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贝特兰对文革期间“极左分子”的分析

tuffy05

法国学者贝特兰对文革期间“极左分子”的分析


节选自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的“后记”部分，这位教授在1977年所写的《大跃退》长文对文革后中国社会的演变做出了极为精确的预测，此文网上可以搜索到。老田


重读前面的文字，我发现对下面这个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阐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不是群众在“自发的意识形态”这一错误观点激励下通过 自发运动实现的，而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政治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中，在坚持革命路线的工人、农民、干部等的活动中实现的。路线和运动是激发劳动者适当的首创 性、使中国的群众统一起来进行战斗、并且在群众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路线和阻碍中国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关系之前就能够明确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唯一保证。

　目前我还没有给革命路线的积极作用以足够的阐述，也未能提供足够的历史数据说明它对资产阶级路线的挑战，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 象，好像社会主义变革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单独形成的“确定的”结果。这种观点会使斗争的范围和复杂性变得模糊不清，而中国群众必须与伪装成修正主义和“极 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斗争。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必须注意，虽然矛盾——文化大革命使矛盾的解决成为可 能，因而开辟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客观条件，群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通过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以及1966年8月12日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的号召下运动起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文化大革命才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并产生深远的 影响。这里还必须指出，革命路线的推行还受到群众自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阻碍。如果这些思想在群众中不很盛行的话，资产阶级路线就只能够动员一 小部分“吃老本”的群众。

　因此，文化大革命只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其特有 的特征，可以肯定，斗争还将继续——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而只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继续相互冲突，斗争就 一定会继续。牢记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这些观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继续存在，这是因为无 产阶级革命以后，甚至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盛行以后，资本主义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并不会简单的消失。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关系的继 续存在，工人仍将继续部分地与生产资料分离，并且一小部分仍可能处于被生产资料雇佣的状态。无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恰恰是破坏资本主义关系及由这种关系而 产生的阶级。这个目标只有经过社会关系——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整体的革命变革才能够达到。

　资产阶级路线的 基本目标是通过保存甚至可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来维持阶级划分。资产阶级路线引导下的运动在追求上述目标时，不考虑这条路线的追随者特别是普通工人怎么 “看待”其客观表现。由于上述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属性，资产阶级路线呈现出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显 然具有十分保守的特征。其追随着提倡社会关系的一切革新都要“延迟”，除非“生产力已经足够发展”，同时他们鼓吹要提高“经济效率”，进而要求一种特殊的 纪律。在中国，资产阶级路线的上述观点的代表是刘少奇路线。尤其它已经被频繁的分析过，包括我引用过的Daubier的 “HistoiredelarévolutionculturelleprolétarienneenChine”一文，对于这个观点我就不赘述了。

　资产阶级路线的另一种观点披着“相反的”外衣，其保守特征模糊不清，只有仔细分析它的口号和实践才能揭示其真正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路线的这种观点与 “极左”路线是一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盛行。本后记将专门提供一些与这条路线追随者的活动相关的最新事件和反映，这方面已经产生很大混乱。

　这条极左路线提出两种口号。一方面，它提出脱离现时需要和可能性的标准，而竭力将次要矛盾指为主要矛盾，给群众提出现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使群众分裂。 另一方面——这一面更为重要——它迎合群众而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伪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口号阻碍着变革进程，对群众提出貌似“激进”的口号， 并不能引向社会关系的真正转变。从长远看，这些口号会解除群众武装，消磨群众意志，并分裂他们。极左行为破坏群众的革命团结，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 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废除按劳取酬的实践，或者在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时就提出立即全面放弃土地和农业的个人私有制。

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路线如何伪装成极左的样子，我们有必要简要回忆一下这条路线的一些手段和形式，将其与无产阶级路线的口号和实践进行一些比较。

　　为使广大群众能够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无产阶级路线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那些需要认识错误并进行改造的批判对象，极左分子尽可能地诉诸人身攻击、羞辱大会甚至人体暴力。

