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书摘）

tuffy05

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书摘）


[美]阿妮达•陈著，史继平、田晓菲、穆建新译：《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

【老田按：阿妮达•陈，中文名字陈佩华】


老田按：在精英们把持的国史党史叙述中间，有关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占据着重要的解释地位，文革和系列群众运动等等重要政治事件，按照相关精英们的分析，都要联系这个迷信和崇拜来揭示。与这种重要地位相对照的是，有关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却极端稀少，而没有这样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恰当地说明一个人的头脑是如何被“输灌”进去那些“迷信”和“崇拜”的。据老田所知，陈佩华的《毛主席的孩子们》一书，是目前仅有的一本通过“深度访谈”来揭示文革前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研究。

陈佩华的研究案例，集中于文革期间的内地逃港青年，她通过对11个人的深度访谈，并把其中的四个人挑选出来作为代表性案例（区女士、白先生、张先生、邓先生）进行深度呈现，来全方位地揭示文革前学校中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及其影响。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新中国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间，家庭的影响是很小的，学校的影响很大，其中，同辈群体的相互竞争和压力又是最重要的。

按照陈佩华提供的材料，书面的政治教育和说辞，每一个要求上进的青少年都掌握得很好，达到了“一张嘴，那些话就到了嘴边”的效果。但是，这些内容很难说深入影响了青年人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所以，个人崇拜或者过度政治化的语言在实际上效果如何，并不能由张口就来的那些“话”来揭示。

陈佩华本人把青年人中间的种种“过度政治化”现象，与弗洛姆的“权威人格”概念联系起来给出解释，在认真阅读之后，觉得作者给出的解释格外牵强附会，广州中学生中间的过度政治化，一切都来源于竞争稀缺的向上流动机会所引发的恶性竞争，这一恶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就是过分积极地积累“政治资本”，为此不惜放弃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区女士为了自己的政治上进甚至不惜断绝父女关系，这个表现不仅仅显露在政治上，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如此——她在选择逃港的时候也没有给父母任何通知。

恰恰是这个被陈佩华看作是“权威人格”样板的人物，却完全不符合这一概念的任何表征。甚至截然相反，这位区女士在国内还往往表现得格外谦恭和随和，因为这恰恰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正确性”标准所指——不能脱离群众，每一位有官场抱负的青年人，都不得不十分检点自己与“群众”的关系。更为讽刺的是，区在逃港之后，陈佩华亲耳听到了她自己的一个对照反省“我以前脾气不是这样坏的”——反而是在香港这样一个自由世界，区空前表现出“权威人格”的特征。按照陈佩华所总结提炼的访谈资料，强烈的向上爬欲望，主要是各种中产阶级家庭输灌给下一辈的，而不是来自学校或者宣传的影响。区女士表现出来的通过官场往上爬的强烈欲望，甚至到了香港随后到了美国之后，也毫无二致，区女士虽然在海外坠落到“打工为生”的底层，但尚不足以让她死心。

佩里•安德森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评论西马学者的努力，说他们：“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安德森接着就指出：关键就在于西马思潮是作为欧洲革命失败和工人阶级长期死气沉沉的产物。弗洛姆很好地继承了西马的特色，避开各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纠葛，为各种重大社会事项寻找一个“非社会性”的、内在的个人原因，服务于这样的解释方向，才需要提出来权威人格这样的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恰恰是一场成功革命的结果，文革前夕恰恰是继续革命高唱入云的时候，作为一种革命失败后遗症的西马理论，要以之解释中国的政治场域中间的问题和现象，遭遇到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那是可以想见的。

看起来，合理的解释要从造成过度竞争的原因方面去寻找，这个原因倒是很多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熟知的。由于毛泽东时代初等教育的过度普及，同时由于工商业不发达、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实行抑制上层社会扩张的政策，使得有抱负的青年人数量过大同时社会提供的向上流动机会却过小，这引发了“过度竞争”。由于过度竞争的存在，几乎每一种考查青年人品行的政策和号召，都会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中间被实施到极度扭曲的程度，这在陈佩华书中有大量的资料可作证据，由于“假积极”的现象广泛存在，这就不可能不损害青年人对于政治的一般性看法。

由于过少的向上流动机会的稀缺性，不仅导致青年人过分重视学习成绩，在政治和品行方面也引发过度竞争，还吸引了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官员的子弟往往通过其父辈的权力与社会影响，力求占据一个优先获取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地位，学校的老师和管理层都接受此种影响并部分注定地内化了权贵子弟优先的原则。每一种不公正的竞争，都会引起反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干部子弟的反感，成为红卫兵派性的一个依据。

由于极度缺乏研究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材料，特地向网友推荐这本书，为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书摘。原文大约20万字，书摘约7万字。

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一章

“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睡觉时，我经常先让别人选好地才睡，我还经常为他们打水喝。我是想以此来表明我的心是好的。我这么做是那么自然。我曾经做过多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指导，我向雷锋、王杰、白求恩、张思德这些革命典型学习，我学他们是一心一意的，并照他们的事迹去做，让毛泽东思想影响我的行动。毛泽东思想我是活学活用的。1

当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的报纸广播中见到这样的表白时，禁不住要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一种热情，看起来是那么装模作样、渲染过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它还很容易被人们当作笨拙的，人为的宣传而搁置脑后。
可是，这段引语并非来自任何一份官方的出版物，它来自1975年在香港我同一位年轻女士的谈话录音—带着嘲弄的口气叙述她在一家中国监狱里的行为。1

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在这些年青人中，谁对毛泽东主义的信条最努力奉行，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和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会发展成更高程度的权威人格。2

    当然，我并不是说，是学校当局或共产党领导有意识地把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的狂热信仰这样的权威人格极端形式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励那种与毛主席的教导相一致的高标准的道德和守纪律（2）不难看到，正是通过这套体系，这些教导很快就形成了影响：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需求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心中，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却受到了鼓励。

推动我进行此项研究的是1971年在香港我与一小一群来自大陆的年轻人的几次短暂谈话。我台己是广东人，在中国海岸边的英国殖民地长大，来自广东的红卫兵和香港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震动了我。他们所操的广东活的语调与我们并没有多（3）大的差别，但他们讲话的内容，却使我们大惑不解。他们使用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辞汇，在这些辞汇背后有着不同的词义和内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正是这使他们与我们有所区别，也就是这些不同之处，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开始与他们频繁接触，有时是一对一的，有时是许多人在一起。逐渐地，或单或三三两两，他们中大部分人开始非正式地跟我学英语，通过这种私人教授的方式，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我与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我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这能够使我心安理得地要求和他们进行正式的、广泛的交谈，并且不至于使他们陷入“付钱的谈话者”那样的窘境。在他们那一方，他们也欢喜有一两个朋友可以吐露心曲。有几位还急切地谈到了更多的内容，诸如他们个人生活经历以外的事，以及他们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情况。等到1976年访谈结束时，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4

对于十四个人中的每一位，我主要运用开放性问题的提问方式，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鼓励我的访谈对象离题去讲他们自己的生活轶事和自己的话题。每一次谈话大约待续二到三小时，平均与每一位访谈对象都有八到十次谈（4）话。所有这些都录了音，逐字逐句地从广东话译成英语，并且誊抄下来。

根据官方的说法，出身好的人(解放前是工人、农民或共产党员)理所当然会带有更革命的态度，而那些阶级背景不好的人(出身于解放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或国民党家庭)一般都带有不可靠的政治态度。他们相信这种态度是可以传递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老子传递到儿子身上。5

对我的访谈对象们来说，阶级成份的划定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由于政治身份的确定表明了新政府对他们的看法，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以及提高地位的机会，而且，它还影响着青年人对自身的看法。5

在我的访谈对象中，大部分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出身。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在解放前属于象西方的“白领工人”那样的社会集团，它包括从专家到教师、职员的各类专门人才。6

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在中国成长的一般状态，作为青少年，这些年轻人曾经有着坚定的信仰。读者自己将会很快发现，他们是如何献身的，事实上，这种献身也就是对党的信条的献身。无疑，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强烈性，以及对于任何异端信仰的顽固排斥，构成了此项研究的主题。7

真正的积极分子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党的教导的笃信者。这些教导被认为能为他们提供一种依托，一个终极的目标。其信念的中心部分是这样的：通过在大众中对这种信仰的广泛传布，中国能够重建一个繁荣的和政治上纯洁的社会。积极分子的热情可以做为鼓动群众的催化剂，他们被看作是在掌握真理的上层和真理推行对象的大众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他们不仅在运动中要起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的作用，就是在平时，也要致力于“发掘”群众的热情。
   
与列宁主义信仰一致，他们认为只有有纪律的组织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也只有通过组织成员的积极行动，其贡献才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积极分子就被吸收到共产党中，如果他太年轻，那么就由共青团接纳他。为了换得成为真正的 “革命先锋”的机会，他们能够毫不动摇地服从组织的需要作为（8）组织成员，他们的责任加强了，但却可以从中获得感情上的慰藉和依托。
当问到这些以前的积极分子关于积极性以及积极分子组织时，他们经常提到“光荣”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暗示出其既表示精神上的成就，也意味着个人的声望。这就是问题的两难之处。积极性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局部的名望，而且甚至有时还能带来个人提升的机会和物质上的利益。毫无疑问，后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积极分子所企望获得的。他们要坚持不懈，反反复复地锻炼自己，以与一己之私欲进行斗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正义和献身精神，并且使自己成为普通群众的榜样。9

问题就在于，一个成功的积极分子所获得的种种好处。对那些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他们追着潮流，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现出积极、献身的样子。这样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具有真正积极分子信念的人被称为“假积极”。有些中国人认为他们所认识的大多数积极分子事实上都是骗人的投机分子。当时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由于获得了可观的报酬，那些“真积极”的积极分子所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表明他所公开表现的对于积极分子行为准则的献身，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9

无疑，走上积极分子道路的各种人并非都是一个模式。他们为不同的需要所驱使，其倾向性也相应地各异。从这一点出发，我从我的十一位有积极分子倾向的访谈对象中选出四位来做特殊的描述。我之所以选出这四位，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差异最突出.其积极性表现的模式也各有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这四个积极分子对于权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取向。既然以后我们将要讨论在积极性与权威主义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尤其想考察一下这些年轻人在其积极分子角色影响下对于权威的不同态度取向。10

为了便于直观，我将冒昧地为他们贴上可以记录的标签。区是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comforming activist）。她委身于那一套价值观，她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是忠实地履行普遍的行为标准，她毫不动摇地、站在权威一边，极为忠诚，毫无异见。白是一个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purist activist）），他按照对一个积极分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去做，但他对那一套价值观的掌握（10）却是宗教式的，他激情勃发，以至于迫及于人，他无法忍受普通积极分子身上带有的人类弱点。他全身心地投入，毫无妥协地坚持其理想。有一种更高信念支配着他，如果他确信有人违背了那一套价值观时，即使是权威人物，他也能无所顾忌地进行批评。张是一个“反抗的积极分子”( rebelling activist)那一套价值观已经内化于他的心中，但他却反抗权威，并且反对那些权威所强加的行为准则。他拒绝承认把是否服从官方的行为标准作为评价积极性的公正尺度。邓是一个“讲求实用的积极分子”，他忠于积极分子的行为标准，并且接受了那一套价值观，但在感情上的投入却少于区、白和张。在观察他的行为准则时我们看到，在保持他的努力并不违背其自我利益这一点上，他是四人中最仔细的一个。


从讲求实用到有纯正癖，从反抗权威到顺从，划出一个不连续的光谱

与价值观相依附的强度，与行为标准相依附的强度

热情的、顺从的积极分子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选作“正式的积极分子”，担任了职务，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反抗的积极分子张一直停留在“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队伍中。12


就象白在这里表述的，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灌输给学生对于党的依恋感情。对于学校系统的行政人员来说，要在五十年代取得这件事情的成功显然是困难重重的。1949年中国城市“解放”时，绝大多数教师还没有把（14）自己的教育工作和党的目标结合起来，而且正相反，他们是在“小资产阶级”师范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如果他们曾经受过培养的话)。党的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重新组织课堂讲授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训练一大批新的教师队伍，以实现党所许诺的大众基础教育。这项任务的范围可以通过以下数字看到:根据1950年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国有2900万小学学生，但到了这个年代未的 1959年，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9000万人。

学校系统所要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是自觉的忘我，对集体的服从；而另一方面，却是主动、果断与创新。教师的工作就是使孩子们毫无冲突地适应这两种相反的要求，并形成其信仰。15

传统教育方法所广泛采用的体罚和斥责被完全禁止了。体罚被认为窒息创造力并会引起孩子的憎恨和不讲道理。由于恐惧惩罚而表现的被动顺15服被认为仅仅是表面上的顺从。

中国人(还有中国人的先生，苏联)所采用的许多教育学概念与杜氏教育哲学有一致之处。例如，无论是杜威的还是共产党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学著作，都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窒息儿童个体发展的传统教育实践。按照杜威的说法，应当赋予儿童实行自我启蒙的责任和机会，学习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经验。死记硬背被认为是学习中的敌人。杜威相信，儿童通过自己主动实践学到的东西可以鼓励他们做事的热情。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概念表现出某些一致的地方。16

杜威还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儿童自愿地坚持某种价值观，与此相对的过份顺从不过是出于对权威的恐惧。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杜威也相信，教育应当致力于促进与社会目标相一致的个性发展。杜威和党的教育工作者都声（16）称，教育者绝不能把学生的智力作为评级分类的标准。但是，除了这些广泛领域的一致性以外，观点上的分歧还是存在的。尽管这两种教育学派别都致力于对儿童潜力的培养，但杜威的教育思想却与党的“社会主义新人”概念的第二部分有所冲突。这部分的内容是：面对集体的需要，自觉地牺牲自我。

中国的教育实践一与杜威主义截然不同，进一步讲，这种不同尤其表现在诱导学生的方法上。杜威一直反对在学生中使用竞争手段来刺激学习。与此正相反，在中国的教育系统（18）中，孩子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却受到推动，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文化学习上，更多的则是在政治品行的表现上。孩子们被吸引参加少年先锋队，但这意味着侯选人之间的竞争。侯选人竞争也包括少先队干部和共青团员，这是积极分子中最积极的。

   
要求孩子们通过竞争来表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价值观在很小年纪就开始了。所有的儿童读物都充满了带有道德说教的故事。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老师就要教给他们遵守道德的或政治的教训。为了让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政治课的内容，学校为高度组织化的积极分子们创造了一个范围广大的活动领域，儿童的政治积极性正是根据参加这些活动的热情来检验。19

这些少先队积极分子中来看起来是一种殊荣，而不是做这些劳动本身。因为少先队被描述为一种政治上的先进分子组织。为了保持住这一形象，当三年级孩子们有资格加入组织时，所吸收的少先队员也只限于那些表现最好、热（19）情最高、和学业最出色的孩子。这样，大批新的、表现好的孩子就充实到组织中来。到了四年级末如某还在组织之外，那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了。胸前没有红领巾会使一个孩子象一个被遗弃了的罪人一样。这一点需要强调，到了小学的最后几年，入队的决定权已下放到孩子们手中，加入组织必须经过班上全体少先队员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我们看到，学校系统就是这样清醒地利用同辈集团压力来奖赏顺从行为和对表现不好的学生施以惩罚。

小队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孩子们学会进行小组讨论提供一个场所，这种小组讨论是在每周•学校范围的政治报告之后进行的。在这些小组中，每组大约有12个左右学生，每个孩子轮流发言，讲述他或她的观点，但这所谓“观点”，不过就是那些早已被教会的大话。通过小组讨论，孩子们可以学会什么是他们应该持有的正确观点和态度，以及如何最好地把它表达出来。如果在讨论中出了岔子，有谁把从家里学到的非正统观点说了出来，就会受到小组里其它孩子的批评。20

教师们可以利用这种小组会来暗示哪些调皮学生有不规矩的行为(一般不公开点名，以免使孩子丢丑太大)。表现好的学生接受老师的暗示，每个人轮流发表看法，说出诸如“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帮助同学，为什么这里有人和我们不一致”这样的话。在小学里，年轻的积极分子仍然还是跟着老师的步子走。如果没有老师在场或者经过老师的鼓动，他们（20）往往对于批评别的同学这件事不知如何做才好。但是，到了高中阶段，这种小组会就往往没有老师到场了，比较积极的学生差不多已经完全代替了老师的角色，他们对落后的同辈施加压力使之顺从于规定的行为标准。

在小学校的班级里，建立了不止一种学生组织，就象一只手套的几个手指一样，它们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这些学生组织提供了多种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同辈集团可以成为他们自身政治社会化的推动者和监督者。例如，与少先队并列的还有班委会，由六到七个班干部组成，他们分别负责劳动、学习、娱乐等。在班委会之下，座位前后相接的一列学生组成小组，小组长负责这一排学生的日常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早上的队列和学习小组，在每一个班里，差不多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担任这种或那种组织的组织者或领导。通过这种方法，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如何充任两种角色：领导者和服从者。通过很复杂的渠道他们学会做到一方面是接受命令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自己发布命令。
    这种严密组织化的积极分子系统效果突出。大量学生按照对他们要求的观点和行为模式行动。但是，学校系统的巨大成功却使教育者陷入困境。中国的教育理论无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自我动机行为，而是把对集体和权威的铁的纪律与竞争化的顺从行为作为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了解到他们教育计划中这种相抵触的一面，党的教育工作者决定，在中国最年轻的一代人中要有一批人在创造力和独立性方面加以特殊堵养，以“避免课堂教学的限制。”21

学校当局抱以期望的年轻一代中的精华在接受自我表现和独立主动性的挑战时显出很不适应。这也就是“列宁主义”教育学的矛盾之所在：学校当局既要求孩子们驯服于权威——却同时又要求他们保留一些创造力和主动性。由于这一（22）系统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对顺从的需要安排的，所以创造力就被窒息了。我的所有访谈对象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这种冲突，只是有的意识到了，有的却意识到得比较少。


区女士，白、张、邓先生

    谈到她自己时，她同样也难得完全敞开心扉。她讲到了她的一些难以启齿的计划，讲到她对权力的追求，以及讲到因为诚实导致失败时她的震惊。这种自我谴责的主动性，看来似乎是她因追求作一个优秀共青团员而养成的习惯，通过她，我们有可能对那些成功地从积极分子角色需求中摆脱出来的青年人的内心状态获得一种难得的体验。24

这种在教育上成功的愿望持续影响及她整个在校阶段，甚至一直到她的成年这种想法也没有改变。在香港，尽管经济拮据，区还是为学位而奋斗，白天在大学里念书，晚上去听中医课，她的例子不是唯一的。所有我的十四位访谈对象都是在这种成就取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而且，在香港，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三十出头，但如果经济上能允许，还是希望能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倒不是觉得有必要获得一种资历，而是要实现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实现的梦想。25

在五十年代，并不象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段时间，中国的学校系统一直强化这种精神。无论是从国家政策还是从小学自身利益出发都鼓励小学生努力学习，以便能在初中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学生未来的需要，同时也可以提高小学校的名声。无论家庭还是学校就都鼓励驯服，对老师和当局的尊崇，诚实、俭朴、关心别人、谦逊、自我约束、讲卫生、忍受艰苦，以及强烈的爱国心。25

她的父母没有教她飞而是经她的老师强调的是“热爱毛主席”、吸“忠于党”，以及“向革命先烈学习”这样的思想。除此之外，尽管她的中产阶级父母本身对党没有什么感情依恋，但说他们在子女面前对这种教育提出怀疑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子女出生在一个与他们自己成长起来的社会迥然不同的政治系统中，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子女能够把新的政治价值铭刻于心是最好不过的事。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两个家庭的的确确想要对他们的子女强化这种价值观。事实上，通过许多个案都可以看到，甚至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当局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也没在子女面前吐露一丝一毫对政府的不满。只有一位访谈对象，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因为偷听了家里大人的谈话，接受了一种与国家规定相反的态度。这种观点他掌握得太多了，以至于有一次在班上，他开玩笑式地表示了和那种经由老师反复宣讲而趋于统一的关于党和革命的确定观点的相反意见。26

学校的课程是与“阶级阵线”保持一致的，这是政府有意提高工人、农民、下层这些以前先进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政策。小学课本中充满了对于工人农民的项扬之辞，孩子们被教给“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创造了世界”这样的观点。孩子们应该向工农学习，学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还要牢记解放前他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26

写作文时她会毫不迟疑地写出“长大后我要当一名工人或农民”这样的句子。但她知道，“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想过是不是我想做一名工人或农民”。她真正的理想是做一名舞蹈演员。对于工人农民的赞扬丝毫也没有减少她对她父亲的职业一一中学教师的尊敬。实际上，就是学校也在教给他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思想。与此相似，区想做一名医生，文艺批评家，或者作家。事实上，我的所有访谈对象所想往的未来不是大科学家，就是某种专家。
    工农受到赞美，但中产阶级父母们并没有觉得自身地位受到威胁，他们更没有改变对自己子女的期望。在五十年代，家庭社会化与国家社会化所鼓励的价值观是相同的，而且这两者是互相强化的。中等阶层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成长期里只知道唯一的一种价值系统。没有一种可以阻止他们受积极性吸引的相反的价值观存在。
    有必要把积极性与野心和自负的程度联系起来考虑。这种野心与自负是从少年期形成的自信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在我的访谈对象中，差不多每一个成为积极分子的人在少年时期都有过值得骄傲的经历，有的成绩突出，有的聪明过人，有的是男孩子中最棒的运动员，有的则是女孩子队中的小美人。区也是如此，进入一年级不久，她就已经清楚她一是班上最出色的。27

封闭厂区内，彼此都知道谁是谁，住在那里，彼此的生活水平和父母职位也都显而易见。每个不同家庭的地位加以类分，所以孩子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不同家庭地位加以类分。就象区所观察到的：
工人们的住处又小又脏，而领导们却住的很宽绰，至少比较起来如此。我家的住处比起来是中等的，家里总是干干净净。工人们的子女穿的很寒酸，很脏，下课后要回家烧火做饭，而且学习也很差。领导的子女穿的好，社交广泛，他们也更自负，觉得比其它孩子优越，而且老师对他们也更客气一些。他们只自己一起玩，是班里的贵族。29

