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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敏  许昌文革纪实(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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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30 07:29: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周光敏  许昌文革纪实(11-15)+ w, W  O/ W; |% z* k8 E6 ^5 o

& Z* ?3 v7 O& R+ t3 b! ?转自  http://hi.baidu.com/%D6%DC%B9%E2%C3%F4/blog/index/17 H6 z& N' D; k3 M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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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文革纪实之十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忆苦思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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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8年6月,许昌又同全国一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8 n. Z5 P/ Y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再次甄别。各单位又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深挖”“隐藏”在各单位中的“阶级敌人”。于是中国的“贱民”行列里,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正式列入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反动学术权威”,并把“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列入到“臭老九”行列。
. @; H; t; q& ]) B# y“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将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的更紧了。当时报章上最流行的一些话就是:“老的阶级敌人并未从肉体上消灭,而新的阶级敌人又已经出生了!”“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梦想着变天,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这些阶级敌人就像那烂葱一样,叶烂、根枯心不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这根弦必须绷紧、绷紧再绷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对这些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像雷锋说的,对他们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运动,不仅扩大了打击面,而且又似乎要让这些“阶级敌人”断子绝孙。
2 d3 F' b9 w' w: `, b' x- {   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又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每个单位的食堂,专门用米糠及红薯面做成不放盐的窝窝头,再做一些不放盐的清水菜汤,所有职工在这天中午一律不准回家,集中在一个大会场上免费吃“忆苦思甜饭”。吃了“忆苦思甜饭”之后,立即开始“忆苦思甜活动”。$ @7 A( \# I. E, H' b
   豫南七处的“忆苦思甜活动”是以连队为单位进行的。在我们二连所在的小院里,将近200人的“忆苦思甜”大会开始了。连长王元庆首先做了动员报告,接着,让那些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老工人对万恶的旧社会进行控诉,这些老工人们,痛哭流涕的讲述了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剥削而吃糠咽菜的苦日子,那些年轻的“贫下中农”工人则讲述他们的父辈们的苦难生活。这时,我们木工班的那位50来岁的师傅李相甫跑上了讲台,他手里拿着一只窝窝头,痛哭流涕的挥舞着窝窝头说:“革命的同志们!旧社会的日子实在是苦的太很了,特别是民国31年(1942年)年景(即灾荒),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的,但1960年你们总该知道吧?民国31年年景跟六零年时完全一样!”他的这番话被王元庆立即打断,并把他拉下讲台,说了句:“哪壶水不开,你专掂哪壶,下去吧!”此时,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当然,这笑声是只有“贫下中农”们才可以发出的,而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决不敢笑的,如果笑了,后果简至不敢设想。我吃着窝窝头,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说到民国31年年景,我从爸妈那里早已知道,他们曾吃过大雁屎,吃过蝗虫,吃过树皮草根,这样的生活我当然未经过,可是,从1958年秋到1960年的苦生活我记忆犹新,那每天三餐总共只有老秤一两八钱稻谷(约60克)的清水汤,我怎会忘记?那时候假如有这样的窝窝头,我们家乡咋会饿死那么多人?我想着想着,在不自觉间,眼眶中已充满了泪水。  C2 F- L8 T1 g0 Y7 c
为了恢复被这位李师傅的“忆苦思甜”而搅乱的严肃会场,王元庆立即命令播出了一首此时最流行的“忆苦思甜”歌曲:1 G4 {+ f) }, k

1 |; r: d1 ~0 ]《不忘阶级苦》
$ _4 X& E+ U- i&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 }& t* P+ W, {  [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h; ~% V4 @5 a* v: R4 S" N$ \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Q! ?5 K- y  b1 r9 ]
千头万絮涌上了我心头
1 G% v: w* z) a! _& Y/ H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8 v* w- h+ v7 v. y6 b: l. f

4 _$ G( [' v7 d不忘那一年,
6 B4 R9 N# Q4 ]( y" i8 w# y
3 _6 b/ u2 O. j  c% e3 x4 B爹爹病在床) g0 W6 G! Z; o, y, B
地主逼他做长工
( X+ ^  W5 Q; R  b& d: j, o9 h2 p累得他吐血浆
/ j; ~* L& I! P# }1 k* s$ G瘦得皮包骨
7 G% T; M4 \+ I% w' S; ~% s7 R病得脸发黄
- ]& T  I8 Z+ Y, J& S地主逼债好象那活阎王  y" M" Y/ I6 U( q1 o! x& q* ^
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 z' I3 t* {' L$ n& [ . s& ~8 o+ ]0 q+ k) T  r! y
不忘那一年
" A8 D# }. Y& y; S, u; L北风刺骨凉! K4 ?; m" z! E: ]1 `# L, w
地主闯进我的家9 d; R' |7 [  j- q' U
狗腿子一大帮
5 j/ z: B' t$ }1 D8 T$ L说我们欠他的债
3 c) x# D, ?9 ^6 D! Y又说我欠他的粮# l$ i/ u# v+ x. v
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9 t9 Q" M7 p% l+ u" y" R9 M
可怜我这孤儿飘流四方/ g: U; K, `9 r7 Q5 s  u& @9 n) ]# P& }
不忘那一年* Q' e3 T) c, d$ e9 Q8 w. U; X
苦难没有头1 _7 }( S  u7 _/ X
走投无路入虎口! N! c6 _2 {0 [1 o0 d! l9 J
给地主去放牛5 h4 Z# x9 }8 t
半夜就起身0 d$ }) p5 l& w
回来落日头
* G9 m' s- z* {: j! L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
; \2 O) V2 B; w6 y+ U  o9 ?可怜我这放牛娃向谁呼救
  S; H+ r+ V: {0 |/ l  f- g % _; O) P6 a, y' t  N4 C
不忘阶级苦# @. J' ]6 q0 D! w
牢记血泪仇
. Z/ z) n0 Q1 t+ ?世世代代不忘本7 U6 s2 e) m4 i% _
永远跟党闹革命) o" M" E" F$ e, y
不忘阶级苦
9 }; R7 v/ x4 @牢记血泪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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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那如泣如诉的歌声中安静下来,而歌声又引起了我的痛苦回忆,我的眼泪更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脸颊上淌了下来。突然,那位被称之为“狗”的张师傅走了过来,他摇头晃脑的瞪起他那副三角眼,用他那干瘪的薄嘴唇质问我:“周光敏,你家在旧社会不是生活的很好吗?你还哭什么?别再装样了,要不然,你就是为你家失去了过去的好日子而哭,你说是不是?”面对“狗”师傅的指责,我真是无言以对。在这样的场合下,如果你掉不出眼泪,他们会说你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可你哭了呢,哭了又变成了“装样”,或说你为失去了自家过去的“好日子”而哭。- S8 m9 p8 I! X0 b- _$ u* V" c* o
   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哭笑不得”。1 \: i) t7 `' U% r

9 n5 R! D2 g  \                “工宣队进校”与“芒果大游行”
0 _' J3 W/ @! L   V$ e' l' o8 S' Z/ d! M# B
这是一个富于变化的时代,它就像夏天里变幻莫测的云朵,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展示着新的姿态。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生事物”诞生,即使那些最高明的预测家,也不能预料将要发生的任何事情。
& ]1 [; \9 r/ o- L+ t8 |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在报纸上,在广播里,“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文化革命”以来最流行的口号。人们不满足“祖国山河一片红”,还要“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遍全世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此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曲。自“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深深地陷入了打“派仗”之中。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全国处于混乱局面!, [- C. Q5 t. P3 D2 e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利用“红卫兵”们揪出了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之后,他何尝不想让中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于是,他发出了一次又一次“最新、最高指示”,让全国的“大、中、小学”的“红卫兵”们“复课闹革命”,但这些“以造反起家”的红卫兵头头们老是不听,仍有相当多的学生散布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也普遍因受到批判和审查,不能恢复正常工作,很多大学、中学迟迟不能复课,学校秩序混乱,武斗仍在蔓延,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常此以往,还如何得了?所以在1968年的7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北京60多家工厂抽调了3万多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开进了“派性”最为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在这一天,毛主席还把北大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5名造反派头头“请进”了中南海,主席严厉告诫这些大学里的“造反司令”们,如果“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为了表示毛主席对“工宣队”的支持,毛主席在8月5日,将斯里兰卡总统送给他的礼物--芒果,又转送给了“首都工宣队”。
  ]. _6 N1 T5 N   这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午夜,突然锣鼓喧天,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剌破了寂静的夜空。我与妻子从睡梦中惊醒,原以为又是欢呼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的宣传车,我和妻子披衣下床,从临街的小窗看到,这又是豫南七处的宣传车,车的后面是由200多名在公司住宿的工人,他们打着红旗,一路欢呼毛主席向全国的“工宣队”赠送芒果的喜讯。' L; X5 Z" a9 l
   第二天,豫南七处停工一天,要举行盛大的“迎送芒果大游行”。人们从头头们那里知道,原来毛主席把一批芒果赠给了“首都工宣队”,但他们舍不得吃,又转手赠送给了“全国的工宣队”。为了表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首都工宣队”将这些芒果分发到全国,并由各地的“革命干部、革命职工”们一站站接送传递。由于豫南七处是许昌第一家被批准的“革委会”单位,所以“接送芒果”的光荣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公司。昨天午夜,豫南七处接到“地革委”通知后,就立即开出了宣传车,向全市人民报告这一“特大喜讯”。# E# k$ [) v, I& A
   这天上午,豫南七处组织的“芒果大游行”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包括临时工在内的一千多人的游行队伍,行进在许昌的大街上。队伍的最前面是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头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画像下面,用红绸扎了一朵巨大的红花。车的四周,全是用红布围裹,并用黄字写满了感谢毛主席向全国人民赠送芒果的标语。在车厢内放了一张大方桌,大方桌上面又放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了一只白色的大塘瓷盘,盘上又铺了一块红绸,红绸上面是一只黄色的芒果。在这辆车的后面,仍是一辆插满红旗的解放牌卡车,车上有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带动的高音喇叭,还有十多名化了装的锣鼓手。高音喇叭不断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和“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赠送芒果”的口号,锣鼓手们则有节奏地敲打着震天响的锣鼓。随后是由30多名男女旗手高举红旗的方队,再往后是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九个巨型木制大字的方队,每个字有两米见方,全部油漆成红色,这些字由松木和五合板制作,每个字的下面支撑在一个十字型的木架上,然后由四名青年人抬在肩上,他们步伐一致的走在一千多名手持红绿小旗的方队前面。许昌市这些从来未见过芒果的人们,他们争相站在街道两边,掂起脚尖,总想看一看这个芒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 o. r' a$ T+ e& w7 |& I   这次游行整整持续了一天,然后由许昌所辖的漯河、平顶山等16个县市接去。至于这枚如此珍贵的芒果,到底是烂掉了或是吃到谁的肚里则无从考究了。8 Q4 A! O7 W6 O* Q' L: o( E) f) I
