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罪行材料》（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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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罪行材料》（第2集）（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材料组，1967年4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罪行材料（第2集）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 联合指挥部材料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目录

一、黑司令杨静仁同几个大反党头子的关系………………………………………………
二、杨静仁同旧北京市委彭真黑帮的关系（一例）………………………………………
三、杨静仁、马玉槐之间的黑关系…………………………………………………
四、砸烂阎王殿、彻底闹革命………………………………………………………
五、揭开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黑幕……………………………………………
六、揭发汪、杨、马等黑帮的大阴谋………………………………………………………
七、杨静仁是迫害刘格平同志的刽子手……………………………………………………
入、三月九日在揭发批判杨马黑帮大会上张英达同志发言（摘录）……………………
九、反坏人坏事是杨静仁、马玉槐黑帮大规模杀害人民的惨案…………………………
十、黑司令杨静仁是民族投降主义分子，是大搞封建宗教复辟的罪魁祸首……………
十一、揭黑司令的专横独裁…………………………………………………………
十二、揭发杨静仁的几个问题………………………………………………………………
十三、黑司令杨静仁罪行种种………………………………………………………
十四、坚决挖掉黑帮头子刘少奇、李维汉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杨静仁…………………
十五、杨静仁是刘少奇的忠实信徒…………………………………………………
十六、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
十七、再揭杨静仁同大黑帮头子的关系……………………………………………………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最高指示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同几个大反党头子的关系

　　一、杨静仁与李维汉：

　　中央统战部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李维汉、徐冰、平杰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长期统治下，早已变为我国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实行篡政，篡军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李维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老混蛋，利用职权（统战部权）招摇狂骗，勾结死党，是我国当代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黑司令杨静仁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的得意门生，是李维汉一手提拔起来的一员干将，早在一九五二年三反斗争时，杨静仁就和李维汉合穿一条裤子。当时李维汉是民委主任，杨静仁被李维汉重用，当上了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对李维汉这个反革命家伙顶礼膜拜，吹捧备至，在他的讲话中，从来不引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心里想的嘴里讲的，尽是刘少奇、李维汉、安子文、刘澜涛的黑货。特别是竟肉麻地称李维汉为“李老”，经常夸耀李维汉对他的帮助如何大。在李维汉的指使下，杨静仁抛出了许多对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货。如《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问题》等。在利瓦伊汉修正主义路线的指使下，杨大力提倡李维汉从苏联学来的一套修正主义的黑东西，“什么干部特殊化呀”“汉族干部要照顾少数民族干部呀！”强调少数民族情况，要求多照顾少数民族地区……。

杨静仁是李维汉、安子文、薄一波反党集团打击陷害刘格平同志的狗头军师。一九六O年，还在他未来宁夏之前，在民委任副主任时，便遥控宁夏，替汪锋出谋划策，设下毒计，陷害刘格平等同志。在北京批斗刘格平同志时，杨静仁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与谋算者，之后又是李维汉、安子文派往宁夏打击刘格平同志的工作“组长”。因打击陷害刘格平等同志，为刘、邓的司令部和李维汉、安子文反党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久即晋官加爵，被封为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二、杨静仁与习仲勋：

反党老手习仲勋是原西北局书记，杨静仁早在原西北局工作期间，就与彭、习反党集团为伍，干尽了坏事。一九四七年习仲勋在陕北义合召开了一次大平反的会议，会后习即派杨为团长，在义合地区为地富翻案，深受习器重。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杨亲自授意他的伙伴马玉槐，把大特务头子王含章（已被镇压）的（此处两字不清），反革命分子，银川的大流氓王权花从狱中放出来。把这家伙放出末后，马玉槐就把她接到家里，给她检查身体，请医治疗。还从银行取出王含章的定息交给王权花，并送王到宁大学习。

　　据杨静仁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间一次党委会上说：“我接到了习仲勋的一封信之后，才这样办的。”

　　可见杨静仁与习仲勋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九六二年十月，有人揭发了这一问题，杨静仁慌了手脚，便匆匆忙忙让马玉槐将王权花送入监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又施出了他的惯技，企图嫁祸于人，但并未得逞。于是才不得已地做了个假检查，说什么“这件事是我叫马玉槐办的，我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包庇主子。

　　一九六二年，杨静仁送给李殿林（外号小日本）伍拾元钱。李殿林现住陕西安边镇，据说在家管制。杨静仁送给李殿林钱，不是无缘无故的，李殿林的哥哥叫李殿选，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有许多反毛主席的言论，在西湖农埸劳动教养，因李殿选与习仲勋有关系，杨静仁在习仲勋家里，由习介绍认识了李殿选的弟弟李殿林，送了钱，回来以后，杨静仁又把投机倒把分子、还没刑满的李殿选从西湖农埸要了出来。杨静仁在反党老手习仲勋的授意下，竟敢践踏党纪国法，包庇坏人，其是狗胆包天。杨静仁与习仲勋的罪恶勾当必须老实交待。

　　三、陶铸是杨静仁的黑靠山

　　无数事实说明，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极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千方百计破坏“九•二五”大会的就是宁夏地区的黑司令杨静仁。杨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填压学生运动，是有靠山的，这个黑靠山，就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去年九月二十四日，杨静仁给陶铸打电话报告了宁夏要召开“九．二五”大会的情况，并假惺惺的表示四大书记（杨静仁、马玉槐、甘春雷、杨一木）都准备去参加大会。陶铸答案说，其它三个书记可以参加，杨静仁不要去。“九•二五”大会后，杨静仁又给陶铸打电话报告了对付宁大革命师生、破坏“九•二五”大会的“措施”，陶铸表示赞同说：“完全正确。”

　　上述事实说，陶铸是杨静仁的黑靠山。

　　杨静仁的老靠山彭真、李维汉，新靠山是陶铸，杨静仁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宁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材料组整理




杨静仁同旧北京市委彭真黑帮的关系一例


最高 指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我因公到北京出差，二月十七日，宁夏驻京办事处主任韩志鸿通过自治区经委去北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同志委托我给自治区党委带回一个“文件”。当时韩在电话中问经委的同志：“此人是否党员？是否可靠？”韩又给我交待说：“这个‘文件’是彭真在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区党委急等用，务必送到。

　　原来我准备二月十八日离北京，因为没有买到车票，推迟到二十日离北京，二十一日到达银川，下车后我立即把“文件”送到区党委秘书室王燕鑫处，王燕鑫一见我就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杨书记要查办你，你这是贻误军机，贫代会一推再推，就是等这个“文件”，几个主要报告就等你带的这个“文件”精神起草，中央现在还没有新的精神，彭真的这个讲话是最新的精神。”又说：“这个‘文件’是马书记通过私人关系向北京市委要的，指定韩志鸿去北京市委抄来的，你给延误了两天，对你恐怕要严加处理。”

　　回到机关后（当时我在经委工作），工交政治部干部处处长赵世伦通知我停止工作检查，找我谈话说：“你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失密行为。”工交政治部干部刘全仁对我说：“你的问题杨、马书记指示要彻查，要报公安厅。”

　　六月份公布旧北京市委改组后不久，赵世伦通知我：“你的问题如何处理以后研究，调你去银川磷肥矿工作。”

　　这件事实说明杨静仁、马玉槐贯彻执行的是以黑帮头子彭其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与旧北京市委有密切的联系，即使开一次贫代会也要按照彭真的“指示”行事，更令人气愤的是，在杨静仁、马玉槐的眼里，根本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杨静仁、马玉槐把彭真的黑讲话当做最新精神，黑帮头子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就是杨静仁、马玉槐的中央。杨静仁、马玉槐非常害怕这件“秘密”泄露出去，宣布旧北京市委改组后，由工交政治部赵世伦匆匆忙忙出面，籍口“失密”，把我调离机关。调离是假，封口是真。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玉槐，以及工交政治部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赵世伦，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人可以调走，口是封不实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你们彻查了一年，到底查的如何？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予以戳穿，公诸于世，请广大的革命同志来鉴别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捣毁阎王殿，打倒活阎王杨静仁！砸烂马玉槐的狗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银川磷肥矿林智源

1967年1月20日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

l967年1月21日



杨静仁、马玉槐之间的黑关系


　　杨静仁和马玉槐，长期以来互相勾结，互相吹捧、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马玉槐对于杨静仁吹吹拍拍，有时到了令人人肉麻的程度。马玉槐经常在各种埸合吹捧“静仁同志是最年轻的第一书记”，“是我们的好班长”、“静仁同志看问题高、深、细”，“我们应当紧紧跟静仁同志”，“有静仁同志这几个正确的领导，是我们的幸福”。同志们请看，马玉槐把杨静仁捧上了天，在马玉槐的口中，杨静仁简直可以和毛主席相提并论了！还有一次马玉槐竟然肉麻地说杨静仁从侧面看很像斯大林。

　　杨静仁对马玉槐言听计从，视为心腹，百般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广大群众揭发了马玉槐的大量罪行之后，杨静仁还在拚命包庇马玉槐，压制别人揭发。

　　（一）杨静仁对宁大同学要求罢马玉槐官的革命要求，不予支持。在宁大同学把马玉揪去北京的当晚，他从车站回来以后就躲了起来，让其它书记、常委开会讨论。这是很狡滑的一手，一可拖延时间；二可推卸责任；三可摸到心底；四可继续包庇。

　　（二）压制别人揭发马玉槐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甘春雷说：“我曾对马玉槐镇压一中和新立厂革命群众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杨静仁立即说：“这个问题不能讲，讲了就是叛徒。”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玉槐在一中、新立厂问题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更大罪行！

　　（三）杨静仁在三干会的一次组长汇报会上，曾经提出要写一张大字报名义上是承担责任“澄清”宁大同学公布他的谈话记录中的“失实”部分，实际是开脱、包庇马玉槐。马玉槐则说：“他们（主要指宁大同学）是各个击破，我想把所有的问题都揽起来。”意思是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杨，而杨司令他自己当然也倒不了！即是暂时失势，还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秋后算帐。

　　以上可见，杨马二人勾结的多紧。革命群众把这两个黑家伙一起揪出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手法不同，一个张牙舞爪，一个笑里藏刀；一个躲在幕前，一个躲居幕后。但是心是一样的黑，手是一样的狠！就象一条双头毒蛇，理应打倒早该砸烂！对我这样长期迷惑于他们的两面手法，种种伪装的糊涂人，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我决心彻底和这两个黑家伙决裂，肃清奴隶主义，和广大革命同志站在一起，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揭发、批判和斗争！

