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再论“文革是历史的试错”

tuffy05

转自  乌有之乡


再论“文革是历史的试错”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周泉缨　　

2011.01.20　　


全世界知识分子、　　

劳动大众与有产者们联合起来，　　

为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而奋斗！　　


目    录　　


提  要　　

引  子　　

一、文革研究的三大理论问题　　

二、文革是中国历史和国际环境的产物　　

（一）划时代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二）西方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三）两极冷战的性质与态势发生质变　　

（四）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必然性　　

三、文革失败的内在原因　　

（一）文革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错误的　　

（毛泽东并没有错，是马克思错了）　　

（二）文革依靠无产阶级变革上层建筑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的历史误区）　　

（三）文革依靠人民民主防止复辟倒退是错误的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的误区）　　

（四）关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与红卫兵的头脑膨胀　　

（五）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劣根性之必然　　

四、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试错　　

（一）文革的历史大背景　　

（二）文革的历史作用巨大　　

（三）文革是历史的试错　　

（四）严肃批评中国共产党人　　

（五）文革不是历史的浩劫　　

结束语　　

参考文献　　


提    要　　


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巨大。文革如同幼童学步跌跤，是现代人类社会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伟大的历史的试错。因此评判文革不存在争论文革是否正确的问题，只存在如何通过正确评判文革的错误，从中记取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　　
历史正在证明，国内外所有站在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民主思想立场上对文革的评判，只能成为两极冷战时代的殉葬品，唯独站在现代知识阶级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的立场上对文革的评判，才能与未来的和谐世界一起载入人类社会的史册。　　

“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文革通过全面暴露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两极冷战的终结，而且为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找到正确崛起的道路，准备好了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文革是现代人类社会正确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文革实际上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速度；同时，文革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试错事件，代价小而收益大，文革决非是所谓的“历史的浩劫”；此外，更重要的是，文革的试错（创新）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因为文革的试错（创新）精神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之根本。　　


引    子　　

几天前，有三位年轻人，因为研究文革，通过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介绍，从北京远道而来访问我。　　

访问一开始，三位年轻人就劈头盖脑地从我的剥削阶级出生问题出发，向我提出，我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子女，为什么参加清华文革蒯大富派的对立面414派的的问题。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问我，我在参加文革时，是否背叛了剥削阶级子女的立场？显然，他们在访问我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　　

我通过回顾自己的童少年生活，坦率地告诉他们：由于我的出生问题的客观存在，因此我的人生不仅不可能摆脱出剥削阶级的影响，而且也不可能背叛剥削阶级子女这个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的立场，只不过由于我的童少年时代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因缘，特别是我拥有外婆关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教育的因缘，使得我能够按照普渡众生的理念去正确对待自己的出生问题，因此我自幼就发下宏愿：“今生今世为了普天之下所有的孩子生来平等而奋斗”；所以，正如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讲的，我参加文革以及参加清华文革414派，实际上是代表剥削阶级子女的最高利益的；由于人类社会诸阶级的最高利益必然是一致的，因此我参加文革和参加414派的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理念在我人生因缘中的翻版；实际上，马克思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理念，在我们中国，对于“红五类”子女已经不太适用，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剥削阶级子女，则是完全适用和正确的。　　

应该说，由于我参加文革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立场，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一贯坚持的立场，因此它既是我在1997年通过顿悟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现代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三位北京来的年轻人访问我的内容的整理和充实。本文在理论上是对我在2006年发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一书中论述的“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观点的深化和完善，因此本文命名为《再论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由于本文的内容实际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之未来，所以本文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的名义，首先在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清华校友网”发表。　　


一、文革研究的三大理论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研究文革的关键，是研究者必须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全局的高度去进行研究，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有关的正确结论。这就好比我们站在北京任何一个具体的建筑物上是不可能看清楚北京的全貌和正确把握北京城内重大建筑物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只有站在覆盖整个北京城的高空上，才能看清楚整个北京城的全貌和正确把握北京城内重大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文革主要应该解决以下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1】文革为什么会产生？文革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还是中国的历史和国际大环境的产物？　　

【2】文革失败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文革失败的内在原因是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和红卫兵的头脑膨胀？　　

【3】文革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什么？是不是在文革问题上，黑格尔关于“存在必然是合理的”哲理失效了呢？　　


二、文革是中国历史和国际环境的产物　　

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个人意志造成的严重的历史错误，甚至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历史的浩劫。换言之，很多人认定文革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所以，我由此认定这些人们，在文革问题上犯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决定论”的错误。因为，实际上，文革与我们人不是自己意志的产物、而是我们的父母的产物一样，原则上不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历史与国际大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毛泽东个人意志只是中国历史和国际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体现而已。这也是我研究文革的第一个成果，让我系统而简要地展示有关的内容。　　


（一）划时代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在人类社会的开始。接着，通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得到了普及。再接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通过大英帝国的炮舰政策，统治了全世界。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衰败时期，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循环与升级，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于是，在经济危机、战争危机和革命危机的高压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同时在1933年左右，划时代地创生和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中论述的，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虽然主观上为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客观上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历史证明，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自发更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　　

