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丹 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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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

姚丹


将“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作为蔡翔新著的唯一主题，难免失之于简单；不过，说“革命中国”的正当性是此书的核心主题，也许并不为过。围绕此一主题展开的论述，是书中最见作者思想力度和激情的地方，也是该书在此时出现的意义所在。晚近三十年，对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历程。于今，与1980年代将前三十年的历史归结为“荒谬”而义无反顾地拥抱（西方）“现代性”不同，人们已经意识到“前三十年”是中国现代经验的有机组成，然而，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重要经验作出总结，并有效地连结着自身记忆去阐释，也就是重构出这一经验的模本，则是困难的。在17年文学研究领域，有些学者的出色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经验重建的领地[1]，而蔡翔的新著，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与更丰富的文学文本中，为“革命中国”这一渐行渐远的“实体”与“想象”招魂，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思想视野、情感世界与学术空间。其意义似乎并不仅在亦步亦趋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努力抵达历史逻辑深处，在那份“乌托邦”中找到现实批判与未来设计的资源。

一、何谓“革命中国”的正当性

“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是蔡翔新著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正是在与“现代中国”的搏斗中，“革命中国”凸显其政治正当性的。1990年代，“再解读”的思路将17年文学从“封建”的释义中解放，并装置入“现代性”的分析框架，而蔡翔的研究，则将17年文学再度从“现代性”的总体视角中解放出来，以“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冲突构成文学史重写的基本模式。“革命中国”既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实体，更是一个想象中的伟大的共同体。
按照蔡翔的定义，“革命中国”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蔡书的叙述重点在“革命之后”即“1949年之后的中国”；而“现代中国”则是“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亦即“资产阶级现代性”（P4）。如果我们借用安德森的话，革命中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2]，至少在空间上“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有重叠之处；而更主要的是，“革命”应该是内在于“现代”的，如蔡翔自己所承认，“中国革命本身就是‘现代之子’”，“革命”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某种公开或隐秘的历史关联”（P4）。然而，在蔡翔这里，这两个概念由于其意义展开的理念前提、历史逻辑及制度运作中的价值取向不同而构成了紧张；蔡翔也在一个简易的意义上把这一冲突概括为17年语境中更为常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与17年时期不同的是，作为研究者的蔡翔清楚地认识到，相较于马克思等人的理论论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的未完成性。因此，蔡著讨论“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不但在“实际怎样”的层面上，而且更多的是在“应该怎样”的层面上。新书题名为“革命/叙述”，而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实乃一种虚构的产物”，“但它却不是假的、非真实的”，都是在“造物”，“其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活动”（P150）。“叙述”是虚构、想象、造物，而不是虚假，原因是，凝集在想象中的情感和价值是真实的。历史学家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曾强调过“想象”的作用，指出“千百年来，少数派团体就是在这些想象中形成他们的经历，注入他们的期待的”，因此他认为想象，“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它表明人们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3]这段话似乎也可移用来理解蔡翔所阐释的17年文学中的“想象”。由此，“乌托邦”重新获得其正面意义：“只有乌托邦的存在，或者因了这一乌托邦的存在而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才构成了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想象动力”（P77）。
