久稳定？会不会发生动荡以至动乱？而这就涉及当前国务院一系列具体政策及方针的问题（如大力鼓励私有化，大规模推行失业下岗政策等）。我认为正是由于您主持下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如解散国企，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导致了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您个人的崇颂之声，近年在海内外传媒上，您听到的应已很多。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坦陈我个人的以上一些不同意见。
毁誉无常，历史则是客观存在。政治家总是要对历史负责的！我真希望形势并非如我所言那样消极，而我的上述看法都是极端荒谬错误的。那将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而我个人则情愿以言邀罪，成为千古罪人。
您来经济组听取委员意见之前，小组秘书曾问我是否想要发言。我想讲话。但我认为如果在会上公开陈述我以上的个人意见，必会酿成海内外新闻事件，于国家不利。因此谨以书面形式将我的以上不成熟意见向您、并向中央呈报。
又及：我窃以为，您的公子如大有为，似可委之为中国石化或中国证券的领导，可在国内领取高薪，所谓内举不避亲。但作为国家首相之子，似不宜作为外国在华区域的利益代理人，尤不宜担任美国巨型跨国公司（如高盛财团）享持高薪的在华督办或业务主管，这是会招致物议和令人想入非非的。此或会有损您持政“清廉”的政声和清望。
诚惶诚恐，不知所云。敬颂
政祺！（后附一文仅供参考）
何新
　2001年3月8日　
附：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
——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何新书面发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一点真话。当前国家的真实形势是：
1． 国家在近年内可能由于失业问题爆发中型较严重的社会动乱；
2． 香港近期可能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一　　
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究竟应如何看？我认为其他数字意义不大。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这种小规模变乱，作为一种信号和预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层出不穷）。　　
二　　
一些国企的崩溃性瓦解不是机制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被有意识纵容鼓励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与近年国家投资结构及政策的变化，与股市泡沫经济的勃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股票市场的出现及交易额的日益增大，中国国内投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资为主，资金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银行投向市场。在1995年后，财政投资日益减少，大量资金转入股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造了股市万能论的神话，导致中国虚拟经济的兴起，枯渴了国家的金融资源，预伏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种子。
大量资金被导入股市，由此转入消费领域，退出投资领域。大量资金积蓄在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股市投机者手中，股票虚拟经济愈膨胀，用于兴业投资的实体经济即愈萎缩。股市现在已成为国内资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资本游戏竞争和掠食吞噬小投资者的最佳场所，股票市场导致中国投资结构的失序与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认为当今股市的本质，实质上乃是大户和机构的一种“圈钱”活动。在股市中，大户作庄，圈小民百姓（散户）的钱。在股市中，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少数大户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户资金的基础上。股市投机已成为资本间竞争、加剧两极分化和形成大资本垄断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戏建立于一个虚妄的神话上，即理性投资者总会要把钱投放在经济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萨缪尔森）。这完全是欺人之谈！真实的现实是，大庄家注入资金，将其投放到盘子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这种股票乃是最有利于庄家获利圈钱的股票，而与该企业的真实效益毫无关系。这种大庄家注入大笔资金的股票，增长最快，吸引散户游资也最多，一旦庄家获利回吐后，小户股民即被贬值股票套牢，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资金吞噬掉小资金。这就是股市中的真实逻辑。获利最大的股票即庄家与散户投钱最多的股票，与发行股票的企业本身效益毫无关系。中国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国股市也如此。中国国企的瓦解，是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资金的困竭与市场封杀，高税率的压榨，加速促成了这一衰变。
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金融突袭和掠夺，已逐渐取代产业及市场利润的竞争，而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间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形态。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资于亚洲产业的资本形态严重受损，几乎丢得精光；但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证券及股票等金融资本则大获其利。正是日本金融与美英金融资本之间这种新的共生利益，压制了其产业竞争的矛盾面，并且主导了日美政治联盟在近十年来的加强。日本国内产业衰退，但金融业的地位则在上升。英国国内制造业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资本与美国资本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施金融突袭和掠取成功，其经济实力现已压倒仍以传统产业为资本主导形态的法国，并且即将超过德国而上升为欧洲第一位的经济强国。90年代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掠取已发展成20世纪末以来国际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态。此也是“新兴（第三）产业论”、“知识经济论”的真正涵义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对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股市中私人垄断资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达到惊人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股市上现已形成巨无霸式的私人资本巨鳄。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鳄手中持有着10,000亿以上的巨额金融资产。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场疯狂的巨鳄吞金运动。当潮退后，那些可怜的散户股民象被潮水抛弃的鱼一样，握着贬值的股票被搁浅在沙滩上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新潮。香港股市则一直是英、美、日、华资本巨鳄圈本地中小华商、中资机构及散户钱的猎金场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地产股成为国际巨鳄们炒作的大好题材。现在国际大鳄正在悄悄潜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网络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证券，成为炒作对象。所谓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与高科技并无实质关系。风险投资，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被高炒？因为这些新兴股票盘子小，便于炒作，有虚拟的概念性。一旦巨鳄们获利回吐，将资金撤出香港，则香港必会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从而导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已不太远。
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谁的资本雄厚，谁垄断控制了市场，谁就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数量实行分配，这一点在股票市场的利润分配中是最明显的。所谓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种虚幻的欺人之谈。（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在本质上也服从上述规律，因为资本规模的大小已决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资源竞争中谁占据有优势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银行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及产品过剩）。由于资金稀缺，尽管表面上银行利率已调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则日渐高企（地下钱庄业的勃兴反映了这一现实），各种代金券及实物交易等非货币流通手段亦相应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有亏损，需要财政补贴；而私营企业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补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外同样发生大企业的倒闭，如韩国大宇集团、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构成大，结构调整难，资金周转不易，在市场结构变化及遭遇危机时陷入困境是常见情况，并不因其是“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态而可以避免危机。
在1994－199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虽已遭遇困难，但尚未大面积崩溃。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大面积陷入困境以及崩溃性瓦解的进程。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并发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使国家形势陷入动荡。其原因，不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现行金融投资政策。
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本来正是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有缺陷，应当改善。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企业只应企业化，不应管职工养老、职工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托幼儿教育”等主张的抨击下，这一系统被摧毁了。巨大的负担转移到国家和地方财政身上，这本身又是国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税制改革，以高税负扼杀了企业生机。近年来，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项税率总和约占销售额的40%，甚至更高，加上银行年利率即高达50%。以这种高税负与平均利率相比较即可看出，任何生产型企业若不逃税则注定应倒闭关门。正是这种高税负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导致众多企业为避税而外逃。政府目前应付失业问题所支付的巨额社会保险金是纯粹消费性的（而过去给企业的补贴则是作为生产投资），其总额及社会代价较之过去给企业的补贴要重得多。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东欧及俄罗斯陷入社会危机的覆辙。
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过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推荐给中国决策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是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之最终陷入分裂和动乱。　　
希望政府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整套经济改革建议有所警觉。希望在东欧及俄罗斯已彻底失败的“休克疗法”在我国不会以“结构改革”的名义而得到一种新版本的惨痛重演！

（　2001年3月8日　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