区党委农办贾喜光元月16日



　　砸碎“阎王殿”　彻底闹革命

黑司令杨静仁（招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玉槐修正主义分子江云作为左右手）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彭真、李维汉、汪锋等黑帮在宁夏的代理人。一九六o年汪锋、李维汉秉承彭真旨意，派杨静仁来宁夏，以反地方民族主义为借口，大造刘格平反汪锋、李景林、马玉槐三大陷害案件，把刘格平同志打了下去，赶走刘格平之后，杨静仁成为宁夏的汪锋。杨静仁代来了修正主义分子江云，并把他从区党委宣传部长提为书记处候补书记，把习仲勋的亲信吴生秀提为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因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杨又用种种手段把书记处陕北头目李景林、吴生秀等一一打下去，然后凭着中央民委李维汉、刘邓一条黑线和西北甘肃汪锋同伙，又从甘肃调来忠实执行杨马反动路线的区党委候补书记杨一木，这样书记处已经完全被他们控制。在区党委常委中，马信是马玉槐的亲信，经汪锋一手提拔起来，他忠实地执行汪锋、杨、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幕后支持《红旋风》被革命群众抓住。金浪白在延安时就成为杨静仁一伙。一九四二年整风时，他们同时被审查，在常委中他是杨静仁的亲信。去年中央十一中全会后，未听过宣布，马玉槐就跃居第二书记位置。至此，在区党委以杨静仁为首，马玉槐为军师的书记处，常委，连同亲信胡永连、赵延年，黑判官武韵庵等一喽囖打手就形成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对干部拉拢、打击，排队异己，“顺者昌，逆者亡”，发展到为所欲为，干了大量坏事。他们现在还在漏阴风，放暗箭，不断地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狠狠地打，把他们彻底斗倒、斗臭，一打到底。

（方明同志1967年2月2日大字报选摘）


揭开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黑幕


最高指示

　　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是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在一九六O年，在自治区党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开展了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进行了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斗争中，集中地打击了刘格平同志及其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牵连的人数是很多的。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这些同志在杨马黑帮的统治下，继续受着压抑，受着迫害，被剥夺了全部或大部政治权利，同时也和杨马黑帮继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同志对黑帮分子的恶毒、卑劣行径，虽然有较深的感受，但对他们的棍子究竟有多粗多长，还是不清楚的。元月X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同志谈了刘格平同志的问题。这次谈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揭穿了谜底。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根子在那里?现在已经很清楚：（一）是彭真、安子文、薄一波等叛党集团在叛党宣言上签字的时候，也曾叫刘格平同志签字，被刘拒绝了。并且刘格平同志是唯一知道这个案件详情的人。（二）李维汉、汪锋、杨静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在统战民族工作上修正主义的主张，经常遭到刘格平同志的抵制。这两批隐藏在党内的坏蛋却对刘格平恨之入骨，必欲置刘格平同志于死而后已。“反地方民族主义”这个案件就是他们陷害刘格平同志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是他们所用的一个题目。其用心何其毒也！为了使大家明了这一大阴谋具体内容及其阴险毒辣的程度，现在把我亲身经历的一段过程，一些事实揭露出来，供大家认识这批丑类家伙的真面目。

　　一、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的人事安排

　　刘格平同志是回族中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当时，一般人的想象，这个工委应该是以刘格平同志为首。但由于彭真、安子文、李维汉、汪锋等黑帮为了掩盖他们的叛党罪行，把刘格平同志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除掉这个唯一的证人。他们对刘格平同志的陷害，蓄谋已久，不惜采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等手段欺骗中央，说刘格平同志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使中央对刘格平同志不信任。这样，汪锋这个大坏蛋就窃据了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个大坏蛋到宁夏来，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为了什么加强宁夏工作。他的来，说穿了就是为了寻找打击刘格平同志的时机，实现他们陷害刘格平同志的阴谋计划。

　　杨静仁是甘肃人，回族干部，在抗日战争前利用他和海涛（马鸿逵的大红人，伪民政厅长，镇压共产党人的大帮凶，解放后逃往台湾）的关系，曾在宁夏住过一段时间，熟悉宁夏情况，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照理他应该到宁夏来工作的。但是他竟然没有来，原因何在呢？因为杨静仁是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他为了想当回族领袖，从认识刘格平同志之日时，就力图把刘格平同志置诸死地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了彭真、安子文、李维汉、汪锋黑帮的宠儿。他们一直唆使杨静仁同刘格平同志唱对台戏，杨也确实为主子卖了力气。这批黑帮让刘格平同志到宁夏来，是采用“欲擒先纵”的策略。又恐怕杨静仁来了沾染上问题，所以安排杨在北京坐等时机。到一九六o年十一月间，当汪锋这个大坏蛋实现了陷害刘格平同志的阴谋以后，终于把杨静仁推上宁夏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宝座。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则是汪锋为杨静仁上台扫清道路所修筑的两个台阶。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批客人是干什么来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开始工作的。四月上旬李维汉、汪锋、杨静仁带秘书等忽忽来到银川，他们的名义是调查宁夏回民宗教负担情况和研究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有关问题。其实他们根本未深入调查过回民的宗教负担情况，只是路过吴忠时敷衍地开过一次座谈会，在银川北塔开过一次调查会，也都是带着框框，用各取所需的原则调查的。也未听说解决了哪些有关成立自治区的什么问题。但对王X（女中一个回族学生）的一个婚姻案子，他们却大感兴趣，煞有介事地抓住这个题目作起文章来。有一天李维汉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说：听到有人说女中一个学生因为与汉族干部恋爱而被开除学籍，其太不象话了。汪、杨就符合着大嚷大叫起来。并立即指示王金璋同志和我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王是一九五七年因违犯校规被女中开除学籍，并不是因为回汉通婚而开除的。当我们向汪、杨汇报时，不等王金璋同志说完，汪、杨异口同声主观臆断地说调查情况不确实，于是又叫我到前银川专署文教科调查档案。档案上写的开除理由与我们调查结果相同，我向汪锋汇报时，汪锋大发雷霆说：“维汉同志说的问题还有错吗？”并把档案要去交给他们的秘书研究。第二天汪锋对我说：“维汉同志交给你的问题，你这样做还行吗?”并说他们的秘书已研究出结果，在字里行间看出，虽然理由未写明是因为回汉通婚开除的，实质上还是因为回汉通婚。并在他们离开银川时，把这个问题交工委统战部处理。汪锋还指定三个原则：(1 )要叫他们俩人结婚；(2)给王X找职业，或复学；(3)叫女中负责人作检查。当时我认为前两条还可以帮助解决，第三条没有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

　　为什么李、汪、杨黑帮对这个问题这样感兴趣呢！真的他们这样关心群众的问题吗？非也。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刘格平同志的。解放初期，刘格平同志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时，曾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过解决回（女）汉（男）通婚问题的正确意见，这个意见中央批转各地执行了。这批黑帮一贯以“左”的面貌出现，过早地提出民族融台的口号并荒谬地把回汉通婚当作民族融合的一个步骤。因此，他们恶毒诬蔑中央批转的这个意见是属于地方民族主义范畴的。这次到银川他们有意把这个一年前发生的一般问题硬提到民族问题上闹得满城风雨，但又不加以处理而留给工委统战部。这套办法是很“奥妙”的。他们估量，这问题由他们一处理就没有戏唱了，留给工委统战部处理，刘格平同志一定会插手。如果按他们的意见处理了，就可能引起一部分回民对刘的不满，如果不按他们的授意处理，就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给刘扣上，把刘打倒：或把刘撤回北京。一箭双雕，岂不妙哉！因为刘已有戒心，看破他们的诡计，根本不插手，使他们这次挑战落了空。

　　这件事本来发生在1957年，在1960年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时，汪锋又叫去夏荫轩（原银川专署文教科长）、张翼哲（原女中副校长），责令他们写检讨，要他们承认开除王X是因为回汉通婚，汪对他们说。“如果不承认就是反党”硬逼着他们两人写了检讨。据说汪锋把他们的检讨书，也当作刘格平同志的“罪行”证件上报中央。

　　三、青岛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党组主持在青岛开了一次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主要是座谈回族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问题。这次会是一次名符其实的黑会，李维汉、汪锋、刘春、杨静仁等黑帮分子，齐集青岛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宁夏工委当时决定我去参加这个会，而汪锋等是想叫刘格平同志参加这个会，刘坚决不去，又强迫王志强同志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原计划叫刘格平同志去参加会，刘若是不同意他们对宗教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就把刘作为对立面开展斗争。刘拒绝以后，强迫王志强同志去，还是这个阴谋的另一种花样，想把王志强同志和我作为对立面展开斗争，最后追出“后台”刘格平同志，以达到打击刘的目的。他们在小组会上，记录人员都有特殊安排。我们感到有一种邪气以后，提高了警惕，虽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没有用直接了当的话说出，虽经李维汉、汪锋几次号召“要旗帜鲜明”，我们都未上他们的圈套。结果那次会上又未能实现他们愿望。

　　李维汉、汪锋等黑帮，在这次座谈会的另一个阴谋就是把杨静仁抬到不应有的地位上。在这次会上，没有传达或印发中央文件，也没有传达或印发中央统战部或中央民委党组的文件。竟狂妄地把杨静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当作会议正式文件印发了。李维汉、汪锋并在会上对杨的发言作了令人作呕的吹捧。在这次会上，这条黑线，作了一次明显的暴露。

