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官方文革史、毛时代史出版（中共党史第二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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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第二卷出版，重新评价了毛主席和文革
             -------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否定文革，肯定文革十年的建设和外交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编写历时16年，凝聚了几代党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这本书的出版，其实就是中共继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毛主席和文革作出全面评价后，在整整30年后的今天（建党90周年），对毛主席和文革所进行的第二次评价。评价总体思想：“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该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该书在对文革和毛主席的第二次评价中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否定文革，肯定文革十年成就，做到实事求是；2.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3.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直面党在文革期间犯过的错误；4.党所犯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组织、党集体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犯的错误，而不是某个个人犯的错误，所以不能把错误归结到某个人身上；5.写错误是为了以后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不再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6.明确写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1000多万人（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7.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8.“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为了在社会层面与民间研究、地下刊物，甚至海外媒体争夺对党史的解释权，应扩大正统党史的影响力，使其回归到社会关注的中心。决不允许有人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地位，这对于百姓生活、社会稳定、政权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习近平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1978年—2011年）什么时候出版，新闻没有交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校订重印。为做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学习和宣传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今日联合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纳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有关安排之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进行学习。要把该书作为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基本教材，纳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作为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要同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历史衔接起来，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有关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这29年历史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放在党的90年历史中来认识，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所讲的三个必然性），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通知》最后要求，各级宣传部门要统筹安排好该书的宣传工作，注意发挥好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加大该书出版发行的宣传报道力度，有计划地组织发表一些有分量的学习宣传文章，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提供服务，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他提出，对中国共产党这29年的历史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张启华说，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负有集体责任。

“探索就会犯错误，原因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头脑发热的主观原因，加上国际上的一些客观原因。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纠正错误，纠正虽然不彻底，但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摔跤中走过来的。”

“《党史》二卷既充分肯定文革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早在2010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为了在社会层面与民间研究、地下刊物，甚至海外媒体争夺对党史的解释权，应扩大正统党史的影响力，使其回归到社会关注的中心。”

“党史就要重新进入高校了，现在就开始陆陆续续编教材。”石仲泉说。他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史退出高校必修课之后，“现在我们的不少年轻人党史知识很贫乏，不少各级领导干部，所了解的党史也很不完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杨林兴注意到，地摊上的一些党史题材的书销量很大，拥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他认为，这既说明大家需要了解党史，也因社会的喧嚣，人们失去了阅读枯燥论著的耐心。           


文：崔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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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16日 09:22:24 　来源： 《人民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正式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闻出版总署于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社会团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部分地方党史部门负责人，部分党史、国史和军史专家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会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作了发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和编写情况作了介绍。

    与会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党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大量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全面准确地记述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９年里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是一部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都非常强的党史精品力作。该书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推进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提供了辅助材料，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历史的学习教育提供了权威教材，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历史重大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进一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生动读本。

    有学者指出，去年７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此后出版，格外受到人们关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用事实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党，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蕴藏着何等生命力，具有何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政治品格，能够毫无愧色地担当起中国各族人民领导者的光荣职责，这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有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三个特点：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２９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也如实反映这一时期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第二，做到了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第三，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设计精心而周密，整体结构合理，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有学者强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２９年的党史，蕴含着我们党治党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这些丰富经验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总结，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好教材。学习这部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有利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与会者认为，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历时１６年，反映了我们党对研究和总结自身历史的郑重态度，而在当前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的形势下，党中央批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更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会者强调，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记者李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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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署长谈《中共党史》二卷：它是一个基础
2011年01月15日 16:55 凤凰网历史专稿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条
核心提示：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表示此书对中国共产党建政29年的历史研究可以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



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来源：资料图）

凤凰网历史专稿

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闻出版总署于1月14日就此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凤凰网历史频道独家对话时，表示此书对中国共产党建政29年的历史研究可以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国共产党建政29年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展示，并对很多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此举是否意味着日后的国内党史研究将会以本书作为基础？柳斌杰告诉凤凰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客观真实地反应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29年的这段历史，回顾和再现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党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研究可以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

具体来讲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不回避挫折。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9年中的挫折并未加以回避或隐瞒，将其真实完整的体现在书中。

第二，不刻意夸大党的历史问题与成就，而是将真的事件放到历史环境和国际大环境之中，以变化的眼光去考察。从根源上了解事件的发展，具体分析事件发生的环境，得出了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论断。

第三，深刻的反思和总结经验，对一些政治权益性的常识性问题，进行正面的思考，教育我们防止、纠正可能影响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教育人们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借鉴意义。