   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 {7 s: G1 ~8 J% F: J  E
   8月25日,新华社还转发了《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作者注:一直保留到1976年),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到这个月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此,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全部派进了“工宣队”、“军宣队”,而这些知识分子们又被视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被列入“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臭老九”。
& x/ f2 y- m5 |+ O3 w* ^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里,中国的数百所大、中专学校和成千上万所中学,竟成为“培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和“独立王国”,只有掺进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那时候叫“掺沙子”),才能“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才能“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毛主席啊,毛主席,从1949年到1968年,不是由您老人家担任着国家的最高统帅吗?这20年来,中国这么多大、中专学校,为国家培养出数百万急需的科技人材,不是这些从学校毕业的有知识的人努力工作,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吗?如果不是您老人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这些“红卫兵”们把中国搅了个天翻地复,中国会产生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吗?4 T5 \3 d6 x/ O0 p9 V2 J
按照上级指示,豫南七处“革委会”,派出了一位小学毕业的青年木工翟长玉当“工宣队”队长,进驻了许昌第二高中。许昌市的一高和其它中小学,都进驻了由各工厂企业派出的“工人宣传队”。从此,所有学校的“红卫兵”学生已不准参与社会上的“革命行动”,而必须回校“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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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s" s6 H9 Y$ j$ W! J下次发表: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们开始挨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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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07:29:46 | 显示全部楼层
许昌文革纪实之十二: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们开始挨整了; i8 a- Z4 E/ [2 q! @

( p. }* L( D/ V/ j# `   学生们“复课闹革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从1966到1968年的三年中,全国就有一千多万初高中生无法安排,他们既无法升学,也无法安排工作,这些学生不离校,新生又如何招?他们如果没有工作,又岂不是社会动乱的根苗?毛主席的确是伟大的,英明的!于是他老人家又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发出后,许昌也和全国一样,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 ]' p- ?" o! ^6 i   许昌,这个小小的地方,竟获得了无尚的殊荣。也就在这年,毛主席亲笔为许昌地区所辖的郏县的一座“知青农场”,题写了一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扁额。0 Q7 d" n% F( W# D
   这些“红卫兵小将”们,他们为毛主席而“造反”,为毛主席而“战斗”。他们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打倒了身为国家主席的“头号叛徒、特务、走资派刘少奇”,还打倒了邓小平、陶铸和彭、罗、陆、杨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的“走资派”;一大批曾与毛主席一起南征北战并创立新中国的元帅和将军也被打倒在地。这些功臣们有的被罢官,有的被入狱,有的丢掉了身家性命。这些毛主席的“红小兵”们,两年多来“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了中国的所有“牛鬼蛇神”,终于为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但这些曾被称赞为“最革命”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们,怎会料到却在这个时候,被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赶到农村、边疆或偏远的山区,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7 Z  o+ O9 |# E0 G& q: G   “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狡兔死,走狗烹。”这是中国古时候留下的一句格言。
2 O) E1 `6 D. [3 h) Q9 Y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如果有哪个初、高中生胆敢不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拒不“上山下乡”者,将被消除城镇户口,断绝粮食供应,今后永不能安排工作,而他们的父母还要在各自的单位受到“批判”,以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在这“谁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砸烂谁的狗头”的高压下面,谁敢违抗?于是,这些不久前还是“红卫兵”的学生们,在与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抱头痛哭声中,坐上火车、汽车,开往边疆或是遥远的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从此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艰难的人生旅途。
  Y, N- z* K9 x- u* x$ u2 C
8 M$ @4 Q) Q9 u+ [               在重病时还遭受屈辱' n, u8 y0 _% X* g3 A3 ]

1 k) l; @2 t  C" b1 d这是1968年的7月初,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在许昌新建的体育场工地,游泳池正在进行紧张地施工。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一个多月来我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必须赶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把许昌唯一的一座体育场建好。这一天,我们木工班的任务是负责对游泳池底部铺设两毡三油防水层。在距地面六七米深的游泳池底部,一丝风也钻不进去,40多度的高温天气,再加上滚烫的沥青发出的剌鼻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由于连日劳累和烈日与沥青的熏烤,不少人病倒了,于是,在第二天下午,公司里决定利用“学习”让大家休整半天。人们席地而坐在宿舍楼的走廊里读报纸,大约在四点多钟,我的右上腹部突然疼痛难忍,我急忙用双手按住肚子,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淌了下来,疼的我直想在地下打滚。我实在忍不住了,只得含着眼泪对我的老师说:“刘老师,我肚子疼的太很了,我请下假去医院看看病好吗?”我的老师一言不发,因为他一直认为我这个徒弟太不争气了。又停了一会,我再次向老师乞求,刘老师还未开口,我的那位师兄金豹就以卑视的眼光对我说:“你看看所有的年青人,谁跟你一样?就你一天到晚,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疼痛和委屈使我掉下了眼泪,我的老师看着我双手捂着肚子蹲在地下只差打滚的情况,他很不耐烦地说:“看看你那个‘淌浆’的样子,你去吧!”我像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勉强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向公司的医务室走去。医务室的医生说治不了我这样的急腹症,他们给我撕了一张“合同信”,即到市里医院看病的公费医疗介绍信,我强支撑着身体,用了40多分钟才走完了平时只走10多分钟的路,来到了市医院。经过化验,白血球竟高达3.8万,医生诊断为“急性胆囊炎”。因为肚疼的非常厉害,为了止疼,医生们采用了针疗。他们在我的腹部、腿部扎了几针,我的肚疼立即缓解了,医生又给开了些消炎的针、药,还为我开了三天病假条。病还未痊愈,由于任务紧,我的老师就催促我上班了,谁知这次病却种下了我患上慢性肝胆病二十多年的痛苦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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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07:30:01 | 显示全部楼层
许昌文革纪实之十三:“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与“三两斗争”      
- U$ t+ M+ C( b$ i( W& D8 S' |6 w% }
1969年的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会议召开一样,全国人民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知道这一消息的。而在会议召开前和召开期间,许昌市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为了怕“阶级敌人”搞破坏,也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窃听而走漏消息,政府让每个单位都派人分片包干,每天24小时一直守护住每一根电线杆,我也曾与其他的工人一起多次执行过这“伟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你可以设想,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城乡有多少根电线杆,特别是还有无数的电线杆是在荒辟的山野,都需要“保护”,这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去把守!6 R" s$ t9 O9 l
这次会议把“认真搞好斗、批、改”确定为全党的中心任务,要求“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并以大会决议的形式,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赞扬林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j4 ?6 f. l1 m2 A7 l/ }' V
   “九大”以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所谓“斗、批、改”,即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w1 N7 [- B% y: J) m
   随着“九大”的召开,“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三两斗争”已成为衡量每一个人政治思想好坏的准则。
' C. k' B7 x% m! n- }( Q, a   远在1967年初,就在全国开展了“三忠于”和“四无限”活动。“三忠于”是指“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要“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此时的任何报刊,几乎都要在每期的显要位置上刊出上述的一段话。在所有单位,每逢上下班时或开会前,人们都要排成整齐的队列,手中高举“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必须严肃而虔诚的在领队的带领下,异口同声的高声背诵:“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u5 h8 k% ]4 ^: I! E
   这样的“三忠于”活动,甚至成为一些家庭一日三餐时的惯例。在我家所住的西大街113号院,原是解放军许昌第三支队家属院,这里住有两位团长和三四位营级军官家属,他们每日三餐时,先把盛上饭的饭碗和菜盘放在毛主席像前的饭桌上,然后全家人无论老幼,一律站在毛主席像前,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念完“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才可以坐在饭桌上吃饭。因此,当你在饭时去到我们这个居民大院时,这样的“三忠于”的祈祷声从各家发出,汇成了在这特殊年代才具有的特殊景观。这样的祈祷活动一直维持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时为止。
5 _# `: N7 f* }前面所说的“三两斗争”,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还有许多诸如上面提到的简化用词,例如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学习大庆工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以及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等等。
' D& M+ L: @. m9 g ) C! J' E! l* f3 U
             女儿生下后,我和妻子的生活比过去更苦更累了2 X( }5 d% ]! B& y" n) ?% a6 }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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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的10月13日,我又一次当上了爸爸。我的女儿随着她的阵阵哭声,降生到这个喧嚣地到处都充满着狂热地“革命激情”的人世。当她第一次睁开眼睛望着这个陌生世界的时候,她怎会知道她的父母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苦难生活。
  p3 z+ M" }2 `$ b3 \" y% v   女儿出生后,我和妻子非常高兴,但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更苦、更累了。首先,我们没有老人为我们照看两个孩子;再者,我们的工资太低,也请不起保姆。妻子工作11年了,仍是一个机械厂级别的二级工,每月只有35元的工资。而我已工作7年了,因“文化革命”调资“冻结”,按建筑级别仍是一个一级工,每天的工资是1.25元(与一名女临时工工资相同),一个月按出勤25.5天计算,每月仅31.88元的工资。我们俩口每月不到67元的工资,要维持包括妻子妈妈在内5口人的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仅13.38元。在机械厂工作的工人,在待遇方面比建筑工人要好些,妻子每月还可发一双手套、两块肥皂,每年发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而我们建筑工人则什么也没有,因此,我穿的衣服,全是补了许多次补丁的破衣服。虽然粮食供应全国人都一样,但副食方面,例如吃菜,则完全不同了,有钱的人可以多吃一些细菜,而我们则到菜站里专拣最便宜的青菜买。此时,已允许私人卖豆腐、豆芽。豆腐两毛钱一斤,豆芽一毛三分钱一斤,但每周也最多买一两次豆腐或豆芽,二分钱一斤的白萝卜是我们最常吃的蔬菜。到了洋白菜或大白菜下来的时候,没有老梆的洋白菜四分钱一斤,没有老梆的大白菜三分钱一斤,但我们是舍不得买的,我们最常买的是一分钱一斤的没什么人买的老菜梆,例如白罗卜的大叶子,大白菜、洋白菜的老梆子。我的孩子们从来没喝过什么牛奶、奶粉之类的东西。因为妻子奶水不足,我们就把面粉放在锅里蒸上个把小时,用这些蒸过的面粉代替奶粉,做成面糊,喝起来又香又光滑,再放上一点点白糖(此时,每人每月凭票仅供应二两白糖),孩子们很爱喝。什么饼干呀,点心呀,很少给孩子们买过。
