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年华 文革纪事：运动后期的群众美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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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乌有之乡  作者 金色年华

文革纪事：运动后期的群众美术活动

自1973年的春天起，我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它首先来自社会上美术活动的恢复和开展。随着社会形势的缓和，工人文化宫又逐步地开始恢复职工美术活动。当然，这还都夹带着许多政治名目，比如开办“批林批孔版画创作班”，“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美术短训班”等等，在“政治第一”的年代，这样做就“师出有名”了，而借此文化宫还真的又培养起一些新的骨干。我作为文化宫的老骨干，尽管有了文革的特殊经历，也还是把自己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寄托在参加文化宫的活动上。
详细了解这段活动的特点，还应从工人文化宫文革前的职工美术活动开始介绍。因为无论从人员组成，还是从学习方式上，前后的活动都有密不可分地联系。

一

天津工人文化宫是天津市总工会下属的事业单位，除去宣传演出活动，培养各类职工文艺人才是它的主要职能。许多来自基层的各类人才就是从这里走向了专业的文艺队伍，说它是职工文艺爱好者的摇篮和学校也并不过分。在文革前，由于又成立了新的文化宫，原来的就称为一宫，后建的则称为二宫。我提到的职工美术活动，大部分指在一宫的活动，后来一直到文革，到二宫的活动就增多了。
我比较了解的主要是我参加的天津市职工美术创作班，应当说它比起歌舞、曲艺甚至文学创作还是不很显眼的门类，但是多年来也在扎实、默默地培养了许多人才，除去企业的美术骨干，还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专门人才。现在画坛里依然凤头不减的作者，不少人还会回忆起一宫的灯光。我在短文《难忘的精神大餐》里曾简述过当时的情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是一个刚刚学徒的汽车修理工，而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则是每周六晚上工人文化宫美术创作班学习。辅导教师都是美术学院的教授讲师，学员也都是天津职工美术创作队伍中的佼佼者。大家的心气很高，除去时间显得紧张外，都觉得这里的学习环境不比美院差。”这里的情况其实还可以说得更充分些。
美术创作班起码分成绘画、版画、彩塑、漫画、剪纸几个班。都是由极　富盛名的　老师来辅导。比如著名的泥人张第四代、天津泥人张工作室主任张铭辅导彩塑班，（后来由他培养的弟子张乃膺、胡月景继续辅导）；漫画班由漫画家、编辑赵克辅导，学员中的左川、于世铎都成了蜚声津门的漫画家；版画班有版画家、美协专职干部杨元辅导，也培养了张煜等著名版画家；剪纸由仉　凤皋　老师负责，也带起了一支风格独特的剪纸队伍。在这几个班里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就属绘画班了。我是在一宫绘画学习班学习了一个学期之后，被提升到绘画创作班，那年我十七岁。
绘画班的主要师资是天津美院的著名教授李锟祥、傅乃琳，他们主要辅导绘画创作这难度最大的课程。而一批实力雄厚的中年教师（当时也就三十多岁）张蒲生、张翔、郑录高、贺建国以及工艺美院的余益友等都是教学骨干。他们到此都是很认真的，在教学上也都属于美院执行的俄国的契斯卡阔夫教学体系，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些业余作者接收地还是正规地业务训练。记得　李锟祥　老师拿来他弟弟、中央美院留　苏　教授李天祥带来的画册给我们看，一次提到早夭的青年风景画家瓦西里耶夫去世后，他的老师、风景大师希什金哭了三天的轶事，使大家都很感动。