那么区如何呢?“我属于中等。但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的家庭对文化和教育更重视，这是一个特殊之处。”由于夹在地位差别极大的两类人之间，她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同时得到了发展，她看不起工人子弟，但又感到她的父亲不如那些领导和干部。如果不是在学业上成绩优越，她觉得她会被那些干部子弟看不起。事实上，使她能够与优越的干部子女比肩而立的学习成绩反而给她带来更大的刺激，她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超出其它同学。29

对区来说，每一次个人的成功，都是她自我意识的加强，也进一步唤起了她对名声和夸赞的追求。成功地巩固了在老师眼中的确定地位，同时她要取悦于老师的心情也更迫切了。29

当我问她怎样才能成为积极分子时，区以自己为例做了解释：
    积极分子要为班里做一些事，例如，就象我做的那样。我学习好，但不象班上有些同学不关心落后同学，我帮助他们学习。这样，在我的学习小组里，学习差的同学成绩有所进步。劳动时我拼命干，在菜园干活怎么脉我也不在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班上有同学遇到困难，我就把它告诉老师。班上东西坏了，我帮着修。有一次我发现老师总是用手代替教鞭在黑板上指划，我就回到家里代出一些木棍，为学校里所有老师每人做了一条教鞭。那时候我的确是野心勃勃的。30

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架“桥梁”。每星期有两到三次，少先队的和班上的千部与老师一起讨论一周的活动，讨论的主题是班级讨论、班里发生的问题，甚至也有关于个别学生的情况。学生干部的职责是向老师“反映班级情况”。这样很自然地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就获得了一种特殊身份。由于能够直接与权威人士(老师)（30）对话，在学生眼中他们就获得一种仅次于老师的权威地位。
    但是，由于他们的位置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学生干部对其属下学生采取一种家长方式管理，这就引起了其它学生的愤怒。干部的这种既是一名同学又与权威有特殊关系的双重角色，导致了冲突。在学生中间，发展出两个“集团”，一个由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组成，另一个则是大部分普通学生。

在一些个案中，任何一位对学生干部表示哪怕最微少的依恋的人，都要受到普通学生们的惩罚。
    面对权威和同辈集团这两者，一个学生干部需要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其间，通过弥合这一裂痕来化解矛盾。但是，这种平衡工作是难于奏效的。在中国的教室里面，学生干部和一般同学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几乎永远存在着。31

区尽心尽力地按照对学生干部的要求去做，她极负责任，并且事无巨细地向老师汇报她的同学的每一件小的过失。天性所至，使她无法保持那种平衡感，所以她就完全摆向了作为老师的小助手的角色。逐渐，老师和校领导的表扬对她来说就变得更重要了，相比之下在同辈中的人缘反显得无足轻重。只是到了现在，她才悲叹于她朋友很少。那会儿她（31）所联系的只是“层次较高的孩子，只和程度高的在一起”。但是，就是在这些人中，她也找不出一个知近的朋友来。

还有一个访谈对象，象区一样是一个校级少先队干部，通过另一种方式摇摆得更厉害，他小心翼翼从不告班里同学的密，除非实在难以控制，他也从来不在老师不在时命令同学安静。“不管怎样，我不想把和其它孩子关系搞坏。通常，干部们受到同学们的抵制，但我却例外。我是干部，但我.和别人相处的很好”。不仅如此，对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的那种起模范带头作用的要求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舒服的压力。这使他不能象一个孩子一样行事。“在学校我不得不把自己表现为其它孩子的楷模，但一旦我回到家里，我就使劲撒野，我需要放松。”“那你是怎样撒野的?”“我混在邻居的孩子之间，捉迷藏、打弹子、下棋”。如果这些活动被当成是“ 撒野”的话，那么就可以想象得出对学生积极分子的管束有多么紧，在学校里他们要表现得象成人一样的认真和严肃。32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反映了这种情况，一个疏懒的、毫无野心的男孩，只是因为在职的学生干部太不得人心而被同学们选为班长。他惊讶地发现，在他被选上以后，他的朋友们就疏远他了。“事情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你不得不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他们也小心翼翼地和你保持距离”。他宁可恢复到一个普通学生的地位。 “因为在那个位置，你的同学想做的事情你不能去做。”这就和区不一样了，这两个男孩子把同辈集团的一致性看得比积极分子的奖赏更重要。32


年轻的、担任双务的积极分子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无法（32）解决的矛盾。孩子们接受的指导是，要做一个好干部，就需要谦逊，利他、关心班里同学的困难。但是，这一系统的运行却需要积极分子出头露面引人注目，成为公开指定的学习标兵，“被举上天。”所有这些只不过满足了象区这样的积极分子的虚荣心，刺激了他们出于个人自我利益的欲望，并鼓励了他们的骄傲自大，这一切正好与所期望的利他主义相反。从头至尾，区对同学的优越感以及她争“第一”的野心就一直与她做为少先队干部的使命相悖。她很难使自己象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一样友爱地对待同学。她只讨得了他们的敌意。在整个少年时代，区确确实实地意识到，尽管她有可能摆脱自己的狂妄自大，但这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否则是无法动摇的。“于是我就不特别固执。有时我成功地对别人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但有时我还是对他们不好”。
    出于保持她的模范积极分子地位的需要，区甚至采取了一些与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不相称的手段来保住她的权力和声名。由于人缘不好，班级选举使她大为焦虑，按规定班里的七位学生干部应该由全体学生民主选举。但在实际进行中，差不多总是由老师“指导”学生们选出她所垂青的人。经常是由老师提名，学生们举手表示通过。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学生们对老师的选择提出异议，坚持选出他们更喜欢的人。
    区回忆说，“举行表决时，我仔细观察看谁没有投我的票，我恨他们，哼!哼!”为了保住她的权力，她建起了她的小集团。当她和她朋友圈中的“层次高的”朋友闹别扭时，她就突然对工人子女友好起来：

我是少数派，但我尽全力和他们(她以前的朋友)作对。这把他们气疯了。他们想把所有人都拉到他们一边，但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做，好几个人都被拉到我这一边来。我想我们是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工人的孩子。我是这么做的，他们受人欺侮，所以来到我这边，我给他们好处，帮他们学习，对他们表现得象好朋友一样。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我学习好，名气大，这样我能吸引一些孩子到我这边来。34

尽管年龄还小，但她已经非常明显地意识到自己超出她的同辈之上。她的手段与成人干部把人抓在手里作为摆布对象的做法如出一辙。
    到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尽管她本人还有她的老师都努力争取，但她的同学们还是坚决拒绝提名由她做班长。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担任着重要的校级少先队干部，因为这一位置的选择权在老师的手中。34

西方的情况表明，尽管西方的基础学校中政治社会化实施适度，但孩子们还是“在确实了（34）解政府是什么之前就学会了爱政府。”所以，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情形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不过比起西方来，中国更加强有力罢了。除了在一些少见的个案中，家庭政治社会化盖过了正规的国家政治社会化，就一般而言，官方的政治社会化还是能够引起强烈的、实实在在的反响的。

当问到他们在儿时对于小学里教给的政治价值和象征的态度时，我的所有访谈对象，尽管清一色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都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知道党是什么，但他们还是爱它。他们恨国民党，恨蒋介石，恨美国人，也恨资本家和地主。现在他们承认，那会儿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模糊的，局外人的感觉，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遇见过那些“可怕的、丑恶的阶级敌人”。他们敬仰人民解放军，渴望有一天能照故事书中的英雄那样去做。他们明白等他们长大后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并且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他们要为国家和集体牺牲个人目标。他们都声称，他们满怀热情地参加了大跃进，并且对她们所成就的价值坚信不移。35

少先队员的红领巾被赋予这么多的光荣，神奇与象征，以至于孩子们对于红领巾的态度分布就可以提供一种可靠的标记，我们看到，在对红领巾“绝不能马马虎虎”的训诫背后，隐藏的是态度的严肃与真诚。35

到了小学的高年级，同学们，尤其是男孩子们，己经不把红领巾看得那么重要。它有可能被弄脏、揉皱、塞到口袋里。到了五、六年级，差不多所有孩子都入了队，这时候做一个少先队员看来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在一所学校里，作为高年级的标志，红领巾被弄得越旧越脏就越时髦。在许多男孩子眼中，红领巾不再是用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圣布，它（36）成为不情愿地服从于成人权威的标志。有几个访谈对象回忆说，那会儿他们都开始拒绝再戴红领巾。在一个访谈对象的班级里，同辈集团压力如此之强大，以至于野不是老师和学生干部从中作梗，班上就几乎没有人再戴红领巾。在小学校里，让学生于部守在学校门口拦截那些没戴红领巾的学生，把名字记下来交给老师，这种现象并非不普遍。要是没有这种干扰，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使一些男孩子顺从。男孩子们不或红领巾，原因是他们唯恐被人嘲笑为象总是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子一样胆小。有一个访谈对象观察到，只是到了六年级，因为要进入一所好的中学必须要有老师的好评语，他和他的朋友们才减少公开的反抗。 36

有人会说，只是因为她作为少先队干部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才使她对少先队评价这么高。但是，通过她的言辞，甚至是现在的，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这种情形背后的（37）动机非仅如此，官方的价值和信仰深深地吸引着她，她对于权威和组织的信任是毫不动摇的。可以说，是她的地位和她的信仰互相强化，使她比一般孩子做得更为顺从。

第二件使区苦恼的是她的毫无光彩的阶级成分。大一些以后，她越发对此感到自卑。阶级成分好的人的光荣使他羡慕。甚至在小学时，她在填表时总是毫不迟疑地写上他的两个叔叔和婶婶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干部和党员。她为她父亲出身不“红”而感到羞愧。到了六年级的最后一个月里，她甚至开始憎恶她的家庭，这是因为她把她没能被选作免试进入初中的人选的原因归咎于她的家庭背景的缘故(不久证明是她错了，因为那一年这种对好学生的优惠被完全取消了。)她开始不理她的父母，并因为他们的阶级背景而看不起他们。38

我之所以看不起他们，是因为与革命干部和工人们比起来，他们的思想太陈旧了。不管什么时候买东西，我父亲总要讨价还价，我恨他这样。小学五年级时，我还注意到他有时低三下四地向上级赦媚。上初中时我没和父亲出去过一次;下农村以后(初中毕业以后):我也很少跟他讲话。
    在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化的工具——家庭、同辈集团、学校或国家——中，区有效地摆脱了家庭和同辈集团，只单方面地接受着学校和国家当局的政治社会化。39

白
他也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位喜欢作乡下人打扮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己经到香港四个月了，但他仍然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上身是一件大出两号的制服，脚下一双黑色的中国布鞋。象这种不伦不类的装束，我的其它访谈对象是不敢冒险在香港大街上穿的。因为他的偏狭，他的笨拙，和他的落伍，他成为朋友圈内固定的嘲笑对象。但是，与他的外部表现相一致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从他的表现中我们能看到他深受“无产阶级”和纯正共产主义的影响，蔑视物质与世俗的传统。39

按照白的说法，在土改时他的家庭被划在富农和上中农之间。在谈话中，不等我发问，白就急切地告诉我，他的家庭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他们只有过一个雇工，那也是给他几块地让他自己耕种。他的父亲和姐姐们都亲自下田耕作。尽管现在他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系统里，在这里家庭财富是骄傲的资本而不是罪恶的标记;但很清楚，他的维护家庭“纯洁性”的需要还是出于他仍然保持着的孩提时代的价值观。
    当土改的浪潮席卷到他们的村庄时，同白家作对的另一家族控制了土改工作队(这一家族中有几个人很早就入了党)，并利用土改的机会来摧毁日益扩大的白氏家族。白家设法逃到了南方。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时，白的一家正在广州，囊空如洗，忍饥挨俄。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难民救济处，他父亲从那里得到一些钱可以摆一个小摊，两个最小的孩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这就是为什么白的出身会是小商贩，以及为什么白并非孤儿却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原因。40

通过他对童年时代诸多事件细节的回忆，我们看到对白来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超出权威之上的真理和绝对价值。区和他正相反，对她来说，价值与权威是一回事，并没有什么区别。白不会为了要造反而蔑视权威，但如果言行不一的现象出现在权威人物身上，还是要遭到他的反对的。
    直到那次骚乱的一年以后，上级派来两位解放军军官临时对孤儿院进行管理，这时孩子们的处境才得到缓解。白忆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对孤儿们最初的怀疑所表现出的耐心：

这两个军人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听课。他们席地而坐，和我们吃在一起。喔!老师们都特别吃惊!入夜，他们两个在孤儿院里巡视，为孩子们整好被子。对孤儿们来说，他们梦寐以求的来自成年人的关怀全都表现在这里了。这两位解放军还总是想方设法提高孤儿院的物质待遇，比如说，伙食水平就提高了，当他们最后走的时候，许多孤儿都掉下泪来，他们觉得解放军就象他们的父母一样。在我（44）的记忆中，那天的情形还清晰可见。
    区和白都对干部表现出极大的崇敬，但两人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白对解放军持久的崇拜基于一种稳固的感情经历，这是他对他们的工作方式、耐心与同情心的追忆，绝非是他们作为干部或权威人物的地位令其如此。相反，区对干部的祟拜都是建立在掌权人物具有光荣与名望这样一种浪漫蒂克的概念之上。
    在这以后几年孤儿院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善。老师们对孩子们表现出较多的同情心。学习空气变浓了，业余时间也被组织起来见缝插针地进行手工劳动。就是这样，根据白的叙述，他们还是比区的学校自由一些。在正规学校被劝阻和禁止的事，他们却可以做。白学会了打弹子和抓蛇，还和朋友们一起去游泳。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男孩因为在普通小学里当干部，所以不敢在学校打弹子，只是在回家以后才“撒野”。这种情况在孤儿院里是看不到的。因为在孤儿院里孩子们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吃、睡、干活，学习、玩耍，一切都在老师的眼皮底下进行，所以不可能出现双重角色。45

不管在孤儿院还是在普通小学，手.工劳动还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效益，他们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在少年的整个发展中都至关重要.但是，在孤儿院里手工劳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区的和其它访谈对象的学校里却不是这样。相应地，两处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样。根据白的叙述，一旦种下的东西有了收获，生产出的东西也卖了出去，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劳动获得了确确实实的报酬。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贡献是看（45）得见摸得着的，这就使手工劳动看起来很自然，而且还表现为一种个人的成绩。一直到现在，白仍然带着坚信不移的口气支持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政策。从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手工劳动不仅已经成为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已成为孤儿院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城市正规的日校中，尽管所有的公开声明都极为重视劳动，但实际情况往往相反，手工劳动从来也没有被放到和文化学习同等的地位上。最多，一个班给一小块地进行管理，但有时地实在太小了，根本无法耕作，只能在上面比划比划。孩子们有时被带到工厂里，但也只叫他们干一些轻活。46

在区的个案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她的同学们的家庭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如何导致她对于社会等级上下差别的敏感认识。在白的孤儿院里，没有家庭或者说不存在家庭差等，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老师眼中，那里的孩子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但是，说孤儿们不知道他们之中的阶级差别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阶级觉悟。“阶级觉悟”这个词我理解它在中国表示一个人对自己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认识。通过他们的自身经历，更重要的，经过老师的反复宣讲，孤儿们认识到他们自身就是过去那种被压迫阶级的集中表现；此时，白也“从同学们那里接受了这种感情。”那两个解放军曾经把孤儿们比作“祖国的花朵”，他们觉得这是真的。白和孤儿们渐渐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孩子”。象他们一样，白学会了对把他从贫穷和饥饿中解救出来的国家、党和毛主席表示报恩感情。在中国，“恩情”这个概念表示一种需要回报的赐福与恩惠。在需要的时候，孤儿们就应当用牺牲自己个人来回报国家的“恩情”。白观察到，班里的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能上初中，但是，到六年级时，突然决定他们要开始工作，自食其力，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项决定。这是他们报恩的一种方式，—一可是，如果不准许区或其它正规学校里聪明的野心勃勃的孩子进入名牌中学，他们越会大为不满。47

可是，白己经掌握了许多积极分子价值观。他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远远超过了区，国家的恩典对于他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可区却只能从国家的宣传中接受这种思想。同样，在对那种集体精神和热爱劳动的价值观的接受上，白的内心冲突也明显少于区，这是因为后者不得不经常进行着一种有意识的、反反复复的，却又是徒劳无功的努力来抵制自己在积极（48）性表现中的一己私欲。

自我约束对于区和白来说是一种重要美德，但张却拒绝如此。在中国，学校着力“培养”自我约束精神，积极分子被教给的是要抑制自己的感情和个人爱好，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把自己完全献给集体、国家和革命。但张不管这套，无论是儿时、青年时期，还是现在，他一直随心所欲地做事。现在，他过着一种自我放纵的、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尽管一次又一次下决心，但他还是节制不住挥霍，而且不停地借钱。看来他是连自己的反都要造，根本不肯让自己变好。50

在我的十三位正规教育只到初中的访谈对象中，张的智力水平最高，读的书也最多，他也是唯一一位用马列原著作武器进行斗争的访谈对象。象白一样，在批评中国时，他也能摆脱感情而付诸理智。但是，与白不一样的是，他的兴趣更多的是在纯理论上，而不是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他从未当过干部，也从未深入过农村，在他身上没有象在区和白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个人意义上的对农民和“群众”的兴趣和关怀。讲到共青团和党时，他也没有白和区那样的热情。他从未入团。在香港，他参加了政治示威。但是他既无兴趣又无耐心去做基本的组织工作。除了他不受约束的天性以外，他还缺乏经验，因为无论在中学还是成年以后，他都从未当过干部。他是我们的“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的第一个。51

“对那些我不喜欢的老师我当然要撒野，但对那些我喜欢的老师我却还是如此。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我没必要撒野，但我却选择了这样做，我的撒野是毫无道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校的价值观已经有效地内化于他的心中，因为他己经知道他这么造反并不正确。张已经到了临界点却并没有越过去，他只是在警戒线的边上徘徊。我们看到，造反、完全放松自我控制，以及玩火的冲动，贯穿了他整个青春期，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52

  在学校里他有资格造反。尽管他经常捣蛋，但他那股聪明劲还是叫老师赞不绝口。他的造反立刻成了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他急于表明，他要做好就做好，要捣蛋就捣蛋，全凭他愿意。其它的访谈对象们宁可通过顺从来吸引老师的注意，但张却选择了反抗的方法。他因为敢于挑起骚乱而赢得了一些同学的赞许，而他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又引起了另外一些同学的尊敬。到了五、六年级，他在学业上的成功甚至赢得了他父亲的尊敬。他开始带着他的儿子去工厂里下中国象棋，因为他所向无敌，所以小张为老张在工厂里带来了名声：“他需要那个，你知道，他在单位内没人注意。”
    无论区还是张都看不起他们的同辈，而且两人都没有知近的朋友。但是，两人自大的表现方式却不相同。区因为要和权威保持一致所以疏远了其他人，而张虽然留在同辈集团一边，却又和他们保持距离。白非常赞赏的集体精神和团体的共同感情在区和张身上一点也见不到。从表面看，区试图“表现”这种精神，这是因为她真想按照党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去做。但实际上，她不“属于”集体，她总觉得比别人（53）高。和区相反，对于顺从那套行为标准，张丝毫也不一感兴趣。

对于权威和官方的行为标准，不管他是造反也好，轻蔑也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他心中还是内化了一些国家的价值观，而且与区和白的一样深。有一点他和白很相似，他也不认为价值和权威是一回事。尽管张的价值取向与国家的价值观一致，但是由于他没有表现出顺从，所以没有被承认。到底一个孩子该怎么做才能表明他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呢?是通过在心中内化那套价值观，还是通过对学校当局的要求积极地顺从?54

    张对于他父亲“跪拜在毛主席像前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这样的好生活”的最早记忆，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任何一个人少年时代的记忆中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就是他对于 “阶级感情”最深刻的体验。但是，张并没有白的那种“阶级觉悟”，这是因为他对于他曾经是被剥削阶级这一点并无深刻体验，同样他本人也不会向党表露感激之情。他的父亲对于革命的态度是随着经济情况而左右摇摆的，张通过他的邻居们观察到:“实际上许多工人都和我父亲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只有当他们从中获益时才会说共产主义是好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张的父亲咒骂共产党，帮着散布那些在下层社会里流传的象“共产党要完蛋，国民党要回来”这类谣言。在这56段时间里，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其他访谈对象很少能听到这类抱怨，他们的父母很谨慎，只让子女接受官方对于国家不幸的解释。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要使他们的子女保持对现行政治系统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惧怕子女在无意识之中公开讲出违禁的话，给全家都带来麻烦。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张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并没有动摇，但同时，他也并没有同他父亲在政治上的“落后”决裂。相反，区能够面对面地指责他的父亲是“ 反革命”，甚至仅仅因为她父亲出身不够“革命”，就遭到她的蔑视。在张身上没有自卑感，他也不为出身于一个社会、经济地位都很低的家庭而感到难堪，他从未希望他有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亲。他从未抛弃他的家庭:“我从来也不指责老人，我可怜他，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看不起他，我更不恨他。我想这大概是出于我的自信心吧。”当他看到比较富裕的同学在物质上的享受时，他也很少感觉到难以忍受。可是，区则不然，她承认她曾经追求更好的穿戴。与此同时，张也没有象区那种从课本和儿童杂志学来的对于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他从来也没有过象区那样的浪漫谛克的感情。57

到了报名上初中的时候，张选择了一个离家只有五分钟距离的二类学校。因为怕会受到自己过去表现的影响，他没敢报更好的学校。但是公平地说，他身上也没有象区那样的非要进入名牌中学不可的野心。如果他有此心的话，他就会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就象另外几个访谈对象那样，这样就能从六年级的老师那里得到一个较好的评语。但是，他无法真正放弃他那种固执的独立感，哪怕是为了日后的成功，他也不肯屈尊于权威。58