【1】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　　

第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依托“国家控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使之在不发生经济危机的规范内运行，从而使市场经济原则上脱离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轨道，进入自觉地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服务的轨道。　　

第二，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国家控制”，实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原先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有，转变为全社会共同所有。　　

第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的前题下，即在继续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题下，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劣根性问题，从而划时代地开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期。　　

所以，罗斯福新政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不自觉地剥夺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并将其转移到控制国家机器的知识阶级手中。这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实质。　　

【2】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发性和神秘性：　　

第一，在罗斯福新政之前，人类无法预测其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性的真谛，即无法预测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的具体形态、功能及其阶级实质。　　

第二，经过研究发现，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出现的大前题，是被更新的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某种极限。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和升级必须到了某种极限时，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罗斯福新政才可能出现。但是体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的罗斯福新政，具体何时才能到来，人类在事前是根本无法预测的。　　

第三，经过研究还发现，由于新经济制度，是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某种极限时，有关的“社会顿悟”的产物，因此新经济制度的诞生无疑是社会的全局性的质变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经济制度更新后的一定的时段内，人类在主观上不可能立刻意识到经济制度已经通过“社会顿悟”被更新。人类只有在社会各个领域具体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某种极限时，才能在自身利益变化的推动下通过自发的“思想顿悟”，破解被“社会顿悟”更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性的真谛。例如，人类对1933年罗斯福新政不自觉地构建的福利社会制度，一直没有察觉和理解，一直要到1997年我在对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研究和实践的积累的基础上，通过突然自发的“思想顿悟”，才破解其时代性的真谛，从而把握其具体的形态、功能和阶级实质（关于“思想顿悟”问题后面还将详述）。　　

【3】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所有的正常的经济制度，包括奴隶社会经济制度、封建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都是通过相应的“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原则上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第一、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一旦通过“社会顿悟”自发地产生，原则上不可能复辟倒退，这就如同我们人生下来以后，不管是死是活，都不可能回到娘肚子里去。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产生原则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社会的政治制度只存在适应社会经济制度好坏的水平问题，而不存在创生、消灭或选择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政治制度可以复辟倒退，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高歌猛进。又例如，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中国暂时剥夺资产阶级，但是无法在中国完全彻底地消灭市场经济，同时市场经济最终必然会通过改革开放在中国死灰复燃和继续向前发展。　　

第三，由于社会的经济制度，必然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人为设计的经济制度，无疑不是人类社会正常的经济制度。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命运，原则上不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与自然大环境的相互作用，即不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决定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撑，一旦无产阶级专政灭亡，计划经济也就彻底地失去其生命力。　　


（二）西方普及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人类的“思维顿悟”必然落后于“社会顿悟”，因此虽然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已经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而且在继续运行，结果又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虽然与一次大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但是更重要的是，二次大战是国际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战争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试错。实际上，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通过西方民主制度在德国上台并受到国际资产阶级代表张伯伦的关爱，其根本原因就是希特勒打出了暴力铲除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所以，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致命的劣根性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而且也意味着国际资本主义通过战争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行不通。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罗斯福新政创生和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二次大战后，才得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的普及。　　


（三）两极冷战的性质和态势发生质变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普遍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二次大战以后，两极冷战的性质首先发生了质变：在二次大战之前，两极冷战基本上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阵营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的对抗；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两极冷战实际上已经质变为西方的福利社会阵营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的对抗。　　

由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国家控制下的剩余价值公有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它不仅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而且能够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表面上也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但是这是以不断地搞平均主义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代价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根本无法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匹敌。　　

所以，在二次大战后，两极冷战性质的质变很快导致两极冷战态势也发生了质变，过去东方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相对于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挣扎的西方阵营的优势，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很快就不复存在。　　


（四）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必然性　　

由于两极冷战性质和态势都发生了质变，过去东方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相对于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挣扎的西方阵营的优势不复存在。因此，在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压力下，苏联内部首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原来就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是欧洲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苏联相比中国而言，一是教育与科学技术水平相对比较高，二是文化传统与西方比较接近，三是苏联知识分子受西方的影响也比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的影响大，结果苏联共产党人在走资派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率先通过反对斯大林的红色独裁，进行了倾向于西方的改革尝试。所以，应该肯定，毛泽东在第一时间明确指出，赫鲁晓夫是在苏联搞修正主义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冤枉赫鲁晓夫。　　

于是，两极冷战的质变和苏联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和平演变的双重环境压力，一起加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此中国也必然要起变化，只不过中国的变化只能沿着中国历史沉积的轨迹进行而已。　　