　　李、汪黑帮在这次会上打击刘格平同志的计划失败后，并未死心：还继续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在会上李维汉、汪锋都再三说明：青岛会议是一次党内的座谈会，了解情况，集思广益，不作决定，不作指示；会后，除向各省（市）委汇报外，不传达，不贯彻，等会后向中央写报告，中央点头后，才能传达贯彻。我回来就按照他们的指示，向工委作了汇报。工委决定按照会议精神等中央批下会议文件再传达贯彻。但汪锋这个大坏蛋，到银川，就问我们传达贯彻青岛会议的情况，我们把情况告诉他后，他很气愤地说，其它省（市）都传达贯彻了。我们告诉他，一方面未经中央批转的文件，另一方面有工委的决定。他就说：“彭真同志完全同意，那个文件不久就可下达，你们可以先作”。当时，刘格平同志分工管统战工作，我们告诉汪锋，希望他能在书记处会议说明他的意思，或告诉刘，我们好执行，但汪始终无视工委和集体决定也不和刘交换意见，只是三番五次催促我们。他的企图是：(1)叫我们造成既成事实，压迫中央批转他们的文件；(2)叫我们做起来，刘格平同志如果干涉就给刘扣上“保护宗教”的帽子。这时我们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已有所察觉，没有当他的工具。他就怀恨在心。有一次对一个同志说：“李健不会看风色”他的所谓看风色，就是看他汪锋的眼色行事，当然我不会，也不愿意看这样的“风色”来使舵的。因此，这次对刘格平同志的挑战又告失败。

　　四、斗争马震武问题

　　1958年7月间，工委决定，并经中央同意，在银川召开回民座谈会，斗争马震武。在大会召开的前夕，汪锋仍然无视工委的集体领导，更不理睬刘格平同志的意见，在电话上专横的指示，要王志强同志每隔一天用电话向他汇报一次。在方针上，他完全否认宗教和阶级斗争的联系，不同意我们通过揭露宗教的阶级本质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而要我们直接了当地向宗教进行肉搏。用“左”的词句掩盖他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本质。

　　大会结束后，他到银川。他要统战部写总结，并指示王志强同志按照他提出的框框写。并说：“总结写出后，如果工委有人不同意，就用他的名义或中央民委的名义上报。”看，这个大坏蛋多么狂妄。斗争马震武时刘格平同志在银川并分工管统战工作，但汪锋要按照他的框框写总结，他的意见中有一些是刘格平同志不能同意的，汪锋的阴谋是：如果刘格平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给刘格平同志横加上他们预谋已久的“保护宗教”、“保护马震武”等莫须有的罪名。他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用心是何等的险恶！但是这次阴谋策划也失败了。

　　五、关于民族文化宫展览问题

北京民族文化宫，在国庆十周年时，要搞“建国十周年民族工作成绩展览”，这是中央民委主办的。在1958年8月下旬区党委决定要我去北京，负责民族文化宫宁夏馆的审查定案问题。一到北京，听了汪锋的“指示”，我就感觉到味道不对头。这个大坏蛋又想利用展览的机会向刘格平同志挑战，打击刘格平同志。宁夏馆内有一个马震武的专栏，展品有一、二件破武器，还有一些驴毛、指甲，“皮拉罕”等欺骗群众的东西。我征求了汪锋的意见，也征求了当时去北京的刘格平、罗成德等同志的意见，刘的意见是，关于马震武专栏的展品，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多放，最好不放，理由是建国已十年，可展的成绩很多，为什么要把那些落后的肮脏的东西展出来呢？它绝不能代表回族的面貌，有外宾参观在国际上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而汪锋却坚持己见，有一天气势汹汹地说，马震武的专栏如有不可，展品不能减少，谁不同意就是“保护落后”。他根据什么逻辑得出来这样的结论，我们也不知道，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定了案。可以看出这批黑帮是无时无地不向刘格平同志伺隙寻衅挑战的。


六、所谓在贺兰山修建“皇宫”的问题

　　汪、杨、马等黑帮，在反地方民族主义时还给刘格平同志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刘格平同志要在贺兰山小口子修建“皇宫”，企图分裂我们的民族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把宁夏回族自治区搞成独立王国。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呢？原来在1959年自治区党委曾计划在贺兰山的小口子修建一个疗养所之类的东西，经过酝酿在党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指定十几人组成规划委员会，以王志强同志为主任委员，黑白里（当时人委秘书长）为副主任委员。并责成水电局负责工地的钻探工作。到1960年初，钻探完毕，并给出示意图。在1960年的春节，准备了饭菜，邀请各位书记、主席到小口子现埸听取水电局负责人的汇报，当时到场的有李景林、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吴生秀、王金璋、王志强、黑白里、郭文举、薛池云、郝季原等，在吃饭前后，薛郝二局长作了钻探结果和经费概算的汇报。对这件事到埸的人都是确实知道得很清楚的，但到召开常委第七次扩大会议，汪锋诬赖修小口子是刘格平同志搞独立王国。修建“皇宫”的时候，李景林、马玉槐等充当了汪锋的应声虫，大叫大嚷没有参加过没有听过汇报一样，不知人间有此怪事。

　　七、一条新闻的风波

　　在一九五八年，X月我区航空站正式开航那天，刘格平同志参加了群众庆祝会并剪了彩，汪锋坐第一班飞机来银川，飞机降落的时候，刘正在剪彩，顾不上到前面欢迎他。这个大坏蛋对此非常不满。在党委第七次扩大会上大叫大嚷，把这件事也当作刘格平反对第一书记的一条“罪状”并说：“我下飞机走到刘格平跟前，刘格平连手都不和握”。还造谣说当天的银川报纸登了一条消息：从北京到银川的第一班机载来了两名客人（意思是说来了第一书记也没提到）。他的爪牙之一（恕我忘记名字）也随着附和地说，他在北京就见过这条新闻，记得千真万确。张源为此事也挨了一顿批评。等张源把全部银川报纸叫他们翻阅几天之后，也找不出这条新闻，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八、关于民族服装问题

　　民族服装问题是李、汪、杨、马黑帮陷害刘格平同志的一支杀锏鞭。但是民族服装究竟是怎样来的！民族服装的最初倡议人，是金浪白。他在国庆十周年前曾带领一个民族参观团去北京，东北等地参观。到北京就打回电报要增加能歌善舞的回族演员，以表现回族特点，结果派了两个人去满足他的要求。金从东北返回北京后：认为只有三个演员，民族特点还不够突出，于是想搞民族服装，其将这一设想向当时在北京的刘格平同志提出建议。刘返银川后，就交区党委常委讨论过三次，决定后又在区人委主席会议上通过。汪锋当时虽然不在，但代理第一书记的第二书记李景林是参加讨论决定的。1960年2月汪锋回到银川，知道了这个问题以后，认为斗倒刘格平同志的时机已告成熟。他表面不动声色丝毫不向刘格平同志提及这个问题，却心怀巨测地拉着马玉槐到兰州“开会”去。在兰州用电话和李维汉黑帮进行了联系并把马玉槐网罗到他的夹袋之中，进行了密谋。他们回到银川，仍然按兵不动，汪锋就急忙跑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兴致勃勃地向前来接他的黑帮分子刘春，第一句话就谈了达个问题。在北京，李维汉、汪锋、刘春、杨静仁等黑帮对斗争刘格平同志进行了精心策划，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于是安子文也出埸了，亲自找刘格平同志进行了“谈话”。李维汉还不辞劳苦地在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召开的大会上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报告。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出搜罗刘格平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甚至恬不知耻地把“人家都签字出狱，他偏不出狱”的坚贞革命节操也诬为“反党”的“罪状”了。从此他们不断地扩大斗刘格平同志范围，从北京斗到银川，延续了七八个月之久，最后将一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硬扣在刘格平同志的头上。

以上的事实，仅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一幕一幕地已经足使人惊心动魄的了。刘格平同志是薄一波、安子文等叛党集团罪行的唯一证人，多年以来他们勾结李维汉、汪锋、杨静仁马玉槐等黑帮分子，朝思暮想，阴谋陷害刘格平同志。刘格平同志来宁夏以后，—他们就布下了重重陷阱，一计未逞，再生一计，一切无所不用其极，必欲将刘格平同志罗织入罪打翻在地而后快。他们以为刘格平被打倒后他们的叛党勾当将因刘失去发言权而永远不致泄露。其实，他们错了。一切黑帮分子总是要搬起石头，砸伤自己的脚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广大人民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眼睛雪亮了。任何牛鬼蛇神想在这埸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逃出人民的惩罚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刘格平同志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山西革命群众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着斗争，而这批曾千方百计陷害他的叛徒们却把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历史的规律！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中国共产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健

1967．3．7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揭发汪、杨、马等黑帮的大阴谋

　　二月十六日干校书记敬礼堂同志（原宁大校党委副书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打开了一九六o年反地方民族主义黑幕的一个缺口。六o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锋、杨静仁、马玉槐及其主要帮凶李景林、甘春雷、吴生秀在其主子彭真、安子文、李维汉等黑帮的精心策划下，展开了一埸所谓“大反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是借反地方民族主义之名，而实对刘格平等同志，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陷害活动的大阴谋。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始终不逾地认为，在少数民族地方自治区域内，进行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应该的。由于刘格平同志最了解彭真、安子文、李维汉、薄一波等叛徒的叛党罪恶历史，因此，这伙叛徒很早就处心积虑地寻找一切机会企图把刘格平同志搞掉，并置于死地而后快。以清除这伙叛徒的“心腹大患”，但多次寻找机会打击陷害刘格平同志未途，终于在一九六O年，抓住了刘格平同志在民族事务工作上的一些错误，打着“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招牌，大干其蓄谋已久，不可告人的卑鄙勾当。最后打下了刘格平同志，推上了其心腹死党，杨静仁任第一书记，又和马玉槐、李景林等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并在各地招降纳叛，培植私人势力，大搞反革命阴谋复辟活动。

　　一九六o年四月，即在反地方民族主义的一届七次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前，在区党委礼堂首先传达了李维汉、安子文等在北京主持的所谓：“座谈会纪录”（实际上是批判刘格平同志的会议纪录），这个批判刘格平同志的“座谈会”是由李维汉、安子文主持的，当然跑不了专管民族统战口的彭真的幕后操纵，出谋划策。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区党委常委一届七次扩大会议开始后，反革命黑帮分子汪锋一马当先，杨静仁在共主子彭真、安子文、李维汉等黑帮的指使下，以所谓“中央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伙同反党分子汪锋等人绞尽黑脑汁日夜策划，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刘格平同志捏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以达到陷害刘格平同志的罪恶目的。其它问题暂且不谈，仅就所谓刘格平一手制造的“三大陷害案”揭发出来，从中不难看出，究竟是谁陷害了谁的问题。

　　第一、陷害案。是所谓刘格平同志指使丁毅民（原建工局局长）威逼建工局女干部边秀兰，写两信陷害马玉槐一案。

　　事实是原建工局一青年女干部于XX在北京和马玉槐是师生关系，来往密切，到宁夏后，工人接触更多，关系更加密切。于XX因病住院后，马经常去探望于。并给于送鲜花、水果、照象，原建工局局长丁毅民同志发生怀疑。