那时我们　和　老师的关系很单纯，老师也像对待学校里的学生一样地教育帮助我们，课后我们也常去美院找老师，看了他们的许多作品，占据了他们的大量时间，可是从没有给他们买过一件礼物或是请他们吃过一顿饭——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张蒲生　老师风格豪放的水彩风景和　余益友　老师细腻真切的水粉静物都使我受益极深，　张翔　老师也不厌其详地给我们介绍自己早期学画的体会。（我们后来在业大的老师王双城、张坚如、田昆也都是耐心细致地教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些人后来还有些作为的话，首先就是老师们心血的无私付出。
我们的同学也很值得一说，由于是汇聚了天津市各区局的业余作者，大多是很优秀的。如今依然活跃在天津画坛的邓开圯、李德珍就是当时的突出者。不过可惜地是有些很有实力的学员后来就逐渐消失了，这其中的刘树人、刘克敏是属于才华横溢的，那时他们的创作和习作就已经是一流水平了，遗憾的是他们的生活道路并不顺畅。李寿松、吴方程、陈云虎也属于很早就发表作品的早熟作者。值得提到的还有我们的好班长温志平、李卓立和章希岭都为大家的进步奉献了力量，也深受大家的支持。这里的关系很融洽，除去每周文化宫的集中学习，还自行组织去厂矿基层写生，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大都投入在这里。我们也还相互交流书籍，对我影响至深的《回忆列维坦》和苏联少年画家柯里亚传记《初升的太阳》都是我在这里借到的。我们也还有社会联系，在一宫的小花园里我们（李卓立、邓开圯和我）就和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见面交流过，那些人如今有的成了知名教授。我的日记里清楚地记录下我当时的感受。此外，一宫的形式宣传我们也来协助，记得一个周日我们每人包了一幅大宣传画。一宫有时搞展览会也调人参加，这就是全脱产了，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人数不多的几次脱产搞展览，而且受益极大。
我来到一宫由于年龄较小，而且家境贫寒，开始并不突出。由于逐步熟悉和我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我这个“小老弟”就格外青睐了。
这里虽然说是“工人”文化宫和创作组，可实际上的像我这样的一线工人并不多，他们多为教师、工会干部，还有美术设计人员和文化馆的辅导人员，平时就是和笔墨甚至画笔打交道，到这里只是提高。这种环境的影响，也促使我要发奋改变自己的位置。好在比较年轻，比较努力，更由于后来在场内外都得到了一些难得的机会（如文化宫的展览会和场内的画油画），所以我的进步很快。并迅速得到了承认。1965年秋，我创作的版画不仅得到了杂志的约稿，而且也得到了总工会领导的表扬，宣传部副部长兼一宫主任李森荣就在全市职工美术创作骨干会上说我的作品是“职工美术创作的老寿星”还表扬了我在场里的美术活动。再加上夜大学习和余图书馆的交往，直至文革前，我的确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

文化宫恢复活动的消息在春风里传来了。由于几年的离别，这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毕竟脱离这种活动的时间超过了我参加它的时间啊！我感慨万分，可是又看到了希望——也许重拾画笔是我改变命运的最直接方式，而继续参加文化宫活动又是我努力的最好途径。
然而，开始并不算顺畅，毕竟这些年来的物是人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那个颇有人望的小才子陈云虎不已经“自绝于人民”了吗？有谁知道这些年来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你，到底是什么角色？我理解人们的不信任，可是也在积极地争取帮助。
正在这时，又来了机会——但是需要你的努力和实力。那就是天津市公布了要搞文革后第一次美展的消息，向全社会征求作品。这个消息使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这时我也很明白，起码在我们天津市说不定有多少只眼睛渴望着这次美展——对于自己改变命运的作用。据我所知，就有许多知名的专业画家现在的身份是公社的社员或者车间里的工人。