# O% U6 m  j: x. C由于我和妻子的工资太低,负担又重,生活上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最为困难的是如何照看两个孩子。妻子的厂里有一个“哺乳室”,只允许3岁以下的孩子送到那里,并且“孩妈”们只能送一个孩子,女儿是当然能送去的,但两岁多的儿子就必须出来,可是,我的儿子又能送给谁照看呢?我的妈妈即使没有被赶回农村,她也是在大哥嫂家为他们看孩子做饭,而秀敏的妈妈更是苦不堪言。: B4 n5 H5 ]4 T: ~' s6 g+ L4 q/ w
此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之时,苏联是“修正主义”的“老窝”,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全国的大小城市均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大挖“防空洞”行动,每个单位都抽调人力、物力,分片包干挖洞,而街道上则由“居民委员会”按户出人。妻子的妈妈所在的榆柳街的街道主任,是一个“左”的要命的女人,她为了争取当上挖防空洞的模范,这个街道的防空洞挖的特别多。由于街道上的青壮年都有工作,无人挖地道,她就命令榆柳街所有的“五类份子”,无论年龄、性别,一律要早上清扫大街,上午和下午必须挖洞。当然,这是不会付给任何报酬的,这是对这些“五类份子”们进行“劳动改造”。秀敏的妈妈时年63岁,一副“园规式”的小脚,每天扫地、挖洞不辍,除了病倒在床,一旦能够走动,就必须强制进行“改造”。“改造”时,有四五个六七十岁的“资本家”、“地主份子”老头们在下面用镢头挖掘,上面则由几个六七十岁的“地主份子”老婆婆,用一个电线杆上的绝缘陶瓷做成滑轮,从洞口矗立的三根木架上,用绳子将土一筐筐拉上来,然后倒掉。
6 T# A' Y4 w; Z这些老人们像奴隶一样,除了清早清扫大街之外,上午和下午必须工作8个小时,不到点是不准回家的,他(她)们除了春节放假七天外,无论酷暑、严冬,从不让停歇(一直挖到1973年),根本不允许秀敏的妈妈为我们看孩子。好则妻子上班是“三班倒”,每逢上后夜下班,在上午8点多,妻子用小推车把女儿从哺乳室接回来,而我必须做好饭,把儿子早早喊起来,给他穿好衣服,慌慌张张吃点早饭,叮瞩儿子说:“乖孩子,妈妈快回来了,你可别哭,爸爸要上班了,晚了可要挨批评”。孩子此时虽然只有两岁多,他不知道什么是批评,但看到我很严肃的样子,似乎也特别体谅爸妈的难处,他从不哭闹,他非常懂事的点点头,我把房门钥匙挂到他的脖子上,并叮瞩他拿好钥匙,待妈妈回来了,从(老式门)门缝将钥匙交给妈妈开门,并再三交待他不许玩火,然后锁上门,在7点半以前,骑上我那辆用30元钱新买的破自行车,匆匆忙忙赶往上班的工地。到了妻子上中班的时候,她在下午4点前,也如法炮制,把钥匙挂在儿子的脖子里,我在6点多钟回家,从门缝里接过儿子递出来的钥匙,开了门就抓紧时间做饭。晚饭后,无论刮风、下雨、下雪,只要是妻子上中晚班,我都必须抱着儿子赶到公司参加晚上的“运动”。到了秀敏上白班的时候,为了儿子的安全,我不能将儿子锁在屋里,只好将儿子坐在车梁上安装的一个木头小座上,把他带到上班的工地,我在工地干活,让儿子在空旷的地方玩,孩子睡觉了,就让他睡在一块油布上,用带去的一件斗篷盖好身子。尽管建筑公司有规定,不准带小孩上班,但面对我的家庭情况,公司又无法解决,师傅们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晚上,是妻子和我参加单位“运动”的时刻,我们只好各带一个孩子到单位参加“斗、批、改”。3 C, G* ]2 J" v8 E( I# j9 M1 r2 z5 r: ~
   妻子的担子是非常重的。她上班干的工作是为人力车的辐条条帽用钻机钻眼。虽然在“文化革命”中,但各个工厂仍都执行着劳动定额。她一只手浸在碱水里,拿一只无孔的条帽坯放进钻机口,另一只手搬动钻机把柄钻孔,一不小心,钻头就会钻到手指上。因为双手成年累月的浸在碱水里,皮肤早已变得十分粗糙。每个班上万次的不停操作,才能勉强完成任务。那时候,完成定额是没有奖金的,而完不成定额则是要进行“批斗”的。为了完成任务,上班时必须拚命干活,下班后还要操劳家务,为一家老小缝、洗衣服,甚至为了省钱,还抽空动手做棉鞋、单鞋。1966年儿子出生了,1968年女儿出生了,可我的妻子都是在孩子出生的当天才停止上班干活。
$ n- p- P( h0 N1 w  y) T1 Y. J   前面提到我买了一辆破自行车,那是我花了30元钱从师傅们那里买来的。这也是在我们有了女儿以后不久,为了解决我带孩子上班的困难,才和妻子狠了狠心决定要买辆破车。那时候,买一辆新车要180多元,这对于我们月收入仅60多元的家庭来说,大约需要4年省吃俭用的钱才能买回来。但即使有钱,也需要筹集20个人全年所发的“工业卷”才能购买。我买回的这辆破车,是一辆破的没法再破的28型破车。除了车铃不响之外,车的横梁前端不知断了多少次,用电焊焊的接口隆起了一个大大的“骨垛”,前后车轮上没有“泥瓦”,也没有“链子瓦”。因为没有车刹,要刹车时必须将脚伸进车轮与下斜梁处。就是这样的一辆破车也来之不易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上搭下”的借钱度日(即月底借钱,发工资时还钱),为了买车,妻子从邻居王团长的妻子那里借了10元钱,我去到水利局的老乡黄其德那里说明情况,开口向他借20元钱。其德此时仍是单身,他对我的困难十分同情,他将20元钱交给我,说道:“光敏,你不要还了,我知道你相当困难,这20元钱是送给你的。”就这样,在其德的资助下,我总算有了一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9 v5 A  D4 B6 T
这是1969年的6月,在许昌内燃机工地。有一天下午下班,我仍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地。这时,我骑着这辆破车,把儿子放在车梁上的木座上,在过一条水沟上的木板桥时,前轮碰上了有6公分厚的木板端部,就这么撞了一下,因为惯性的作用,儿子竟从车把的前面摔了下去,他一头扎进了离地面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水沟里水不多,但有许多砖块。此时的我,冷汗立即从毛孔里冒了出来,心想:“这下完了、完了,我的儿子是没命了。”我立即扔下破车去抱我的孩子,就在这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听到儿子的哭声,我放心了,我知道儿子未被摔死,真是上天垂怜,儿子有惊无伤,水沟里的沙子未眯住儿子的眼睛,砖块也未碰伤儿子的任何地方。, U, d7 }% o" Y; _( b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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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07:30:18 | 显示全部楼层
许昌文革纪实之十四:我住进了这样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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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 u& ?$ U6 k4 O儿子一天天长大了,我家租住的两间木板楼房使孩子没有玩耍的地方,一不注意,他就独自往楼下跑,有几次他的小手未抓住栏杆,竟顺着木梯滚了下去。我和妻子发起了愁,要是孩子从楼梯上摔下去,摔坏了可咋办?我们要是能住上两小间平房该多好?于是,我们就到房产处跑了多次,想租两小间平房,可是哪里也没有空房。6 b7 ^* T5 m. U9 T# R" E! B( y
有一天,我和妻子又议论此事,妻子说:“在铁东街有两间破草房,这是俺家的,但破的太很,没法住人。”我一听喜出望外,我说:“房子破没关系,咱们修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于是我和妻子一同跑到铁东街,来到这两间破草房前一看,果然是破的够呛。! i# P7 I9 s& f- y. C
那破朽的麦草屋顶,有的地方已陷出了大坑,南面的山墙虽是砖砌的,但外面早已风化剥蚀,前后墙和北山墙是用土坯砌的,由于风雨浸蚀,土墙的根部也多处剥落。房子的门早已没有了,仅剩下一副破门框,在南面一间的前墙,有一个插了几根木片的小窗。房屋的前墙,刚好到我的头顶,而房屋的后墙,因后面地势高,墙高还不到一米。从门口进入屋内,一脚踏进,差一点摔了一跤,因为从门坎到屋内地坪,足有30厘米深。屋里面垃圾遍地,一股霉烂潮湿的臭味朴鼻而来。向屋顶望了望,有一榀木屋架支撑着6根木檩条,有一处屋顶已经露天。我对屋子步量了一下,从东到西,进深不足4米,从南到北,约有6米。房子虽然破旧不堪,但对我这个受贯了苦且是建筑工人的青年来说,我仍然充满了希望。我对妻子说“咱们把这房子修一下,就搬到这住吧,咱们不能再让儿子从楼上摔下来了。”妻子只好同意我的意见。; t) v) @. y9 Z* z. [" A: j+ T
回家后,我问妻子:“你家怎么还有这样的两间破房?”妻子给我讲起了这两间破房的来历:妻子家解放前后,原在许昌市的西关街居住,原有瓦房八间,在“划”为“地主”后,在西湖公园的西边又重新分配给她家五间草房。在1958年夏天,妻子家所住的居民区被圈为许昌车辆厂厂址,原来的居民都被重新进行安排,那些“好成份”的自然被安排到比较好的地方,且住房面积更大,而妻子家是“地主成份”,妻子的妈妈又是“地主份子”,妻子的哥哥又被陷害入狱(1980年平反),妻子此时只有14岁,一个小妹才八九岁,这样的家庭背景,居委会就把这两间没人住的破房分给她们,她们敢说不同意吗?
5 u- ^7 V: q+ o5 D+ p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有两间无人居住的破草房呢?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个污秽不堪的地方。据许昌市的老市民们说,铁东街的这两间破房所在地,原来是一个大院,名叫“桐树园”,这是因为在这个大院内有许多大桐树而得名。又因这个大院内住的全是妓女,所以“桐树园”又成为全城有名的“妓女园”的代名词。虽然这个“园”早已不存在了,这里的房产也早已变为国有,属许昌房产处管理,但这里至今仍住着曾当过妓女鸨儿的老俩口,还有两位曾在此当过妓女的居民。因为这里的房子原是为妓女们“接客”所建造的,所以,房间的面积都很小,每间房子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妻子的妈妈当然知道这些房子的情况,所以,她们从车辆厂所占的住房中被赶出来后,不愿来到这里居住,就在榆柳街租赁了房产处的一间半瓦房,自此,铁东街的这两间破草房就一直空着。
7 G* L- u2 Z9 e1 Z- R   为了儿子的安全,我和妻子决定在这两间破房中安家。我利用四个周日的时间对这两间破草房进行彻底打扫和修缮。由于墙体被浸蚀的太很,需要用砖块进行“挖补”,一块新砖要5分钱一块,我买不起,就在建筑公司里用2分钱一块买了三千块使用过的破砖,又用人力车从郊区拉回了两车黄土,自己动手把被蚀坏的墙体砌好,又用泥巴把墙面抹平,再用白灰浆刷了一遍,又买了些麦草把屋顶的漏洞堵上。由于整个屋顶的麦草已腐朽的差不多了,如果全部换成新的又没钱,买油毡吧,一卷要30元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买不起呀,为了省点钱,我就去许昌烤菸厂买回了许多包装菸叶的破草席和草绳,用破草席盖在屋顶上面,再用草绳一端拴一块砖头,搭在草席上面。为了防止大风把破席吹走,在整个屋顶上,用许多草绳系上了上百块砖头。房子没有门窗,我又找了一些破木板钉了一个木板门,还做了一个小木窗。通过几个星期天的辛苦,这两间破房被打扮的焕然一新,在第5个周日,我借了辆人力车,一车子就把我的所有家当拉到了“新家”。; T' p8 K# K6 D# h1 F" `3 i, \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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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性加嫉妒,他们想把我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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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 z) s+ i7 O$ z% s0 w1969年的秋天,“文化革命”仍在深入发展。比起过去,大规模的武斗没有了,各单位都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口号下,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隐藏在人们心里的派性和仇恨却不是一下子就可消除的。在正常情况下,那位豫南七处“八一战团”团长的李明和他的师弟金豹也由“八一战团”回到班组上班。由于原有的派性再加上自己的出身,使我仍是那样的孤立。那些又脏又累的重活,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 H& G+ O1 N+ H/ E* m
为了摆脱孤立,我尽量顺从所有人的意见办事,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一样,不敢说错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我的老师与我断绝师徒关系已两年多了,但我一如继往,对他更是尊重。我想用自己的能力证明,我不是个笨蛋,更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5 k, O+ X$ \6 Z, w8 Y5 w: w两年多来,尽管每天晚上都要开会,但我仍利用星期天看些建筑书籍,如《建筑识图》、《木模工工艺学》等。有时候,也用星期天为一些熟人做些木橙、小柜、饭桌之类。因为自己毕竟是中专毕业,学习技术还是要比那些文化不高的人要快的多。一旦我们木工班接受了新的工程,那些老师们就把图纸摊在地上苦思暝想起来,我们的那位“宣传员”陈根祥与他的大徒弟李明,原是班组里的“识图垄断者”,而我的老师虽然是生产班长,但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升”,他望着那蓝色的图纸却不知都划了些啥,只能任由陈根祥师徒比手划脚的指挥着众人干活。但当遇到较复杂的图纸,陈根祥师徒就只好搔自己的头皮了,遇到这种时候,我只好与他们解开疑团。这一来,竟令我的老师大吃一惊,此时,他才意识到我这个“最笨”、“最胆小”又“成份不好”的徒弟竟能在识图方面给他争了光。自此,他不再像先前那样歧视我,动不动就呵斥我了,并且常常是微笑着与我说话。因为他是生产班长,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指挥干活的,他的实践经验相当丰富,只是没有文化。自发现我的识图能力以后,他喜出望外,因为他心里清楚,只要有我帮他看图纸,陈根祥师徒就再也不能在他面前骄傲了,所以,一旦接了新的工程,他抢先拿住图纸,把我喊到一边,让我把图纸给他解释清楚,然后由他去“发号施令”,指挥其他人干活。自从他的看法改变后,其他老师特别是那些临时工师傅们对我说话也温和起来,但从此却遭到陈根祥和他的两名“红色高徒”的嫉妒。在日常工作中,李明和金豹不断发难,常在人多时呵斥我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虽然我根本就未做错任何事,但他们先声夺人的指责,总给人造成这样的印像,即:我是一名十足的笨蛋。5 v, |3 Z$ b( E+ ~0 \
   这仍是在许昌一内燃机工地,厂方要建一座30米高的水塔。泥瓦工们用砖将塔身砌到25米高时,将由我们木工班制作钢筋混凝土水箱模板。我们木工班是第一次接受这种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怎样搭好制作水箱木模的脚手架。这座用机砖砌成的水塔底部为6米直径,在25米高处,要收缩到只有3.5米。由25米高处往上,要建筑一个5米直径,高4米的混凝土水箱。由于塔身很高,泥瓦工采用的是“吊篮式”从内径中砌筑塔身,所以整个外壁是没有脚手架的。为了在25米高处搭建架手架,老师们商量了一个办法,即先在地面用12根20多厘米见方的方木,用钢板和螺拴联结成一个有六根射线状组成的交叉木架,然后再拆开,分段吊到塔身上部的内脚手架上,再在上面拼接牢固,以此作为搭建水箱脚手架的支座。$ w5 ^9 k/ V* J6 `
按照操作规范,每个人必须腰系安全带,在塔下面的周围,还要架设一道很宽的防护网。但是由于建筑公司根本就没有大安全网,连队的头头们只让工人们在塔的周围,胡乱弄了些麻绳,编了一道只有两米来宽的破网进行塘塞。安全带倒是准备了,但面对这危险的工作,师傅们一个个躲到了一边,所以这项危险的工作全落在我们五名年青学徒和一位年青的临时木工身上。) i0 E2 `# J0 _3 {/ D6 `) g9 Y
当我拿起安全带准备从土吊车上上塔时,忽然,那位曾当了二年“八一战团”“团长”的李明对我说:“慢来,咱们今天干的这活,就是要比比谁的胆子大,谁要是系戴安全带了,谁他妈的就是胆小鬼!谁他妈的就是大闺女生的!”他的师弟金豹立即附和:“对,谁要是系安全带了,谁他妈的就是大闺女生的!”7 G+ O  s  h, ~3 V' S
在此情况下,一位刚从管理上“下放”到我们木工班当学徒的王光亮跟着起哄,另一位师兄军营和那位临时木工也只好说:“不系就不系,咱们比比看!”此时,我知道李明和金豹是冲着我来的,他们对我的歧视和技术上的嫉妒已发展到想要整死我的地步。因为李明很清楚,我是学生出身,向来胆小,他和他的师弟金豹,还有那个新来不久的王光亮,都是军人出身,那位军营师兄,是煤矿工人出身,那位临时工朱九江,也当了十多年木匠。" W% a6 D/ V/ L0 |
从年龄上说,李明比我的年龄大十多岁,其他几人也都比我大三、四岁以上,他们一个个膀大腰园,而我这个又瘦又小的文弱“书生”,是无法和他们相比的。这次李明向我发难,存心是想让我从水塔上掉下来摔死,其用心何其毒矣!面对此情此景,我心一横,扔下了安全带,在心中用学会不久的一句骂人话回敬他们:“他妈的,你是人做的,老子是做人的,老子今天就跟你们拚了!”