　　六o年四月，建工局人事负责干部李金亭的爱人边秀兰（原建工局一般女干部）告诉了毅民同志，她拿到了马玉槐给于X X的一封情书，丁毅民同志知道此事后，向边秀兰要此信，现在边秀兰说，当时她确实从于XX处她拿到了这封信，后被马玉槐知道后把信要走了。

　　根据事实，此事根本与刘格平同志无关，但这些坏家伙硬说刘格平同志指使丁毅民制造假信，陷害马玉槐。于是这些事便成了汪、杨、马、甘陷害刘格平同志和打击丁毅民同志的借口。

　　汪锋获悉此事后，便居心叵测地大喊大叫：“这是一件大陷害案，赶快抓。”马玉槐曾狂吼：“这是政治陷害！”立即派韩觉民同志（原组织部副部长）负责调查，由于在调查中发现内情与马玉槐有关，他认为这不是什么政治陷害事件，这一下就激怒了汪、杨、马等黑帮，特别是马玉槐马上换上他们忠实走狗马志新（区监委副书记）专门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打击、陷害的假案件，同时立即搜集韩觉民同志的问题，把韩觉民划到“刘格平反党集团中”批判斗争，直至开除党籍，降五级。以后汪、杨、马黑帮的忠实走狗马志新秉承汪、杨、马的意图并伙同甘春雷亲自出马，先后三次找边秀兰谈话，汪锋也亲自挂帅，将边秀兰和于XX软禁在交际处，作“思想发动工作”这个案件中的马玉槐本应回避，但他也参与“打通”边秀兰、于X X的思想工作。这些家伙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终于压服了边、于二人按着他预先设好的圈套，颠倒黑白，节外生枝地炮制了一个所谓“受刘格平唆使的陷害案”。汪、杨、马及其帮凶，马志新等人抓住由他们制造的所谓证据污说丁毅民同志早就对马玉槐恨在心，长期追记马玉槐的行踪。驱使女青年于XX与马玉槐接触，拉马下水，又说刘格平同志有意图地给丁下达了陷害马玉槐的这个目标，通过丁毅民同志威逼边秀兰假信，陷害马玉槐。

　　为此，于六o年五月十六日，他们撤去丁毅民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六月份，七次扩大会议上“动员”边秀兰、于X X完全按照汪、杨、马的意图发言，为“陷害案”做了证。汪锋大叫：“于、边是刘格平反党集团的人，现在起义了”。”又节外生枝的给丁加上了贪污17 00元的罪名，当埸将丁毅民逮捕法办，当时会埸内外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气分十分紧张，汪锋也佩带了手枪。任汪、杨、马黑帮等人的法西斯白色恐怖已达极点。用一句俗话说，达就是“杀鸡给猴看”，以向所谓“刘格平反党集团”的其它成员示威！

　　六O年九月十四日，马玉槐勾结了高级法院院长韩幽桐（黑帮分子，前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的老婆），将丁毅民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马玉槐还在判决书上加了批示，又给丁横加罪名，想把丁置于死地。他们之所以对丁毅民同志这样狠，更恶毒的是企图进而把刘格平同志拉入此案，也打入狱中，看这伙黑帮的黑心何其毒也！后终因无可靠证据，才勉强判处丁毅民有期徒刑三年。看，这伙黑帮利用他们篡夺的大权，对谁进行残酷无情的专政！？

　　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边秀兰的爱人李金亭和建工局办公厅副主任杨永利无故打入“丁毅民反党集团”内，是陷害马玉槐的一干人犯，加上了参与“陷害马玉槐”这条莫须有的罪名，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将杨永利同志开除党籍，劳改一年多，又给李金亭同志以留察看二年，降两级处分，企图斩草除根，一网打尽，借以灭口，以便此冤案永沉海底。

　　在这个骇人听闻的冤案中，汪、杨、马黑帮及其帮凶李景林、甘春雷、马志新等施尽了（文革网录入者按：此处原文缺数字），耍尽了手腕，采用了一切可以采取的阴险毒辣的手段，不惜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同志无情打击，残酷迫害，最终目的是想置刘格平同志于死地，消除叛徒彭真、安子文等人的“心腹大患”此案详情及汪、杨、马、李、吴、甘在当中所犯的罪恶仅就所知道的初步揭发，希望知情者继续作深刻的揭发批判，并勒令这伙坏蛋必须彻底交待。

　　第二，陷害案，是所谓刘格平同志指使李微冬（文教厅厅长）勾结韩铃（原师范学院干部）打击刘继曾，陷害汪锋一案。

　　事实真象是怎样呢？

　　韩铃同志原在师范学院工作，在59年9月整风时，韩铃同志给刘继曾（原师范学院副院长）提了很多意见，当时刘继曾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扬言，这样地整他，要离开宁夏不干了。并给汪锋写了信，汪锋见信后，派李景林去刘继曾家安慰他，黑帮分子汪锋对其部下关心之极，由此可知。

　　六O年反地方民族主义时，汪、杨、马等黑帮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大施阴谋，硬说刘格平同志授意李微冬同志指使韩铃诬蔑说刘继曾说过“回民干部不能当第一书记”，汪锋在大会上大喊大叫说，韩铃造谣，并肆意扩大。刘继曾是汪锋带来的人，因而污说，打击刘继曾就是刘格平陷害汪锋。并无故给韩铃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处分至今尚未解决。这伙黑帮就是这样飞扬跋扈，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陷害革命干部达到了何等程度。

　　第三，陷害案，所谓刘格平同志指使我（我原是区人委副秘书长）有计划地派高龙波到幼儿园工作以便打击李惜春（李景林的老婆）从而陷害李景林。

　　原中央民委托儿所所长高龙波一九五八年调宁夏驻京办事处工作，于五九年调回宁夏，人委办公厅重新分配工作，区人委原决定高龙波去第二招待所任所长，但高龙波仍愿搞托儿所工作，于是便向区党委秘书长胡永连要求到幼儿园工作，（高与胡住同院）胡永连就同我商量，说：“幼儿园工作一般女同志都不愿意干，高龙波想做这一工作，又有经验，为什么不让他去呢？”又说，招待所所长好找，他要和组织部副部长韩觉民谈，给招待所另调所长。后来高龙波就被分配到幼儿园工作。

　　反地方民族主义时，汪、杨、马抓住高龙波和李惜春在处理工作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勾通其亲信胡永连，胡一口否认说：我从来没和金晓邨商量过调高龙波到幼儿园工作一事。硬说我是受刘格平同志指示，通过高龙波去幼儿园排挤、打击李惜春，从而达到陷害李景林的目的，马玉槐亲自审案，硬逼我和高龙波承认此事，并叫我们揭发刘格平同志的所谓“阴谋活动””，否则，大会批，小会斗，施尽了手段。后又把高龙波关在幼儿园，监督劳动，粮食定量21斤，整天又累又饿，大受摧残。高因饥饿难受，偷吃了幼儿园小孩的剩饭，得病卧床不起，就这样，李惜春不让医治，医生孙xx偷着治好了高的病，才救了他一条命，李惜春知道了此事对孙医生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跟反革命混在一起? ！”不久孙医生便被解顾了。与此同时李惜春对高的爱人施加压力，斗争数次，连他的三岁小孙子一起从幼儿园赶走说他是反革命的孙子。看这些家伙还有一点人性吗？

　　六二年，这个假案的关键人物胡永连吐了真情，承认了他确实跟我商量过调高龙波到幼儿园一事，这个案子才真象大白！但是里面岂不知多少干部受到了摧残的迫害啊！当时高龙波还在农埸劳动改造，一次他从农埸回银川办事，一同志告诉他要甄别他的问题，高龙波因文化水平低，不理解“甄别”二字的意义，汪、杨、马黑帮长期对他残酷折磨使他感到以为又要整他，当时眼睛发直，神经错乱，以后便“失踪”了，后来得知他流浪在新城等地，才把他找回来。

　　革命干部，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这仅是60年反地方民族主义黑幕内的一角，这里面有安子文、李维汉、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伙黑帮及其帮凶李景林、吴生秀、甘春雷的一笔大血债，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起千钧棒，狠打落水狗，彻底砸碎阎王殿，把这伙反革命黑帮分子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倒彭真！打倒安子文！打倒利瓦伊汉！打倒以汪锋、杨静仁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分子！

　　金晓邨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 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杨静仁是迫害刘格平同志的创子手

一、看，杨静仁的政治野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反革命两面派杨静仁多年来，善于使用赫鲁晓夫的手段，两面三刀，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以达到他的政治野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在袭击刘格平同志、罗成德等同志时，都给加上“政治野心家”的帽子，其实他才是货真价实的政治野心分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先从他反对刘格平同志的事实讲起。

　　（一）主要根子

　　反革命两面派杨静仁，很懂得要爬上去做全国回民的领袖，达到篡党、篡国的目的，必须有可靠的棍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李维汉、安子文等也知道，要打倒刘格平同志拔掉他们的眼中釭，必须把杨静仁扶植起来，和刘格平同志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解放后十七年来，这埸斗争一直未停止过。

　　早在解放初期，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时，中央任命刘格平同志任民委副主任，主管民委工作，李维汉为了控制住民委大权，即把杨静仁从西北调到民委任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在李维汉的指示下，以左的面貌出现，每事都与刘格平同志作对。

　　当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以后，刘格平同志调到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分工主管民族工作。李维汉为了抵制刘格平同志，又把杨静仁从中央民委调到统战部任民族处处长，专与刘格平同志唱对台戏。刘格平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移缺由汪锋接替。李维汉又把杨静仁提升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但这只是达到他们政治野心的第一步。要打倒刘格平同志，让杨静仁当全国回民的头头，还须要他们做更大的阴谋。

1960年他们这一伙借刘格平同志制造民族服装的错误，认为时机成熟，就用扩大事实，颠倒黑白，新老帐一起算的办法，动员所有力量，把刘格平同志打倒，还想踏上一脚，使其永不能翻身。因而在批判斗争刘格平同志时，李维汉等即指派杨静仁率领工作组来宁夏，坐阵指挥。

