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小草莫须有的“五湖四海”造反兵团

tuffy05 · 发表于 2011-1-16 17:13:19

转自南师附中老三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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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小草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1967年8、9月份，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之间的武斗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各个造反派到了生死决战的时刻，为了压倒对方，两派组织动用了包括枪支、火炮、火箭、装甲车在内的一切武器进行武。同时，为达到政治上抵毁对方，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动用一切手段，开动宣传机器，甚至造谣诬陷，将污水泼向对方。
南京文化大革命中，曾发生了一段“天方夜谭”的故事，这就是欺骗了当时南京的所有市民、凭空捏造的“五湖四海”造反兵团事件。
1967年8、9月份，是全国武斗最高潮。在江苏南京，旗鼓相当的“红总”和“八．二七”两大造反派组织，经过几个月的不断争斗，显出了一定的变数。
“八．二七”方面有三支群众组织组成，一支是以南京大学“八．二七”为首组建的南京“八．二七”串联会,一支是南京工学院“东方红”组建的“江苏东方红”，一支是华水革联组建的老工总（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老））,这三派均对以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 为首组建的“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在1967年1月26日夺取省市委大权时排斥其他派别的作法强烈不满，相同的目标使这三支队伍联合起来。三支队伍中南京“八．二七”实力最强，人数最多，“老、东、八”也通称为“八．二七” 派。
南京“八．二七”在大学中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南大、南工和华水，其他大学红总力量占优。“八．二七”在中学人数众多，实力强大，并在舆论宣传占有优势，但在武力方面稍处劣势。“红总”在多数大中型工厂力量占优，利用工厂生产资源的优势，整顿军备，频频出击，给“八．二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1967年6、7月份的武力较量中，“八．二七”方面除了在下关地区的武斗中取得大胜之外，在南京市区的武斗中处于被动防守。到7月底、8月初，红总更是频频发起武斗攻势，攻占了“八．二七”的“五中八．八”、四中“反修战校”、二中“红旗”、南京砖瓦厂等重要据点，“八．二七”方面在市中心只剩下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等少数据点，战事吃紧。
在胜负未定、“八．二七”主力未受损伤之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8月8日，“八．二七”从市中心突然全面撤退，集中力量防守下关、浦口等 “八．二七”势力占优的地区。这一撤退行动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避免了双方在城市中心区域的血战，保存了“八．二七”的实力。“八．二七”集中兵力于下关、浦口，红总不能象以前一样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对“八．二七”据点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至此，红总再没有主动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南京市中心地区的战事反而趋于平静。
后来听说，8月8日“八．二七”方面的大转移，是采纳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意见。在8月初，许世友找来“八．二七” 的总头头曾邦元，提出“八．二七”实行战略转移，退守下关的意见。曾邦元开始想不通，说我们“八．二七”还有强大的实力，可以与红总放手一搏，如果放弃市区就等于承认失败，会影响“八．二七”的士气。
许世友开导说，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还放弃城市退到农村，不争一时一地之利，大踏步地后撤，结果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现在的撤退，正是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红总就想在市中心围攻“八．二七”，在市中心决战会造成双方人员的大量伤亡，撤退就能保存实力，就能东山再起。