　1964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钢铁学院亲眼目击了一场让人感觉羞辱的会议。我想在那时这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义。当1971年 再次访问钢铁学院时，我发现这种羞辱人的会议是由过激左派（即“极左”）发起的，为数众多，最后经常导致使用身体暴力。学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滞了几个月，在 几个极左领导者被赶下台后，工作才恢复起来。顺便提一句，那个被批斗了很多次的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开批斗会、搞人身攻击、使用暴力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典型特征。然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帮助群众逐渐辨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分辨 清楚，什么关系到革命利益和他们切身利益——人身攻击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实质效果。如果说需要帮助被批判者矫正错误，这些错误做法阻碍了矫正过程，尤其是 那些行政上简单粗暴的错误，或者表现出来决没有错误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24]

　最重要的，人身攻击往往将群众注 意力引导到那些并不关系到本质的问题上去，例如这个人的历史问题，将群众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转移走——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思 想所植根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是什么，需要对哪些社会问题进行改变，等等。在发动人身攻击时，极左分子广泛使用“传记”方法，将一系列关于党员政治历史的 细节集中起来。这实际上将群众注意力从分析思想、观察行动等方面转移到被动的等待“被批露的新鲜事”、从“秘密档案”中推测被批判者的历史等。

　 人身攻击的形式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实践紧密相关，也会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极左分子实现了两个结果：将富有经验和充满献身精 神的革命干部换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现有社会关系不变革。理所当然，这一过程加重了这样一种认识：撤换一个人比使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革命化要重要得多。 在1967年极左分子公开鼓吹“生死斗争”，提出了具体的形式，即“把彭揪出来曝光”“痛打落水狗”[25]。这清晰的表明，极左分子并不关心社会关系的 变革，只关心个人化的斗争过程。

　在1967年下半年，坚持革命路线的人越来越坚决的要求发动两部分斗争——首先，“彻底怀疑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在各自单位中胜利实现革命批判的任务”[26]，也即，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斗争。极左分子则从其自身派系出 发，继续要求批判和谴责某个人，这使得人们忽视使社会关系革命化的任务。[27]

　在我访问上海钢铁学院期间，我向一个革命委员会 的成员问题关于极左问题的看法，他回答说“不是斗争－批判－变革（即“斗、批、改”，译者注）的完整方式，极左分子只想斗争－批判，他们想废除学院而不是 在学院中变革。他们想抛弃旧知识分子，而不是要帮助他们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极左分子不懂得一分为二，不懂得旧知识分子掌握知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 用。我们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28]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路线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革命实践相一致，与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完全不同。这条革命路线把“社会变革”的问题——需要改变社会关系，改变工厂里的管理方式、推行鞍钢宪法，需要对犯错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 等。在1968年9月，毛泽东作出了如下指示：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 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 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 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29]

　两条相反的路线显现出来——极左分子领导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诉诸于人身攻击、“生死斗争”；无产阶级路线主张再教育、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在取消人身攻击、转为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极左分子进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鉴别”每一个人。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关于自私问题的， 极左分子继续鼓吹对利己主义进行抽象的斗争——有时也称做“根除自私思想”。这样的斗争使人产生幻觉，进而忽视根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忽视对修正主义发 起有力的斗争。1967年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是利己主 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义，毛主席在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项理论、路线、原则、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贯彻执行，斗争的总体方向也 不能被很好领会，反修斗争就不能进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义、全社会都关注公众利益，否则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30]

　 这样的论断掩盖了修正主义的真实本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对于极左分子而言，修正主义、资本 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概念，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带有阶级的烙印。

　当然，极左分子并没有把他们提出的观点简单的表现为“从天上掉下来 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利己主义代表“自然的人的本性”，极左分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在人们的头 脑中”的表现。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如下：

　“剥削阶级意识体系的核心是利己主义、自私。作为私有制存在几千年的结果，这种 利己主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铲除了，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旧体系的旧思想将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很长时间，不会轻易消除。’资 产阶级正好利用这种垃圾去腐蚀群众和年轻的一代，试图用利己主义征服人们的心灵，同无产阶级顽抗到底。”[31]

