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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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始末

王永华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共沿袭革命战争年代重视思想政治的传统，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参加者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而60年代前期结合“四清”所开展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节。这也可谓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
　　
　　林彪：学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60年代前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渐占据党内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是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温过程中，是在全国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推动下完成的。
　　60年代初期，中国日趋严峻的周边局势及中共高层关于国内形势、包产到户、干部甄别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论，导致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否则的话，“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最后，毛泽东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怎样才能使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没有强调矛盾。他还认为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人教育好。于是他产生了强烈的要讲阶级斗争的思想，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想法，最要紧的是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人民。
　　建国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当时推动群众学习毛著的主要动力来自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感情，学习毛著实际上变成了向毛泽东表决心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运动中突出政治，强调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容易助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而这种个人崇拜之风的加剧，反过来，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习毛著运动，从而在文革期间出现了亿万群众一哄而起学习毛著的场面。
　　学毛著运动是在军队高层的推动下迅速铺向全国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罢免国防部部长职务，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同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议，林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2月，林彪进一步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毛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学毛著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实用主义的学毛著的方法。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林彪关于学毛著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在全军乃至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各部门先后作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规定，要求各级干部有系统地学习中央文件和马恩列斯毛著作。1961年、1963年毛泽东两次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各地结合学习雷锋、王杰、廖初江等解放军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力地推动了群众学毛著活动。还应提到，1951年、1952年、1953年、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陆续出版。1964年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毛主席语录》的第一个供内部学习用的版本。这个语录本随后几经增删，到1965年8月出版再版本。据估算，至文革中，“语录”本除在国内流通外，还以50余种文字印出了多种外文版本，发行总数达到了50余亿册。当时世界人口还不到40亿，平均全球每人都可拥有一册以上，成为20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毛选、语录本的大量出版发行，为全军全国人民提供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便利条件。
　　1964年，叶剑英、罗瑞卿在南京组织军事训练现场会，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继而在全军掀起大练兵高潮，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但不久于11月召开的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林彪以大比武冲击政治为由，否定全军群众性练兵的成绩，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和单纯生产观点。12月，林彪在接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时指出，1964年在军事训练上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要加以纠正。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首要的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阅了林彪的指示后，作出批示：“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1965年10月，毛泽东又在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上批示：“此件已阅，很好。”这样一来，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著作，便成为正在开展的城乡“四清”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
　　例如，广东省委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我省第一批四清运动，有一个新的重大特点，就是强调了突出政治，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十四万工作队带着毛主席著作下乡，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宣传队。”该报告获得了中央的肯定，被转发到全国各地。河北省委“四清”办公室在《关于加强工作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必须加强对各地工作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掀起大学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以保证“四清”的彻底胜利。中南局1966年1月作出开展群众性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决定，并指出：学毛著是社教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和“四清”工作队构成了运动的中坚力量。1965年12月西南局在一份批示中特别强调：必须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运动，突出政治。1965年10月，河南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学毛著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将学毛著运动“更普遍、更经常、更扎实、更有成效地进一步开展起来”。