曾邦元最终接受了许世友的意见，并将撤出市中心的意见传达给其他“八．二七”中心组成员。
8月5日晚，红总出动数千武斗人员分别切断所有通往南京五中的道路，集中力量攻打五中。“五中八．八”是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中最能战斗的队伍。“五中八．八”的头头、“八．二七”中学分会付会长庞良贵带领四位同学，坚守在五中门口莫愁路基督教堂的钟楼上，奋战数小时，砸光了钟楼上所贮存的石块。在红总提出退出战斗者可以立即释放回家的条件后，庞良贵劝说其他4人放下武器，撤出战斗，自己一人誓死守卫钟楼，直到力尽受伤。当红总武斗人员分几路爬上钟楼时，庞良贵高呼“八．二七万岁！”的口号，准备跳楼就义，身体己悬出楼外，被红总队员拉住背后衣服得以幸免于难。
庞良贵被红总俘虏后，红总对他十分优待，派医生给他疗伤。红总人员佩服他的勇敢精神和极大的影响力，红总的大小头头都来看望他，好言相劝，并许以红总中学司令部付司令的地位让他加入红总，都被他严词拒绝。
庞良贵被俘后，“五中八．八”贴出了“为庞良贵报仇”的标语，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与红总的斗争中去，哪儿有两派冲突，那里就会有“五中八．八”成员的身影。
要说一下题外的话：红总曾放风说庞良贵的态度己经软化，与红总的观点趋于一致。到9月下旬两派开始大联合的谈判时，他被红总释放。释放后庞良贵立即发表声明，也是为了辟谣，他在“五中八．八”的欢迎大会和“八．二七”中学分会都做了讲话，表示自己虽然受到红总的优待，但“八．二七”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并表态：“我没有屈服，没有动摇，没有辱没八．二七战士的光荣称号。如有人不信，可以看我今后的表现。”
江苏省革委会成立后，庞良贵任江苏省革委会委员，南京五中革委会主任。1968年他作为知识青年插队江浦县，任江浦县革委会常委，公社革委会付主任。
话说回头，此时，南京市内的形势已十分严峻，“八．二七”的头头们完全认同了战略撤退的意见。我认为，作出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红总方面已从解放军部队手中夺取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对只有长矛、大刀的队伍，枪支的作用是巨大的。当时双方已有少量的枪支，是从各区县武装部拿到的。而红总首先从汤山炮校和汤山附近的军事单位中抢到了一批枪支弹药，打破了武器上的均衡， “八．二七” 头头已看到了自己武器上的劣势，血肉之躯是挡不住子弹的。
特别是在8月4日南京砖瓦厂武斗中，，红总曾数次都没能攻克的迈皋桥地区“八．二七” 最重要据点南京砖瓦厂，被红总用枪支攻了下来。这次武斗是南京地区笫一次真正使用枪支的战斗，“八．二七” 遭到惨重损失，有八人被打死。此时如果不从南大撤退，南京大学的“八．二七” 队伍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在撤退之前“八．二七”还放出“与南大共存亡”的豪言壮语。南大物理系“八．二七”发表广播声明：南大物理系实验室拥有中子发生器，只要红总人员敢于进攻南京大学，物理系“八．二七”就要用中子武器作战，让进攻者在无声无息中死亡。我认为这只是恐吓对方，当时的普通大学不可能拥有可实战使用的世界最先进武器，。
就在8月7日晚上，守卫南京大学的“八．二七” 人员还在用电焊机加固铁门，积极进行防御的准备，南京“八．二七” 中学分会会长、南师附中高三丁班的沈立智还领着几位南师附中同学参观了南京大学的防御工事，并在南大文革楼坚守了一个晩上。
但到了8月8日上午，“八．二七”总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从上午开始，许多大学生陆续离开南大。早上十时左右，我在南大碰到我班同学朱××，他是南京“八．二七” 广播站的播音员，广播站就设在南大宿舍区的东南角的学生宿舍的四楼上，他找到我们，要求我们帮助转移广播器材。我和另一位同学跟朱××一起来到四楼广播站，南大学生希望我们能把部分的广播器材、油印机等设备带走转移到各人家里，从宿舍楼上可以看到，滿载红总武斗人员的卡车不时从珠江路上驰过，带着这些设备大白天离校已很不安全，只得与几位南大学生一道，将广播器材搬上学生宿舍四楼的天花板上收藏起来。后来得知，红总人员冲进南京大学之后，有一批人直奔收藏广播器材的地方，将所有器材从天花板上起走。当我们收藏广播器材时，已被红总的探子看到。
午后二时许，“八．二七” 的大队人马开始撤离南大。红总方面没有预料到“八．二七”的突然撤退。虽然在通往下关的主干道上作了严密的阻截，但草场门一带却只有南京电力学校的红总学生设立了关卡路障。红总的这一疏漏，让“八．二七” 的撤退行动得以成功实施。
当“八．二七” 的大队人马从南大后門（前门已經被包围）撤出，经北京西路行进到草场门时，遭遇南京电力学校红总设下的关卡阻栏。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眼看已无路可走。这批大队人马的成员均是“八．二七” 的骨干，“八．二七” 的中坚力量，振兴“八．二七” 的希望所在。在千鈞一发之际，队伍中南汽“八．二七”的一位头头，挺身而出，手捧土制炸药包冲到路障前高喊：谁胆敢阻挡我们，就用炸药炸开血路！真的要以血火相搏，电力学校的学生退却了，撤出了阻挡的障碍，“八．二七”大队伍这才冲出重围到达下关。当時场景非常的悲壮！