邓

一旦作出了决定，人类关系中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典型形象就在邓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金钱，他在香港社会里再也见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了，讲起他赚钱的计划来，他也毫无愧窘之色。他曾经有很强的自我约束精神，现在他又把这种精神集中于获得他在香港经济阶梯上攀登所必要的实践技巧与知识上。没有其它的访谈对象学起英语来象邓这样如饥似渴，因为他明白掌握英语是他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和区不一样，她选择耗费时间的正规学业课程是想要在新的社会里满足她的上大学的野心，而邓，他宁可选择更方便、更直接的道路，这在香港意味着他要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成为一个资本家。59

   
和邓进行交谈是困难的。他喜欢居于控制地位，总想让谈话适应他的口味，表现出他依然是主宰者。邓很聪明，也读过不少书，但他总是急于表现自己，让自己看去比实际上更博学。间到一些敏感问题时，他也是遮遮掩掩的，他不喜欢别人探究他的内心思想。他喜欢表现出他现在的玩世不恭，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访谈对象。但是，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直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并非玩世不恭。59

当青少年走过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时候，他们常常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他们扮演一个时髦的积极分子的角色。学生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认识到一个好的政治履历对他们进一步升学深造会有很大帮助;而且，在1962到1966这五年期间，党的高层领导要学生们做积极分子的要求变强了。这个时期，正值这一代学生成长发育的时期。66

为了避免这种危_险，学校借助大众传.播媒介，逐步开展政治教育。在学校课程表上的课外活动栏中，增加了一项所谓的“阶级教育”，充满感情地回忆革命传统，宣誓忠于党和国家，以及追忆旧社会穷人受到的剥削与压迫，都属于“阶级教育”的内容。在党的领导下，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被神化了的形象联系起来，要求青年人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自己是真诚的积极分子。67

    在每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间，大约总有十二名左右的小组成员按照规定聚在一起，自由交换思想，提出个人在政治上或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或观察到的别人的问题，批评落后的思想与表现，表扬好人好事;目的在于依靠同学之间的善意相助，引导学生步入正途。
    但是小组并不意味着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它的内部也有对立和斗争。这是为了防止同学中非正规的模范控制整个小组，向时保证友谊和情面不致影响批评和自我批评。小组里的积极分子的行为，通常都是在小组带头人的压力下同学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
    为了鼓励这种竞争，小组被授权可以提名“三好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与劳动积极分子的候选人。到学年末，这些光荣称号都被载入获得者的档案，对于他们升大学有直接的好处。这种诱惑，再加上被安插进各个小组的爱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的存在，使得小组讨论充满了官方钦定的高调儿，任何相反的意见在这里都休想提出。67

当时，我在思索如何提高自己的认识••••”一切教育都把重点放在这件事上。因此，每个人都要努力寻找自己的错误与缺点。每个人都认为深入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是再正确没有的。…当时还有这种倾向：人人都强制自己只从好的一面看待农民。但每次从乡下回来，经过一番思考，我们发现除了忍辱负重的品质之外，农民显得异常自私。我们有些人私下里谈论起这一点，都觉得惊慌失措，无所适从。要是谁碰上了个乐于助人的农民，他就会到处夸耀，目为他确实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了农民身上的美德。69

开过忆苦会后大约十天之内，大多数学生都变得更加积极：在教室里保持安静，连走路都规规拒拒；在宿舍里做好事，象帮着别人挂坟帐，替同学铺床，诸知此类。可是等过去这一阵子，就又都恢复了原样。嘿，那才真叫滑稽呢。71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忽然全都对入团感起兴趣来了。要知道，当你填升学志愿表的时候，总有一项叫做“政治面目”，即考察你是团员还只是普通群众。但却没有“班级职务”这一栏。一只你入了团，“共青团员”’那几个金光闪闪的字就雷打不动了。党是先锋，团员是党的助手，不是吗?
    当学生们升入高中以后，每个班都会有足够数目的团员，组成自己的团支部。团支部有权发展新团员;通过行使这种权力，团员可以影响普通同学升大学的机会。在多数学校里，学生们都有意表现得十分积极，迫切希望取得团员的好感。72

除了谈心之外，申请人处在被展示的位置，他们必须不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时刻流露对同学的关心。带头做好事，争取优秀的成绩，劳动时努力肯干，开会时积极发言，并毫不留情地做自我批评。此外，他们还必须“紧密靠拢团组织”。73

它意味着和团员加强联系，多递政治思想汇报。“加强联系”的意思就是多和团员谈心，多和他们在一起，经常向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从根本上按照团支部所说的话办事。任何对团组织不理不睬的学生都被看做是怀有敌意。他们申报大学志愿书上的评语肯定好不了。因为这些评语先由老师写过，然后还要交到团支部由支部成员鉴定。74

有趣的是，那些申请入团者内在的动机—意识形态上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经常被非团员们轻蔑地称作“假积极”一却居然被团支部忽略了，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 紧密靠拢组织”这六个字理所当然地决定了只有那些愿意无条件服从由团组织规定的行为准则的青年才可以被吸收，而这里所说的团组织，从它组织结构的统一来看，是国家的团组织；国家的团组织通过团支部来行使权力，团支部成为班级教室里一切行为的至高无上的仲裁者。74

如果对申请人个人声称的阶级出身有所怀疑，团支部可以请校团委查阅学生档案，或者索性前往申请人的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调查其家庭的历史背景。在中国，这番程序被称为“搞外调”，它对于当事人来说事关重大，因为说不定连当事人自己都不了解的家庭出身和历史，将有力地影响他一生的命运与前途。个人与班里老师都无法接触档案。正因为如此，一个非团员学生说，“你觉得团支部对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你对团组织一无所知。”白本人就一名团员，他（74）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所在的团支部：“呀，我们就象神秘的操纵者。”这话于无意中道出了部分实情。

老师对于团组织发展新成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除非他自己便是校团委的重要组织.成员。不过，他可以为那些他认为比较合适但却被团支部忽略了的学生说两句好话。在我进行抽样调查的一个班级里，团支部成员主要由出身好的学生组成，他们吸收的新团员也只限于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学;老师试图干预，结果发现他除了和团员们闹得僵持不下之外，一无所得。75

  1963年后，阶级界限划分得更加严格了，团员越来越多地来自出身好的学生，中间阶层的学生所占比例相对减少。这些中间阶层的学生，尤其是职员阶层的子弟，和资本家家庭出身或其他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同，那些人久己习惯了不平等的待遇，而他们在学校里却是一向受宠、样样顺遂的。此刻他们眼看入团机会减少，不免感到苦恼，但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现存的政治制度，不顾一切地期望加入这个先进组织—青年团。结果他们便表现得更加积极，以此来作为对划分阶级界限的回报。至于那些本来就出身不好的学生则恰恰相反：他们几乎全然被挤出了竞争的行列，对入团机会的看法比较现实，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做积极分子的竞争。75

在1965到1966年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党的领导为了抚慰和减轻中间阶层和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沮丧情绪，提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一个口号:“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但这句口号是可以在意进行解释的。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如何识别真诚的积极分子自有一套不同的标准。就这个问题爆发的争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斗争的一个焦点。
    一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领导者们、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手段，激发起了青少年争做积极分子的热情;另一方面，这种因入团而引起的竞争在学生中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特别是由于掺和了阶级界限问题，学生便被分成了可能对抗的阶级阵营。76

虽然许多学生因入团竞争和阶级界限问题被搅得心神不宁，但他们绝无政治上的不满。他们都带着负罪感积极行动。为了对此进行鼓励，政府树立起一系列英雄形象，号召青年人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放任自流，听凭青年人去祟拜自己选择的也许是有害的偶象。这些官方钦定的模范人物都以完美得近乎神化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从他们自身的革命潜力出发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典型。试图和英雄人物竞赛的年青人被认为是付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76

从书本里和杂志上，青少年接触到相当多的英雄模范，其中真实人物和小说人物兼而有之。有两种类型是特别为政府所推崇的。第一种是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这种英雄形象充斥五十年代青年文学读物。当时，中国刚刚结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与朝鲜战争，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胜利记忆犹新，而外国侵略的危胁尚未消除;因此，党自然要极力培养爱国主义情绪，并使这种情绪为革命斗争服务。通过学习战斗英雄，青年人不仅可以了解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传奇般的历史，而且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应辜负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77

第二种类型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二跨入六十年代，烈士的传记逐渐为和平时期脚踏实地从事普通生产劳动的新模范人物所取代。在这些英雄人物里，雷锋是最知名的。1963年3月，《中国青年》杂志，号召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显示了他作为模范人物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几个大字，就刊登在杂志的扉页上。正因为党中央选定了雷锋做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典范，我们可以断定，在所有模范人物当中，雷锋最完美地体现了党要求青少年必须通过学习获得的个人品质。77

雷锋是完全大公无私的，他丝毫不谋求个人利益，更不怀疑自己的信念。他是正义的体现口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感激、忠诚与信仰的化身。78

    雷锋这个榜样的含义对于学生们来说十分清楚：在阅读毛主席的著作时不应存有任何怀疑。毛主席的话都被当成信条接受，独立思考是没有份儿的。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反复阅读，最好能够背诵，并把毛主席的一切著述都当做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靠死记学习真理的办法在中国并不陌生;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沿袭此法，解放后也未将它丢弃。但是，直到六十年代，这样的学习方法才与政治教条紧密联系起来，并以如此形式主义的方式出现。
    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比其他一切号召都更加刺激了“好人好事”的产生。在日记里，雷锋记叙了他有意找机会做下的桩桩好事;这些好事，都被他当成了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在火车上，他经常以一名普通乘客的身份，扫地，擦车窗，或为其他乘客送水。79

    雷锋的死决非壮烈之举：一辆卡车在倒车时把他压在了轮下。他只是一个平平凡凡但却鞠躬尽瘁、尽了他最大努力的普通人。但正是他所做的一系列好事，有些人认为很微不足道的，却被当成了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基石。他甚至从未想到过要成为什么带头人或引人注目的英雄人物，默默无闻地生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教导，仅如此做他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幸福与满足。他要为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永远随着齿轮转动的锯齿。79

    总之，党和毛主席所需要的理想社会主义者，正是这种具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甘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埋头苦干的人。在六十年代，党就开始推出这种宣传主调。当时，正值好工作越来越难找，而毕业生人数却大大增加。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青年来说，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领导人鉴于这种情况，大力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旨在缩小期望和减少失望；这个运动的意义之一，就是宣扬做一个平凡的锯齿、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是多么“光荣”。
    雷锋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里最突出的一个。在一本影响十分广泛的青少年读物里，同类型的其他英雄也得到了逐一的介绍。书里介绍的十一位英雄人物都和雷锋一样，出身于穷困的劳动人民家庭，出生后没几年，全国就解放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全都十分坚定;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愿意完全彻底地献身革命。其中四人是解放军战士，但其他七人差不多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工作起来都极为努力，忠于职守，并为自己能够很好地履行责任而感到自衷的骄傲与自豪。他们十分自信，决心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不因自己是体力劳动者而觉得任何懊丧与羞耻。(只有一个模范人物，一位妇女，据称曾产生过怀疑和自卑情绪。)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断督促自己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继雷锋之后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全都以他为傍样，和他一样，都是光荣的螺丝钉。 81

学校里，包括大学，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学生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充当无名英雄，通过从事平凡琐细的（81）劳动达到做好事的目的。但具有讽刺意味同时也无可避免的是：这种劳动很快因学生们的相互竞争而受到了歪曲。学生们一心一意想入团，然后借此升入大学，而雷锋所做的好事恰好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准则，团员们正是依据这些准则来评判那些渴望成为团员的申请人的政治表现的。写日记，将日记传阅—尤其是要拿给团员们审阅—以供大家进行公开的批评，成为显示积极的一条重要途径;偷着帮助班里同学一缝补、洗灌衣服和床单，默默无闻地擦玻璃、扫地，也可解到同样的作用。青少年积极分子常常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种种新花样来超过竞争对手。他们争着琢磨做什么样的无名好事才有可能被同学发现。学习雷锋分明意味着迫使青年人比以往更加热诚地投入到积极做好事的活动中去，不管心里怀着何种动机。

因急于给团员留下良好印象，避免别人批评自己落后和缺乏集体观念，学生们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在意。我是不是把该换洗的衣服收起来，免得让班里同学“偷偷地”拿走替我洗了呢，我该在我的“私人”日记里（82）写些什么呢?在忆苦会上我该不该大声哭出来呢?为了表现积极，我是不是必得有意避免从餐桌上的大锅里舀上一片肉呢?下次和负责帮助我的团员谈心，我该谈多少心里话呢?—青年人觉得他们被逼上了一个舞台，必须时刻不停地进行表演。有些人觉得他们的诚实因此受到了挑战。他们都确信自己的虔诚;但与此同时，他们无法驱除那种负罪感，即：当他们表现十分积极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追逐个人利益，是虚伪的。
    于是，在那些更富反抗精神的学生中间，逐渐滋生出一种欲望，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清除这些卑下的装腔作势，做出一些违反常规但却真诚可喜的事情来。我对之进行调查的几个学生有一天终于鼓起了勇气，打破了团支部立下的“革命”行为的准则。其中一个学生大胆地在教室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宣扬说不见得只有重复雷锋做过的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才能成为革命者，还有远为重要的大事等着人们去做。另一个学生，在期末考试前夕，带着一伙同学爬到山上，在那里背诵诗歌，观看日出，消磨了整整一夜时光。这些学生都希望彻底摈弃教室里那种小仁小义的积极表现，他们想用真诚、光荣而浪漫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忠贞，但却不知从何做起。他们不时流露出来的固执而不合群的举止，引起了班里的骚动，召来了团支部的批评。8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身上，有一种最能吸引和诱发这些青年的想象力的品质，那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情愿光荣牺牲。虽然这里不是前沿阵地，让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忠诚，英雄故事里却反复强调说这些英雄人物时刻准备以身殉职，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献出宝贵的牛命;而且大多数这样的模范也的的确确牺牲在了他们日常劳动的岗位上。上面提到的十一位模范人物中，九个都是年仅二十余岁就在水灾、火灾中因抢救同志或国家财产死去的，他们是甘冒生命危险的。雷锋是极少数死于事故的英雄人物。不过，这个事实也正说明了在有生之年做出的贡献已足以奠定英雄的称号，不一定非得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你心甘情愿地做螺丝钉，你就有可能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
    话虽如此说，死亡主题仍是刻划英雄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调查过的许多学生，虽然正当风华正茂的年龄，却都对“死”考虑过不止一回。而人们本来还以为，在当时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仅提倡大公无私的艰苦劳动本身，已经满可以起到号召人民群众献.身革命的作用了。因为不管怎样，在这种和平年代，一个人终其一生，又能碰上几次大灾大难和必得献出生命的机会呢?但是某些人们显然觉得仅凭那些平凡单调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是不够的。84

总而言之，向人们头脑中灌输这种死亡哲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非常自然地据此推论出生之哲学:对死的恐怖轻描淡写，而对死亡的社会价值则极力夸大，那么生命对于个人来说就不再是一种私有物了。连死亡都丧失了其中的个人因素，那么生命当然也可如此。具有这种死亡观的人会更容易地服从集体精神和集体意志。86

除了前面所讲的那两种充当青少年楷模的英雄之外，青年杂志和读物还推出了第三类英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直到伟大的外国科学家、军事家、理论家和同时代的革命者，都包括在内。其中，毛主席是最受青年人崇敬的。有关这些英雄的故事经常强调他们的个人才能，强调他们的机智与勇敢。因此，在前两种英雄人物—战斗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与这类英雄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差异，即:后者凭借着他们的个人品质与人格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被中国当局规定为学习的对象。就拿毛主席来说吧。他是以慈祥的父亲的面目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在对他的狂热崇拜里，他被称作“ 伟大领袖”、“舵手”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从来没有被当做向之看齐的典范。87

这样，鼓励青少年追求个人成功就为鼓励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余地，而“个人英雄主义”在党的教育里是尤遭嫌忌的，官方提倡的英雄主义乃是要求人们投入到集体中去。与之密切相关但大家全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是:那些伟大的英雄，特别是革命英雄如毛主席这样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们通过反传统的、甚至从根本上来说是叛逆的行为推翻了现存的制度，才成全了他们的伟大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创造性和叛逆性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此刻，“革命”二字（87）意味.着循规蹈矩，克服一切不合潮流的个人想法，把自己彻.底献给党和毛主席，心甘情愿地过一种平凡、普通、按部就班、埋头苦干的生活。“革命”成了反叛的反义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毛主席只能崇敬，不能效仿与学习。

但是，有些青年人通过个人阅读，的确走上了效法伟大的历史英雄的道路。几个接受调查的学生，恰好选中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富于叛逆精神的形象，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献身革命进行辩护。一个青年人选择的偶象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他对于标准政治行为规范的态度。处处向雷锋看齐会被当做“表现积极”，但是公开效仿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身上的某些叛逆方面就会导致与学校里正确行为的仲裁者—团员们发生矛盾。88

在我所调查的学生当中，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与对革命的忠诚远远高于那些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的秋极分子，有意模仿毛主席年青时加诸自己的严苛的体质锻炼。他们的锻炼程序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十分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从而树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象，显得他们比其他同学，尤其是团员们，都更能吃苦耐劳，也更加真诚。他们自认为这种对意志的磨炼是为将来的某个艰巨时刻做准备的;当那一刻到来时，他们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象雷锋似的仅仅做人家手里的“驯服工具”，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能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大展宏图。暴力与死的冒险，对于他们来说将成为一次解放的经验。88

在初中，政治课并不比其他科目重要，政治考试拿高分也不一定意味着表现积极。在对成绩方面的声望十分重视的学校，校领导甚至鼓励学生不惜牺牲政治课的学习来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其他课程上，在有些学校里，学生们是把政治课贬低到与音乐课和体育课同等的地位。我所调查的学生们一般来说都认为这一科目很容易通过。90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意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区确实这祥做了，但是遇到了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她非常羞愧地意识到她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她在参加忆苦思甜会或扮演悲剧角色时根本哭不出来，这使她受到很大震动。如今，她这样回忆因自己哭不出来而感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和自身无休无尽的苦恼:91

区在培养“无产阶级感情”时也许确实遇上了困难，但她和父母划清界线时却十分轻易。她想尽办法要清除这种政治上的“原罪”，她把它当成自己缺乏阶级感情的根源。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耻辱;上初中以后，她对他们更为蔑视。她几乎不和他们讲话，在做什么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入团申请会上，当着，几十位同学的面，她斩钉截铁地与父母划清了阶级界线。她公开宣布:从今以后不但不许他们腐蚀自己的思想，相反，还要帮助他们改造灵魂。92

区十分清楚她自己是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她由此推断那些家庭出身还不如她的学生很有可能对政府怀有敌意。她和其他团员在这些学生的入团问题上异常苛刻，与此同时却极力接近出身好的同学，以求加入他们的阶层。小学里，对于孩子们来说无关紧要的出身间题，到了初中己经引起每个人的关注了。93

获得权力地位是区迫切希望入团的最主要的动力，她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也就首先提出这一点。为了替自己辩护，她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两点理由：1、团结就是力量;2、入团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但是，她对中国意识形态最为重视的目的一一“为人民服务”——却闭口不谈。在她眼里，本来应该是手段的倒成了最终目标。我不是想暗示她对“为人民服务”不感兴趣;但忘记提到这个目的可决不仅仅由于口误。好几次她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每次名与权都被放在首位。政府的权威能够有效地弥补个人的弱点，区对它有很强的依赖性。如果能成为现存政权的一份子，她也就得以分享它所带来的一份权力，为了这一点，她愿献身于这个组织。
    区的最终目的是成为“革命接班人”，也就是说，当“干部”。一个中国青年对“革命接班人”这几个字的解释足以说明他对于权力和现存政权的态度。从语意上分析，“革命接班人”这一术语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般来讲，人们普遍认为它意味着新一代接过老一辈的班继续干革命。除了区以外，我所调查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是把获得权力与地位当做它定义的一部分的。94

（毛泽东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学生都误会了“革命接班人”的真正意义;他们把重点放在这头两条上，认为这是与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积极表现相符合的。而区却恰恰相反，她对于“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来自毛主席的后三条要求。95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区对自己实行的严格要求主要牵涉到行为的正确与否，例如处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她知道在同学的眼中她是老师的“走狗”。她把充当自己入团介绍人的两位老师当成唯一的朋友。尽管她发誓要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她的竞争心，她要超过他们的欲望，都使她交不到朋友。她屡次十分轻蔑地谈到同学里的那些积极分子，她认为那是和她竞争的人。
    她记日记，但不是雷锋式日记。如她自己所说〔说时她微露窘色)，日记是非“无产阶级化”的，里面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的日记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各种思想感情。班里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和家庭又关系疏远，记日记成了她发泄个人情感的唯一方式。有两次她把日记拿给她的入团介绍人看，因为她相信如果更深地了解她，她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她。这固然反映了她性格中坦率的一面，但她也承认，她的举动“有些不诚实”。她的日记里既记下了她最隐秘的思想，也记下了她所做的一切好事。她觉得说不定有一天她的介绍人会读到它的。
    她渴望做个循规蹈矩的学生，总是担心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当局的赞许，这使她成日价忧心忡忡，经常受到自我怀疑的折磨。她加强自我修养，主要是压制她的各种自发行为。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在强大道德力量钓冲击下，她迫使自己克服自身不高尚的一面，她的行为变得反覆无常。她的热情或冷淡，慷慨或自私，坦率直白或斤斤计较，宽容，或妒嫉，谦虚或骄傲，都要看她自我控制的程度如何。道德（97）教育在一开始使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继而就要求她自觉地去克服了。但在做这种努力时，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为那些成功地压抑了自己弱点的人精心设计的奖励制度只不过起到了使弱点抬头的作用：因为当她为了自己的热情善良受到表扬时，她目空一切的意识更加增强了;她的宽容待人总是为了维持她那么妒嫉别人来争夺的特殊地位;她的谦虚换来的夸奖激起了她的骄傲之心。象区这样迫切希望受到奖励的人被这个制度自身的矛盾羁绊住了。