　类似于“旧的社 会体系已经被根除了”的这种错误言论，意思是说旧有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当前不再有任何社会基础；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残余会存在，其中 最重要的是，树立在群众面前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破坏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实践和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他们认 为资产阶级关系尽管已经被根除了，但它产生的思想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断言使资产阶级关系完整无缺的存留下来。刘少奇也是这种观点，他提出要穷根究底、深挖 利己主义错误思想的任务。

　极左分子通过否认资产阶级存在，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关系完整维持下来，而且也阻碍了对自私自利现象的斗 争。这种斗争是必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彻底消灭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框架下，具体的为经济、物质关系变革清扫道路、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清晰的说明，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造客观关系和思想（即两大决裂：同私有制的决裂和同私有观念的决裂。译者 注），以此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口号下，极左分子实际上在“左”的伪装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

　对比极左分子和革命立场，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在《红旗》杂志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革命路线的具体观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彼此符合（这是基本特征），有时彼此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同 时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同生产力发展又继续发生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但上层建筑也存在很多不足，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发生矛 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当中，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削弱、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走社 会主义道路，要求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变革，以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加强、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党 内代理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阻碍这一变革，原因在于这种变革不断的在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消除意味着资 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末日。”[32]

　非常清晰，革命路线的实质是“清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指的就是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极左分子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非常明显，在工厂工作规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线有很大差别。革命路线执行者强调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规 章中的“清规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工厂管理者不断加强），这些规章“保护”工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包括体力劳动 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管理者脱离劳动，以及一线生产者对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从属关系，等等。[33]对于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创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将技师、工程师和干部都统一到这种制度之下。在实践中，极左分子将工作规章的问题变走了样，他们主张的不是工作规 章的具体的变革——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法律形式进行变革——而是要消灭任何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质量控制等方面，这完全是幻想。

　极左分子对此提出了几项具体的目标。由于他们提出的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消灭所有规章制度，而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从社会关系和工厂规章角度提出 有效的社会主义转换——极左分子事实上阻碍了可行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反对社会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虚幻目标拖延现实斗争，极左分子干扰了社会生产，违背了 “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群众开始对文革发生动摇、怀疑，群众厌倦了整天无休止的辩论、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极左分子动 员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工作规章，同时又鼓励转变到小资产阶级方向，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有很多种做法，但主要通过将个人不满合法化，允许个人在不愿意 工作时不去工作。当然，这样的观念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歪曲理解。

　通过 行动和口号，极左分子为革命路线的胜利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但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群众和革命干部克服了这些障碍。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验和极左分子破坏性实践的教训；这些指示给出了应当追求的具体目标——对资产阶级分工方式进行斗争，也给 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方法——消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提倡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三结合制度。

　当获得正确路线的指导，尤其充分吸收“五.一六”指示当中的革命内容，群众能够克服极左分子的反对，实现生产关系的积极转变。极左分子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但通过推动群众愿望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面、忽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组织上的影响。

　在工资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对立也同样明显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路线的执行者主张最基本的任务是尽可能消灭物质刺激，因为物质刺激仍在强化工人个体中的资产阶级关系；而相反，极左分子主张重建整个工资制度体系。

　 尽管革命路线也提出了重建工资体系的问题（关注点是在消除物质刺激方面，什么导致了群众一致谴责的关键性的变化，怎样使导致工人内部分化的复杂工资结构 简单化），但无产阶级路线并不认为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经常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即生产关系决定 分配关系。译者注）。这正是无产阶级路线强调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至关重要、而不是首先改变分配关系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在生产关系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分配关系 可以首先革命化，这种观点仍是一种幻像。

　此外，对于无产阶级路线而言，革命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即根除工资体系自身。因此，过渡 时期必须为消除旧的工资关系做准备，不仅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而且要通过工资以外的方式发展能为现存不平等提供补偿的分配形式（关于体力、医疗等方面）。仅 仅从工资方面矫正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延长了工资制度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的从集体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资“以外”的关系补偿这种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 资“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饮供给、托儿所、医疗保健等，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极左分子在工资领域强调绝对的平均主义，事实上 加强了工资形式。极左分子在对待人民公社成员工资标准问题上建立政治观点时，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认识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认为，这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一种 “物质刺激”。然而，政治立场仅在从阶级关系出发的条件下、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条件下，才是革命的。这一实践的一般应用以“在破除少数人特权方面，先 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指导下产生的不断变革”为结果，在“政治机会主义的鼓励下……经常滔滔不绝的讲‘正确路线’……这很容易导致集体主义立场逐渐被出 风头的行为所代替，可能被表扬的、有酬劳的政治立场必定是显而易见的。”[34]