曾邦元和几位南京“八．二七” 的重要头头（包括南师附中的沈立智），當時也从南大撤退。他们有一辆小汽車，直接开到南京军区管辖的AB大楼，南京軍区的相关人員已經在门口等候。军区人员简单交待了退守下关后 “八．二七” 与南京军区的联絡渠道，南京军区下关長江支队的政委作为南京军区的联络代表。随后几个人作了些化妆，分头步行到达了下关。据说曾邦元是男扮女装通过草场门的，这我相信，曾邦元个头不高，偏瘦，皮肤白净，装扮成女人是很象。沈立智则与华水的一位头头结伴而行。
当红总武装人员于下午三点钟左右开车冲入南大时，“八．二七”人员已基本撤完。
这次大撤退，无论从当时及现在的眼光看，都是睿智、理性、果断和意义深远的决定。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即保存了实力，避免了市区内的恶战，更以弱者示人，言称不愿使南京城区在武斗中受到破坏，立时取得了南京市民的赞誉。
“八．二七”集中力量，防守交通发达的长江两岸的下关、浦口地区，并可调动在江苏全省占优的“八．二七”力量压制红总，使南京“八．二七”与苏北“八．二七”势力协同作战，主动出击。至此，“八．二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在“八．二七”撤退之后，许世友也交待好工作，收拾了行囊，带着警卫连驱车来到安徽大别山的军事基地深处的一个大山洞里，在洞口架上一挺机关枪，交待他的警卫连战士：只要有造反派敢到这儿来抓他，就立即开枪射击，不得让造反派冲进来。许世友在大别山一直住到9月底，直到中央对他的问题作了明确表态和南京形势的明朗后他才出山，他不想学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被造反派逼得走投无路，在大别山里谁也抓不住他，这也是高招。
“八．二七”武斗力量的突然撤走，也使准备打大仗、打硬仗的“红总”方面有些泄气，在最炎热的夏日，空守在市中心各大楼的武斗工事内无所事事，也容易产生懈怠的情绪。配合中央二报一刋“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社论的发表，红总于8月中旬发动了揪“八．二七”总后台许世友的活动，举行了号称千辆汽车大游行的“揪军内一小撮”誓师大会。在大方巷的省军管会门口成立了“揪许联合指挥部”，红总的所有大单位都派人进驻，日夜守候在搭起的临时棚子里，棚子从大方巷口一直排到靠近鼓楼广场处，红总头头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打倒许大马棒，决不收兵”。但这一切都是风声大雨点小，没有得到南京群众的响应。“揪许”活动后来成了红总“败走麦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总的这些活动，被“八．二七” 方面通称为“八月黑风”。
反观“八．二七” 阵营，撤走下关之后仅经过几天的沉寂，很快就调整过来。“八．二七”的宣传活动在市中心又活跃起来，“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学生们，以“威武不能屈”的气慨，抱着“活着干、死了算”的心态，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斗争中去。南京市内几乎一夜之间各大街小巷里贴满了“八．二七”的大字报、大标语。“八．二七”在南京普通市民中取得良好的口碑，即与“八．二七”的宣传有关，也因红总的过度炫耀武力，人心是压而不服，“八．二七”以弱者示人更得同情。“八．二七”中学生的活动，鼓舞了“八．二七” 群众的勇气，动揺了红总群众的信心。
南师附中不能去了，去南师附中要经过红总设立的二道关卡，一道在山西路南京电子管厂门口，南电红总用铁丝网封路；一道在三牌楼3503厂门口，3503厂一二．一除了在厂门口的中山北路上用铁丝网封住大路，更在厂门口修了个大碉堡，仅在人行道上留了个小缺口让人行走，有武装人员昼夜把守，监视和盘查行人。
南师附中红联的近二十位同学，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南京工学院机械系的一间活动室内，抄写大字报，进行联络活动。大字报原稿都是“八．二七”宣传部提供的材料，以及“南京八．二七”报、“中学八．二七”报上的文章。抄好的大字报一半交给南工东方红“小老虎”战斗队，作为借用南工场地及提供纸、笔、墨的报酬，另一半由南师附中高三的杨××带走转交给“八．二七”的地下活动小组去张贴，这些小组的成员，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夜间活动，碰到对方纠缠时，即可打，也能跑。当获悉有“八．二七”的大集会等活动安排，聚集在南京工学院的同学就分别通知其他的同学参加。在南京工学院活动的同学们，工作忙碌，紧张而又充实。
这其间发生了震惊南京的“五湖四海”事件。
8月中旬，红总南医大六．一三造反团在校内抓到了一名小偷，（这类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少发生，当时人们的品行还是不错的），南医大的学生们闲来无事，正想找些剌激的事情干干，就在这名小偷身上练练拳脚，他们用各种酷刑拷打这名小偷。当年的造反派们，抓到对立组织的成员都是严刑拷打，对抓到的小偷当然决不会手软。他们把小偷吊到大树上，用棍棒和皮鞭毒打，要他交侍自己的罪行以及同伙的情况。