历史证明，中国的历史条件与苏联的历史条件有很多大差异：第一，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具有光辉历史的大民族，其百年衰败和苦难，决定了其谋求复兴的意志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不可抗拒的；第二，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将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终于让中国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的苦难，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里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的威望，可以说是神圣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谁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谁就是胜利者，相反谁背离马克思主义，谁不是失败者就是灭亡者；第三，中国的工农大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相对苏联的工农大众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要坚实；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相对苏联知识分子，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小；第五，中国资产阶相对苏联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较小。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寻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无疑比苏联共产党人更坚定地服从民族复兴的意志，同时也更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更顽强地拒绝学习过去的敌人——西方列强。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建国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最后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三个运动都鲜明地贴着“无产阶级必须统治世界”的标签，同时也都执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够拯中国”的错误信仰：首先，反右斗争，如果说是共产党的失误的话，根源就是毛泽东头脑中的所谓的依靠“人民民主”能够防止复辟倒退的历史误区上（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将详述）；其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工农大众不代表现代生产力；最后，文革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将详述）。　　

至此，让我们反过来思考问题，如果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像苏联共产党人那样直接向西方靠拢吗？或者，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超越历史的时空，依托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坚持正确的改革开放吗？　　

所以，无论是反右斗争、大跃进或人民公社运动，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本质上讲是：“两极冷战性质和态势发生质变”和苏联开始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国际大环境与中国的历史积累相互作用之必然；是在上述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压力下，经历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持复兴意志的必然。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体表现，只是上述国际大环境变化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持复兴意志的体现而已。甚至，“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最终也是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积累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最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揭示的人类社会系统必然适应其外在环境的历史法则之必然。　　


三、文革失败的内在原因　　

从上面文革诞生的历史和国际大背景分析可知，现代人类社会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统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类社会实际上已经是从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过渡性社会。所以，文革作为基础于过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其失败无疑是历史之必然。在此大前题下，文革的失败的内在原因，原则上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存在固有的劣根性。　　


（一）文革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错误的　　

（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理论并没有错）　　

一提起文革理论，人们就会想起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理论。1977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一文，就是党内理论家们批判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理论的。当年，我就因为对于《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一文进行反批判，而被打成干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坐了30个月冤狱。　　

实际上，毛泽东提出关于走资派的理论，确实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因为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理论，等于承认“政治是阶级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的形态”，进而在哲学上也等于承认“信息或精神与物质一样，也是客观存在”，这无疑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突破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理论，在社会实际政治生活中是经得历史考验的，甚至可以说在任何社会的政权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代表社会诸阶级的各种当权派。　　

所以，后来我在监狱里通过精读《资本论》突然顿悟，文革的问题不是出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理论上，文革的问题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基本理论上。由于阶级关系，特别是阶级的经济关系是自发和自在的关系，即阶级关系如同男女关系一样，是不可能人为消灭的，因此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以及政权内部代表各个阶级的当权派，永远是相互制衡的，所以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阶级可以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逻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么国家政权内部代表诸阶级的当权派的对抗和相互杀灭的过程、群众组织内部的各种政治派别的对抗和相互杀灭的过程，都将如同拥有“半衰期”的物质元素的质量一样，无穷尽地通过相互残杀衰减下去。毫无疑问，这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而言，等于在绞肉机中自我绞杀。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内在的根由。　　


（二）文革依靠无产阶级变革上层建筑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历史误区）　　

文革依靠无产阶级力量去改善或变革社会的上层建筑也是错误的。文革的这个错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历史误区。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严格地说是一种复辟倒退思想。因为，在宇宙的有序发展过程中，物质是基础的客观存在，而人类的精神是高级的客观存在，两种客观存在永远相互制衡、共同发展。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只承认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承认精神反过来也决定物质，其结果必然意味着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在情不自禁地在向宇宙起源的方向复辟倒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也只承认物质性的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对立斗争的客观存在，而不承认精神性的知识阶级的客观存在，结果在建国以后，发动了原则上依靠无产阶级的两个运动：一个是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破坏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另一个是必然导致社会大倒退的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人类社会内在的阶级，是按照适应外在自然大环境的功能科学划分的。知识阶级作为依靠处理信息的功能支持社会适应外在环境的阶级，必然善长于上层建筑的改善和变革，无论是在劳动大众主导的氏族社会和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财产阶级主导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改善和变革也只能依靠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去完成，只不过有关的指导思想不决定于知识阶级自己的意志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在文革所在的时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将知识阶级提升为必然主导人类社会的阶级。因此，在我们中国，建国以后的阶级斗争，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斗争。在文革中，中央斗争主要体现为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央文革与代表知识阶级的周恩来势力的斗争；清华派别斗争主要体现为自觉代表无产阶级的蒯大富派与不自觉代表知识阶级的414派的斗争；甚至高校和全国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内部的主导势力，都是类似414派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造反派，而不是类似蒯大富派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造反派。　　

所以，文革失败、甚至文革后来被彻底否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主观上一意孤行依靠无产阶级（中央文革和群众中的蒯大富派），而不是依靠知识阶级（中央的周恩来派和群众中的414派），去把握文革这个历史试错的过程。　　