（二）树立威信

杨静仁不仅是李维汉的得力打手，而且是李的三大笔杆子之一，仅次于刘春。1958年为了树立杨静仁在全国回民和统战系统的威信，并借机打击刘格平同志。李维汉、汪锋等在青岛市召开了宗教问题座谈会，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黑会。在这个会议上，他们没有印发中央任何正式文件，却把杨静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作为会议的指导性文件，即发给与会同志学习讨论。据说杨静仁写的这个发言，是在李维汉的授意下，闭门一月才写出。他们企图通过这次民族宗教问题座谈会，在全国范围内给杨静仁树立威信，阴谋给杨静仁做回民头头大造舆论。

　　宁夏他们原拟让刘格平同志去出席会议，树立对立面，搞跨刘格平同志，但刘推故未去，只好让王自强（区党委统战部长）和李健同志（统战部副部长）去参加了会议。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会议上，汪锋说：“由于会前王自强、李健同志参加会议时，暗示过刘格平同志，因而在会议上和李维汉、汪锋有不同意见。会后王自强、李健同志向刘格平同志作了汇报，对会议精神贯彻不力，于是给他俩加上了莫须有的一条罪名，把他们划到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圈子内，开展了对他俩的斗争。

　　由于青岛民族宗教问题座谈会是个反党反中央的黑会，会后上报中央的文件一直未批转。会议详情只好请与会同志进一步揭发了。

　　（三）阴谋得逞

　　李维汉、安子文、汪锋让刘格平同志来宁夏工作是早有阴谋的，他们企图通过刘格平在工作中犯点错误，然后抓住辫子，一下整死，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汪锋曾在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次会议上讲：“上面说，让我来宁夏任第一书记，认为很合适，我即有斗争性，也会团结同志。”当时这句话对我们的印象是，要整刘格平同志的计划早就制定好了。

　　刘格平同志来宁夏后，他早就想捞到稻草要整，但几次都不好下手，最后，在制造民族服装问题上，终于抓到了打倒刘格平同志的辫子。

　　①事情的经过

　　制造民族服装的发起人最早是谁呢？据我们知道是金浪白。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时，宁夏组织的观礼团团长是金浪白，副团长陈XX。金浪白在参加观礼前，曾去刘格平同志在北京的住处，为制造民族服装问题向刘格平同志提出过建议。刘格平同志回宁夏后，就酝酿制造民族服装问题。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来没有，我是记不清了，但记得在交际处礼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刘格平同志为此事专门发过言。在酝酿这个问题时，听说回民同志拥护的不少，有些汉民领导同志也是同意的。马玉槐当时也是积极支持的。当汪锋把马玉槐拉到兰州开会回来后，马玉槐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标榜他当时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这以前，马玉槐对刘格平同志一直是崇拜的，还经常在一起玩。到此时，他却过河拆桥，倒打刘格平同志一耙。

　　②扩大打击面

　　一九六o年三、四月间，刘格平同志去中央人大主持召开人大民族委员会，请李维汉给少数民族代表和全国政协的少数民族委员联座会作报告，李维汉在报告中，提到制造民族服装问题后，接着党内就由李维汉、安子文、汪锋找刘格平同志谈话。随后扩大会议范围，把

　　中央民委处以上干部和宁夏区党委的多数书记调到北京开会，后又以借口刘格平同志犯错误，送回宁夏组织力量进一步批判斗争。

　　宁夏区党委召开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组织批判斗争刘格平同志，他们在七十多天中，不仅实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还随意扩大打击面，实行宗派主义的办法，划了所谓“渤海圈”（即山东渤海区党委）和“山东圈”。对来自这两个地区或过去与刘格平同志沾过边的厅局级干部，除少数靠拢他们和他们要保护的以外，多数都被他们列为打击对象，进行了打击，当时被打击的十一人（不包括丁磊），保护过关的六人，“起义”过去的二人，原来保护后又打击的二人。

　　③一杠子打死

　　在斗争刘格平同志的七十多天中，刘格平始终未承认自己错误，在会议快结束时，杨静仁、汪锋等，不得不拿出最后一张王牌，抓住刘格平同志生活作风上的一些问题，逼着刘格平同志写出了最后一次检讨，才算结束了会议。但区党委关于刘格平同志所犯错误向中央的报告，不是宁夏区党委写的。而是汪锋授意杨静仁在北京和他们一伙研究搞的。区党委只派了陈xx、贾X X带上材料参与起草。在定稿的过程中，听说原拟只撤销刘格平同志的书记处书记和常委职务，还保留自治区主席和区党委委员之职。但杨静仁不同意，最后决定还是报请撤销了刘格平同志的自治区主席之职。在撤销了刘格平同志自治区主席职务之后，就听说李维汉和汪锋报请杨静仁任宁夏自治区的主席和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不久即下达了第一次任命杨静仁的通知，但杨静仁并不为此而满足，李维汉、汪锋也为此而不甘心，一九六一年初，汪锋在来宁夏的一次会议上说：“西北局书记处须要一位年青有为的三八式书记，才能是一个整齐的班子（原意）”。而事隔不久，果然第二次任命杨静仁为宁夏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通知下达了，杨静仁也很快走马来宁夏上任。他的第一步政治野心达到了，不仅把刘格平取而代之，而且远远超过了刘格平同志在宁夏的职务。

　　④斩草又除根。

　　杨静仁走马上任后，对于所谓刘格平同志的人，心怀鬼胎，除汪锋在时搞的党校训练班，集中火力又整了以王志强等同志的问题，上报审批定案时，对于所谓保护过关的一些同志，还时时都在戒备，并用露头就打的办法，不让他们有任何说话的自由。一九六二年中央提出对过去搞错了的同志，应该进行甄别时，杨静仁慌乱了手足，在常委会上几次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搞出的“反党集团案”是中央审批的，不在甄别之列。同时又把这些同志集中在交际处，整他们的态度。进一步搞他们的材料，对其中象张应达、王克等同志，事实证明完全搞错了的，也不给予平反，只给他们恢复职务，却不给恢复级别，怕平反后，影响别人再翻案。并以一九六三年开始，对于所谓保护过关的几个人中有的还在进一步进行政治迫害，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声言要肃清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的残余。怕他们为刘格平翻案。更恶毒的是对刘格平同志的爱人向中央监委的几次申诉，先是置之不理，后在中央监委再三的督促下，不得不写出书面表态时，杨静仁插手让区监委把陈XX从农村社教调回，写了批驳材料，仍维持对丁磊同志原案不变，未提交支部讨论通过就上报给中央监委。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 联合指挥部材料组调查整理

　　1967年3月5日



三月九日在体育馆揭发批判杨静仁、马玉槐等黑帮分子大会上张英达的发言（摘录）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最强烈控诉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李景林、吴生秀等一小撮黑帮分子们对我进行的政治迫害罪行，同时，我声明，我不是为了个人申冤翻案目的的是揭发这一小撮黑帮的丑恶嘴脸。

　　在六o年政治迫害案件中，这一小撮黑帮分子，还不仅是为了打下刘格平同志，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就是要按照他们祖师爷的意图，和叛徒黑帮分子刘澜涛勾结在一起，篡夺党，政领导大权，在西北地区建立他们的反党反革命据点，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政治野心极为恶毒，罪该万死。因而他们在打下了刘格平同志之后，从六o年以来，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以反革命宗派主义观点，划了什么“渤海圈”“老三边”，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圈子和罪名，采取“斩草除根”的手段，一批又一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陷害站在毛主席革命立埸的革命干部。在他们整这些干部的时候，还采用了封建王朝“一人犯罪，全家抄斩”或者户灭九族的残酷手段，无端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干部被他们整倒，还要整他们的家属，甚至亲友和工作密切的同志也不能幸免。象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我就是从六o年以来，多次被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黑帮分子打击陷害，七年来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的一个，现在我就个人的遭遇，控诉这一小撮坏蛋们的滔天罪行。

　　（一）先从六o年反地方民族主义谈起：

　　我是一九五八年调来宁夏的，来宁夏被分配在财政厅工作，六O年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时候，受了汪锋、杨静仁马玉槐的打击陷害，给我留党察看二年，撤销行政职务、降三级的处分，调到砂石厂工作，六一年十月，因为我提出申诉，弄清了问题，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给我恢复原来的工作，调到商业厅。六三年九月下乡搞了三年社教，去年八月，杨、马黑

　　帮又指挥着他们的忠实走狗马志新，要最后整掉我，从社教工作队把我调回了商业厅。

　　在一九六O年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时候，我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既没有搞民族服装，又没有其它地方民族主义活动，这在区党委甄别结果中可以证明。整我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和刘格平同志在一起工作过等关系，但最终他们也找不出我和刘格平同志私人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或搞过什么阴谋活动。如果说有，就是他们所说“我曾对刘格平同志坐牢问题吹嘘过。然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刘格平同志被捕坐牢十多年，威武不屈、斗争到底的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和彭真、安子文、刘澜涛等叛徒们比较，刘格平同志确实是立埸坚定，旗帜鲜明，而这群叛徒则极为渺小和丑恶，令人卑视。汪、杨、马黑帮的所谓“渤海圈”，纯系捏造，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我们说：“汪杨马黑帮们，到现在你们也找不出所谓“渤海圈”有什么罪证恶迹。相反你们表演的宗派主义丑剧，却令人不齿，我们质问杨静仁和马玉槐，你们两个人的老婆升官，提级是和马志新等人作的什么政治交易，金民有什么德才？你们提他当统战部副部长，赵延年一个四九年参加工作投机的商贩，几年就飞黄腾达到总揽区党委的政策大权，这是偶然的吗？！把你们的升官图展开一看，就清楚你们的宗派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你们的干部路线还不在于此，你们招降纳叛事例也不少。