小偷被打难捱，交待了自己的名字和藉贯。为了少挨打，小偷也顺着南医大六．一三造反团的问话，胡乱编造了一些内容。当天傍晚，南医大六．一三造反团在对小偷审问之后，又把小偷押到学校大门口，绑在十分热闹的汉中路口的梧桐树上，挂上大挂子示众，任路人殴打、羞辱。
小偷从中午被抓到直到晚上，经历了严刑拷打审问，己是遍体鳞伤，当时正值最炎热的盛夏，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己经奄奄一息。小偷提出喝水的要求，此刻己丧失人性的大学生将稀释的硫酸给他喝。小偷喝了就喊肚子痛，接着很快就昏迷了。到了夜里，这位被大学生抓到的小偷，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就这样，一个鲜活的生活就离开了人间，而扼杀他人生命的竟是即将从事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未来的医生们。而被打死的这个人，可能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只有他的母亲正倚门眺望、祈盼儿子的归来。
可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的生命象草芥一样，随时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任何人都可以施行暴力，践踏别人的肉体和生命，只要把对方说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受任何的惩处。
把人活活打死，自然会受到谴责，南医大六．一三造反团总得有个交待，它发表了一个声明，认定打死的是个坏人，打人的行为是正当的，是为社会除害。南医大六．一三造反团在声明中特别提到据这个小偷自己交待，他参加了一个叫“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组织，该组织总部设在湖北武汉，参加该组织的人都是小偷、强盗、杀人犯，想乘着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时候到全国作案，大捞一把，并将各地的杜会秩序搞乱。重刑之下，逼迫的招供有多少可信度，令人怀疑，而且己死无对证。不过，在最初的宣传中，并没有把打死“五湖四海”分子事件与南京“八．二七”联系到一起，仅作为一种为民除害的革命行动。
可是才过了几天，红总的大字报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不但将“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动向说得煞有介事，有鼻子有眼，而且与南京“八．二七” 联系到一起，说是南京“八．二七”组织、资助和指挥了“五湖四海”造反兵团。
一则消息说：前几天被南医大六．一三造反团打死的人是“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探子，“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头头们闻讯探子的惨死后极为震怒，决定带领“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主力部队，从武汉顺江而下直抵南京，要“血流”南京，为被打死的探子报仇，几天之内“五湖四海” 主力部队就要到达南京，请全体市民做好迎敌准备。
一则消息说：自从南京“八．二七”退守下关之后，一直准备反攻，夺回市中心。据可靠情报，南京“八．二七”头头与“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头目经过谈判己经达成协议，制定了联合作战计划，由“五湖四海”造反兵团派队伍潜入南京市区进行破坏、制造混乱，南京“八．二七”乘机大举反攻，夺取南京。
这些大字报说得是言之琢琢，信誓旦旦，好象他们有人深入到“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内部，参加过他们的高层机密会议一样。看到这些大字报描绘的故事，堪比“天方夜谭”的故事更离奇，更诡异。真不知哪位智囊的头脑里会想出“五湖四海”造反兵团血洗南京的奇思怪想，在当年特别缺乏想象力的中国,理应获得“最佳创意”奖。
在市中心也贴出不少红总的大标语：
“南京“八．二七”勾结“五湖四海”绝无好下场。”
“全市人民团结起来，迎头痛击“五湖四海”，保卫家园。”
这时，红总总部也发表声明，要用革命的武力保卫南京，革命造反派与南京人民站在一起。并号召南京市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与到保卫自己家庭财产的斗争中来。
在8月中旬到9初的二十多天里，南京市区各街道都由附近单位的红总牵头，成立了治安巡逻队，在各自的辖区内巡逻。城区各条道路，从晚上起直到第二天清晨，除了巡逻人员就空无一人，普通市民一到晚上足不出户，即是防止被“五湖四海”造反兵团抢劫，更是害怕被当做“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成员，遭到巡逻人员盘查和殴打。