画什么呢？那些应时到节的政治题材我并不喜欢，而且估计奔这些题材去的人也会很多，那样画出特色就需要很强的基本功。我想画的是自己熟悉的、向上的、而且不会重复的。可巧电台刚开始播放的一首《北京颂歌》，它的清新、庄重、明朗很受人喜欢（就是后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海外学子们激情地唱起的那首），早晨的车场往往就被这首曲子带进了紧张而又愉快的一天。于是在我的脑子里最早地浮现出“车场晨曲”这个概念，可是内容和主题还说不清。后来我突然想起来运动前最后的一幅创作——《人民防空图》以及它采用的徐启雄是的画法，对！就用这种样式。可内容呢？我又想到了群众体育。就是在车场的早晨全体职工健身锻炼的图画。想法有了，草图进展得很快。场院的环境、设备和运输场特有的车辆也使构图很丰富。这样再把各种运动的人群组织一下，画面就很完整了，最后敷色依然采用的是徐启雄式的单线平涂（即容易画也出效果），整体一看，感觉还真不错，当时下放在工会的足球宿将李长俭还帮我写下了画面上的主席题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色彩明快、人物鲜活的《车场晨曲》（后被定名为“风俗画”）被送到了美展办公室，很快地就参展了。
这次突破给我带了了很大的振奋，因为运动前我参加的美展也多是主题性的（如版画《越南人民打得好》），这次在搁浅多年第一次冲击就参加了全市性的大型美展确是一个突出的成绩，而对于在运动平静之后正在找寻出路的我来讲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展出结束我在取画时，美协的负责人、著名画家孙克刚还鼓励了我一阵。
参展作品很快地带来了杂志和出版社的约稿，加也使我恢复文化宫活动的活动变得顺畅起来，不久我和两个画友合作的题材又被文化宫确定为重点题材，我似乎又回到了运动前的日子。关于我们这幅作品的创作和作者都值得一说——
先说一件无人不晓的历史轶事，那就是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久，中国代表团长、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代表我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幅长城壁毯。这幅阳光灿烂、雄伟壮观的艺术品提高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展示中国人文化智慧的象征。
而我们作品的主要创作者就是这幅壁毯的设计者——高级工艺美术师刘家福，另一位是文化宫的老骨干章锡岭。我们这幅起名为《长城颂》的作品展示的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全国各族人民观赏、盛赞长城壁毯的热烈场景。画面上的长城由刘家福再次执笔自不待言，画面上人物众多，表情各异，服装也五颜六色，确实有一个不错的构思。起名《长城颂》也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加上人大会堂的雄伟壮观和吊灯的金碧辉煌，画面有一种庄重热烈的氛围。在我们的合作中尽管有时也有不同意见，可是总的还很愉快。为了使作品增色，画友们都来帮忙，大家觉得是我们天津职工的作品，画好了是集体的荣誉。结果使作品又提高了层次，写到此，漫画家左川站在画旁“督战”，李东生等人认真修改人物形象的一幕还在眼前。
《长城颂》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参加了市美展，而且还被天津艺术馆收藏，后来天津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年画。