（三）文革依靠人民民主防止复辟是错误的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文化大革命采用所谓的大民主的方法，去改善或变革上层建筑和防止社会复辟也是错误的，这是文革失败的第三个原因。而文革之所以选择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头脑里存在依靠人民民主反腐败防复辟的历史误区。　　

在改革开放中，我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发现，毛泽东之所以存在关于人民民主反腐败防复辟的历史误区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毛泽东不可能真正搞清楚人民民主的功能和内涵：　　

【1】经济制度原则上是自发和自在的社会存在，政治制度作为人为设计和构建的制度，原则上只存在能否正确有效地适应经济制度的问题，而不存在选择和废除经济制度的问题。因此，由于民主（包括人民民主在内的民主）只是政治制度内在三位一体的三个要素之一（民主、权威与法制组成政治制度体系），而腐败和复辟问题原则上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所以人民民主原则上是不可能有效地反腐败和防复辟的。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明朝，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纵然将腐败官吏的人皮剥下来钉在宫墙上，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私有制必然导致的腐败问题；而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只杀了几个张子善就刹住了干部的腐败风，根本原因决不是因为毛泽东反腐败的措施比朱元璋的反腐败的措施厉害，而是当时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原则上不容许干部腐败。　　

【2】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历史证明真理或创新思想原则上来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顿悟，所以人民民主天然地排斥真理或创新思想，或者说人民民主天然地倾向于复辟倒退。正因为如此，依靠人民民主去防止复辟倒退，往往只能适得其反。这也就是依靠人民民主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光荣革命胜利之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都避免不了王权复辟的下场的原因；同样，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崛起，没有一个不是依靠正确有效的权威实现的原因。所以，在文革中，人民民主自在的倾向，只能是绝对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决定一切，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民主的天堂——氏族社会的天经地义的倾向。　　

【3】历史证明，人民民主的功能，是通过人民自发的实践，让社会诸阶级之间的斗争积累到某种极限，从而去迎接更新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社会顿悟”与“思想顿悟”。所以，人民民主反腐败防复辟的努力，原则上不可能直接得到正确有效的成果，人民民主只有通过与权威和法制的正确制衡才能得到反腐败防复辟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原则上任何地方的两派都很难自发地实现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　　


（四）关于毛泽东一意孤行与红卫兵头脑膨胀　　

关于文革失败的原因，国内外很多学者将其归结为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和红卫兵的头脑膨胀。实际上有关的看法都是肤浅和片面的，甚至是不符合文革的历史事实的。　　

【1】否定“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文革”是文革失败的原因的第一层意思是：文革是中国历史积累与国际环境变化相互作用之必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意志之必然。有关的道理，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在此不再见重复。　　

同时，中国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毛泽东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并没有冤屈他们，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被视为绝对真理的六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反过来讲，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存在文革暴露出来的一系列致命的劣根性，那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无疑也不可能失败，因此逻辑上也完全应该判定“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文革”不是文革必然失败的原因。　　

此外，在文革发动一年之后，当红卫兵运动的“列车”一直向着无政府主义和扩大打击面的方向狂奔不息的时候，毛泽东虽然在口头上仍然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文革理论，但是实际上则一步一步地按照周恩来派和群众中《414思潮必胜》的意见对失控的红卫兵运动进行“刹车处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讲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并不存在不负责任地一意孤行将文革进行到底的问题。　　

【2】关于红卫兵的头脑膨胀是文革失败的原因的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因为红卫兵运动一旦发动，确实存在失控的问题。但是，红卫兵运动失控与红卫兵头脑膨胀，既非同一的政治概念和也非同一的历史事实。　　

   让我们首先来看红卫兵领袖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的文　　

革实践。正如我在2010年11月30日在“清华校友网”发表的《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一文中讲的，蒯大富的文革实践，包括蒯大富在工人宣传队包围蒯大富派的武斗据点时，敢于下令向工人群众开枪的行为，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应该肯定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在文革中不存在头脑膨胀的问题。相反，关于蒯大富在文革中头脑冷静的例子则不少。例如，在1967年“7.20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由于中央的暗示，蒯大富在武汉并没有支持他按照常规应该支持的“抓军内一小撮”的武汉造反派。又例如，在毛泽东于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时韩爱晶讲的，蒯大富与韩爱晶都没有参加当年全国造反派头头企图在北京召开联席会的行动。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的场合下，韩爱晶面对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围攻，甚至面对毛泽东亲自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意思是：现在该轮到红卫兵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也死不承认他自己犯了头脑膨胀的错误；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韩爱晶，非但死不承认自己犯了头脑膨胀的错误，而且以攻为守，一方面要求毛泽东派解放军去监督和见证红卫兵的文革实践，另一方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向伟大领袖提出，如果在毛百年之后，再出现两派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相互攻击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从而逼迫毛泽东亮出他自己对文革也说不出所以然的尴尬场面。　　