柳斌杰最后告诉凤凰网，该书对这段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大家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历史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去研究，但“并非说这本书的出现，就是终结这段历史的研究”。它只是提供一个基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解决了研究的思路和基础材料的问题，“学术上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不意味着不能超出（本书）。”

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新华网北京1月11日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已于今日正式出版。该书编写历时16年，凝聚了几代党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该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分上下册，全书98.8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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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14日 07:11 中国新闻网

核心提示：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王全宝 王迪，原题：《中共《党史》二卷问世 客观评价建政前29年功过》

《党史》二卷问世：“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外界眼里，张启华是敢说真话的人，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作为历史学者，张启华认为，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国新闻周刊》和张启华的对谈就从这句话开始。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党史》二卷反映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本书任务是对这29年历史进行客观叙述，同时作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更需研究者反复研究讨论，以取得正确认识。

事实上，本书稿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的多次审读、反复修改，同时考虑到在一些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还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这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样一部长篇著作，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并不算很慢。现在完成的《党史》二卷，有9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些，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但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

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

张启华：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一开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别统一，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也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肯定，犯的错误太多，伤人太多，持否定态度。

为了统一思想，也为了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清晰，我认为确定这段历史的主线是个重要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主线。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前辈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们的贡献。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

总之，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段历史的编写，中央领导人有何指示或态度？

张启华：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党史》二卷写的这29年。这是我们写这29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个根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邓小平、薄一波对这个29年也有许多指示，都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在2010年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要明确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们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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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重要的党史著作——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逄先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年01月14日08: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离我们很近，同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学习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怎样把一个四分五裂、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哪些重大步骤；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又遭受了哪些严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犯错误、遭受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而始终立于主动地位；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了怎样坚定而有理有力的斗争；在严重困难面前，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去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党是怎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的领袖们是怎样殚精竭虑、苦苦思索，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采取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何等地令人钦佩，等等。了解了这29年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29年的否定，它恰恰是在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29年党史的真实纪录，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阐述。它的出版，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对于党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写党史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即党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比如，对“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作了详细叙述，同时也讲到另一面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部党史在讲党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我们党就是在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这部党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评价就是这样，书中说：“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对于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部党史也写得比较公道，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

　　第二，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这部党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过程中都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当你读了一段事实的叙述之后，感到需要评论的时候，一段精彩的评论果然就出现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满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和数字，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铺直叙，材料和观点融合得比较自然。对于重大历史问题，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并进而说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比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党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它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来说，当时情况是，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优胜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胜于私营企业。正如书中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同时，书中又指出了“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以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第三，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书，主要写历史发展过程，但不能写成编年体。这段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统战、外交、党建等等，头绪纷繁，非常复杂，而又互相联系。因此，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需要有精心而周密的设计。我认为这部党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整体结构是合理的，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比较强，前后连贯而不重复，可以一口气读下来。关于结构，有两点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一是关于前七年要不要分为两编的问题，即所谓“前三后四”。我赞成现在这个本子的划法，把前七年作为一编。前七年中也有阶段性，即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后四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和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实，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社会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正如书中所说：“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前三后四”这两个阶段，同前七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一个层次的历史阶段，不宜分成两段同它们并列，而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说过，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关于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在第二卷好还是将来放到第三卷好的问题。这两个方案都各有其道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决定放在第二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如果第二卷以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作为本卷的结束，读完全书会使人感到压抑、茫然，中国将向何处去呢？得不到答案。以第四编作为本卷的结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况：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有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人们看到了重新振兴的希望，令人鼓舞。

　　第四，文风比较好。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别是一些点睛之笔、提神之笔，读后令人感奋。书中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风采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它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多年来党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以翔实的材料，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这部党史的出版，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有助于正确把握未来。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有新的认识，受到新的启迪，温故而知新。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读了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前人的艰辛探索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汲取经验和教训。

　　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这是广大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所热切企盼的。