　　汪、杨、马黑帮在六O年斗争刘格平同志的大会上，把我拉入“渤海圈”，是耍了一套把戏的。汪锋在大会上点我的名的时候，捏造了一句话，汪诬咬我说过：“XX X犯了错误，还是当副委员长。”但他没提出我是对谁说的，汪锋借此说我在七次扩大会议上散布刘格平斗不倒的空气。”汪锋、马玉槐当时在大会上还再三阴险的说，他们原来想保护我，是我自己钻出来的。事实完全证明，汪锋等对我是蓄意进行迫害，使用的手段也是很狡猾毒辣的。在汪锋把我点出来以后，财政厅长李力就奉命批判斗争我，后来把我和其它一些同志集中到党校，组织一批专门力量进行围攻，逼我们承认“地方民族主义”，“反党”等等。于六O年十月十七日宣布了对我们的处分。说到他们处分干部，他们完全是违反党章规定的，他们一贯使用的手法就是处分党员，不经过支部大会讨论，也不叫本人到会，上报的结论材料，也不叫本人看，我们这次受处分的十几个厅局负责干部，谁都没有看过上报的材料（据了解几年来，对被他们整倒的其它干部也是如此）后来区监委根据我的申诉，对诬陷我的几条罪状经过查证都一一否定了，区党委也于六二年给我作了免予处分的决定。但除了给我恢复了工作以外其它问题至今没有给我解决。

　　杨、马黑帮们几年来对我并不甘心，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岔子，抓辩子，继续打击我，突出的有以下几件事。第一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在贺兰县委整XXX的问题时，他们就多方收集材料，赵延年当面对我讲，“xxx的问题你也跑不了。”最后没有被他们抓上。第二，是六五年在永宁孔雀大队社教中，因为一个组长有错误，本来是我发现和处理的，永宁社教总团副团长金浪白在掌政分团把那个组长大大审斥了一顿，据说以后派人去撤我的职，也在事实面前他们没有得逞。第三是六五年底银川社教清经济当中，因为我们队的“千字号”少，财贸分团领导干部找我谈话，施加压力，说因为我原来有六O年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如果完不成千字号指标，就要老新帐一起算。这点我也没有被他们压服，杨马黑帮的这些阴谋诡计终于在事实面前破产了。从而证明他们的极端无耻。

　　（二）再谈谈从去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的迫害罪行

　　去年五月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杨马等黑帮认为最后打下我的时机到了，他们在六七月间的区党委会议上，就策划了一些迫害干部的阴谋计划，他们把我也列入了黑名单，据工作组副组长刘如岗同志说，他们把我排为四类干部，执行这个阴谋计划的刽子手是马志新。他们主要还是在民族问题上抓我。他们收集的主要材料，据说有阶级异己分子勉维霖捏造的两条，第一条是勉说，在六二年我曾和他讲过，"汪锋是大汉族主义"，这件事本来没有。即便说了也不是什么问题，而马志新却当面对我说，这是我六o年攻击区党委七次扩大会议"（斗刘格平大会）还是要扣我反"党"。第二条是勉维霖说我六二年民族工作会议上，给刘震寰搞过渴瓶吊罐（回民沐浴用）展览，马志新说我这是搞宗教活动。这件事也根本没有，我想在那次会议工作的同志是清楚的。不仅我没有搞，商业厅也没人搞，这都是无中生有。另外，抓我在六二年八月到六三年八月管过一段民族贸易工作。用马志新等人的说法"我给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招魂"。可见他们用心多毒啊！

　　为了实现对我迫害的新阴谋，从去年七月就对我进行了封锁，不仅传达彭真等黑帮罪恶的会议不让我听，甚至在红旗剧院和体育馆放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的录音讲话，银川市社教团的全体队员和中学生都参加听了，唯独不让我去听。8月26日调我回商业厅以后，几个月什么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会议（包括许萍检查批判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干部学习会一概不让我参加，我去参加一次支部大会把我赶出来。甚至毛主席接见革命小将的电影票，按规定除四类分子买票，工人、学生、干部和市民全都发票，但是不发给我，要求到区党委报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都是杨静仁、马玉槐以及他们御用文革亲自布置的。据后来了解，享受我这样"待遇"的干部，确还是不少。在杨、马黑帮践踏党章、进行阴谋打击陷害的罪恶行动下，我无辜受了七年的留党察看处分，七年来我没有能参加过一次党的基层选举。无辜地顶了七年"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现在在我们最最敬爱最伟大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揭开了刘邓及其庇护的彭真、安子文、李维汉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们迫害刘格平同志的黑幕，使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正义得到申张了，杨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再次让我们高呼：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杨马黑帮的迫害罪行，还不在我本人身上，他们还打击我的全家，在去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整我，布置胡春浦、金民在统战部散布舆论，整我的爱人，更恶毒的是杨静仁、马玉槐等唆使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打击一些干部的子女。对我的子女划入了“黑七类”，我的女儿在要武中学，班里选去北京见毛主席，经过他们的审查，给刷掉了。我的儿子在一中参加红卫兵才几天，就把袖章收了回去。更荒唐的是，去年要武中学有四名姓李、曹、刘、张的学生给黑司令杨静仁写了大字报，杨静仁一方面先给胡春浦、金民等布置调查，另一方面给公安厅厅长黎光布置，看来是要抓人的。据他们分析，姓曹的可能是曹又参的女儿，姓李的可能是李景林的女儿，姓刘的可能是刘震寰的女儿，姓张的可能是张英达的女儿。但据他们调查结果，一个也不对不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这些黑帮分子用心之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何等阴险啊！

　　象这样的例子，还有！马子明同志的女儿参加了红卫兵，就是被刘静仁唆使他的儿子硬性把袖章夺回。金晓邨同志的女儿在要武中学，也被划入“黑七类”，在课堂的座位，不能和他们的“红五类”子女坐在一起。杨静仁的女儿对王克同志的女儿说，你爸爸犯错误等等，王克同志的女儿反击说，杨静仁过去犯错误还劳改过啦!据说，杨静仁的女儿回家问杨静仁和吕琳，他们说是什么侮辱“革命干部”。这真是岂有此理。

　　现在杨、马等黑帮的盖子已经开始揭开，我们警告汪锋、杨静仁、马玉槐等黑帮们，你们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刘澜涛、高岗、习仲勋的黑根黑线，你们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治天罪行一定要清算！你们残害劳动人民，特别六O年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残害了很大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一定要清算！你们迫害刘格平同志和许多干部的罪行一定耍清算！你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共他一些罪行也一定要清算！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在彻底挖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和高岗、习仲勋的黑根黑线，彻底挖掉他们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的这个大方向上联合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让我们拿起铁锹、洋镐、扫帚，扫除这些害人虫，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只要我们团结奋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起来革命造反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英达

　　1967.3.9



　　最高指示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反坏人坏事是杨静仁、马玉槐黑帮大观模杀害人民的惨案

　　一九六o年五月，在彭真、李维汉、安子文、薄一波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指示下，以杨静仁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协同前宁夏党委第一书记汪锋来到了银川。在经过三个多月的所谓“反对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以后，紧接着在八月下旬发动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对坏人坏事的“双反”运动。而后，杨静仁上台出任我区第一书记，替出汪锋去甘肃，这样他们这伙黑帮就篡夺了宁夏和甘肃的党、政大权。

　　“双反”运动，以汪、杨为首的黑帮分子，是对宁夏人民欠下的一大笔血债。我们从汪锋、杨静仁在运动前后策划中就可以看出这个运动的罪恶目的和实质。运动一开始，汪锋就在他向区党委写的报告中夸大情况，说：“联工队伍严重不纯”“收进来了大批五类分子”“生产一直上不去”“这是孙殿才、梁大军和刘格平两个反党集团的遗害。”他还在大会上叫嚷： “我们反对了刘格平反党集团，扭回头来就挖根子”以消除所谓“隐患”。他说基层干部有“严重右倾和官僚主义”，他当面骂石钢的领导干部是刘格平的孝子贤孙。在这种惨案中，是由汪锋一马当先，伙同马玉槐、金浪白等大打出手。杨静仁以中央工作组身分幕后策划的。他们互相吹嘘，在杨静仁上台后，这汪锋去甘肃的会上，就对汪锋大肆吹捧，说：“汪锋来宁夏干了三件事，一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二是开展了“双反”运动；三是生产上去了”。这样就完全暴露了他和汪锋是“一丘之貉”。到底是否象杨静仁吹嘘的那样，我们可以拿“双反”运动这件事本身去证明吧！

　　“双反”运动主要特点之一是突然袭击，且斩且奏！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汪锋、吴生秀、金浪白等到石嘴山钢铁厂“检查”工作。八月二十八日以汪锋名义向区党委作了“石嘴山钢铁厂当前的问题和我们的看法”的书面报告，到八月三十日所以区党委名义发出了“报送汪锋同志关于石嘴山钢铁厂当前问题的检查报告”，在上报中央的同时发到各市、县、厅、局、工矿、企业，于是，就由点到面，且斩且奏的全面铺开。如此重大的问题，花了不到十天的时间，未经中央批准就作出决定讨论实行，可见他们是可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双反”运动的又一特点是严重的强迫命令，主观武断，破坏法制，破坏政策，贯彻了一条“行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运动开始，汪锋就在各厅局党员负责干部和县委书记会议上说：“这个运动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并且以“要不要党籍”来威胁。他不惜破坏国家法制，把捕人权下放基层，甚至公开鼓动“群众扭送”，实行了大逮捕，大集训、大监禁。汪锋在一次跳舞会上叫嚷：“宁夏有的是地皮，要大办监狱！”汪锋等黑帮分子主观武断定指标，据有人揭发，开始他们决定捕人指标先是二千人，后续升到四千、八千、一万人，最后定为一万二千人，结果捕了一万九千多人（可能不实，此数待查）汪锋在报告中就把斗争锋芒指向了职工群众。汪锋报告说该厂“有所谓‘八大专政’福利员、管理员、采购员、调度员、技术员、检验员……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不请示领导决定大事”，甚至不加阶级分析，把“劳动纪律松弛，职工迟到早退”也列入这个解决敌我矛盾的运动的范围。汪锋在石钢“调查”了两天，就认为钢厂三千六百二十五人中“有政治历史等各种问题的”共四百九十六人。因此金浪白等人就定指标抓起四百多人（包括法办、劳教和集训）。在向下传达汪锋等捕人精神时，无怪乎贺永洁（当时同心县县委书记，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时说：“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使漏网一个人，我们是可捕不可捕的一律捕，敢不敢这样，是对每个党员的考验！”当着中央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时，杨静仁、马玉槐等还不死心，叉抛出了三大措施，即：（一）降低口粮标准，凡是逮捕集中起来的人，无论其原定口粮标准多少，一律降到每人每月十七斤五两；（二）凡下马厂矿精简人员及其家属和盲流人员，从十一月一日起，一律停止口粮供应；把逮捕起来的人集中到西干渠进行重体力劳动。结果，促成了大量人口死亡，浮肿和外逃。

