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在“八、三一”造反司令部（沈阳）

dapeng

守卫在“八、三一”造反司令部


　　六七年的夏天无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顶峰的时期，当举国上下全都相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在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主题下，竟有完全不同政治观点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存在。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恨不得找到十足的证据，把对方证明成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市内的大街小巷天天有人发放传单，说明某某派别做出了反革命行为，需要全党共铢之。还有那些重要据点上的的广播喇叭方阵，以超强的发射功率向周围的革命群众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不仅竭尽全力要把对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让毛主席、让中央文革、让全国的老百姓相信，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革命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名的，这个时期有一个影响很大，由“辽联”发行的印刷品叫做 “信不信由你”，它以连篇累牍的文章及详尽的最新消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些革命大批判、大辩论进行到极限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就是图穷匕首现，武力解决问题。而且还要发动武装斗争把他们的肉体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本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文良恭俭让，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的暴力行动！
　　五月十八日沈阳黎明机械厂（410厂）两派群众组织在黎明文化宫发生武斗，打伤六十多人，并造成大批工人离开军工生产岗位。
　　六月一日“辽革站”冲击“辽联”总部东北工学院，与“辽联”战士发生大型武斗，即“六一事件”。
　　六月十八日沈阳医学院内的“辽联”和“八三一”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正式动用了步枪、手榴弹一类的军用武器。
　　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的旗手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的谈话中，正式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从此，沈阳市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升级，市内部分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粮店闭店，人民的生活受到威胁，部分地区的居民开始组织街道联防。
　　八月六日“八三一”和“辽革站”两派群众组织在铁西区兴华电器厂发生武斗。
　　八月十日沈阳黎明机械厂两派群众组织在黎明文化宫再次发生大型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火炮等武器，死伤一百多人。
　　八月十七日沈阳纺织厂内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型武斗，烧毁原棉一点七万多担。
　　八月十九日到九月三日沈阳市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开始武装抢占市内高层建筑，尤其是控制商业区内的制高点，并且封锁部分交通要道。
　　严重的是，九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央调查组安排，赴京商谈解决辽宁问题的造反派代表，在东塔飞机场遭到“辽革站”派的武装伏击，在运送谈判代表的飞机无法起飞的情况下，被迫改道鞍山乘机赴京。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沈阳市内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始由分散向高度集中发展，并分别形成几个大的据点或者说是大本营。比如“辽联”派以东北工学院为大本营，“辽革站”派 以黎明机械厂为大本营。而辽宁大学则是我们“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本营。
　　辽宁大学位于沈阳市的北面，是解放以后建立起来的第一批省级文科大学。走进辽宁大学的正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的“辽宁大学”几个钢劲、秀丽的大字。本来肃穆、文静、优雅的校园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校园里主要楼房的顶上架着轻重机枪，林间小路上跑着的汽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工人与学生。学生宿舍里住的是来自省内各地的“八、三一”革命战士。如果你赶上每天的操练或者革命行动，完全相信这里就是一座军营。
　　辽宁大学的主楼上“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旗迎风飘舞。校内楼房的墙壁上写着大块标语“打到宋、马、顾、喻、徐！”（即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喻平、徐少普），“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即指沈阳军区司令员李伯秋），“毛主席啊，毛主席，八、三一战士日夜想念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学校的广播喇叭方阵不时地响起革命歌曲声，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住在辽大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游行、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平时，我们手里没有枪支弹药，轮到站岗时现去领枪。保卫部的人不愿意把新枪发给我们，每次发给我们的枪都是老掉牙的八路用的三八大盖枪。领枪的时候，一支枪配给10发子弹，也没有说什么情况下让放枪。有天轮到我们夜间去站岗，大家躺在沙袋堆成的掩体上一算正好是九、一八。想到1931年的今天，小日本几千人的部队在这里轻易地打进北大营，把王以哲旅长和他的军队赶的到处跑，真叫人不可理解。以前，我们虽然参加过军训，但是没有尝过打枪的滋味。