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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30 07: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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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文革纪实之十三：“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与“三两斗争”
1969年的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会议召开一样，全国人民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知道这一消息的。而在会议召开前和召开期间，许昌市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为了怕“阶级敌人”搞破坏，也是防止“阶级敌人”搞窃听而走漏消息，政府让每个单位都派人分片包干，每天24小时一直守护住每一根电线杆，我也曾与其他的工人一起多次执行过这“伟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你可以设想，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城乡有多少根电线杆，特别是还有无数的电线杆是在荒辟的山野，都需要“保护”，这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去把守！
这次会议把“认真搞好斗、批、改”确定为全党的中心任务，要求“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并以大会决议的形式，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赞扬林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九大”以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所谓“斗、批、改”，即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随着“九大”的召开，“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三两斗争”已成为衡量每一个人政治思想好坏的准则。
远在1967年初，就在全国开展了“三忠于”和“四无限”活动。“三忠于”是指“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要“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此时的任何报刊，几乎都要在每期的显要位置上刊出上述的一段话。在所有单位，每逢上下班时或开会前，人们都要排成整齐的队列，手中高举“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必须严肃而虔诚的在领队的带领下，异口同声的高声背诵：“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样的“三忠于”活动，甚至成为一些家庭一日三餐时的惯例。在我家所住的西大街113号院，原是解放军许昌第三支队家属院，这里住有两位团长和三四位营级军官家属，他们每日三餐时，先把盛上饭的饭碗和菜盘放在毛主席像前的饭桌上，然后全家人无论老幼，一律站在毛主席像前，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念完“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才可以坐在饭桌上吃饭。因此，当你在饭时去到我们这个居民大院时，这样的“三忠于”的祈祷声从各家发出，汇成了在这特殊年代才具有的特殊景观。这样的祈祷活动一直维持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时为止。
前面所说的“三两斗争”，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还有许多诸如上面提到的简化用词，例如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学习大庆工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以及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等等。
女儿生下后，我和妻子的生活比过去更苦更累了
1968年的10月13日，我又一次当上了爸爸。我的女儿随着她的阵阵哭声，降生到这个喧嚣地到处都充满着狂热地“革命激情”的人世。当她第一次睁开眼睛望着这个陌生世界的时候，她怎会知道她的父母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苦难生活。
女儿出生后，我和妻子非常高兴，但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更苦、更累了。首先，我们没有老人为我们照看两个孩子；再者，我们的工资太低，也请不起保姆。妻子工作11年了，仍是一个机械厂级别的二级工，每月只有35元的工资。而我已工作7年了，因“文化革命”调资“冻结”，按建筑级别仍是一个一级工，每天的工资是1.25元（与一名女临时工工资相同），一个月按出勤25.5天计算，每月仅31.88元的工资。我们俩口每月不到67元的工资，要维持包括妻子妈妈在内5口人的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仅13.38元。在机械厂工作的工人，在待遇方面比建筑工人要好些，妻子每月还可发一双手套、两块肥皂，每年发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而我们建筑工人则什么也没有，因此，我穿的衣服，全是补了许多次补丁的破衣服。虽然粮食供应全国人都一样，但副食方面，例如吃菜，则完全不同了，有钱的人可以多吃一些细菜，而我们则到菜站里专拣最便宜的青菜买。此时，已允许私人卖豆腐、豆芽。豆腐两毛钱一斤，豆芽一毛三分钱一斤，但每周也最多买一两次豆腐或豆芽，二分钱一斤的白萝卜是我们最常吃的蔬菜。到了洋白菜或大白菜下来的时候，没有老梆的洋白菜四分钱一斤，没有老梆的大白菜三分钱一斤，但我们是舍不得买的，我们最常买的是一分钱一斤的没什么人买的老菜梆，例如白罗卜的大叶子，大白菜、洋白菜的老梆子。我的孩子们从来没喝过什么牛奶、奶粉之类的东西。因为妻子奶水不足，我们就把面粉放在锅里蒸上个把小时，用这些蒸过的面粉代替奶粉，做成面糊，喝起来又香又光滑，再放上一点点白糖（此时，每人每月凭票仅供应二两白糖），孩子们很爱喝。什么饼干呀，点心呀，很少给孩子们买过。