　　“双反”运动的后果，决不是如同杨静仁吹嘘的那样，是什么“好事”“生产上去了”，恰恰相反，它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给我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损失，究竟全区死亡、外逃和因患病浮肿的人有多少，暂且不提，我们不防举些局部例子说明一下，即可知一般。

　　同心县：据不完全统计，共逮捕、看管和集训七百五十三人，到六o年十二月十六日止，经甄别释放四百六十九人，其余二百八十四人中报大区审批的一百五十七人，经批准可以法办和劳教的只有一百一十四人。这样算来，有68%的人属于错案。

　　中卫县：单就采取“三大措施”的结果看，由于压低了口粮标准和停止铁路沿线部分居民口粮供应，克扣了粮食四十九万斤，结果造成了人口的大批浮肿死亡和外逃。沿途旅客吃不上饭。当着中央号召检查政策和群众提出意见时，杨、马黑帮就急忙抓了个替罪羊，将原中卫县委书记武右邦批斗处理，以平民愤。该县镇罗公社共30，000多人（包括赵壁山铁矿人口），双反时逮捕六百余人（因中央不同意而紧急杀车，否则捕得还要多）。该县公安局教导员张学礼在一次检讨会上说：“我是当时集训工作的带队人，眼看被集训人员死亡很多，死在渠上的每天都有，路上被雨淋死了十三人，还有的因屋小人多挤死的也不少，汪锋是罪大的，我到现在良心上也过不去”。赵壁山铁矿因完不成捕人任务，认为原矿党委书记（兼矿长）张养臣和副书记（兼副矿长）王萧禹严重右倾”，当即撤职，送农埸劳动。接着，就采用吊、打、跪板凳等非刑逼、供、信，被打人员惨叫之声，在二三里外的山上也能听到，只有俯首就擒，该矿共有职工1400余人，七、八天就捕起150余人，其中送县集中的83人，留在矿上自办农埸劳动教养的50余人。自办农埸没房子住，三九寒天住在帐蓬里，饥寒交迫，不数日死亡八人。后来，因被抓去人员大批患病，陆续回到矿山l20余人，经卫生厅派出医生二人带药品抢救后，还死亡32人，另有一些人在这种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死亡逃散不知下落。上述人员在六二年春经甄别后，只有一人可以劳动教养，其余均属错案。我们要问杨静仁、马玉槐黑帮，你们是在对什么人实行专政？

　　石嘴山钢铁厂：按照汪锋定的调子逮捕集管400多人（包括法办92人，劳教66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集训31人，还有所谓破获小集团23人，人数不详）。此外还有送自办农埸强制劳动了300多人，因怕被捕外逃的400多人，共计约一千多人，几乎占全厂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上述人员死了多少，讫今未查清。单就第一批捕捉的16人中就有7人在劳教中死亡。后经甄别，错案率达80%以上。就是在当时这样情况下，金浪白还说“有27起重大案件未破！”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于该厂在“双反”中大量减员，剩下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终日提心吊胆地工作，怕出事故后被抓，使劳动生产率下降。金浪白等对工程技术人员很不信任，抛开他们开动10 0M高炉，引起了一件高炉冻结的空前的重大事故，一个多月开不了工。中央派来五个技术人员起破冻结，炉体遭受严重的破坏。后来该厂又加上苏修反华和自然灾害农业减产等其它原因，被迫“下马”。

　　杨、马黑帮一贯鼓吹说：“双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甚至用六o年以后宁夏没出什么象兰州那样乱来辩解。虽然也说“错误是严重的”，但仍说“错误是一个指头或两个指头的问题，是个别单位，或是三个四个指头的问题。”这从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埸上去看问题的确是这样。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惨案是发生在城乡各个单位，让我们广大革命人民起来揭发、分析、讨论，反坏人坏事究竟是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事实是客观存在的。wengewang.org

　　我们认为，这个运动是一埸大规模地破坏和屠杀宁夏劳动人民的惨案，是汪、杨、马这些黑帮欠下的劳动，人民的大血债。我们必须讨还这笔血债！我们是为全区受害的人民申冤，不是为真正的阶级敌人翻案，那些应该捕办的五类分子，休想利用我们的大字报去捞稻草！我们呼吁全区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起来，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进一步揭发和清算汪、杨、马等这伙黑帮的滔天罪行！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翻江倒海》革命造反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是民族投降主义分子，是大搞封建宗教复辟的罪魁祸首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又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杨静仁完全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边，大搞投降主义，大搞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论。主张调和阶级矛盾，抹煞少数民族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他不去发动广大受压迫的人民，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江山，而是坚持资产阶级使人恶心的民族改良主义，他认为对少数民族政治改革主要靠上层统治阶级（如什么：少数民族的大教主、大寨主了，总之是统治阶级）来搞。共产党可以和他们这些混蛋的大教主、大喇嘛进行和平谈判。“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早在1955年四川改革时，杨静仁完全赞成李维汉的那一套“和平改良主义”，当时四川发生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大叛乱，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用武力镇压，而杨静仁、李维汉一伙，却大力主张对叛匪使行“仁政”，实行“和平的政治攻势”，“不用武力镇压”。大力对抗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他们和平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四川平叛失败了，不能取得胜利。使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纠正了错误以后，四川改革才胜利的进行了。（注：参加四川改革的同志给杨静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杨静仁表面上表示接受，但只作了一点点不深刻的检查，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杨静仁是多么恶毒地对抗毛主席啊！）

　　二、大阿訇的孝子贤孙杨静仁虽然身披共产党员的外衣，钻在了共产党领导的高座上，但是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大阿訇的孝子贤孙，死心踏地的穆斯林宗徒。

　　为了实现他复辟封建主义，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教迷信，把中国引向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国家的罪恶目的，杨静仁竟然利用他所窃据的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的中央领导权位，公然于五二年伙同包学汗、马震武、马玉槐等所谓的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土共同发起组织了人民伊斯兰教协会，（简称伊协）并于1953年5月9日由杨静仁一手组织召开中国伊斯兰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杨静仁领导起草了伊斯兰教协会简章，（53年5月11日通过）现将该简章摘抄如下：

　　第二条：本会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第三条：本会由全国伊斯兰教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组成之。

　　第四条：本会由伊斯兰教爱好和平民主人土中的代表举行本会成立会议，……

　　第六条：本会三年召集全国伊斯兰教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伊斯兰教的重大问题，……

　　根据这个简章，伊协果然在1956年12月11日至22日于北京召开了中国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会议。．，井把马玉槐臭名昭著的黑报告作为大会的主体文件之一。在汪锋为本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中明确说出了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就是杨静仁。现将汪锋的这一段话摘录了下：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会议开幕一礼拜多了，我最近才从外边回来，杨静仁副主任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情况跟我谈了，我认为这一次会议开得很好，许多问题都谈到了，也都得到了解决。……

　　三、为进一步制造民族分裂毒害少数民族青年。杨静仁又一手创办和操纵了“经学院”培养什么“红色阿訇”。这个事实，只要翻开1955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委会（扩大）会议上，伊协副主任伊明．马合苏木所作的“关于筹办中国伊新兰教经学院工作的报告”就会完全清楚。现摘录一段原文如下：

　　“自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后，就考虑建立一所经学院，以便培养经书两通的阿訇，作为我们伊斯兰教的继承人，传播者。经过酝酿后，于今年（1955年）四月间，由杨静仁副主任伊协在京委员扩大会议提出了成立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与会的委员阿訇乡老们的一致赞同，并决定聘请马玉槐副主任担任院长……在协会的领导下，负责该院的全部工作。”

　　由此可见，在伊协领导下的经学院的老板是杨静仁，经理是马玉槐，他们一个是决策人，一个是执行人，他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一个也逃不脱罪责的。

　　伊斯兰教经学院确实是个大黑店，是个大搞封建复辟的巢穴。其中的学生大部分是原来清真寺的“海里凡”，他们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经书两通的阿訇，作为我们伊斯兰敌的继承人，传播者。”杨静仁等是把未来传播、发展伊斯兰教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所精心—培养出的这一些“继承人”身上的。（这就是在和我们党争夺下一代，妄图埋下封建复辟的棍子）因此，他们把经学院的课程设置如下：

　　主课，宗教课（古兰经、圣训等）占70%，全部没有政治课，仅有社会常识课，只占全部课程的10%，（实际上不到10%）并且在这一门课程里所学的是所谓的民族宗教政策之类，实际上就是贯输李维汉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思想。……

　　经学院的师资都是什么人呢？是曾在艾资哈尔留学的“阿林”（学者），有对教门有贡献的知名阿訇，但杨、马黑帮还嫌不够，“还需要聘请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阿林到经学院任教”，还要“邀请一些品学兼优的知名阿訇，毛拉作为兼住或专任的研究员或研究指。”

　　综上所述，可以列出杨静仁、马玉槐在把持经学院中的四大罪状：

　　一、反对党的领导

　　一、不要社会主义道路

　　三、反对毛泽东思想

　　四、反对唯物主义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材料组调查整理


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的专横、独裁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为了实行他的资产阶级统治，在党内实行个人独裁，专横，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他看成是“党的化身”，谁要给他提意见，就说谁是“反党”“右派”，谁要不按他的意旨办事，就打击报复。举以下几件事实：

　　一、一九六三年五反运动中，为解决原粮食厅领导不团结的问题，在一次厅局负责人会议上，杨静仁批评毛子长，毛子长提出意见说：“我们解决不了，你们党委派人检查吆。”杨便认为顶撞了他，伤了他的“尊严”，事后把在埸的区党委几个负责人进行了严厉批评，问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驳，是看他的笑话，是幸灾乐祸，并蓄意制造舆论说：“我这个第一书记领导不了粮食厅工作，领导不了毛子长。”为了要出这口气，在讨论毛子长错误处分时又嫌监委整理的材料水平不高，亲自提出几条定性，把毛子长在五反运动中违犯中央指示的作法提高到是“破坏五反运动，”并指示对毛子长要狠狠地批判，指着鼻子批评，他要再不接受，就开除他的党籍。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摸了就回头吃人。