“革命中国”（1949年之后）政治正当性的建立，从历史演进的自然逻辑来看，应当是“革命”用以号召民众的政治诉求的“兑现”，这一诉求中，下层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获得“平等”应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而对“劳动”的重新释义，是实现“平等”的起点。我把蔡翔在新著中对“劳动”的重新释义，蔡翔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中国本土化”所做的阐释，当作是蔡翔的一个重要的“发明”。尽管蔡翔坚持认为，马克思是“劳动”这一概念最为深刻的思想者，“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才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P222）。但一般学者都会更关注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或“生产过程”的深刻分析所揭示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因此，蔡翔对“劳动”概念中国本土化的进程的考察是有推进性的。蔡翔注意到，较早的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将“劳动”以体力劳动归结、并且将“劳动”道德化和美学化的倾向；而将体力劳动神圣化最力的自然是毛泽东。同时，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的概念也较为宽泛。
不过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悖论性的理论或者实际问题需要回答，其核心是劳动的道德地位与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后者的理解决定了对前者的定位。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断言，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与此相应的假定是，通过将其劳动注入对象而创造价值的人有权成为其产品的所有者。”但是，这种“自然状态”在一种情况下被中止，“当人们为了生产而利用属于他人的土地和工具的时候”，“那些他人便有权分享产品。”[4]这种古典经济学的论断，在中国底层人民的思想中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而蔡翔发现，如果要正面回应老百姓的这一“理”的要求是困难的，因此一个有效的办法是，从源头上去证明占有土地或生产工具者具有谋夺公产的“原罪”（P232）。这也是蔡翔一再称引的孟悦关于“民间伦理秩序”与革命伦理的相关论述的基本观点，即只有在民间伦理秩序中被否定的对象，才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正是通过对谋夺公产的原罪的审判，劳动者才获得了占有自己所有劳动产品的合法性。也因此，新的“爱劳动”的道德观才能建立起来。劳动使工农获得道德身份，而这种道德身份借助“主人”这一政治身份，共同完成了工农在新中国的主体建构。
蔡翔认为，“劳动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真正颠覆传统的贵贱等级秩序，并进而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观念支持”（P236）。“革命中国”也可称为“劳动乌托邦”，这一乌托邦在文本世界的存在，使广大工农成为政治主体即“国家的主人”，才有一个哪怕是叙述层面上的基点。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劳动的肯定是通过将“弱者的反抗”作为“动员”的主导方向来实现的；而在革命成功后，则要从正面树立劳动者的尊严。蔡翔认为，“劳动”的正当性的确立，首先在文化上，解放了下层社会，使其获得相应的尊严。而尊严又是一种尊严政治，“离开尊严政治的支持，下层社会的主体性无法完全确立”。由此视角考察17年文学，可以发现工业题材作品成功地赋予“工人阶级”以“尊严”，“强调工农是这一国家的主人”，是17年“意识形态乃至文学艺术着重要完成的社会想象”，工业题材小说参与了“揭示并进而生产一种强大的历史的阶级意识”的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主体的叙事问题。而这，直接关涉到中国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也即“革命中国”的正当性。蔡翔更强调，由文学文本生产出的这一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或者意识形态的想象”，工人阶级的尊严政治“在当时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即“无论这一想象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正是在这一想象中，工农获得了一种作为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叙述也参与了历史主体的建构。历史主体不是革命之后就完成的，甚至也不是在叙述之后就完成的，而是在叙述之后的返身传播中进一步完成的。如蔡翔在书中谈到游击队员观看舞台上表演的自己的事迹时精神上所产生的变化，他们是在“观看另一个自我”，“这一镜像里的自我也成为生活中的自我主体性，这就是本质化的叙述效果”（193）。依托文学文本的“乌托邦”叙事，工人阶级的自我的主体性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一理想的自我被叙述成更真实的自我，“这一更真实的自我同时也是更为崇高的自我”。从理论上说，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确立，“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就得以确立。
按照蔡翔的说法，由于“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内蕴着诸多的矛盾、冲突，包括“现代中国”的科层制与“革命中国”的“平等”承诺间的矛盾；革命的动员模式对群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干预，这种干预和侵犯达到一定程度（以文革为最），则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演化为政治冷漠，则使工农的主人的阶级整体意识崩溃。
蔡翔在书中不无感伤地说，“我亲眼目睹这一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浮沉，而阶级意识的最终崩溃则导致了这个阶级的所属个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P321）”。
这是一种有生命热度的研究，令人不由得对蔡翔肃然起敬。