　　“四清”运动，指的是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发动的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大批领导干部下工厂、农村蹲点指导“四清”，军队领导干部也不例外。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说：“军委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抓领导干部蹲点，要求师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分期分批下基层蹲点，每人每年一至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毛泽东批示将它作为大事来抓。据总政治部《关于军队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的统计，到1964年12月，全军已抽调干部30，747人，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其中将军67人。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都带头下去蹲点。在蹲点过程中，许多军队领导干部把林彪关于活学活用毛著的一系列指示，把解放军的传统政治工作经验，和地方的“四清”运动实践相结合，培养了一些学毛著的典型，助推了“活学活用毛著”运动。

　　“方巷经验”：全国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向”
　　
　　在各地运用毛泽东著作开展“四清”运动过程中，江苏省的“方巷经验”堪称全国典型。“方巷经验”是扬州地区邗江县方巷公社方巷大队在社教中总结出来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在军队帮助下搞起来的。
　　关于结合国内外形势学毛泽东著作问题，在扬州邗江县蹲点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了几十次报告。如1965年10月23日，在邗江县社教工作团团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了《社教运动中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告；11月24日在江苏省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讲话；12月4日在方巷大队社教工作队会议上作《把农民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引向“精耕细作”、“持之以恒”》的发言。张爱萍在这些报告、讲话中，总结了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做法，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方巷经验”。同年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听取张爱萍关于方巷大队社教运动的汇报。当汇报到江苏省委、扬州地委都在推广方巷的做法时，林彪指示：“应该推广。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是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思想好、认识好，各种业务、各项工作都会好的。”之后这个汇报的《纪要》以解放军总部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方巷经验”得以在全军推广。
　　新闻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纷纷作出连续报道。《解放军报》的社论是《根本之中的根本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引导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全国每个县、每个公社以及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认真一读”。与此同时，邗江县委、扬州地委、江苏省委开始大力推广“方巷经验”。
　　上述这一系列的报告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视，先后有26个省、市16万名参观者来方巷学习取经，使方巷一度成为全国农民学习毛著的“方向”，并形成“方巷经验”：
　　一是工作队学在先，带头用。他们强调自己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事事、时时、处处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和作风。他们有两条雷打不动的制度：一是无论向下交代什么工作，都首先交代运用毛主席的哪些观点去解决问题，然后再交代执行的方法；二是无论开会、工作、办一切事情，都要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或一篇、或几段、或几句语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解决问题。
　　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贯彻在社教运动的始终，转换一个重点，就掀起一次学习热潮。比如，对于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就大讲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大讲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等等。对于不同对象的群众，有不同的重点：对贫下中农，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组织起来》、《革命先锋》等章节；对民兵，讲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全民皆兵的思想；对妇女，讲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论述；对于青少年，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毛主席对青年的希望；对地富子女，讲“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等。
　　三是形成领导核心，建立活动阵地。他们的做法是，开始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学习，随着学习高潮的兴起，大批学得深、用得好的学习先进分子就涌现出来，经过选择和重点培养，逐步形成学习的骨干，其中有贫下中农、民兵、青年、妇女等，以贫协为领导核心成立中心小组，先学一步，学深一些，去领导群众学习；活动阵地主要是在田间、在场头、在家庭和各生产队办的俱乐部。处处是阵地，处处都开展学习活动，普遍做到毛主席著作随身带，有空儿学起来。群众的学习组织也不求统一，有的按青年、民兵、妇女、老年编组，有的是混合编组，有的按作业组编组，识字不识字的也有分有合。
　　四是活学活用，落脚在用。“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反复学、反复用。”反对搞形式不讲实效。他们总结出“读、讲、听、议、比、记、用”七字学习方法和“三自一包”（自愿、自觉、自学、包学到手）、“四靠”方法（一靠耳朵听、二靠脑子记、三靠心里想、四靠实际用）。为了更好地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方巷大队党支部很重视抓典型，树立样子。比如先后用雷锋、黄顺玉的学习事迹教育群众，又请刁三九来报告她的学习心得，给群众树立一个活的学习样板，使群众知道如何去活学活用。
　　五是“广种薄收”，“百花齐放”。开始学习时要求不要太高，注意广泛性、群众性，全民都学。内容要少而精。各法皆用，先学起来，之后再加深提高。
　　六是朝“精耕细作”、“持之以恒”方向发展。这就是逐渐形成和建立健全领导核心，培养和提高骨干分子，形成比较系统的经验，统一主要学习方法，引导学习运动朝着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为使学习长期坚持下去，为农村建立政治工作逐步打下基础。