8 d  t% G4 p# g& t% }1 m/ C( u虽然老师们在一旁要求每个人都要系上安全带,但谁能阻止这两位陈根祥的且都是党团员的“红色徒弟?”虽然所有的师傅们都知道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可他们又能怎样呢?此时,我的老师跑到我面前,他关心的对我说:“光敏,你可要小心啊!”从老师的眼神里,我知道他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我十分感激地说:“老师,你放心吧!”. \3 w4 g0 G$ e4 Q$ T+ g
我们这群年青人分批乘上土吊车,来到了塔身的最高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这样高的建筑物,我们很快将吊上来的方木在塔身上面拚装牢固,然后开始了最为危险的操作。8 ~. x4 Q$ |4 @% @3 ]- A0 n
   在这25米高的地方搭建脚手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高空作业。由于塔身又高又细,即使很小的风,也会让塔身不停的摆动,别说是在无任何安全保护的情况下从事重体力劳动,即使你站在那儿不动,也会让你头晕眼花,仿佛这座塔身会随时倒下!!!
* D" ~! y% C% ~& h. V# W这座水塔塔身的上口直径是3.5米,而水箱的直径为5米,其周边比砖砌的塔身要宽出0.75米,还要考虑钢筋工、混凝土工、泥瓦工操作时的人行道,所以已安装的支撑脚手架的射线形方木要伸出塔身3.5米。按最省劲、最安全的办法,应该是由贴近塔身的地方用木杆横向连接在两根方木之间,再铺上竹架板,但李明和金豹他们存心不良,竟提出了一个本末倒置的坏主意,他们要让先在方木的端部立上一根3米多高的杉木杆,再由外向里用木棍和架板搭建脚手架,这样一来,人们的操作简至是拿生命在进行赌赙。4 j9 h" d# l: m
此时,我更加意识到他们师兄弟的恶毒用心。我心中虽然万分气愤,但也树立了要坚决“战胜敌人”的决心。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死关口到了,我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决不让对他们的气愤影响到我生命的安全。为了避免他们师兄弟对我暗下毒手,不等他们分班,我抢先对另一位师兄军营和那位临时木工朱九江说:“军营哥,九江哥,咱们仨搭班干。”他们说:“可以。”我随即学着李明他们的样子,用一根麻绳扎在腰里,把斧子和铁扒钉插进绳里,首先跨出塔身,骑在那根只有20多公分见方的方木上面,双手死死抱住方木,两眼不敢往下看,只盯着眼前的方木,小心的用手和屁股向前一寸一寸的挪动,一直挪到方木的端部,我的身后是师兄军营,而那位朱九江则紧挨塔身,由他递过来一根有十多公分粗3米多长的杉木杆交给军营,军营再从身后递给我,并帮我扶正,我立即从腰间取出斧子、扒钉,把这根木杆锚固在方木上,然后他们又递过来一根杉木杆,我再横向递给另一班的李明,并密切注意他的动作,然后将这根木杆锚固,最后再慢慢挪回到塔身处。因为有6根伸出的方木,两班人如此往返三次,才算将活干完。天那!这一个多小时的危险作业,简至是每秒钟都过了一次鬼门关啊!虽然冷汗已湿透了我全身的衣服,但我总算活过来了,我随手拿起了一块砖头,沿着塔身丢下,满想着会掉入下面的网里,谁知竟落在网外两三米远的地方,如果要是人从伸出的方木端部掉下去,那不摔的粉身碎骨才怪呢!3 g: p6 {+ s,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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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07:30:33 | 显示全部楼层
许昌文革纪实之十五:我所经历的“一打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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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的9月,我的儿子已三周岁了。为了让儿子早点受到教育,也是因为带着孩子上班实在不方便,我和妻子商量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去。在9月初的一天,我来到许昌实验幼儿园,经与幼儿园的领导商谈,他们同意让我的儿子入园,我喜出望外。虽然全托每月要收十二三元的费用,但我和妻子再困难也要让孩子到幼儿园去。在第二天,我就把孩子送去了,当与儿子再见时,看到儿子哭了,我竟也忍不住哭了起来。自此,除了幼儿园放假,我再也不用带着儿子到工地上班了。
7 w+ t' f4 n/ @% c* g   在这“火红的年代”,不同名称、不同内涵的“运动”,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波接着一波。1970年的春节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所谓“一打三反”,指的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增加了“清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内容。此时的我,提心吊胆的准备着再次挨整。
0 t) _3 M3 B0 l$ v* _1 R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毛主席不再允许那些“造反派”们手中再握有枪支弹药了,驻豫南七处“支左”的“军代表”及七处的“革委会”根据上级指示,取消了“八一战团”,收缴了造反派们抢来的武器弹药。如有隐藏武器弹药不缴者,将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我们班组里那位“八一战团”的“团长”李明和他的师弟金豹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嚣张了。由于我从来没有造过谁的反,更没有摸过一下枪支弹药,所以,在这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成了全公司最为“干净”的人物。豫南七处的“革委会”,为了证明认真执行了上级政策,又重新把几个“死老虎”“右派”进行了轮番批斗,说他们到处上访申诉就是“翻案”,而“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活动”。恰巧,那位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在“文革”中冲锋陷阵又不愿听从张长生这些“造反头”们指挥的泥工阎平安,在春节前闯了一场大祸。起因是在节前的一天下午,他驾驶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上站了20多位“许昌‘延安文艺公社’(许昌几家剧团合并后的名字)”的演员,前往许昌“八技校”演出。由于阎平安刚学会开车不久,在快到“八技校”时,一个急转弯,汽车翻到了路沟里,这些演员们都轻重不同的受了伤,特别是车上还有一名豫剧名演员桑振君被摔成重伤,于是,豫南七处“革委会”主任张长生气愤之极,总想找一个机会好好“惩治”一下这个“右派”小兄弟。果然,机会来到了。在豫南七处召开的第一个“一打三反”大会上,张长生突然宣布阎平安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就在此时,几名公安局的武装警察,立即将这个站在人群中的阎平安绳捆索绑的押到了主席台下面,在历数了阎平安的种种罪状之后,随着一阵阵“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把阎平安送进了监狱。于是,豫南七处的“一打三反运动”初战告捷!