作品说完了，还有一个是关于联合国壁毯选送过程的故事，应当说是鲜为人知的。设计者刘家福告诉告诉我们说，当时一共给联合国准备了两幅壁毯，除去天津的还有一幅上海的壁毯。设计者就是不久前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大型油画《南京城上红旗飘》的作者陈逸飞和魏景山，学习绘画出身的刘家福看到了这幅色彩为金红调子的壁毯大为赞赏，甚至认为超过了自己的设计。上海方面还用制造飞机的钛铝合金给壁毯装配了挂架，展出效果十分壮观。对于壁毯的选送是由中央政治局直接决定的，其结果由吴德向天津和上海的有关人员作了传达。具体内容如下（他叙述得也特别清楚）：“中央政治局观看了两幅壁毯，王洪文副主席也参加了观看；中央认为两幅壁毯都很好，中央决定将天津壁毯送联合国；将上海壁毯陈列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壁毯送走了，上海的壁毯就不知详情了。

三

《车场晨曲》和《长城颂》给我带来了机会。我先后参加了好几个展览会的筹备，使我逐步脱离了文革的阴影，走向了绘画学习的第二个春天。几次展览会的情况不尽相同，也各有些值得一说的地方。
我最早来到的是交通局系统的“六号门阶级教育展览会”，参加筹备的绘画人员大多还是当年“六号门博物馆”的熟人，博物馆虽然没有建成，可“六号门精神”却依然流传下来，成了交通运输行业搞“阶级教育的永久精神财富”。然而两个展览之间已经九个年头过去了，那时的中年人已经进了老年(好在文革中还无大碍），我们这些小伙子已经看到了中年的门槛。由于内容都是轻车熟路，所以除去封建把头欺压运输工人的血泪史外，还有就是不同绘制技法的尝试，包括对印象派画法的学习，我在这里成了积极的鼓动者。新实验使大家兴味盎然，画面也有了新的面貌。在这次展览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凌云。也还认识了一名学画的青年，（他的哥哥和我在一场），他常带着他的一位年龄大他不多的老师来找我，对于他们问到的，我也都尽力而为。其实类似这样的青少年以前也接触不少，但这时没有会想到他后来成了蜚声中国画坛的名家，他的名字叫何家英。
由于“六号门”的名气和文革期间的新影响，我也创作过一套新旧对比的组画《六号门今昔》，水粉画，四幅。虽然思路算得上趋时，小的色彩稿也还不错，但是放大以后人物形象终究过不了关，这时心里明白如果没有文革的这些年间断，这些技术难关肯定是不在话下的。最终这套画失败，没有入选。同时参加重点制作的还有章锡岭、刘荫祥（后来的花鸟画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好评，有的还参加了全国美展。这次活动中有一个人，觉得值得我一写，他就是棉纺三厂的工人画家冯锡良。
冯锡良是一名敌伪时期就参加工作的老工人，解放初期入的党，多年来一直做带班长。他的画只是飞禽走兽，属于“花鸟翎毛”的范围，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起来，他没有学过人物的解剖和素描，因此对于紧跟形势的创作（当然是表现人物的）就特别费力。但是他很虚心，并没有把自己掌握的那些看得太重，反而认真耐心地向任何画得好的人学习。加上年龄上已经属于长辈了，所以大家对他也很尊重。由于解放前没有机会学画，他业余学习很刻苦，有时下了大雨回家又很晚，老伴不开门，看着纱门外面的他对家里人说，让他在雨里淋着，看他还去不去。其实，屋里的姜汤都给他准备好了。闲聊时，他还说起了敌伪警察去厂里“搜查八路”的往事，那些人只是持枪对着车间里大喊，有八路没有？只有里面一回答，没有！他们也就走人了事了。我们在一起时只是人物画时兴的时代，如果冯锡良的画到了今天也会很有市场。然而可惜的是他死在了改革的初期，而且还很不幸。我只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他临终的消息的——一次买东西排队，大家秩序井然。可突然来了个牛二式的人物来了就买，于队伍根本不顾，正当人们不敢怒也不敢言时，队伍里的冯锡良站出来指责“牛二”，还没有说两句，那“牛二”就破口大骂“老东西”如何如何，甚至还要动手。由于当时队伍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革命群众”太多，大风里年过六旬的冯师傅竟然被气的一口痰没有上来昏了过去，后送到医院急救已经来不及了，这位生性秉直、多才多艺的老工人就这样撒手人寰。出殡时许多工友包括和他学画的学生都失声痛哭，埋怨老天的不公。至于那个“牛二”也没有见到任何处理结果。但是在我的心里却一直记着这件事。1988年我到了工人报社当了编辑，觉得冯锡良理应是我们的重点宣传对象，于是就写了一篇《想起了冯锡良》，谈到他值得敬佩也令人惋惜的一生。没想到后来竟因“知名度不够”没有发表，如今利用网络回顾自己的机会，也补上这位正直善良的老师傅的一笔，算是对他的敬意，愿他在那个世界里活得好好的。