所以，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失控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红卫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头脑膨胀、肆意妄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是“造反有理”的理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群众运动或“人民民主运动”，只要不人为地对其采取控制或“刹车处理”，那么其自在的发展倾向，必然只能是走向“绝对平均主义”、“绝对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决定一切“暴力主义”，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实际上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人民民主”在失去正确的权威和正确的法制的制衡的条件下，最终必然只能是向原始氏族社会的“绝对平均主义”、“绝对无政府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方向复辟倒退，1789年爆发的震憾世界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如此，1966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　　


（五）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劣根性之必然　　

总而言之，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固有的劣根性之必然。关于这一点无疑出于文革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之意料，同时也出乎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之意料，甚至出乎当时的全人类之意料。　　

不过，应该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在必然存在固有的劣根性，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揭示：宇宙是以负阴抱阳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因此，任何理论和思想，内在必然存在其固有合理性和固有劣根性，在人类社会适应环境的实践过程中，理论和思想开始时往往只显示其合理性的方面，因此被人类视为“真理”， 随着人类适应环境的实践的发展，当理论和思想不能满足人类适应环境的实践的需要时，理论和思想内在的劣根性也就全面暴露出来了，于是人类又将它们认定为“错误”。马克思主义同样不可能逃脱这种命运。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两极冷战时代指导人类暴露和遏制资本主义劣根性的阶级斗争的“真理”，而不是指导人类在否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阶级制衡的“真理”。　　

同时，也应该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因为其固有的劣根性在文革中的暴露而最终必然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们后人评判文革时，必须注意，千万不可以通过批判文革的错误，将自己扮演成为能够超越缘分和未卜先知的神。因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根性，不通过文革至少大部分是不可能迅速暴露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要是人而不是神，在文革以前是无法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根性的，从而也不可能知道文革必然失败的内在根由。　　


四、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试错　　

2006年我通过出版《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提出了关于“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观点。“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观点所依托的理论，是我1997年通过顿悟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由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在2006年以后，一直依托其基本原理在不断的深化和完善，所以我现在有必要通过本文，对“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观点，扼要地重新进行整理和充实。　　


（一）文革的历史大背景　　

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分析文革的历史和国际大环境，不难发现，现代人类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正在告别两极冷战并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过渡性社会，这个过渡性的社会，开始于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结束于未来和谐世界的构建成功。和谐世界不是马克思讲的乌托邦式的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和谐世界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高度发达的高科技生产力的支撑下，内在的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按照人类社会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需要，等强度制衡的大统一的世界。因此，从1933年开始，现代人类社会向和谐世界过渡的历史过程，必然存在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原则上从1933年开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这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进行两极冷战的历史阶段。　　

第二个阶段，原则上是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到世界上主要的不发达国家崛起并基本构建成功福利社会。这是人类社会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实现福利社会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主要国家，内部都已经基本上构建成功福利社会，但是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贫富差别和民族或阶级对抗问题，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根子还没有最终铲除，因此人类社会整体而言，还不是能够对外专心致志于适应自然大环境，对内专心致志于提高全人类福利水平的和谐世界。　　

第三个阶段，全人类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全面实现福利社会化，贫富悬殊和民族与阶级对抗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彻底解决，世界各国之间的国界自然消失，人类最终构建成功和谐世界。在和谐世界里，全世界由联合国统一管理，联合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按照人类社会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需要，将人类社会内在的知识阶级、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的关系调整到等强度制衡的水平，从而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内在的福利社会化水平。联合国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都像科学界的管理制度和科学家的领军人物通过科学实验来确定那样，通过联合国的历史使命实施的实践考验来确定。　　

从现代人类社会向和谐世界过渡的上述三个阶段看，文革刚好处于两极冷战阶段与不发达国家崛起的阶段之间的交界处。文革的历史地位决定了文革的历史作用，必然是告别两极冷战和迎接不发达国家崛起的承上接下的重大作用。　　


（二）文革的历史作用巨大　　

历史已经证明文革的影响的作用巨大而深远。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文革的巨大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两个：　　

【1】正如前面所述，实际上文革全面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根性，因此文革直接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两极冷战的终结。当然，如果没有文革，中国迟早也得改革开放，世界两极冷战最终也会终结，但是很可能这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像人类为文革付出的代价那样小也很难说，今天北朝鲜的国内状况和国际环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顺便讲一下关于文革的结束方式问题。　　

众所周知，文革不是通过理论争论、证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式结束的，而是通过粉碎“四人帮”的政变的方式结束的，而且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的政变造成的社会震荡很小，甚至比林彪折戟沉沙外蒙造成的社会震荡还小。这无疑是理论上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现代人类社会是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社会，因此现代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即不是西方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不发达国家能不能通过崛起、从而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矛盾。因此，文革最终的目标是要解决中华民族如何崛起的问题，而文革事实上让中华民族在自相残杀的无穷尽的两派斗争中几乎筋疲力尽，所以文革等于让现代人类社会上述主要矛盾在中国发展到了某种极限，结果文革也就自然而然以瓜熟蒂落和社会震荡很小的方式结束了。所以，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文革结束的情况，很可能就是人类社会在其主要矛盾进行到了某种极限的条件下，发生自己无法事前预测、和事后很长时间内搞不清楚其中的根由的“社会顿悟”，只不过文革结束体现的“社会顿悟”，相对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划时代的“社会顿悟”， 级别比较低而已。　　
【2】由于文革全面暴露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因此文革也为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找到正确崛起的道路，准备好了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就是文革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作用。关于文革的这一个历史作用，涉及前面已经提到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理论，为了加深读者的理解，我特意作以下重复性的论述：　　