二、“结构性还原”的方法论意义

一种文学写作，比如说17年时期的文学写作，如果写作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写作必须紧密联系于国家、政治、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等“宏大话题”，那么我们恐怕就很难用后起的1980年代的“纯文学”的研究视野，对其展开“文本批评”并指摘其毫无“审美性”。正如唐小兵近些年对自己的再解读思路做出的一种反省，他认为，面对一种要以“号召群众、说明现实”为目的、要“和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发生直接的、介入性关系的文学写作”，研究者对于“作家身份和文学功能”的界定，应当与对待那种“思辨性的、反省性的文学”，有所区别。或者径言之，应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
蔡翔从不讳言对新的研究范式的追求。他主动将这一时段的文学“放在和政治的关系中”，原因是“表述行为本身又是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他甚至更宣称“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而且，“所谓的政治性固然表达殊异，但国家政治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P15-16）。这一“宏大”的政治视角的介入，才能使作家和研究者具有“对话世界的政治能力”，“这类能力也包括相应的叙事能力”（P16）。因此，他的这种研究方式，按蔡翔自己的说法，被称为“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一种互文的关系”，是将文本放在结构性关系中展开研究，即“既分析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也分析行动包罗其中的结构性社会背景。”[5]
他的研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鲜明的，正如他在绪论中即已亮出的立场，“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往往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态度，包括不同的学术思想。”而他所确定的立场或态度是“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正是在这一立场和态度的坚持下，蔡翔展开了他的研究。也可以说，这种重新宣布自己政治取向的立场，为我们关于17年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空间。在今年年初写的一篇关于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研究的文章中，我也曾提到洪先生的研究具有范式的意义，一是人道主义的根基，一是对17年文学的研究是深入对象内部进行瓦解。而蔡翔新著则是进入内部之后的重建。
这种研究工作不仅仅是把17年文学作为材料来使用。相反，蔡翔的研究却有可能深化17年文学的“文学”研究，建立起新的研究框架、研究原则。比如，一般而言，人们都会认为17年文学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他认为公式化或符号化的人物或叙述，“却常常是小说最具想象力和政治张力的地方”（P76），并引《红楼梦》中的僧道二人的设置，来证明符号性人物或叙述的合理性。他也认为，“概念化”是提升小说品格的关键所在。《小二黑结婚》中的区长，蔡翔承认“是政治化或者符号化的人物”，但这个人物的出现，“整个地改写了这一通俗的爱情故事，而将其纳入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谱系当中，使“革命政治成为私人情感的支持者和解放者，而在这一支持和解放的过程中，革命政治也同时在情感上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政治被自然化，革命被转换为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要求”（P149）。政治被自然化的后果，使政治“不再是权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要求，这一要求又被叙述为是一自然个体的内在期待。”“因此，在个人被塑造成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同时亦被叙述为一种情感主体。而在这一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政治故事’同时也被讲述为一个‘爱情故事’，反之亦然”（P150）。
如果我们不仅仅将文学技巧当作文学，而是能将凝结于作品中的情感作为文学性的关键标志，我想，蔡翔上述的论述已经证明了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文学，只是他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大”文学研究。
蔡翔对17年文学文学性的另外的重要发现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他对“生活世界”以及“生活化叙事”的强调；他还认为“革命通俗文学”是“革命中国”的一种主导性的叙事方式，是“国家文学”或“国家主流文学”（P167）。这些观点都为研究者未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好的研究，总是让人想“接着说”。蔡翔提出的“革命通俗文学”，即是一个特别值得展开研究的领域，无论是就其概念的合理性或者就这个概念所涵括的文本与“革命中国”的关系。而一本书的容量总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下面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求全责备，毋宁说，是我愿意接着蔡翔往下说的一些研究的可能性。
蔡翔的书已经十分精彩地论述了“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主体建立的过程，即通过对劳动的重新释义，为以体力、手工劳动为主的工农确立道德身份；通过“主人”身份的确立，为工农确定了政治地位。政治身份与道德身份的确定，为工农在“革命中国”建立主体性，确实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可能是重在关注“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对抗，因此，对制度性的关注超过了对文化的关注，当然，我不是说蔡翔书中没有讨论文化问题。相反，他的确注意到了“知识”的工具化与政治化，也注意到了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确立与“识字”等文化智力因素的关系。我想说的是，除了道德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确立以外，文化身份的确立，对工农在新社会确立其主体性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蔡翔注意到了，但似乎未及深谈。
蔡翔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地，成了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致服务对象（P169）”。这表明农民与新文艺之间的互动开始增强，书中的一份小材料恰好也能印证这一事实。蔡翔援引陈登科的回忆，1943年4月创刊的“走工农兵路线，面向工农兵”的一份地区性小报《盐阜大众报》，“报纸发行到五千余份”，“在广大农村里，七八岁的小孩都知道‘盐阜大众’”，“每个村上都写满了报上发表的墙头诗”。这的确说明农民是这份报纸的表现、接受与服务对象。而这份材料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引人注意，这份报纸“每月收到来稿一千七八百篇”，“经常给它写稿的工农兵通讯员有几百个（P119）”。这里出现了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中很少出现的“工农兵通讯员”。而我以为，“工农兵通讯员”是“革命中国”文化构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革命中国”区别于“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关于“无产阶级”是否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来，是有着不同的理论论争的。托洛茨基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论者，原因是，他认为文化是积累的产物，而且是要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来创造的，“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通过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一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6]但无产阶级在政权初创期，连识字都成问题，而无产阶级专政又被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期，无产阶级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文化积累，也无法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产生。而中国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以及毛泽东则相信无产阶级可能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自己的文化。左翼文学从1920年代后期提倡“革命文学”开始就在培养自己的“工农兵通讯员”，而毛泽东则如蔡翔所引述的，认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可以“造成的”，只是这“造成”“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P117)”。在旧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文化是可以造成的，而这造成，对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确立，意义重大。这也可以从蔡翔所引的《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人物林忠的呼喊“我今天才感到，我是个人，真正的人，感到作人的光荣”中得到体现，林忠正是在给部队战士作报告之后发出这“成人”的感慨的。对于工农兵来说，能够说出、写出自己的故事，无疑具有重要的自我确立的意义。也因此我感到，蔡翔新著对工农兵作者的注意可能不够，在论述工业题材作品时，使用的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如艾芜、草明等人的作品，而陈登科等工人作者讨论得可能较少。而大部分军人出身的作者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多少会影响“无产阶级”主体性建构的整体描绘。
蔡翔指认军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载体（P18），这个在绪论中出现的判断是很值得重视的。可惜在后来的具体论述中蔡翔没有进一步展开。史华慈指出毛泽东有“军队是无产阶级美德之承担者的信念”，而且这信念“肯定先于文化革命”。只是到60年代登峰造极，毛泽东“可能无保留地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比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无产阶级美德”。[7]当然，这里牵扯的问题相当复杂，与整个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紧密相关，如何将“军队”放置在“文学史”、“思想史”中来处理，实则也关系着我们对于“革命中国”的一个完整的认识。


[1] 比如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41页，译林出版社，2001。
[4] 【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813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
[5]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銛等译，136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
[6] 【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179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
[7] 【美】史华慈：《德性的统治》，萧延中译，收许纪霖等编《史华慈论中国》，14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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