动员班里同学志愿申请下乡成了团支部的主要任务。区做为学校里最突出的积极分子之一，很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她安排那些已经下乡的前几届毕业生回母校做报告；她还亲自去农村了解知识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能做出的贡献，然后回到学校汇报她的观察所得。她带头当着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志愿献身农村。后来和区一起奔赴农村的一个男同学回忆说，同学们都觉得她慷慨激昂的宣言极有说服力。他自己是怀着激情去的，这和区积极热情的演说不无关系。99

由于过份自负，她犯了一个战术上的大错误：毕业生只允许报考四所学校，区又只报考了市里最好的四所，而这四所好学校是唯出身最红或最为出类拔萃的学生才敢于报名的(在我所调查的大多数学生里，其中颇有几位在学习上大概比区还要出色的，连他们都没有这个勇气，报考那四个学校的任何一所)。但直到如今，区仍拒绝相信她的判断失误是她失败的原因。相反，她宁愿幻想她是因为家庭背景才名落孙山的;这是个既不丢面子又减轻自责的借口，使她不致认为她的失败是自己一手造成的。100

她本来可以和许多人一样留在城里，第二年再考的。但她违背父母的愿望，没有这么做。她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形容自己的处境:“骑虎难下”。她已经那么诚恳地立下了做好“两种准备”的保证，又那么积极地说服别人也发了同样的誓言，现在如果反悔，就难免落下个“假积极”的名声，贻笑于他人。她感到她必须使自己“踏过这道艰难的门槛”，维护她的积极分子形象。100

毕业班一百多个没考上高中的学生里，只有十二人申请扎根农村;区是其中唯一的团员。、她渐渐安于自己的处境，说服自己相信在农村也照样能够获得特殊的荣誉。而且，做为唯一的团员，她还承担下了照顾那些非团员的责任。她决心干一番事业，“一方面为农村建设做工作，一方面也为自己挣得光荣。”事实上，在志愿去农村的申请人里有三个学生比区享受更大的光荣，他们是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的，和区不同，他们都考上了高中。101

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他又显现出一种新的品质，即: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在中学，他不仅学会了打架，还变得满口脏话，差不多一开口就吐脏字。可是，受到 1959年有关恢复社会法制秩序的“安全教育运动”的影响，他下决心要开始新生活。他克制自己，甚至在别人挑战时也不还手;而且，他还当着全班发誓，“从今以后决不再骂街”。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足足有两星期他没敢说话，迫不得已开口的时候，他就一字一字往外吐。104

白所在的班里，党员干部的孩子占学生总数的一半。无论从学习成绩上看，还是从政治思想上看，这个班都是非常先进的。班里共有八个团员，其中七个是干部子女。从开学第一天起，团员人数就已足够组成一个团支部了;也有足够的积极分子，在教室里形成积极向上的气氛。白对于身边进行的政治活动却不甚留意，他只关心如何才能搞好学习。不过，学期开始不久，就赶上全校师生帮助修建火车站，自因他的劳动热情与能力初露头角，很快吸引了班里团支部的注意。他成了“团员发展对象”。团员们奉命“接近”他，“了解”他。他们请他参加他们的活动，不断征求他的意见。他们还暗示他申请入团，后来，索性正式向他提出了这种要求。
    最初白颇为摇摆不定，在五十年代后期，进大学还不象后来那么困难，因为那时高中毕业生的人数还没有增加。差不多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在大学里获得一席之地，所以，学生们也就用不着为了个人目的而申请入团。白由于初中时的经验，对于团员仍怀有反感，团支部让他旁观“组织生活”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是看到了团员们所（105）受的严格要求才动心的:“就好象你每走一步都有人在评判你似的。”他最怕的是团里的各项活动会影响学习。他不象区，区把和政权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光荣的，自己也迫切希望分享那种光荣;白则不同，他最终同意入团是为了与政治觉悟得到提高毫不相干的理由:“上高中的头一年我生病住了院。我一个人在医院里待着烦透了。哇，整个团支部成员都来看我，把我高兴坏了。他们对我那么好，我于是提出了入团申请。”
    是集体的同志情谊深深地吸引了白。他提出申请之后，团支部给他指定了两位入团介绍人，通过他们，他改变了对团员所持的成见。他们对他的关心，他们为追求个人美德所做的种种努力，把他和团组织拉得更近了。不象区那样不愿赞扬她的同学，白提到两位入团介绍人时是把他们当成他思想上的引导者。他和他们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入团以后，我的大目标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我期望通过这个来更好地跟上党的步伐。国为接触的那些团员们，我懂得了许多事情，比如说应该怎样对待生活。人为什么活着?这成了一个具体现实的问题，引起我对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疾病以及遇到困难时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了—不象从前，生活没有个目标。现在，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要考虑再三，或者找到有关书籍，看我该如何解决碰上的问题••…我开始运用政治知识指导自己的行为，并自觉地学习新知识，象毛主席著作里面的。

    他对集体生活的热爱终于在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得到了倾泄。个人主义极强的区，就从来没有体验到过那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如果集体特别好，它就会把你吸引进去。你会觉得集体很温暖，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你。在这样的气氛下生活是很有意义的。你整个人都会融入到集体当中。107

  入团之前，他不知道，也并不真地想知道同学的出身背景。但既已身为团员，他就得对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 ”上行事。他遵循政府的规定，在评价他人时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而不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上;但他往往对于出身不好甚或出身于中层阶级的同学心存怀疑。在谈话时，他尽力想给人留下他对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十分友好的印象;因为按当时所说的，经过教育他们也可以掌握正确的政治观点。不过他的态度十分明显，差不多等于是在说:“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然他出身不‘红’。”
    他很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内在品质，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隐秘的思想——并且十分乐意地让其他团员都来阅读。这时雷锋事迹尚得到宣传，写日记还是没有前例、不落俗套的。108

白对自身的优点比区更有把握，又不象区那样斤斤计较，所以，他没有太因得失问题苦恼过。他在有意义的集体生活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途径，并在这种前提下，把自己视为一种道德力量。因此，他对“革命接班人”的解释既与区有相似之点，又有不同之处。做为团员，他们都有权对班里同学的活动加以管制。他们已经熟谙做干部之道，并对未来可能达到的职位怀有模模糊糊的野心。区把革命接班人与干部等同起来，白则有所不同一一他认为革命接班人意味着别人可以向之学习的模范人物。他的理解固然把领导身份包括在内，但他并不认为革命接班人非得是领导干部。他承认，在他为报效国家所作的努力中，当干部的念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他一说，这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毛主席规定的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所做的解释就是如此。不过，他很快缓和了一下语气：
我是说，那五条包含了当干部的意思，但并不意味着为了当干部而拼了命地竞争。不会出这种事，象西方搞竞选似的你争我抢，相互倾轧。不，不会出这种事。要不然就不符合那五项条件了。109

雷锋自己已经十分富于献身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他用不着每时每刻约束着自己，提醒着自己，而这种自省正是区的日常功课。白从这方面来说和雷锋很相似。他有区所不具备的阶级感情和对党的感激。虽然没有被定为“无产者”，但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十分自信，不致有区那样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白年龄长大一些后，因老师发现他家境不好，住房条件又拥挤，便准许他睡在学校教室里，并给予助学金，这更加探了白对党的感激之情。
    如我们己经注意到的，白和雷锋一样，也有一份很强的正义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品质正是白最需要加.以克制的，因为它己发展为一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自己比别人都更为正确。这样的观念自然导致了“主观主义”。中国意识形态认为，主观主义必会使人固执己见、以致无法正确判断形势，无法理解和倾听他人的意见，也就更无法与他人合作。110

到了学生们都象区和自那样升入中学之时，他们也都掌握了当众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技巧，这原是多年训练的自然结果。在小学，他们即开始写作文，写周记，遵守一套十分严格的道德模式(与此相似，香港与台湾的学生也必须写这种道德意味很浓的作文)。到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已知道了该怎么用词，该引用怎样的语录或口号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该怎么说才能让自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听上去既不极端，又不刺激、而又足以使人信服。他们都己熟练到了那种程度，就象我们前面引用的一位接受调查者所说：“只要一张嘴那些话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上来了。”这种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不断重复使用高度程式化的道德训诲式语言，来培养青年人的政治、道德价值观，确实收到了很大效果、这种无休无止的灌输一一拿白的话说，就是“照在你身上的、看不见的x光”—比公开的一致性更起作用。人们的日常讲话，表达方式，无不以一整套特殊的价值观为前提。112

进大学后，他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在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他也依然试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教授们都小心翼翼地把马列著作当成不证自明完美无缺的公理，而白也不得不学会矢口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足之处。政治上的真理还得通过热记于心来进行学习。学生们得到的指导是必须从头到尾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七遍到八遍，这样书中的一些概念就几乎可以背诵下来;有些刻苦用功的学生则把书中的每一页都起码钻研了不下十五遍。自自认为是很有独立见解的，他在读完第三遍后就告诉教授说:如果再读下去，他觉得对加深自己的理解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曾多次谈到中国教育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叹息说攻读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写不出什么有质量的文章，因为他们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毛主席没有发现，在对他不断升温的个人崇拜中，有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定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同样有碍学生独立思考的发展。114

不过，虽然白对毛主席的教导存在温和的怀疑，但他从未对党的教导产生过任何疑间。因为在他看来，“党是个规模宏大的组织。它能消除自己所犯的错误。所以党的指引永远是正确的。”尹他所说的“党”并不意指那些掌权的党内具体成员。当我们叙述到他的大学生活时，我们就会很快发现对于具体的党员他能够做出毫不犹豫的批评。在他的概念里，党是个抽象的存在，是超出于一般失误之上的集体智慧的结晶。114

  白准备自愿去农村，他面临着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关头。但他的申清未得到批准。校长亲临他们班，向他们解释说他们都是尖子学生，国家正需要人才，他们将来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升入大学。白得到这样一番劝慰，便服从了党的决定。令他欣喜的是党的决定和他个人的志向恰好不谋而合。他象其他人一样，投入到了紧张的高考复习中。
    白也许有一半相信自己的忠诚和他准备做出牺牲的宏愿，但是他肯定自始至终都知道官方报纸一再督促青年积极分子参加高考，让国家来决定他们报效祖国的最好办法。因此他明知自己不会下乡还要提出申请，大概是在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但在两年之后，他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又一次申请退学，甘心放弃令人羡慕的前程，要求扎根农村。他把此事搞得尽人皆知，而当时也不是不存在批准的可（115）能。于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他不仅是个极端分子，而且颇有神经不正常之嫌了。

区和白一旦能够得到机会来表现他们的忠贞，并感到他们的行动不无成效、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证明，他们都是十分乐意献身集体的。区总是在衡量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她自身的反覆无常有所察觉:有时她相信她真地做到了公而忘私，有时又十分清楚自己的动机不纯。白则不然，他与区（116）比不太善于自省，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完全无私的。

区和白与其他接受调查的学生不同，他们属于另外的一类。他们是得到承认的积极分子，所以他们有比他人更强的政治荣誉感。他们有着很高的期望，要担当领导者的角色;他们也十分相信自己能在领导岗位上改变事物的面貌，组织群众干一番事业。此外，他们还把自己看成政府机构的组成者，这种想法是他们的团员身份造成的。团组织是未来干部的培训班。白并不认为自己所能做出的贡献来自挥.起锄头埋头苦干，而是要做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乡村干部，引导村民们获得光荣。
    在田里，他们都学会了支配他人的技巧。他们十分明白在接触别人时要采用正确的态度，知道如何指出旁人的错误才不至于使人与己离心离德，何时该软，何时该硬，怎样开口劝人，又引用怎样的语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不过，区虽然掌握了这些知识，却总是消除不掉她屈尊纤贵的态度，白也无法改正自己轻率鲁莽有时又难免专制的工作作风。归根结底，这还是因为他们的“领导”意识太强，总从“领导”身份出发看问题，感受不到手中无权的同辈们心中所怀的愿望与不满。117

但他们很少提及某些同学对团支部所怀的敌意，对于那些因为出身不好而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同学也没有丝毫同情心。他们对下列事实懵然不知，即:做为团员，不管他们批评非团员同学时多么温和，多么客观，多么正确，不管他们在吸收新团员时多么一丝不苟，不管他们自以为和群众是多么地接近，后者在他们面前总有如履薄冰之感;而且，不管他们在说教时是多么地充满善意，总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是在用施恩赐惠的态度来对待帮助对象。等我们谈到张和邓时，再来看到这故事的另一面吧。118

政治上的竞争不但激烈，而且必须绞尽脑汁。白回忆道，学生们所说的每字每句几乎都是马列主义标语口号。在团支部会议上，团员争相炫示自己的优点，企图压过别人。当时正值学雷锋运动的高潮。白有些轻蔑地谈起弥漫全班的虚伪气氛:
    在学雷锋的那段时间里，班上流行起了写日记。但那些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全是些抽象空洞的言论，比如大学生应该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每天写几条言之无物的标语口号，就算是一天日记的内容……不，我才不肯把我的日记和别人交换着看呢。有些人故意借日记标持自己，把日记交给团支部党支部。当我读到他们的日记时，我真想把它们一扔了之。简直虚伪透了。119

开会时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同学批评之尖锐已然超过了礼貌许可的限度。尽管受到其他学生的讽刺，他仍不断大谈他以前所在团支部的种种优点。当一个同学得了十分严重的肺病、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的时候，他故意和他同吃同住，不管那位同学去哪里他都陪着，以此来责备其他同学，尤其是学生党员们。他旨在揭露他们对于有困难的同学缺乏关心，虽然开会时他们都叫嚷得很响，表示什么要关心他人。当全校都卷入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作风的热潮、人人争相穿出最旧最破的衣服时，白却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招摇过市。这套衣服是他用自己的旧衣服和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学换来的，那个同学从来没穿过旧衣服，这次害怕换批，不得已而与白交换。这样，白在破衣旧衫的人群里，把自己打扮得格外显眼:他正要借此来嘲笑那些人赶时髦的劲头。
    在同学们看来，他一定是个相当讨厌的家伙。他总把别人搞得十分难堪，批评起人来也毫无保留。他的正义感为他树敌不少，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成了党支部的攻击对象。120

毛主席认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做法可以使学生们受到几个月的“无产阶级教育”。于是，1964年底，白同其他几名大学生，连同大约二十位公社级、县级干部一起组成了一个四清工作队，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工作队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大学生则归干部领导。对于学生们来说，服从干部的命令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作队关于他们在农村表现的报告要递交给学校，对他们将来分配工作和前途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21

大学生们不熟悉下面的工作，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一些。尤其是白，他对干部们的粗疏大意很感不满，而他们对于阿谀奉承和各种小礼物的来者不拒也使他别扭。他想比别人都表现得更积极，尽量亲自下地和农民一起并肩干活，在空闲时间则组织当地青年开展一些鼓舞干劲的积极活动。他成了一颗“定时炸弹”。不过，直到他对工作队领导为从被怀疑的基层干部身上获得供词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提出不同意见时，工作队其他人员才被他彻底得罪了。当时，工作队想在“斗争会”上威胁那些基层干部，靠大声恫吓的办法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经过夸张的招供，而正常的运动方针是不许可这么做的。白还在学校时就知道劝导和教育才是使人坦白认罪的正当途径。但在当时，有一种全国性的极左倾向，每个工作队都想超过人家，揪出的四不清干部、查出的腐化案例越多越好，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巨大成绩”。121

可以肯定，出身不好的学生所处的社会地位一直都不稳固安全。我所调查的唯一的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学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谨慎行事。做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向来安分守己，勤勉刻苦，负有沉重的自卑感，并且在政治上毫不积极，这是由于他们若想表现得积极一些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但因从小受家庭的文化熏陶，他们的学习成绩往往十分优秀。为了利用学习优势来保证光明的前程，他们在班里学得最刻苦，最用功。当他们亲眼目睹阶级界限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之后，他们不由得感到惊慌失措，焦虑万分。他们愈来愈紧地靠拢成一个小圈子，并时常在私下里口出怨言。128

随着学雷锋运动的开展，张注意到班里的中等阶层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包括入团可能性极为微小的学生，也都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积极。张认为其中多数人都是假积极（128）分子。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焦虑而把别人装假成分夸大了，但不管真也好，假也好，这种积极表现不断让他心神难安。他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他是否也该投身于这场竞争，以求使自己的未来得到保障?他初三毕业升入高中的那一年，阶级界限的影响更加明显了: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没有考上高中。如果张想进大学的话，就该立刻做出尽力争取入团的决定了。

“我对西方的新闻报道很感兴趣，不过‘兴趣’这个词用得不算恰当。我总是把中国放在第一位，我喜欢看到别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虽然在进行正式的政治讨论时他算不上积极分子，但他是如此“痛恨”苏联，有一次竟至在班里爆发出来，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罪行，使人人都吃了一惊。对于他来说，只有富于远见的对政治的关心才是真正的积极。他对“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来自那五项条件的头两条，即：锻炼自己，为国家服务，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他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必须在成为干部或担任领导（129）职务之后才能被看成是革命接班人。

张非常刻苦的进行体育锻炼，生活也过得十分严谨有规律。在中国，人们很久以来就把发奋锻炼身体当成有为之举。早在本世纪初(即粱启超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就对“东亚病夫”四字看得十分认真，获得强壮的身体己经列入文化改革的计划之中。如今，孩子们应该接受“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这一概念，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的一（130）些老式学校里，都常得到引用，已经成为套语。但只有在大陆，体育课才依然备受重视。如我们已看到的，政府积极提倡刻苦锻炼身体，以求培养学生们的意志和毅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虽然城里生城里长，但在帮助农民秋收期间，我所调查的学生们都经受住了体力上的考验，而一般来说，这是在“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人所无法胜任的。
    与此相关，是被称为“艰苦朴素”的克己观念。中国学生的生活通常十分俭朴。勤俭节约被看做革命美德。赤脚是很普遍很流行的现象。穿皮鞋与其说让人感到骄傲，不如说给人带来耻辱。学生们也不敢穿颜色鲜艳的新衣服，怕人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花钱买糖果零食更是要遭到白眼。总的说来，中国学生普遍追求物质上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有些人纯粹是为了随大流，也有些人这么做的时候非常认真热忱。张与一般学生相比，则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和他学习政治知识时一样，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体育锻炼，早已远远超过了他的伺学们所必须达到的标准;而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做过了头，就会被人目为不正常。

我可以非常放荡不羁，不守纪律，但同时也能做到对自己要求异常严格。我努力要求进步，其他那些人在入团、做好事方面也表现的异常积极，但这里存在着质的不同。我读到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所做所为后深受感动，于是我也在冬天游泳，洗冷水澡，而这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坚持不懈地慢跑—他们受不了，我却能忍受。你必须勉强着自己，努力，再努力。有时很苦，很难，但往往你只要再跑一步，就能增强意志，免得毫厘之差，遗恨百年。要是你放弃了，你就永远也达不到目标。下这种决心是很难的，不过我把一切都理想化了，强烈地渴望着取得进步。和别人不同，我就象个正在锻炼自己的青年革命者。132

在张所处的时代，等待着他的又是怎样的革命呢?毛泽东从事的革命活动需要暴力、流血，反抗现政权，彻底改变社会和政治境环。而到了张生活的时期，“革命” 一词虽然继续沿用，但它的内容已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推翻现政权已经不是现阶段革命的任务，相反要服从政府的规定，消除所有不合乎潮流的个人主义倾向，把一切献给党，献给毛主席，心甘情愿地艰苦劳动，过普通人的生活，象雷锋一样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但张仍然拒绝接受雷锋做为（132）英雄模范。他认为雷锋是“驯服工具”，向雷锋学习的人则平凡乏味，不值一提。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毛主席和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热爱毛主席的诗词与书法。他时常引用毛主席的话，不过一般只引用诗词里的句子，而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与语录。是毛主席的浪漫主. 义风格和叛逆精神强烈地吸引了他，但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毛主席是个集学者、诗人、军事天才、伟大的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 张也要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他深深地赞美伽里略不畏宗教迫害、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也十分崇拜拿破仑的军事才略，他希望有朝一日天赐良机，借此证明自己也具备同样的才能。
   
张所追求的正是被政府斥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他总环着一种冲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自己也向其他人表明他所具有的革命品质。他从不期望得到组织授予的权力、地位与荣誊(这是区和白，尤其是区，梦寐以求的)，只要他能按个人方式证实自己的价值就行。

要是就此断言他对社会制度不满，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党的政策的信赖从未动摇过。他甚至坚信他的献身精神比那些学雷锋的同学们都更为高尚、深沉和特殊。他为之感到苦恼的，是组织上要求的一致性。
   
当时，大家都己意识到入团对于进大学来说十分重要，但如果他想入团的话，“靠拢团组织”和学雷锋就是必要的了。张一直希望能够升学深造，到大学里学习文学与政治。他觉得这比下乡劳动贡献大。但是他应当放弃独立自主和大家求得一致吗?他应当准许自己卷入那些被他视为假积极的、琐屑微小的“革命”活动中吗?行为本身对他的心理影响并不大:归根结底，做件好事又有什么错呢?他感到不安的是行为背后的动机。他把班里同学争着学雷锋做好事的举动比做“抢食吃”。 134

我按时去见我的入团负责人，因为如果你不去，别人就会说你不积极。就芝麻小事征求他的意见是司空见惯的。特别是在学习毛著的时候。你得说许多诸如此类的话，象“今天我有个思想问题，但在读过毛选之后，我认识到了什么什么”等等。这是规定好的，人人都得这么做，我也得跟着学。我还作了许多这样的笔记，有时甚至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写。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不能问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我考虑过很多重大问题，象关于修正主义，关于国家民族，关于生命，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诚实坦白就足够了。可他们问的是什么呢卫你做好事了吗?你为你宿舍的同学洗衣服了吗?这真让人难过。除了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之外，我还必须在团员面前表现得象个小孩子。135