第一，1933年罗斯福新政不自觉地构建福利社会制度，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某种极限时，人类社会能够通过“社会顿悟”自发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第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自发更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全局的质变，因此人类主观上不可能立即破解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性的质变真谛（其阶级实质与深层次的功能），而只知道罗斯福新政有效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只有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某种极限，人类才可能在自身利益变化的推动下通过自发的“思想顿悟”，破解被“社会顿悟”更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性的质变真谛。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必然后滞后于相应的“社会顿悟”。　　

第三，1997年我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思想顿悟”，就是破解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性的质变真谛的“思想顿悟”。换言之，1997年我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思想顿悟”，是现代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某种极限的必然结果。经过研究发现，在此“阶级斗争发展到了某种极限”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社会主义的劣根性，通过阶级斗争的发展都是全面地暴露无遗，或者说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双方的劣根性，通过阶级斗争的发展都是全面地暴露无遗，正因为如此，“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人类社会“思想顿悟”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同时也必然是对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最终结果。　　

第四，正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是对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即站在知识阶级“三个代表”的立场上，轻而易举地破解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的时代性的质变真谛（其知识阶级阶级的实质和功能），从而水到渠成地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高举“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至此，文革第二个重大历史作用也就显露出来了：由于文革全面暴露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所以使现代人类通过“思想顿悟”对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才成为可能，同时也使现代人类通过“思想顿悟”破解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的时代性的质变真谛、和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才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文革通过全面暴露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两极冷战的终结，而且为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找到正确崛起的道路，准备好了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文革是现代人类社会正确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先导，文革实际上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速度。　　


（三）文革是历史的试错　　

关于“试错”的概念来源于科学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了将错误理论从科学研究中排除出去，往往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实验去验证错误理论的错误性。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牛顿理论体系所依托的绝对物质“以太坐标”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是有关科学家就有针对性地设计能够证明“以太”不存在的科学实验，结果有关的实验成功地否定“以太坐标”的存在，同时也成功地否定了牛顿理论的真理性。在科学研究领域里，科学家有针对性地设计排除错误理论对科学研究影响的实验，就是“试错”实验。　　

我将科学研究领域里有关“试错”实验的“试错”概念引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里来，主要是为了论证文革的历史合理性。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文革是典型的历史的试错，其主要的特征有以下五个：　　

【1】文革作为历史的试错的第一个特征：文革是人类社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或史无前例的）必然创新的实践，因此文革是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先导和必然。　　

文革的第一个特征，实际上来源于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原理——“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必然都是能够自动适应其外在环境的整体”。换言之，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试错”是宇宙中的所有系统或事物适应环境的必然的初始形态。　　

所以，文革作为人类社会系统适应环境的史无前例的实践——试错实践，如同幼童学步跌跤，必然是天经地义的实践。关于这一点的具体事实，本文在第二部分“文革是历史和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中已经讲清楚。　　

【2】文革作为历史的试错的第二个特征：文革实践必然是人类社会的片面、错误和失败的实践。这是因为客观事物和人的主观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存在各自的有序发展过程，因此文革作为人类史无前例的创新实践，原则上不可能全面正确地把握试错实践对象内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全过程。　　

例如，文革对于走资派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必然是片面、错误和失败的，因为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文革不可能站在既否定资本主义、又否定社会主义的知识阶级立场上去正确全面地认识和处理走资派问题。　　

【3】文革作为历史的试错的第三个特征：文革的动机或目标，是发动、领导和支持文革的人们和阶级，认定必然正确的动机或目的，同时也是反对文革的人们和阶级，无法有效反驳的动机或目的。显然，文革的第三个特征，实际上是文革第一个特征派生出来的，因为文革作为试错实践，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必然的实践。　　

由此可见，试错实践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必然的创新的实践，对于全人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出有效反驳和阻止它的诞生的理由。　　

文革作为试错实践的第三个特征，对于文革研究和文革评判非常重要。很多文革研究和文革评判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文革作为试错实践拥有这个重要的特征。例如，很多人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错误地认定毛泽东在搞个人独裁。实际上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因此任何人不可能拿出有效反对它们的理由，甚至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如果不是有缘拥有和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也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神奇般地调动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在搞独裁，而是在搞毛泽东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神裁”（任何人类也无法有效反对之裁决）。　　