　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极左分 子事实上持反对态度，这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这种反对态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一种就是劝阻群众不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鼓励“学习”毛主席 语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35]这种方式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系列“实用处方”，漠视最本质的东西——对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实非常具体 的证明了这一点：当极左分子接管出版领域后，他们停止出版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向工人头脑中慢慢灌输毛主席的著作（从中工人仅能获得一些断断续续的 观点，而不是系统的认识）并不属于马列传统理论体系的思想。

　极左分子还反对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把严肃的学习替换成翻来覆去、反 复翻印的几句语录，甚至强迫群众背诵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几段文字。在1967年，经常能见到工人们上班前排队在一起用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在上海钢铁学 院，极左分子代表让两个研究员当着我的面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全篇内容。这种“学习”态度是林彪所支持的：“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 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36]

　这些极左派的实践，当然与“红宝书”的有效使用是不一致 的。它可以作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介绍，而不是被降低为实践方法或者一系列需要记住的引语。即让工人通过它来学习马列主义而不是让他们做别的事。然而 在实践中，极左派竭力阻止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尤其是（这显然很荒谬）通过宣布“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来达到此目的。他们这样就能说毛泽东的指示就必须被 执行，无论它们的意义是否被（群众）理解。

　极左派通过让工人无条件服从来使他们脱离严肃的学习。这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保 持探寻任何事情的原因和理由……决不盲从和鼓吹奴性”。极左派仅仅采纳了刘少奇的主张，它也主张“盲目服从”，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伪装。类似地，极左鼓吹的 个人崇拜是想要破坏人民对毛主席的信赖，并鼓励盲目服从任何所谓由毛主席发出的指示。这个方法长期来看导致了对群众的广泛操纵。

　 极左派反对群众掌握马列主义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佳途 径。”[37]这等于是说学习马列主义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工作，并且致力于严肃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是无意义的。

　 由于极左派在政治上被打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再一次被广泛地传播；同样重要的是，带着帮助工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习这些 著作被强烈地鼓励了。中国出版社越来越多地出版了工人和干部的文章，文章解释了他们如何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受益，以及他们为何认为这种学习是必要的。 下面的文字是由一名工人干部写的：

　一个像我一样的工人干部对党和毛主席，以及我的工作经验有着深深的阶级感情，但是简单的阶级感 情不能替代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敏感性，纯实践经验不能代替马列主义。如果我忽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它们是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 ——我就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虽然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经验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特定现实，但是它只是知性的指示和反映，是肤浅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38]

　最后一句指出了另一个极左主义的倾向——通过片面强调直接知识的重要性、主张经验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来让群众缴械。这样就加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让工人们思想混乱。

　 通过持续地缩小学习的重要性以及片面地强调“直接知识”，极左表现出了对集体经验的蔑视，“忘记”了知识的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最全面的可能性 展望。直接知识是部分知识——它从特定的时间、地点，由生活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或多个人获得。给予直接知识比间接知识更多地重要性，意味着用个人实践替代 全国的和国际的群众历史实践——实践在可以通过学习吸收之前，必须被系统化、被综合起来。通过支持这种替代，极左鼓励经验主义并且倾向于剥夺中国群众对全 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了解。当它不能接触这个经验时——这些经验是马列主义著作的集合并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保持活力——革命运动必然要倒 退，这样就相对地加强了资产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战线与极左派的鼓吹经验主义的行动展开了斗争。由于这些行动受到了来自革命战线的越来越多的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趋势开始失去了它的影响力。

　“最终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当然，中国出版社最近的文章说明了这些斗争仍在继续，特别是在早些时候引用的文章“克服经验主义”中，这篇文章有下面的评论：