& d+ W. ~. d5 {6 ^% \   事有凑巧,豫南七处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 M. A( ?; r0 A3 m% M! ^  E5 e有一天早上,人们突然发现,在豫南七处“革命领导干部”、原公司副经理李学勤家平房后面的墙壁上,竟出现了“反革命标语”。那用墨笔歪歪斜斜的书写在墙壁上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彪”!这分明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些“反革命份子”竟然把矛头对准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和“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七处“革委会”立即报告公安局,市公安局立即当作一件大案、要案进行处理。为了配合公安局尽快侦破此案,公司里开展了“背靠背”揭发(即不具名进行检举)。但从字迹分析,这些“反动标语”应是刚学会写字不久的小孩子所写,于是,又对公司家属院的小孩子们进行“排查”。" z9 d8 Q/ c) T7 |
根据这些“反革命标语”书写的地点,又进一步缩小了“排查”的范围,把重点放到了与李学勤家同住一个院的几家住户。通过这几家“背靠背”的揭发,终于获得了重要线索。在李学勤家所住的小院东边,住着几户工人。有一位老油漆工于师傅说,他的隔墙邻居李庭芳家最为可疑。他们两家只有一堵半截山墙相隔,这正是“隔墙有耳”,于师傅的床又是紧贴山墙,每天晚上他都听到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传出来一些几里咕噜的外国话,听也听不懂。这个信息让“专案组”如获至宝。每天收听外国话的人,不就是“里通外国”的“一等大罪”吗?而这位大老李更是可疑,他原是公司里一名统计员,虽然也是“贫下中农成份”,但在“四清运动”中曾被定性为“四不清份子”,他平时又专好摆弄半导体收音机,并且还会自己动手“制造”收音机,在这绝大多数国人还未见过收音机是什么样子的年代,人们都认为大老李利用收音机“里通外国”是“非常可能的”,虽然没听说过他懂什么外国话,但或许他听的次数多了就学会了,要是他听不懂,他还听他干吗?这些没文化的师傅们还是蛮会分析的,他们认为,他既然会制造收音机,说不定还会制造“发报机”呢,他曾被定为“四不清份子”,他对党,对毛主席,对我们的林副主席必然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这些“反动标语”肯定是他指示他的孩子们写的。“专案组”认为这些老师傅们所提供的线索十分有理,于是,在七处“革委会”的配合下,在一天夜里,公安局决定对大老李家进行突击搜查。当大老李家的收音机里又叽里咕噜的响起外国话的时候,警察们冲进了屋里,对大老李进行了逮捕,又立即传唤了他那九岁的女儿,女儿被吓的大哭起来,并承认那些“反动标语”竟是她书写的。于是,这位连一句英语也听不懂的大老李,就成了“里通外国”分子和“反革命教唆犯”,被立即逮捕,并送进了监狱。这也成为豫南七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第二个伟大战果。
2 f9 E( r; R( E  }豫南七处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中已取得了“辉煌战果”,而“三反”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大呜、大放、大字报”结合“自查”和“背靠背揭发”是开展“运动”的最“有力武器”。李明仍是我们连队“运动”的“尖子”,他首先画了一幅漫画,贴在队部办公室的墙上。这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丑陋的建筑木工,在一个有一轮弯月的夜晚,右肩扛了一大块木板,并用右手扶着,而左手掂了一把斧子,木板把这个木工压的弯着腰,他大步流星的扛着木板往家跑,画的下面写了几个大字:“十个木匠九个贼”。. s% j5 Y3 ?" W$ Z$ e
李明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老师又是党的宣传员,这在工人中党员占不到5%的连队里,无疑为人们指明了这次“运动”的“斗争大方向”。尽管人们,特别是木工们在内心对这幅画十分反感,但在口头上却一直称赞李明,说他一句话就说在“点子上”,而李明更是振振有词的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么,你们都说说,谁没有拿过公家的木板?木板有大有小,但大和小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说重点就是偷,说轻点叫做拿,拿公家的东西,最起码是“划公为私”吧!还有小铁钉,你们家坐的小木橙,用没用过公家的钉子?”李明的一席话,说的大家哑口无言。于是大家纷纷“斗私批修”起来,这个说,他拿过公家的木板,那个说他用过公家的铁钉,还有的说,他用过公家的废水泥袋纸贴墙了。但也有人说,他没有用过公家的任何东西,但人们就质问他,难道你每天解大便就未用过水泥袋纸?这人就说:“我不用水泥袋纸擦屁股,你能还让我用土圪垃擦呀?”人们哄然大笑了,纷纷说道:“这咋能说你没有‘划公为私’呢?”" W  \4 \1 ~+ U: g. F9 o
   根据上级指示,这些建筑工人们,只要不是大量的偷盗行为,这些“小偷小摸”的行为一律定名为“划公为私”。在每个人先背上三遍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之后,每个人自报每年大约拿公家几块小木板,多少个铁钉,多少个水泥袋纸,由李明执笔,对每一个人的“划公为私”的物品和数量一一进行登记。8 j1 ^- P; L" \. D4 {& }. b  o
   此时的我,思想非常单纯,我估计每年大概“化公为私”了约两斤铁钉、5个废纸袋。谁知,到了第二天在队部墙上公布了“划公为私”人员名单,对每个人“划公为私”的品种和数量进行了折价,每斤铁钉单价为1.5元,每个废纸袋为0.8元,并且按到建筑公司之日起算起。我到建筑公司不到6年,按5个年头算起,我竟然“划公为私”了10斤铁钉和25个废纸袋,共需“退赔”35元。这35元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3块多钱,我半年里省吃俭用也攒不出这35元啊,再看看李明和大多数人,他们报的数量都很少,可自己已经报了,那有什么办法?谁让自己是个老实人呢?我只好借钱进行了“退赔”。
  m4 H' e, R/ u) b% d当然,上述的只是就建筑工人而言,而对于其它行业,则各有各的特点。特别是在菜站和饭店里工作的人们就惨了。从1958年以后,菜站全部是国营的,除了豆芽、豆腐允许私人卖以外,就连青菜也不许私人叫卖。而饭店全是国营和集体所有,是决不许私人开饭店的。这些单位开展“一打三反”照样是“人人过关”,并且特别严厉。“运动”一开始,照样是让人们“斗私批修”。对于在菜站的卖菜者,每个人必须坦白自己有没有对买菜者缺斤短两,每天平均发生了多少次?每次从缺斤短两中贪污了几厘,几分?一天中共贪污了多少钱?一年又贪了多少?你一共卖了多少年菜?这样一点点累计起来,其贪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样一来,一个“大贪污犯”就被挖了出来。一个卖了十多年菜的老太太,说不定就是一个贪污了数百元的“大贪污犯”,而让她进行退赔,有可能会让她倾家荡产。
3 y9 b" c, r6 z- N& a8 M) ]在饭店当一名厨师更不容易。我住的铁东街有一户姓刘的回族老大娘,她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已50多岁,在许昌火车站对面一家国营饭店当厨师,因为做饭菜时要先品尝一下饭菜滋味,竟被定成“偏吃多占”,照样也要“退赔”,从他每天多吃几次,每次多吃几口算起,十多年下来,也变成了“大贪污犯”,要让他一次性“退赔”数百元钱。因为他工资不高,家中有四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实在拿不起,就对他轮番批斗,还不让回家,在气愤之余,他竟拿起菜刀向自己的肚子划去,肠子流了一地,死在他工作多年的地方。
. S& \) m7 A4 c/ J. p豫南七处的“一打三反运动”又进入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阶段”。因为所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特别是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发展私有经济的现象,这些统统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要用无产阶级这把锐利的大刀”把这个“尾巴”割去,人们才会“走上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运动”先从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开始,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表现,“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老实坦白”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表现。绝大多数的建筑工人,除了用公家几块小木板、小铁钉和废纸袋之外,挖不出什么大的“战果”,但几个家住禹县的由煤矿调到建筑公司的工人可就倒霉了。
& V2 i  g$ u% j2 e. p. @" J其中有一个名叫田新义的泥工学员,他的“资本主义尾巴”“最大”。人们常说:“财不露白”,“祸从口出”。这位田新义,30多岁,中上等个头,平时说话总是和和气气,为人也很正直。他是在“一打三反运动”前,在与工友们说话时,曾说过他家养了几箱蜜蜂,每年卖蜂蜜和蜂群,能收入几百元钱。谁知在这次“运动”中,不知被哪位工友在“背靠背揭发”时出卖,于是这位田新义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点审查对象”。因鉴于许昌在此“一打三反运动”中出现了多起自杀事件,上级要求要对所有被“揪出来”的被审查人员24小时“跟班”,即这种人必须处于隔离状态,无论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要有“运动骨干”跟着,严防他们自杀。上级还要求,这些“跟班”的人,又必须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对这些“骨干”,还要求必须有文化,能帮助不会写字的“重点人物”写“检查”。这诸多条件的限制,使我们连队的李明等人“不够格”,于是,“瘸子里面挑将军”,我虽然“出身不好”,但因为没有参与“打、砸、抢”和“造反”,又有文化,能帮助田新义写检查,于是,新上任不久的二连党支部书记王清源,就把我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因此,在一夜之间,我由“革命的对象”竟变成了“革命的动力”。在对田新义的20多天的“跟班”时间里,除了吃饭、睡觉,有他的师傅们负责外,每天正常上班和晚上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我都与这位田新义守在一起。为了怕他自杀,也为了怕担责任,所以我尽力劝解他,让他想开点,并尽力在为他写的检查中,来一个“大帽子底下开小车”,即用“最革命”的语言,例如尽量用马、列、毛主席语录批判自己,为自己扣“大帽子”,但在实质内容上,把“大事”说成“小事”,来一个“避重就轻”,把田新义当做我的朋友看待。根据田新义的多次“坦白”,他的“罪行”是:他老婆在家一共养了八窝(箱)蜜蜂,按当时“黑市”价格,每窝价值80元,包括已卖出去的四五窝及每年产的蜂蜜,约有一千多元的收入,仅此已比一名最高建筑技工全年的工资还多出数百元,如与一名普通的公社社员相比,大约相当他10年的收入。像这样的“走发家致富的道路”,岂不是标标准准的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在“运动”开始时,田新义只“坦白”养了三四窝蜜蜂,与对他进行告密的人讲的出入太大,直到他讲了家中现有八窝蜜蜂,并且还卖了四五窝,并且声明将家里所有蜜蜂全部交给“公社”才算“过关”。田新义是豫南七处第二连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唯一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一个人,也是全公司被“割掉”的“最大的资本主义尾巴”。0 d: s  V3 U7 |2 v/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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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07:3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百姓生活实录:卫生纸是奢侈品% F7 |+ e: @; s'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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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这些建筑工人因为大便后擦屁股用了水泥袋纸,最后就按每个废纸袋为0.8元,并且按到建筑公司之日起算起,每年用多少个,不得不对这严重的“资产阶级”“化公为私”行为进行了退赔。5 W* @) c& q! h
作为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那时人们大便时就不用卫生纸吗?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在那物资极为缺乏,人们又极度贫穷的时代,卫生纸早已成为人们的奢侈品。所以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就是1978年以前,我敢保证,在全国所有的中小城市和所有农村,至少90%以上的人们是用不起卫生纸的,或者是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卫生纸。
0 h, L! o/ h, N" f& \此时的“卫生纸”这个名称,似乎是妇女特殊用纸的代名词。因为作为“劳保福利”,只有国营和集体单位的女工,每月才发两小卷大约有100克很粗糙的皱纹卫生纸。这少量的卫生纸,也只够一个女工每月过一次不太大的月经使用,而所有男职工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4 J7 Y8 o$ _& j那时候,如果你是一名干部,或许会有钱去买高价卫生纸,再不然是用报纸清理屁股,但作为一名建筑工人,他们根本没有报纸使用,就只好用水泥袋纸了。说起来也不怕诸位见笑,就以我的个人经历来说,直到1984年,即40岁时才用上卫生纸,而在此之前,即小时候在农村和农场时,既无废报纸,又无水泥袋纸,大便后擦屁股,全用的是瓦砾、树叶和土坷垃。: ?( E5 j' B8 }' w& }