　　七是经常抓“六篇”必修课的学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的《反对个人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工作队除了上述内容，还经常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及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民主作风的论述。对这些必修课做到经常学，反复学，天天用，经常用。
　　
　　一场影响深远、瑕瑜互见的运动
　　
　　在强有力的动员和号召之下，全国学毛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热情开展起来。以山东省惠民县为例，全县859个农村党支部中，有802个建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制度，成立了2692个学习小组，有6663名农村党员、1200余名团员、38300多名群众参加了学毛著活动。再如江苏省句容县，1965年7月前，该县社教工作团已经建立2800多个学习小组；全县干部群众中成立了2500多个学习小组，3万多人参加了学习。不但部队官兵、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积极学毛著，而且一些家庭妇女、几岁的儿童、文盲也都背毛泽东语录，甚至连聋子、哑巴、瞎子、精神病患者也在学。全国出现了几乎人人学毛著、个个背语录的“热烈场面”，许多单位家家挂毛主席像、户户有语录牌，全国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到处都是诵读毛主席著作的响亮声音。
　　当时涌现了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顾阿桃等一批全国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学毛著的模范红九连”等活学活用单位。有“全国学毛著第一人”之称的廖初江，摸索出了“早起点，晚睡点，多看点，少玩点，多写点，勤想点，遇见师傅就问点，总结收获及时点，加紧工作挤出时间多学点，夜战星期六，不放星期天”的一套“忙里读书法”。
　　江苏省的顾阿桃算得上是位家喻户晓的活学活用毛著的人物。1965年林彪夫人叶群到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参加“四清”蹲点，发现顾阿桃语言俚俗、生动、合韵，诸如“旧社会把我们当棵草，新社会把我们当成宝”，“现在我们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是药材店的揩台布，甜酸苦辣都尝过”；加上她记忆力强，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能即兴发挥，天然妙得，颇具鼓动性和说服力，于是树立其为学毛著积极分子。顾阿桃是一位文盲，在作学毛选报告前，工作人员为她画了一本图册作为提示。如讲到干部要作表率，就画一个火车头，提示她讲“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次，一个演讲内容上要讲到“西班牙”，画册上就画了一个大牙齿。因江南人讲盘牙为“板牙”，她便说：“我嘴巴里西边有一颗板牙，这就是西板（班）牙呀!”人们听后都忍俊不禁。画者画得出，讲者想得出，真可谓费了一番心思。每次运动都有记者采访她，报上都有她配合政治时事、紧跟中央的表态性发言，作为社会动员的符号、典型样板。她的例子，当时被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国七亿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培育着革命化的新人”。

　　实事求是地看，学毛著运动在激发群众革命斗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广东省的贫下中农听到“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句话后，热泪盈眶地说：“毛主席撑我们的腰，还怕什么!”贫下中农在批判干部错误时说：“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是什么主义？”“毛主席叫你们为人民服务，你却做官当老爷，为地富服务，这是什么立场？”三言两语，就把一些干部所犯的错误提到世界观高度上来，击中要害。西南局在《西南三省工交企业“四清”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到：“凡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地方，四清斗争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就比较快，运动的收获就比较大……这是搞好四清的一条根本经验。”
　　许多干部痛切地而非表态性地感到，毛泽东的著作，是“灵芝草”，是“防腐剂”，是“照妖镜”。他们庆幸“进了政治医院”，“感谢白求恩大夫割掉了自己身上的毒瘤”，认为自己过去的“自留地主义”、“家庭主义”、“小队主义”，都是不对的，自觉地批判自己“身在大队、生产队，胸怀家庭，心里只有一个钱字的错误思想，决心要学白求恩，要学张思德，立志身在大队、生产队，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各地把民校、俱乐部等文化阵地利用起来，一边教读毛泽东的文章或语录，一边教识字；有的是先背熟“警句”，然后再识字。学毛著与学文化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农村的文盲、半文盲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坚持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是有必要的。但是，作为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全国城乡的一次实践，结合“四清”所开展的学毛著运动的负面作用是很大的，其积极方面在实际运行中也难以获得良好效果。
　　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甚至干部队伍中的文盲人数所占比例也很大，可是上级的要求却非常高，要求“大学大背语录，成年人一般要求努力达到会背、会讲、会用”。学毛著被赋予复杂的政治含义，学毛著成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政治标准，人们更加重视学习的形式与对学习的宣传。这一时期出现的“讲用会”、学毛著积极分子会、“毛著天天读”、随身带毛主席语录等都是典型表现。何谓讲用呢？就是讲用者（即演讲者，一般由学毛著积极分子充任）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上，讲他是如何学习运用毛著来解决实践中问题的。实际上，就是说他所有成绩都是通过学习运用毛著里的相关教导才获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有的大队采取工作队、积极分子包干发动的办法，有的大队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包教包学活动，就是“支部委员包小队，小队干部及辅导员包学习组，积极分子包后进人，少年儿童包老人。”表面上看起来很红火，然而实际上这样的群众性学习方式难免流于形式。
　　与此同时，学毛著运动出现了庸俗化与实用主义倾向。毛著被称为“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学毛著不但被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夸大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被赋予无所不能的力量。一些报告中，农民学毛著战胜了自然灾害取得丰收，工人学毛著攻克了技术难关，医务人员学毛著治愈了各种顽症等。运动中极力宣扬毛著容易学，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学了马上可以用，学一点，用一点，是一本万利的事；还提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对此，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有着不同的看法：“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又说，“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这种在学毛著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到文革时竟演变为按“语录对号”，并被不顾时间、地点、场合随意引用，其负面影响至今都难以完全消除。


文史精华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