所以我们谈着东北军，也举起了手中枪，趁着夜深人静冲天就是“咔咔咔”几枪，一来表示我们对小日本的愤怒，二来表示对张学良的不满，他咋这么没有骨气啊。没想到那三八大盖枪的后座力非常大，差一点把我座个跟头，也把我们吓了一跳。校园里的“八、三一”战士听见枪响，立即拉响了紧急警报。随后，不少拿枪的学生与工人跑过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保卫部的人也以为是有对立的造反派来进攻我们，后来看到我们是放枪玩，骂了我们一通回去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参加司令部搞的一些革命行动。有一回，说是“思想兵”派了几个“特务”到辽大院内来进行侦察。保卫部命令我们跟着那些“八、三一”的大学生在辽大的院里抓特务。我们不知道谁是特务，特务的脸上也没有写着是特务，所以他们说谁是就抓谁。大家在校园里找了好几个小时，根据有人指正总算抓到一个“特务”，并把他押送到“八、三一”司令部的保卫部。在保卫部的一个小屋子里，他们把那个“特务”绑在一根柱子上审问他，不说就用铁链子、钢丝绳打他，后来又拿匕首照他的屁股上扎了几刀。鲜血、屎、尿弄得那人满裤子都是。当时有点不敢看下去，再说也没有我们什么事情了，大家借故全跑回宿舍去了。后来听说那个“特务”（也是个学生）至死不招被打死了。
　　学校的学生食堂全天为“八、三一”战士开放，每个人都可以随到随吃。食堂的肉、蛋、菜、粮全面开放。主食为大米饭、馒头、包子、饺子为主。副食主要是肉的大炖菜，比如肉炖茄子、肉炖大头才。在沈阳“三两油、半斤肉”的艰苦“陈三两”时代，能吃到这些东西简直是偏得，甚至是幸运。我们因为经常去食堂吃饭，有的时候还帮食堂洗菜做饭，所以与食堂的炊事员相处的挺好，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食堂的赵阿姨把她的孩子带到食堂里来，那个孩子对我们背在身上的加拿大卡宾枪特别感兴趣，偷偷地摆弄枪拴。当时我们正在面对面地闲聊，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在干什么。突然间，身边几声枪响，赵阿姨的孩子立即躺在血泊之中。原来是孩子自己摆弄卡宾枪走了火。大家哭的象泪人一样全都去劝赵阿姨，然而坚强的赵阿姨却说，大家别难过，孩子是为“八、三一”死的，就算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年过后，同学们每次想起赵阿姨都有一种歉疚，都有一种永远解脱不了的负债感。
　　六七年的国庆节刚过，“八、三一”总司令部决定打一场“辽沈战役”，其目的在于扩大我们“八、三一”造反派的影响，并支持锦州的马占一那些革命战友。为此，司令部派出大批“八、三一”战士前往锦州、锦西、义县一带，抢占那里的地势与建筑物。当时我和实验中学的一个女生石华也被司令部派到锦州去视察情况，并叫我们转道义县指导那里的工作。离开辽大的时候，我们开了一封司令部的介绍信，还要像当年的地下党一样，把介绍信小心翼翼地藏好，然后在保卫部的护送下秘密地前往锦州。在开往锦州的火车上，“辽革站”的战士不断地上车搜捕“八、三一”，我们也几次受到了盘查就像遇到了国民党，好在我们准备的仔细没有露出马脚，很顺利地到达了设立在锦州师范学院的“八、三一”指挥部。然而，此时的“辽沈战役”以近尾声，锦州的指挥部是人走镂空，想找人了解情况都办不到。当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火车到达义县的时候，义县“八、三一”战友所占领的义县工人俱乐部，已经被对立的造反派占领了。有一天，“八、三一”的大部队在锦县与解放军的一个运输队相遇。“八、三一”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把解放军的汽车全部抢下来。在抢汽车的过程中解放军与学生双方受伤的都很多，尤其是辽大附中的学生几乎有一半人受伤，这些同学相当激动，手里拿着的各种枪械马上就要响起来。然而在解放军的面前，谁先动手都要想一想后果。最后双方后退避免了一场灾难。
　　守卫司令部的日子里，最常见的活动就是游行。但是我们怕参加“八、三一”造反派的游行，因为我们组织（新一中公社）没有武器，也没有弹药，甚至连台破汽车也没有，每次游行，都要借别人的光，坐别人的车，扛别人的枪，大家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虽然，作为革命的战友，他们没有嘲笑我们。但是，可以没有武器不能没有汽车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不久，我们的想法被大东房产局的老师傅们知道后，他们说那还不容易，你们不就是想要几台汽车吗，是啊，我们就是想要汽车。他们问，你们想要几辆？我们说有一辆就可以了，如果有两辆那就更好了。他们说给你们搞四辆吧，看他们轻松的许诺，我们想是不是吹牛啊。
　　一个下大雨的晚上，房产局的老师傅们告诉我们马上就要行动了。他们来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全会开汽车。我们来了十多个同学，出发的时候，大家每个人手里拿一根木头棍子，兜里还揣着一包石灰粉，我问他们这东西有什么用啊，他们说用途大去了，打不过的时候把石灰粉一扬就可以逃跑了。原来，那是烟幕弹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准备，一切工作就绪后，十几个人同学坐着他们开来的一台嘎斯汽车，到了万泉公园正门西边的一个工厂。大家在这个工厂旁边的小胡同里下了车。原来想工厂肯定不能叫我们顺利抢走汽车，所以拉开架势准备同守卫工厂的工人进行一场战斗。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大的工厂里除了一个打更的人以外，什么人都没有。那个打更的人看这么多的人进来，没有任何抵抗，乖乖的交出了汽车库的钥匙。本来，房产局的战友们想把五辆汽车全开走，可是鼓捣了半天才发现只有四辆是能用的，大家说四辆就四辆吧！随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把这四辆汽车开回辽大的校园里，摸着自己抢来的车，心里面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自己终于有汽车了。回到辽大的第二天，总司令部的人听说了这件事情，派人来向我们要汽车，说他们的汽车不够用，不容分说就给开走了两辆。因为这次革命行动是房产局的工人师傅们帮的忙，我们又“送”给了他们一辆。所以，尽管抢了四辆汽车，实际上到我们的手里，仅仅剩下了最后一辆。
　　当中国革命到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机时刻，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离开了学堂放下了书本，手握钢枪、头戴钢盔守卫在“八、三一”的司令部里。由此，想起我的表姐为什么能够放弃在北京的学习，投奔延安革命圣地。原来，革命是有如此的号召力，它可以叫好男儿志在四方，也可以叫革命青年热血沸腾。几个月来，我们象在重复革命前辈的英雄历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象在演习跟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海枯石烂不变心。或许这只是一场平常的练兵，也许这是一场更伟大的事业，我们只有悄悄地等待！



转载自 http://www.boxun.com/hero/wenge/11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