说到这里,朋友们或许会问,农村里和中小城镇里没有工作单位的妇女们过月经时用的是什么?据说是从破被或破棉衣中撕下一块发黑的破棉絮。因为从1953年起,棉花已经列为“统购统销”物资,是严格禁止人们买卖的。如发现有人卖棉花,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判刑。人们每年的棉花供应量都只有二两,即100克,供应的棉花只能够做一双棉鞋,人们的棉衣和棉被都是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旧棉絮,妇女们月经能用破棉絮已经很不错了,破棉絮还比较柔软,如果没有破棉絮,就只好用破粗布片,用后洗洗,反复使用。而她们大便后,也是和男人用的一样,也全是用瓦砾、树叶和土坷垃。那时候,无论你走到城乡的任何一个厕所,所有的墙棱和墙面,都留下了厚厚的一层人们擦屁股的印记(1988年我出差北京,在市中心西单的平房区露天厕所也是如此)。1 r  F8 ~3 B1 }" N3 a
尽管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但城市里还是生活着一些特殊的人群,即专门捡破烂的人,只是此时的人们无任何破烂可卖,他们也无其它破烂可捡。他们的唯一营生是,一只手掂一个破麻袋,一只手拿一个小木棍,木棍的下端伸出一根铁丝,专门跑到厕所里捡拾那些毛坑里沾满大便的废报纸、女人们用过的月经纸。他们像拾到宝贝一样,将这些不堪入目的污秽东西,卖给那些分布在城市偏僻角落里的,由街道办的小造纸作坊,用来生产再生纸,而用于人们包装食品的包装纸。这些捡拾废纸的人直到1982年以后才逐渐消失。: |3 z- h+ D6 ^2 ]0 \6 A7 \7 Z
在当时(1970年)的许昌市南平定街的中段路东,就有这样的一家造纸作坊。我曾亲自目睹过用这些最脏的废物生产再生纸的全过程。1 M5 o4 Y& U) A0 X. W$ S1 k4 I
在这家小作坊外面的门口,也就是马路边上,晾晒着一大片从厕所中捡来的各种废纸,人们远远的就可闻到这些东西散发出来的臭味。这家小作坊是街道办的小厂,临街这间小房内,对着门口修建了两个不到两平方的长形池子,一个池子是打浆池,也就是将那些脏纸放在池子里加上石灰水浸泡后用木棍充分搅拌,然后用一只大漏勺将这些纸浆捞到另一个池子里,再放上一些黄色颜料,再经过充分搅拌。于是,造纸匠人穿着一条短裤,光着脚下到池子里,只见他双手举起一只方形的带边框的滤网在纸浆池里轻轻的一捞,一张约有四五十厘米见方、一毫米左右厚的再生纸就做成了。匠人把这张纸从滤网中弹出,再做下一张,一张张湿纸摞到一定高度,他就起身,将这些湿纸搬到外面,然后趁湿,将它们一张张贴到房屋临街的墙上,等纸干了,就把它们从墙上揭下来,最后卖给那些食品店用来包装各类食品点心,也包括国营或集体办的饭店(那时候是不许私人开饭店的)用来包装熟肉或油条,这就叫“眼不见为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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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突然从老家回到了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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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4月上旬,“一打三反运动”在许昌市仍处于高潮阶段,我的妈妈在我大外甥的护送下,突然从家乡回到了许昌。由于大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进了“学习班”,原因是大哥于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水利系,解放后一直任工程技术科长,在解放前夕,他的绝大多数大学同学都跑到台湾或国外,他们单位有人怀疑他留在国内“肯定是个‘特务’”。由于大哥被审查,不让回家,40多岁的大嫂心情十分不好。她认为是我在暗中与我的姐姐们串通,把妈妈送回来了,便立即让她的孩子来通知我,让我去到她们家。一进门,大嫂就质问我:“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把她送来?这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既然把她接来了,你就把她接到你家吧!再说,我们已养活她十来年了(妈妈为他们看大了三个孩子,还为他们做饭),现在轮流也该你养活她了。”虽然我向她再三讲明,母亲回到许昌我根本不知道,更未出什么主意,但看到大嫂竟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只好立即将妈妈用一个推小孩的小车,接到了我家。% [& b% i( s- S1 r& Y" I
妈妈这次从老家回到许昌,事先并没有来信。我的外甥名叫杨建国,是我大姐的大儿子,年龄比我小三岁。据外甥讲,我妈妈在1966年回到白亭后,因为我们家原有的房子生产队占用了,所以生产队给安排了一间小草房。在姐姐们的帮助下,为妈妈安排了些生活必须品,姐姐们也抽空常去看望妈妈。外甥说,在前几个月,他姥姥患了子宫出血病,在白亭那偏远的山区,缺医少药,他们的经济又相当困难,他姥姥再在老家呆下去就没法活了,于是,他妈妈和他三姨一商量,就让他把他姥姥给送来了。听了外甥的讲话,我心中非常内疚。由于我几乎每月都要借钱度日,所以我只在过年时才给妈妈寄上十来元钱。看着妈妈那瘦弱的身体,我和妻子都流下了眼泪。为了尽快治好妈妈子宫出血病,在以后的20多天里,我每天都利用中午时间,让妈妈坐在小孩推车里,把她送到二三里外的医院打针、治病。妈妈的子宫出血很快治好了,而她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却非常严重,我业余时间所学的针灸派上了用场,在随后的十年里,我成了妈妈的保健医生,一旦她四肢疼痛时,我就为她扎针,了解情况的人都说,如果不是我对妈妈的及时治疗,她或许早就因瘫痪而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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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7 l* w" j5 a; p       妻子说她不想活了& M  _1 n% `2 Z  q

; E- H( v8 n: _“一打三反运动”在豫南七处已接近尾声,但在妻子的许昌车辆厂却正处于高潮。这天晚上我从建筑公司回到家已10点多钟了,妻子还未回家。妻子这天上的是白班,原本在下午4点下班,加上学习两个小时,最迟到七点也该回来了。我正准备去接妻子,只听咕喽咕喽车轮响,妻子推着我们自制的小孩推车回来了。刚满两岁的女儿正酐睡在小车里,而妻子却满脸泪痕的坐到床上一言不发。无论我怎么问,她就是不吭声,眼泪只是顺着脸颊向下淌。我急的团团转,等了好长时间,她长叹一声,说了句:“我不想活了!”这一句话把我吓楞了,我再三劝解,并问她为什么她才啜泣着讲起了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妻子所在的条帽车间,“一打三反运动”正进入当面“揭发、批斗”阶段。有一个女工,突然揭发妻子,说妻子“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发牢骚、说怪话,污蔑工人阶级”,让妻子“老实交待自己的错误言行”。妻子是个老实人,也非常胆小怕事,更因“出身不好”,为人处事十分小心,从来不敢胡乱说话。面对这个女工的责问,妻子回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说过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行。因此妻子一直坚持说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但这位女工和一些人就说妻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骨子里就对社会主义不满”,说妻子“不老实交待”。在这“原则性错误”上,妻子说啥是不会承认的。于是她们就对妻子进行了揭发,她们说:“在1958年,你刚进车辆厂时,组织上(即厂领导)分配你干活,你对分给你的活不满意,你说你每天干的活是‘扎扎鱼,拿拿鳖’,请你回答:为社会主义干活,被你污蔑为‘扎扎鱼、拿拿鳖’,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是什么?”
& a- W* p' k2 N$ n7 f6 s天哪!在12年前的1958年,妻子才刚刚14岁,还是一个少不懂事的女孩,面对每天只能干些杂活的工作,说了几句牢骚话,谁知在12年后的今天,竟成为“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言论”,把妻子“批判”了整整一个晚上。当妻子给我讲述了这些后,我实在觉得既可悲,又可笑。可悲的是,为什么凡是“出身不好”的人都要经受太多的苦难?可笑的是,十多年前一个小女孩的一句玩笑话竟受到“一打三反运动”的批判。我尽力解劝着妻子,我用自身的经历,用“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的“喜儿”劝说妻子,要她坚强地活下去。我对妻子说:这是“‘群众运动’,谁也挡不住别人的嘴,毛主席不是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怕什么?12年前说的一句话,别说没有什么错,就是说的是错话,也打不了‘反革命’啊!”。在我的不断劝说下,妻子止住了泪水,第二天她照常用小车推着女儿上班。经过一场“批斗”之后,再无人继续纠缠,妻子从此更加小心了,她生怕说错一句话,干脆,每天除了干活,就再也不与人们说话,直到运动结束为止。+ n5 `6 P( Z/ s1 W4 _, J7 g

8 h+ @7 w' G/ }' Y4 Z" K# r               下次发表:一场人为的事故中,我又差一点被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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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07:31: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场人为的事故中,我又差一点被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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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 _/ e( E. v* ^5 J# U& G1970年的7月,又是一个酷热的夏季。“一打三反运动”结束了,人们又开始了正常的“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在许昌市电业局工地,我们要为电业局建一座15米跨度的木屋架机瓦屋顶的机修车间。泥瓦工已将屋墙砌好,我们木工组也将所有木屋架制好,并按每三榀屋架各相隔1.5米的间距,用木板和钉子相连接,矗立在场地。为了不让屋架歪倒,最北的一榀屋架靠向北面的墙壁。下步工序就是对屋架进行吊装。
7 P% m( Z$ t, p4 P因为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放暑假,我妈妈子宫出血的病刚刚治好,她身体十分虚弱,且类风湿关节炎又十分严重,她根本没法照看我那三岁多的儿子,所以在上班时我只好又把儿子带到工地。我的老师一看见我又带着儿子上班,就生气的对我说:“光敏,你不知道今天要吊装屋架吗?为啥还把小伟带来?”我说:“秀敏上白班了,我妈躺在床上起不来,又没法看孩子,我不带来不行啊!”。刘老师叹了口气,对我的儿子说:“小伟,你只能在这外边玩,可不许走动,更不许往这里边跑,你要是去了,爷爷就不许你跟着爸爸再来了。”儿子非常懂事的说:“爷爷,我不往屋里去。”
; l& [. r6 Z7 T0 G此时,吊装屋架的木扒杆已经立好,在吊装屋架前,屋架上还有一道最后的工序没有完成,这就是为了固定屋架上面放置的檩条,必须要在屋架上按一定间距钉一个三角形的支撑木头,俗称“檩条扒子”。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另一名学徒王光亮。/ M. ?4 k  b( c0 T
这位王光亮,一米七八的个头,他自持是复员军人、共青团员,又是从“管理”上下来的,平时说话十分傲慢,干任何事都是大大咧咧,所以也没有那位技工愿收他当徒弟。他虽然没技术,但胆子比我大。他在靠墙的那榀屋架上自下向上钉“扒子”,而我在最南边的这榀屋架上钉“扒子”。当我们都站在距地面5米多高的屋架上弦钉最后一个“扒子”时,突然感到我站的屋架向南倾斜,我立即本能的伏下身子,用双手紧紧抱住屋架。我向北面望去,只见王光亮正蹲在他那榀屋架上钉最后一个“檩条扒子”。原来在他钉“扒子”的部位,正是联系每榀屋架起稳定作用的一块木板,他为了钉这个“扒子”,也不顾我的安全,竟顺手用斧子拆掉了那块与屋架连接的薄木板,把小木板向外一推,于是,他左边的两榀屋架就向南倒去,而我正站在最南端的这榀屋架顶部。要知道,屋架在垂直时,用很小的支撑就可达到静力平衡,但是一旦失去这很小的力,更何况他还把木板向外推了一下,其后果就不可设想了。/ X2 Z8 S' q5 A4 m! i
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我突然意识到屋架要向南倒下,我必须从屋架上跳下去,如果不跳,必是死路一条。但如果向北跳下,中间的这榀屋架也是倒向我这里,于是就只好向南跳,但向南跳吧,我突然又意识到我是站在三角形屋架的顶端,距地面将近5米,我不可能跳出5米之外,如果跳不出5米之外,则会被屋架上弦及屋架上的许多木支撑砸死。如果能在屋架倾斜到45度角时跳下,大概会有生的希望。与此同时,我的老师和所有的木工们都发出了:“梁倒了、梁倒了(梁即屋架)”的尖叫声,但谁也不敢、也不可能阻止这危险局面的发生。正所谓“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刹那间,就像过电一般,我不仅分析了上述的求生选择,而且我还想到了我一生的苦难遭遇和妻子儿女。大约在两秒钟之内,也就在我作出判断和想到死亡之时,屋架已倾斜到50多度,我猛力用手按住屋架大梁,双脚用力向屋架一蹬,便向南面跳了下去,一瞬间,我立即失去了知觉。. D  d$ O9 W- F; z; B# W& h