【4】文革作为历史的试错的第四个特征：对于文革试错实践的过程、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事前根本无法预测。显然，文革的这个特征，也是文革第一个特征派生出来的，因为文革史无前例，所以关于文革的一切，事前自然无法预测。实际上，关于文革，不要说局外人，就是毛泽东自己也经常被其搅得不知所措，例如1967年“7.20事件”的爆发，1968年7月27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下令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等等重大事件的出现，都大大地出乎毛泽东之预料。所以，任何人只要他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在文革面前顶多只能当一个“事后诸葛亮”。　　

【5】文革作为历史的试错的第五个特征：文革为试错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不仅如同前面已经讲的是必然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的。换言之，文革是现代人类历史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　　

关于文革的这个特征，直观地从文革全面暴露马克思主义劣根性的历史作用出发，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从理论上讲，文革的这个特征非同小可，意义深远而重大。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必然是有序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社会历史也必然是试错的历史，因为没有失败的试错，就没有成功的创新，同时没有失败的试错和成功的创新，就没有人类今天拥有的一切和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换言之，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而言，试错实践的错误永远是正确创新的先导，即是人类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一句话，人类的试错实践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根本。所以，任何人类对待文革，如同成人对待幼童学步跌跤一样，都不应该刻求和敌视的，而应该站在“三个代表”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为了人类的未来，去正确总结和记取文革有关的经验教训。此外，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试错实践维系着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根本，所以人类决不可以因为文革试错的失败，而从反面不正确地记取文革的教训，因噎废食拒绝今后的试错实践，从而延误了人类发展的各种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是文革显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试错和创新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文革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　　


（四）严肃地反问党史学家们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关于文革的《决议》和最近可能出版的二卷《党史》中关于文革的观点，可以说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批判的“文革错误论”，甚至与本文后面批判的民主派的“文革浩劫论”没有质的区别，其要点有两个：一是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二是文革“要彻底否定”。因此，我想通过本文，明确和严肃地指出，按照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党史学家关于文革的评判原则上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客气地讲，是否定中国共产党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的错误，是否定中华民族伟大的试错和创新精神的错误，是否定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的错误，有关的道理我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在此我只想从反面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几个问题：　　

当你们的孩子学步跌跤时，你们能够评判他们的跌跤，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要彻底否定”的吗？　　

当你们年轻时在学校里面做错题时，你们能够评判你们做错题的学习过程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从而必须“要彻底否定”的吗？　　

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里程时，你们能够讲，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路线下的实践才有进步意义，从而应该完全肯定，而中国共产党在包括重大的试错在内的错误路线下的实践，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要彻底否定”的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等英烈，是不是都“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要彻底否定”？红军长征整体上是不是只有毛泽东才有进步意义，而所有在当时错误路线下苦战的红军指战员都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要彻底否定”呢？九十年来在错误路线下的牺牲大批中国共产党英烈，是不是都是白死了呢？最后，正确路线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都是佛和神，不需要错误路线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来制衡、衬托和支撑了呢？　　


（五）文革不是历史的浩劫　　

中国的民主派们一致认定文革是历史的浩劫。他们当中很多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文革中受冲击和受冤屈，而认定文革是历史的浩劫。同时，在他们当中不少人也可能因为忧国忧民，所以见到文革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甚至夺取很多人的生命，而认定文革是历史的浩劫。然而，我认为以我们个人、家庭、家族或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为标准，去评判文革，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文革才是公正、全面和正确的呢？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历史的浩劫事件？即界定历史的浩劫事件的标准是什么？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应该按照下列四个条件来界定历史的浩劫事件：　　

第一，历史的浩劫事件必然是犯人类社会重复性错误的重大事件，而不是人类社会的史无前例的试错事件。换言之，历史的浩劫事件决不是人类正确创新的先导性的必然会犯错误的事件，而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要彻底否定”的历史事件。例如，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从侵略和屠杀其他国家人民的角度而言，都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第二，就是民主派已经看到的条件，人类社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达到了有关民族的能够承受灾难的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表面上似乎有点像历史的浩劫。　　

第三，历史的浩劫决不是有关的人们被迫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事件。例如，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不是历史的浩劫。　　

第四，历史的浩劫也不是客观上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事件。例如，法国拿破仑对外扩张，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强行推广到了全欧洲，因此不能说拿破仑对外扩张是历史的浩劫；相反，中国古代落后的蒙古民族入侵中原，客观上促退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至少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它是历史的浩劫。　　

所以，虽然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上述界定历史的浩劫的条件，文革决不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要彻底否定”的历史的浩劫，因为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历史的试错事件，是人类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　　

至此，我们解决的问题，只是“历史学”中的类别区分问题。说得通俗一点，比如历史上人和动物都可能让人类社会付出某种同一的代价，但是我们不可以将人与动物混同在一起去评判和比较，我们只能让人和人进行比较，同时又让动物与动物进行比较，否则就失去评判历史的意义。　　