后来我又参加了在一宫举办的“天津市工业学大庆展览会”的筹备。回顾以往，一宫是我参加美术活动最多的地方，也是培养我这个业余作者出力最多的地方。这次展览基本上有比较统一的大庆部分，至于市内学大庆的部分就需要创作了，为此我们也几次下厂深入生活。经历了残酷的文革重新拾起画笔又来到基层写生，使我有一种苦尽甜来的感触。所以画得比较努力，确实有种“把原来的损失夺回来”的心理。参加布展的也多是我们一宫和业大的老熟人，相处的也很融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两年前在车间里的“故事会”又在这里重新开张，一位工艺美院毕业的朋友大致地讲起了《基督山伯爵》（因为当时没有书），而我的拿手戏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施道芬堡伯爵刺杀希特勒。于是每天中午饭后的故事会成了大家盼望的时刻，我也被老画友们封为了“文学家”。
这个展览期间还有一件未必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就是有一件展品——是一只生了锈的铁水桶，上面用一条红色的缎带恭敬地书写着“这是王进喜同志在奋战时亲自用过的水桶”，有点像军事博物馆里“朱德同志用过的扁担”一样。但是我一看它就有些吃惊了——这不是后院里双杠旁边的那只废水通吗？几时成了王铁人的遗物？我问画友，他们说我太认真，再问那个布置展览的老于铁桶的来历，他说就是后院的那个。我听了说不清是什么心情。后来也想过，那其它的“革命文物”呢？

四

不知源于哪次机会或者场合，我又被交通局工会“发现”了。后来了解到是局工会的宣传干部杨国柱根据我这两年的美术活动情况，决意抽调我去搞群众美术活动。见面一聊还有些认识，他就是文革初期被派到我们场了解运动的干部之一，他这时说，你当时的观点就很超前，于是就更加坚定了调我去的决心。
各单位的工会恢复的时间也不长，而且级别也降到了中层部门。职责主要还是劳保救济和文体活动，还有就是配合生产部门搞劳动竞赛。局工会人也不多，我就在负责宣传的老杨手下，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群众美术创作活动。而这时从文化宫开始，对各区局的职工美术创作已经做了布置和安排，到了后来，这个目标就是直奔全国美展了。
我所在的交通局工会原来既没有美术宣传干部，更没有形成规模的群众美术活动，因此，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好在我所在的运输公司还有些基础，我就依此为主体，分别给其他公司发信，要求各单位推荐基层美术创作人员。我们发下去的信还比较管用，在老杨的直接帮助下，我也见到了许多公司和厂（场）里的工会主席，这样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自己的“队伍”。一下子30多人，使工会的第二办公室（包括里屋）满满腾腾的。
来的人都满怀希望，许多单位领导也很支持。但是明白了这个学习班的目的以后，许多学员却望而却步了。为什么？因为来的人都抱着学习的目的，可是办班的目的却是要搞创作、要出作品，要能够代表交通局系统的职工再参加全市美展。如何使这些仅仅爱好或是稍微有一点基础的学员们很快地就拿起画笔（甚至刻刀）进行美术创作呢？这是摆在我面前的根本任务，如果仅仅是办一个爱好者的学习班，局工会是不会投入这个力量的。让我来的使命就是要在交通系统的土壤上，很快地开出一朵朵鲜明艳丽的职工美术创作之花来。
首先是一种巨大的机遇感点燃了我的热情。我虽然文革前在场里搞过美术组，那恐怕连“十几个人来，十七八条枪”都不到；甚至也想到文革初的风云变幻，那只是一种至今也还受到责备的“非体制行为”。（说一个小例子：刚到局工会报到那天，遇到了生产部的崔部长，他看到我后连说了两句，你就是陈风雨？你就是……很显然，他对我的过于平凡、甚至还有些文弱的外貌感到太意外，也许和传说里的桀骜不驯、叱咤风云差相太远了。）那么如今呢？毕竟是在运用局系统一个部门的力量开展工作了。想到此，我对于许多学员的“退堂鼓”没有灰心，我相信自己有力量通过他们的手来浇灌创作之花。