在恍惚中,听见许多人在大声呼叫我,特别是听到了我儿子正在哭喊着:“爸爸!爸爸!”。我从昏迷中慢慢醒来,意识到自己没有死,我睁开双眼,看见我儿子正爬在我的身上,他哭的像个“小泪人”一样,用他的一双小手正抓着我的嘴唇。我的身边围满了工地的所有工人,他们看见我睁开双眼,都很高兴,立即命人拉了辆人力车,把我抬到板车上,并让我的儿子扒在我的身边,由三名青年临时工拉着我,飞快跑向两公里外的地区医院。& _% ?7 W1 d% c* ^+ l
经医生诊断,除大脑受到“轻度震荡”,右脸颊轻度擦伤外,内脏和四肢均未受伤,然后给开了些小药,仍用这辆人力车把我送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被送回家,心疼的哭了起来,我安慰妈妈,说不要紧,让她放心。妻子中午回家吃饭,看到我受伤的情况,也难过的哭了起来,儿子还结结巴巴的向她妈妈讲述着我从大梁上摔下去的经过,我一直安慰妻子:“不要难过,我这不是又好好地回来了吗?”我让妻子不要请假在家照看我。
( e$ c! |# B# ]# F" k" f) T   我在床上躺了半天,自觉除接近头顶的右脑处有一块疼痛外,别无不适感觉。下午4点半钟,妻子下班回到了家里,我向她比较详细地述说了这次危险事故的经过。当我从屋架上跳下后,恰好落在一个有着虚土的土坑里,所以全身骨骼未有受伤,但头部向北却贴在土坑的坑沿上,所以右脸从颧骨往下有巴掌大一块被擦伤(所幸未留下伤疤),令人感到发怵的是,我的头部距倒下的屋架上弦仅20厘米的距离,也就在头顶所对的地方,那直径达25公分的屋架上弦竟被完全摔断。天哪!假如我早跳下半秒钟,假如我跳下时用劲小了一点点,假如我跳下时是头向南,而身子落在土坑外,那就不堪设想了,或许我的头已被砸的稀烂,或许我会被屋架砸成两段......。
5 Y- Z2 H& r+ N7 H' e4 S! L/ `    受伤的人往往最担心过夜,因为许多症状只有在第二天才会显露出来。果然,在第二天清早一觉醒来,就发现贴近头顶的右脑处有一部位,每隔两秒钟,就会在一秒钟内蹦、蹦、蹦连跳三次,虽然疼的不很,但非常难受。这一天中有多少分分秒秒啊!此时,我才分辨出什么是“疼”,什么是“痛”,“痛”与“苦”字组成了一个词,叫做“痛苦”,“痛苦”的滋味并不比“疼”的滋味好受!脑神经如此不停的跳动,搅得我心神不安,我盼望着睡觉后会好点,但是,在睡梦中脑神经虽然不跳动了,但做的尽是恶梦,就这样恶梦和脑神经分分秒秒的不停搏动,弄的我精神恍惚,精疲力竭。/ ~3 Z* B% f+ h7 Z: s  F
    为了治病,许昌的三四家医院我跑过来了,医生们除了给开点镇静安眠药让我睡觉外,别无良策,但是一觉醒来,右脑处的那个部位立即跳动不止。有一天,我去到市医院看病,忽然发现有军队医生在市医院开展“新针疗法”治病,我立即求他们医治。这些十七八岁的男女战士,每天都要在我的头上和四肢扎上十多根“银针”,尽管我原本很害怕扎针,但为了治病,我必须坚持下去。说也奇怪,天天扎针,天天都有效果,半月过去,脑神经再也不乱跳了,“新针”竟然治愈了这种怪病。/ M# X7 V& n% B- O1 N; R. X
   在这次工伤治疗期间,我伤透了脑筋。那些“出身好的”凡遇工伤,无论轻重,都可以在家休息治病,直到自己主动上班为止。而我则不同了,由于“出身不好”再加上医生说我是“轻度脑震荡”,但轻到何种程度是无法下结论的,所以我们连队的“指导员(即支部书记)王清源,总以为我是在“装病”,所以在我摔伤的第四天,就让我的老师去对我说,每天都要让我去到公司,向这位“指导员”请假。当脑神经不再蹦跳了,我就认为好了,哪里知道脑震荡的后遗症是不容易消除的,直到30多年后,一旦扁桃腺发炎或发生三叉神经疼,头顶原来发病的部位即会疼痛,甚至接触一下头发,头皮也会感到难受。
% Y  s  Q8 Z  D* \4 s6 U( m( b) J   这次工伤我只休息了18天就上班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每天去哀求这位王支书请假治病了。上班后,我仍回到电业局工地,我见到了这位让我摔伤的王光亮,他丝毫未为让我摔伤而感到内疚。在我受伤后,他和李明、金豹是不会去看我的,但他们看到我来上班,连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 r! j( g: H' j. @6 O% W
  此时,我心中确实生气,但仍然心平气和的去到王光亮面前,向他质问:“光亮哥,那天你钉‘扒子’拆掉木板,你不知道屋架会倒吗?你不知道那会砸死我吗?”谁知这位王光亮瞪起眼睛,向我大吼:“摔死你你倒霉!管我啥事?你他妈的说是我拆掉了木板让屋架倒了,这是对我的污蔑,我堂堂的贫下中农,共青团员,转业军人,让大家说说,我会做出那种事吗?”* k8 f% X# H/ S; b* c
  此时,我气的涨红了脸,我这个“黑五类子弟”,这个被毛主席列入“可教育(或不可教育)的子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此时的另两位师兄李明和金豹在一边叽叽咕咕的看热闹,只有我的老师劝我说:“光敏啊,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还提它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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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7 T- q6 r7 ?4 ]1 Q6 b3 q                    因患病而迷上了学习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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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b, R0 o, E8 C2 H   多年来,政治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劳累,生活上的艰难,再加上每晚的政治学习,使我这个26岁的青年人大有难以招架之势。加之每天都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经常用右肩扛抬重物,特别是在制作大跨度木屋架的时候,体重只有一百斤的我,却要与另一名棒劳力共同扛抬四百多斤重的圆木“大梁”,每到此时,我必须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才勉强能够支撑。# D. P8 k. Z4 ~6 U+ R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支撑着,脑震荡造成的创伤刚好,一个新的“毛病”又出来了。也不知是哪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右上腹部隐隐作疼,有时候疼的还相当厉害。于是我就到医院进行诊治,无论中医、西医,通过触诊和“超声波”检查,都说我肝脾肿大,但化验血,却并不是肝炎。医生们认为我这病是劳累过度、精神不畅,肝气郁结所致。尽管每隔三天请两小时假去医院看病,每天所干的重活又不比别人少,但“病篓子”的外号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既然有病了,就要积极治疗。重活不得不干,但有病不能不治,别人想说我什么,随他们的便吧!- N: M- R% l( Y+ K8 S
   自1970年夏天得了“肝脾肿大”病以后,我就采用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好则全是公费医疗,只要从单位医疗室开张“医疗合同信”,到医院就不用再付钱了。在服西药的同时,每天一付中药我一直坚持着。人们有句俗话,叫做“久病成医”,更何况我本来就出生在中医世家,我的血脉里早已流淌着先辈们医学的遗传基因,所以,在我生病后不久,就对学习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u3 P: B' O1 i( l9 \7 \   在学习中医学时,我最先学的是中医的针灸。特别是不久前的这次工伤,是中医的针灸为我治好了脑震荡后遗症,在去年的一次急性肠胃炎和那次急性胆囊炎时,也是医生为我扎针才止住了我的剧烈腹疼的。因此,我不断到新华书店,希望能买到一本针灸书。
  Q' d1 k# T. J& [) p. C8 c   在一个星期天,我在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形似“毛主席语录”大小的针灸书,红色的塑料封面,上面印着金光闪闪的“新针疗法”四个字,扉页上有一幅毛主席像。这是解放军编印的一本新针疗法普及读物,一见此书,如获至宝,我立即买了一本,每天废寝忘食的学习。多年来,粮、煤都是凭票按月供应,每个月都要到粮店和煤站排队购买粮、煤,特别是买煤,往往要排上三四个小时,即使到理发店理发,在多数情况下也要排上一两个小时,每逢这时,我就在衣兜里揣上这本小红书,一边排队,一边熟记身体各部分的穴位和针剌方法。
3 e" ^! z) v5 g# \# [( Y, j   我还跑到药店里买了一套不锈钢“银针”,每天按着书上讲的穴位,向自己的四肢扎针,以体验针剌的感觉。此时的大会也特别多,每逢开大会,我也带上针灸书,坐在人群里学习。一旦人们呼口号,我立即和大家一样,拿着小红书高举起右手,别人还以为我手中拿的是毛主席语录呢。, L* v* f3 ?  e; U2 N# G
   就这样,未用很长时间,这本小书的内容我已熟记。有时候在工地干活休息时,我也带着“银针”向手上的穴位扎几下,慢慢地也有些临时工有什么头疼、牙疼的,也让我给他们扎几下,并且也都治好了。随后几年,我又先后买了一些刚出版的中医书籍,如《医宗金鉴》、《本草纲目》、《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针灸大成》等中医名著,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
  M: g+ M7 F3 i8 k. f8 }在到医院诊病时,认识了许昌市一位年近8旬的中医,名字叫侯良甫。他是位经验丰富、行医有60多年的医德高尚的名医。因为我一直让他给我治病,所以我们间的感情日益加深。当他了解到我热衷于中医之后,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和学徒那样,不断给我讲解一些中医知识和他的临床经验。在后来的一二年时间里,他竟允许我对外诊病,他给我一些处方,让我为自己和别人诊病开处方,病人拿着我开的处方,再到他那里也不用排队看病,只对老先生说说病情,老先生再审查一下我开的处方,然后盖上他的印章,就可取药了。在老先生的指导下,加上我认真学习中医书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确治好了不少病人。直到我后来调出建筑公司,这位老先生逝世为止,我业余时间学习中医的兴趣丝毫未减。
6 w0 `! Q" u6 R) M4 j2 A+ h从1970年患“肝病”到1980年被确诊为“慢性胆囊炎”为止的10年里,我主要是服用自己配方的中药。特别在1973年初离开建筑公司前的几年里,病情特别严重,白天干一天重活,晚上在勉强参加两个小时的“学习”之后,回到家里就要爬在床上,用被子垫在肚子下面扒上一会,以减轻腹部的疼痛。每当这时,尽管有两个孩子的吵闹,我仍将医书铺在床上,爬在被子上看书。那些得了慢性病的人有一句俗话:“今个晚上脱了鞋,不知明早穿不穿”,我此时的心情就是这样,但又想到,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中医一天,我如果能让别人少受些痛苦,也不枉我为人一世。在这样思想的驱使下,我学习中医的劲头似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因为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所以,不仅让自己获益非浅,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为别人和家人都带来不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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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30 23:07:41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光敏传记:木匠岁月 文革百姓生活实录$ s# O- D9 Y* v" t4 s2 O

: H! Q7 U. h; v' }( p/ Y- q人和事可以改变--但唯独人们的物质生活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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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9 @7 ^8 l: O8 B“文化大革命运动”到现在,已开展6年了,人们不知道还要进行多久。“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老的运动”还未过去,“新的运动”已经到来;有的人在上次“运动”中被批斗了,可过不了多久又“站”了出来;有的人刚“站”出来,不久又被“打倒”了。在这轰轰烈烈地“运动”中,似乎没有不变化的人和事,而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4 f, L& S: G+ s$ q( i4 x
   自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现在,已18年了,与人们生存息息相关的各种“票证”,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多。在这些“票证”中最为悠久的当属粮票、布票、棉花票。这十多年来,每人每年发的布票一直在八市尺和一丈二尺之间浮动,棉花票是在每人每年二市两到四市两之间浮动,发多发少就要看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了。由于布票、棉花票发的太少,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市场上只有从朝鲜进口的化纤类布,但又相当昂贵,绝大多数人们是买不起的,所以人们穿补丁衣服可说是司空见惯,而要想做件棉衣、棉被,那就更加不容易了,做一床棉被至少要用四口人的布票,二三十个人的棉花票,这让人们做一床棉被非常之难。% a; r: g8 @- C) H. d* f2 D; W
   “民以食为天”。相比之下,粮票对人们更为重要,由于肉、蛋、油等副食品也极其缺乏,作为主食的粮食,供应的标准又很低,所以人们对粮食供应就特别的“斤斤计较”。在农村,每人每月的“口粮”标准,多年来一直在15斤和21斤之间,在“吃大锅饭”的时候,吃到人们口里的就更少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自已承包耕地”“开小片荒”及自由从事经商活动等)已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农民们仍未摆脱“低标准、瓜菜代”的岁月。