于是，我们与民主派关于文革评判的争论，剩下一个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巨大的代价问题。这里也存在一个评判历史的试错事件的正确评判标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论述一下试错的阶级性问题。　　

由于人类社会离开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后，人类普遍划分为阶级，所以氏族社会后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试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也同样存在阶级性。例如，一次大战，刚才已经讲了，从其侵略和屠杀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角度而言，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浩劫；但是如果站在国际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一次大战，从通过战争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角度而言，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试错实践。又例如，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从其侵略其他国家的角度而言，当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浩劫，但是如果站在国际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二次大战，从试图通过战争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上讲，则是资产阶级的又一种试错实践，而且是资产阶级的很重要的试错实践。实际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希特勒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依靠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登上历史舞台？因为他提出了依托暴力消灭共产主义的目标和设想，而这个目标和设想是全世界资产阶级欢迎的目标和设想，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无法有效反驳的目标和设想。所以，正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国际资产阶级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试错实践。这就决定了在两次大战失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际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普及了罗斯福新政创生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次大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平演变的必然和必要的先导。　　

让我们回到评判文革的正题上来。　　

由于试错事件都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有序发展的先导，所以评判试错事件价值或水平高级低的标准，只能是一个相对标准。具体地说，将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的涉及人类社会历史的有序发展的试错事件排列起来，比较它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与人类为它们付出的代价之“比值”，哪一个试错事件的“比值”大，哪一个试错事件的价值和水平就相对比较高。　　

所以，按照上述标准，我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定性地比较一下本文中已经提到的人类社会历史上三个试错事件：一是文革；二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是希特勒试图用暴力铲除共产主义运动的尝试，其中文革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而后两个是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很明显，无需要我赘述，文革作为试错事件，无疑是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希特勒暴力铲除共产主义运动的尝试，价值和水平都高。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中华民族在文革中显示的试错精神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结束语　　

正如我在2006年发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的一开始就论述的，关于文革评判，实际上存在三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文革浩劫论”，这基本上是民主派的观点，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第二种观点是“文革错误论”，这勉强地可以说，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观点，也勉强地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观点；第三种观点是“文革试错论”，这就是本文的观点，即“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观点，也是知识阶级的观点。本文主要论述“文革试错论”，同时也等于系统地批判了“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　　

众所周知，人类评判历史是为了建设自己的现在和谋求自己的未来。所以我愿意在此明确地揭示：上述三种评判文革的观点，实际上对应着着三种政治主张，向往着三种历史的前途，即体现了三个阶级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1】“文革浩劫论”本质上对应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向往着在中国构建类似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依旧、而经济制度已经向福利社会和平演变”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民主派在中国的典型的政治口号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显然，“文革浩劫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　　

【2】“文革错误论” 本质上对应着去掉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核的“无核马克思主义”；向往着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口号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显然，“文革错误论” 体现了正在向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转变的无产阶级的党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可以说，是或多或少地体现无产阶级企图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的政治思想体系。　　

【3】“文革试错论”对应着“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向往着全人类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其政治口号是：只有“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正确权威，才能救中国，简单地说就是：只有“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正确权威才能救中国。显然，“文革试错论”体现了现代知识阶级典型的政治思想体系。　　

于是，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摆在读者面前，这个问题就是上述三种政治思想体系，到底哪一种政治思想体系是正确和有前途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第三种知识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由于其能够真正代表了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其最后必然能够主导中国和未来世界，因为它在理论上，是对于资产阶级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换言之，知识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能够包容和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无法包容和否定知识阶级政治思想体系。　　

至此，或许有的读者会又会问我：你的上述说法很可能是在“黄老婆卖瓜，自卖自夸”，因为无论是现在的中国还是在现在的西方，人民民主都很难支持你讲的知识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对此局面你岂能奈何？我的回答是：真理不是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真理是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对立统一的人民民主发挥到了某种极至的条件下，通过“思想顿悟”的产物；因此真理一旦诞生，无论其前面的道路如何的艰难曲折，最终必然会通过有关的知识精英的权威掌握群众，马克思主义过去在中国是如此，现代科学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在现代科学界是如此，中国古代“三个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因此，我对于“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现的知识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信仰坚定不移，我只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尽自己今世之余力，将自己拥有的弘扬“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因缘的潜力，发挥到极至而已，所以我决定通过清华大学“清华校友网”将本文献给党和人民。　


参考文献　　


【01】《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出版。　　

【02】《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　　

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3】《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驳斥所谓“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罪名）》　　

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4】《破解文革与六四失败的奥秘（中国共产党演变的必然轨迹）作者周泉缨　　

【05】《如何正确评判毛泽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而作）作者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6】《评判＜千秋功罪毛泽东＞——只有正确评判毛泽东才能正确迎接未来》周泉缨/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07】《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8】《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9】《西方民主正在走下神坛——评判“刘晓波事件”的政治实质》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10】《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11】《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周泉缨/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7年出版。　　

【12】《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　　

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3】《民主派鼓吹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大骗局》作者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4】《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作者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