不管学生们环有怎样的情绪，在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时，他们都能掌握一个合适的限度，使自我批评与个人的性情和阶级背景相一致，这是他们因长期积累经验而习惯成自然了。这样的会已经变得十分程式化，以至于在一般学生看（135）来，俨然可以定出一套不成文的法则。出身好的学生谈的是对党的感激，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报答党的恩情;出身不好的学生则主要检讨自己的错误，用现成的套话来控诉他们的思想如何受到落后家庭的影响，又如何下决心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至于中等阶层出身的子弟，他们用不着做这么严苛的自我批评，只要大概讲一些介乎前二者之间的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了这样的非正式规定，那些觉得这种会纯粹是弄虚做假的学生逐渐习惯于公事公办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好象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的程式似的。
    与实际要求的微不足道恰好相对的是，口头表白必须极尽渲染之能事。积极不积极要根据你的语气声调、口头表白、所愿展示的自身生活细节和与父母“划分界限” 的程度来判断。一个接受调查的学生嘲讽地说:“他们真是把自己贬低到走狗的地位了。”无论是他，还是张，都不愿意这么做。同时，这种会己经十分程式化，如果想象张似地进行一次超出标准的、真正坦白的公开自我检查，就会碰到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了:

有时，在开这样会的时候，我把我头天晚上私下所做的自我批评提出一部分，当然不能全都说出来。只讲一部分就够了。如果毫无保留的话就会暴露出和他们不一致的东西，而在当时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一致，就跟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有时候我刚开始谈出一些内心的想法，当然都是不出格的，可就是那样他们也会觉得我这个人很怪，想得太深。我时常感到前后矛盾。136

当他听到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谈到他们对党的感激时，他这么想：
    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从我观察到的来看，他们呈现的正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那种感激就意味着因为什么人曾对我好，所以现在我要对他好，这是一种自私，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与此相反，虽然可以说共产党没有使我在任何特别的方面受惠，可我心里清楚，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深地了解它，我对党的感情上升到了理智的水平，不象他们那样狭隘、盲目，我甚至认为到了关健时刻，那时在看到底谁能对党更忠诚吧，我从来不去想“报答”不“报答”的。

    另外一个中等阶层出、身的被调查者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那种阶级感情实际是一种虽还称不上自私但也绝对够不上高尚的情绪。但是大多数中等阶层子弟从来没有对阶级感情存在的合理性产生过怀疑。在生活中，他们虽然并不觉得出身好的同学比他们自己更革命，但只要有关阶级感情的教育不冲击到他们自身，他们就是忠实的追随者。我所调查过的学生普遍回忆说：他们都曾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心存怀疑。137

提倡阶级感情的自然结果就是对阶级敌人必须坏有“阶级仇恨”。这也正是张所缺乏的。他倒并不是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特别友好，因为他基本上独来独往;但他有一种人道主义感情，这和阶级仇恨极不调和。人道主义在意识形态教育里是遭到痛斥的，根据是一切感情都有阶级局限，不存在超越阶级局限之上的情感。人道主义，人性论，都被当做危险的资产阶级毒草:只能有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138

当邓学习一个人时，不管这人是雷锋也好，还是一位老师、同学甚或毛主席本人也好，他都抱着十分实用主义的态度。他的目标既微小又直接。他仔细观察并精心选择别人身上他认为是可贵的品质，然后迅速认真地加以学习。他学习某位老师走路的姿势，某个同学与人交往时温和有礼的态度，另外一个同学的谈话方式。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忽然发现自己缺乏政治理论基础，而那对于写一手漂亮的大字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他立刻开始钻研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他做事极少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他最关心的乃是一切行动都必须产生实际的、有用的、明确的后果。143

在当时的和平年代里，虽说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进行的却是建设性改革，因此，青年人所做的贡献也自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生在红旗下，父辈靠流血牺牲争取到了光荣的胜利，他们没有必要再去赴汤蹈火了。在学校里，他们唯一可以从事的“革命活动”就是做雷锋式的好事。至多等他们长成以后，为这个依然还很贫穷的国家发展经济做出贡献。但在六十年代，就连实施邓心目中的这种“小事”也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学生们面临下乡扎根终其一生的可能性。阶级界限的日益分明直接威胁着他们进大学，而完成那些“小事”是进大学的必经途径。“革命表现”的涵义已经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倾向于做琐屑的好事，程式化地表自忠心，并完全与集体保持一致。144

首先，他可以借着体育锻炼挽回他在球赛中笨手笨脚丧失的自尊。他相信适者生存这句话，因此他把身体的强壮看成一种能力，认为它十分高超而优美，在跑步与体操上略胜一筹成为他表现自我和向人向己证实自己价值的方式。不仅如此，通过坚持实行自己的锻炼计划，并拒绝每天和班里同学一起跑步(他说，他的同学们围着操场跑，就好象“一群小鸭子”)，他事实上是在不甚自觉地与其他人竞争。他想显得与众不同，使他们认清他不是平庸之辈，他是“纯洁高尚”的。最后，他已不知不觉地把这种表现变成了违反组织纪律的机会。团支部批评他，说他不该以个人的锻炼计划影响集体。何况他的早起晚归也已干扰了别人休息。他却对此毫不理会，仍然固执地我行我素。因为团支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他不得不暂时妥协;但他不愿与集体一致与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在体育锻炼中，张和邓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毅力;他们也都企图通过体育锻炼来表现自己。
    此外，邓的努力也是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他觉得他的能力被极不公平地忽视了。他的分数不坏;在劳动中的表现，据他自己介绍，是相当出色的，但他从未获得过劳动积极分子的提名。他和我谈话时，一直在抱怨这个问题。他把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归结于他不会象其他人那样说“甜言密语”;也不会搞那种当着老师与团支部的面劳动特别（145）积极，等他们一转身却又是另外一套的鬼把戏。
    虽然张和邓都觉得委屈，但张主要是因为他干革命的热情没有得到注意，邓则为了自己的能力未被承认。张的不满与内心的骚动结合起来，邓的牢骚却公开化了。他不断琢磨自己高一申请入团遭到拒绝这件事，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一个人不入团也可以—甚至更可以干好革命。言下之意，那些团员们未必见得都是革命的。他写了一张小字报陈述自己的观点，并把它贴在教室的布告栏里。这种举动非常大胆，因为他直接攻击了团组织作为青年先锋的合法性。小字报引起了一场风波。整个班级分成两大派:团员和积极分子，其中大半是女生，站在一边，非积极分子则站在邓的一边。接连好几天，两个阵营都抛出大量小字报，使全班面临着一次小小的危机。

    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青年人表达他们不愿被同化而追求独立自主的渠道;同时，也被看做是对于现存制度的潜在威协。随着辩论的不断升温，那些大胆轻妄的行为本身之对与错已经不再是争辩的主题了:团员与积极（146）分子们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这种不受权威制约、采取过火方式、违反组织纪律、影响集体一致性的行为的自由化性质。    对这两件事，校领导都没有插手，任风浪自然平息。也许，这是因为和官方不尽一致的非正统观点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吧。虽然为了批评邓专门举行了一次特别班会，但在开会之前，老师私下里委婉地向他提出放弃此事的建议，邓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开会时，老师果然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提了一下，就岔开话题，谈到别的问题上去了。事情不了了之。

邓期望自己的能力得到别人的承认，并不意味着他要求拥有权力。一切事实，包括他终于获得一定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都说明邓没有什么大的野心。他和区不同，不认为“革命接班人”和权力、干部地位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对“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是:“既然我们是新一代，我们当然是革命接班人。”他也不愿主动争取入团。觉得那是对自己的正直的出卖。他很瞧不上那些把自己降低到替别人洗衣服的人，还有那些留下明显线索以使团员注意到他们做了好事的积极分子，他对在自我批评会上痛哭流涕或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学生更是不屑一顾。与张相比，他所处的境地还不需要他如此行事:他的家庭虽不属于红五类，但他的父母都是中等阶层的国家技术干部;至于他的学习成绩，在一所重点学校里也算是名列前矛的。147

通过研究以上四个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两三年前，学生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阶级界线问题，它使学生们分裂成清晰可辨的四大阵营:干部子弟，工农子弟，中等阶层子弟，出身不好的子弟;二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进行的竞争，它把学生们分成积极分子和未能得到任何职位的普通同学。148

在高一，邓所在班级的活动全然被初中入团的同学控制。他们当时刚刚跨入六十年代，阶级背景还未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团员们不乏出身于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区有机会上高中的话，她就会成为所谓的了“老团员”。在高中三年(1963-1966年)内入团的新团员们则（149）大多是“根正苗红”的。到了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把所有中等阶级与出身不好的学生放在一起，只有三分之一是团员，而干部子弟则全部在团内。后者的团员身份建立在他们的“ 自来红”基础上，很快就使老团员黯然失色了。老团员们一担任团内职务只到1964-65学年，他们自然而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新老团员之间的矛盾一直隐而不露，直到文革期间才得以爆发。

一般来说，干部子弟不象他们中等阶层出身的同学那样（150）急于表现得积极。我调查过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说:“如果我想入团的话，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干部子女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前途。他们知道有“自来红”在后面撑腰，就连团员身份对于上大学也并非多么重要。他们甚至相信，靠着有权势的父母，就算他们不读大学，前程也绝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部分是为此，干部子女的学习成绩一般不如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样优秀。他们原本就缺少刻苦争先的动力。
    但他们全部真心相信既然自己是“自来红”，那就注定了他们的天性要比别人革命，因此他们就有天赋的权利成为革命事业和权力地位的继承人。他们还认为自己的 “红”是内在的，不需要再将它外在化，即用实际行动加以表现。而且，因为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所受到的要求他们表现积极的社会压力相对来说就要小得多。他们不怎么用得着“假积极”，事实上，他们和中等阶层出身的那些叛逆者一样看不起“假积极”的行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积极”意味着驯服、顺从、遵守纪律;但这些干部子弟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家庭优越感十分强烈，又习惯了享受父母的下属对自己表示的尊敬，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形成了一套与团组织、校领导规定的要求全然格格不入的行为模式。至少他们中间有一小部分人似乎是被骄纵惯了，显得十分桀骜不驯。

    为了和学佼里其他学生相区别，邓的那些军队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穿上父辈留下的旧军装，作为他们这些人的身份标志。战斗英雄的传奇故事为这样的服装增添了英雄主义色_彩。邓一心追求体力上的强健，对军人的孩子自然备感羡（151）慕;但他和其他学生始终不敢穿军装，怕被别人斥为僭越。只有到了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军队干部子女失去了他们的优势，穿军服才成为一种时兴，在大众之中普遍地流行开来。

干部子弟不但对入团不甚关心，甚至于不大把团放在眼里，认为共青团有一种相当不纯的群众组织的味道。到了高中快毕业时，一个班有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学生(例如在邓所在的班里)都是团员，共青团作为“光荣的”、吸收了最优秀分子的组织的形象自然受到了破坏。邓认为这种心理正是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组织起第一批只许他们自己参加的红卫兵的原因。152

在学校里，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恰好形成了两个被明显区分开来的极端。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弥补他们“政治资本”的缺乏，不得不拚命学习。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取得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以求使政府忽略他们的阶级出身。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越学得刻苦，成绩越优秀，就越衬托出干部子弟在学习上所处的劣势，这难免招来了干部子弟的嫉恨，他们只有指出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对表现积极漠不关心，以此作为他们实质上是些“落后分子”的证据。152

在遭受轻视和非难的出身不好的学生中，颇有几个不甘心退出政治竞争的，他们或是出于对党真正的忠诚或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为了入团，为了做为政治上可靠者得到他人的承认，他们不得不接受种种既严峻又有损自尊的考验。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道关是与家庭划清（152）界限，而且必须是十分严肃的，就是说要揭发父母的“反动本质”。只喊喊程式化的口号是不行的。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逼迫他们在思想上与家庭彻底一刀两断，据称这对巩固青年人对党的忠诚很有必要。

    但是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子弟不愿背叛自己的父母。连那些坚定不移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并真心认为自己的父母反动落后的学生也不例外。当时的口号是“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一般来说，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巨大心理压力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要求他们脱离家庭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倾向于和家庭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153

虽然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甘于共产党没有多深的感情，但还不到反对它的程度。可划分阶级界限的结果却是把我们推向了另外一边。那些本来并不反对国家制度的人现在开始觉得不满了。实际上，曾经一度还是有机会赢得我们的心的。

他们发展起了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要是我们变‘红’了，我们就等于在自贬人格。” 他们要保持自己内心的正直。于是，他们对于政治上的号召服从，但异常被动，而且经常地不予妥协。153

中等阶层的学生，尤其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是地位一（153）直仅次于干部子弟的宠儿。早在五十年代，他们就可以通过入党和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升迁的机会。因为这些孩子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所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比较容易地当上学生干部。象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他们组成了学生当中成绩最优秀的部分。他们一般来说都接受了这个社会制度，决心献身于国家提倡的意识形态。
    这些学生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也很为自己的学习优势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这对建设国家是非常有用的。他们相信自己真正做到了又红又专:“血不红，心也红。”可是，随着阶级界限的日益分明，他们发现自己的有利地位受到了出身好的学生的挑战。渐渐地他们越来越需要用政治上的表现来弥补“自来红”方面的不足。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竞争的意识增强了，一些出身好的学生嘲笑他们，说他们缺少“真正的”阶级感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积极，无非是为了往上爬。正是由于害怕遭到讥讽，他们才成了学生当中最急于证明自己积极是毫不掺假的人，这种证明不仅给别人看，也是冲着自己来的。154

中等阶层子弟的群体感不如出身不好的子弟那么强。只有在他们做为一个群体受到挑战时才会产生这样的群体意识。不过，他们并不因此对党划分的阶级界限产生疑问。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一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对出身不好的学生仍持歧视态度，部分是由于社会压力，部分也是由于他们真心相信那些遭受势会摒弃的同学心中可能怀有“阶级仇恨”。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承认出身好的同学比他们更“革命”。他们十分蔑视那些用不着显示任何才能与忠诚仅靠出（154）身获得职位的学生。干部子弟受到父辈荫庇，舒适安稳的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艰苦朴素、忘我无私的形象也十分不协调。他们从这些同学身上看不到什么“无产阶级天性”。
   
他们既认识到干部子弟不配得到很多的尊敬，又发现工农子弟在学习方面成绩落后，许多中等阶层出身的学生便相信他们是新一代青年人里面最有资格得到权力与信任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种野心没有得到过十分明确的表示，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私下里早就对于影响了他们升迁的阶级界限进行过反对了。

在观察六十年代的高中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服从集体、遵守纪律的要求无论是在攻击杜威主义的文章中，还是在城市教育体制中，都已大大占了上风。青年人几乎没有得以显示个性或发挥创造力的渠道。_我所调查的大多数学生都感到自己已被不断要求他们与集体保待步调一致的号召束缚得失去了活力。一般说来，他们不象张那样离经叛道，但同时也决不象区那样肯于顺从，因此，他们还是会不时感到一种想要宣泄个性的冲动。156

更糟的是，许多人都觉得俯首听命是十分虚伪的。随着学雷锋运动的开展，学生们一方面觉得道德上的要求增强了。一方面这个同样的运动也会把学生推向反面。学生们都想自发自愿地表示忠心，有些人甚至打算把争当积极分子的活动变成提高认识，实现自我的途径。但在学校里，积极表现成了取悦于当权者以获得更多升学机会的手段。我所调查的许多学生都有过这种张所说的“痛苦的经验”。156

这几个接受调查者在谈起过去时，总是回忆说，他们受到的压力是无形的、难以名状的。和那些因出身不好而遭到社会歧视的学生相比，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任现存的政治体制，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全面地认识当时自己所处的困境。虽然对阶级界限影响了他们的升迁机会感到不满，但既然阶级界限是党和毛主席规定的，他们就绝对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受到集休主义的束缚，却并不责备真正局限了他们的政治教育体制，而是把不满发泄到所在班团支部的一个个具体成员身上。他们自己对于积极表现的性质心存怀疑，认为许多团员都具有他们自身所担心的虚伪。他们还按照自己的意思曲解了“红”的含义，把这个字用来轻蔑地意指那些缺乏真正革命觉悟的积极表现。当他们称某人“大红人”、“红得很”、“红极一时”或者用句土语“红得发紫”来描述他们的时候，多半意味着这个人是个机会主义者，一心只顾往上爬。对于他们来说，官方所定的积极分子和“自来红”都不算真正的革命。157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些未得到承认的积极分子和“钦定”的积极分子发生了冲突，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更红更纯。更重要的是，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也分成了敌对的政治集团。换句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是为了那些早就萌发的种种摩擦和敌意才产生了矛盾，不同的学生根据不同的出身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角色。157

他们所显示的行为特点都是相似的;这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此外他们从小赖以成长的学校环境，他们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受到过的压力也基本相似或者相同。他们对于做鸡毛蒜皮的好事向来心怀反感，现在这些不满全都通过为证明自己耿耿忠心所做的狂热努力发泄了出来。而表白忠心的方式就是极端崇拜被神化了的毛主席。他们的狂热表现在一连串自以为是，毫不宽容的行为上，包括把出身好的和中等阶层的子弟联合在一起痛打“牛鬼蛇神”。他们渴求进取的竞争变成了一场以暴力获得政治威望的武斗，每个红卫兵组织都企图压他人一头。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头半年)，一切可能有的政治倾向都在中国城市学生组织起来的各种团体当中戏剧性地出现了。158

1966年，当毛泽东为青年人攻击旧秩序大开绿灯时，青年人在文革前的那些紧张、敌视、愤怒、自暴自弃以及由压（159）抑而生的绝望，便一齐爆发为一场暴乱。青年人所作所为的思想基础是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却成为他们表现情感追求和表示个人利益的基本根据。

1966年的5月到那年秋天，学生运动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抗争特性，是一种在正统的和同辈群体的压力下而做出的反叛行为;是过去的一些年中，学生们对付课堂秩序的做法的翻版，但这次却更蛮横，更扩大了。第二阶段是从9月末到1968年的夏末，学生们的行为更加无拘无束。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政治参与，政治上所经常承受的危险，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个性发展所期望的。由正统化的行为到放任自流的行为的这种替换，同时伴随着青年人在自我意识中对党的认识以及后来对毛主席的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为青年人政治社会化的分水岭。就在这两年里，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60

66年的5月，学校领导传达上面紧急讲话的精神，并且在教室里或会议上宣读和学习报纸编辑部关于批判北京文艺界反党活动的社论。学校鼓动学生们写文章和大字报，揭露暗藏在文艺界里的反党分子，谴责这些人胆敢借古讽今，诋毁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学校里正规的教学计划很快便被挤垮了，学校允许学生们全部投入这场斗争。然而，正象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学生们的所做所为都被看作是自发的。遗憾的是，一系列社论中那些谴责毛主席的敌人的陈词滥调却是通过学生们的大字报表现出来，而且当局认为这样是完全必要的。于是，学生们尽其所能，把大字报写得铺天盖地。161

凡是当班主任的，总是管学生的。你会从心眼里感到他对你的束缚。班主任比其他老师还要厉害，因为写评语的是班主任。我们一到老师办公室就紧张得无所措手足，不敢乱说乱动。但是，一位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的高干子弟那时却敢揪住老师的衣领，嘴里大叫:“你算老几，我们现在就要揪斗你，好好想想，小心点儿!” 我们那时象群小狗尾随其后，但又不知如何是好。那位高干子弟却揪住教师不放，把他拽到教室里。开始我们还能在老师面前装模作样，但那以后，所有这些假面具都被撕掉了。我们一进教室，班里其他同学目瞪口呆，看着我们回教室后的那付神气活现的样子。不一会儿，他们原未对班主任的那种唯（162）唯偌偌便一扫而光。那个老师混身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如此下场。声音颤抖，平时的那种神气此刻荡然元存。

    学生们坦诚地相信，对教师权威的这种反叛，是为了支持毛主席，因为到处都暗藏着妄图推翻毛主席的“牛鬼蛇神”。他们内在的世界观使他们只会用非红即白来看待事物:革命的一方是纯粹好的，而它受到了纯粹恶的挑战。揭露暗藏的邪恶，目的在于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义。总的来讲，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正直的，在同辈群体的压力下，他们感觉到无论如何要做一名积极分子。
    那时没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会持续两年之久。人们认为这场运动是短暂的，是积极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163

尽管他们尽心尽力，但经常发现对他们的老师们并无实际效果。可为了表示他们是革命者，于是仍然绞尽脑汁，幻想通过整老师，便可以很快证明“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学生们对此愈发熟练:就是抓住教师一句平常的话，任意发挥其含义，然后上纲上线，以此作为政治上存在异端的例子。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歪曲事实，但干的时候却又毫无顾忌，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挖出“牛鬼蛇神”。对教师批得越狠，就越能证明是紧跟了正确路线。由此也就显得自己（163）很积极，在同学们面前，大家都急切地表现这一点。

长期以来，在学生们中间就积聚着一种潜在的不满情绪。运动一来，我们就寻找借口骂老师。由于社会上到处可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之类的标语，这样就可以以此来训斥老师。其实这些标语口号不过是一些大帽子，可以扣到很多事情上……，那时人们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些人想为国家做些事，可又不知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你自己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你想多学些知识，以便为祖国多做贡献，但却报国无门•…。虽然你很想为大家做些什么，可是连团都入不上。相反，入了团的人都是些乌七八糟，专搞各种阴谋的蠢货。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感到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我想这是最让人生气的事了。164

我们只要看一看课堂上每天的那种气氛，森严的规矩，不断强调的绝对服从的压力，令人感到虚伪的学雷锋运动，等级分明的同辈群体结构，对将来到农村落户的忧虑，事情（164）很明了，这些受到压制的不满情绪必然成为后来运动的促进剂。然而.学生们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他们的政治个性过于依赖毛主席，为革命时刻准备着之心甚胜。这样，他们的热情必然要寻求发泄。不满情绪与献身精神混杂在一起，于是教师便在每一件事上都成了学生们的出气筒。过去教师凡事都要压制学生，这就阻碍了学生们证明自身的忠诚与奉献之心，这种反抗情绪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渴望一种自我解放，而另一方面却又放弃自我而崇拜最高的权威人物。