于是，根据带来的作品和意愿。我留下了多数学员。对于他们提出的技法问题我告诉他们要在创作过程加以解决。接着就给他们布置了创作选题了。而且他们多数人不久也拿出了选题。
但是选题很笼统，构图也都是示意性的，谈不上任何绘画感。有的人还只是叙说了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我对此都大加鼓励，而且也还带动了那些实在拿不出来选题的人。然后，我就根据这些选题和草图亲自动手加以完善、充实，有的还添加了自己的想法。这样，我有了一下子创作了许多作品的感觉，常常为了修改草图干到很晚。然而大家再次到来的时候，看到自己原来简单的草图都“旧貌变新颜”，真的“哇！”了一声，一个是高兴那个简单地想法居然成了一幅作品的草图；再有高兴的是这个新草图里毕竟又有着自己的心血。而此时，上次没有拿出草图的也拿出了草图，甚至有的水平还超出了第一次拿来的那些。我见此更加兴奋，就在现场帮助他们修高提高。
构思和草图有了，剩下的就是技法了——这也是许多人来此的目的。其实讲技法也是必然的，问题在我们的学习班里不能把它放在第一位。为了使大家水平提高和开阔眼界，我用原来的关系不仅聘请了原一宫的骨干现在艺术博物馆的邓开圯、美术出版社的张胜，还请来了美术学院的老师孙廷卓，他们不仅平易热情，而且没有任何劳务费，记得他们的对“奖励”也是我们“工会积极分子”的奖章而已。他们的到来不仅提高了大家的艺术眼光，也领略了他们的人格。记得二宫的辅导老师、毕业于中央美院的李翔龙的现场人物写生课。就倾倒了全体学员。离开这里时大家都恋恋不舍。后来为了学习版画的刻制技巧我还专门请了杨柳青画店的专家、也是我在河西区文化馆学习时的老画友张钰，才华横溢的张钰不费劲地就让大家掌握了水印木刻的技巧，当他嘱咐同学印制要保持空气的湿润时，一个同学开玩笑地回答，那我就到澡堂子里去印吧！笑得大家前仰后合。值得一提的是，我还给同学们请来了刚毕业的美术学院学生何家英来做表演，他的才华横溢使人们很早就对他刮目相看了。“请老师”不仅提高了同学的眼光和技法，而且也提高了学习班的档次。对于我来讲，我始终感激朋友们的帮助，可也加强了和大家的联系。如果说这点和我在文革中的组织联络有些接近的话，那么后来我在报社搞经营时还利用种种办法搞了社团组织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绩，那就是后话了。
根据全国美展的布置，天津市职工美展办公室也安排了职工美展以版画为主的创作，应该说这种安排既给我们带来了限制也带来了机会。版画作为一个画种，在基本功的要求上应该说比起油画、水粉画甚至水墨画（国画）来稍为容易一些，而这对于广大业余作者来讲，应当是一个方便；但是它的制作（刻制和印制）也有独特的要求，所以，认真学习这些技法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因此，我继续帮助大家把作品变换成“版画语言”之后，学习版画制作就成了极为重要也是很有兴趣的一课。前面提到的张煜，不仅教给了大家一般地版画刻制技法，特　别是　教授了他特别擅长的水印技法，对于这些老业余作者都未必掌握得好的特殊技法，张煜的教学特别引人入胜。可惜的是后来已经是天津画院专业画家的张煜却英年早逝，给许多人留下了遗憾，也包括他在交通局的学生们。由于我以前也进行过版画创作，上面的要求对我们主要还是好事，至于版画所带来的限制，我们也争取在其他的画种里弥补它。
就这样，根据要求我们交通局系统就创作了一套版画组画。它是我们作品的主体。其中至今还有不错的印象：比如：《班后》内容固然是评儒说法。可表现形式新颖，那几个横竖交错的巨型轮胎鲜明地显示了行业特点，而神色不一的人物也使这幅仅套了一个色版的感到丰富多彩。再有《风雨兼程》是表现航运公司的作品，风雨交加的灰蓝色的河面上，两个女驾驶员乘风破浪。由于注意了年龄性格和神态的区别，画面的内涵就多了个层次。而最突出的恐怕就是我和一位年轻的女调度员合作的《朝霞》了，内容也是学习新党章的新面貌，可是画面清新，特别突出了曙光初照的寂静时刻。由于颜色大胆地采用了红绿色的配置，和明快地空间处理，人物既突出，色调又和谐。这画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值得高兴的是，历经三十年，它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想它既可以作为那个历史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代表，也是自己经历了文革风浪后绘画水平恢复程度的一个佐证。