由于我和妻子的工资太低，负担又重，生活上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最为困难的是如何照看两个孩子。妻子的厂里有一个“哺乳室”，只允许3岁以下的孩子送到那里，并且“孩妈”们只能送一个孩子，女儿是当然能送去的，但两岁多的儿子就必须出来，可是，我的儿子又能送给谁照看呢？我的妈妈即使没有被赶回农村，她也是在大哥嫂家为他们看孩子做饭，而秀敏的妈妈更是苦不堪言。
此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之时，苏联是“修正主义”的“老窝”，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全国的大小城市均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大挖“防空洞”行动，每个单位都抽调人力、物力，分片包干挖洞，而街道上则由“居民委员会”按户出人。妻子的妈妈所在的榆柳街的街道主任，是一个“左”的要命的女人，她为了争取当上挖防空洞的模范，这个街道的防空洞挖的特别多。由于街道上的青壮年都有工作，无人挖地道，她就命令榆柳街所有的“五类份子”，无论年龄、性别，一律要早上清扫大街，上午和下午必须挖洞。当然，这是不会付给任何报酬的，这是对这些“五类份子”们进行“劳动改造”。秀敏的妈妈时年63岁，一副“园规式”的小脚，每天扫地、挖洞不辍，除了病倒在床，一旦能够走动，就必须强制进行“改造”。“改造”时，有四五个六七十岁的“资本家”、“地主份子”老头们在下面用镢头挖掘，上面则由几个六七十岁的“地主份子”老婆婆，用一个电线杆上的绝缘陶瓷做成滑轮，从洞口矗立的三根木架上，用绳子将土一筐筐拉上来，然后倒掉。
这些老人们像奴隶一样，除了清早清扫大街之外，上午和下午必须工作8个小时，不到点是不准回家的，他（她）们除了春节放假七天外，无论酷暑、严冬，从不让停歇（一直挖到1973年），根本不允许秀敏的妈妈为我们看孩子。好则妻子上班是“三班倒”，每逢上后夜下班，在上午8点多，妻子用小推车把女儿从哺乳室接回来，而我必须做好饭，把儿子早早喊起来，给他穿好衣服，慌慌张张吃点早饭，叮瞩儿子说：“乖孩子，妈妈快回来了，你可别哭，爸爸要上班了，晚了可要挨批评”。孩子此时虽然只有两岁多，他不知道什么是批评，但看到我很严肃的样子，似乎也特别体谅爸妈的难处，他从不哭闹，他非常懂事的点点头，我把房门钥匙挂到他的脖子上，并叮瞩他拿好钥匙，待妈妈回来了，从（老式门）门缝将钥匙交给妈妈开门，并再三交待他不许玩火，然后锁上门，在7点半以前，骑上我那辆用30元钱新买的破自行车，匆匆忙忙赶往上班的工地。到了妻子上中班的时候，她在下午4点前，也如法炮制，把钥匙挂在儿子的脖子里，我在6点多钟回家，从门缝里接过儿子递出来的钥匙，开了门就抓紧时间做饭。晚饭后，无论刮风、下雨、下雪，只要是妻子上中晚班，我都必须抱着儿子赶到公司参加晚上的“运动”。到了秀敏上白班的时候，为了儿子的安全，我不能将儿子锁在屋里，只好将儿子坐在车梁上安装的一个木头小座上，把他带到上班的工地，我在工地干活，让儿子在空旷的地方玩，孩子睡觉了，就让他睡在一块油布上，用带去的一件斗篷盖好身子。尽管建筑公司有规定，不准带小孩上班，但面对我的家庭情况，公司又无法解决，师傅们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晚上，是妻子和我参加单位“运动”的时刻，我们只好各带一个孩子到单位参加“斗、批、改”。
妻子的担子是非常重的。她上班干的工作是为人力车的辐条条帽用钻机钻眼。虽然在“文化革命”中，但各个工厂仍都执行着劳动定额。她一只手浸在碱水里，拿一只无孔的条帽坯放进钻机口，另一只手搬动钻机把柄钻孔，一不小心，钻头就会钻到手指上。因为双手成年累月的浸在碱水里，皮肤早已变得十分粗糙。每个班上万次的不停操作，才能勉强完成任务。那时候，完成定额是没有奖金的，而完不成定额则是要进行“批斗”的。为了完成任务，上班时必须拚命干活，下班后还要操劳家务，为一家老小缝、洗衣服，甚至为了省钱，还抽空动手做棉鞋、单鞋。1966年儿子出生了,1968年女儿出生了,可我的妻子都是在孩子出生的当天才停止上班干活。
前面提到我买了一辆破自行车，那是我花了30元钱从师傅们那里买来的。这也是在我们有了女儿以后不久，为了解决我带孩子上班的困难，才和妻子狠了狠心决定要买辆破车。那时候，买一辆新车要180多元，这对于我们月收入仅60多元的家庭来说，大约需要4年省吃俭用的钱才能买回来。但即使有钱，也需要筹集20个人全年所发的“工业卷”才能购买。我买回的这辆破车，是一辆破的没法再破的28型破车。除了车铃不响之外，车的横梁前端不知断了多少次，用电焊焊的接口隆起了一个大大的“骨垛”，前后车轮上没有“泥瓦”，也没有“链子瓦”。因为没有车刹，要刹车时必须将脚伸进车轮与下斜梁处。就是这样的一辆破车也来之不易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上搭下”的借钱度日（即月底借钱，发工资时还钱），为了买车，妻子从邻居王团长的妻子那里借了10元钱，我去到水利局的老乡黄其德那里说明情况，开口向他借20元钱。其德此时仍是单身，他对我的困难十分同情，他将20元钱交给我，说道：“光敏，你不要还了，我知道你相当困难，这20元钱是送给你的。”就这样，在其德的资助下，我总算有了一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这是1969年的6月，在许昌内燃机工地。有一天下午下班，我仍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地。这时，我骑着这辆破车，把儿子放在车梁上的木座上，在过一条水沟上的木板桥时，前轮碰上了有6公分厚的木板端部,就这么撞了一下，因为惯性的作用，儿子竟从车把的前面摔了下去，他一头扎进了离地面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水沟里水不多，但有许多砖块。此时的我，冷汗立即从毛孔里冒了出来，心想：“这下完了、完了，我的儿子是没命了。”我立即扔下破车去抱我的孩子，就在这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听到儿子的哭声，我放心了，我知道儿子未被摔死，真是上天垂怜，儿子有惊无伤，水沟里的沙子未眯住儿子的眼睛，砖块也未碰伤儿子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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