这种无政府状态只持续了几个星期。1966年的6月，党派工作队进驻各个学校，企图稳定形势，控制这种混乱局面。工作队以文革要有秩序地进行为理由，把斗争的目标限制在一些年纪大而又出身不好的教师身上。在一些学校设置了“牛棚”(临时当作监狱的地方)关押这些教师.。白天，挨斗的教师被迫干一些重体力劳动，或参加批斗会。批斗会上，他们或受批判，或遭毒打。165

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工作队的职能一般是使局势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根据意识形态的理由，阶级斗争本应是针对那些真正的剥削阶级，但工作队在运动的初期却把一些只是出身不好的人也揪到了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这其中隐藏着某种战略目的，既鼓动了学生的情绪，但又要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文革工作队不久便接管了学校的管理大权，恐怕原因即在此。为了把握住文革的方向，使其安全地在阶级斗争的轨道上进行，工作队反过来拉拢出身好的学生。每个班上都上建立了文革的筹委会，指定红五类的学生为领导，非红五类（165）的团员被甩在一旁。
    所谓黑五类的学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的教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处在对于学生来讲是不安全的位置而被划分出来。但这次又有了新的升格。学生的阶级出身也成了他们揪住不放的问题。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避免招惹是非，只能在这种阴影笼罩之下被动地适应和小心翼翼。他们这些人对政治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和抱负。
    相反，出身于中间阶层的学生则抱怨不给他们机会以证明自己献身革命的精神。他们把这场运动看作是期待已久的机会。可是再搞这种形式上的“批斗会”实在乏味并且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这种批斗会上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后来的揭发工作队的会上，他们的这种不满便引发为指责工作队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一位采访对象回忆道:

工作队组织了一些形式上的批斗会和讨论会。每天都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批干“牛鬼蛇神”，我们对此感到十分厌烦。不久他们又出了新招儿，组织学习班，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会有那种没什么可说的想法(指写大字报和批斗老师)。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阶级感情不深。他们讲，我们要加强我们的阶级感情，绝不能对阶级敌人有丝毫的同情，要对教师的新的反革命言行有清醒的认识。这根本没有意义，没人愿意去这样想。当然，出身好的学生是自鸣得意的，每一件事情都对他们有利。事实上他们所干的事都是卑郁而且恶劣的，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梦想每天都要斗，斗，斗。166

党内的两种大政方针之间的争论，被毛泽东看作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点可以非常明显地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教育政策上的冲突看出来.“资产阶级路线”旨在培养“专”，那样便使得以前资产阶级的孩子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益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则要求“红”，也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使教育有利于“红五类”的那些人。168

干部子弟作为头目的这些新组织拒绝吸收出身中间阶层的青年，并且只是勉强允许一些工农子弟加入他们的行列。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对被拒之新的红卫兵大门之外这一点，无论感到如何不安，但仍希望被毛主席所赞成的新的红卫兵组织接纳他们。他们自己另外召集起来，经过新的红卫兵组织认可，成立了所谓“红卫兵外围” 的组织。虽然如此，这一组织的名称便表明，真正的带头人还是由那些出身好的学生所构成。

有一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发现，事情的新变化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为了向红卫兵挑战，有儿个大胆的学生(他们的确十分大胆)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与红卫兵并驾齐驱的组织。他们坚决主张，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猛批学校党委，而并不是简单地揪斗“牛鬼蛇神”。被称为“少数派”的人，在红卫兵的严厉的攻击之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张和邓都是他们所在学校里少数派组成的外围组织的创建者。如同以前他们对团组织不大恭敬一样，现在对红卫兵也不肯俯首贴耳。邓尖刻地挖苦那些加入红卫兵圈子的人，说他们是自甘卑贱地去做“二等公民”。170

几乎就在红卫兵成立的同时，一场扫四旧的运动使学生们在红卫兵的领导下走向街头，去横扫“旧思想、旧文化、（170）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在反动阶级的人家里翻箱倒柜，搬走他们的家俱，书籍和其它从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个人财产;他们辱骂并威胁那些成份不好的居民。其中的狂热分子主要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学生，这些人热衷于挑起阶级争端。出身中间阶层的采访对象讲，他们迫于要积极表现的压力而不得已跟随其左右，但他们仍然迷惑不解。改街道名称，砸教堂，辱骂那些胆战心惊的成份不好的人，这些固然很有些刺激。但他们也为把象征“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那些花瓶、书籍，漂亮的家俱，油画等砸碎，烧毁而困惑，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家里也至少有些这类东西，扫四旧的运动使得他们自己的家庭处境尴尬。

以前，无论怎样论证革命阶级的后代其“本性也是革命的”，但仍然承认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在基本原则上是存在争论的。新的血统论则排除了可以用政治上的积极和态度上的正确来获得革命品德的可能性，他们偷换并僵化了“革命本质”这一概念。干部子弟认为红色阶级和其它社会群体之间有一条径渭分明的界线，从而在社会中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171）沟。由此，他们期望削减社会中那些号称享有特权的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消除那些主要的对手，也就是声名显赫的教授子弟。干部子弟甚至进一步排挤那些认为自己也有特权的工农子弟，把他们驱赶到革命阶级的最底层。从实质上，他们企图在世袭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类似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

他们坚持必须重新审查每个学生的家庭出身，以保证在新的社会等级中每个人都有其相应的位置。在所谓“查三代”中，出身好的学生到他们同学家长的工作单位去调查档案。甚至一些工农出身的学生，迫于干部子弟的威逼，自己交待家庭的阶级背景是否正统和纯洁。很多学生由此才第一次真正了解了解放以前很久自己的祖父祖母都做了些什么、这种对“血统论”的盲目祟拜，明确地假定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是生理上遗传的结果。血统论后来成为干部子弟为他们的暴力活动进行辩护的理由。他们骄傲地声称这种暴力是红色恐怖。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教师受到的虐待越来越残忍。在一些学校，一些出身好的学生的小喽啰被派做牛棚的看守，对教师的虐待多少有所收敛。但有些其它学校，状况糟得令人发指。只要你出身好，就可以对“牛鬼蛇神”为所欲为。张描述了他所在学校里教师所遭受的惩罚。“他们在老师的脸上涂上油漆，然后让他们背着大石头围着操场转。只要学生们一敲锣鼓，就让老师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随后就是一痛毒打。”172

由于出身好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佳，他们总感到老师对他们有一种压力……。他们让老师背诵毛主席的语录:“语录第某、某、某条!”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条语录是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是拳打脚踢。接着又是一通吼叫:“背!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语录?”——鞭打——学!背不下来?好了，又是一阵痛打。老师辩解说:“我怎么能全都背下来呢?”“那你以前为什么强迫我们背书?”结果老师只得说:“是的，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哈哈，错了”于是还得挨一阵痛打。173

出身不好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出身好的学生心中隐藏着一种失败者的妒忌。由于他们是“自来红”，便采取了报复。他们强迫出身不好的同学不断地进行自我坦白交待，侮辱他们的家长，有的甚至打他们。我的采访对象中有3个人遭受过这种侮辱，其中还有一个是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她的头发被剪掉了一半，这种头发当时叫“阴阳头”，这标志着对她的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十年以后，每当她回想此事，仍然忍不住掉泪。
    一个学校越有名，红色恐怖的暴力就越甚，因为这样的学校里集中了大量的高干子弟，根据血统论的逻辑，高干子弟认为，要表明自己是所有出身好的学生们中的最革命者，就要通过斗争来表现他们的阶级仇恨。而且，依靠父母的优越地位和权势，他们更可以肆无忌惮，对他人任意施虐。173

文革期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划分表179
阶级出身        学生人数        造反派红卫兵%        保皇派红卫兵%        逍遥派红卫兵%
革命干部        285        19        73        8
工人阶级        537        34        40        26
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664        61        7        32
中间阶层非知识分子        302        40        10        50
反动阶级        399        36        4        60



一开始，他根据“阶级”偏见而争辩，但最后却推卸责任，把它归咎于社会制度。看来，极端行为的根子在于党所倡导的政治社会化的纲领:摩尼教.的世界观，对无产阶级道德纯洁性的盲目崇拜，阶级感情高于一切人类感情，绝不能对敌人抱有同情心的教育，大量充满火药味的标语口号，不断灌输的红色阶级的最革命者天生比其他人更革命，并且要为革命而献身。当毛主席警告说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保卫他们的红色江山，同时也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竞相表示对剥削阶级，也就是“阶级敌人”的仇恨。175

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些采访对象几年以后叙述他们当年红卫兵运动的经历时，非常不情愿地承认，任何组织和个人中都存在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问题。一个原因是，很多红卫兵坚决表示，与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们竞争不同，他们对个人利益并不关注，当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到两派之间武斗阶段，青年人甚至欢迎不断发生的冲突，因为可以以此来证明他们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他们把.武斗看作是可以效仿革命先烈和革命战争英雄的场所，从而不再受像雷锋或“社会主义建设英雄”那种千人一面的模式的限制。180

我和我的朋友们把我一们的生活比作火柒盒里的火柴，如果一根根地划着它，那不过是一些很小的火花。而你一下把整个火柴盒点燃，那就会发出更大的耀眼的火光，尽管火柴还是那些火柴。我们觉得英雄的死，就好象点燃一整盒火柴。所以我们想，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去死的机会，那么死亡就会变成一件幸事……。我们谈过不应该再继续维持毫无意义的生活了。那时我们都感到最重要的是，一旦垂垂老朽，死之将至，如果回首往事，我们的生活不能留下任何无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死，就去死好了。英勇地去死要比窝囊地去死强多了。最好的方式是，在萌烟弥漫的战场上壮烈栖牲，这是很值得一试的。这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很多人对死亡毫无顾忌的原因。他们认为再没有比在文革中去死更合适的机会了。我自己这样想，我的很多朋友也这样想。181

现在再谈此事，那种对死亡的态度就十分明白了，死确（181）实是一件悲惨之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那时我们为没能参加过去的革命事件而遗憾：如长征、杭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是一些伟大的时刻。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太平几太庸俗了。是的，我们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这些在我们的心中并不能激起令人振奋的想往。文化大革命中武千一开始，一些青年人英雄气地谈论打仗的原因即在此。我认识的一些人，被民兵围困在一个山洞里，在被包围和饥饿的情况下，他们每天唱歌，唱那些诸知“毛泽东思想”一类的歌。民兵叫嚷着让他们出来，并告诉他们被包围了，但他们坚决拒绝出洞，最后，他们因饥俄而死—那是十多条生命啊!

有一个时期，几乎把毛主席的思想抬高到宗教教义的水平。除此之外，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挥动“小红书”，以防对立派的攻击，也迫使他们摘取那些适于他们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结果是混乱的指责与反驳比比皆是，每一方都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对毛主席语录、谈话、口号，有时使用的是正确的，但有时则是断章取义，有时甚至有意为自己的观点作根据。造反派的领导人最初只是在当时正统控制下造反，还不是对党的基本原则造反。183

当他们为自己自发形成的红卫兵组织辩解并且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们逐渐发现一种与共青团所极力声称的截然不同的组织民主。1966年8月发布的文化大革命 16条指示中提到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和组织结构，这对群众组织未讲不啻是个启发。回到自己的组织内，他们便将理想付诸实践。一位采访对象说起过当时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根本用不着征得更高当局的同意。领导的候选人自由竞选，只要你同意某人的某种观点，那你就可以同意他做头头儿，••…如果他没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也就很自然地听其他人的，造反派的头头儿都得小心谨慎不要冒犯群众。即使群众是错的，他也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一些认可。如果对群众不满，那他就得靠边站。这一切都是很敏感的，但群众拥护最高的权力……，一旦获得群众的支持，那就会畅行无阻，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就会被孤立，那你就是一个笨蛋。 184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之中，红卫兵造反派们是没时间去揣摸毛主席的立场的。由于对那些漂亮的政治口号的错误理解，他们根本看不到毛主席和造反派之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仅存在而且不断加深的分歧。1967年1月，毛主席认为，如果把一切都变成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必须有一个核心组织，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反对过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结构。毛主席曾指示，要以“三结合”为基础，也就是一个由军人、过去的干部和各种新团体的代表组成的联盟。这暗示着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小变化。也将意味着一些老干部的复职和已往秩序的逐步恢复。186

尽管我的采访对象们一直对巴黎公社式的组织结构称赞不已，但他们对建立那种政府的具体手段却知之甚少，既没有政治钢领，也没有长期计划。事实上，夺权以后(有时候不过是抱来一个官印)，造反派连行使行政机关职能都感到吃力，经常是一些事情搞得他们措手不及。186

1967年2月，军队开始进驻学校，以便迫使学生们“复（186）课闹革命”。并听从“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领导。造反被镇压了，但那只是暂时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担心发生右倾，于是在4月又撤回了军队。但在最后，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还是再次动用了军队，而且革委会再次成为毛主席开的药方。

1967年2月，进驻学校的军人把保皇派集合在他们周围.造反派们，尤其是那些头头儿们受到了批判，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甚至被抓了起来。尽管遭到失败，造（187）反派却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公开表示他们对“阶级”的不满。

作为前两点不同的逻辑结论，造反派与毛主席的观点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席不承认在中国的学生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以致把他们分成两派。于是，在l967年秋天，当毛主席想结束这场混乱的时候，他发表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理由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敌对的两派。”在这条指示的压力下，两派再次合并为一个红卫兵组织，但这并不成功。持续的冲突被斥责为“无原则的宗派思想”。但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两派之间的分歧决不仅仅是“宗派“争吵。明确的争论可以搁置一旁，各派的成员直接反映出班上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种紧张气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加剧了的与阶级阵线有关的冲突。当这种紧张物态仍然不可调和地存在的时候，两派不可能握手言和。另外，也不能指望出身中间阶层的造反派会乖乖地接受1966年夏天时那种委屈的地位。188


当我们的思想还很模糊的时侯，中央在十六条中号召（188）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关健问题时，中央却又突然不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怎么能放弃这条原则一呢?可我们总得服从中央呀！这实在是做不到。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么多岭运功，我们也许能做到。但在经历了这一年多的所谓革命实践之后，就已深深池在我们思想中扎了根，这时突然让我们改变方向。我们实在做不来。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些反动，竟然不听从中央的指挥。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仍然期望中央像以前那样给予明确的指示，指出合乎我们的理想、抱负和要求的方向。

1967年秋天以后，他们还不肯承认有关毛主席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负有责任的种种迹象，而愿意相信他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压力而做了一定的妥协。他们非常需要这种错觉来鼓舞自己低落的士气。189

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席卷了全国。它有效地控制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运动出现了休止。在学校里，学生们被迫相互揭发，批判那些由军队选定的打击对象。要人们争当积极分子的压力很大，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对一个同学的指责往往会导致使他进监狱。有些居心不良的人为了向上爬，不惜牺牲自己的朋友。那些出身不好而又敢于反抗的人首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再次遭到当众侮辱。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极象文化大革命的初始。190

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被告知他们将被送到农村去，但相当比例的干部子弟却能参军或留在城里。我所有的采访对象(其中有一个出身革干家庭)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把这些年轻人全部送到农村去，在地理上把他们分散开，除了可以缓和城市的失业间题，也是一种拆散红卫兵组织网的方法。和区去的时候不一样了，许多从前的造反派都把去农村落户看作是一种惩罚:他们不得不进行“劳动改造”。191

在14个采访对象中，有一半成了造反派，而所有这7个人大大小小都是头儿。191

  我的采访对象中还有4个保皇派，区、白是其中的两个，第三个是一个革干出身的学生，第四个出身于中间阶层，但他父亲在单位的职务较高，因而享有高薪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和干部子弟相处一向很好。192

有三个采访对象是“逍遥派”，也就是说，不参加任何一派，但这三个人都是造反派的同情者。他们三人中有一个人家里是资本家，还有一个出身于右派家庭。192

不久，工作队进校掌.了权.张从自己的}1益出发，对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以及工作队重用“红苗苗”很是不满。一天他在一家工厂里偶然看到了一条抨击“党内走资派”从此他转而认识到，文革的对象不是“牛鬼蛇神”——老师，而应是工作队所保护的学校党委。他对校党委的错误还不太清楚，但这没关系:问题是一定会弄清楚的。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作队不肯“揪出走资派”的大字报，还说服班上另外几个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在上边签了名。他扮演起了领袖的角色。195

  那时他盼望的“巨大变革”还不是组织上的变革。巴黎公社当时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所说的是当局的垮台，从感情上讲，是指个人的解放。“夺权运动开始之后，我便肯定那才是真正的革命。看得出来，不只我自己，周围的人也都发生了变化，就连过去一直低下的人也由于自己的努办而获得了解放。”197

两派间的对抗从个别冲突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张所在学校是最先爆发武斗的少数几所学校之一。双方都配备了匕首、长矛、盾牌和盔甲，并且各自占领了一部分校园。由干部和军人子弟挑头儿的保皇派的武器装备要精良一些，尽管如此，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赶出了校园。张象参加其它造反活动一样疯狂地投入了械斗。他很为自己的文武双全感到自豪。他具有的这种双重的成就感，是毛泽东式的英雄本色的很好的表现。他常常工作过度，数夜不眠，没完没了地开会。由于一直坚持体育锻炼，张的耐力比别人要好。然而他仍强迫自己越过极限。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了头痛症和耳鸣症，至今尚未痊愈。198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天赐良机，不仅可以正当地去冒生命之险，也可以实现那种效仿革命先烈的幻想。作为学生，对革命先烈他感到颇有感情。效仿雷锋的人随时可以把雷锋的美德付诸行动，但仿效历史伟人的人则要等待重大事件的到来。成为造反派头头儿的张和邓，都认为自己终将象那些传奇式的革命先烈一样做出一番丰功伟绩。而且，他们目前也戏剧般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张对一场有数千名学生卷入的武斗，激动地做过长篇大论的描述。他曾带领突击队冲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他从毛主席和拿破仑的书中所学的连做梦都在想的军事战术，在现实中有了用武之地。199

这个组织建成后，他面临的一个难题是，除了政治课那点东西外，甚至连毛泽东著作都没接触过，但操纵一个组织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理头钻入书堆，以便能迎头赶上。最初只有我和另一个伙计一起写我们组的材杆，但他要比我快三倍，哈哈，我实在不知究竟写些什么，可那位的论点论据都很妙。所以，我自己要努力赶上他。203

在红色恐布闹的最凶的时候，邓只不过受到些侮辱而没遭到虐待。但他仍十分恼怒。看来他并没有受到周围残酷行为的过多骚扰。事实上，他仍继续遵守阶级路线的框框，就象在命名他那个组织时表现出来的那样。204（应该是二月逆流时期，红色恐怖一般是指1966年8月，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什么造反派组织）

武斗一开始，他就把这种向暴力的转变，当做两派之间深深的敌意发展的必然结果接受了下来。当一个人讲道理赢不了的时候，武力便是最后的手段。军事行动不归他负责，但他也参加过几次械斗。在这几次武斗中，他担心的不是死而是残。205

上高中时的一次清明节，邓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去革命烈士纪念碑扫墓，离开时他心情很复杂。这些革命英雄留下的仅-仅是几张照片，刻在碑上的名字和这经过装饰的坟墓罢了。一方面他想得到英雄的荣誉，另一方面，荣誉的短暂性又深深地震动了他。还是趁着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更重要。206

白所在学校的派系联盟中，他只是在工作上看到有宗派主义势力。从那时起到文革结束，他一直把这场大混乱看作是当权者操纵的结果，群众参加了当权者的权力争夺战。张和邓那样的广州中学的造反派们，由于他们的组织和上层权势者的策略没有直接联系，也就不认为自己简单地被操纵了。他们的行动是独立的和自发的，他们乐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09

贴大字报是做为任务分配下来的: “好，这两天不上课了，你们全去写大字报，每人交二张。”写完后我们就把它们贴出来了。
  
我根本就不去看，他们只追求数量。那样他们就可以向中央汇报，比如可以声称: “在批三家村的过程中，全校总共写了5556张大字报！”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我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早就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的原因。那时我很不满，连谁批这个，谁批那个都有人管，我说过;“为什么不摆脱这种控制，我们自己来批呢?”210

   他确实感到工作队在压制学生的首创精神。但他还没有不满到向它挑战的程度。一帮二三十人的高干子弟从内部了解了关于毛主席向什么方向推动文革的消息，就组成一个红卫兵小组攻击学校党委书记，那时，大多数学生，包括白在内，站了出来保护党委书记。少数人和占90%的大多数人的对峙和争论爆发了。这时工作队已撤出，学校的各级党支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白和其它儿个人一起组织了一个联络中心。“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就明确了它的目的:把整个学校都团结起来，等等。但有一点是不好的(他开始嘲笑自己的错误):我们主张保护学校的干部，这是错的，是的，是错的。”
    他们之所以错，不过是因为党中央后来指出:保护党委书记是不对的。事情的对错是由党来决定的。所以，当党完全改变其主张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就不得不照着做。212

那时，北京中学里的干部子弟正忙于筹建红卫兵组织，这组织以他们那高人一等的阶级出身为基础。这样做在天学生中却有一定的阻力。甚至有些出身好的学生，如党团员，对于解散现有的组织也很不情愿。当一小群高干子弟宣布自己为“红卫兵”时，白的联络中心曾极力反对，这个中心的成员中，既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一般的。然而，当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联络小组的部分成员便马上忙着创建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于是再次彻底地改变了立场。自也改变了看法，想要加入红卫兵。但他被拒之口外，因为他还有在“四清”中招致的“未澄清的历史问题”。他承认碰了一鼻子灰。但最后还是通过关系加入了红卫兵。对这种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既不辩解，也不感到尴尬。
    关于红色恐怖，白认为，血统论只能在中学里吸引些听众，大学里很少有人相信。大学生，尤其是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有充分的生活经验。白说，这些人是不会认为阶级出身和革命热情之间有这样生硬的直线关系。213