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一幅类似小靳庄似的批判会，名字是《打麦场上》。内容不用多说，我只是在人物的形象和表情上下了些功夫，因此这幅三色木刻如今看来也还有可取之处。回想到了后来，由于面上铺开了，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版画的刻制和印制都是很吸引人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没有画过素描石膏像和水粉静物的初学者来说，经过反复努力，看到作品由自己亲手印制出的喜悦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不仅每个休息日来，而且平时也干到很晚，大家的精神也感动了局工会的干部。而我不顾自己将要结婚的忙碌，也还带领大家一起干，更感染了同学们的情绪。学习班一片热情，见此我又“得寸进尺”，见缝插针地又举办了一个“剪纸短训班”，目的不仅在于还想突击出一套作品，而且也希望再发现些新的人才，由于时间太紧，我的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可使绝大多数学员却都感到在这次创作学习中，出乎意料地实现了自己。根据美展办公室的安排，我们的作品先是在局机关的小厅里展览，然后又去了各个基层。这些作品无论安上了塑料“画轴”，还是装在了玻璃镜框里，都保护地很好。不久，我们就要进一步加工，参加市级美展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记住了左建成、强如琪、宋茂梧、牛大水、许春兰、孟宪昌、苏慧秋、蔡景卫、张志通等名字，作为积极分子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五

这是1975年的夏秋之交，我们都以各区县局美术创作组的名义集中在第二工人文化宫里面。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修改和制作，许多业余作者都以“制作重点作品参加全市美展”的理由被抽调上来，而且还从专业单位请来了辅导老师。这里的展厅被临时分隔成许多创作室。许多从没有见过面的业余作者，在这里第一次见了面，激动之余，大家也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交通系统的团队虽然缺乏有经验的老职工作者，可是人员比较整齐、领导也属于比较支持，所以大家心气很高。特别是有了这一整套版画组画的草图（包括部分成品），应当说在整个队伍里还可以属于比较突出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业余作者的劲头都很大。
我作为交通系统的带队人、也是文化宫比较老的业余作者，除去继续辅导提高本系统的作品外，又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开始觉得这些不过都是辅助性的事，后来发现对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完成也有很大影响。首先是作为老作者，这时就有了一个适当地帮助和辅导其他区局创作人员的任务，而且文化宫也积极安排，特别是我作为一个色彩方面的“小权威”，就经常被人家拉去设计“色彩稿”，这些开始感觉都不错，可是一多就势必影响自己局里的进度了；再者，作为领队是当然地评选委员，它固然带来一些荣耀和权利（参加评选）但是也带来了说不清的义务和责任。最后发现，这些并不好处理。
