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的政治寓意

tuffy05 · 发表于 2011-1-24 10:29:02

转自乌有之乡

郭松民：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的政治寓意

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甚至从公元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时候就开始了。近代以来，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四五运动等等，近、现、当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说广场上的每一块地砖都浸透着政治，是毫不过分的。

就广场上的设施而言，无论是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巨幅画像、五星红旗、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还是东西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原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每逢重大节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还会树立起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至于广场上的标语，则无论是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还是中南海大门两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无不直抒胸臆，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

正因为如此，天安门广场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的变化，都会被外界视为政治变化的风向标。改革开放以来，从人民大会堂正门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被拆除，到重大节日不再摆放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画像，从意大利女记者当面追问邓小平是不是要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也取下来，到一些自由派/新右派人士鼓噪拆毁毛主席纪念堂，迁葬毛主席遗体等，无不反映了广场设施的这种特殊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高达9.5米（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高度仅6米），寓意“九五至尊”的孔子青铜像的时候，其含义就绝不可能仅仅是文化上的，而必然是政治上的。天安门广场没有马克思的铜像，却立起了孔子的铜像，这一差别是意味深长的。

那么，天安门广场孔子铜像的政治寓意究竟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就是换祖宗——执政党把祖宗从马克思换成孔子。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祖宗，主要指的是政治祖宗。

为什么要换祖宗？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到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泱泱大国的首都每隔四十年左右就沦陷一次，亡国灭种的阴云始终挥之不去，孔子那一套“君君臣臣”、“仁义道德”的东西，面对奉行弱肉强食原则的殖民强盗的根本就不管用。洋务派搞中体西用，不行；康有为的改良派君主立宪、孙中山的革命派搞宪政民主，同样不行。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才开始一浪高过一浪，国运也开始从谷地回升。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在其后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重建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而且六次对外战争获得全胜，并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几十年浴血奋战，在客观上实现了许多民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建设一个强大的、团结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马克思主义似乎人老珠黄，不怎么灵验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有些位高权重者也说“说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论述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民族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同时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80年代初，中国女排战胜日本“东洋魔女”，北大学生连夜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官方迅速接过这个口号并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直到今天。并且愈演愈烈，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社会主义成了装饰，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民族复兴。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孔子代替马克思来充当执政党的“政治祖宗”，也就顺理成章了。

国民党曾经是更加“正宗”的民族主义政党

按照王瑞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梳理，似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自觉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是事实——历史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从来没有提过“民族复兴”的口号，那时的口号是“民族解放”、“民族革命”，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绝口不提“民族复兴”，反而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与毛泽东相反，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则大谈特谈“民族复兴”，“复兴”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旋律，一本不过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民族复兴”的字样前后出现十二次之多。实际上，令人感到多少有点匪夷所思的是，“中华民族复兴”，正是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所举过的旗帜，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唯一缺少的是“伟大”这一无关紧要的副词，而国民党当时提出“民族复兴”，也正是为了和当时的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那时起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国民党的宣言和其他文告中，只见“民族解放”，并没有“民族复兴”的字样。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活动逐渐活跃，而他们的理论基础，则是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的戴季陶所撰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两本小册子。戴季陶在这两本小册子中，把三民主义归结为“孔孙道统”，宣称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彻底否定了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的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

1930年代初，为配合军事剿共，蒋介石和国民党正式亮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以此来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非民族”的破坏力量。蒋介石俨然以“民族复兴”的唯一领袖自居，1934年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同时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胡汉民和阎锡山则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蒋介石还指定黄郛创办了《复兴月刊》，组织了一大批鼓吹“民族复兴”的文章陆续发表。

必须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复兴运动”带有很强的法西斯色彩。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就派戴季陶率代表团去德国考察，戴回国后力劝蒋介石学习德国纳粹，实行法西斯主义，试图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半法西斯化半儒教化的社会。《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战后德国如何复兴的长文。蒋的一个黄埔学生杨周熙，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送给蒋介石审阅。蒋大加赞赏，仅把书名改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内容一字未易即正式出版，并被列为军官学校的“精神训练”教材，可见在蒋介石那里，“复兴运动”和“法西斯化”是同义语。

最能说明“复兴运动”的法西斯性质的，莫过于蒋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黑衫党”而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复兴社”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黄埔军人为骨干组成，属于军事系统的具有情报和特务性质的秘密组织。“复兴社”一成立，就打起“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全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政策。在“复兴社”成立大会上，蒋介石强调：要复兴中华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做好一切工作，就必须知己知彼，所以情报工作是复兴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根据蒋的这一讲话，复兴社设立了“特务处”，戴笠为处长，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之一的“军统”即由此发展而来。戴笠强调“中国特种工作人员，要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复兴中华民族……为职志”。特务处在全国遍设特务网，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异己力量进行盯梢、监视、绑架、逮捕、暗杀，无所不为。那一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社”究竟杀害了多少真正的中华民族精英，恐怕是一个永远难以搞清数字了。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从20世纪到21世纪，其间几经沧海桑田，“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顽强浮出水面，让人不胜唏嘘，并产生某种时空错乱的荒诞感。

今天仍然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虽然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外围地带，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进步的，它具有反对民族压迫，追求民族平等的积极意义。但是，既然国民党是一个比共产党更加“正宗”的民族主义政党，为什么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而要靠共产党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蒋介石既然以唯一的“民族领袖”自居，为什么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前，又和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全面出卖中国领土、领水、领空于后？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虽然非常强调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虽然非常强调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但对如何实现民族的目标，却没有更多建设性的论述。民族主义的这一缺陷，使得一些独夫民贼、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可以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反对民族利益。

比如在蒋介石那里，九一八事变后的“逆来顺受”、“绝对不抵抗”是为了“民族复兴”，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吃摩擦饭，发国难财，是为了“民族复兴”，抗战胜利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主权，也是为了“民族复兴”……

不能说蒋介石在主观上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代表了买办集团的利益，他推动“民族复兴”是以不损害乃至要增进买办集团的利益为前提的，这就使他不能不反对买办之外的中国几乎所有其他阶层的利益，他的这一立场，使他根本无法团结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来驱逐帝国主义，实现“民族复兴”。在蒋介石那里，“民族复兴”的口号，对内成了纯粹的欺骗，对外则成了“卖国”的代名词了。

凡是不能实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的政策，而又空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人，其口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一定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的代名词！

相反，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她始终强调把经济平等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策诉求，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抗战时期的“二五减租”；又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仅领导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还领导中华民族用“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概而言之：就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境遇来说，民族主义的理想、诉求，只有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是刚健有力的，强大的、成功的民族主义。离开社会主义空谈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言简意赅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华民族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必将重归一盘散沙！

“换祖宗”意味着什么？

“换祖宗”意味着承认自己投错了胎。如果这意味着放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意味着回归“中国的正统思想”，“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那即便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后果也是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一次了，殷鉴不远，当国者应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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