到头来，白根本无法理解出身于各种阶级背景的中学生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他思想麻木，很少对那些从未享受过红色政权的甜头的人抱有同情心，加之他对自我表现毫无兴趣，所有这些都使得他至今仍对中学里开了锅般的热闹困惑不解。
    白的观点和那些因其它原因而加入造反派的十几岁的青年人不同:总的来讲，天真、浪漫和自发性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减少的。在白的学校里，那些敢于第一个跳出来造权威人物反，逆潮流而动，或是成立新组织的往往是一二年级的大学生。215

高年级学生，比较保守，他们苦恼很多，他们看到的令人发愁的事太多了。他们不得不考虑毕业后怎么办?党支部给他们的评语怎么写?会不会影响入党?如果运动结束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怎么办?216

我们这些学经济和政治的人早就知道在所有的运动的最后阶段都有一个整顿时期。当初积极热情地投入运动的人中，最后总有一部分人注定要被清除出去。“枪打出头鸟”，也就是说，首先打击干部，后来为了求得干衡，再打击那于敢于直言的群众。这是一条规律，事情总是如此，我们可以回想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文革一开始，我们便朴定事情一定会如此其实当初许多人警告过我们不要降入派性之争。“小心点，你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信咱们走着瞧。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先揪出当权者，过一阵便反过来整学生。不是我们对这种运动过程不清楚，我之所以无论如何得积极参加，只因为那是潮流，不这样盲目投身其中是不可能的。216

白预言所有的运动都遵循一个规律，象是证明他的预言的正确性，潮流开始了对白的触及。他注意到班上的党支部对他明显的冷淡，甚至是敌视。白由于怀疑他们整他的黑材料，就在一天夜里闯进党支部办公室，找到了一套关于他的特殊档案。“看到这份材料，我浑身的血都凝固了。”这是一份精心炮制的记录他每天言行的报告。经过歪曲篡改，牵强附会地把问题提到了政治高度。前些时候，他曾帮助搜集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材料，设法寻找攻击教授讲师的根据。两种情况一模一样。关于此事的经验告诉他，这份报告是作为关于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学生的全套材料来写的。他的自以为是，热情过分和不掺假的小积极，被用来整他自己了。如果此份报告跟他终生的话，必将预示一个凄惨的未来。217

尽管如此，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仍和张、邓那些造反派不同，他认为，铁板一块的列宁主义政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并无缺点。文革结束时，象张那样的“极左分子”同意“省无联”宣言的基本原则，即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阶层。反之，当白从监狱里出来后，第一次听到这个（218）宣言，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做为无政府主义的论调加以驳斥。他坚持认为，一旦清除掉那些相对来说是少数的腐败的官僚主义干部，中国将会重新走向正轨。他否定特权阶层的存在。如果确有这样一个阶层，按他的说法，那一定是客观需要。
    他从未怀疑过“运动规律”，不象产生过怀疑的造反派。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的运动策略:“不管是对是错，就得这样。”这不过是党的正常活动。勿庸置疑，象白这样的一些人已经习惯于把党的路线当作判别是非的标准，而从不用自己内心的是非标准来衡量一下。219

同样地，他继续教条主义地相信，必须对那些阶级成份不好的人进行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用麻木不仁来解释这种态度。因为，白被释放出狱一年之后，他的阶级成份被重新划定了，也被贴上了反动阶级的标签。他所在的那所大学大张旗鼓地调查他的家庭历史，甚至到他出生的村子里搜集材料，其实他还在蹒跚学步时，他们家就已经搬迁出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扣上了“恶霸地主”这一最坏的成份。这是他所遭受的最沉重的一击，从此，他就得忍受“被专政对象”所受到的歧视和轻蔑。即使这样，他也没怀疑过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原则。他只把这些当作个人的不幸，一个基本正确的制度中的反常情况。和张相反，张从来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在他能从理论上进行反驳之前，从骨子里就反对阶级路线。白则继续不为所动，仍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219

在农村的那种紧张气氛和学校里一样，但带有更竞争性和严肃性。离开学校，一个人的“政治面目”直接影响着他目前而不是将来的生活。为了获得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角逐，慢慢地侵蚀了开始那种不谋私利的思想。学生们开始认识到，在这个上千人的村子里，能带来权力和戍信的职位数目必然有限。七位团员把持着这些职位，这本来是任何青年人都可以得到的。比如区，她同时担任五个职务。她在进行社会工作的同时，每天还要进行七、八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花在了和十个要求入团的人进行“心贴心”的谈话上。体力上和脑力上的负担非常沉重，以致使她感到要垮了。虽然如此，她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职务。她比一些没有职务的人年纪轻(在志愿者中有高中毕业生)、比一些人工作能力弱，而且还是一个女孩(一个瘦弱的姑娘，劳动能力当然比不上小伙子)。所以她就成了非团员们发泄不满的靶子。221

所以，只要是选五好青年时，总是能轮上我。当然总是对我有很多批评意见：对别人不够关心，骄傲……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比别人的职务高些，责任大些，你就会引人注目，别人就会对你要求得更严。总是有这么多的批评。每个人都想超过别人。记者来采访我们的时侯(因为他们那里的青年被树成模范，代表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策的伟大成就)，当然要挑那些优秀人物(比如她自己)，是不是?但所有的人都莫明其妙地抵制我。我被排斥在一切事情之外，我不能在照片中占一点位置，不能在会上讲话。我躲到一边大哭了一场。工作那么苦，到头来一无所获.，所有的人都想进步，你好，我比你更好。我们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后来落后分子们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这些积极分子。222

说到他们的落后，她究竟指的是他们的劳动落后还是思（222）想落后呢?“我是说他们对没有职务很不高兴，噢，他们劳动一点儿也不偷懒，在田里干得还可以，就是私下里牢骚满腹。”
    区坚决否认她和其他团员有意将权力集于一身。如果承认，则等于认可那些说她不帮助他人进步的批评。她和她的六个同事为入团申请人制定的入团要求十分严格，以致在远二年的时间里只有三个人能如愿以偿。在公认的和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之间的斗争，比起当年在学校里更明朗，更加不可调和。223

第二年，区发现她根本没必要被那些和她势均力敌的知识青年的批评所困扰，只要她在农民中树立起威信就行了。农民毕竟占村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是权力的基础。她调整了她的新姿态，作为“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行动表现自己。“四清工作队”允许她在工作队会议上作记录，并参加在农民中搜集情况的工作。这样，由于她掌握了村里的情况，便占了大便宜。掌握了村里的情况，对于她在最初的竞争中建立立足点来讲是无价的。而这也是通向她急切要攀登的权力之山的一条捷径。她得益于此，当上了村里的广播员。广播员并不是一个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不过除了例行公事地传递国家政治信息之外，广播员有一种非官方的对村中政事施加影响的作用。她的批评意见和要求，给村民的行动规定了官方的准则。她还不是正式的干部，但她正在接受紧张的工作训练。这也许不算是过分乐观，她梦想着官阶上的晋升:由村到公社，由公社到县，再一直向上。223

她在同志间没有一个朋友。她的最好的朋友是她的上级，也就是那些中年的农村干部。她痛苦地感觉到那种相互矛盾的动机，这从她孩童时就已在驱动着她:既混杂着真心实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又混杂着毫不掩饰的为个人出人头地而进行的奋斗。其他人也是这样挣扎在一个矛盾的内心世界中:邓摇摆于理想与实用之间，白则介于单纯的奋斗和现实之间。对区来说，她希望享受团结一致的同志气氛，但在事实上，她对那些同来的人表示轻蔑，他们之间存在着隔阂，这二者也是不相容的。她厌恶在她和那些积极分子之间形成的那堵墙。可这墙却是由她一手垒起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孤立的苦恼就很可能变成愤怒和复仇欲望。224

开始的时候很混乱，然后就清理阶级队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系紧口袋拿坏人”。他们说毛主席很聪明，他让你跳个不停，从中观察谁好谁坏，然后他就收紧口袋来清理阶级队伍。是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在那样一种混（224）乱的局势下，他居然还能收紧它。政治压力比以往要大的多。这是我的印象:一个时期的混乱，然后一个时期的高压统治。

我有幸深入访问了加入了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区的三个下乡知青的同事。他们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的“动乱”和“高压统治”。其中一个人简单明了地告诉我造反队是为什么和如何在青年中出现的：他把知青分成三个阶层，“贵族”，“中层”和“下层”。后者对争取成为积极分子毫无兴趣。造反派属于“中层”，即那些在农村中没有稳固的职务，但却积极苦干的人。他们十二个人中只有一个成了团员。形式又和在中学时一样了:受挫之后反抗意识更强的“中层”积极分子们构成了造反队的中坚。225

在公社集镇上，公社领导组织过对牛鬼蛇神教师的批判，党委书记鼓励学生用历史可疑来攻击教师，这和在城里的中学和大学是一模一样的。但从广州回来的青年以他们的新观点为指导，在镇上张贴出攻击公社领导的大字报。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发的，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如同城里学校早期造反一样，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十六条指示，把所有当权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等同起来。225

通过他们的行动，他们希望显示出只有他们是毛主席的真正的跟随者，而不是工作队，干部或者特别积极的知青。226

造反派红卫兵发现他们在村子里很孤立。他们的攻击激怒了村中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区，发觉造反派的攻击威胁到了白己的地位。而农民则讨厌造反派不干活儿，到处乱跑地搞“大串连”，攻击干部制造事端。农民们被那些“革命”、“夺权”、“揪当权派”一类的言辞搞的摸不着头脑。对农民来说，青年人的革命实在无聊。在很大程度上，区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待造反的，她仍然带着轻蔑的口吻（226）论造反派。

他们不过是拣起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则集中精力动员农民，教育农民，鼓励农民提高生产积极性，他们只是空谈一通国家中的这个如何，那个如何，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我们没时间注意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理解不了他们。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实权，只是上窜下跳，掌握实权，落实工作都是我们的事。227

我一直呆在村子里(和上窜下跳的“大串连”相反)，我们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我们读报纸，学习指示，遵守每一要求我们服从的战略决策。要我们去调查当权派，我们就去调查;要我们搞革命天联合，我们就去组织;要我们抓春耕，我们就抓生产;要我们建立革委会，我们就去建立；头我们批评党从而建设党，我们就去批评；要我们清理阶（227）级队伍，我们就去抓坏蛋。

总的来说，她缺乏独立的分析能力，而这正是她有“遵守”二“服从”的迫切愿望的原因之一。一个造反派青年这样观察她:

    她只知道如何背报纸，啊，她用她所有的力量去背报纸。可我敢打赌，报纸上说的什么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对国家大事并不关心。广播时，她只不过是批评这个干的不卖力，那个草锄的不净而己。我讨她的印象就是背报纸和疯狂地干活。她对文革中的大事件无动于衷。我们理解不了她，她也理解不了我们。228

    文革结束后，在经过了白所预言的“大动乱”之后，法和秩序又回到了这个村子。1968年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口袋收紧了”，区的权力扩大了。她作为村中的法官，负责审问嫌疑犯，搜集检举材料。她的专政对象大体上有三类:①出身不好的农民及他们的亲属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②一个当地干部和他的朋友，在一次权力之争中失败，现在则彻底地抬不起头来了。③一个原来返城后又被遣送回乡的造反派头目。总共有十七个人被关进村中的临时监狱里渡过了他们不同的“刑期 ”。这十七个人占村中成人的3%。229

区对这一运动的偏爱和热情，出于她本人的政治观点和态度。有几个知青说毛主席太胖了，还说林彪长着一付“奸相”，区把他们的话当成了罪证。区自己在村子里树立了对毛主席的崇拜，并且本人也虔诚地信仰这些。区确实对这些看得十分神圣。230

区企图以一种经过培养的阶级感情上的冷酷来对待别人。而自在“四清”时就学会了不那么生硬地把出身和个人性格联系起来。区的观念是在她那个农村环境里培植起来的，她认为害怕出身不好的人伺机进行“阶级报复”的忧虑完全是有必要的。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往井里下毒。这种想法是从推理上得到的:由于被隔离当作专政对象，很可能有人报仇心切。但这种想法只能促使她对他们的憎恶更强烈。她唯恐自己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反而陷入中间阶层的感情矛盾之中。她应当坚决不让在她自己身上出现人道主义感情占上风的情况。这就成了她内心痛苦之所在。面对出身不好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所受的折磨时：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受委屈的。可我看见打人就吓坏了。我时自己说;“好在我只掌握笔杆子，否则就难办了。如果有人让我打骂那些人，我拒绝的话，那是不符合我的阶级立场的，因为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当表现得坚定而又冷酷无情。但同时我又知道他们是无辜的，我讨他们恨不起来，如果殴打他们，我就难以下手。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只掌握着笔杆子，而用不着到外面去干。但我又害怕自己的这种想法，这说明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斗争观念不强。不象是一个无产者，也不象一个布尔什维克，还没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的人总是被提醒要自觉改造思想，完全站在广大群众一边。我们要时常检讨自己的错误，所以，负罪感时时跟随我。当然，我不敢告诉任何人。231

我们己经看到，虽然像区这样的正统积极分子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政治路线，但对大多数采访对象来说，文化大革命使他们获得了各自极不相同的政治经验。 1966年的下半年，随着红色阶级的红卫兵单一权力的崩溃，很长一段的“开放”时间给了他们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在经历了学校生活的虚伪和压抑的挫折之后，他们对这种新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感到振奋。他们对自我，对中国政治舞台的认识在逐渐变化。到两年动乱的末期，他们开始把混乱的个人挫折重新凝聚为一种群体利益，这就愈发与过去学校中所学的东西相抵触。这种与他们少年时代政治课教义大相径庭的信仰突变，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主题。232

开始的造反是对准老师的，好象“破四旧”和“红色恐怖”一样，表面上说是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但实际上是对弱者、无助者和被中伤的人的疯狂迫害。出身好的学生痛打出身不好的学生而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也去帮助审讯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和教师，尽管他们本身也被人蔑视，软弱无力，被称为卑微的二等公民。
    是什么在驱使中国城市中大部分十几岁的青年人走向这一残酷的极端道路?相当大的一部分答案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非此即彼的靡尼教世界观熏陶;面对人民的敌人，应表现出敢于斗争和毫不留情;被传授的阶级路线的偏见;在文革前就趋于紧张的积极分子的争论，巨大的挫折、极度的不满和互相敌视。233

在文革冲突的前几个月(我前边说的正统化运动的初期)，有一种很强的“群集”效应:他们成群结伙，好象不存“自我”，他们的立场观点也是来自外部，从他们的同学中接受何为对错的提示，看感召式领导的眼色行事，急于遵从而变得正统。迫于1966年夏天的压力变得富于战斗性，渴望保留或扩大他们拥有的地位，乐于转而攻击本团体外的替罪羊，从而他们自己可以很硬气地宣称自己是坚决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他们极善自我欺骗，这表现在文革初期大部分青年人中间，他们可以把并不高尚的心理需求——对自身利益的算计和受挫的热情——升华为一种信仰，他们在积极为一位感召（233）护性领袖和一项伟大事业而献身，并且丝毫没有掺杂自己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愿负任何责任。就是在今天，那些采访对象还在说他们是被“欺骗”、“蒙蔽”、“利用”了。这些话不应仅仅被看作借口或托辞。是的，他们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丧失了对内心的“自我”知觉。在从校园生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的1966年秋天之一前，他们一些人就进行了初步尝试，以去掉他们在课堂上形成的教条主义和权力主义性格。

特别是那些出身中间阶层的造反派。如前一章所述，文革初期，他们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分。随后的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所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 ”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象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有些采访对象逐渐明白了;要想促进生产的发展，应当放松对农村的经济控制，允许农民自己经营。236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肯定还存在，但我们讨阶级斗争的理解与他不同。那时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对准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早被推翻已不复存在了，但上面仍然虚张声势起劲地和这些老地主斗。（你看来邓确实是一个不学习的人，他所反对的正好是毛泽东所反对的。）237

城里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网就破散了。但他们是集体下乡的，朋友们仍在一起，所以就自己组织起了学习小组，为自由交流思想创造条件，而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就己习惯的了。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去他们所持的信念害人不浅，于是敞开地吸收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我那些参加过学习小组的采访对象，并不对当时的运动有什么具体打算，只是有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政治气候会变得对他们有利，使自己的组织能够重振旗鼓。但不几年他们便放弃了这种空想。
    他们发现实现思想独立并非易事。官僚主义并没有因红卫兵的冲击而瓦解，相反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人民的生活。想生活得好一些，或者想爬上权力之梯，最好的办法是循规蹈矩，伪装积极。1966年以前，人们从外表上表现为为理想而奋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还隐藏在潜意识中，而现在，则毫不掩饰了。大多数人情愿被动地和现实保持一致，只要不引起麻烦就行。而有些人则进了一步，他们热衷于左右逢源，从中谋利。人们嘲弄地称他们为“两面派”、“随风倒”。他在政治风浪中左右摇摆，然而七十年代的政治风潮是很难预料的。他们是些假积极分子，他们心里很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屈从当局那种令人难以琢磨的政治要求。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农村。
    由于伪装积极并非心甘情愿，而且使自己失去尊严，他们便逐渐心灰意懒了。大批的人在广东插队，那里毗邻香（238）港，于是他们开始悄悄地越过边境，跑到英国殖民地去了。下定这种决心完全是为自身着想，他们不愿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而返城又无望。但对那些当初全心全意投身运动的人来说，尽管不是第一次对这种政治制度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从没想过要偷渡香港。他们是在毛主席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热诚地相信那种虚幻的“荣耀”，当他们发现现实远不是他们所理想的那样时，幻想的破灭使他们异常痛苦而玩世不恭。他们觉得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他们都将无.所作为了。

泰普用不乏挖苦的话解释说，现在的大多数问题的研究集中在7一14岁之间少年的政治态度上，因为这些学生集中在学校里，调查研究十分方便。泰普认为，正是由于7 -14岁是一个人政治社会化的很重要的阶段，这才促成了这种方便的理论假设。泰普的看法是，政治社会化的更为主要的阶段乃是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己经是成年人的时候:“不是由于遇到了他已往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化经验，而是他要把已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状中去实践一下”。240

在中国，学生所得到的教育是不连贯的，所学知识与所面对的现实相互脱节，这一点应由当局负责。给学生灌输的观念是和过去的时代与社会制度的稳定坚固紧密相联的。但是这些教育本身却充满疑问和矛盾，一旦被青年们发现，就很难自圆其说。在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对这个制度有任何一点怀疑，要么引起别人歪曲，要么自己把它压抑下去。等到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成为过去，他们就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填平了。240

我们年轻的中国积极分子同样，直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实在难以弥合时才开始非社会化。非社会化是由于巨大的政治动乱而触发的;在美国的情况是由于越南战争，在中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运动的起源和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中，两个运动的高潮对青年人来讲，都是具有决定性的“解放” 经历。这种功乱暴露了各自政治制度的不连贯性。正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的认识，使他们进入并且通过“超社会化”的状态。两国的青年同样把曾经波国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拿过来，用以作为衡量国家和制度现行表现的标尺，他们发现了缺陷。制度、政策、政府以及权威的具体象征，在他们的眼中都失去了以往的圣洁的光环。 241

张打算转到广东农村插队落户，因为那里离自己的根基近些。他希望在广东有朝一日建立起一个造反派组织。在广东，他仍是在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儿。他说，他表现极为出色，农民们都一致要选他当生产队的队长，但他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因为他想利用闲暇时间搞政治活动，并且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更快地进步。244

  邓的愤怒就象一个被自己所爱的父母抛弃了的孩子。另一位采访对象也有同感。他是因为加入了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被关押二年的。247

出狱之后，他到了一个国营农场。他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偷懒耍滑了，认真劳动的人在他看来全是傻瓜。偷渡香港的打算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什么内心的斗争。唯一使他犹豫不决的是，他应不应该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去拿他的生活冒险，就象其他人一样。在这个时期，他阅读甚广，但不象张那样拼命寻求新思想。邓离开大陆是因为他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假如他有机会从农村回到城市，他就不会来到这块皇家殖民地了。248

在香港，他很容易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价值（248）观。而且把个人聚敛财富作为主要目标。他不想试作一名工人，或满足于做个码头工人。他梦想有一天他将变成一个资本家。那几年，他想去美国，在他看来那是个能提供更多机会的大舞台。
    邓公开表示，象张那样依然热衷政治的人都是不实际的大傻瓜。但他的感情毕竟是矛盾的。他曾私下对我承认，被排斥在政治圈外，他感到不自在和羞愧。在他移居美国的前一年，他一反从前，接连写了好儿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官僚主义问题的。其中他表示赞赏社会主义民主。在他个人奋一斗与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中，他明显地是把争取民主做为自己不断进行政治实践的目标。

我己经想到了出走，为什么呢?我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对我未讲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也根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但反我更知道，在中国，背着“恶霸地主”这块牌子，我每时每刻都是被歧视、被斗争的对象。不管我去哪个单位，无论是农村还是工厂，我都是一个坏分子。有了这个阶级背景，我的一生都被毁了，所以我想，在国内是没有希望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比国内强。
    白原先为自己不那么自私而感到骄傲，这一点和他的伙伴们及上级不同。但这次他却积极地为自己谋划前途了。毫无疑问，他过去献身革命事业是真心实意的，一点私心也没有，但那和他当初青云直上的状态相关，他用不着为自己担忧。他事业成功而又不自私自利，在某种意义上讲，二者相互促进。一旦前进过程受阻，白个人的失落感是很强的。250
他一共试了八次，最后才到了香港。251