这个职工美展所以能搞到这个规模和声势，应该说和市领导地“格外重视”是有关系的。当时的市领导是谁呢？王曼恬！这位毛主席的亲戚正是灸手可热的时候，曾担任过国务院文化组（就是文化部）的负责人，这时是天津市市委书记，而且文革前她的职务是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的秘书长。说到此“重视”的理由就不必细说了。（关于王曼恬借此还可以说两句，文革前在文化宫举行的天津市职工美术创作骨干的会上我还“聆听”过她的讲话，由于口音，记不清了；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旋即自杀；事后多年，老作家孙犁写出短篇小说《王婉》，虽未点名，可是细心读者都会感到有那位特殊人物的音容笑貌和起伏经历。我欣赏这篇作品，还写过一篇没有发表的评论。）正因为如此，所以搞美展既有有很大的信心，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职工美展的实际负责人是文化宫的辅导老师，令人称绝的是他的组织能力。我一直记得他向各个区县局领队讲解过“投票要领”，即投票时除去作品水平还需要考虑的诸多方面：如是否一线；年龄因素；性别差异；行业差别；地区关系等等，这里无论哪项因素，它都说得井井有条、理由十足，我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就对一个参加会的老画友说，这回从天津市选副总理（孙健）选错了，如果我们老师……我的话看来是玩笑，可由衷地佩服却是真情。
我们交通局系统虽然多为新兵，可是有朝气、肯拼命，在制作过程中又获得了辅导老师和老作者的实际帮助，任务进展得很快，而且质量也有了出乎意料的提高。于是我们在整个美展中，就成了一支颇有名气的队伍，时常受到美展办公室的表扬。随着美展开始时间的临近，我们的主要作品（特别是那套组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我也对我们的“大丰收”充满了信心。但是，我还是过于简单了。一天，美展负责人找到了我，说是遇到了困难，请求我的帮助。我问是什么困难，回答是美展的资金不足。他要求我从我们交通局给美展办公室解决2千元，具体办法是大家买油墨、铜版纸都开交通局的票，然后由我再去局里换钱。我听了感到很为难，我虽然干得很热闹，可实际上不过是个临时工，在局里搞美展多数还是用基层的钱，我如今为了解决市里的困难，找局里要钱肯定没有希望，何况又是两千元的大数呢。于是我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说是考虑一下。然而没有想到事后美展办公室开会，负责人就向大家宣布了他的“办法”，看来他的想法是“以做代促”，这使我很吃惊，不得不在会后立即找到他说出自己的无能为力。他看看我，也没有再说什么。然而，在后来的作品评选中，我们的画就大幅度地被刷了下来。对此我感到非常吃惊。有些画落选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画（比如我们交通系统组画中的重点内容）不仅质量不错，甚至在制作过程中大家的评价也很高，就是负责人也给过赞誉，但是如今都不存在了。再想那个评选作品的诸项原则，也只是一个精彩的报告而已，实施嘛，恐怕还有没有说出的原则。再看看其他局的入选作品，质量平平甚至较差的也都存在。为什么独对我们如此苛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双重标准。而这是否那2千元有关呢？恐怕是永远都无法得到证实的
如果从入选作品这个角度讲，我们参加市美展的集中活动基本上是归于失败了。这个结果我在事前是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在开始和我谈需要资金的时候，我的直觉也告诉了我，这两件事恐怕会挂钩，但是最后撤画的幅度还是没有估计到的）。回顾起来，我们半年多来的努力和兴奋，至此最好可以说是一个虎头蛇尾，严重地说甚至有毁于一旦的感觉（虽然口头上讲，各区局培养职工美术队伍的目的主要在于为基层的宣传工作服务，但是在市里评比考核时，参加市美展的
的件数和规模就成了有据可查的硬指标）。想到了这里，我也无能去改变这种局面，也不想去改变。好在交通局工会的领导对于我们参展的成绩没有更多地重视，就像对于群众美术活动本身一样。
天凉了，我们局的美术活动也进入了冷落期。许多单位当初同意抽人，在于有个美展的理由，如今这个招牌一没。学员的出勤也就降低了。不过每周的活动还在维持，我也没有以前那样没黑天带白天的干了，不忙的时候也还帮助别人抄抄写写。回顾前一段的紧张繁忙（确实也耽误我不少筹备结婚的时间），好像可以喘口气了——但是这是否也会意味着我们活动必要性的消弱甚至取消呢？我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