我家往的同仁街有几个一、二百人的小单位，同仁街菜场、南京塑料四厂、汽车运输队和汽车修理厂等，以这些单位的红总战斗队为骨于，组织了治安巡逻队，并在同仁街菜场设立联合指挥部。他们还派出小组，分别到各家各户进行宣传，张贴通告，申明成立治安巡逻队的要旨，要居民们积极配合，每家每户都要派出青、壮年男子参加巡逻。如发现外地口音者或可疑陌生人，立即到设立在同仁街菜场的指挥部报告。我住的居民大院也组建了一个巡逻小队，按排定的时间参与夜晚巡逻。我父亲是知识分子，不便与社会武斗人员混在一起，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义不容辞地代表家庭参加过几次巡逻活动。每次巡逻都是晚上八时开始，到二天凌晨二、三点钟结束，武器是自家的木捧。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家住南京大学大钟亭宿舍区，宿舍区也组织了巡逻队，他也参加了巡逻活动。巡逻时每人发一根一米多长的用钢筋制作的长矛，钢筋一头磨出锋利的斜口，每次巡逻完毕，将长矛上交，让下一班巡逻队员使用。
那段时间，是外地人遭灾的日子。当时经常听到外地人被当成“五湖四海” 成员殴打致死的消息。只要听到是外地口音，就会被巡逻队盘问，送到附近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审问”，那就意味着不死也要扒层皮。
在南京山西路广场抓到了一个外地人，丧失理智的人把他往死打，打得还剩一只气时，有群众产生怜悯之心，不想再打了，当地的流氓小痞子王庆生拍着胸脯说：“给我往死里打，打死我负责”。结果这个外地人被当场打死，尸体就丢弃在山西路广场中心的花坛中，尸体上仅盖了张旧芦席，任人观看、污辱和践踏。
当然这个王庆生也没有好下场，在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抓获，罪名数项，有流氓滋事，打架斗殴等罪名，在山西路当成“五湖四海” 打死的外地人是主要罪证，被从严从重判了死刑。王庆生等人被枪毙时还举行了公判大会，当他被绑得象粽子一样扔到卡车上，有群众看见他脸色发紫，疑为怕他在游街示众时呼喊口号，破坏严打的气氛，在临刑前将他喝酒灌醉，让他迷迷糊糊去见了阎王。
我的一位同学在离山西路不远的大方巷省军管会大院（现江苏省人大大院）内东侧，看到又一位被当成“五湖四海”打得奄奄一息的外地人，这个人此时己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头上身上流淌着鲜血，还有一丝丝呼吸，不时地发出微弱的呻呤声，我的这位同学近距离地观察这个濒死的人，嗅到了那个人身上发出的一股强烈的血腥味，让人特别震憾。
雨花台北侧的晨光机器制造厂是一个数千人的军工大厂，厂里红总很强势。不几天就听说晨光厂红卫军一次抓到4名“五湖四海”分子，抓到的当晚就被乱棒打死，尸体摆放在中华门的马路旁示众，说是为了恐吓和警告“五湖四海”的其他成员。
南京水西门附近也抓获了几名“五湖四海”分子，也是当场就被打死，即没有留下活口，也没留下口供。
在南京的各地区如中央门、迈皋桥等地，都传来“五湖四海”成员被打死的消息。红总也在大字报上宣传他们取得的丰硕战果，并以此来正告所有的“五湖四海”分子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将会陷入南京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我居住的同仁街，也是闹得很不安宁。
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晚上八点钟，我住的院子里突然涌来几十名手执长矛和棍棒的武斗人员，他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巡查并通告住户，今天有“五湖四海”成员要到我们同仁街寻衅滋事，任何居民家中不得窝藏行迹可疑人员，并对院子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地搜查。
我来到街道上打探情况，发现到处都是手执长矛和棍棒的武斗人员，黑暗中人影窜动、手电筒光闪烁，气氛十分紧张。听到武斗人员对居民说：同仁街菜场的“八．二七”头头小李子，己随“八．二七”撤到下关，今天中午打电话来，说是晚上要带人回来报复，这让同仁街红总的人员惊吓不小，立即调集了大队人马，重兵把守同仁街，并派人到各家各院巡逻防查，他们这是以防查“五湖四海”为名，行防范“八．二七”人员之实。
到了十点钟左右，院子里又是人声鼎沸，人流涌动，手电筒乱晃，说是有人看到小李子在宅院的房顶上行走，于是这一带的居民大院里又涌来搜查的武斗人员。我家隔壁就是明代状元焦宏的宅院，一幢二层古建筑楼，楼层很高，屋顶结构复杂，从周围的平房上看不到宅院的屋顶。武斗人员想上屋顶搜查，没找到长梯子，爬不上二楼屋顶，在院子内外忙了半晌也没看到屋顶有人。
到了十一点钟，大家都有些疲乏了，武斗人员撤出了院子，院子里看热闹的邻居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我还余兴未尽，一个在站在明代状元焦宏的大院旁观察周围的动静。突然，从宅院的屋顶上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还伴有瓦片被踩裂的声音，这绝对不象猫在屋顶走动的声响，象是有人在瓦顶上爬行，我一刹那浑身紧张，热血涌上了头顶，我用手电筒向屋顶上照着，声响就仃了下来，安静了一会儿又响了几声，我等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看到有人从屋顶上出现。