　 我们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直接经验是完全的和严格的——将部分经验作为不可动摇的公式，并将它到处应用，使用旧的经验来对待已经发展和变 化的新的事物，或者高估我们的部分经验、低估或者否定其他正确经验……这些实践活动领域相当广阔，但是个人实践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当我们强调从个人实践得 来的直接经验，我们还应该珍惜群众的创造，善于做调查和学习，虚心学习人民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一个人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取得直接 经验。实际上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非直接的经验。如果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将它个人经验与群众经验对立起来，将直接经验和非直接经验对立起来，他会犯经 验主义的错误：

　……因为这些经验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不注意学习革命理论……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实践主义”，成为没有大脑的没有未来的“实践者”，缺乏坚定的正确的政治导向，他们容易变成伪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意识形态俘虏。[39]

　 政治上，极左派自发主义（spontaneism）是经验主义的直接扩展。像经验主义一样，自发主义声称，只是可以从有限的实践中获得，群众总是不会错 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从实践中得来的正确理念，将群众的实践放在第一位；这里它被歪曲成这样的主张“群众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确的”。在1967年1月， 《红旗》主张生死战和煽动群众对广大干部进行暴力打击，这详细描述了这个极左派观点。然而革命战线警告这样的行为并且主张“基于理论和事实的斗争”。极左 派断言群众总是对的，并且不能超越（couldnotcommit“excess”）。革命战线的追随者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观点，警告了增长的“自我扩 张”的趋势，野心，小集团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所有的这些趋势都是极左煽动的。

　林彪，也努力赞美自发主义。例如，他说 “群众的革命运动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虽然群众中有些团体和个人会犯右或者左的错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合理的，总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这与历史教训是 不一致的——存在并且可以存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各种种族主义等等证明的那样。

　极左在 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的绝对权威”）以及它的教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个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否认学习马列 主义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和党作为帮助群众区分正确想法和错误想法，统一行动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个例子中，极左派言论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极左”的经验主 义和自发主义是它的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特性的进一步的证据。

　极左派的暂时的和部分的成功延迟了革命战线的胜利。他们传播混乱，这个明显的极左的“激进主义”创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极左派的实践和言论的暧昧特征使它表现为几个不同的等级。

　 在战术上，极左当然不会公然宣称自己是某个独立的潮流。它努力伪装得像一个马列主义革命趋势；它通过将它自己的主张混入马列主义概念和毛泽东的著作来掩 饰它的真正本性，这些它自己的主张揭露了它真正的阶级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教条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实践混合物标记了极左的真正阶级特征，并且使 它能够欺骗一些工人，渗入权利机关。

　毫无疑问，极左口号确实经常在劳动群众中有良好的回应。在转变时期，事实上工人的期望具有双 重特征。只要他们连续地伴随着群众的客观分化（源自资产阶级关系再生产，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存在），工人仍保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征。同 时，他们也反映了改造世界的愿望；换句话说，他们也与革命意愿一致。极左因此对带有小资产阶级一面的群众使用它的经验主义，自发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极左采 纳无产阶级战线的一些说法的时候，这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应。

　只是在持续的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得到了第一手经验，在从无产阶级战线追随 者那里得到帮助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工人学者区分两种相反的主张：极左从革命战线上借鉴，但是没有转变到实践当中；和不革命的“激进主义”主张，因为它 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革命而仅是用“生死决战”和个人攻击代替改变社会关系得真正的斗争以保持革命群众的信任。

　另一个因素也对极左 的暂时的和有限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文革的开始阶段被认为主要是斗争和批判，因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姿态成了斗争的焦点，而极左的姿态像是与革命战线很相近 甚至一样。即使在这个阶段，革命和极左的不同也像任何时候一样深刻和广泛（因为它们忍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暂时被归入一个次要的位 置，即便他们在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章中很明显。对这些出版物的仔细研究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清晰。

但是在文革的第一阶段以后——一旦修正主义已经基本上被击败新的关系开始以后——极左阵线的资产阶级特征（它培育了旧的关系）迫使它抛弃它与革命阵线的明显的密切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线之间的斗争于是变成了愈加明显的革命阵线和极左阵线之间的斗争。