9 ^- d$ _0 B/ f7 G) ?. C  X   在城市,人们是用“购粮证”购粮。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们,每个月都必须手持购粮证或粮票到定点的粮站买粮买油。在这购粮证和粮票比钱还要重要的年代,在粮站工作已成为人们最羡慕的高级职业,因为他们每人每月能分上上百斤的“灰面”(即“落地面”)、“灰米”(即落地米)。政府对于粮证的核发是十分严格的,每一户购粮证都要经过公安局、劳动局、粮食局、街道办事处、工作单位等多个部门审核,在粮证上将每个人的姓名、姓别、年龄、职业、工种、供应标准等进行详细地记载,每个人的口粮标准也以所从事的职业不同而不同。如无工作的市民,每人每月供应26斤,干部为28斤,中学生为33斤,轻体力劳动者如是女的为35斤,男的为38斤,重体力劳动者为45斤,特重体力劳动者如拉人力车的搬运工为48斤。新生儿从出生到上中学,口粮标准从8斤、12斤到33斤要分好多个年龄段。此时,我的口粮标准是45斤,妻子的口粮标准是35斤。我的妈妈因没有户口,每月必须持临时户口和粮证,到粮站购“议价粮”。“议价粮”也是不许多买的,每个人只能买26斤。此时,“平价粮”讲起来不贵,例如面粉每斤为0.2元,大米为为0.18元,玉米面、小米之类的杂粮为0.15元左右,但实际上已是相当昂贵的了,因为大多数人的工资太低,他们几乎要把自己的全部工资用于吃饭。& Y( C# t6 R) M' ]! z; u! k  v
   上面说的“议价粮”,俗称“高价粮”,分别要比按购粮证或粮票的“平价粮”的价格高出1.5-2倍。在城市里还生活着一批更艰难的人群,这就是那些与农村中的女人结婚的家庭了。那些羡慕城市生活而与城里的男人结婚的女人,她和她们的孩子是入不上城市户口的。此时政府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对娃”,但并未限止多生,再加上人们也不懂什么是避孕,所以有的竟生了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孩子。这些无城市户口的人群,是吃不上“平价粮”的,他们收入很少,女人们因不是城市户口,国营工厂和大集体工厂是不准进去当工人的,这样地家庭买“高价粮”也买不起,可以说,这些人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生活。
- @6 x. f3 K6 S0 ^   在粮食供应的品种上,面粉、大米称之谓“细粮”;玉米面、小米、高梁面、红薯面、鲜红薯(5斤鲜薯折一斤口粮)称之谓“粗粮”。多年来,“细粮”的供应比例最多为60%,最少为40%,其余为粗粮。在粗粮的供应中,往往红薯面的供应比例竟高达30%,因此,“细粮”就显得尤其珍贵,每个家庭每天能吃上一顿汤面条就已经不错了。为了想办法多吃点红薯面,除了用红薯面做稀饭或与面粉做成“花卷馍”外,还用红薯面做成窝窝头、红薯面饼、红薯面制作的面条,以尽量省下一点“细粮”,让老人和孩子们吃。* t4 P' {2 e$ W, L# {
   在粮食流通领域,全国粮票和油票是唯一能在全国通行的票证。在全国任何城市的大小饭店和任何单位的内部食堂,没有粮票是不能吃饭的。粮票又分全国粮票、全省粮票和市、县粮票,面额有拾斤、五斤、贰斤、一斤、半斤、贰两、一两、半两多种。在单位的食堂里执行的是“锅台卷”,即内部粮票。如果要到外地去,就必须用市、县粮票、省内粮票、或带着单位介绍信,拿着购粮证到粮管所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并且还要按比例扣除供应的食用油。在农村则必须带着生产大队的介绍信,拿原粮和油料到粮管所变卖后,按原粮打折兑换成全国粮票或省内粮票。
0 f9 D7 t2 r5 Z' P6 V   粮票是无价证卷,不准买卖,但黑市上每斤粮票达2-6元不等,如果被公安局查出有人倒卖粮票,情节严重的是要判刑的。
# x- g! m6 y: R9 s) U, Y   其次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是食用油票、副食品票、工业卷等各种票证。
( D! n. ]9 g. N9 |$ }   食用油是随粮票走的,每30斤全国粮票中含食用油半斤。在城市,粮食定量在35斤以下的人们,每人每月按粮本(即购粮证)供应棉籽油或菜籽油半斤;只有粮食标准在45斤以上的重体力劳动者,每月供应一斤食用油;也只有到了春节,每人才能由半斤油增加为一斤油,另加二两芝麻油。
( w7 a9 d* t* @' o   在副食品供应上,主要是肉票、糖票、鸡蛋票。肉票在“三年困难时期”兴起,当时在城市里,每人每月仅供应二两肉(农村是绝对没有的)。到了1963年至1971年,已由原来的二两肉增加到半斤。只有到了春节,每人再额外增加一斤。由于食用油供应的太少,人们买肉时争先恐后的买肥肉。此时,只有那些当官的、有权的,或者与卖肉的“有关系”的亲朋好友,才能买上一块“腰窝”处有“扳油”的肥肉。6 G  M* E7 D+ |8 P9 e+ V
   糖票与肉票一样,也是由“三年困难时期”的每人每月供应二两上升到“文化革命”时的每人每月半斤。这样的供应标准,仅能勉强够我的两个孩子食用。" Q% S, o* x( Q- A: p1 E$ L! c
   至于鸡蛋票,在“三年困难时期”是没有票的,因为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鸡让鸡下蛋?大概从1964年开始,每人每月凭鸡蛋票可以买到半斤鸡蛋。此时,一级蛋在六毛多钱一斤,二级蛋为五毛多钱一斤,三级蛋已是臭蛋了,还要四毛多钱一斤,但也不许多买。能否买上一级蛋或二级蛋,那要看你与卖鸡蛋的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当官的,其余的普通百姓,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运气了,没运气,你就只能买三级蛋了。
  o: \* n: s. |( A! g0 m       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绝对不会得上“脂肪肝”“血脂稠”、“甘油三酸酯”高以及“高胆固醇”和“糖尿病”之类的疾病的。那时人们最容易得的疾病是肠胃病,浮肿病,也就是肝脾肿大、肝癌等。4 ]9 O! S2 n: l# N5 [! k
   其它副食品供应就是蔬菜了。* j7 u, ^. p! d# f
   此时买豆腐有豆腐票,买豆芽有豆芽票,每人每月凭票可买到平价豆腐、豆芽各5斤,每斤价格在八分到一毛之间,而高价则贵出一倍。! ~7 A, R9 _- |3 D9 N$ Q1 t
   此外,煤是粮食之外人们生活的最重要的必须品。在农村,人们主要依靠薪柴和农作物秸杆生火做饭,而在全国的城市,恐怕包括北京的中南海在内,都是以煤作为生活燃料的,因为此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听说什么“液化气”、“煤气”之类的燃料,而电能不仅昂贵,并且紧缺,政府是严禁用电做饭和取暖的,如果有人用煤油炉做饭已经是相当现代化的了,因为人们的工资特别低,比较有钱的人家也舍不得去买煤油做饭。煤的供应是按人口多少凭煤证供应的,一个3口人之家,每月供应型煤70公斤;4至5口人之家供应100公斤。) |/ f5 Y" X( {3 i
   到了冬季,人们都要忙着贮存大白菜、白萝卜和大葱。按照政府规定的时间,每人可以凭购粮证到国营菜站,按3分钱一斤买20斤大白菜和20斤白萝卜,可以按两毛钱一斤买3斤大葱。如果你错过了供应时间,那就要吃高价菜了,高价菜也是由国营菜站专卖的,其价格要比平价菜高出一二倍。
+ q) ~( |$ V5 r% I" d* }+ @, D5 n   其它凭票供应的商品有肥皂票、缝衣服的棉线票、香烟票(从1960年到1967年,每人每月供应8盒香烟)、火柴票、食用碱票。
8 n! b% a6 t) }- p   从1960年开始兴起的工业品购物卷,是专门用于人们购买工业品的。每人每年仅发十二张购物卷,而买一辆自行车或缝纫机要用200多张工业卷;买一只四五口人用的铝锅要用20多张工业卷;买一只塘瓷脸盆要用十多张工业卷;买一把不锈钢小勺也要五六张工业卷。总之,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东西,几乎没有不凭票证的。任何一种票证的丢失,都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难。特别是购粮证,几乎是人们生活的命脉,如果丢失了,凭单位证明,也需三个月以后才能给你补发。
5 y8 [2 }6 n$ m- s# e; ^$ f/ a+ Z人们常说,人活在世,离不开“衣、食、住、行”四个字。穿衣吗,要布票,但到了1964年,商店里已有了不收布票的进口朝鲜的化纤布料,只是价格很贵,一般人买不起。从1966年以后,布票已由过去的八市尺增加到一丈二尺,布面也比较宽了,一个人每年做一身新衣服已不成问题了。- S! n. c7 u: ^: r! m
在“文化革命”初期,报纸上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在1961年写的一首诗“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加之毛主席又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所以此时最时兴的衣服莫过于穿上一身绿军装了。那些男男女女的“红卫兵”学生们,那些年轻工人们,总要千方百计制备一套这样的行头:戴顶绿军帽,穿一身绿军衣,脚蹬一双绿色的解放鞋,肩上背一个印有毛主席像的绿挂包。4 Z1 n+ S0 A2 _) Y! l5 H+ |7 p
此时,最经常出现的街头抢劫案件是一群年轻中学生抢劫那些单个行走的穿有这种行头的学生了。那些中老年人,只要他们的孩子是当兵的,他们也总要从孩子们那里弄上一套绿军衣,并会以此为荣。
' R' X. W* N4 o$ }作为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主要是黑、白、蓝、灰几种颜色。红色和花布之类,是不时兴的,因为那都是封建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体现。
6 Z% J9 ?# s2 h9 M0 S# Z7 x! v! \5 ]至于说吃的吗,就是前面讲的定量标准和各种凭票供应的食品了。3 K( J$ Y8 f: o( U
作为住房,人们更不敢有什么高的奢求。如果有人家(包括政府干部和企事业的领导在内)能住上三间老式瓦房就已是相当不错了。做为建筑工人的我,走遍了许昌市的东西南北,这么大的一个许昌市,没有一幢民居的楼房。由于毛主席提出要大搞“三线建设”,从东北迁来了一个继电器厂,从上海迁来了一个菸草机械厂,我们曾为这两个厂各建了七八幢墙厚只有18厘米的四层楼,这是许昌市仅有的用于工人居住的楼房了。其它工厂以及市民想住这样的楼房只能是痴心妄想。
$ @* b) L0 @5 [# W1 v如果你走到大街上,想找到一些大楼也是不容易的,除了许昌行政公署有一幢四层大楼外,就是许昌火车站的五层“旅社大楼”了,其它你想找一个三层楼也很难。许昌必竟是个小城市,大街上没有公共汽车,除了那些大工厂有两部解放牌大卡车和一部吉普车外,就连地市两级政府,小轿车也很少,多是吉普车。而许昌市唯一的汽车站,除了每天清早和下午各发一次开往各地的班车以外,其它时间就不再发车了,因此,这时的交通事故很少,人们在大街上行走,可以根本不考虑有什么汽车所造成的事故。+ z) \2 z0 J9 x6 S! _
   虽然这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但却是一个政治空气特别浓厚的年代。此时,关于“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的大讨论每天都可以见诸于报端,当然,争论的结果总是精神是第一位的,而物质是什么?物质与享受,物质与富裕又常常连在一起,这代表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没落的、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因此,“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已成为一种最时髦的口号。- h0 y! R3 J$ e! g1 P' f& Q
    此时,人们以祖宗三代讨过饭为荣;人们以祖宗三代不识字为荣。他们说:“正是我家三代都讨过饭、当过长工,我们才成了贫农成份。正是因为家穷,才上不起学,我们才是个文盲。你们看看,那些有文化的大多数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右派、资本家’,那些当官的走资派们,那一个没文化?不是照样被打倒吗?”
# W5 c9 v) X1 @$ ?! a0 v8 x9 a8 j    还有人说:“现在想来,还真得感谢我的老爹。听说我爷爷那一辈,是个大地主,有好几顷地哪!家里丫头长工一大群,亏得我爷爷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听俺妈说,俺爹是吃、喝、嫖、赌、抽大烟,什么都干,等到了解放前,俺爷挣下的家产让我爹给‘董查’(胡弄)完了,我就是俺妈在一个破庙里生下的。要不是俺爹的功劳,我不也成了一个‘地主羔子了?”9 G) C. X" x, d0 L; [9 `
   在我生活的人群中,说这些话的人还真不在少数。3 G0 v" Q1 Z2 P2 j
   是啊,在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年代,人们对贫穷已习以为常了,或者说已经麻木了,也或者说人们的精神状态已经被扭曲了。虽然每天的粗茶淡饭仅能填饱肚子,但只要能让那些当官的变成“走资派”大加批斗;能让那些“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能让那些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变成“臭老九”,让他们接受一个大字也不识的“贫下中农”们的“再教育”,即使忍受物质上再大的贫穷又有什么不好呢?正是由于这空前高涨的政治空气和说教,淹没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如果有人对现实生活胆敢发一句牢骚,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会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Y% @% s: N8 [# x/ L* [4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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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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