近些年来，人们在议论这样一个问题：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解体了，而中国共产党尽管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却是永葆青春活力，越来越壮大，坚强有力地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向着自己的目标阔步前进，这是为什么？我想，只要了解和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特别是读一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会得到答案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倍加珍惜党的历史，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教材。对于全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学习这部著作是非常有益的和必要的。

tuffy05

中共党史新着坦承三大错误
三年“自然灾害”死1000多万人
（香港）   (2011-01-15)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网报道，为向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献礼，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産党历史》第二卷近日正式出版。该书编写历时16年，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书中坦承这段历史期间中共犯了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三大错误，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并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报记者马浩亮北京十四日电】
　　《中国共産党历史》第二卷分上下册，全书98.8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産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经中共中央批准校订重印。二卷把29年划分为4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年10月─1956年9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文革”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编撰16年高层拍板定稿
　　据本报了解，《中国共産党历史》第二卷从1995年开始，在16年编撰过程中，历经数十轮次修改，经由上百位党史专家学者反覆审读修改，多次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并征求多位党内元老的意见建议。最后定稿也经过中央高层亲自拍板。
　　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把该书作为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基本教材，纳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作为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斥“文革”全无进步意义
　　曾主管该书编撰修改工作的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曾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之所以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一个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中共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存在较多分歧。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中国共産党历史》第二卷归纳了29年中中共犯过许多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都作了详细叙述。
　　书中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称其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披露三年灾害死亡权威统计
　　该书中还披露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死亡人口数据为1000多万。张启华对此解释説，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该书数据“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张启华説，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説4000多万的，还有説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説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
　　但“1000多万”的这一数字仍受到众多中国网民的质疑。

tuffy05

党史第二卷出版引发关注 编撰人回应敏感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8日07:11  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2月28日消息（记者季苏平）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正式出版。在中共已经走过的三个30年中，这30年，因为犯过一些错误，存在一些争议，因此，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段历史如何自我评述，引起各方格外关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参与了编撰这部历史巨著的全过程。记者通过对他的专访试图寻找这30年党史背后的16年。

　　1995年正值盛年的章百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被调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其后的15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写这部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30年的历史。“16年磨一书”，用章百家自己的话说，自己也从年富力强写到了满头华发。一般来说，完成类似规模的历史著大约在十年左右，为什么《党史》第二卷这样一部史书却用了整整16年呢？

　　章百家：书本身要比较成熟了，就是党内各个方面都觉得这本书可以接受，就是这本书的写法和结论（都能接受）。所以这本书不是由史家自己来写的这本书，它反映的东西呢，一个是中央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另外它也是史学界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党史学界研究的成果，而且它反映的是主流观点。

　　事实上，199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集中力量编写党史《二卷》，完成初稿花了5年左右的时间，而此后的修改经历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今天与读者见面的这部史书，与现有的众多党史读本相比，所用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相当正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具有新意。章百家认为，作为官修历史，与一般学者个人编写历史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

　　章百家：这本书他的主要作用不是在某些方面对传统观念有突破，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现在认为最靠得住的观点集中在一起，把这个告诉大家，它要反映的是党的历史中最基本的方面。

　　实际上，在章百家看来，《党史》第二卷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创新。以前很少涉及的党的决策过程被详细的记录到这部鸿篇巨制中。

　　章百家：你不能说我们写一个书，我们把这个过程写得很细，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这个在学术上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不等于会推翻原来的观点。

　　党史《二卷》共近百万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篇幅大约占全书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约为30%。写“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篇幅，约为全书的20%。这三个十年为什么没有平均用力呢？章百家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影响力大”这个筛选原则的。

　　章百家：建国期间你别看时间短，同时一个时间里都是干六七件大事儿，比如建立新政权，内战还没有结束呢，结束内战，然后开始进行各种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稳定经济，那你写成文字势必就长了。另外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变化也大。像文革，那时候事儿也特别多，文革本身对中国影响特别大，但是每天发生的那些事儿，斗过来斗过去，它对历史有多大意义？所以这部分内容相对来讲就会被压缩，而且文革后期，文革搞也搞不下去了，大部分人也没心气儿了，我们都经历过哪个时期都在家里打家具。中间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从58年到文革前，还是可以写得长的，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多，但是心路思想可以写得非常多。

　　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几十年来，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采用过的一个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国的人口死亡总数是多少，书中没有作表述。章百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章百家：后两年我们找不到统计数字，那学者的统计各种各样，我们使用任何一个人的数据，都会引来其他人的反对，这个书的定位就决定了它不能采用争议比较大的数字。

　　虽然说《党史》第二卷在观点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结构上也进行了苦心的安排，但章百家认为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突破之处的。他最看重的则是这本书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党的重要人物的看法更加客观，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例如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承认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另外在党内，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某些观点和看法是给予了肯定的。

　　章百家：现在对党史的问题评价不像以前似的非对即错，就是党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他是对呀还是错呀，实际上你想想，凡是真要进行决策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他不会简单地说，这么做就都是对的，那么做就全是错了，他一定是这么做有利有弊，那么做也有利有弊，就看谁利大于弊。