　在文革的开始阶段，极左在激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获得了群众基础。只要斗争还主要聚焦于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等——这些激进青 年的力量就是相对重要的。学生环境见证了一个尖锐地斗争着的对立极左派团体的大量增长。在1971年8月13日，我与北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 个谈话中，年轻的委员会成员描述了在刘少奇的阵线垮掉之后极左的行动，认为他们是在试图分化革命阶级的小集团：“事实上，我们年轻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有一 个不成形的世界观，这使得阶级敌人能够渗入到我们的阶级当中。”然后他指出在1967年6月伴随着文化大革命，武装斗争在大学中爆发。斗争在工宣队进驻学 校后才结束。他补充说：“我们得到这个实践经验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只依赖于学生和教师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没有工农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能 做。”

　随着斗争的焦点转移到工厂，从而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潮，极左的社会基础锐减。当工人阶级最终参与到大学、中学和研究院等机构时，极左的影响骤减。工人阶级干涉导致了紧密团结在革命阵线周围的群众联盟的加强。

　由于极左被孤立了，它被迫掩饰它的真实目的，转而进行个人攻击。

　无产阶级阵线，从它自己的角度出发，能够并且必须发动一场意识和原则的斗争。它的进攻不聚焦于个人，除非当这些个人有意地参与真实的阴谋，但是只是在思 想上（斗争）；这就是为何被极左意识形态欺骗的人中的多数后来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在各种权力机构保持了负责任的姿态。[40]

　在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战线周围，要归于他们能够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复杂的任务中从无产阶级战线的追随者那里，在绝大 多数党员那里和在他们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当中得到了帮助。中国工人于是更深入地得到了对极左的虚伪“革命”特征的认识，认识到了它的资产阶级特征。这解 释了为何大多数过去的极左追随者会发现他们的错误并在此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这导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的改变。在这些范围内的改变只有在工人团结 在革命阵线周围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

　一旦群众完成了联合，几乎所有的极左追随者加入到革命阵线，并且常常保留着他们的原有岗位， 极左表面上解散了。这个突然的变化令很多国外“观察家”感到惊讶。这还使大量国外的受中国极左伪激进主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感到迷惑。由于远道而来追随这个 事件，并且对已经在中国新闻上公开发动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关注，他们发现，并且仍然觉得难以理解极左——他们将极左与革命阵线相混淆，同时极左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么快就崩溃了。然而解释很简单——一旦中国工人抓住了它的阶级特征，极左必然失去它的群众基础。

　极左的政治崩溃必然会对那些拒绝承认错误并且竭力进行阴谋活动的极左派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历史地讲，这些后果——它只被“严肃”（资产阶级）新闻捕获了——只是极左势力瓦解的次要效果。

　 然而，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极左不会接受一个“最终的、全面的”失败。无产阶级阵线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面对那些资产阶级阵线，他们的修正主义的和极左 主义的表现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些冲突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些阶级斗争是植根于转型阶段持续存在的资产阶级关系当中的；反之，这些只有在成功的革 命斗争过程当中才可以被根除并且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的。这就是为何其它文化革命要求继续第一个文革发起的任务。

　正如我前面所指 出的，对两个阵线斗争的主要特点的一些了解，尤其是无产阶级阵线和在极左形式伪装下的资产阶级阵线的的斗争，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最近阶段，尤其是在文革影 响下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虽然阶级斗争在1966年中国开始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还不能全都被理解，但是这里所给出 的结论是可以由对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出版物的仔细研究所证实的。也有可能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比公开出版物更广泛/深入的评价，对于许多在中国发生的讨论和从中 得到的结论在国外发行的出版物中是得不到的。进一步讲，只要以前极左派绝大多数犯了真实的错误，而且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对这条阵线的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 特殊的形式。根据可用的信息判断，这个斗争带有对某些极左意识形态主题批评分析的优势的特性，而不是对极左的全面地系统地批判。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这无 疑归于极左从不，将它自己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潮流，因为它被分为各个部分，并且多少有些互相矛盾的倾向，一个以这种方式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保持党和群 众联合的最大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持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