这些人的刘来，象一块石头投入潭水之中，我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很有知识，和我的小妹妹谈话时，我常为自己的知识贫乏而羞愧。有关政治、经济的书他们读了不少，小说也读得很多，包括外国小说。我们则刚开始读。开始我们脑子里想如何用毛泽东说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但我总是关注无关紧要的东西，想不要得罪别人。可他们却不然，他们只关心大事情。我的思想很正统，非常相信政府和报纸上说的一切。文革前他们也这（253）样，但文革后则有了思想转变，他们几事总要问“为什么”，对所有的事都如此。可我则去做别人要我做的一切。他们不害怕造反，也没有到农村来培养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而且敢于怀提这个制度。我自觉低人一等。可他们并不老练，每天都在改变主意，而我则比较坚定。他们高谈阔论，纸上谈兵，但做起事来却不怎么样。我集中精力拉车，不爱左顾右盼，而他们却只是左顾右盼，却忘记了拉车。

    促使区下定决心不干的原因是，上面让住在离香港很近的农村中的青年迁到海南岛去，那里是丛林密布的野地，而且已经有了一个部队经营的农场。在她那个村子里，城市青年受到压力，要求他们“主动”去海南岛。然而，当村干部让区作个榜样，带头主动去时，区暴怒了。“就是一条养了十年的狗，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地一脚踢开。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恐怕连一条狗部不如。我下决心再也不给这帮混蛋于了，”最后广东省政府撤回了要青年们去海南的决定。而在那个村子里，这件事产生了余波，双方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区己表明她“经受不住考验”，不愿意到党要求她去的地方。她也不再改造自己了，而且“什么也不再干了。”254

区出于自愿而信仰这个制度—但最后也是她本人被这个制度抛弃了。她认为自己是被抛弃了，做了它的“牺牲品”。她现在十分后悔白白在农村浪费了十年。但同时她却又不肯承认，她也要对以前所做所为的错误负责。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对朋友们的审讯，她说她是“被蒙蔽”、“未觉醒”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和其它使用这些词的采访对象一样，她只是一直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尊重，而没有个人的判断。255

区到香港后，立即开始学习英语，她要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这一点是斩钉截铁的。她要通过学习来获得社一会的承认。对区来说，学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学习能够给她带来社会地位和荣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教育的“使命”。这股力量促使她拼命念书，记住社会科学讲座上的每一个字。这也使她想起她念小学课本时的样子。255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当了蓝领工人。白、邓和许多人一样，比较幽默地接受了这种体力活儿。可区却不能，她认为这工作卑贱，低人一等，因而讨厌它。原来她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感情也蒸发掉了。255

在农村，我力求使自己不怕困难，尽量不和别人争（255）吵。我要求自己成为既能听表扬也能听批评的人，成为不谋私利的人，那时我很不借。人们说我后来变了，落后了。当然我变了(她用正经的口气说的)。你去问问我妹妹，以前我不是这么暴躁，人很随和，自从来到香港才开始这样的。现在我的生活还没有一个很高的目标，我觉得我是在自甘沉沦。

  在中国，在别人的压力和自设的戒律下，她不得不隐藏起个人的动机和缺陷，处处表现出关心他人的样子。但现在她用不着这样做了，她“放松”了自己。她抱怨在香港的活没有目标，部分是由于她把香港看成是通往美国必走的一站。而这里却没有给她一点帮助。
    三年后她移居美国。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中国城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同时也准备去上业余大学，看起来她适应得较快。她认为美国是“机会之地”，它将给她提供一个达到令人尊敬的白领中产阶级的机会。她发现那里是能够以较高尚的目的生活的地方。她告诉我，她要为华人争取权力，并且已经准备了一套争取做一名中华团体领袖的方案，这已是她习惯的那一类角色了:作一个宣传家、组织家式的妇女。但对区来说，这些已不再是一项激进的事业了。现在她看到，通上述方案，她也可以争到令人尊敬的地位，将来还可以成为中美办事机关的干部。区仍然是区。256

在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和权威人格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本书将探讨这一问题。正如弗洛姆所描绘的一样，这种人格结构“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已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257

    在社会科学关于人格与政治关系内论述中，权威人格这一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区分人格结构和确定人们的政治取向间题上的许多研究中，权威人格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权威人格的命题在现代中国，尤其紧密地与研究相关，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求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非同一般。
    学者们，例如弗洛姆和赖希，早在三十年代就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权威人格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一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看，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权力不断集中，于是人便产生了与社会甚至他自身的异化。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里，人们尤其受到高度集权的困扰，于是学者们便探讨是什么原因使掌握这种集权政体的人可以随意操纵人们的忠诚。这一点实在令人困惑。258

在对权威人格的各种研究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适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的条件下，很多社会成员就会逐渐产生权威人格，直到这种人格变成了一种在社会里占有优势的人格结构。正如弗洛姆所讲的人们的“社会特性”，“社会特性”与“个体特性”相比，虽属同一的社会;但二者却不相同。弗洛姆对社会制度和它的社会特征之间的相似之处做了详尽的阐述：
社会成员，或者各种阶级和阶层群体的成员，必须以符合社会制度所类求的方式来行动.社会特性的功能在于左右社会成员活动能量，社会成员的行为并不是一个由观念决定是否按照社会模式活动的问题，而是一个希望按自己需要来活动的问题，同时，也是叶个按照文化需求来活动从而获得满足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社会群体的全体成员都同样具备社会特性要求的属性.少数成员会离径叛道;还有些人与社会特性联系得龙为紧密。特别要指出的是，弗洛姆坚持认为:“在一些既定的社会群体中，往往领袖人物的个人特征十分强烈，但又完全能体现社会特性—即使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如此，至少也是在其中的权力阶层中如此。”259

在战前的德国，苏联和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以自己各自的方式，挑选坚强而又忠实的年青人捕佐他们的权威领油、政党和政府。政治当局施以铁的纪律以确保年青人服从高于一切的事业。由于受到这种影响，人们渴望把自己与社会群体溶成一体，因为群体与个人休戚相关。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存在一种不得已的要求，就是挑选出弱者和“国家的敌人”做为群体范围之外的人。政府告诫人们要经常警惕并且密切注意潜在的叛徒。这种摩尼教的世界观到处盛行。它鼓励人们不去思考，不把人们当作个体看待。在意识形态方面，总是保持强硬的规定。为了与更高的政治权威保持一致，人们不得不养成一种很强的自我克制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同时，由于对当局尽忠尽力，他们可以分享更高权威的荣誉和权力，并且自诩为是那些在社会秩序中的低层次人们的拯救者。260

一代红卫兵的人格结构所涉及的问题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
    ①、由于社会和形势的紧张，权威人格在表面的行为里并不一定经常表现出来。
    ②、通过对这种不明显的态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具有权威人格结构的人物，并且揭示出这些人物清晰的综合心理特征。
    ③、在给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条件下，社会体系中的多数人会逐渐具备权威人格，并且导致权威社会特性的形式。
    ④、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并不一定都具有同一程度的这种权威社会特性。那些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并占有优势的人，将比其它成员具有更高的权威社会特性。
    ⑤、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刺激，权威社会特性将以极端形式的权威行为表现出来，并由大多数的社会集团所支持。
    ⑥、权威社会特性不只是可以在个别的种族和国家中发现，而且也不是一次形成的永久特征。261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既不是法西斯式的，也不是斯大（261）林式的。如果给中国贴上这种标签，那将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民族状况的简单而又不公正的歪曲。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的体制致力于培养有道德的忠诚的一代人，其中，热诚与忠实的政治积极分子起了主要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促成了权威倾向。对这一点，我们无可非议。

吕西恩•派伊和理查德•索罗门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试图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权威家庭结构来全面解释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我将论述这两个问题，也就是一系列著作中谈到的“国民性”问题。首先，一定民族的人由于历史的继承因而具有基本一致的人格特征。其次，儿童教育的职能主要是负责使这种心理政治素质代代相传。索罗门在其长篇著作《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比如，中国的父子关系一直是权威式的，他还以此比附中国的政治关系。他认为，在儿童最初几年里的培养中可以是不太严格的，但长到5一6岁时，便受到父亲的严格的管教，禁止儿童一切具有侵犯性的行为。（262）据索罗门所讲，这种矛盾的社会化实践便造成了中国人在权威面前，便表现为两而派:对长辈的顺从依赖和怀有敌意。索罗门认为，这种心理素质表现在政治权威上，也产生出一种传统的矛盾心理。他进一步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这种受文化束缚的人格类型依然保留着。毛泽东决定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方法便是鼓励中国造权威的反。青年一代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在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中，造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在一些细节上所认识的，尤其是在区和白的故事中了解到的，乃是集中在学佼阶段中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中国青年政治积极分子的权威人格特征与学校这一新的政治社会化环境紧密相关。263

我们所观察到的青年人，都是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家里，接受那种摩尼教式的方法来观察世界，这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截然相反。同样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青年人把尽善尽美的党和党的主席与那些阴险狡猾的暗藏敌人和坏分子尖锐对立起来。在学校里，学生们渴望加入那种非家庭的（263）知结一致的群体，也就是共青团，一旦加入这一组织，就要坚守严密的纪律和忠于严格的宗旨，为其神圣地奋斗。学校促使学生产生这种反常的偏执，灌输一种要求证明自己的忠诚和献身政治的深度的情感需求。这一切都是在学校中发生的，而不是在家里。

戴维迪•巴布观察到，在苏联，国家接替了很多家庭的社会化职能，儿童对国家充满了激情。党的领袖和党本身成为人们强烈的热爱对象。在后工业社会民主制度下，一个相同的趋势也出现了。随着家庭内部父亲作为权成形象的下降，青年人扒同辈群体和大众文化中去寻找权威的代理。这种新的社会人物，大卫•瑞斯曼称他们为“他人导向者”。264

中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仍然相去甚远，还不具备工业社会的那种技术上十分细微的大众传播体系。但是，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的普及和影响，组织良好的大众传播网络，在中国解放以后创建大众文化方面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的。争先恐后地学习雷锋的流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这种流行曾遍及中国城市中的教育系统。国家对一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当询问到采访对象和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时，尤其是那些前政治积极分子们，这种关系是很清楚的，家庭在价值观形成方面的作用十（264）分微小，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对家庭的情感取向。采访对象们几乎是一致地认为他们的家长是“潮流和政治上的落伍者”。区和她的家庭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我们已经看到，另有两个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不同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他们不同的权威主义倾向:①青年人在学校中所占据的规定的地位;②青年人的阶级标志。265

儿童的确定的个性特征在学校中增强了，而性格的其它方面则逐渐消除了。儿童们迅速地使自己适应了积极分子的角色，比如区和白，他们为此得到了夸奖，并.且热心地寻找机会支持正统的准则。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样，那些类似区和白那样的积极分子，按照制度所期望他们做的那些方式去做，他们会在其中获得满足。 266

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给予儿童不同的奖励，不仅为增强与所期待的特征的一致性服务，而且也有助于把儿童分成不同的等级角色。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过是充当一种区分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在一种存在等级分层的社会中分配财富与权力。有些孩子学习了中下层领导所要求的品质和言谈举止，其它人学习了积极跟随者的角色，习惯于充当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下层人物。266

加入团组织要经过严格的手续，旨在有保证地吸收那些有志者。首先要服从组织纪律(向团组织靠拢)，其次要在同辈群体中发挥“先锋”作用。反过来，一旦被接受入团，积极分子的双重身份便更增强了他或她原来就有的服从组织要求的人格，此外，这种双重身份还会激发新的情感需求和行为模式。在团里，区和白都获得了这样一种自我形象，就是他们已被授权去领导和支配同辈群体中的其他人。同样，那些没有人团的采访对象也谈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那些刚刚入团的人，一经入团便另有打算，企图用唯唯诺诺的态度，从谦虚的学生转变为自信的导师。267

角色扮演包括文字表现技巧;要自觉地把握一种与积极分子角色地位相适应的讲话的方式和方法。随着这种角色扮演和增强个性的倾向，他们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相互促进，小学中的孩子开始是学生干部，而后在中学便成为团员，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在她以后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一直继续扮演过这种角色。这种角色扮演似乎是将行为者纳入一种成功的社会化轨道。267

官方的积极分子在扮演其角色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群体利益。他们认同于政权，作为它的成员，这个政权又给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当文革爆发时，他们身先士卒，表现为服从集体利益，坚决保卫党委。那些被排除在自来红的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团员只好加入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到后来，出于同样的原因，少数团员成了造反派的重要的领导人。由于官方的积极分子习惯于屈从权力，并且甘心情愿地作为改权的附属品，他们就不可能成为造反派。从另一方面看，那些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则不具备政权代表的自我形象。作为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受到了压制，这就为他们以反叛者的方式进行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机会。267

她还十分担心自己思想中那些不赞成权威人物的因素，总感到自己无力把这些想法克制下去。由于这一重要原因的影响，她很难灵活地适应权威的控制，她下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一不足。由于害怕自己受到羞辱，她渴望证明她的优越地位，并且得到同辈群众的尊敬。所有这些都是那种学校制度中所鼓励的，从而她坚定了去适应社会的信念。可以说，她在培养自己的摩尼教世界观方面是成功了。268

然而，一旦她进入中国以外的新的社会环境，她可以很容易地改变道路，寻求适应新环境的准则。当醒悟到遵从以往的社会准则没有任何回报时，她便放弃了旧准则，因为她认为那些准则带来的是失败。她无须伪装成无私者了。她使用利己主义的观点和语言，以不衰退的力量去得到新社会的认可。尽管她人格中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改变，但还是保留了部分以前的个性特征，消除并压制了其它部分个性特征。270

在国内，无论是区还是白，他们的行为都是近似的。他们坚持黑白对立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是非界线是由党的领导划分的。他们都谴责和惩罚那些未被认可的道德观和不规范的行为。对那些所谓是“阶级敌人”的人，持有严肃无情的成见，把他们看作是圈子外的卑鄙小人。他们向往在一个团结的集体中，不同身份的人都和睦安全相处?区和陈（270）都寻求分享荣誉和权力，这种荣誉和权力是作为凌驾同辈人之上权威所应有的。总之，他们都带有权威人格的传统特征。

我认为，比起区和白来，张和邓有些逊色。张和邓仍然保留着在学校中接受的观念，他们既不是官方的积极分子，也不是坚定的追随者，总是处在圈外人的不稳固的地位上。他们与区和白在态度上的不同，部分地反映出他们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曾对为党献身充满激情，而是在所投身的社会洪流之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防卫，并且在内心世界中筑起对抗组织纪律的堡垒。他们有时反对限定的规范，不愿随波逐流，为坚持自己的个性而斗争。作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头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统治他人的机会。这可以在邓的独裁式领导作风中现时出端倪。但是，那种从社会和组织所规定的义务中摆脱出来的愿望强烈地激励着他们，这种愿望已经超出了他们试图控制他人思想行为的权欲。对那些打上了社会烙印的人，他们并不歧视，也没有摩尼教的观点，反而乐于接.受异端思想。他们对人和事物以自己的评判为基础，而不是感情用事。而白则把他们看作是完全违背了意识形态原则的人，区在这样做时，则带着寻求权威赞赏的焦急心理。271

张和邓那种勤奋和一丝不苟的自我锻炼，以及良好的自我修养，最符合党所赞赏的权威人格。但他们并不违背自己意愿而屈从权威人格的要求:事实上正相反，他们的奋斗带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他们到香港之后，这些自我完善的努力与追求也随之崩溃了。在提倡自我（271）约束的社会环境中，张能够成为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可一旦取消了外界压力，他毫无疑问，也会成为一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

六十年代的早期至中期，学生们的压力愈来愈大，他们必须对正统政治俯首贴耳，坚贞不二。在这种同辈群体内部的竞争中，团支部作为表帅，严密地监督着学生们的行为，并对积极分子给予表彰。渴望入团，并且希望通过入团得到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心理，使得一少部分年轻人的学雷锋运动已成为超理性的狂热时，仍敢在政治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学生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是在同辈群体的压力下进行竞争，并且在竞争中扮演角色。一切自发的行动都受到了抑制，因为这些自发行为将有损于教条和纪律的实施。非常规的行为，在政治原则的层次上是要受到同辈群体的攻击和谴责的。272

用绝对的范畴来定义社会关系，便促使在人们的观念中掩盖了新社会的产生不同于革命前的社会，新的社会分工是由权力关系的差别造成的，而在旧社会则是由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掌握程度造成的。作为列宁主义党执政的结果，便是已在统治集团的各个阶层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权人物，这就象迪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一样。毛泽东本人是反对这新产生的特权人物的，但他无法在不放弃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对党的控制的条件下，去消除新特权人物的权力关系。毛泽东的反应是，一方面发动群众运动并整顿腐化堕落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同时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274

整个六十年代，那些官员与他们的孩子们一直努力保护（274）和扩大他们的特权地位并使之长期坚持下去，方法便是把具有保护色的列宁主义和阶级路线相结合。在文革前的学校里，干部子弟一直在寻求如何继承父辈们的特权，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那种婆罗门式的“红色阶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年轻人才能担任领导职务，比如他们自己。

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在新社会中是大有机会的。他们广泛地接受了学校里教给他们的有关“阶级”的观念。区和白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已经成功地与不符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溶为一体，而是他们在此基础上，还存在着自己的观点，也就是有理由获得自身的利益。作为可以团结的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享受着优于“反动阶级”子女的先决条件、这些中产阶级的子女发现，在他们自己和反动阶级家庭的子女之间划一条界线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尽管这条界限带有明显的偏执。大多数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准确地说，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保障，所以不象那些出身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那样强烈地仇视被污辱的阶级。总之，他们本身也有可能成为阶级路线的牺牲品，因为它过分强调阶级仇恨。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对此曾有过一个十分贴切的说法，他说：“ 我们同样地背着阶级包袱。”275

红色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在官方的宣传和鼓动下，已经自觉地成为学校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而干部子弟身上的优越感和特权地位却妨碍他们自觉地革命。尽管他们最能保护.现有的一切，但同时又最不服从学校的家长式特权。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相比，他们对自己的二流的学习成绩有一种不稳定感。只要他们感觉不稳，或者感觉优越时，他们欺负弱者的倾向便极为强烈，就象文革中表现的那样。276

在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登峰造极的时期，干部子弟卷入了最偏激而且最野蛮的权威行为之中，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出身的子女却比较谦恭和随和，即使在他们有机会表现偏激、野蛮和暴力的时候，也还是比（276）较克制的。一般说来，阶级出身越好，权威人格就表现得越强烈。

即使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我们也不得不说，同一代的各阶层学生(也许黑五类除外)都不同程度的具有这种社会性格。在那些年月里，中产阶级二等公民对权威人格已习以为常。他们中间大多数和出身好的积极分子一样，都是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虔诚的崇拜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同样不能容易有反传统的思想和行为;同样热衷于迫害“反动”教师的活动。除去张以外，在我的采访对象中，仅有一个人对他，周围的种种行为感到恐惧。277

毛泽东头脑中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少数社会斗士拉到现实中来。历史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和压力也随之产生。思想体系可以根据人们的自我利益来转移:由于考入大学和找到工作越来越不容易，这就使学生中的对抗心理增加了，本来就紧张的阶级问题日益激化。综合起来，在那些年中，由于学生们越发疯地争当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这代人中的权威的社会性格变得更加突出，远远地超出了政治社会化所预想达到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中这些极端的权威人格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使党的领袖目瞪口呆。278

年轻的一代人仍然要进行社会化。对待这新一代的青年，当局仍然使用一些对待上一代人的方法来教育他们。1977年，带着某种炫耀色彩，一场新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又开始了。八十年代的中期，模范英雄仍然是党的“驯服工具”。空言与真实，理想与利益之间鸿沟再一次通过对党的坚定信仰和积极分子的顺从而联结起来。279

文化大革命为先前的一代人与后来的一代人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对我的许多采访对象来说，文革中渡过的岁月象征着他们生活中的分水岭。渡过了从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的青年人只懂得一种单一的“真理”，现在突然面临着现实中的复杂的政治冲突。那些动荡的年月摧毁了积极分子理想主义的美梦。骚动年代的副作用及其余波现又追上了尚未成年的第二代。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上一代人单纯的理想主义，这一点可以从采访对象的兄弟姐妹以及外甥男女的谈话中得出结论。采访对象们常常带有某种怀旧情感，感叹于“我们的革命热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对他们的年轻的亲属们表示轻蔑和藐视。他们绝望地谈到，年轻的一代人缺乏革命意识，缺乏事业心，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对教师表示出失望。280

tuffy05

Anita Chan, BA (HKU), MA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MA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Sussex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Email: anita.chan@anu.edu.au




Biographical Statement

Anita Chan was born and educated in Hong Kong. She received her first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Masters degrees at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and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1980 she was awarded a doctorate in Sociology by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In past years she had been associated in various capacitie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Leide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1987 she has been located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he publishes mainly in English. Some of her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in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Anita Chan began her academic career with publications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Chinese rural society, mass protest movements, Chinese dissidents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Her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Chinese labor issues. She has published widely on Chinese workers' conditions, the Chinese trade union and labor rights issues. She is committed to campaigning for labor rights to be recognized as human rights.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

The study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chain using Wal-Mart as a case study. This project involves a consortium of five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is partially fun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Asian-Pacific Studies at ANU.
The study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the Global Production Chai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ina and Vietnam compared". This three-year project is funded by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and the research is in collaboration with Dr. Wang Hongzen of National Zhong Shan University, Taiwan.
The study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Asian-funded factories in China.

Key Publications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254 pp.; two Chinese-language versions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and in Taiwan.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46 pp. A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5 pp. A new edition, researched in 2006–07, is 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 (2009).
Zhu Xiaoyang and Anita Chan, Xiangzheng yu Anliu (Symbolism and Undercurrents: The 1989 Mass Movement), (Taipei: Daohe Press, 1994), 347 pp.
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2001), 244 pp.

Career Highlights

She was awarded by the Australia-China Council the Alice Tay Memorial Award (in the Area of Human Rights) for 2004.

In 1993 she was awarded a five-year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Senior Fellowship, and in 1998 a five-year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Senior Fellowship. In 1993-2005 she was the co-editor of The China Journal, one of the two pre-eminent Western-language journals on modern China. In 1992—99 she was editor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1988 she was awarded a one-year Research Fellowship granted by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he currently sits on the board of a number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journals and also on several international labour NGOS around the world. She also edits China Labor News Translations (CLNT) (http://www.clntranslatio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