　　二、1964年春自治区党代表大会，生活标准高，开支大，人委办公厅一负责人提出批评意见说：“你们党委特殊”，此话传到杨静仁的耳朵后，便在一次会上说：“这是对党委攻击，是右派言论，这个人与党一点感情也没有”，等等。反对别人给他提意见。

　　三、1964年初区级直属机关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机关党委委员时，由于没有完全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事前安排好的胡永连选上，便专横认为这次党代会不合法，一直不承认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这几年来，使机关党委有名无实，不能开会决定问题。这是明显的破坏党章，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

区党委机关《东方红公社》监委《永跟毛主席》战斗队


　　揭发杨静仁几个问题

　　一、不择手段、粉饰自己，猎取个人荣誉。

　　1．去年五月中旬，他看到山西霍士廉主持开了个批判“三家村”的动员大会，登在报上头版头条，宁夏明明没有开这样的大会，杨静仁却硬要在《宁夏日报》头条消息上写上我区也开过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会上讲了话”。又感到写他一个人的名字太露骨，后来又把后补书记江云的名字也写上了。

　　2．去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革命小将的消息传到银川，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开大会庆祝。杨静仁心里有鬼，怕得要死，迟迟不答应开会。后来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被迫在八月二十五日南门广埸开了大会。会后发表消息，杨静仁极尽粉饰自己的能事，他指示一定要把会议人数尽量扩大，明明没有十万，说号称十万；而要写明在这之前，区党委院内已经分批开过七万人的庆祝会。杨静仁心里完全明白，那七万人（其实没有七万）是到区党委去报喜的，怎么能说开大会呢？他要写这一点的用意，是堵群众的嘴，因为群众已经质问区党委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开庆祝会。

　　3.杨静仁去年八月十八日、十九日穿着军装接见报喜群众，发表消息。报上有人已经写上了杨静仁接见了一整天，杨静仁看了还很不满意，一定要写上他接见到深夜。

　　从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出，杨静仁为了粉饰自己，猎取个人“荣誉”，是多么地不择手段，他的灵魂深处是多么卑鄙！

　　二、在张源、李素本、马若问题上，两面三刀，归根到底是极力包庇。

　　报社革命同志已经揭了张源许多罪行，杨静仁还说：张源没有多大问题，在刮单干风时，张源是坚定的嘛！又说，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张源已经自我检查多次了嘛，不要再叫他检查了，去年七月张源参加西北局会议回来，杨静仁还准备安排张源为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筹委会副主任（后未发表），国庆还给张源发观礼证。报社革命同志一再要求揪张源回报社交待问题，杨静仁长期不同意，后来看形势发展，张源的问题再也包不住了，杨静仁突然改口，说他本来就支持斗争张源，张源可以从青铜峡调回。

　　在李素本的问题上，杨静仁也极力包庇。群众对李素本意见一大堆，“四清”运动李素本没有下楼。杨静仁调李素本、霍一禾回报社，“加强领导”。更可恨的是杨静仁当着张源的面，对张源说李素本没有多大问题，更不是敌我矛盾。说报社“夫妻专政”，那是马若恶意整人。

　　可是，对马若，杨静仁又耍另一样花言巧语，去年六月报社揭出马若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马若心神不安，跌交打破了头。杨诤仁在西安知道后，指示要“安慰”马若，要同马若谈一谈活说明“你的问题，区党委有一定的了解，望安心抓工作”。隔了一天，感到这样做太露骨，又电话撤销这次谈话。

　　三、身为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门偷偷摸摸地干不可告人的勾当。去年八月底，群众开始揭发区党委的问题？报社贴了一张大宇报，说施铸英停印毛主席语录，质问杨静仁，区党委对毛主席语录是什么态度？还有的群众质问宁夏日报为什么不登北京红卫兵在南门广埸十万人会议上的讲话和八月二十三日体育馆大会的消息。杨静仁指使施铸英等要出大字报说明情况，进行反驳。稿子这到杨静仁那里，他亲自提意见，修改，退回稿子时，他害怕露马脚，

　　特地叮咛把他的字迹擦去，重抄一分出大字报。身为第一书记，该干的事就正大光明地干，不该干的事就不干，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擦掉自己的字迹，这充分说明杨静仁心中有鬼，见不得人，专干不可告人的勾当，连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也没有。更不要说第一书记了。

　　四、隔离李景林七十天，拒不承认错误，还说是“保护措施”，中央批李景林是停职检查，杨静仁违法乱纪，把李景林的处分升到隔职检查。后来李景林向杨静仁提出意见和质问，杨静仁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说是保护李景林不游街。游街只是一阵子的事，为什么要七十天，其实，杨静仁的心里是很毒辣的，他为了对付李景林，隔离了多少人！武装看押和设监狱，联系到这一点，就是对付李景林的就是想巩固和加强杨家王朝的黑暗统治。

　　五、农建十三师押人的事，杨静仁是知道的，还在电话稿上有批语，但他抵赖说不知道。农建十三师的问题暴发后，我给金浪白说过：记得马玉槐直接给西安杨静仁通过电话，因为我听到马在电话里说，他的处理同总政意见一致（事后我才知道这是马玉槐造谣，同总政意见根本不一致）。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杨静仁那里，有一次杨静仁查问我：“你怎么听说马玉槐同我通过电话？”我说，我就是听到这么一些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马玉槐还讲过押人的其它情况。杨静仁心里有鬼，害怕十三师的问题也在他身上，于是能赖就赖，在这个问题上杨静仁的品质也是很恶劣的。

　　六、采取各种手段，反对群众炮轰区党委，保他自己。去年九月，人事局张士安从北京回来向杨静仁汇报说，周总理有一篇讲话，北京都放了录音，意思是说不是所有的省市委都是黑帮，不然的话，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是落空了吗?杨静仁得悉后，如获至宝，叫马上和北京办事处韩志鸿联系，用电话把大意传过来，还叫人向西北局打听有没有文件。电话传来大意后，杨静仁马上让出传单，原先准备以一个学校的战斗队名义发表，怕露马脚，以他的亲信张土安个人名义发表。

　　七、整区党委一些负责人的材料，都是由杨静仁先定调子，向中央、西北局写报告，别人划圈圈，同意。有些人确实罪有应得。但杨静仁这个恶霸作法，谁反对他就整谁，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党阀。据我知道，吴生秀、刘震寰问题的报告，是他在西安起草的，李景林问题的报告是他在中央起草的。还有杨辛、石天、姚以壮、马若等等一大批人的材料，都是杨静仁一手整理的。这些报告，充满着对杨静仁的评功、摆好。说杨静仁如何如何正确，别人拆他的台，不听他的话。胡春浦批判刘震寰的发言，也是杨静仁起草的，别人不准动一个字。说刘震寰不听他的电话要贯彻彭真的指示。后来彭真变成了黑帮，杨静仁马上改口说，不听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又说杨辛不听他的话。总之对杨静仁说得肉麻得很。杨静仁叫马玉槐搞吴生秀七千人的大会攻击杨静仁的材料。善于替杨静仁办事的马玉槐这一次却办得很糟糕。说，吴生秀是在毛主席号召摸第一书记屁股的时候，抓住粮食问题，攻击杨静仁，摸了杨静仁的屁股。杨静仁毕竟此马玉槐“高明”，一听不行，这不是不打自招，他们自己在反对毛主席吗？于是，杨静仁改为吴生秀诬蔑中央不倾听群众意见。再有，杨静仁整人的材料，根本不发本人，本人没有申辩的机会！这完全是违犯党章的行为，是杨阎王在党内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证之一。

区党委办公厅王燕衾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罪行种种

　　招降纳叛，包庇坏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彭真如此，李维汉如此，杨静仁也是如此。

　　1．杨曾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民委副主任策中央统战部民族处长，杨掌管着参事室，在这里窝藏了几十个反动家伙，其中有：高XX，国民党新江塔土口专员，中统特务，木铁一，见过匪首蒋介石，三青团新疆总头子，中统特务，木华幸，中统特务，汪锋的密友，同时杨静仁还把中统特务庄学本，大右派王含章安排在民族出版社。杨静仁和这些家伙以及臭气熏天的大右派贾孝迎，潘光旦等，亲密无间，谈笑风生，大吃大喝，甚至铁木一这个反动家伙借酒醉大骂共产党，杨静仁也是笑之以对。毫不动心，他那像个共产党员。

　　2．蒋向臣，是个有血债的叛徒，解放前就和杨静仁长期在一起工作，解放后，这个家伙，在汪锋、杨静仁包庇之下，不但隐藏下来，还官运享通，飞黄腾达，在中央民委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二司司长，办公厅主任，一直到中央民委副主任。在l961年汪锋、杨静仁离开民委之后。才被逮捕归案！

　　3．马余钦，是马步芳的舅舅，马步芳的旅长，参谋长，也是一个大地主，大恶霸，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地群众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如此反动透顶的坏蛋，被汪锋带到西安，带到北京，长期住高级招待所，视为上宾，敬之若佛，当地群众几次派代表去揪，都被汪锋保护下来，这些事情杨静仁是清清楚楚的，非但不揭发，还作帮凶，汪锋离开北京之后，又由杨静仁安排在宁夏参事室，过着舒适的生活，直至（何时来写）才迫不待己舍掉了。杨静仁对这样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大坏蛋，长期以来关怀备至，那里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呢？完全是大教长孝子贤孙的丑恶面貌！

打倒杨静仁！

区建公司捍卫毛泽东思想“风雷激”战斗队

1967年元月19日



坚决挖掉黑帮头子刘少奇、李维汉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一－杨静仁


反革命修正主义杨静仁是黑帮头子刘少奇、李维汉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杨静仁的祖师爷刘少奇。（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1960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庇护下，在叛徒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等的操纵下，汪锋、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当打手，打下了刘格平同志以后，就把杨静仁按置在宁夏当第一书记，同时还按置为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汪锋互相勾结起来，为在西北局建立反党反毛主席的黑据点，企图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1964年8月在区党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会议参加人员有部厅局负责人，各县县委书记，各县社教团团长和有关厂矿负责人）杨静仁布置要与会人员讨论，向中央提出要求出版“刘少奇文集”，不难看出，这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忠实走狗杨静仁等为了篡党和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文化大革命以来，杨静仁千方百计不让在街上写毛主席语录，不让在汽车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疯狂地压制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清楚地说明，杨静仁是刘、邓、李维汉的忠实走狗，是刘、邓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材料组调查整理

1967.4.6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