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到了十二点多钟，红总的武斗队员从马路上撤走，我也回家休息，直睡到天光大亮。醒来后到街道上绕了一圈，四周都很安静，因昨天闹得太晚，文革中反正不上工不上学，居民们都还睡着没有起床。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我对昨夜焦状元大院屋顶出现的有人爬行的声响，一直心存疑惑，不过也无从查证了。
“五湖四海”造反兵团事件当时在南京闹得是草木皆兵，人人自扰。随着“八．二七”方面加强了市内的宣传活动，“八．二七”中学分会的全面出击，仅8月27日、30日二次在南京大学就召开了了有数万人参加的集会，会后举行了显示力量的大游行，全面树立了南京“八．二七”不折不挠的全新形象。进入1967年9月，红总方面己因几次行动的失策逐步丧失了南京的大多数民心，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己经疲于应付，对自己提出的围剿“五湖四海”造反兵团行动也不再提及，所组织的各个巡逻队、联合指挥部都无声无息地解散了。
由于大规模的武斗没有形成－派通吃的局面，全国各地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中央文革小组只得改弦易张，放弃“文攻武卫”、用武力决胜负的方针，转而提出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让大联合化解对立派之间的仇恨和武斗。随着江苏、南京两大造反派的联合，“五湖四海”事件也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再也没有人去关心因被诬蔑为“五湖四海”成员而被关被打甚至被打至死的外地人。在回忆南京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中，也没提到“五湖四海”这一事件。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人，热心为文化大革命的定论翻案，为文革中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们鸣冤叫屈。的确，现在看来，文革后期对造反派头头的处理确实过份。群众运动一起来，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过激行为是控制不住，特别是工厂里的小年青，原本就缺少管理、放荡不羁，文化革命使他们恶的性情得到发挥，在“革命造反行动”的掩护下，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无法控制。但是，作为造反派头头，文革中期曾经是各单位各部门的实际掌权者，就必须为发生的伤天害理之事付相应的责任。当年那些被当成“五湖四海”而丢失性命的外地人，又有谁会为他们报屈申冤呀！这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死于非命，都是一些鲜活的生命呀，而这些鲜活的生命就在文革的政治斗争中作了无谓的牺牲。而那些打人凶手，那些打人的指挥者，那些捏造出“五湖四海”事件者，却是无人追纠其杀人罪行。
可能一些当年的肇事者，现在依然过得心安理得，在吹嘘当年的“英勇事迹”时，把打人致死说的如碾死蚂蚁一样地轻松。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下，国人的性情己变得如此残忍。可对于千千万万死于文革中的冤魂，他们是死不暝目；对死者的家人，是永远的刻骨铬心的伤痛。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成为政治运动的试验品、牺牲品。
我们的祖国呀！什么时候可以正视和检讨自己的过去，真正地惊醒过来呀！

jsdj · 发表于 2011-1-18 22:34:14

提个建议，你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回忆，比较可信。有一部分是当年南京P派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非常不靠谱。建议以后写文章把自己的回忆和听到的说法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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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小草 莫须有的“五湖四海”造反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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